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孔子门徒多，可以记录他说过的话；
2.经常到各国游说；
3.当时的社会背景，当政者用它统治人们的思想。

秦始皇又曾焚书坑儒，汉代前期几位颇有作为的皇帝多信奉道家的无为之治，而偏偏儒家学说会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力量呢？因为中国儒家文化在本质上反映了中国农业文化的全面要求，或者说儒家文化在最大限度内满足了中国大陆与农业文化的要求。具体说，儒家文化有如下几个特点，而这几个特点对于一个大陆型农业文化模式来讲，条条都有必备的价值。

其一，推崇皇权，主张统一。这是儒家学说中至关重要的内容。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所谓法先王说，所谓三纲五常。简而言之，就是君为臣纲，皇权乃万事之本。可以这样说，像中国古代这样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自然农业型国家，如果不建立中央集权制的管理体系，是不可想象的。皇权不是中国人的爱好，而是中国历史的需要。儒家学说中虽然也有“民为贵”之类的议论，但处在国家管理体系中心位置的无疑是皇帝。先秦诸子百家，只有儒家学说对尊卑问题讲得最合封建帝国之意。儒家学说中大一统的思想，对中国封建时代的兴旺和强盛有着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中国传统文化选中儒学作为官学，这是最主要的原因。所以，秦始皇若不统一天下，那么，诸候国就不会看中孔夫子，因为看中孔夫子就该服从周王朝。而秦始皇一旦统一天下，那么，儒家学说或迟或早总会登上皇家官学的宝座。秦始皇乃一代之雄，却干出焚书坑儒的事来，可算是中国历史对始皇帝的一个黑色幽默。

其二，天人合一，有利于社会稳定。儒学中的天人合一思想，在孔、孟时已有萌芽，到董仲舒时代成为成熟的哲学观念。汉代以农业主国，对自然环境必然重视。一方面与天为邻，一方面又对天有所敬畏。于是儒学天人合一思想，对于如汉武帝一样的皇帝，就有了双重价值。价值之一，天人合一的思想，可以为皇帝的最高权威找到根据，既然天人一体，皇帝之所以成为皇帝，就说明这是天命所在；价值之二，是使天下都能爱护自然，重视土地，从而保证农业自然经济的顺利发展。

其三，性分三品，强调等级。地域如此辽阔的农业大国，必须建立中央集权制才能管理；而建立中央集权制，又必须实行严密的等级制才能保证皇帝以有效的方式控制如此巨大的国家机器，获得必要的行动效果。而儒家学说中的上智下愚及性三品说，正好为封建等级制提供了绝好的理论依据。人为三品：上品之人，不教而明，属于圣人一流；中品之人，教而后益，多数人都在此类；下品之人，虽教而无益，非强制其行为方可。而上品之人必得知书达礼，中品之人可以教而后成，所余下品，大多是平民百姓。所谓“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正合皇帝陛下的龙意。于是儒家学说，不能不受到帝王的青睐。而且封建体制一日不去，儒家的官学地位便一日不会动摇。

其四，既重亲性，更重家庭。儒家学说对于家庭给予特别的重视。儒学立身的根本，一是作忠臣，二是作孝子。而且忠臣必定是孝子，孝子亦必须是忠臣。孔夫子对于孝的重视，足为百家先，而他对不孝的态度也是很激烈的。作为中国伦理文化基础的农业自然经济，其基本的生存单位是家庭，最基本的生产单位也是家庭。唯有家庭稳定，国家才有安定，唯有家庭富足，国家才能富强。中国传统家族与封建王朝属同位结构体，二者的兴致一般无二，区别只在所处位置不同。古代中国只要家庭不乱，无论碰到怎样的变化，必将很快走向安定状态，而且只要保住中国传统家庭的文化特性，则中国传统文化就不会发生断层现象。

其五，重视土地，不患贫而患不均。农业之国，最重要的财富莫过于土地，土地是国家之本。这和市场经济不一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土地也是商品，美国花几个小钱，就可以买下阿拉斯加。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不可思议的。中国历代土地政策，也有差异。但每次改朝换代，如想取得成功必须在正确解决土地问题上下功夫。土地是立国之本，而赋税是土地能否发挥最好效益的关键。赋税关系实际上反映了农业与地主以及他们二者与国家的深层政治关系。无论哪个朝代，只有解决好土地与赋税问题，才能出现真正的繁荣，否则纵然有多么强大的管理力量，也非出乱子不可。农业国家重视土地，但土地可以使人生活，不能使人剧富，而儒家学说正好主张“不患贫而患不均”。穷点没啥，但不均就不行。将这个理论用于中国古代土地政策，真是再好不过了。而且因为有这样合谐的社会历史基础，连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都受到莫大影响。

其六，重农抑商，不准流动。以农业立国，必定重农。但农、商二者有冲突，特别是处在自然农业经济条件下，农民得利不容易，相对讲商人获利则比较容易。农业是传统大陆国家赖以生存的命脉。这个命脉的特点是：既稳固又脆弱。试想一个几千万人的农业大国，实力理应雄厚。但这种雄厚的实力非得付出艰苦卓绝的农业劳动才能得到。因此，一旦发生农民向其他行业大规模流动的情况，作为社会生存基础的农业就会动摇。因此，重农必须抑商，而且反对一切人口流动。由农转商，固然要反对，就是农民向别处迁移，也要反对，甚至因饥荒而逃亡的流民都受到歧视。终整个封建时代，封建王朝对于流民都十分反感。因为当一个王朝对流民失去管理办法的时候，就预示着这个王朝的寿命要终结了。而儒家伦理观念，最重视家庭关系，所谓“忠孝传家久”，所谓“父母在，不远游”。这样的伦理学说，封建王朝怎能不爱？

其七，重视礼教，倡导中庸。封建王朝的稳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家庭的稳定，而封建家庭的稳定又有赖于严密的封建等级制，特别是男尊女卑，父尊子卑。男尊女卑的理论依据是夫为妻纲，父尊子卑的理论依据则是父为子纲。二纲合一，最高男性家长便处于生宰地位。女子则没有地位，一个女子，在家要从父，出嫁要从夫，夫死要从子。这两个原则，既使家庭稳定，又使思想僵化。有人说中国传统文化重礼而轻理，在家庭婚姻关系上尤其如此。比如夫妻既讲尊卑，感情好坏就是次要的。即使嫁给一个万分不如意的丈夫，也只能认命，这叫作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中国传统家庭重视父子关系远胜于重视夫妻关系，因为只有父子相传才能保证家庭的稳定。儒家的这些主张，无疑对巩固封建等级秩序起了重要作用。中庸即不用过激的态度看待社会，看待家庭。中国人素有“忍”功，因为中庸使人不便出头，不肯出头，也不敢出头。而农业自然经济，本身就是一种渴望和推崇平均土地的经济，因此中庸便取得它特殊的理论价值和实用价值。同时，中庸既反对冒尖，又反对落伍，前拉后推，无疑加强了人们行为选择的从众性和向一性。儒家的中庸思想，其伦理价值超过其理论价值。

其八，渴望廉洁，重视吏治。中国自秦始皇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大帝国以来，秦朝模式统治数百年。隋唐改制，但在中央集权这一点上没有变化。中央集权的特色就是专制，而专制的必然结果就是腐败，腐败又是农业经济的首要敌人。于是为着圣朝永远不衰，也为着加强管理效用，历代清朝的王朝和有作为的皇帝，无不主张吏治。吏治，就是治吏，使各级官员遵纪守法，清正为官。但是看中国整个古代史，真正的清官总是不多。纵然有几位，也如凤毛麟角。于是社会舆论盼清官，便像盼星星盼月亮一样。其实腐败是专制王朝的一个死症，而吏治则是它的一个理想。儒家学说强调修身养性，洁身自爱，主张仁、义、礼、智、信，无论对吏治，对清官都有积极作用。

其九，克已复礼，以国为重。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的一个重要区别是：西方文化是主张个人本位的，而中国文化是强调官本位的。官本位的含义也并非一切都以官员的意志为主，而强调官府所代表的整体性利益。孔夫子一生理想在于克已复礼，后世儒生尤以忠孝为立身之本。表现在取舍安排上则国事第一，家事、个人事又次之。而且“君子不言利”，个人利益在儒家眼里，正是肮脏的东西。西方近代文化以个体为本位，因此，即便对某一个人的不公也可能酿成社会问题。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相反，它最钦佩的乃是忍辱负重，提倡为着整体牺牲个人，甚至为着个人——比自己身份高的个人而牺牲自己。中国儒学的这种价值观念对于一个庞大的统一的农业大国来说，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必然的。

其十，都德轻技，修身为本。儒家学说极其重视个人品德修养。像曾子那样的贤人，尚且要“吾一日三省吾身”，一般人等，可想而知中国不是宗教国家，却是一个特别需要道德规范的国家。儒家学说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正合“寡人”之意。有人说中国人说教太多，动辄就是道德问题，这倒也是事实；但应该指出的是，这实在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必然结果，并非中国人对道德自作多情，没事找事。至于其流弊后人，容当后议。

一个大陆文化，一个农业文化，一个儒家文化，已经为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此三者又是一个有机整体。因大陆而农业，因农业而儒家，反过来，儒学加强了自然农业基础，儒学与农业的合力又强化了中国大陆文化。如此这般，中国传统文化自然不会发生断层，中华民族的统一自然成为历史的必然。

　　这个问题可以分为正反两个方面.
　　我就来回答一下反而的影响,最主要是培养一种愚民与奴化精神.

　　一 儒学倡导仁义爱民，克己复礼，推崇遇事忍让唯上。这些都是动听悦耳的，却很不现实。孔孟可怜巴巴地寄希望与统治者的良心发现，大发慈悲，赐爱予民，怎么可能！历史上的昏君是明君的好几十倍，就证明“仁义爱民”的虚伪性和不可行性，因为它没有切实的制度来保证它的实施。儒学容易深入下层苦难的老百姓的心中（说的动人嘛），故而流传较广，但其和后来传入的佛教一样，虽深入人心却虚无缥缈，麻醉了人的神经（如藏蒙两族在迷醉佛教之前是非常骁勇无敌的，而迷醉了佛教之后呢？----一蹶不振。）；而无度的克己与忍让，让人变得懦弱和胆怯，久而久之就逐渐磨去了人在残酷的生存竞争中应有的的血性和斗志。请问：长期习惯于克己和忍让的民族会有英勇善战所向无敌的军队吗？军力不消弱才怪呢。这就是受儒学影响最小的秦为何最终灭掉六国的根本原因之一。

　　二 儒学倡导中庸之道。所谓明哲保身；所谓：各人自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对恶势力和谬误，只要当时没伤着自己，就睁一眼闭一眼，麻木不仁，甚至会去看热闹，这样的事我们生活中还少见吗？眼见小偷偷人，却视而不见；眼见有人跳楼，有人不是想法去救，反而幸灾乐祸看西洋景，高喊：“怎么还不跳呀？”之类灭绝人性的话；鲁迅先生也经过一个他所见的令人伤心欲绝的事：好多老百姓兴致勃勃地围观日本人斩杀中国抗日志士的场面。中庸之道就是这样的可笑，短视而残酷。其实它最终也害了那些认为与自己无关的人，你敢保证诸如此类的事哪一天就不会降落到你的头上？中庸之道其实是非常自私和愚蠢的，它导致了人们的互相猜忌与不信任，导致了人情的冷漠，导致了人心的涣散，深受其害麻木不仁的人们怎么会团结一致众志成城，去抵御咄咄逼人的恶敌和嚣张的反动势力呢？！怎么会为坚持真理而舍身取义呢？！（如为坚持日心说而被宗教法庭烧死的布鲁诺）。恐怕一上战场，就总想着保命耍滑会是真的，如此各怀鬼胎的军队不一触即溃才怪呢。中庸之道所造就的出卖良心正义的叛徒奸臣倒是不少。

　　三 儒学竭力倡导人们安于现状，安分守己，勿要强烈进取和不满，好让统治者之类的上等人安宁享乐。它认为只要相安无事，哪怕委曲求全？！-----这就是所谓的理想社会。这就造成了一般人的固步自封与画地为牢，遏制了人们的进取心，而这正是民族与军队强大所需要的基本精神状态。郑和有远航西洋的伟大壮举，却没有为祖国带来丝毫的益处（如土地与财富），反而是大耗国力军力民力，岂不咄咄怪事？！对远渡海外艰难创业的游子，封建王朝不是予以强大的扶持，反而认为是不孝的逆子和不忠的乱臣贼子，任其被西方殖民者屠杀和毁灭，否则东南亚如今早成了中国的领土，那会有今日的诸多麻烦？！想起来就叫人伤心落泪。儒学还一再地告诉人们：富人圣人都是上天的造化，君王更是上天之子，一切都是上天的安排，下层人受到欺压不容反抗，要认天命，任何形式的反抗都是大逆不道的罪行，提倡人民做愚忠和忍声吞气的奴才顺民，大肆推行愚民政策。长此以往，已习惯于当乖乖羊缺乏旺盛进取心的顺民们怎会一夜间就变为怒发冲冠的勇敢的战士呢？其战斗力不大降才怪呢。

　　愚忠和顺民文化造就了中国君王的无限权利与独裁专制，昏君多多儒学难辞其咎。

　　四 儒学提倡忠君复古，反对变法。认为祖宗之法不可变，逾制变法不可为，竭力培养只会死读书的废物，扼杀了无数的中华英才的聪明与智慧。八股科举考试就是其中最令人发指的措施之一，只考四书五经，而且不准自由发挥。这与前人所创造的辉煌灿烂的文明几乎不沾边。这样考出来的人会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不会种田，不会做工，不会独立思考，整天只会摇头晃脑地之乎者也，假大空张嘴就来（儒学本来就脱离实践），客套虚伪摇尾乞怜拍马奉承大耍两面派不学就会。你别指望他去下苦力搞科学研究和发明创造，因为在迂腐的儒者眼里，那些都是雕虫小技，是下等的工匠们的事，他们这种高等人是不屑于做那样下贱的事的。真所谓“最无一用是书生”。而这正合统治者的需要：他要的就是不会独立思考的奴才，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才会紧紧地依靠统治者苟且偷生，才会成为他们最忠实的走狗和肉麻的拍马屁者，所以说儒生大都没有独立的人格，心口不一，两面三刀，让人难以琢磨。这样的人你会指望他去唤醒民众，坚持真理，成为伟大的造福于国家民族的思想家吗？！你会指望他革旧布新，锐意进取，将中华远古的辉煌文明发扬光大吗？事实上他什么也不会做，只会反对改革，以免丢掉了十年“苦背”得之不易的寄生虫般的哈巴狗生活。因为每次的改革都是不容许有寄生虫们的存在的。（中国封建社会的所有改革几乎都失败了，几十次走向持续繁荣的大好时机均错过了，可悲呀。）这就是儒学最大的反动性的最深层根源。

　　可是，社会的发展是需要变革的，知识分子理应首先清醒（事实上儒生们思想最僵化最糊涂），担负起唤醒民众，救国救民的重任（事实上，最无一用的儒生们没有这个能耐），而你看这种与统治者紧紧依偎穿一条裤子的儒生们会这样做吗？他们才不会反对自己的主人的，所以反对变革是必然的，而反对变革只会导致国力军力的逐渐衰弱。这就是中国封建社会非常漫长，文化科技愈来愈裹足不前甚至停滞呆板的根本原因。后来列强只用了几千人，几艘军舰就打败几亿人国土最辽阔的满清，可笑到了极点，也可悲到了极处。此时还有什么军力可言？唯有接下来的百年的耻辱，和由此带来的“东亚病夫”的嘲笑。

　　五 综上所述，可以清楚地看到： 儒学在根子上反对竞争，所谓枪打出头鸟，所谓人怕出名猪怕壮，所谓父母在，不远游，等等等等，不胜枚举。因为它强调安于现状，提倡忍让和克己，极度害怕鹤立鸡群的英雄豪杰破坏了他们的既有秩序和既得利益，一旦强者出现，不是去虚心学习和协助，争做先进，而是视为威胁（当然对无能的寄生虫们有威胁啦），于是必然时刻想着大耍阴谋诡计，置英雄于死地而后快，什么民族利益什么国家安危全都无忠君和保位重要，岳飞于谦袁崇焕等人的悲剧就是明证。

　　达尔文的进化论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是个弱肉强食的世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竞争是永恒的真理。儒学们对外畏敌如虎，胆小如鼠，竭力地退让和委曲求全，不惜称臣和割地赔款；对内又热衷于窝里斗和打压竞争，陷害忠良，不仅内耗巨大，而且常常自毁长城。长此以往，谁还敢精忠报国，努力劳作，成为吃力不讨好的国家栋梁之材，于是只会成为平庸之辈，与他们一起同流合污混食度日，混来混去混出了国力与军力逐渐衰退的大悲剧。（请注意，中国人的口头禅就是个“混”字)因为竞争是客观存在的，你放弃或压抑了竞争止步不前，人家照样你争我夺，争先恐后，当外族强大后，才不会对你有半点的怜悯和丝毫的留情，国家不在外力频频的打击下走向衰败才是怪事呢。

　　其实我要说的还有很多，但限于篇幅，在此就不一一陈述了。仅上面的五点，就足以证明儒学从根子上是谬误的集大成者。我为什么要证明这个论点？原因是直到现在，我们并没有摆脱几千年来儒学对我们国民的影响与毒害。尽管已经和它清算过一回了，但上面我列举的各种现象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百足恶虫，虽死未僵，依然在危害着我们的国力民力与军力，甚至可能危害我们的未来。而要彻底清除其危害，甩掉包袱轻装上阵，建设好我们的国家，迅速强大我们的国力民力与军力，就必须认清儒学为何祸国殃民的深层根源，看清它真实可憎的面目，这就是我与大家讨论此问题的初衷所在。

　　当然了，儒学并非没有一点点好处，它所提倡的孝敬父母尊师爱教等的优秀的思想我们还是应当继承和发扬的，但这些都是风俗习惯上的枝节问题，并不能抵消它给古老文明的中华民族所带来的巨大灾难和极大的负面精神效应。

是因为他守符合汉后封建时代的统治者的意志
所以在西汉时
董仲舒建议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以后儒家才成正统

仁义礼智信对中华影响深远

儒家文化中有很多核心文化一直被弘扬至今

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各自的影响。比如儒家文化,他其实有一根主线一直延续影响着我们中国

比如儒家文化,他其实有一根主线一直延续影响着我们中国

真正的大儒最注重个人的自身修为，从孔孟时代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到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到王明扬的“但求无愧于我心”的心学，都是以个人修为作为儒家的第一要旨。不过，因为作为历代帝王的统治工具需要，被人为掩盖了儒家思想的很多内容，而宣扬其中的“三从四德”等（如朱熹为代表的“朱程理学”），被人们误认为儒学就是抹杀人性、杀人不见血的刀了。

推崇仁、礼，核心是仁

儒家思想指的是儒家学派的思想，由春秋末期思想家孔子所创立。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在总结、概括和继承了夏、商、周三代尊尊亲亲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说过：“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是自己的思想本色。儒家思想基本分为“内圣”与“外王”，即个人修养与政治主张两类。随着学科的细分，主要从以下角度对其进行解析。 孔子，名丘，字仲尼，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政治家、教育家和思想家，孔子的言行思想主要载于语录体散文集《论语》。 伦理学 伦理学上儒家注重自身修养，其中心思想乃“仁”，意谓人与人之间应注重和谐的关系。对待长辈要尊敬尊重；朋友之间要言而有信；为官者要清廉爱民；做人有自知之明，尽份内事，“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统治者要仁政爱民，“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对待其他人要博爱，“幼吾幼，及人之幼。老吾老，及人之老”。对待上司要忠诚，“君事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对待父母亲属要孝顺，“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人要有抱负而有毅力，“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尊重知识，“朝闻道，夕死可矣”，善于吸取别人的长处，“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以及“君子远庖厨”推己及人的思想。 政治学 儒家政治思想是“仁政”、“王道”以及“礼制”，其理想是“大同”、“大一统”，其政治学主要阐述君臣关系、官民关系。孔子“君事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孟子“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是儒家政治学的代表性主张。 在现实政治的问题上，儒家要求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双方都要承担义务，从理论上说，被统治者有权利反抗不正常承担义务的统治者。“仁政易行”则提倡分清“不能”与“不为”之间的区别，即“不去做”与“做不到”之间的差异。而其“无恒产，因无恒心”也体现了民本思想。 在国际政治方面，儒家主张“华夷之辨”。华夷之辨在古代促进了中原先进文化的传播，在近代则成为中国现代化的障碍。 史学 儒家有一个重视编修历史的悠久传统。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论语·述而》）。但是孔子编修《春秋》，不单纯记载史事，而且也通过遣词用字的方法，体现出一套褒贬倾向，借此以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称之为“微言大义”。由于历代儒家学者的努力，中国的编年史从公元前841年（西周共和元年）开始，一直到今天，一年也没有中断过。 西晋太康二年（281年）盗墓人在魏国古墓发现一部书简书，是魏国人写的编年史，被称为“竹书纪年”，内容有些地方与孔子春秋相同，但是也有一些重要内容完全不同，因此后世有人怀疑儒家记载历史的真实性。 经济学 儒家重义轻利，重官轻商，重本抑末，与现代商品经济不相适应。儒家典籍《礼记》中所描述的大同社会是儒家思想大道之行的描述。也就是说，儒家思想的经济学，是为了人类理想社会而服务。 科学技术观 儒家不重视分科领域专业知识的研究。子日: “君子不器。”朱熹的解读是：“器者，各适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体无不具，故用无不周，非特为一才一艺而已。”这是儒家轻视专门人才的思想根源。明代撰写《天工开物》的宋应星，也是六次科举不中，才转而研究科技专业知识的。

儒家思想是一种人类社会道德伦理规范的学说。它的最基本的理论基础是“性善论”。正如笔者在《人性善恶论》中指出的，中国古代流行的教子歌《三字经》当中的第一句话就是“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也就是说，人的本性(天性)是向善的，是好的。而且，这种本性是相同相近的，带有普遍性的。只因为后天生活习惯和环境的变化，才造成了各种行为的差异，导致背离“善”的现象。这一点，儒家并没有错。人性中本来就有善的一面，而且是主流。 在性善论的基础上，中国儒家文化治理国家的主要思路就是德育教育。这种思想认为，既然人的本性是好的，恶习只是后来感染的，所以治理社会就应该从道德教育入手，劝人们放弃恶习，回到先天性的“善”的境地，社会就会安宁了。中国古代强调“教化世人”，也就是教育和感化普通百姓。所以，儒家轻法制，重道德。儒家认为，如果以道德和礼制来教导百姓，将使得他们自爱自重，心悦诚服。 儒家思想中的仁德学说非常重要。儒家不倚重武力，而强调仁义道德是争天下和管理天下的不二法门。在过去的几千年里，这一思想被无数次地证明其正确性。凡是能够遵循这一法则的，就可以成功。凡是违背这一法则的，必然失败。而且这一思想不光是可以用来治国，对任何层次的领导者都会有用。即使在现代社会也完全适用。将来也会适用。这是人类历史几千年经验智慧积累下来的一个结晶。儒家的仁德思想理论永远也不会过时。 儒家的伦理思想的核心是一个“礼”字。既然人本性都是善的，执政者就应该让民众知道自制，回到那种彬彬有礼的社会状态中去。就是所谓的“克己复礼”。这个礼包括了礼节，礼数，礼貌，和规章制度。所以，儒家的思想要人懂得自制，克制欲望，遵守礼节，消除暴力，以达到一种平和的社会环境。正是儒家的这一“礼教”思想，使得中国成了举世公认的礼仪之邦。礼的思想并没有错。只是需要改变其中过于僵化的部份而已。 儒家思想因此为社会制定了许多具体的礼节，具体表现为“三纲五常”。李先生讲的尊老观就包括在这纲常伦理中。三纲五常一直是反儒学的人批评的一个靶子。从现代社会的角度看，这些社会规范确实有很多不适应现代价值观的地方。但是，这些纲常只是儒家道德思想应用到社会规范中的一些表现形式而已。人们可以说，这些表现形式过于刻板，不够变通；或者说某些形式已经不符合现代社会的需要。这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必须要注意形式和内容的区别。一种思想可以影响到许许多多的方面，也会有无数的表现形式。某个方面不适用，或某个形式不合理，并不代表这种思想在其他场合和其他形式都不适用都不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