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三国演义》和京剧《击鼓骂曹》的人们，都知道那个裸体痛骂曹操的祢衡，是三国时期一个狂放不羁的特别人物。小说中的祢衡和戏中的祢衡，是作者以文学方法塑造的艺术形象，自然有夸张和渲染的成分在其中，但其思想和性格，基本上与历史记载中的祢衡相吻合。近年来，易中天先生的《品三国》风行天下，其中所描绘的祢衡与我们所熟知的祢衡大相径庭，易先生认为“祢衡的所谓傲骨，毫无正义的内容，只不过是他自我表现的恶性膨胀而已”，“说明他其实是一个极端自私的人。他的自高自大，就是他自私的表现”，“这就不能算是英雄，只能叫做混蛋。”（见《品三国》下第28集《借刀杀人》，32-36页。）从以上评价可以看出，易先生基本上否定了这个人物的正面意义。而收录在《昭明文选》中的《鹦鹉赋》，是祢衡作为文人和才子留下的传奇之作，通过品读这篇才华横溢的文章，我们又似乎看到了一个志趣高洁、追求美好理想的祢衡。这就不能不令人疑窦丛生，历史典籍记载中的祢衡，小说与戏中的祢衡，还有易中天先生笔下的祢衡，究竟哪一个更接近事实上的祢衡呢？祢衡真像易中天先生所说的是一个极端自私的“混蛋”吗？

一个被严重歪曲了的形象

晋代史学家陈寿先生所撰的《三国志》，一直以来被人们看着是记载三国历史的信史，但是这部著名的史学著作中竟然没有关于祢衡的专门的小传。许多事迹和名气不如祢衡的人物都上了，为何单单没有祢衡的小传呢？估计是祢衡的事迹不为统治者所喜欢，所以陈寿先生也就不敢放胆去写。《三国志》中有关祢衡的记载，是后来注释《三国志》的南北朝时期的宋朝人裴松之，在《荀彧传》的注解中引述《典略》中的记载附带叙述出来的，说他“恃才傲逸，臧否过差，见不如己者不与语，人皆以是憎之。”正面集中记载祢衡事迹的文字，出现在与裴松之同时代的史学家范晔所著的《后汉书·文苑列传》中，说他“少有才辩，而尚气刚傲，好矫时慢物。”以上两本史书中的记载差不多，意思都是说他恃才傲物，喜欢评论时事，瞧不起别人，等等。这种评价虽然不是很高，但是也没有从整体上予以否定，而且还都特别点明了祢衡是有才气的，比如两条史料中都有孔融的推荐词：“淑质贞亮，英才卓烁。初涉艺文，升堂睹奥，目所一见，辄诵于口，耳所暂闻，不忘于心。性与道合，思若有神。”虽然不无吹捧之意，但能让孔融为之极力称赞的人，应该说才气肯定不会差到哪里去，况且《鹦鹉赋》也为其过人的文采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证据。《三国演义》与京剧《击鼓骂曹》，没有把祢衡当成一个才子来塑造，而是把他写成了反对曹操的英雄，这样写也大致合乎史料中记载的人物原形的特点。
但是，到了易中天先生的《品三国》里，祢衡却成了一个对抗“整个社会”，“自绝于人民”，“心理变态”、“病入膏肓”、“极端自私”的“混蛋”！易先生认为，祢衡的死“也冤也不冤”，冤，是因为无论他“多么可恶和讨厌，至少罪不当死”，他的确是死于“没有法制和人权”的“黑暗社会”；不冤，是因为他“多少有些咎由自取”，“自己找死”，“最不值得同情”，即便生活在“讲法制和人权的社会”，“也不会讨人喜欢”。
易先生对祢衡的种种负面的评论，大多都出自他的推测甚至是信口开河，没有确凿的史料根据。比如易先生说，祢衡对抗了“整个社会”，“自绝于人民”，这些说法难以成立。祢衡对曹操始终持不合作的态度，但对刘表、黄祖及其儿子，态度就大不相同，或称美，或体察心思，或友善，这就说明他还是能够与人合作的。而且，在刘表和黄祖那里，他一度还是能够认真负责、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的，特别是在黄射大宴宾客的集会上，当有人请求他为鹦鹉作赋，“使四座咸共荣观”时，他欣然命笔，愉快地吟出了传奇之作《鹦鹉赋》，说明他还是可以和人们打成一片的。至于他与孔融，两个人可以说是相互欣赏，彼此倾慕，“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这里的“儿”是汉代对杰出男子的尊称，并非易中天先生所说的是将孔融称“儿子”！），表达了他对孔融、杨修的赞美之情。史料中的记载与其文章表明，祢衡并非是对抗 “整个社会”的人民公敌，也不是“自绝于人民”的叛徒，易先生给他扣上这样的大帽子，实在是缺乏根据和没有道理。
至于易先生说他“心理变态”，“病入膏肓”，“其实是一个极端自私的人”，“他的自高自大，就是他自私的表现”，“这就不能算是英雄，只能叫做混蛋。”等等，完全是强词夺理，信口雌黄。从《品三国》中我们不难发现，易先生评价祢衡，有时是站在曹操的立场上说话的，从曹操的角度来看祢衡当然是一无是处，因为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青年确实把曹操骂得够呛；有时是站在现代人的立场上下断语的，但超越了那个特定的年代，以今人的标准衡量古人，祢衡必定是一个浑身上下充满毛病的人；更多的时候，易先生是从世俗的角度来评价的，因为以庸常的目光看特立独行的祢衡必定是狂人，为大众所不容。总之，在易中天先生的笔下，祢衡的形象被严重歪曲了，人们看到的祢衡再也不是小说和戏曲那个慷慨激昂、反抗强权的热血青年，而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疯子和“混蛋”。
好在历史不是易中天先生写的，我们不会因为易先生歪曲了祢衡的形象，就认定历史上的祢衡真是那样的一个人了。如果小说和戏曲中的祢衡形象毕竟属于文学描写，有很多渲染、夸张和拔高的成分在其中，那我们还是通过品读祢衡的不朽之作《鹦鹉赋》来认识他吧。

一个志趣高洁的文学青年

俗话说：文如其人。虽然一个人的文章，不一定能完全真实地反映这个人的思想观点，但从血管里流出来必定是血，我们多少还是可以通过一个人的文章，来触摸这个人的内心世界的。从史料上看，祢衡留传下来的文章只有“一赋三文”（即：《鹦鹉赋》、《吊张衡文》、《鲁夫子碑》、《颜子碑》），但我们依然可以从中窥见祢衡，作为一个文人和才子的思想脉络与心路历程。特别像《鹦鹉赋》，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手法方面，几乎可以与屈原的《离骚》相媲美。
首先从序言来看祢衡的才气究竟有多大。“时黄祖太子射，宾客大会。有献鹦鹉者，举酒于衡前曰：‘祢处士，今日无用娱宾，窃以此鸟自远而至，明彗聪善，羽族之可贵，愿先生为之赋，使四座咸共荣观，不亦可乎？’衡因为赋。”从序言交待的写作背景来看，这是一篇颇有难度的命题作文，不仅要当场作出来，而且还要处理好在场主客们各自的审美需求。客人请求祢衡来作，祢衡也不推辞，而是信笔来写，一篇名传千古的奇文就这样一气呵成了。从这里我们似乎看到了七步成诗的曹植，又彷佛看到了那个作《滕王阁序》的王勃，风流倜傥的祢衡和他们一样文思泉涌，笔走如飞，这样有才气的文学青年从古到今都是凤毛麟角的。
再从正文来看祢衡究竟表现了自己什么样的思想感情。全文大致可以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前三段）是咏赞“鸟之形质美”，即从多个侧面用多种手法描绘赞美鹦鹉鸟的超凡不俗。先写其丽容丽姿，再写鸟的聪明辩慧和情趣之高洁。如此便收到了一箭双雕的效果：既显扬出鹦鹉鸟之奇美，又暗示自己志向的高超和才智的出众。其中第二段所写的“虞人”们奉命布下天罗地网捕捉鹦鹉而献全鸟者受赏的细节，则巧妙地影射出东汉末年权贵阶级压迫忠正控制良才的行径，含蓄地表达出他自己被人侮辱、几经转送的尴尬而痛楚的心情。第二部分（后三段）则进一步抒写鹦鹉的困境与悲情，即美丽高洁的鹦鹉身陷牢笼，但却时时“想昆山之高岳，思邓林之扶疏”，作者通过描写鹦鹉的悲惨遭遇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又暗衬出他自己有志难酬但仍然追求美好理想的情怀。总之，《鹦鹉赋》文辞华丽，感情丰富，想象奇特，寓意深刻，反映出祢衡卓越的文学才华和高雅的志向情趣，与同时代其他杰出作家的代表作相比一点也不逊色。也正是因为《鹦鹉赋》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因而后世的文学家们如唐代的诗人崔颢、李白都眼望鹦鹉洲而触景生情，分别写出了钦慕与怀念祢衡的诗篇（见崔颢的《黄鹤楼》，李白的《望鹦鹉洲悲祢衡》）。
通过品读《鹦鹉赋》，可以看出祢衡的确才华横溢，有倚马千言的本领，作《鹦鹉赋》时的豪气，可以与王勃作《滕王阁序》相媲美；他志趣高洁，通过赞美鹦鹉的美丽和聪慧，表达了自己对美好事物的追求；他忧伤悲愤，通过描述鹦鹉的遭遇，反映出对黑暗现实的愤懑和绝望。因此，祢衡绝不是易中天先生所说的是一个“极端自私”的“混蛋”，而是一个有着很很高的文学天赋的热血青年。易先生在评价祢衡时，可能没有想到祢衡是写出过传世之作《鹦鹉赋》的，否则他不会不顾客观事实而轻率地作出那样的结论的。

还祢衡以本来的面目

作为一个文学形象，《三国演义》和《击鼓骂曹》中的祢衡，在作者笔下基本上是一个正面人物，作者把他作为一个反抗专制的斗士来写，对他辱骂曹操是持肯定和赞赏态度的。但是由于作者的倾向性以及情节的需要，小说和戏剧都主要选取了他作为叛逆者反抗权势的一面，对他的文学才华以及作品一笔带过，因而没有能全面完整地展现祢衡，给读者和观众的印象，好像祢衡只是个狂放不羁的“愤青”。这样写虽然有拔高的成分，但是也大致与史料中的有关记载相吻合，没有什么过于偏颇的地方。
作为一个历史人物，《三国志·荀彧传》中的注解与《后汉书·文苑列传》中有关祢衡的文字，无论是记载其事迹还是评论他的思想性格，都相对比较全面和完整，既反映了他作为时代叛逆者的一面，也反映了他性格中有着严重缺陷的一面；他既是一个才华横溢的青年文人和才子，但同时又是一个不谙人情世故的狂人。考虑到《三国志》和《后汉书》都是严肃的史学著作，因而史料中对祢衡的记载和评价，应该说是基本可信的。由于少年时代就显露出过人的才华，养成了他自大狂的个性，因而他常常口出狂言，在社交场合中对他人缺乏基本的尊重，结果闹得很多人都不能接受他。虽然他言行中有着许多出格的举动和负面影响，但他本质上并不是一个坏人，也不是易中天先生说的是一个“极端自私”、“恶性膨胀”、“心理变态”、“自绝于人民”的人。因而，我们对他的死只有同情和惋惜，没有什么幸灾乐祸的，甚至我们还欣赏他卓越的文学才华，毕竟这个26岁时死于非命的古代青年，为我们留下了千古绝唱《鹦鹉赋》。

　　汉赋的发展经过准备、繁荣、转变、衰落几个时期。 第一阶段：西汉初期，汉赋形成期。
　　汉高祖初年（公元前206）———武帝初年（公元前140） 骚体赋阶段。主要是继承《楚辞》的传统，形式短小，抒情性强，带有楚辞的特点。 “大汉初定，日不暇给”，思想禁锢不严，文化比较活跃。内容多是抒发作者的政治见解和身世感慨。这时较有成就和代表性的作家是贾谊，《吊屈原赋》、《鵩鸟赋》、淮南小山《招隐士》，枚乘的《七发》承前启后，结束了骚体赋阶段，初具散体大赋的特点，开启了赋的第二个阶段。
　　第二阶段：西汉中期，汉赋全盛期。 汉武帝初年———西汉中叶
　　汉武帝刘彻（公元前156—公元前87）汉景帝之第9子，17岁即位，在位55年。继承了“文景之治”的政策，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使汉帝国达到强盛的顶峰。刘彻极重视文化，大量征召文人赋家入京，用名利鼓励他们创作。他本人也酷爱辞赋，有《李夫人赋》、《秋风辞》两篇赋流传下来。还有《瓠子歌》二首，风格雄豪质朴，气势宏伟，为难得的帝王之作，收入《乐府诗集》。
　　散体大赋阶段。赋的鼎盛期。
　　盛行鸿篇巨制的大赋。作家作品最多。国势强大，君主提倡，“兴废继绝，润色鸿业。”（班固《两都赋·序》）多描写帝国威震四方的国势、繁华的都邑、丰饶的物产等。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班固的《两都赋》等。
　　第三阶段：西汉后期到东汉中叶，汉赋转变期。 汉赋的转变期，从思想内容到体制和风格都开始转变。此时歌颂国势声威、美化皇帝文治武功,专以铺采摛文为能事的大赋逐渐减少，抒情咏物的抒情小赋兴起。
　　转变原因：社会状况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赋虽数量不多，但很有价值，突破了彼此沿袭的赋颂的传统，成为六朝抒情赋的先声。
　　第四阶段：东汉中叶至末年，是汉赋的衰落期
　　东汉中叶后，宦官外戚专权，政治腐败，国力衰微，祸乱频起。文人写作态度发生变化，赋体题材有所扩大。反映社会黑暗现实，讥讽时事的短篇小赋兴起。
　　开始这一转变的是张衡的《归田赋》，还有蔡邕的《述行赋》、祢衡的《鹦鹉赋》。最具代表性的是赵壹的《刺世疾邪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