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论语》看“乐感文化”的四重内涵

张鹏举

“乐感文化”是李泽厚提出的，它不仅是对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特质的高度概括，更是一种深层的“文化—心理”结构，是对中国人诗性智慧的精审总结。在李泽厚看来，中国的“乐感文化”不同于西方的“罪感文化”和日本的“耻感文化”，是本民族所特有的一种文化模式。“乐感文化”以“一个世界”为立足点，以“情本体”为核心，注重个体的感性生命，强调自强不息、韧性奋斗精神，关注世间幸福、人际和谐，是一种注重涵养人性、寻求人性完满的文化。 　　《论语》作为儒家经典，不仅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且在中华民族民族性格塑造过程中亦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其对“志于道”“据于德”“兴于诗”“立于礼”“游于艺”和“成于乐”等“学以成人”过程的提示，“孔颜乐处”所揭示的安贫乐道、豁达自信的处世理想和人生态度，“曾点气象”所描述的寓无限于有限、即自由而超自由的审美精神，无不体现着中国“乐感文化”的诗性智慧。因此，笔者尝试从《论语》来看“乐感文化”的内涵并进行分析。 　　第一，“乐生”的生命精神。《论语·乡党》云：“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马厩失火，孔子从朝廷回来之后首先问“伤人了没有”，没有问马，这是值得我们重视的。“伤人乎”之问可以说是孔子的第一反应，在春秋那个朝不保夕的乱世，当夫子得知马厩失火之后，并没有关心自己的财产损失了没有、损失了多少，而是出于本能地问人怎么样、有没有伤亡，可以看出夫子对个体生命价值的尊重，此其一。其二，《论语》中这种“乐生”的生命精神还体现为强调人们要自强不息、韧性奋斗。《子罕》篇讲：“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这其实是在提醒我们只有在冰雪严寒这般恶劣的环境之中，才能磨砺人的意志，最大程度激发人的生命潜能。夫子告诫我们要耐得住困苦，要有自强不息、韧性奋斗的精神，无论遇到多么大的苦难都不要改变我们的初心，“这正是中国乐感文化不同于俄罗斯‘苦难即得救，即欢娱’之所在”（李泽厚《论语今读》，三联书店2008年版）。其三，《论语》中这种“乐生”的生命精神，还体现为“慎终，追远”的生命关怀。众所周知，孔子对生死的态度是“未知生，焉知死”（《先进》），对祭祀的态度是“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吾不于祭，如不祭”（《八佾》）。可见孔子认为，要想懂得什么是死，首先得懂得什么是生，他对鬼神是否存在持的是一种未置可否的态度，但却强调行祭的时候必须设想祖先（鬼神）是存在着的。这就决定了我们中国人的生命关怀之中不仅较为重视此生此世的生命和意义，而且也重视死后的哀荣，因此《论语》要求我们要“慎终追远”（《学而》）。“慎终者，丧尽其礼。追远者，祭尽其诚。”（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之所以要“丧尽其礼”“祭尽其诚”，乃是由于我们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乐感文化”相较于西方的“罪感文化”和日本的“耻感文化”而言，是一种立足于此世间的文化，正是由于对此世间的“人伦日用”的无比眷恋与喜爱，才产生这种以“慎终”“追远”为核心的生命关怀。 　　第二，“乐群”的生存智慧。中国“乐感文化”以“一个世界”的预设为立足点，不构想超出此岸世界的天堂或地狱的存在，因此没有上帝天国可以依赖，只得靠个人自己的奋斗、靠人与人彼此之间从物质上到精神上的相互扶持，这就决定了中国人对儒家所强调的忠、孝、礼、义、仁的重视，对人际和谐的强调。因此，《学而》中才会有曾子“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的言论。曾子说“我”每天都要多次反省自己。反省什么呢？反省自己在替他人谋划考虑的过程中是否用了心，反省自己在交朋友的过程中是否有不信实的地方，反省自己在传授他人知识的时候，这些知识是否是自己经常讲授的，自己是否真的实践过。为什么《论语》要求我们这么做呢？这是由于“乐感文化”影响下的中国人认为，我们人类走不若马、力不若牛，又没有外在的上帝可以依靠、没有一个“超人”帮助我们。怎么办呢？只能自己依靠自己，只能相互依靠，彼此团结，正如李泽厚所言：“人处于‘与他人共在’的‘主体间性’之中。要使这‘共在’的‘主体间性’真有意义、价值和生命，从儒学角度看，便须先由自己做起。”（李泽厚《论语今读》，三联书店2008年版）这就迫使中国的“乐感文化”具有一种“乐群”的生存智慧，所以才会要求我们“入则孝，出则第，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学而》），我们才会“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学而》）。 　　第三，“乐观”的生活态度。前文提到以儒学为核心的“乐感文化”不提倡宗教信仰，认为没有上帝、天主可以依赖，“人生一无所本，被偶然扔掷在此世间，无所凭依，无所依皈”（李泽厚《论语今读》，三联书店2008年版）。但我们并没有因此而对生活悲观失望，而是相信“物不可以终难”（《周易·序卦》），坚信“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卫灵公》），以人为本，依靠“乐群”的生存智慧，相信人自身的力量。这种坚信“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的精神落实在日常生活之中，便体现为“乐观”的生活态度，体现为“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述而》），体现为“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雍也》）。梁漱溟先生将这种“乐观”的生活态度概括为“孔子生活之乐”（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并对之阐释说：“一个人不过几十年顶多一百年的活头，眼看要老了！要死了！还不赶快乐一乐么？”（梁漱溟《东方学术概观》，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 　　第四，“乐感”的人性追寻。就人性完满的角度而言，“乐感文化”表现为“乐感”的人性追求。所谓人性完满、“成于乐”从个体心理角度来说，指的即是孔子所谓的“臧武仲之智，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宪问》）的集合，是通过“诗”“乐”等艺术形式的熏陶塑造一个完人，更是“乐生”的生命精神、“乐群”的生存智慧和“乐观”的生活态度的完满呈现。这是一种审美结构的呈现，更是一种内在心灵的形上超越。通读《论语》可以发现，在以儒家为代表的人生哲学中，很重视“诗”“乐”在君子人格培养中的重要作用。在总共一万余字的《论语》之中引《诗》、论《诗》之处竟多达十八处，这充分说明了“诗”“乐”教化在孔子心目中的重要地位。正所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此即孔子所理想的“成人之道”，并由之决定了中国“乐感文化”的导向是人的主体性的不断进步与满足，是寻求“人道”的不断完成，是在音乐和艺术的熏陶下达到对人生最高境界“天人合一”的艺术化把握。因之，当孔子问及曾点之志时，曾子不假思索地答出“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先进》）的“曾点气象”。由此可见，此一“乐感”的人性追寻，仅靠“诗”“乐”等艺术形式的熏陶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乐生”的生命精神、“乐群”的生存智慧和“乐观”的生活态度的相互配合，这样才能最终培养出理想型的“君子”，最终将中国“乐感文化”这一“文化—心理”结构内在的诗性智慧完满呈现出来。 　　总之，“乐感文化”包含“乐生”的生命精神、“乐群”的生存智慧、“乐观”的生活态度和“乐感”的人性追寻等多重内涵，蕴含着丰富的学术价值。对“乐感文化”的研究在坚持中华文化文化自信，增强中华民族文化软实力，应对异质文化之间的价值冲突，特别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理应引起我们的重视。 （作者：张鹏举，系大连理工大学人文学部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