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现:1.刑法苛严 2.赋税沉重 3.兵役徭役繁多 4.焚书坑儒
灭亡原因:1.实行残暴的统治,人民苦不堪言;
2.秦二世的统治更加残暴,社会矛盾空前尖锐,在这种情况下,大泽乡起义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进而推翻秦朝的统治.

秦王暴政

提到秦朝灭亡的原因,大家都会认为是因为秦始皇的暴政,比如修长城,焚书坑儒等,其实这样解释有一定的道理,这也是秦朝灭亡的原因之一,但不是根本原因,其最根本的原因应该是政治制度的原因
　　大家都知道，我国的西周实行的是封建政治制度,其实这种制度在夏朝以前就开始了，炎帝，黄帝，大禹，以及夏商两朝帝王子孙的封地在哪里，史书上都有记载，西周是我们封建制度的顶峰，春秋战国时期是我们封建制度解体的时期，在周朝各诸侯国中，秦国通过商鞅变法最先废除了做为封建制度核心的“世卿世禄”制度，而是实行郡县制度，秦朝统一六国后，秦始皇，采用了法家知识分子李斯的建议将郡县制度推广到了全国，并且铁腕回击了来自儒家知识分子的反对（焚书坑儒），自此中国的封建制社会结束，进入了郡县制社会。
　　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是指主权国家，也就是主权集中的国家，中国自秦朝以来就成为主权国家，比西方早约两千年，西方是在近代才建立起主权国家的，首先是法国的路易十四仿照中国建立了君主主权的政治制度，后来俄国的彼得一世、普鲁士的胖特烈二世和奥地利特蕾西亚女皇又效仿路易十四分别在自己的国家进行改革建立了君主主权的国家制度，但西方的改革并不彻底，封建贵族的势力并没有得到彻底削弱，这也成为后来资产阶级革命的导火索，封建社会最大的政治特点是国家主权分散，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并不拥有国家主权，真正掌握国家主权的是各地的封建诸侯，当然各封建诸侯也负有勤王的义务，在封建社会里，战争一般发生在各诸侯国之间，皇帝并没有实际权利，因此也没有人争夺皇帝的地位，因此实行封建制度的朝代一般存在时间较长，比如夏朝存在了约400年，商朝存在了约600年，商朝存在了800年，而到了郡县制社会，国家主权集中到君主一个人手里，因此皇帝的宝座也就成为人们争夺的对象，并且皇帝不再大规模的将自己的儿子或同姓宗族分封到各地为王,这样在皇帝遇到其他人的攻击时,也就缺少自己的亲戚来帮忙,并且在冷兵器时代

春秋战国时代，诸候不断混战，长期的战争，使人民生活疾苦，人民渴望和平与统一。而当时的现实，周室已经无法控制局面。诸候国逐渐强大，通过战争来实现统一。当时的社会矛盾是战争与和平的矛盾。秦国的变法，是统一的选择，通过变法，最大限度地调动了战争机器，只有强制性地驱动人力、物力，才能使秦国更加强大。在当时，秦国的“苛政”没有使秦国灭亡，是有其合理性的一面。“商鞭变革”获得秦人的支持，《史记》记载“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在战争的压力之下，想通过所谓的“仁政”休养生息，是不可能的。战争是残酷性，为了诸候国的生存，必需调动一切战争资源，必需有兵役、劳役，最终劳民伤财。长期的战争，更需要长期地强制性调动一切战争资源。如果用“仁政”，就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人力、物力，就会在战场上失败，最终威胁诸候国的生存。战争是灾难的开始，又是灾难的结束，人类社会渴望和平，意味着战争必须结束。历史选择了秦国，结束分裂的战乱。商鞭的变法应运而生，是时代的选择。在长期战争的特殊环境下，历史否定所谓的”仁政“，而肯定秦的变法。
但统一后，人心思定，人民渴望和平与幸福，社会的矛盾不再是战争与和平的矛盾，而是反抗与压迫的矛盾。人民渴望能有安定和睦的环境，而对秦朝的”苛政“否定。否定之否定规律，揭示事物发展的道路是曲折向前的。统一是大势所趋，是必然性的。和平是历史的长期结果，战争只是短期的结果。只有在特殊性的环境下。“商鞭变革”才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秦国统一后，没有及时改变政策，仍用“商鞭变法”，在“苛政”下，民不聊生，违背了人民的意愿，最终被历史所抛弃。历史对“商鞭变法”否定，而肯定“仁政”。改变秦朝的命运，是陈胜起义。秦朝强制性调动人力修筑工事，因为误期不能到达，按秦法令要严罚，造成陈胜起义。点点星火，点燃全国，带起反秦势力，在浩浩荡荡的反抗之下，秦国灭亡。这就是为什么秦国在统一之后灭亡，里面有量变与质变的问题。量变和质变是辨证统一的，量变是质变的前提和必要的准备，一切事物的发展，从量变开始，量变积累到一定的程度，才能突破度的界限，引起事物的质变。统一前，秦的“量”是指秦地。统一后，秦的“量”是指全国。统一前，秦人经过秦国的长期治理，人心安稳。但统一后，六国之人没有经过秦政洗礼，对秦的“苛政”难以接受，人心未稳，潜伏动乱危机。《史记》记载“商鞭变法”初时：“令行于民期年，秦民之国都言令之不便者以千数。”在这里可以看到，在变法初期，秦人也抵制变法。六国之民初被秦国统治，同样抵制秦政。人民在战争结束之后，渴望和平稳定的生活，人心思定。而秦国不反思，更换政策，仍用“苛政”。随着秦统治的扩大，反抗秦的量变扩大，而且秦政越来越苛，达破一定的度后，就会质变。被压迫的人民，终于起来反抗秦朝，秦朝在起义反抗之下崩溃了。
社会是不断发展的，历史只是过去。秦先统一而后亡，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封建社会经过了二千年的改朝换代，最终还是被淘汰，证明了事物曲折向前发展的，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正面了解秦朝，通过辨证分析，既有肯定又有否定，反对“否定秦一切”的观点。

世人皆曰秦亡于暴政，正所谓秦王无道，天下俱反。本公子颇不以为然。其一，秦朝的焚书垦儒比起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来说，是小无见大无。而且烧几本书，就能亡国，真是笑话。其二，秦非无道。秦只以苛律著称，并加以严格的连坐。体现了以法治国，法律无情。秦国的律法是狠，但就是在这样的律法背景下，秦能从西北的一个西戎诸侯，扫六合，并天下，气吞山河。诚然此法可能水土不服，到了六国故土，当地百姓不能适应具有秦国特色的律令。但秦朝有一支所向披靡的百万雄师，这支军队，曾经让人闻风丧胆，谈之色变。根据司马迁的《史记》记载，战场上的秦军各个赤膊上阵，掖下夹俘虏，手提敌军首级（这跟秦国的军事奖励制度有关，秦军领赏以脑袋为凭，因此脑袋是最重要的），勇猛无比。而且当时秦军的军事经验是最高的。秦国兵器的制作工艺也是最好的，已经实施了流水线式的生产程序，为此，秦国仍沿用以青铜器来制作工艺，不使用铁兵器（因为当时青铜器的制作工艺比铁器要成熟的多，完善的多）。试想一支如此强大的军队为什么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就土崩瓦解了呢！！为什么一支能横扫六国的军队被刚刚武装起来的农民起义军给消灭了呢？为什么一支能在长平与赵国四十五万铁骑鏖战数月并全歼敌军被3万破釜沉舟的项军给全歼了呢？最后这支军队连关（函古关）内都守不住了，把老巢都给丢了。试想当年苏秦掌持六国相印，率百万之师都不能攻下。而刘邦和项羽都只有几万军队就这样把不可一世的秦王朝给送终了。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本公子窃以为是秦王朝内部的耗斗才成全了刘邦这小子。秦始皇一身的败笔就在他没有立长子扶苏为太子（这是个千古之迷）和用人不当，特别是信任李斯这小人，便有了沙丘阴谋。导致后来扶苏和蒙恬将军被杀害。江山落到胡亥这厮手上，没几年太监赵高杀胡亥，立扶苏之子子婴为帝，后子婴杀赵高。这一切的一切导致秦王朝内部的四分五裂，迅速丧失了政治上的优势和军事上的优势。更为严重的是当起义烽烟四起之时，远在北方抗击匈奴的二十万秦军和在百越（今指越南）的三十万秦军却按兵不动，这不是很奇怪么！甚至到最后，秦朝靠囚犯来守卫都城咸阳。现在历史的真相已经清楚了，秦非亡于暴政，也非亡于六国遗民的共同抗秦，而是亡于自己的后院。15年，从最强大到被灭亡只有用了15年（公元前221年~~~~公元前206年），值得深思！！！！
秦之所以灭亡，根源在两个人身上，一个是李斯，一个是赵高。
为什么要说李斯？在《过秦论》里说是因为不变法，看过很多书之后我认为不是，如果说是因为秦法太严，那在大乱的时侯秦国人怎么不造反，不一呼百应呢？外面是沸沸扬扬，关中以外非秦所有，关中却安安静静，项羽坑杀了二十万，都是秦人。所以，原因不在法上，而是因为那时的关东人和秦人不是一家人，也就是说，秦人是秦人，是现在的陕西人，而随便拉个省的，比如河北人，你就不能说人家是秦人，但你说他是汉人，他一定不会反对。所以，当时的反秦事业搞的那么轰轰烈烈，最重要是因为当是大家都不认为自己是秦人，也就是说，对秦王朝，心目中没有那种正统管念，还会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想法。我们知道，中国人的正统观念是很重的，王莽篡汉，大家还帮他恢复。而造成这个原因，最重要的是因为秦朝没有实行分封制，分封制的坏处大家可能都知道，但他之所以存在过，也是有他的价值的，在马氏的《君主论》里提到过，当王国征服一个地区后，有两种方法可以永久的占领他，一是驻大批的军队，这个顶用，但是不经济。二就是君主直接住在新占的地方。但君主只有一个。而分封制实际上就是起君主替身的作用。很多事情都不是光有害没有利或光有利而没有害，重要的是权衡而已。而当秦王朝考率这个问题时，赢政并不象有些人想的说的那么利害，就听李斯的了，所以当陈胜起义时，我不说别的，就光说最终在灭秦过程中起了决定作用的项羽和刘邦，项羽反的时候是和那个地方的太守商量一起反，然后在出奇不意杀掉太守自己反；刘邦是跟县令都商量好合活，只是后来县令见刘邦人多怕不好控制反悔才不得以杀了他，可见秦地方官起的作用了，谁能说秦的灭亡跟没有分封没关系，

从公元前230年到公元前221年，秦国相继灭掉六国。这十年间，其军事行动可谓频繁，国力消耗可谓急剧。而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从事这样艰巨的任务，且不说国内的组织、动员、生产、军事活动异常繁重紧张，就是治理征服过来的六国故地和遗民也异常繁重和紧张。

秦国实现统一以后，土地、人口在短期内增加了好几倍。而亡国的六国遗民尤其是六国贵族，对秦朝充满了仇恨，时时都在策划反叛行动，推翻秦朝的统治。现实迫使秦国不容喘息，迅速采取有力措施，巩固政权，整合、统治和管理好新拓展的疆域和人民。因此，秦国从吞并六国到实现统一，再到巩固统一，诸事急迫仓促，矛盾和隐患丛生，其间峻急严苛本属在所难免。诸如迁徙豪右到咸阳，修建通向六国的交通干线——驰道，统一文字、度量衡等等，确立新帝国的内部认同感和归属感。这些措施很多都非常有效，也是历史上的首创。

另外，面对匈奴的侵扰，秦始皇派蒙恬和公子扶苏北修长城，防止北方匈奴的入侵，也是当时的迫切任务。还有扩建都城，建筑阿房宫、秦始皇陵等等，也是为了提高新帝国的威严。人们可能对扩建咸阳城、秦始皇陵对统一帝国的重要性有些困惑，觉得匪夷所思，是劳民伤财、奢侈腐化的行为。其实，我们只要稍加思考，就可以明白：扩建新都都是为了显示新的中央的权威，修建秦始皇陵也是如此。此外，就是秦始皇已经年龄很大，需要为自己的后事及早做好准备，这背后则有宗教、文化上的原因。

可秦国即使采取了很多巩固政权、加强统一的措施，仍无法有效解决新帝国的矛盾。相反，它的很多措施反而加重甚至激化了潜在的矛盾。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新帝国百废待兴，庞大的统一计划摊子太大，过于消耗人力、物力和财力。而推动这些计划的统治和管理方法又无法不峻急严苛，与新帝国民众渴望休养生息的要求发生激烈的矛盾，增加了统一帝国内部人们的怨愤情绪。

二是六国的残余势力非常强大，仇恨情绪非常重。秦国灭掉六国，同时就成了六国残余势力的公敌。“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不仅反映了楚人对秦人的仇恨，也是六国残余势力共同的心声。这就注定，秦国如果不能在统一之后尽快消除六国的残余势力，不平息六国的仇恨，那它就始终处在危险之中。这是秦国在统一六国之后不敢松懈的主要原因。

亡国之恨，使他们在新的条件下真正聚合起来。过去，七国各自为政，从各自利益考虑，进行合纵或连横的外交策略，关东六国之间并不团结。可秦国实现统一之后，六国残余势力在利益上则完全一致起来，这就是亡国灭族的遗恨和复仇复国的要求。这种遗恨和要求成为秦朝潜在的威胁，加重了秦朝初期的紧张气氛。我们从后来陈胜首义后天下群起响应、六国贵族纷纷称王的情况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六国企图复国的潜伏力量有多么巨大，而响应的遗民有多么众多！这决不是秦朝所谓的短期暴政造成的，而是亡国的长时隐痛造成的。可以说，六国的遗恨促成了新的统一战线和联盟，与秦国实现统一前相比，这种力量变得更加强大。对此，张荫麟在《中国史纲》中的分析很有道理。

对于六国残余的仇恨和敌对的情绪和力量，秦朝是该强化消除仇恨和弥合矛盾的工作。否则，这种丛生的隐患会顽强地存在，任其蔓延发展下去，就会酿成大祸。可从实际的情形看，秦国实现统一后的主要举措，也都在解决这些矛盾，可从实际效果看，仍偏离这个重心问题。如此看来，秦国扮演的历史角色，注定是一个短命速亡的过渡性朝代。秦朝不灭亡，六国的遗恨也永远消除不掉。因此，秦国统一六国之后，似乎就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要以灭亡的方式谢罪天下，平息天下的冤情和矛盾。

客观地看，经过秦末的五年战争，推翻了秦朝的统治，六国残留的贵族势力被彻底消灭，六国遗民对秦朝的仇恨，也因为秦的灭亡而消失。同时，经过这场战争，六国残留的贵族势力也被彻底消灭，这是对刚刚形成的统一国家的内部再次进行深入的肃清和整合。而新兴的西汉统治群体来自民间，具有中立的特点，容易获得六国遗民的普遍接受和认同。新兴的西汉王朝因此而真正获得了凝聚力和向心力，把统一的国家真正抟成一体。这些好像是历史的偶然，其实是历史的必然。

长期以来，人们对秦朝及其灭亡有着严重片面和错误的认识，认为秦国专门信从法家，推行“严刑峻法”、“不施仁义”，苛刑暴政，弄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最后夭折短命，二世而亡。这种言论从西汉初期就开始出现，一种贯穿迄今为止的两千多年，而从来不加质疑。就是现代学术对秦朝灭亡的研究成果，也没有跳出这个窠臼。（可以参看林剑鸣著《秦汉史》中对秦朝灭亡的分析以及相关研究成果的总结。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4月第1版，第205-206、211页）这种看法是对秦朝历史真相的严重误解，需要澄清。

貌似章邯是在秦王朝已经岌岌可危的时候才被启用的吧？

暴政、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民不聊生
大型土木工程、刑法残酷

原因很多：
一、秦朝经过多次战争统一六国后，人民受战争的苦难十分严重，正是需要休养生息的时候，而赢政却好大喜功，滥用民力，使得人民在战争之后又背上了更沉重的枷锁。
二、著名商鞅变法，使秦国变成了一个强国，但是在经过一百多年后，已经成为一种僵化的制度，就拿著名的陈胜起义而言，他们因为大雨而延误了期限，本来完全可以从轻或者避免刑法，但是在秦国僵化的法律却没有这一点，一定要处死。使得人民对政府的抵触情绪越来越大。
三、秦统一后，虽然灭亡了六国，但是六国的残余势力并没有完全消灭，还有很多隐藏在民间，而秦的统一时间又太短，还没有在人们心中树立起政府的地位，人们没有依附，中央政府强大还不显眼，一旦政府失去控制力，天下大乱的时候，这种残余势力必定会反扑。
四、政权内部的斗争，政治的腐败，更使得本来就风雨飘摇的政权更加雪上加霜，秦王朝成了历史上最短命的王朝之一。

简单说就是“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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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敛无度，赋税奇重：为了维持庞大的军费开支与工程建设，满足穷奢极欲之生活，始皇不惜对民众课以重税，全国出现『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织，不足衣服，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的严重状况，以致民不聊生，百姓『衣牛马之衣，食犬口之食』。

2.好大喜功，滥用民力：秦始皇急功近利、不恤民情，连年大兴土木、四处征战，为了自己之奢欲，在首都附近造阿房宫、修骊山墓，所耗民夫竟七十万人以上。据估计，当时服兵役之人数远超二百万，占壮年男子三分之一以上。如此重税苦役，实非百姓所 能忍受。

3.严刑峻法，民怨鼎沸：秦自商鞅变法以来，法令即十分严苛，一人死罪诛及三族，一家犯法邻里连坐，百姓动辄被罚充苦役或惨遭酷刑。

4.箝制思想，焚书坑儒：秦始皇还把严刑峻法施之於思想领域，大肆统制思想，禁锢思想自由。

秦王挂了，李斯挂了，蒙恬挂了，蒙毅挂了。。。能hold住全场的人都挂了，所以秦朝灭了

统治者残暴无道 政治黑暗 滥用民力 经济倒退 人民生活困苦 社会矛盾尖锐

统一后,人心思定,人民渴望和平与幸福,社会的矛盾不再是战争与和平的矛盾,而是反抗与压迫的矛盾.人民渴望能有安定和睦的环境,而对秦朝的”苛政“否定.否定之否定规律,揭示事物发展的道路是曲折向前的.统一是大势所趋,是必然性的.和平是历史的长期结果,战争只是短期的结果.只有在特殊性的环境下.“商鞭变革”才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秦国统一后,没有及时改变政策,仍用“商鞭变法”,在“苛政”下,民不聊生,违背了人民的意愿,最终被历史所抛弃.历史对“商鞭变法”否定,而肯定“仁政”.改变秦朝的命运,是陈胜起义.秦朝强制性调动人力修筑工事,因为误期不能到达,按秦法令要严罚,造成陈胜起义.点点星火,点燃全国,带起反秦势力,在浩浩荡荡的反抗之下,秦国灭亡.这就是为什么秦国在统一之后灭亡,里面有量变与质变的问题.量变和质变是辨证统一的,量变是质变的前提和必要的准备,一切事物的发展,从量变开始,量变积累到一定的程度,才能突破度的界限,引起事物的质变.统一前,秦的“量”是指秦地.统一后,秦的“量”是指全国.统一前,秦人经过秦国的长期治理,人心安稳.但统一后,六国之人没有经过秦政洗礼,对秦的“苛政”难以接受,人心未稳,潜伏动乱危机.《史记》记载“商鞭变法”初时：“令行于民期年,秦民之国都言令之不便者以千数.”在这里可以看到,在变法初期,秦人也抵制变法.六国之民初被秦国统治,同样抵制秦政.人民在战争结束之后,渴望和平稳定的生活,人心思定.而秦国不反思,更换政策,仍用“苛政”.随着秦统治的扩大,反抗秦的量变扩大,而且秦政越来越苛,达破一定的度后,就会质变.被压迫的人民,终于起来反抗秦朝,秦朝在起义反抗之下崩溃了.

1，秦国的法治推行了100多年之后，其本身已经逐步地走向了僵化。第一，史记陈胜世家中记载陈胜吴广因为延误了戍期，法令失期当斩，陈胜吴广遂反。但是大雨应该是一个相当有力的免责或减责事由，但是陈胜吴广却并不认为有这样的可能性。我国学者宁汉林就曾指出：秦朝刑律之失，在于不区分情节，只要发生刑律中所规定的后果，一律论处。
2，秦国在伐灭六国之后，国家面临的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以前可以在一隅行之有效的制度，却不能在全国全面开花。可以从陈胜吴广的戍边来看。春秋战国时代国家疆域小，百姓戍边来回旅途短，戍边时间也不长。但是到了秦朝以后国家太大了，这个制度就会出现问题。到汉朝就吸取了秦朝的教训，允许百姓以钱代戍（费300文钱请人代为戍边者称为“过更”，自己戍边称为“践更”）
3，秦朝官吏的执法过于粗暴。秦国是个耕战国家，奖励军功。统一之后原本应该早日结束的军事管制制度被无限期延长了。秦朝的地方官吏多为军人（如灭韩的将领叫内史腾，之后即为秦守韩地），他们缺乏应有的执法素质，手段往往粗暴。比如押送陈胜吴广的那两个尉，“吴广忿圭尉”“尉果笞广”。也因为这样，在陈胜起义之后，“诸郡县苦秦吏者，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甚至有的秦朝官吏已经表明态度要依从起义转而伐秦（如吴守令），百姓仍然不原谅他们。
4，秦朝政府运作失效和地方武力的缺乏。陈胜吴广在起义之后也不过是一群亡命徒，但是就是这样的亡命徒在起事之后，以数百人之众，就能“攻大泽乡，收而攻蕲。蕲下，乃令符离人葛婴将兵徇蕲以东。攻铚﹑酇﹑苦﹑柘﹑谯皆下之。行收兵。”由此可见秦朝政府运作失效和地方武力的缺乏。
5，从陈胜吴广以扶苏和项燕为号召来看（而根本不顾后者的国家正是被前者的父亲所伐灭），显然百姓只是恨那些官吏和苛政，对秦室并无特殊的恶感。
6，秦朝的徭役过于严重，并伴有族群间的歧视。稍微一观察，我们发现，刘邦、项羽、英布等秦末枭雄，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是关东人，而且他们几乎都有在关中服徭役的经历。就目前对始皇帝陵边修陵民工瓦当的发掘来看，记载的籍贯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关东地区的郡县。秦朝修筑直道，伐匈奴百越，所需要的粮草大部分来源于关东地区。我记得探索与发现当中有一期说秦朝伐匈奴的粮草来自于齐地的，运粮食的车队要2次翻越太行山，3次度过黄河，每65.5石粮食中只有1石可以到达前线。由此可见对关东经济的掠夺到了什么程度。
7，秦国的统一进程具有殖民征服般的政策，这使得关东人遭受了极大的苦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