可以很好的提升民族的自尊心，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可以吸取以往的经验教训，让将来走的更好，不要犯以前犯过的错误。

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社会的作用

序言
在复旦大学80周年社会学系系庆时提出了研究“上海学派”的重要性，向社会学系的同学提出了务实的要求，因为恰恰是上海在传承过去迈向未来的中国全球化转型进程中处于一个焦点的位置，研究上海是相当有价值的，这篇论文是作为全球化合作课程的作业，相对集中的讨论是针对中国传统思想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作用与意义，我在涉及到具体问题时会以上海为背景加以讨论。
正文
从最近的一个时事新闻讲起，跨栏健将刘翔和篮球明星姚明被授予上海形象大使的荣誉称号，理由是刘翔象征上海发展的“速度”，姚明象征上海城市形象的“高度”，这里并没有对这两位优秀运动员的成绩有所质疑，只是对于赋予上海形象以“高速度”与“高高度”有所联想，我想这里“速度”的用意指现代化、全球化进程的速度，“高度”一定程度上指上海的建筑群的高度。勿庸置疑，上海现代化的进程速度的确让海外学者感叹道“没有城市能够像上海那样顺利的推倒旧社区”，上海18层以上的建筑的数量已经超过了整个日本18层以上建筑的总合，但是这种高度和速度中是不是也存在着在全球化进程中上海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呢？
这里我只管中窥豹，浅谈上海的建筑方面的“速度”和“高度”。城市社会学中一个流派就认为现代城市的建筑应当是一种“承载人的容器”，建筑设计的基本理念使用尽可能简洁的线条与片面勾勒出最大有效的空间，现代城市中尤其是80年代后的建筑所处可见秉承了这种风格的建筑，摩天大楼、体育馆、写字楼、医院、学校等等。上海也正是在这个时代迅速发展起来，于是这些与现代化伴随而来的硕大的“容器”雨后春笋般的建立在石窟门的天井、老虎天窗的废墟上，十里羊肠氤氲与暧昧的百转千回消散在拓宽的马路，老洋房上的爬山虎依偎不上冰冷却擦得发亮的大立面落地窗。突然有一天，我们觉得站在陆家嘴十面埋伏的商务写字楼中不知自己生在何处，如果隐去走动的人群，从画面中很难判断是在纽约、东京、北京抑或是上海，遥望黄浦江对岸的外滩，惶如隔世。
人不仅生活在一个空间中，也是生活在一种记忆中，这种记忆是随时间的沉淀下来的传统文化的记忆，而建筑恰恰是承载了城市的记忆，肃穆的教堂、风情各异的别墅、古旧而朴素的民居，这些性格各异的建筑，因为与人发生关系，因为被人间烟火缭绕过，它才是鲜活的。而城市现代化进程中一味追求“国际标准化” 建设的速度和规模就像一块橡皮擦把记忆的符号迅速地抹去。
这里我置疑何谓城市的“国际标准化”？
如果是指把城市建设成为某一个标准模式，诸如高楼林立，立体式交通，以及穿梭其中穿着各行各业制服的人们，那么它便没有地域的限制，它可以在亚洲，欧洲，也可以是非洲的某个小岛上，只要有类于“压模器”的力量来推动就可以迅速在全球任何一个角落崛起一个象征现代化速度的国际标准化城市，就像全球连锁的麦当劳餐厅，都薯条、汉堡和可乐，而且所有餐厅内食品的味道都是千篇一律的。但是用食客的心态来看是一样，人们总愿意尝试不同口味的菜肴光顾不同风格的餐厅，不会总乐于到麦当劳中去填饱肚子，如果所有的城市都趋同一个模式隐去其文化的背景，周游各国城市就变得索然无味。
在城市面临全球化进程中正是遇到这样的一种危机。当原先本土地文化被轻易的抹去，打上统一的所谓“标准化”烙印以显示出全球化的力量与效率，就像给古董上流水线工厂，当意识到得不偿失的时候再去仿古变成了假古董，蕴涵在原物上的文化痕迹与记忆符号已经不复存在的，城市变成失去记忆没有根基的容器。当我们看到海归人士回到上海故土感叹认不出来了，惊讶城市变化之巨大，却只有在看到儿时记忆中出现过现在却人去楼空只剩下断壁残垣的动迁老宅时老泪纵横感慨万千时，我们应该为城市建设感到无比骄傲还是一丝遗憾呢？
说到这里，我似乎一直在关注城市建筑的问题，只是为了以小见大——全球化并不是指全盘西化，虽然在全球化进程中与西方的合作与交流非常重要；西方的标准也不是“国际化标准”可以适用到任何一片土地，尽管城市建设和开发中正在受到这样一种压力。全球化进程中的统一化模式在中国就并非有良好的文化根基性，但是一旦本土文化遭到彻底的破坏就如同一个人得了失忆症忘却了鲜明的个性、生活方式、思维习惯等等，可能一定程度上在一张白纸上画图要比画龙点睛容易得多，这个失忆人很容易趋同于他人的生活模式融入新的游戏规则，但由于这种全新的游戏规则是他人定下的，在日后的游戏中失忆人不能用原先的理性去反驳要求改变现状而必将处于被动的不利位置，被牵着鼻子走之外，是他失去了个性，没有性格的人当然无以吸引他人的关注和尊重。
那么，处在转型时期的中国依靠什么能够应对全球化背景所带来的压力？那便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及贯穿其中的民族精神，这是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博弈的支点。在民族的意识形态中有超越性意识形态与世俗性意识形态，一个民族越是发达越是强盛就会越强调其形而上之超越性意识形态，于是在不久前首次全球祭孔活动中也是有把孔子作为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象征符号予以强调和肯定的意味，中国人很清楚中国对西方的吸引之处和魅力所在永远是随着五千年沉淀下来的文化内涵，正如外国人到中国北京旅行一定会去看长城、故宫，不会对北京亚运村有太大的兴趣。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社会的意义正在于保存本土的民族个性，不至于失落于国际标准化大工厂的趋同格式。
同时，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个人源于传统文化而会具有一种民族文化认同感，甚至说这种认同感是跨越国界的，再以全球祭孔来看就是海外华人自发对自己文化根基的一种肯定，并通过仪式来巩固和发扬。这里让我有一种联想，中国传统文化的功能一定程度上与涂尔干看待宗教的社会功能有相通之处。涂尔干认为个人最初是通过宗教仪式加入集体生活的，宗教仪式有助于团体的整合，是社会加以重新巩固肯定自己的手段，同时宗教保持并发扬了团体的传统继承性，这在某种程度上对一个团体的独特道德面貌是至关重要的，现在与过去的仪式中的联系就是个人与团体，传统与当今的联系。涂尔干地高明之处在于他提出了宗教类于纽带的社会整合作用，类比中国的传统文化，可能是一种儒家、道家、佛教以及近代马克思主义等等多种思想体系的融会变通后一种多元体系，但是几乎每个中国人都能辨别出某事物是否具有这种中国传统文化符号的痕迹。同样中国传统文化也会具有宗教的社会功能，诸如个人与团体的联系，个人在集体中的自我认可，传统性的传承等等，我想在当下倡导和谐社会的背景之下，中国传统文化的保留与发扬还是有相当的实际意义的。
综上所述，我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社会的作用的观点主要是两条：首先是面临全球标准化趋势的压力下，中国传统文化是现代中国社会保持其个性与活力的灵魂所在；其次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于现代社会的整合功能。
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形成的历史,也是社会文化由分裂而融汇—独尊的历史。因此,当宋儒融儒、释、道于一炉,以理学一统天下时,很容易被后人看成是儒家学说在文化整合中的胜利和传统文化整合的最后完成;当清末以来西方文化的传播和现代化进程的开展在中国受到阻碍时,激进的思想家们大多把对现代化的强烈愿望,寄寓于对传统文化的过度整合性和儒家文化专制的痛加鞭笞及对多元文化的热切呼唤中。而稳健一些的学者,则刻意强调儒家学
一、现代生活与传统文化的内在关系

关于现代生活与传统文化的内在关系，借用美国文化社会学家E·希尔斯的话很能说明问题。他说：“即使我们承认，每一代人都要修改前辈传递下来的信仰和行为范例，我们还必然会发现，大量的信仰过去被拥护，现在仍然被拥护，许多行为范例过去被奉行，现在仍然被奉行，而且，这些信仰和模式与近期出现的范型相互并存。”[1]这短短的一句话包含了四层意思：一是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已发生“错位”，传统文化已不能完全适应现代生活；二是传统文化有很大的稳定性，因而现代生活中仍存在着传统文化的某些因素；三是尽管现代生活仍继承着传统文化的某些内容，但这种继承不是一成不变的拷贝，而是有所修改的被接受并发展；四是现代生活在创造着新的文化。这或许可以用错位——继承——发展——丰富来表述现代生活与传统文化的辩证关系。

（一）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的错位

现代生活是不同于传统生活的生存模式。适应传统生活而产生的传统文化，作为一个完整的文化体系，已不能完全适应现代生活的需要。这是由于传统文化本身以及时代都处于不断的发展之中。从其本身来说，传统文化都有两重性，既有积极进步的一面，又有落后、腐朽的一面；从其发展的不同时代因素来说，由于现代反差，传统文化既有适应现代生活的一面，又有不适应甚至阻滞现代生活的一面。由此导致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发生了错位。

（二）现代生活对传统文化的继承

中国传统文化虽历经挫折、甚至像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革”那样的摧残而薪火不灭。这里面有着深刻的原因。从传统文化的本质属性上看，传统文化有其时代性，依赖于一定的历史条件，但除去其含有的时代性因素，还包含着普遍意义的内容。这部分内容可以为现代社会所继承。例如人与人之间的互爱互助、重视家庭、诚实信用、正义勇敢和爱国等等文化特质仍是现代人的生活信念。其次，对一个民族来讲，传统文化并不是可有可无的，它是现代生活的文化基点和历史条件。任何一个民族的现代生活都不能建立在虚无基础之上，而必须建立在一个被批判过的传统之上。马克思深刻地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2]

（三）现代生活对传统文化的发展

现代生活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并不是原封不动、一成不变地传给下一代的，而是有选择、有创造、有意识的文化发展过程。有选择，是指现代人在对传统文化进行科学、细致的分析之后，选择其有现代价值的精华部分继承下来，抛弃其不适应现代生活的糟粕。有创造，是指通过对传统文化精华部分的重新阐释，赋予其新的内涵和形式，使其更适应现代生活。有意识，是指现代人作为文化创造和选择的主体，要有主体意识、自主意识、文化意识和反思意识等等，积极能动地、独立自主地接受和吸收传统文化并使之为自己所有。这样，经过现代人继承的传统就有了某种不同于它从前的特点，具有了新的表现形式和规定性，成为以现代生活方式呈现着的文化传统，成为融入了现代生活并流传下去的传统文化。

（四）现代生活对传统文化的丰富

现代生活也在创造着新的传统文化。现代人的生活决不是简单复制已有的传统，相反，它是指向未来的一种创造。在现代生活中，根据变化了情况，创造出我们传统中所没有的、崭新的东西，它们中具有遗传活性的就会流传下去成为新的传统，从而丰富了传统内容。 转贴于 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http://www.studa.net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是儒家文化，它的现代价值，首先表现在对其它文化的开放性上。这是中国传统文化能够发展到今天并在现代社会发生作用的一个基本的前提。但传统文化或儒学的开放性还有它特定的意义，那就是主张每一个体对于他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国家的开放性，强调个人对社会国家具有参与感。这种参与感的特点是重在参与的实践过程本身，而不是过分看重当下的功利性的结果。在如此的文化模式的熏陶下，人们能够暂时忍受艰难困苦，孜孜不倦地努力工作，这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化实现的重要文化动力。

在科学已经成为群体和社会的取向的氛围下，在群体的要求下接受和追求科学也就成为了约束自己行为的道德自律的真实内容。修身养性的自我品格锻炼可以转化为树立、培养和坚守对科学文明的向往和信念。在某种意义上，当代中国的科学热情前所未有地高涨，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伦理在促成和助长这一趋势过程中的积极的作用。而且，中国传统文化主张求变，《周易》讲："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可以说中国文化的现代价值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它大张旗鼓地宣扬通过变革以求发展的精神。可以说，变革与发展的互动，在当今中国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实践中，表现得最为突出。

就人生价值来说，传统文化突出地强调了人的精神需求的重要性，而当鱼（生命）和熊掌（道义）不可兼得时，舍生取义便成为了人的自觉的选择。如此的"正气"塑造出了坚韧不拔的民族精神，维系着绵延不绝的文化传统。但传统文化并非不重视物质生命的价值。以物质生命承传为基础的孝道思想，使承载于生命的道德意识和自然知识的传播推广受到重视，不论是为功名、为财富、为名声，它都鼓励人的积极努力。尽管这个"为"的有意识追求本身在宋明以后成为"人欲"，但作为一种内在的动力机制，它实际上支配着人的日常生活实践和价值追求。正因为如此，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认为儒学与现代化无缘的绝对化的观点实际上是不恰当的。

中国文化的核心范畴和中国人追求的终极的价值理想就是"闻道"。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而儒、道等家共同尊奉的经典《周易》提出的"一阴一阳之谓道"的思想则是最为全面深刻地反映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所在。它既是传统的，迄今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发展；同时又是现代的，甚至与后现代文化也可以相容。一阴一阳和合而成之"道"，是"和而不同"的思维传统的产物。无论是阴是阳，任何一性自身都不是完善的，而不完善就需要向完善化方向发展，就需要异性的补充，就需要外来之性与自性的亲和与转化。这一点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为中西互补提供的最为重要的理论依据。

就流行的以天人分合模式看待中西文化及其价值的观点来说，中国文化既非典型的天人二分，也不是简单地一体合一。而是有合有分，分合互补。天人合一缘起于人与自然的原始亲和关系，道家的天人合一是建立在自然无为基础上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儒家的天人合一则主要是作为道德理想和精神境界发生作用，是儒家学者以伦理为本位建构自己的世界图景的产物。认识人与自然的差别并进行合理的调节，考虑和尊重人的价值，并使人的作用得到最充分的发挥，是天人有分思想最为重要的特点。正因为中国哲学是合一与有分的统一，所以并不缺乏作为哲学的基础的主体性的观念。相信人本身的力量，相信主体能够把握客体，既是天人之际思辨的最合理的内容，也为今天中国的现代化所必需。
1、名词解释中国传统文化(traditional culture of China)是中华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是指居住在中国地域内的中华民族及其祖先所创造的、为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所继承发展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历史悠久、内涵博大精深、传统优良的文化。它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的结晶，除了儒家文化这个核心内容外，还包含有其他文化形态，如道家 文化、佛教文化等等。

两个字，中庸儒家文化

中国有众多的传统文化对现在社会影响是非常大的，因为传统文化已经和教育和经济都相通了。中国现今的文化输出主要是以教育为主，因为文化的传承是一种精神与物质的结合，所以，中国的传统文化一直是流传已久的历史瑰宝，更是现今文化发展的基石，当前，文化和创意融合是大势所趋，而将文化商业化，也是当下文化创意发展的必经之路。所以，传统文化对于社会经济教育的发展，都是大有裨益的。

一、中国传统文化创意化发展，已是迫在眉睫

在中国内地，文化内容同质化严重，而此时结合现代科技的文化创意产业应运而生，其发展前景是非常可观的，因为越来越多的人将目光投放在了文化创意产业上，而现今传统文化的主要输出方式是以从小教育学生，经过给孩子设置一些课程的教授，让孩子从小就接受文化的熏陶，从人才素质及教育培养方面提升文化的输出。 

二、中国传统文化不断商业化，推动社会发展

为什么中国传统文化这么优秀，却迟迟没有人愿意接盘呢，就是因为传统文化太古与同质化了，如果你现在问一个年轻人，京剧和江淮戏有什么不同，没人会给你答案，在他们耳中，那都是戏剧，具体是什么他们也不知道，所以现在的文化出现在大众眼中无差别的现象，这其实对于文化发展是非常不利的。所以，将文化与金钱绑在一起，吸引更多具备商业头脑的人去运作，就会让文化得以创意化，更加能被大众接受。

一种文化想要发展下去，仅凭着传承人的一腔热血是远远不够的，比如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的火爆，其实就是文化创意的一个最好体现，导演饺子将中国神话人物哪吒进行创意化的包装，让整个人设都立得住，而且通过戏剧化的搞笑幽默让不同年龄人都能接受哪吒，从内心里喜爱哪吒这个神话人物，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对于社会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是儒家文化，它的现代价值，首先表现在对其它文化的开放性上。这是中国传统文化能够发展到今天并在现代社会发生作用的一个基本的前提。但传统文化或儒学的开放性还有它特定的意义，那就是主张每一个体对于他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国家的开放性，强调个人对社会国家具有参与感。这种参与感的特点是重在参与的实践过程本身，而不是过分看重当下的功利性的结果。在如此的文化模式的熏陶下，人们能够暂时忍受艰难困苦，孜孜不倦地努力工作，这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化实现的重要文化动力。
在科学已经成为群体和社会的取向的氛围下，在群体的要求下接受和追求科学也就成为了约束自己行为的道德自律的真实内容。修身养性的自我品格锻炼可以转化为树立、培养和坚守对科学文明的向往和信念。在某种意义上，当代中国的科学热情前所未有地高涨，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伦理在促成和助长这一趋势过程中的积极的作用。而且，中国传统文化主张求变，《周易》讲："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可以说中国文化的现代价值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它大张旗鼓地宣扬通过变革以求发展的精神。可以说，变革与发展的互动，在当今中国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实践中，表现得最为突出。
就人生价值来说，传统文化突出地强调了人的精神需求的重要性，而当鱼（生命）和熊掌（道义）不可兼得时，舍生取义便成为了人的自觉的选择。如此的"正气"塑造出了坚韧不拔的民族精神，维系着绵延不绝的文化传统。但传统文化并非不重视物质生命的价值。以物质生命承传为基础的孝道思想，使承载于生命的道德意识和自然知识的传播推广受到重视，不论是为功名、为财富、为名声，它都鼓励人的积极努力。尽管这个"为"的有意识追求本身在宋明以后成为"人欲"，但作为一种内在的动力机制，它实际上支配着人的日常生活实践和价值追求。正因为如此，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认为儒学与现代化无缘的绝对化的观点实际上是不恰当的。
中国文化的核心范畴和中国人追求的终极的价值理想就是"闻道"。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而儒、道等家共同尊奉的经典《周易》提出的"一阴一阳之谓道"的思想则是最为全面深刻地反映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所在。它既是传统的，迄今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发展；同时又是现代的，甚至与后现代文化也可以相容。一阴一阳和合而成之"道"，是"和而不同"的思维传统的产物。无论是阴是阳，任何一性自身都不是完善的，而不完善就需要向完善化方向发展，就需要异性的补充，就需要外来之性与自性的亲和与转化。这一点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为中西互补提供的最为重要的理论依据。
就流行的以天人分合模式看待中西文化及其价值的观点来说，中国文化既非典型的天人二分，也不是简单地一体合一。而是有合有分，分合互补。天人合一缘起于人与自然的原始亲和关系，道家的天人合一是建立在自然无为基础上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儒家的天人合一则主要是作为道德理想和精神境界发生作用，是儒家学者以伦理为本位建构自己的世界图景的产物。认识人与自然的差别并进行合理的调节，考虑和尊重人的价值，并使人的作用得到最充分的发挥，是天人有分思想最为重要的特点。正因为中国哲学是合一与有分的统一，所以并不缺乏作为哲学的基础的主体性的观念。相信人本身的力量，相信主体能够把握客体，既是天人之际思辨的最合理的内容，也为今天中国的现代化所必需。
首先要认识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人伦关系的重心已经不同。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相比，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传统社会是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小农社会，人们的生产与生活基本在家庭、家族的狭小圈子中完成，与之相适应的道德体系便以家庭道德为主体，这种人际关系是相当固定的长期厮守或相处的关系。传统所说的五伦（即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中有三伦说的是家庭中的关系。因此在这种伦理体系下的人是家庭人、角色人（同时作为父、子、兄、弟、夫、妇以及多重亲属关系的人）。而现代社会是工业经济、信息经济、知识经济交错的社会，每个人都有他的社会位置和工作。工作和事业成为个人生命中的核心部分。而社会生产是在广泛的协作下完成的，人们的生活也突破了家庭的狭小空间，而在社会大家庭中同呼吸、共命运。在这种社会生活的模式下，人与人的平常交往，更多的是“五伦”之外的“第六伦”———社会公众。因此，现代人可以说是社会人、职业人。
其次，应认识传统人伦关系具有等级性和附庸性。传统社会提出“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它所表现的是一种绝对服从、隶属的关系，正因为如此，许多传统的德治往往打有等级社会的烙印，比如讲忠孝，总挥不去愚忠愚孝的历史梦寐，讲仁爱，也带着贵族君子施舍恩荫的意味。现代社会人民是主体，是主人，是人格平等的公民主体、责任主体，把传统的忠孝仁爱思想拿到今天，由于时代变迁，人们往往找不着感觉。
　　由上所述，传统的道德从体系上说已经过时，但就其思想资源来说，它又有许多可供选择继承的优秀文化遗产。道德建设从根本上说要靠说服力，我们要建立适合现代社会的新的道德体系，其成功与否，就在于它有无深入人心的说服力。中国古人对道德文明建设作过巨大贡献，提出许多德目，在几千年的道德实践中这些德目内涵积淀极为丰富，每一德目都有许多圣贤名言和感人的故事，以这些作为思想资源去说服教育群众，能深入人心，群众乐于接受，因此我认为要提出和建立新的道德体系，应有选择地继承文化遗产。
　新的道德体系要借鉴传统儒家的道德思想，也要继承革命时代的优良传统，更主要的是，这项工作不能闭门造车，要通过对社会的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依据当代的中国国情和社会发展的趋势，来创造新的道德体系。很显然，这是一件庞大、艰巨的系统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