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因为辉瑞公司的疫苗到达日本，日本开始疫苗接种，而由于接种情况并不乐观，各个媒体也开始了吐槽模式。

3月2日，东京大学医学研究所教授北村义浩做客TBS的新闻评论节目，谈到日本新冠疫苗接种现状的时候，说起了60年前日本小儿麻痹症接种的事情。

脊髓灰质炎，也就是俗称的小儿麻痹症。至今在不发达国家依然时有流行。

1938年小儿麻痹症曾经在日本关西地区小范围流行，一直到战后大约一年有1000人左右患病。但1958年，在日本开始大规模流行，58年日本被感染人数2610人，59年2917人。而60年在北海道开始大流行人数达到5606人，在日本造成了恐慌。

当时的情况和现在的新冠疫情有很多的相似之处：病毒可以通过飞沫传染，无症状者很多，没有特效药。只能通过疫苗预防。日本暂时无法自产疫苗，而疫苗需要保存在零下15-零下10度的冰箱里。当时日本的冰箱普及率只有17%，而且是不带冷冻室的冰箱，真正带冷冻室的冰箱要到61年才开始出现。

和保管问题相比，最大的问题是疫苗不足，美国辉瑞公司的疫苗跟不上日本的需要，因为美国也正在流行小儿麻痹症，疫苗自己国家都供不应求。日本自己生产的疫苗质量不过关达不到量产要求。万幸的是当时还有伟大的苏联，苏联愿意免费向日本提供疫苗。

但是，是不是接受苏联疫苗的问题上，在日本政府内部产生了激烈争论，当时正是冷战期间，作为西方阵营一员的日本，是不是可以使用共产主义国家的疫苗？就算同意使用了，也必须确保效果和安全性，厚生省一般需要2年时间，那根本来不及。无论是厚生省内还是日本政府内部都对采用苏联的疫苗持消极态度。

但是好在这个时代的日本不缺敢于担当的政治家，厚生大臣古井喜实站了出来。

古井喜实，日本鸟取县出身，1922年考入东京大学法学部，1925年进入内务省，日本战败时时内务省次官。由于当过东条英机的秘书，被取消公职，直到1952年才再次当选议员。1959年访问中国，此后一直致力于中日友好，为中日建交做出了很大贡献，被周总理称为“中日关系的打井人”。1995年92岁的高龄去世。

1960年，古井喜实入阁，成为池田内阁的厚生大臣。1961年，日本小儿麻痹症大流行，2月北海道已经出现近千例感染者，5月九州地区开始流行，东京也发现感染者。6月的时候确认患者1700人，死亡人数100多人，死亡率是前一年的两倍。疫情到了这个地步已经刻不容缓。面对这种情况，古井喜实力排众议，积极引入苏联疫苗，于6月21日内阁大臣谈话上宣布进行全国接种。

“鉴于事态的紧急性，参考了专家们的意见。事已至此必须采取非常对策，大家的理解也给了我勇气，此次决议我负全责！”

責任はすべて私にある！（我负全责）

就此一句，成为日本日后多位政治家效仿的名言，但就当时的情况后面的政治家再也体验不到当时下这个决定的责任有多重。

此后一个月的时间里，日本从苏联进口1000w份疫苗，从加拿大进口300w份疫苗，并且向各地保健所分发冰箱用于保管疫苗，疫苗到达后由公务员肉身背负疫苗赶向各个接种场所。电视，新闻，各种媒体通知全国人民接种时间，7月21日开始接种。当时日本交通不便，新干线还在建设中，厚生省的公务员克服各种困难，用保温瓶存放疫苗在温度较低的夜晚时分出发，第二天凌晨赶到各个保健所交给当地医生放入冰箱保存。

7月21日，全日本大范围的疫苗接种开始，对象是全日本12岁以下的孩子，总共1300万人。各个地方小学成为接种会场，日本的母亲们排着队带着孩子来接种疫苗。还没有断奶的孩子只能把疫苗融化在水里让孩子喝下去，一个月的时间，没有发生大的事故，1300万名孩子全部接种完毕。

1961年的7月，是日本小儿麻痹症感染数10年里最高的一个月，而8月是10年里感染数最低的一个月，大规模的疫苗接种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此后日本和海外积极合作，每年定期接种终于将小儿麻痹症渐渐消灭。

一个月时间进口疫苗和准备储藏，再一个月的时间全国接种1300w名儿童，无论从效率速度来说都是世界罕见。用日本自己的话说，是自己国家防疫行政实力的重要体现，从此日本成为世界发达国家并列的防疫卫生大国。3年之后，东京奥运会成功召开，日本经济高速发展，68年超过德国一举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

只是没有想到，60年过去了，日本反而没办法在短时间内组织这么大规模的国民接种疫苗工作了。虽然今天的条件远超60年前，先进的交通，便利的通信措施，短时间内就能准备好的超低温冰箱，但也再也没有敢于突破意识形态，承担责任的优秀政治家了。除了手工计算疫情人数这点倒是和60年前没有变化。

大规模防疫的成功，果然只能在大政府的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