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塞罗那港口1976-1988

米盖尔·加劳

如果必须要给出日期，那我们将要谈到的是1976年12月12日在巴塞罗那港口发生的码头工人们的斗争。那一天，工会组织协调会[1]召集了大多数在当时仍是非法的工会，在全国范围内举行了一场总罢工。这是工会的最后一次总动员，它的目的是在新的民主国家的协商过程中衡量自己的力量。就像在很多地方一样，罢工都以裁员而告终，港口被解雇了七个人，他们都是码头工人和工委会的成员。即使是这样，工会还是拒绝继续动员，放弃让被解雇的工人回来。为了让他们回去工作，他们的同事们接着进行了二十一天的斗争。

“二十一个无法忘记的日子！我们的集体意志发出了呼喊：为捍卫我们的同伴而罢工！”[2]

这场罢工引发了1969年至1970年的西班牙自主斗争的周期，又在后来的1979年至1988年间引起了港口范围内的一系列罢工。罢工就像导火索一样，点燃了整个七十年代。勃兰索尔、哈里·沃克、布尔塔科（Bultaco）或洛卡等等罢工，都是工人阶级甩开地下工会，自我组织起来的典范。在港口上装卸货物的码头工人们，在先前的这些罢工中看到了榜样。在关键的政治时期（过渡时期），正是这些榜样让自主与自发的罢工，让工人们与官僚化和等级制度的工人委员会分道扬镳。

对工会的立场感到失望的工人，为了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利益而组织了起来：他们发起了集会。港口的工人组织本身也为这项工作提供了便利。在港口上，每天早晨要在港口工作组织[3]的门口开会，开完会后，各就各位到港口上工作。这些晨会促进了码头工人之间的联系。它帮助了工人们思考和讨论各自的生活与工作状况，从中培养同志情谊、促进集体意识，并提出一系列的共同要求。

在同事被解雇的第二天，为了让他们重新回来，码头工人们决定开始罢工。在一场突然发起的集会上，他们成立了一个由可以随时撤换的代表组成的委员会，其任务是协调抗议行动。尽管这次罢工没能让被解雇的人回来，但它成功在港口的工人中传递了一个信息：“我们必须自己起来捍卫工作，否则没法保住它。”绝大多数码头工人在这句口号下，建立了一个群众集会式的、统一的、阶级的、独立的和民主的组织：巴塞罗那港口码头工人组织[4]，这就是码头工人的自我组织。几乎从它成立的那一刻开始，他们就从更为实际的、而不是形式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并催促工会联络员脱离垂直工会，将所有人纳入集会。对此，码头工人们解释道：

“罢工需要每天举行集会，以获取消息并直接协调我们的活动。我们由自己来进行决策。集会也要求垂直工会的联络员辞去职务[……]集会选出了一个罢工委员会：它的代表没有决策和进行谈判的权力，他们必须服从于集会的决议，而且可以随时撤换。”[5]

港口的简要历史

多年来，码头工人都得不到法律保障，也享受不到社会福利。码头工人们要自己来到港口上找活干。人们在最艰苦的条件下工作，没有任何安全保障，工资按日结算，但在这里没有最低工资的限制。一般来讲，这些条件让港口的工作成为了不受欢迎的工作。港口是许多人工作的最后选择。当我们谈到七八十年代间的罢工时，它们同样也是西班牙港口的历史上不为人知的、码头工人为自己的工作夺回尊严的过程。

从历史上看，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斗争得以使轮班制建立。在共和国成立之后，当局试图废除这一制度。码头工人——他们大部分属于全劳联——以八个月的罢工做出了响应，它以八名码头工人之死，和轮班制度的重新归来而告终。这一制度宣告了在码头工人自己之间，不用再为了更高的工资而相互竞争，并通过“手”（工作小组）来交替工作，确保了所有人的工作量都是最少的。另一方面，“手”的制度成为了在同一小组的同伴中间，建立起团结和信任的纽带，而这也是开展危险的装卸工作所必不可少的条件。无疑，在这里产生的同志情谊，就是很久以后，在七十年代港口发生的集会与自主运动的基础。

随着内战的爆发，与大多数产业一样，巴塞罗那港口的控制权在集体化过程中转移到了码头工人们的手上。但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这一控制权被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于1937年5月颁布的法令剥夺了。随着独裁统治的开始，颁布了第一部《劳动法》，这是全国所有港口上的工人的第一部共同的法律。在这项法律中确立了轮班工作制。它在整个独裁统治前后被反复修改，也因此导致了一家垂直性质的公司，即“港口工作组织”的成立。港口工作组织的建立是为了执行当时的法律，更重要的是，对港口上的所有工人进行登记注册和控制。因此，港口工作组织不仅是职业介绍所，又是码头工人的工会。于是，它把码头工人给强制地联系了起来，这也保证了同样属于港口工作组织的垂直工会，即民团工会在其中建立组织。不出所料，民团工会以外的工会组织都遭到了禁止和迫害。

在六十年代，港口的工人运动主要在夺取港口工作组织的控制权。像这样慢慢地，码头工人们控制了轮班、也能够进行互助和安排退休等等。也就是说，在独裁者死后，这个由港口雇主所创造的用来压迫和束缚他们的组织，已经变成了同一个港口雇主的主要敌人。

在这十年内，港口也开始了大规模机械化，逐渐改变了码头工人的工作。在这一过程中，采用了一系列的机器，所以，码头工人也必须专业化，也就是说，装卸货物都要变成专业性较强的工作。港口工作组织不断对码头工人进行审查，确保工人接受了进行装卸工作的适当培训。另一方面，在港口运营的货运公司也很欢迎这样的做法。

在港口和工会的层面上，有两条不同的路可以消除垂直工会的影响。第一条路是，就和整个西班牙发生的情况一样，一些码头工人联合起来建立了工人委员会，它在很短的时间内作为独立的协调机构，最后被西共吸收。此后，它就走上了合法斗争的道路，参加工会选举，在民团工会中实践“打入主义”，以便在里面协商更好的劳动条件。而在另一条路中，港口上出现了一些不属于主流组织的工人，虽然只有自己人的支持，但他们挺身而出，每天都在进行活动，争取改善工作条件。这些活动包括对码头上的计件工资进行谈判，或是要求公司遵守卫生和安全规范等等[6]。

码头工人以这种独特方式体现的觉悟，促进了工人自主组织的建立，它与大部分“代表”工人的工会不同，在港口上享有亲密关系与合法性。至于“民主工会”的另一个首选，即工人总同盟，只需指出它在港口毫无存在感，正如它在其他工业部门里一样，就可以了。实际上，要等到弗朗哥独裁的最后几年，一些港口上才能建立起工总的小组。后来，这个工会主要在和巴港工人组织和全国港口工人协调组织进行对抗，而不是去争取改善港口的工作条件。此外，工委会的代表在1975年当选为工会联络员。仅仅一年之后，巴塞罗那港口集会就蔓延了开来。

协调组织

经过我们前面提到的1976年罢工之后，巴港工人组织成为了所有港口的组织模式。例如，加纳利的港口建立起了同样的组织，它和巴港工人组织也具有同样的基础。于是，后来在1978年，在加纳利港口和其他地方的组织建立之后，就具备了建立全国港口工人协调组织的条件，它于1978年5月19日在阿利坎特港口的集会上宣布成立[7]。

这一协调组织的建立具有非常明确的目的：

一．协调不同港口之间的斗争与组织建立

二．在港口工作组织接受协调组织作为自己的代表之前，它首先要作为代言人：

1. 为各港口中的冲突提供帮助并进行声援

2. 与欧洲各国其他码头工人团体保持稳定的联系

这一组织从建立之初，就面临着对令人生畏的工业转型的斗争。历届政府都试图整治港口区域的管理。这次转型意味着，包括装卸在内的所有货物运输的工作都将转交给私人公司承包。对大资本来说，它们感兴趣的显然是港口的战略位置，在民主过渡的经济自由化进程时期，这些地方是非常关键的。

对港口私有化日益加剧的反对，并不意味着码头工人认为没有进行现代化的必要。相反，他们首先将机械化（起重机、电梯，尤其是集装箱运输的机械化）理解为自己的任务，因为他们本身就苦于自身工作的结构性缺陷。但是，资本家与工人在逻辑上的区别在于，前者需要的不是把工人放在集装箱边上，而是把工人完全取代。从这个意义上讲，码头工人的斗争，从更有远见的视角来看，本质上是为了生存和劳动的尊严而进行的斗争，而非局限于某些具体主张。

自成立以来，由于极为高效的组织形式：港口集会，协调组织拥有强大的实力。集会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它的产生不是由于工会官僚的指示，而是来自工人们的意志。这也使得这场运动在处理日常问题上具有极大的灵活性，并且在港口中拥有完全的合法性，而这和主流工会截然相反。每个港口都是自主开展斗争的，同时，它们还会在尊重各个港口的具体情况的前提下，尽量与所有港口达成一致，提出共同的要求。

它的反官僚主义运作方式，及其仅限于传达港口集会所作决定的职能，使得协调组织成为了一个极其灵活和有效的机制。协调组织全体大会提出的也是已经做出的决定。参加集会的来自不同港口的工人，在地方大会上按照地理位置（比如来自北方、东方等等）就座。这场会议的结果将移交全体大会，以便执行这些各地的下级组织做出的决定。因此，决策是由下而上，而不是反过来作出的。

争取集体协议的斗争

1979年，民主联合会[8]赢得大选。苏亚雷斯[9]领导的政府（1979至1981年）经历着内部分裂。它不顾工人利益受损，打算开展工业改造计划。为了争取有利于工人的协议，巴港工人组织和协调组织在巴塞罗那进行了艰苦的斗争。为此，码头工人全体大会通过了先前在各个港口讨论的一系列基本要求，这将是这一行业的第一份集体协议。全国货运公司联合会[10]的雇主们的回应是，就跟不接受与非法工会进行谈判一样，他们不接受与协调组织进行谈判，此外，他们也不接受集体协议，只允许每个港口各自提出单独的条件。

货联会的意图与码头工人的首要要求，即工人的团结相冲突。因此，工人们必须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工作条件的集体谈判。码头工人的想法是将港口工作组织变成全国性的国营企业，让里面所有的码头工人享受相同的工作制度。工人们同样也捍卫轮班工作制，反对政府为了损害它而增加固定工资的企图。对于码头工人而言，保持团结就意味着能够保住自己的工作专门性。他们坚持，要在港口工作首先要接受必要的培训。这样做是为了保护自己，在冲突中不受老板使用工贼的损害。

当政府和雇主不肯妥协时，码头工人们便设想了各种办法，尽可能让自己的声音能够被听见。等待着雇主们的合乎逻辑的结果就是罢工，而这场罢工将会是漫长的。根据货联会的判断，货运中断的结果很快将引起人们的注意，让人们对罢工产生敌意。此外，鉴于其他的工人阶级可能已经疲惫不堪，他们估计码头工人的组织会从内部迅速瓦解。

但发生的事情与之完全相反。码头工人决定在自己的标准下继续工作，也就是说，在满足安全与卫生条件的情况下，仅以最低产量进行工作。对于港口每日运输的货物量，规定的最低产量显然是不够的。同样，工作的安全与卫生条件基本上没有达标过。因此，在码头工人严格遵守规定的情况下，货运公司实际上受到了严重的损失。

以这种方式，码头工人和政府与雇主坐在一起进行了集体协议的谈判。于是，1979年春，在劳工部里，协调组织代表与港口工作组织的总经理进行了几次谈话。这是为了避免政府不顾工人的利益，单方面或者与公司一起通过港口重建的政策。然而，当谈判很快僵持时，动员仍在继续。

当巴港协调组织和工总正在协议谈判时，雇主们企图釜底抽薪。他们告诉码头工人，公司会支持没那么激进的工会，这样工人就能实现一直以来想要的协议。但实际上，他们所指的协议不包括码头工人的任何主张，也不具有任何真实效力。事实上，协调组织代表了整个西班牙13500名码头工人中的12000名。

“保持最低效率”的怠工一直持续到1979年6月。当时，由于雇主仍然不肯妥协，工人决定采取和工总谈判时相同的口号：“分别取得胜利”（divide y vencerás）。因此，保持最低产出的策略只被用于最不愿意谈判的公司。

在很短的时间内，协调组织已经遍布了所有港口，码头工人们就是这场自发运动的主角，他们展现了自己的首创精神和自发性，没人会知道明天会做出什么决定，并且所有的意见都会被听取。只有理解这一过程的内在逻辑，即它真正打破了“景观社会”，我们才能够理解：1979年12月，他们在短短数小时内就发起了一场罢工。在这场间断式的罢工中，工人们没有离开工作岗位，而只是在不同的时间里停下工作，这样就防止了工贼搞破坏。这就是一个崭新且富有想象力的斗争方式的典范。

几天后，码头工人决定在整个国家进行数天的罢工（12月21日、27日和28日）。虽然这一方式令人惊讶，但还是没能迫使谈判服从他们的利益。当雇主们希望破坏罢工，在港口放下一群工贼时，他们与工人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就巴塞罗那港口来说，我们谈到工贼时，并不意味着反对进行罢工的码头工人。我们在港口工人组织登记过的码头工人中，没有发现任何反对集会上商议的决定的人。相反，工贼都不是港口工人，所以他们没有资格进行装卸工作，雇佣他们显然构成了非法用工。出现在港口的三百名工贼中，有两百名属于极右翼的国家劳动力量（Fuerza Nacional del Trabajo）[11]。

罢工的后续行动在由协调组织主导的港口（实际上就是所有港口）进行着，并且得到了声势浩大的国际声援，尤其是来自英国的声援。当时有两艘货船抵达英国。在协调组织的告知下，英国码头工人拒绝卸下货物，用罢工威胁雇主向西班牙码头工人的组织进行书面致歉。经过几个小时的紧张等待，英国雇主同意了这一要求。但这并不是唯一的声援活动，这样的场面还出现过不止一次。港口工人的团结以这种方式超越了国界。毕竟，它也和码头工人的生死存亡相关，不仅在西班牙，在整个欧洲也是如此。它是自由化的代价。

同时在巴塞罗那，人们感受到了强烈的共鸣。为了阻止事态的发展，政府试图介入。1980年1月，政府准备清算码头工人依靠的港口工作组织，这是港口私有化政策中的当务之急。但是，在与码头工人发生冲突时，为了避免吓跑新的投资者，政府和货联会都希望避免动荡。同时，码头工人准备了一份声明，列出了一系列对工资的要求，作为未来谈判的起点。他们还要求这些公司的子公司加入新集体协议的谈判。最终，通过间断式的罢工与以最低效率进行工作，工人们的斗争得到了回报。较小的公司同意签署这份文件，恢复了正常营业。于是货联会产生了明显的分歧。1980年的夏季至圣诞节期间，所有公司都签署了协调组织提出的“最低协议”。

无论如何，这样的结果远远不能补偿工人们付出的牺牲：他们受到袭击、与警察发生冲突、受到逮捕，受到重伤甚至死去。1980年7月21日，码头工人的女儿贝琳·玛利亚（Belén María）在一场和平静坐中被汽车压死了。今天，她的照片还放在巴塞罗那港口码头工人组织。五年后，她的父亲因特内里费（Tenerife）港口的一场致命事故去世。这只是港口高职业事故发生率的一个例子，它对码头工人的家庭造成了威胁。因此，巴港工人组织与协调组织全体成员为建立互助基金（给退休人员、寡妇等的养老金）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码头工人们还决定在吃点心的二十分钟里进行工作来为互助基金凑钱，这样的做法一直持续到现在。协调组织，尤其是巴塞罗那港口的协调组织，它以这样的方式表明，它不仅是作为工会参加斗争的。工人之间的互相帮助、对其他公司工人的声援活动，尤其是国际声援活动，它们在集会议程上占据了很长的时间。这些都证明了码头工人对国际政治形势的了解，以及他们始终都不受政党摆布的事实。他们拒绝为拉美的军事独裁者运输战争物资，并免费为尼加拉瓜和索马里装运生活必需品。因此，码头工人的组织不仅是对单纯的经济和工会斗争的回应，而且它还提出了激进的、不同于主流的主张，并将其与它理解世界的方式糅合起来，其特点就是对现存的生活方式采取高度的蔑视与排斥。

1980年立法

在集体协议签署之后，码头工人几乎没有时间享受胜利。货联会的雇主们宣布：“只要在工会的战斗上失败，我们就会开始政治上的战斗”。因此，1980年10月23日，颁布了装卸工作重组相关的法律，这项法律让码头工人争取到的东西都作废了。货联会在工会上没得到的东西，现在通过政府的法律在政治上得到了。那时，码头工人意识到他们受骗了，政府和雇主一直在举行秘密会议，在统治者的想法里从来没有放下对市场化的渴望。

工人们的回应是，提出四项要求来避免法律中对他们最不利的方面。他们希望所有公司都遵守要求，这些要求有关工作稳定性、遵守轮班制度、保留“手”的小组工作形式以及履行最低协议上的内容，最后是取消公司的纪律制度的要求[12]。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和雇主选择在巴塞罗那执行该法令，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对码头工人的自主运动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由此开始了码头工人们必须经历的，最艰苦和最持久的冲突的一个阶段。毫无疑问，他们并不是孤立无援，码头工人们始终在罢工和动员中与其他港口保持着团结。于是，巴塞罗那为了阻止这项法律的实施而展开了行动……

“我们使用了一种非常独特的斗争方式，就是不同时向所有公司和雇主展开进攻。我们把它叫做选择性罢工。这样的罢工只打击一部分公司，同时其他家不会受到影响。在当时的竞争环境下，这对于雇主来说，也就是在开始崭露头角的大公司，还有看到自己可能会被吞并的小公司之间……小公司很快就会签字，当然了，剩下没签字的就是最大的几家……好吧，说实话，我们能把它们从港口上干掉[13]。”

就像这样，他们对四家最有敌意的公司发起了选择性罢工：马波（Mapor）、赛欧萨（Ceosa）、孔代内马（Contenemar）以及玛丽蒂玛·拉耶达那（Marítima Layetana）。这些策略确实打破了雇主的一致，但同时也意味着码头工人要面临一个非常艰难的局面：超过5000件处罚，意味着至少要停三天的工作和薪水，解雇参与罢工的2300名员工中的172名。这些处罚是根据各个公司（视情况会有所不同）的纪律制度而实施的。当然，工人的选择性罢工只是制裁的原因之一。到最后，所有的码头工人都受到了处罚。经济上的打击报复——特别是裁员——会让罢工难以继续进行。工人需要想办法应对这种局面。如果没有办法谋生，又怎么继续他们的斗争呢？于是，他们决定将工资也公有化。

“我们去上班，来到工会，那里有一群同事负责会计工作，然后我们把钱给了他们。我们都分到了相同的钱，172个被解雇的跟我们还有工作的拿的一样多[14]。”

码头工人的自我组织没有受到任何限制。面对每个新问题，都会出现新的解决方式。也许他们不知道明天将要面对什么，但他们表现出了充分的团结意识。只有这样，码头工人才能完全团结起来，在分配最低工资的方式下，他们感受到自己身后有着集体的支持，于是就能毫无畏惧地投入战斗。

另一方面，码头工人们不仅得到了协调组织的支持，还得到了港口所在社区的声援。11月1日那天，附近的商店为了声援自己的邻居——码头工人，而举行了罢市。同样，工人的妻子们也参加了声援活动。超过400名妇女参与了一场集体行动，甚至其中有些人的丈夫都没参加过运动，她们占领了哥伦布号帆船，要求让她们被解雇的丈夫能够回去工作。它表明了在许多情况下，港口工人及其家庭的觉醒程度是与斗争的变化保持一致的。

总之，码头工人的自主运动首先是一场实践，它采用的方法并不是事先决定的，而是从具体斗争的需要中产生的。因此，在这里没有从港口外面来的喊着口号的政党，也没有什么重大的理论，只有他们在不同时刻所面对的具体情况，决定着他们接下来的行动，而这些行动会在每次新举行的工人集会中得到变更和调整。

1981年1月26日，选择性罢工结束了。有几百名工贼在干活。尽管如此，码头工人们每天都在为恢复自己的工作岗位而斗争，日益采取更为激进的手段，将工贼赶出了工作的地方，甚至将一些人丢进了海里。媒体将这些至今为止被孤立的行动传了出去，想让整个社会反对这些码头工人的斗争。而工贼得到了警察的保护，后者对工人毫不犹豫地使用了武器。他们动用了很多警力，许多警察晚上还驻扎在港口，防止码头工人可能采取什么行动。

同时，172名被解雇的同伴仍在等待着。为了施加压力，工人重新以最低产量进行工作。而被解雇的码头工人组织了新的斗争方式，包括将一艘叫安奎利亚（Aquilia）的意大利船占领了几个小时。全国其他码头工人的声援运动也引起了2月23日至24日两天的总罢工。

与此同时，2月23日的政变失败了。一些码头工人建议在政治局势动荡面前保持克制，但集会仍然公开号召继续抗议活动，不要停下总罢工的准备。于是总罢工开始了。之后的几天里，在码头工人、工贼和支持他们的警察之间爆发了一场冲突。突然有一声枪响，一名码头工人倒在了地上，当时他担心自己要完了。这名工人没有为这样失去生命而后悔，最后也从枪伤中恢复了。但是，之后的几个月都没有停止过冲突。对于局外人来说，港口的局面就好像是回到了激荡的独裁时期一样。三个月内，工贼们直接或间接地发起了56场袭击[15]。但是，紧张和暴力的局面正在逐步缓解。毫无疑问，这是由巴塞罗那劳工法院对解雇的判决促成的，它宣布172例解雇中的23例无效。为了表示诚意，码头工人决定恢复正常的工作速度，他们相信法院会让其他同事也回到身边。但必须说明的是，大公司仍然不愿意遵守判决。同一个夏天，法院判决所有的解雇“无效”，就是说，除了企业被判处违法，它还意味着工人们能够恢复轮班制度。工贼最终都撤出了港口。然后开始了期待已久的集体协议的谈判，它于1981年8月31日被签字生效。但是，参与战斗的各方都明白，这不过是暂时的休战。

港口的斗争还在继续

正如我们所见，自从弗朗哥死后，巴塞罗那与全国其他的港口都处在不断的沸腾状态。任何在工人与货运公司之间的口角都有可能引发停工和动员。1982年，社会党赢得了选举，码头工人们担心让他们付出如此多努力的协议会轻易化为泡影。这几年不过是暴风雨来临前的平静。后来在1985年，最高法院废除了1980年的《皇家法》（皇家法令），这项法令连实力最强的四家公司都几乎无法实施。很快在5月23日，社会党政府通过了一项新的法令，试图改组装卸工作，并重新引发了冲突。政府明确地表明了该法令的目的：建立“装卸公司”，也就是港口私有化，将港口工作组织从港口的经营与贸易中消灭。在消灭港口工作组织后，工人将根据当日交易情况被分为轮班小组，并被分到三十个新的“装卸公司”（它们都是混资的，51%的股份在国家手中，49%在私人手中），也就是分配到各个公司中去。简而言之，这意味着巴港工人组织的消失。就和我们前面说的一样，该组织的基本要求——同时也是它的“主导动机”（leit-motiv）——就是让港口工作组织成为国营公司。工人们的分散打破了码头工人的团结。最后，除了造成码头工人之间的分裂以外，政府还打算对“第三类群体”实行提前退休，这将近5000名工人流落街头。

5月27日，为了决定事态的发展，1200名码头工人聚集在了一起。起初，他们要进行罢工，但一些人提出要想新的办法。应当记住，这场几乎不断的冲突影响了成千上万的人。此外，媒体也在这场斗争中起到了作用。所有的公共舆论，都给码头工人打上了非常消极的印象，将他们归为黑帮或者带有特权收入的帮会份子。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证明媒体操纵新闻，我们只需要给出几个例子。在协调组织写给所有媒体的新闻稿中，讲述了针对码头工人的压迫行为，上面谴责说：“社会党政府采取了异端的方法和法律以外的手段，它打算颁布一项法律，其中涉及裁员5000余人，并向全世界出售港口。”《国家报》引用了这里的内容，虽然它的转述和上文差别不大，但是具有本质的区别。《国家报》说：“……码头工人补充道：‘由于（工人）采取了法律以外的手段，政府部门打算颁布一项法律，其中……’”通过这些小把戏，不过是稍微改动几处，报纸里的内容就与声明中的完全相反，违反法律的不是政府而是码头工人了。这只是我们能够指出的许多例子中的一个。仅仅是在这篇简短的声明中，码头工人的说法就被曲解了三处。

无论如何，码头工人集会最终决定，除了号召罢工以外，他们还将采取一项能在这种情况下充分发挥作用的战略措施。会议上提出，要让正式工人被强制解雇，因为只有通过这种“不公平”的解雇，他们才可以重新进行轮班制（如果解雇是经过公司协商的，他们失业时将进入全国就业系统）。

一年以来，通过各种方式（包括超过500项处罚），码头工人一个接一个被解雇，而他们不顾法律造成的分裂，依旧与其他的码头工人团结在一起，重新实现了轮班制度。他们的目标实现了，码头工人的统一组织——巴塞罗那港口工人组织无法被打败。这种情况说明，码头工人要比想要消灭他们的国家更聪明。

与此同时，他们还为了自己的基本要求进行着各种活动：反对裁员、反对非法用工、坚持轮班制度、坚持所有码头工人的团结，并争取将港口工作组织变为国营公司。

工人们最声势浩大的行动是5月14日的罢工。那天，码头工人集会决定在早上十点停下港口的工作，去政府那里示威游行。所有的港口活动停止了几个小时，同时超过1000名码头工人沿着拉耶塔那大街（la Vía Layetana）游行。然而，码头工人们并不是只有自己。他们还带上了港口的所有重型机械。那几个小时里，港口上什么也没有了。拉耶塔那大街瘫痪了，人们开着机器气势汹汹地驶向圣若梅（Sant Jaume）广场。这场行动也同样展现出了在其他港口组织中从未见过的协调和效率，它让雇主组织货联会感到了惊讶和绝望。

另一方面，1986年是与孔代内马公司冲突最激烈的一年。这家集装箱公司决定在7月份，在巴塞罗那实施这条此前未被采用过的法令，以此打击几乎遍布所有港口的活跃的码头工人集会运动。面对这种情况，工人恢复了降低工作效率的策略，但只针对这家公司。公司事不宜迟地找来了工贼。于是，在港口工人与“罢工破坏者”之间爆发了激烈的冲突。然后，工贼在警察的保护下开始了工作，而罢工者被持法人员用暴力赶出了港口。码头工人们随即在全国就业系统[16]的所有办公室前都挂上了这样的标语：不要当工贼[17]。另一方面，该公司因非法用工（使用未在港口工作组织注册的工人）受到了起诉，因为这样的做法在《用工条例》（la ordenanza laboral）中是被明令禁止的。由于不能把消息传开来，诉诸法律的过程也很慢，工人们就对孔代内马采取了更激烈的抵制手段。8月6日，五百名码头工人来到了孔代内马的总部，阻止了货船的装载，导致与警察发生了短暂却暴力的冲突；8月13日，孔代内马用来运送集装箱的三台设备被破坏了；9月15日，五百名码头工人占领了公司的货运站台，与工贼展开对峙；10月2日，孔代内马的一辆卡车起火了……[18]

码头工人们虽然受到了超过四百项处罚，仍未放弃自己的要求。为了避免孔代内马下属的其他港口也使用工贼，那里的工人们决定发起间隔几个小时的停工。但在巴塞罗那，自8月14日以来，公司就只用工贼开工，还和他们签订了非法用工合同：根据给定时间……在个别时间段进行工作。也就是说，在码头工人罢工之后开始工作！

在没有得到码头工人同意的情况下，孔代内马（还有背后推动这家公司的政府）实行这项法令的企图是不能长久的，因此，在接受谈判后，码头工人停止对公司施加压力，并最终在1987年2月达成协议。公司同意遵守协议中的条件，并且不再任用未经登记的工人[19]。

但是，孔代内马的纷争结束，不过是意味着其他公司会挑起新的争端。政府坚决反对固定工资与轮班工作制的态度也加剧了这一局面。此外，政府还决定仅在最大的港口中建立“装卸公司”，“为了共同的利益”将港口上的工人划分给中央政府管理下的港口和其他一些地方政府管理的港口。

成功中的失败

政府与雇主的策略最终取得了成效。在不同港口中，码头工人之间的利益分歧也在日益加剧。斗争了将近十五年的整整一代人，在这样的情况下感到越来越疲倦了。另一方面，在政府不愿意履行新签署的协议时，最具战斗性的很多工人都已经退休了。其结果就是，码头工人的数量逐年在减少。一些人开始讨论起先保住“这艘老船上的火炮”，即巴塞罗那港口码头工人组织还有全国的港口码头工人协调组织，再把它变成“商船”[20]，以适应在新形势下不可避免的局面，即私有化和码头工人数量的减少。

之后是《一号框架协议》的签署，这份协议在协调组织内部引起了公开的冲突。最具争议的是协议关于“装卸公司”和提前退休的地方。正如赫尔迪·伊瓦尔斯（Jordi Ibarz）所说，其旨在将用于战斗的工会转变为用来谈判的工会，来应对和平时期。不赞同这种策略的码头工人抱怨说，集会举行的次数越来越少，决策能力也越来越差。协调组织中也慢慢滋生了官僚主义。在很短的时间里，活跃了超过十年的集会和自主落幕了。

无论如何，除了港口，尤其是巴塞罗那港口本身的情况以外，更加重要的问题是：码头工人的政治孤立。在雇主和政府面前，港口工人们发展出了真正的反抗政权的自主，但他们在手中已经掌握权力时，却发现自己孤身一人。自主斗争已经在西班牙这个国家的其他地方被击败，它不能再接过码头工人的胜利了。但是应当指出，在1988年，并不是所有人都想让协调组织转向“用来谈判的工会”。如果今天去巴塞罗那附近走走，他们自己会很乐意把这些告诉你。在所有广场上，任何一间酒吧里都可以找到退休的他们。

[1] 工会组织协调会（la Coordinadora de Organizaciones Sindicales，COS） [2] 《货堆》（La Estiba），《港口的声音》（Voz de los puertos），第5号，1985年10月——原注 [3] 港口工作组织（la Organización de Trabajos Portuarios，OTP） [4] 巴塞罗那港口码头工人组织（la Organización de Estibadores Portuarios de Barcelona，OEPB） [5] 《巴塞罗那港口码头工人组织及协调组织的起源》（Origen de la OEPB y de la Coordinadora）， 《港口大会上的文件》（Ponencia al Congreso de Puertos），巴塞罗那1979年10月12-14日——原注 [6] 见J·伊瓦尔斯（J. Ibarz），《协调组织史》（Historia general de la Coordinadora），由海上劳动者全国协调组织（Coordinadora Estatal de Trabajadores del Mar）出版，巴塞罗那，1998年版，第29和30页——原注 [7] 参加本次会议的有比戈港、科鲁尼亚港、巴塞罗那港、加那利群岛八座港口、阿里坎特港与马略卡岛帕尔马港的代表。后来，西班牙的其他港口都派出了代表参会。同上，第43页——原注 [8] 民主联合会（Unión de Centro Democrático ，UCD）是阿道夫·苏亚雷斯·冈萨雷斯于1977年成立的一个政治联盟，旨在使西班牙从弗朗哥专政逐渐过渡到民主政治。1982年解散。——中译者注 [9] 阿道夫·苏亚雷斯·冈萨雷斯（Adolfo Suárez González，1932年9月25日—－2021年3月23日），早年担任律师。1968—1969年任塞戈维亚省长。1969—1973年任西班牙广播电视总局局长。1975年3—7月任“民族运动”副秘书长。弗朗哥去世后，于1975年12月—1976年7月任“民族运动”秘书长。1976—1981年任西班牙首相，在任期间积极推动民主政治发展。1981年辞职，被授予公爵头衔。1982年发起成立民主社会中心党并担任党主席（El Centro Democrático y Social，CDS）。1977—1991年任国会议员。1991年辞职后退出政坛。2021年逝世。——中译者注 [10] 全国货运公司联合会（Asociación Nacional de Empresas Consignatarias，ANESCO） [11] 《麻木》（Indolencia），1980年12月，第8页——原注 [12] 见埃斯蒂瓦纳（Estibarna），《国内巴塞罗那港口装卸社会》（Sociedad Estatal de Estiba y Desestiba del Puerto de Barcelona），由阿汉达里亚（Argentaria）出版，第十三章《码头工人的社会主义》第189-213页。对这一内容的解释更为详尽——原注 [13] 2006年11月17日，对码头工人和巴港工人组织代表富拉尼斯克·阿洛卡（Francisco Aroca）的采访。——原注 [14] 2007年1月28日，对前协调组织总书记胡里安·加西亚（Julián García）的采访。——原注 [15] 同上，《麻木》1980年12月，第12页——原注 [16] 全国就业系统（Sistema Nacional de Empleo，INEM）是西班牙的一个就业体制。——中译者注 [17] “这里的工人只会把你当做‘罢工破坏者’，但他们没能和1980年一样成功。如果港口的码头工人因报复而拒绝了你，我们会为你提供法律咨询和辩护……”《货堆》（La Estiba），《港口的声音》（Voz de los puertos），第19号，1986年11月——原注 [18] 数据取自“匪帮”（Os Cangaceiros）小组在下述的书中的记载：《1868-1988年西班牙国家中的社会战争记事》（Actas de la guerra social en el Estado español 1868-1988）, 瓜子（Pepitas de Calabaza）出版社，第146-149页——原注 [19] 同上，见J·伊瓦尔斯，《协调组织史》1998年版第69页——原注 [20] 同上，见《货堆》，《港口的声音》，第19号，1986年11月——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