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作品是对史图馆专栏的投稿，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本作品并非严谨的历史学术研究，仅供参考；未经授权，禁止二传，违者必究。本文作者：露娜莎-普莉森瑞伯对日本史有稍微了解的人，都听说过这样一句话：战国时代的开端是应仁之乱。同时我们都了解，整个足利幕府的历史可以分成三大部分：足利尊氏开幕到义满时期南北朝混一的南北朝时代，从南北朝合并一直到应仁之乱时代的室町盛期，以及这之后一直到足利义昭被放逐的1573年，这一年也是传统上定义的室町时代的结束和安土桃山时代的开始。那么，作为标志性的分界点，应仁之乱究竟是怎样的一场战争？虽然后人给予应仁之乱以时代转折点的地位，但是光看它的战争过程，不过只是足利氏政权内部大名的争斗牵扯到了将军家，斯波氏和畠山氏三个氏族的家督之争，这些问题又被其他的有力大名细川，山名，大内氏等所利用而导致幕府内部斗争加剧，从而发展到兵戎相见，甚至出现了义政和义视所领导的两个幕府。虽然如此，这也是在承认足利政权体制下的内战，仅仅是由两位不同的武家统领来领导；比起足利时代前期的其他战乱如观应之乱，明德之乱以及内斗，如足利义持和其弟义嗣争位，镰仓殿足利持氏反抗义教独裁等等，形式上的区别并不大。那么，这场战乱又是为何得到史学名家内藤湖南“应仁之乱之前的历史是外国史，之后才是和现代日本人密切相关的历史”这样的评价呢？现在我们通过结合应仁之乱中一位名将的经历来说明一下应仁之乱前后日本政治与其他方面的变化。这个人便是朝仓孝景（敏景，教景），他的生涯在这一历史阶段的丰富多彩可说是一位出人头地之人。

朝仓孝景出身的朝仓氏虽然自称开化天皇的后裔日下部氏，但在中世日本源，平武家贵族占有政治和军事主体的情况下，朝仓氏仅仅是越前国的一介国人，并非什么家格高贵的氏族。南北朝时期，朝仓广景身为斯波氏的被官，与领主斯波高经一道与新田义贞等前往北陆的南朝将领作战有功而受到注目，室町初期作为斯波氏宿老受封于越前阪井郡，成为越前一国中颇有力量的国人众；但它在室町盛期仍只是越前国诸多势力的一环，局势至朝仓孝景这一代，才有了重大的转变。当时越前一国的守护权力，属于室町将军旁支中家格最高的一支——斯波氏，它的领主曾经担任过幕府的众多高官，南北朝时期斯波高经在足利尊氏，义诠时代曾经权倾一时，到南北混一时期斯波义将，义重，义淳三人也担任过管领的重任。但由于斯波氏的领国所处地区分散（尾张，远江，越前），导致它并不像三管领中另外两家细川与畠山氏一样拥有强大的政治势力；再加上室町时期重要的政治制度即守护在京制，这些家格高贵的上层武士不得不经常在京都听从将军的命令，参与幕府内部的政治，而将自己的领国交给自己的家臣搭理，被委派的这些家臣叫做守护代。当时越前的主要守护代是甲斐氏，家督是甲斐敏光。到了与孝景同时的家主斯波义敏时代，越前的局势已受到这些地头的控制了。

对越前支配能力欠缺的斯波义敏密谋除去甲斐氏，但事情不成反倒被甲斐氏联合朝仓氏等其他家老驱逐，这些越前的国人改立斯波氏中另一位拥有强大后台的公子——斯波义廉，他是当时最有权力的大名之一山名宗全的外孙。虽然义敏在一场幕府惩处山名宗全的事件中重新担任家督，但他回领国后又被国人驱逐，这导致斯波氏的家督之争长期化，也成为后来应仁之乱的诱因之一。可见，在应仁之乱开始之前，武家家臣中存在的“主上追放”以保家名存续的这一传统，在这个家臣势力强盛的时代，成为不断下克上的一个重要工具，同时也是姻亲交错的大名间出现战乱的来源之一。1467年应仁之乱爆发时，斯波义廉跟随外祖父加入西军，朝仓孝景随行。孝景在之前越前的内乱中磨练了足够的作战技巧，因此在应仁之乱的早期给西军立下了有力的功劳，连续击败若狭武田氏的武田信贤，三管领之一京兆细川氏的分家阿波细川氏的细川成之，甚至打败了拥有担任侍所所司地位的高贵家族佐佐木京极持清的精兵。同时，东军主将细川胜元用来对西军粮道进行抢掠以及偶尔进行突袭战的足轻头目骨皮道贤也被朝仓孝景击败。在孝景等人的活跃之下，西军虽然人数少，但一度在战争中占据优势。孝景也在这场战乱中打出了自己善战的名号。为了将这西军的强大战力除去，细川胜元向朝仓孝景许诺，一旦他归顺东军并回到越前切断西军在北陆和京都的联系，便可任命他做越前守护代。事实上，这件事开启了传统守护大名被地方势力取代得到幕府承认的先声。从这一方面看，孝景不愧像甘露寺亲长所评价的那样：是天下恶事的始作俑者。但理应是幕府秩序守护者的细川胜元为了一时的战事，主动破坏了室町家格的高低规则传统而以实用主义考虑地方重镇的领主任命，这本身也可谓室町体制崩溃的一个预兆。不知胜元泉下有知，看到后世三好长庆等人借着细川氏内斗的机会架空管领与幕府，无论是高国派的继承人氏纲还是澄元派的后继昭元，不是被当做傀儡摆弄就是流亡他乡，名震一时的京兆细川和阿波细川最后沦为三河乡下人的旗本这样凄惨的下场，会不会后悔当时的决定呢？

虽然朝仓孝景接受了这一要求，但他回到越前之时却发现当地的国人对于管领的任命并不认同，对他的反对十分严重；于是孝景并以一乘谷為本据地，全力扫荡周围的势力，并把守护代甲斐氏驱逐出国。但这却惹来原本的越前守护斯波义敏的进攻，他联合了其他越前国势力发动攻击，企图夺回他对越前原有的支配权。虽然在这个过程中孝景病逝，但他对于周边原有地方势力的削弱，收缴公卿，寺社财产等传统上武士不能完全控制的经济来源，以及他制定的分国法《十七箇条》等措施却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有了这些新的变化，朝仓氏成功的将人数远超过己方的旧守护势力成功的驱逐出越前，并在之后的约一百年中接受了因应仁之乱而逃到地方的公卿和高级贵族，使得其本据地一乘谷城繁荣异常，人称小京都，是北陆不可轻视的强大大名。使得朝仓氏开始蜕变为一个相对来说独立于幕府体系的势力，这些变动使得朝仓氏被后世的一些研究者称为第一个“战国大名”（有争议，有人认为是后北条氏）。直到1573年第五代家督义景被织田信长击败为止，朝仓氏度过了其繁荣兴盛的时代。但时代的变化不是一蹴而就的，朝仓氏毕竟仍有着旧时代守护的残迹；它是幕府任命的守护，势力基本也无力超出越前及其附近地区；其分族的势力强大，家主难以制压；等等，都表明它作为时代先驱同时的不足之处。综上所述，仅仅从政治的角度来讲，应仁之乱并没有像传统认知一样使得幕府的控制瘫痪，它的将军-管领体制，仍然有着足够压制山名氏，大内氏等强大地方诸侯的能力；同时它也并非全国陷入长期战乱的唯一标志：关东的管领与古河公方的斗争早在应仁之乱前就使得关东陷入战乱，奥羽地区则在应仁之乱结束后约七十年才因伊达天文之乱陷入战火，并且即使参战的大名也主要在京都作战，基本上没有很快的波及到全国。同时，幕府在应仁之乱结束后约二十年仍然拥有足够的威力，一直被认为是较无实权的九代将军义尚，十代将军义材主导的两次六角征伐都基本上还能够号召近畿的大量诸侯出兵。即使在日本学界公认的室町在政治上衰落的标志事件：1493年废黜将军义材的明应政变之后，后续的将军仍然能在近畿充当相对重要的政治角色，如在细川政元死后发生的永正错乱中在三位养子中支持不同的继任者以保证足利将军的利益；在远国的大名外交间也有着一定的地位，如十三代将军义辉积极参与大名间的外交，例如1558年长尾景虎与武田晴信的讲和、永禄三年1560年大友宗麟、伊东义佑、岛津贵久的三方讲和等。事实上，将军和传统上的幕府机构基本上失去对近畿的掌控，可以推到三好长庆在近畿地区实施了一段时间上的无将军也无管领的统治，使得近畿传统上对将军统治的合法性认知遭到破坏为止。因此，从幕府和近畿的政治角度来看，应仁之乱作为室町幕府衰落的标志并不完全适当。

但是，应仁之乱对于日本的影响更多的在于其长期性：本身作为有力大名集合体的幕府重要的制度——守护在京制崩溃，原来在京都参与政治的大名要么有幸回国统治（大内氏，细川氏等），有的就被国内势力架空，势力衰弱（赤松氏，山名氏等），不幸的便被国内地方势力赶走（京极氏等）；同时，京都的战乱导致大量有学问，有知识的公武人物（最有影响力的当属九代将军义尚的老师关白一条兼良，他也是信长野望玩家熟知的土佐著名昏主一条兼定的祖先）到地方避难，原来只属于京都贵族的文化和知识于是向地方传播，形成了诸如朝仓氏一乘谷城，大内氏山口馆等等的地方新城市。这些新崛起的地方势力之间作战的目的也不再是争夺幕府内部的权威和官位，而逐渐变为对领土，财富的争夺。这使得政治斗争的中心从京都或镰仓等中心城市转移到各地，大大强化了武家对于地方的掌控能力，形成了一个个更小的政治实体，这些小的政治实体拥有着强大的动员力和扩张性，于是在应仁之乱后不断出现的地方战乱中，出现了一些新的强大势力，例如大家所熟悉的后北条氏，尼子氏等，他们再对其他地方领主进行整合，最后的结果便是织丰时代的天下步武以及之后德川时代的治世，它们共通的一点就是对地方的掌控能力远胜于前面的政权，而这一点，也就标志着日本史从中世向近世的转变：而究其源头，是从应仁之乱的十年浩劫导致中央权力衰弱开始的。从这个方面看应仁之乱的确是日本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变化。

参考资料[1]山田康弘（日） ·《戦国時代の足利将軍》，吉川弘文館，2021[2]日本史史料研究会（監修）， 平野 明夫（編集）·《室町幕府全将軍・管領列伝》，講談社，2021[3]吴座勇一（日）·《应仁之乱》，四川文艺出版社，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