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最应该传承的价值观是什么明了【人在做,天在看】,如此则做人有底线。中国传统价值观有哪些请问中国传统价值观除了有节约了...
中国传统文化最应该传承的价值观是什么
中国传统价值观有哪些
请问中国传统价值观除了有节约了,爱心了,孝敬父母了,还有什么啊?引起了科学家和人文学者越来越大的兴趣。中国传
统文化具有几千年的历史,曾经是辉煌的,但在近代
却黯然失色了。要使中国文化再度兴盛,就需要对
其进行深入的探究。从文化的核心即价值系统入
手,通过分析价值系统对传统政治、经济、法律、社会
以及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可以挖掘出传统文化的
精华,同时发现传统文化中那些不利于社会发展的
方面并予以摈弃。
一、中国传统价值观的社会历史根源
中国传统价值观始终把谋求人与自然、社会的
和谐统一作为人生理想的主旋律,反对人的独立意
念和锐意进取,培养人的群体意识、顺从诚敬意识
等。此种价值观具有很大的惰性。它所寻觅的是一
种中庸的、调和的途径,使之与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观
念相契合。也就是说,美的东西总是与善的东西连
接为一体;只有善良的,才是美好的。可以说,中国
传统价值观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以伦理道德原则为
绝对的价值尺度,即主体对客体(包括人事、社会生
活、自然万物等进入人的认识领域的一切对象) 的评
价都是以道德原则为准绳。符合伦理道德就是有价
值的,反之,则被认为是无价值的。西方思想家孟德
斯鸠曾经说过:“中国人把整个青年时代用在学习这
种礼教上,并把一生用在实践这种礼教上。”[ 1 ]黑格
尔也指出:“在中国人那里,道德义务的本身就是法
律、规律、命令的规定⋯⋯这道德包含有臣对君的义
务,子对父、父对子的义务以及兄弟姐妹间的义
务。”[ 2 ]这些论述从一个侧面表明了伦理道德观念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处的地位。
为何属于调剂人际关系的伦理道德观念能够成
为中国传统价值观的一个重要特征? 考察这个问
题,我们可以从不同角度出发。孔孟儒学的伦理道
德最初只是用来维系家庭和睦的一种手段,而在儒
家后学的阐述中,这种最初的伦理道德观念发生了
质的变化:伦理道德与宇宙自然、政治制度相互叠
合,构成自然———社会———人伦道德三位一体的稳
固系统;人伦道德取得了本体论的意义,成为自然社
会的法则。《易·序卦》云:“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物
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
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
然后礼义有所措。”这种三位一体的框架使宇宙万物
成为人类精神生命以及社会历史的有机构成部分,
它与人类生命融为一体。人伦道德中便体现着宇宙
生命的精神,而宇宙也打上了人伦道德的烙印,二者
靠活的生命之流———“气”相为贯通,即庄子所谓“通
天下一气耳”。从某种程度上,对宇宙现象的描述在
于昭示社会历史、人伦道德的完善无缺。
伦理道德观念除了保存伦理道德特性,对自身
内容还进行了“外化”、“超越”,从而具有法律约束的
功能。“礼”是中国封建社会伦理道德和封建等级制
度的总称。在中国,人们常习惯于“礼”、“法”并称,
主张“隆礼尊法”,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古代的法
律,从来就有着浓重的伦理色彩。违背礼义道德也
就是触犯了法律。《新唐书·刑法志》载:“令者,尊卑
贵贱之等级,国家之制度也。”这就使得伦理道德从
内在取向变成了外在的规范,成为中国传统价值观
的主导精神力量。
当然,中国古代的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也是中
国传统价值观伦理道德原则形成的原因之一。中华
民族自古以来就是农业型民族。农业耕作的特殊性,使人民长期定居于某一区域; 在同一空间区域
内,要达到长期共存的目的,维持一定区域内家族之
间,家族成员之间的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中国封
建社会的社会结构就是以血缘、宗法关系为纽带而
建构起来的。在家庭内部,首先要确立父亲的绝对
地位。以父亲为中心,确定上下贵践、尊卑长幼秩
序,任何一级不得逾越。国家是家庭的扩大化。君
主作为一国之主,是权力的化身和象征。统治者为
了达到永享国嗣的目的,竭力向国民灌输封建道德
意识,道德原则被进一步国家化。
中国的政治结构,从本质上说,就是中国封建社
会结构的变生物。特定的社会结构塑造了相应的政
治结构,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隶属依附关系。
一个人的臧否废黜、贬谪擢升,不是看他的实际才
能,而是看他的德行;政治与道德密切相联,道德的
衰落意味着政治生命的死亡。
二、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基本特点
考察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基本特点可以从三个方
面进行: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我
的关系。在人与人的关系上看,人伦关系是中国传
统伦理价值观思想的起点;从人与社会的关系上看,
中国传统伦理价值观重人道精神、重群体精神;从人
与自我的关系看,中国传统价值观重修养之道。
“人伦”概念最早提出者是孟子。他指出,人伦
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
有信”[ 3 ] 。“人伦”是人和人之间的五种关系。每一
种关系,都有对立的两个方面,它们都有一个处理两
者之间关系的最高准则。孟子明确地把“明人伦”作
为“新民”以致“王天下”的大法。他说:“人伦明于
上,小民亲于下,有王者起,必来取法,是为王者师
也。”[4 ]就是说,统治者向百姓教以人伦,是统治者
最重要的一个统治方法。先秦时期,人伦是五种人
际关系的概括,没有尊卑、贵贱及绝对服从的含义。
《中庸》把人伦看作五达道,认为:“天下之达道五,所
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
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到了荀子,其“人
伦”思想特别强调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认为“人伦”
所确定的这种不平等的关系是社会稳定和统一的条
件。“故先王案为之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贵贱之等,
长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
宜。⋯⋯故曰斩而差,枉而顺,不同而一,夫是之谓
人伦。”[5 ]董仲舒把“人伦”看作与天地一样永恒的
规范,更加突出了各种人际关系中的不平等,尤其强
调君臣与父子两大伦。他认为:“是故大小不逾等,
贵贱如其伦,义之正也。”[ 6] 《论语·颜渊》认为,“君
君臣臣,父父子子”是政治统治中必须特别注意的人
际关系,尊奉君臣关系即是“忠”的道德观念,父子关
系即是“孝”的道德观念;认为君王对待臣要有一定
的礼节,臣对待君王则必须忠诚。父亲对待儿子要
慈善而严格,儿子对待父亲必须有孝敬之心。这种
君君、臣臣的尊卑等级关系,经过后世儒家和统治者
的不断强化,使尊卑等级观念深入到社会的各个方
面,成为封建社会道德教育的核心内容。
中国传统价值伦理原则的核心是一种具有民族
特点的仁爱思想。在中国传统道德规范系统中,
“仁”是道德的最高原则。这种原则就是要舍己利
人,舍己爱人,并且强调这种爱应该是从无私的动机
出发的。在孔子的言论中“, 仁”包含三种意思:一是
对父母兄弟等家族内部成员的爱。孝悌、亲亲等都
是“仁”的一种特殊表现。二是对统治阶级内部成员
的爱,忠恕、尊尊、守礼等都是这种爱的表现。三是
对下属的被统治阶级的爱,体现为宽、惠、富之、教之
等仁政。“仁”的这三个方面的规定,以亲亲、孝悌等
对家族内部的爱最为根本,故有若说“孝悌也者,其
为人之本”[7 ] 。孔子以后的墨子并不像孔丘那样,
把“爱人”的思想建筑在纯粹利他的动机上,而是从
功利主义思想出发,提出了“兼相爱”和“交相利”,提
出了“爱人者,人亦从而爱之; 利人者,人亦从而利
之”的思想,使自己的理论更能够为人们所接受。墨
子认为,人不但要爱人,而且要能够“爱人若爱其
身”,即在爱别人的时候,要能够做到像爱自己一样
去爱别人。自西汉以后,儒家的人道思想(其中也包
含对墨家人道思想的吸收) 在中国传统伦理价值思
想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重群体精神是中国传统价值伦理的主干部分。
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所谓群体,也就是社会和
国家,即所谓“公”、“公利”。因此这种群体精神,又
往往是和义利之辩或公私之辩相联系的。中国传统
价值哲学中,儒家义利价值观由孔子肇始,经由孟、
荀的继承和发展,以及董仲舒定于一尊,到程朱集大
成,贯穿中国两千年,其基本价值取向是重义轻利。
这里所言之“义”是指封建社会宗法等级秩序及其国
家利益和家庭利益,是某种性质的公利,是指体现人
的尊严和价值的至高无上的道义,是人之为人的内
在属性。这基本上属于道德价值。“利”则是指私
利,是臣父之利,个人之利,是指人的物质需要,使人
获得幸福的物质利益,属于物质价值。孔子极力推
崇“义”而对“利”看得很淡,他认为“君子喻于义,小
人喻于利”[8 ] ,把义与利作为区别君子与小人的标
准。孟子继承了孔子的义利观并发展到极端,提出:“何必曰利? 亦有仁义而已矣。”[ 9 ]荀子综合了先秦
诸子之学说,认为“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但他
主张“先义后利”才能“义利两得”。董仲舒提出:“正
其谊而不谋其利,明其道而不计其功”[10 ]的重义轻
利的主张;其从地主阶级的整体利益出发,以“义”作
为“三纲五常”的总称,并以此作为其道德规范轻人
欲私利,强人节欲。董仲舒的“正其谊而不谋其利”
的价值观,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价值导向。
强调内在价值,注重自身修养一直是中国人的
特点。这里的修养主要指的是个体的道德修养,就
是以个体道德为起点,强调个人的正心、诚意,强调
“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的个体修养;
突出个体为善的主动性,“我欲仁,斯仁至矣”,强调
在个人道德主动性的发扬中来完善人格,来享受至
高无上的精神幸福,从而达到至人、圣人、真人、完人
的目的。中国传统价值观强调价值源于一己之心,
由己而通之于人和天地万物,因而极为重视个人的
自我修养。“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
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
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
以于天地参矣。”[11 ]在中国长期的封建历史中,封建
道德规范之所以能发生过那么重要的作用,与加强
自身的修养、陶冶情操是分不开的。
三、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影响
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基本特质是一个处处显示着
两重特性、两重作用的矛盾统一体。这一矛盾统一体
又深深根植于封建社会的矛盾之中。那么究竟其对
中国人的心理结构和具体价值判断产生了哪些影响
呢?
第一,中国传统的人伦价值观造成了根深蒂固的
道德不平等观念。在中国传统伦理中“, 伦”成为表示
贵贱的概念。董仲舒说:“是故大小不逾等,贵贱如其
伦,以之正也。”[12 ]人伦关系被划分为宗法的伦理关
系、政治的伦理关系和朋友之交、路人之交的个体之
间自由交往的伦理关系三种。其中前两种关系最为
重要。在宗法伦理诸关系中,父尊子卑、兄尊弟卑;在
政治伦理诸关系中,君尊臣卑、爵大者尊位低者卑、官
尊民卑等等。在宗法等级制度下,人与人之间的不平
等,导致了人与人的道德不平等。传统的人伦关系,
不是整个社会成员必须遵守的,而是一部分人必须遵
守,一部分不必遵守;遵守者尽义务,不遵守者享权
利:尊者享权利,卑者尽义务。这种道德不平等观念
是和封建等级制度的长期存在密切联系的。
第二,中国传统价值观的人道精神虽然主要是
维持宗法等级制度下的不平等,但也推进了社会交
往关系的文明化,即:以礼待人,厚德载物。以礼待
人的核心是“敬”。“敬”意味着对交往对象的尊重。
《礼记·曲礼》载:“夫礼者,自尊而尊人。虽负贩者必
有尊也,而况富贵乎?”敬人尊人,先人后己,是“礼”
的内在要求。厚德载物是指实行仁爱,就是要忠以
尽己,恕以待人,即:为人谋尽心尽力,己所不欲而不
加于别人。实行“仁”与“礼”,意味着躬自厚而薄责
于人,厚爱于众而不求自利。这种道德观念伴随儒
家的“仁”、“礼”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道德观念。
第三,中国传统的重群体精神即重义轻利的价
值观具有片面的价值导向。在传统道德谋义不谋利
的价值导向下,人们在言行上由鄙视私利发展到鄙
视一切正常的生利、理财。于是高谈仁义者愈受到
尊敬,愈是实干者愈受贬抑。这种风气,在宋、明达
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世俗中形成了一个“指办干
政事为粗豪、为俗吏, 指经济生民为功利、为杂
霸”[ 13 ]的传统。颜元痛切地指出,重义轻利,读书穷
理、明道不计功的道德,“千余年来,率天下入故纸
中,耗尽身心气力,作弱人、病人、无用人”[ 14 ] 。影响
是如此严重,以至旧中国的读书人都不去生财利。
但是,对中国传统的重群体精神的认识也不能
采取简单的否定态度。我们在这里讲的群体是指义
和公,即仁义、正义和国家。重群体也可以形成重公
爱国的识大体的道德意识。重公、尚义、爱国的道
德,在历史上也起了积极作用。在它的影响下,历史
上出现了“为民请命”“先天下之忧而优,后天下之乐
而乐”的伟大政治家。
第四,传统价值观的道德修养虽然能够提高人的
道德品行,但这种思维模式和心理状态约束了中国古
代自然科学的持续发展。中国古代传统价值观追求
主体与客体的混然合一,还形成了人们追求统一的思
维方式。在中国古代哲人眼里,宇宙万物的本性都是
伦理性,都能以人的道德原则来说明。北宋张载认为
宇宙万物丝毫没有与人离异感:“乾称父,坤成母,予
兹貌焉,乃混然中处,故天体之赛吾其体,天地之师吾
其性,民吾同跑,物吾与也。”[ 15 ]这种宇宙与人和社会
不分内外的观念,实则否定了客体是主体的对象,导
致放弃对自然的探索和改造。于是人们对外部世界
的探讨反归为对自身内在本质的研究,认识自然、社
会的规律变成人们对道德伦理原则的自我体悟,改造
世界的实践活动变成个人的道德践履。
中国传统文化四大核心价值观念
中国传统文化四大核心价值观念:
一、作为基本哲理的阴阳五行思想。
二、解释大自然与人类社会关系的天人统一思想。
三、指导解决社会问题的中和中庸思想。
四、指导如何对待自身的修身克己思想。
拓展资料:
中国传统文化四大核心价值观念的这四个思想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渗透至各个文化领域、各种文化表现之中,并起着指导作用。同时,从一个角度来看,这四个思想对中华传统文化有全方位的概括作用。中国传统文化四大核心价值观念能够贡献给世界的,我认为是人之为人的、群之为群的、家之为家的、国之为国的一整套精神价值理念。这些价值理念的精神旨归,使人成为健全的人,使群体成为和睦的群体,使家成为有爱有敬的家,使国成为礼仪文明之邦。
中国传统价值观 四大核心理念 仁者无敌 安身立命 以和为贵 天人合一
中国人代代相传的传统价值观,是凝聚全民族的载体,也是中国人有别于他国人的文化基因和思维特性,尤其是传统价值观的核心理念,是中国从秦朝自清朝二千多年的时间里,社会形态保持超稳定的深层结构因素。
一、仁者无敌
“仁者,人也”—— 中国文化对“人”的定义,孔子说 “仁者,人也,亲亲为大。”意思是有仁心仁义的,才成其为人。从象形字的意义来看,“仁”是“人”字旁一个“二”字,也就是说,只有在“二人”对应的人伦关系中,才能对人下定义。在古代社会,这类“二人”的对应关系包括: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五伦关系。这个对“人”的定义,到了现代,五伦关系就被扩充为社群与集体关系,但在“深层结构”的意义上,这个在人际关系中才成其为人的定义基本没有变。也就是说传统文化对人的定义,相对来说就比较模糊,主要在社会关系中由他人定义。这就决定了“个体”在传统文化当中的弱化和隐而不彰。中国人经常讲“做人应该怎么怎么样”, 主要是指做一个符合世俗标准的人,即使这些世俗标准有别于他个人的思想、理性、意志和判断。否则,在世俗眼里就是不会做人。这个世俗标准,就是孔子用来定义人的“仁”字。
“仁”的涵义——处处为对方着想的做人方式,用“仁”字给人下定义,可见“仁”是儒家伦理道德最核心的理念。孔子说:“上下相亲谓之仁”“温良者,仁之本也”孟子说“仁者爱人” 这种处处为对方着想的做人方式使中国人显得特别富有“人情味”。以至于有些人在人情面前不好意思拒绝对方的过分要求,往往失去原则性,徇私枉法,破坏典章制度。对一般人来说,仁爱是相互的,只有双方都具“体”地感觉对方的“心”“有到”自己“身”上时,才去“做人”,一旦越出了人情磁力场的温暖包围,或者双方撕破脸皮了,就不知该怎样去“做”了,难免有失风度,比如在公共场所出现不守秩序、乱扔垃圾等不文明行为。那么怎么才能做到仁呢?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对于圣人和传统士大夫来说,尽管他们把仁做为个体存在的基础,但是这个高层次的原则仍然是以人伦关系之间衍生出人情作为内容,反映了中国文化浓厚的道德伦理色彩。它反映在政治层面上,就形成以下这样的理念:
内圣外王,仁者无敌——道德与政治的合而为一“内圣外王”就是孔子在《大学》经典中提到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用现代的话讲就是:格物深入研究事物的规律和本质,致知将其上升为理论,诚心实意,端正思想和态度,一日三省吾身,克己复礼,使家庭和睦,推己及人,使人人都成为和自己一样的仁人君子,然后施仁政管理国家,使天下太平,这个过程体现了道德与政治的统一,成为中国历代士大夫阶层由内而外的人生进修阶梯。内圣,是德治;外王,是人治,内圣外王就是一种德治加人治的社会治理模式。但是在高度集中的权力面前,德治对集权者的约束总是十分有限,充其量是一块光鲜的遮羞布。所以,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也只能是“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德治加人治要求作之君者,必须同时作之师,作之亲。儒家的天地君亲师这五个角色,作为统治者身兼三职,做老百姓的领导、老师、和父母。这样以来,人的思想意志以及国法以外的私人领域自然也成为管理的对象,个人就没有多少空间可言了。
二、安身立命
身的含义,中国人是用“身”这个词来指称自己的,比如本身、自身;同时,还用身来代表生命。比如终身,就是指人的一生;人一生的事业,就是安身立命,除了形象化地安置身体之外,还有去符合命运静态地去养护它的意思。除了用身这个词指称自己和生命之外,还用它来形容一些在其他文化中不属于“身”的场合。比如,一个人的背景与起源,叫出身;名下的资产总额,叫身家。违背自己的意志而被迫去做一件事,叫身不由己;属于思维和理解力范围内的事,也用体会体验一类的词去表达。像身体力行、言传身教这类属于道德范围的事,也在划入身的范畴内,用身字来表达。所以,从身的含义来看,安身立命的身不仅是指身体、肉身,还指人生、生活,把这些安顿好了,有饭吃,有衣穿,生命就可以生根发芽,传宗接代了。
食的文化——身体化的表现,中国烹饪技术之精致,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发达的。中国人特别注重食的养生功用和食的社交功用。这说明的传统文化将人更多的看成是一个身体化的存在,比较忽视它是一个具有完整形态的精神主体。当然,士大夫阶层和老百姓对身的理解是有层次和境界之分的。古代道德和政治统一的传统,决定了士大夫阶层天生肩负“以民为本”的使命感,也就是让天下苍生皆能安身,皆有一口饭吃。因此他们提出的口号“解民于倒悬”“措天下于衽席之上”等等,虽然也是充满了身体化的想象,但这个身指的是社会,是天下民生,而国家则是照顾这个身的一颗心。至于老百姓的安身一般只顾及其家,而且这个身必须放在缩小了的人情磁力场中,互相取暖才能安心。这种安身与安心的需求,造成了他们一方面十分现实,物质化,就连求神拜佛也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事才临时抱佛脚,完全是实用型的、世俗化的;另一方面也容易造成精神和感情上的麻木。
安其身,则得其心——民生观,安身立命的身体化倾向,使老百姓的要求基本只限于“有口饭吃”就行,就不会造反。所以安其身,则安其心,解决好民生问题,就天下大治,天下太平了。中国人最高的政治社会理想是《礼运•大同篇》中的大同境界,那就是使普天之下皆有所养。《孟子》一书的大半部都在讨论如何施仁政,施仁政的中心就是民生问题;一直到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民生的观念像一条红线贯穿了中国两千多年的政治思想。 《汉书》中说“民以食为天”,食的确是密切串连中国文化、百姓生活、政治理想各领域的同心轴。老子甚至把治理国家比喻成烹调术。他说“治大国,若烹小鲜。”《周礼》这本书排列的百官当中,冢宰既是宰相,又有大厨子的形象。总之,安身立命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吃饭问题。即使到了现代,的生存和发展的范围更广了,要求更高了,但是有饭吃才能生存始终是中国人“安身立命”理念的首要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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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和为贵
阴阳调和论,中国古代哲学认为,宇宙的本源就是阴阳在太极中的互相调和。阴阳本就是同一事物两各方面,阴阳调和则基本上排除了“邪恶”的因素。因为这样的本体论中,所谓邪恶的因素并不是必须由善去克服的恶,而是阴阳失调,因此,如果出现动,也是动乱,是一种变态,最后也必然用和合的方式恢复结构的平衡,回到原样。同样,传统文化对待自然的态度也是和合式的而不是抗争式的。表现在人际关系中,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人情味”。人际关系以保持和谐为最高目的。礼尚往来,耻于斤斤计较,所以中国传统文化不提倡诉讼,所以公然为自己争利益的言行也就为人所不齿了。正如孔子所说“礼之用,和为贵。”
安定的政治局面,和为贵就是一种放弃对抗的态度,表现在政治生活上,就容易形成安定的局面。即使已经侨居海外的中国人,也大多是只谋一口饭吃,对政治漠不关心,很少自发组织压力团体维护自身利益。所以,上世纪90年代东南亚排华和洛杉矶黑人暴乱,最倒霉的就是华人,尽管华人人数众多,但是懦弱和冷漠使他们之间不善于组织和团结,一盘散沙,毫无还手之力。根据辩证法和历史经验来看,以和为贵这条传统价值观的核心理念,还可能带来一种可能性,就是它的对立面——乱。逆来顺受惯了的人,一旦忍无可忍发泄起来的时候,很容易一发而不可收拾。而且由于平时不擅于利用合理渠道宣泄自己的攻击性,所以当这种攻击性终于爆发的时刻,是不受理性控制的、盲目的、极具破坏性的,而且是没有游戏规则的、是斗死方休的。
四、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源于春秋时期的庄子,经过孟子和董仲舒的发扬光大,最后由宋代的张载、二程整理成熟。天人合一就是认为天道与人道的是统一的,以人伦外推天道,以天道比附人伦。很明显,中国的这个天和世界上任何高级宗教的“天”都不同,的天并不是超越世界之上的上帝,而是“天地人”这个世界系统内在的组成因子。
世界上其他高级宗教都认为天和人之间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人尽管可以向往超越界,但永远不可能达到神的地位,唯有中国的天道观主张天人合一。而且,这个天人合一是将天道拉下来去符合人道的。并且认为“天道远,人道迩”。孔子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也就是把眼光完全集中在这个人世上。
中国人的天道就是人道,它是人间理想化了的和谐关系的映照。也就是说,人如果能够保持和谐,就是符合天道,否则的话,就会令天道失常,因此,人有参天地化育之功。那么,怎么“参”呢?宋朝的理学家朱熹认为,用“存天理、灭人欲”的方式,把自己的七情六欲都导入公式化的人伦渠道中获得中和化的效果,以便能够永恒地维持“和合”状态。正如同天地之阴阳调和是为了化生万物一般,人伦关系中被渠道化的七情六欲,也必须是为了养育以及延续身体化的存在服务——养双亲,养妻子儿女。这样,人道就和天道真正的统一了,人也就达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
以上四大传统价值观的核心理念作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中保持社会形态超稳定的深层因素,在国民心理和国家社会层面都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在现代化的世局当中,如何有意识地反省之、引导之、改造之,是当代中国人需要肩负的文化使命。
本套丛书从内容上看,有一个鲜明的特色,这就是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核心价值观念,全套丛书独具慧眼,具有相当的系统性,每本小书也自成一体,11小书分别代表11种核心价值理念,反映了主编、编者和策划人对相关问题有丰富的研究积累。《天人之际》围绕中国古代哲学的最高难题――天人关系,选择从不同纬度论述天人关系的条目,一书在手,使我们能比较完整地认识到中国古代天人关系方面的各种观点;“道法自然”是道家思想的核心纲领,是中国文化典型特色之一,《道法自然》按照老子、道家和道教思想自身的理论环节,较为全面地列举了各个层面上遵循自然的论述;《生生不息》赞颂了宇宙的大化流行、生命的尊严和民族的自强不息精神,它是中华文化长盛不衰、绵延不绝的内在动力之一,重要性自不带问;“居安思危”是中华民族表现突出的历史精神之一,《居安思危》以历史辩证法为内在线索,围绕安危、存亡、兴衰的原因和过程,选择了较为丰富的论断,展现了忧患意识;“以民为本”是中国进步思想家的共识,它贯穿于整个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之中,有爱民、重民、保民、富民、乐民等多种体现,《以民为本》选择的语录较为充分地解读了这一价值观念;《仁者爱人》旨在详细摘录儒家关于其“仁爱”这一核心观念的历代语录,本书较好地反映了儒家仁爱的出发点和推广的逻辑;《慈悲为怀》重点在于从人文关怀的角度反映佛教深沉的宗教情怀;中国养生文化的魅力经久不衰,《养生有道》从各个侧面反映了养生家和思想家门的经典论述,读者读来一定会受益匪浅;《明德至善》汇编了中国道德人格修养的一些论述,重在提示人们,人人皆可成为圣贤,不靠天赋,也不靠家庭门第,而是要凭借自身的努力,充分彰显了后天学习的重要意义;“诚实守信”是做人做事的通理,也是最低准则,《诚实守信》一书从多个方面反映了相关的论断;“天下大同”是中国古代理想社会的一种表达,同名语录集中展示了大同价值观及其激励功能。这些价值观念,源出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可是也具有普世价值,因此,对于向其它地区、民族、国家推广中国文化理念,也是有意义的。
本套丛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各位编者对文本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注释和翻译,可以满足一般读者的要求,特别是,该套丛书每个条目都有“时析”部分,这部分虽然不能说已经尽善尽美了,但是,编者们努力贯通古今中外的动机是很好的,有些时析,文字活泼,思路开阔,也确实能启发读者进一步思考。这套丛书还有一个特点值得一提,即每本书都先有一个导读,这是普及图书所必要的。导读不仅是本书的介绍,也是围绕这一观念进行学术论述。
正如我国著名考古学家石兴邦先生所言:“我认为,这一套丛书从第一卷到第十一卷,主题次序很有逻辑性,符合我们祖先对自然以及社会各个方面认知的过程,从自然的对天的认识开始,一直到最后孔子提出的大同世界,这是非常科学的。”著名文艺理论家、古典文学专家霍松林先生在谈到这十一本主题时说:“这十一个主题,合起来就能够概括我们传统文化的精华,能够体现我们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而且有很积极的现实意义。它对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构建和谐社会都会起到积极的作用。我还要强调的一点是,这套丛书在推广中国传统文化方面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创举。”
目前,我国正经历着伟大的民族复兴,这需要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和大繁荣的,该套丛书的出版可以说是甚得其时。我们殷切期望《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语录》丛书能经得起时间和读者的检验,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
综合来看,这套丛书仍不失为一部普及中华价值观念的精品。当然,选编者难免带有自己的选择意识,经典语录的时析也不是一劳永逸完成的,也就是说,选择可能还有遗漏,阐释还要深入下去,大家有必要共同参与进来。
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有哪些?
一、儒家: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二、道家:道法自然,逍遥齐物
三、中国佛教:慈悲为怀,普度众生
四、异质文化的相处之道:融合会通,和而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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