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地方行政制度》是一本由严耕望 著著作，低音·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108.00元，页数：48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秦汉地方行政制度》读后感(一)：版本溯源

　　上古版网络旧书店已经卖到600+，联合低音能印刷此版（尽管四三九页有三处口口口口，援引学弟的话，“也是不得已呀，不然就出不来”，无需苛责的），实学界之福。严耕望此书目前所见有四版，即：

　　嚴耕望撰. 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 上编 卷上 秦汉地方行政制度[M].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61.

　　嚴耕望撰. 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 甲部 秦汉地方行政制度[M].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民86.

　　嚴耕望撰. 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 秦漢地方行政制度[M].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嚴耕望撰. 秦汉地方行政制度[M].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20.

　　《秦汉地方行政制度》读后感(二)：出版說明

　　嚴耕望（一九一六—一九九六），字歸田，安徽桐城人，著名歷史學家。一九四一年畢業於武漢大學歷史系，初任職於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師從錢穆，後幾經輾轉，於一九四五年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任職，一九五九年任專任研究員。一九六四年赴香港中文大學新亞研究所任教。一九七〇年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一九七八年自高級講師任上退休，轉任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高級研究員。一九七九年赴耶魯大學任客座教授，講授唐史。一九八三年回“中研院”史語所任特約研究員，翌年恢復專任研究員職位。一九八五年退休，晚年居於香港。

　　嚴耕望一生踏實勤勉，著述宏富，在政治制度史與歷史地理研究領域極具開創性，爲學界所稱道。代表性專著有《兩漢太守刺史表》《秦漢地方行政制度》《魏晉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唐僕尚丞郎表》《唐代交通圖考》等。

　　《秦漢地方行政制度》原爲作者《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寫作計劃的第一部分，與《魏晉南北朝》、《隋唐》合爲一書，但後因作者興趣轉移，隋唐部分未能完成，故本書與《魏晉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各自成書，以《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甲部、乙部別之。本書初於一九六一年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出版，後作者於一九九〇年三版時進行校訂，北京聯合出版公司本次即據此校訂三版影印。影印時做了部分修版、重錄及更正錯訛的工作，并適當增大開本與版心，力圖以清朗悅目的形態呈現給廣大讀者。

　　北京聯合出版公司

　　二〇二〇年三月

　　《秦汉地方行政制度》读后感(三)：地方行政亦是一国行政的重要一环

了解地方行政制度，对于了解一个社会的运作、推测一个社会系统的发展趋势是很有必要的。历代史学家往往偏重于对中央政治制度的研究，而忽略了地方。因此严耕望的《秦汉地方行政制度》就显得尤为珍贵。

严耕望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1941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系，是钱穆的得意门生，为胡适、杨联陞、黄永年、许倬云一直称许。为人潜心学术，勤勉踏实，做了很多开创性研究，这本《秦汉地方行政制度》亦是中国行政制度史领域的典范之作。

秦之前，中国处于宗法封建时代，自秦汉起，逐渐形成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式制度。《秦汉地方行政制度》考察了郡县制度的渊源，对秦汉地方的统治政策、行政区划以及地方官员的考核、监察、任迁等各方面都做了详细介绍。

一、史料至上，考证精密

严耕望搜集史料可谓“竭泽而渔”，在读其著作时，往往也会被书中丰富的史料、详密的考证所震撼。严耕望将自己的搜史考证称为“无孔不入”“有缝必弥”。他严谨的治学态度也令他的著作证据确凿可靠。

例如在考证长官自由选任自己下属官员时，呈现了十几条史料，有凭有据，并且也提到了哪些史料中没有记载。

二、开山巨斧，宏观通识

严耕望认为治史既要专精，也要博通，要从人人都能看到的书中，得出人所不知的史论。在《秦汉地方行政制度》中，严耕望将分散的史料组织概括，使庞大的行政体系条理化，让人一目了然。并将各官吏制度特征进行纵向和横向对比，附以点评，犹如点睛，让人从中窥视到行政制度对一国之意义。

例如在序言中，严耕望提到县制的稳定性，将此称为地方行政制度的一大奇迹。在此后的论述中，也对县级官员——这些直接接触百姓的一线官员、政策的实际执行者是如何管理一个地区的做了详尽考证。

本书除却做为历史专业书籍来学习，也可以让有兴趣的普通大众一窥秦汉地方行政门径。语言并不晦涩难懂，条理清晰，纲目框架让人更易于理解。

在书的最后，还附有图表：

提到历史，人们更热衷于将目光聚焦于有帝王将相、文采名流，然而支撑一个社会运转的，是那些在土地上勤勤恳恳一辈子的、默默无闻的大多数。他们可能是常年驻守边关的士兵，可能是耕耘土地的农民，也可能是每年需要收粮、收税、安抚一方百姓的基层官员。他们是怎样生活的？他们真的无足重轻吗？非也非也。风起于青萍之末，人民生活与基层治安，是一国行政的重要一环。看似微不足道的位置，也犹如载舟之水，裹挟着历史滚滚向前。

　　《秦汉地方行政制度》读后感(四)：这本书可能你一辈子都不会读，但里面提到的问题很有意思

对于严耕望，我真是久仰大名。但因为各种原因，一直没有读过他的作品，手头似乎也没有他的书。最近承蒙朋友赠书，终于有机会读一读他的代表作品之一《秦汉地方行政制度》。

严耕望毕生的历史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制度与历史地理两个领域。在这两个领域，严耕望都是一代宗师和开创者。仅从书名望文生义，即可知道《秦汉地方行政制度》属于前者。

中华文明有文字记载已近三千年，各类史籍记载中，都很重视政治，即便处江湖之远的文士写成的笔记，也经常有行政组织、官职官制等方面的记载。但这些关于政治制度的记录，大多侧重中央系统而忽略地方。学者的研究也因之更偏重中央系统，在地方行政的研究上有所欠缺。

有意思的地方就在这里了。

咱们想想看，从秦朝开始到清朝，虽然都叫做封建王朝，但在中央集权的组织形式上，差别非常大。仅从官员遴选方面，隋唐确立的科举制度即可把封建时代分成两个阶段。反倒是在地方行政上，进化缓慢。

地方政府是联系中央与民众的中介机构，基层地方政府更是直接管理的行政机构，地方行政一方面直接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另一方面也影响到历代王朝的兴衰情况。可以说在几千年延续的宗族社会中，地方行政其实是中国政治的重要一环。朝代更迭，兴亡治乱，特别是起义造反，都是从地方行政的崩溃开始。

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研究中央行政，或者研究中央与地方的行政关系，都是在研究B2B业务，而地方行政的专项研究，则是B2C业务。那么这些B2C业务都有哪些范围呢？地方行政制度的范围主要涉及地方行政区划、各级地方政府组织、官员的职权、任用和升迁方式以及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关系等。

这本《秦汉地方行政制度》探讨了郡县制度渊源，秦汉统治政策与行政区划，郡府、县廷组织，郡尉及郡国特种官署，乡官与郡县学官，上计与监察,地方官吏的任迁途径与籍贯限制，任用杂录及秩授表等。书的内容系统而且具体，地方行政制度研究中的几乎所有问题，在这本书中都有所体现。《秦汉地方行政制度》填补了中国地方行政制度研究史上一空白。严耕望在本书中大量运用正史、政书、碑刻等材料，较为详细地将秦汉时期各个郡府县廷组织情况进行一一排列，从而重新构建起了秦汉时期地方政府的组织系统，堪称二十世纪系统详细研究中国地方行政制度的集大成者。

这本书并不是简单的史料整理和汇总，在书中严耕望还专门讨论了秦汉时期的郡尉组织、乡官制度、上计制度等一系列重大制度。例如，在“上计”一章中，严耕望就专门探讨了上计制度的起源等问题，在材料、论述结构及方法上均有不少独到之处。

对于历代存疑的问题，严耕望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秦汉时代地方行政制度一大特色——乡官制度，往往有学者有把乡官与有秩、啬夫、游徼、亭长并论，而严耕望则对此提出了异议，他认为乡官即乡里民官率民参政者也，包括三老、孝弟、力田者，而非与上述官职并论。在严耕望看来，“有秩、啬夫、游徼、亭长等乃郡县属吏分部乡亭者，纯为地方政府之行政属吏，至于乡官虽亦由政府擢任，然其性质与属吏绝殊”。

至于对具体乡官制度的考察，严耕望的作品因为材料丰实，考论全面而深得同行其他学者的称赞。从秦汉地方制度研究上来看，这本著作搜集史料范围甚广，考证过程亦相当严密，为后世学人澄清了秦汉时期诸如上计以及乡官制度等重要问题。

当然，有些历代学者没解决的悬疑问题，严耕望在书中的结论也仍然值得商榷。例如，研究秦汉地方行政制度，绕不开对乡里制度的探讨。而其中关于乡、亭、里三者间之相互关系及设置结构问题，本身就是历代学者关心而尚无定论的问题。因为传世文献记载的缺失或文字上的相互矛盾，成为历来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在《秦汉地方行政制度》中，严耕望也专门用“乡亭建制”和“乡亭吏”两节来讨论亭制问题。

严耕望认为，传统上所谓“县乡亭里”逐层统辖关系，其实是军事交通性质的亭吏，在和平时期兼管地方政事，服务于乡。所以他眼中的亭，也就是乡所分辖的下级政治单位。然而随着大批新出土考古资料的问世，尤其是云梦秦简和尹湾汉简牍的发现，学界对“亭”的性质以及官吏设置等情况有了较明确和直观的认识。严耕望在书中的结论，似乎需要补充和修正。

这本书的两个特色，非常让我欣赏。

第一个特色，是运用了大量石刻史料来论证观点。在史学研究中使用石刻资料，并不是严耕望的首创，但应用于制度研究，严耕望应该是第一人。第二个特色，是运用细密之归纳法，从很多零散之史料中归纳其共通之处，而重建不少仅存其名的秦汉行政制度。

我专门查了一下这本书的成书过程，想了解一下这样一本扎实的史学作品是如何写出来的。幸好严耕望距离现在不远，这方面资料很多。我简略记录一下，作为结尾，希望能在了解成书过程的同时，感受这部伟大作品诞生的不易。

1941年春天，在武大读书的严耕望正度过自己大学生涯的最后一个学期。这个学期里，钱穆到武汉大学讲授“秦汉史”与“中国政治制度史导论”两门课。当时，严耕望正在撰写毕业论文《秦汉地方行政制度》，钱穆开的两门课，刚好都跟这篇论文有关，严耕望就把已经写好的两章交给钱穆斧正。钱穆读完，觉得孺子可教，就把严耕望叫来聊天，两人聊了很多关于读书和治史的问题。钱穆非常满意。

后来，严耕望大学毕业，本打算在乐山附近的一个中学教书。但钱穆突然来信，邀请他到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去做研究工作。当时国学研究所主任是顾颉刚，钱穆为导师。在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的两年，严耕望大部分时间都在研究秦汉地方行政制度史，《两汉太守刺史表》及《秦汉地方行政制度》的初稿，都是在这段时间内完成。

初稿完成后，严耕望在几次搬家迁移中一直带在身边，不停增删修改。直到1961年，《秦汉地方行政制度》才以《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上编出版。此时距离严耕望撰写本科毕业论文已经过去了整整二十年。

历史爱好者很多，历史类的畅销书也很多，大多都是垃圾，不值得读，真要读，必须得读《秦汉地方行政制度》这样的严肃历史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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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汉地方行政制度》读后感(五)：隐藏在权力争斗背后的制度变迁逻辑

近日，读了凤凰网历史频道创始主编刘三解的历史新作《秦砖：大秦帝国兴亡启示录》，颇为开拓眼界。作者用制度经济学详尽解析大秦帝国的运行逻辑，提出了秦统一六国后迅速灭亡的新解释：秦速亡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暴政，而在于制度具有巨大的压制力和攫取的残酷性。（详见书评《一本解构大秦帝国历史常识的书》）

但是，如果从制度层面对比汉朝时，不免就会产生疑问：两汉在政治制度上大体上是与秦朝一脉相承的，即后人所谓的“汉承秦制”。同样的制度下，为什么秦二世而亡，而汉王朝却可以传29帝，享国四百余年呢？

带着疑惑，笔者在制度研究的书堆里，翻阅了《秦汉地方行政制度 : 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 甲部》，希望能从中找到答案。该书作者是史学名家严耕望，曾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并任耶鲁大学客座教授，在政治制度史和历史地理研究领域极具开创性。

严耕望早年曾师从国学大师钱穆，深受钱穆影响和喜爱。1937年，钱穆先生在武汉大学讲学时谈到：“历史学有两只脚，一只脚是历史地理，一只脚就是制度。中国历史内容丰富，讲的人常可各凭才智，自由发挥；只有制度与地理两门学问都很专门，而且具体，不能随便讲。但这两门学问却是历史学的骨干，要通史学，首先要懂这两门学问，然后自己的史学才有巩固的基础。”（严耕望：《钱穆宾四先生与我》）。这激起了严耕望浓厚的学习兴趣，并将对这两门学问的研究贯穿一生。

《秦汉地方行政制度》就是严耕望积22年之功完成的代表作，是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领域的开山之作。作者从两个方面来观察秦汉地方行政制度的嬗变：一个是就行政权的性质来说，有双轨制、单轨制的迭代；另一个是从行政权的消长来看，则有分权、集权的更替。

一、“两汉承袭秦代规制，而运用变化，臻于完备矣”

“秦之与汉虽为两代，而论其制度，则为一体。”这个一体的制度，就是郡县制。郡县制“萌芽于春秋，演进于战国，完成于秦代，至两汉，臻于大备，为郡县制度之鼎盛时代”。西周时期由于还是宗法封建时代，还没有地方行政制度可言。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逐渐形成了数个中央集权式的新国家，开始出现了郡县制度。又经过约四百年的演进，到秦始皇统一全国，彻底废除封建制度，分天下为三十六郡，以郡统县，县道下辖乡亭，郡县制度最终完成。

汉承秦制以后之所以能够平稳过渡，作者一句“两汉承袭秦代规制，而运用变化，臻于完备矣”道破了天机，那就是两汉对于郡县制的灵活运用。

秦以武力统一六国后，丞相王绾等人建言，把燕齐楚等边远地区分封给各位皇子以镇守四方，得到群臣支持。李斯提出反对，理由是周朝一开始也分封了众多同姓子弟，后来逐渐疏远，相互诛伐，周天子也没法禁止。秦始皇深以为然，于是决定不遵旧制，不行分封，在全国推广郡县官僚行政制度。

到了汉高祖刘邦的时候，形势大为不同。草根出身的刘邦在楚汉之争中与项羽争雄，靠的是“外结友邦，内封巨勋，群策群力，以摧大敌”，所以等他登上帝位时，已经封了韩信、张耳、黥布、彭越等八大诸侯国，正是依靠这些异姓诸侯，刘邦才得以最后消灭项羽。但此时异姓诸王势力庞大，不仅占据了天下绝大部分地盘，而且大多拥有独立武装部队，刘邦表面上有君王的名义，实质上只是诸侯国的盟主而已。所以，汉初恢复封建，与郡县制度双轨并行，是为了适应时势，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策。这是第一步。

即位第二年，刘邦为了巩固汉室基础，就果断开始了处心积虑消灭异姓诸王的计划。同时，鉴于“周室虽乱而持久，秦室孤单而速亡”的认识，封刘氏子弟以取代和制约异姓诸王。这是第二步。韩信临终时有“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的大彻大悟，也就不难理解了。

文帝、景帝继续采取大封亲子，以亲制疏的政策，这是第三步。当然，随着同姓诸侯王势力的强化，此时双轨制的弊端也凸显出来，汉景帝削藩就引发了七国之乱。

平息七国之乱后，景帝、武帝更是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积极削弱诸侯的封土和权力，使其行政与郡没有差别，治权转移到地方行政长官手上，并派出刺史进行督察，形成刺史监察制度，郡县制逐渐趋于完备。这是第四步。此后两汉的地方行政制度可以称为郡县单轨制。

由此可见，同样是实行郡县制，与秦始皇一步到位的剧烈变革不同的是，汉朝能够因应中央与地方强弱关系的时势变化，通过一系列政策调整，在几代人百余年的同向努力下，逐步推行中央集权政策。这是从剧变趋于定型的过程，经过调整完善，汉武帝中叶以后三百年间，郡县制这一类型的地方行政制度就很稳定了。

二、精思密划的汉代郡县官僚制度

汉武帝实质上恢复单轨郡县制后，两汉又维持了约三百年的统治。对于汉代郡县官僚制度的利弊，严耕望通过归纳总结，在序言中提出几项精彩而富有开创性的见解，堪称全书的高度概括，精华中的精华。

一是汉代地方行政只有郡县两级，郡守推行郡务有余，反叛中央则不足。因为郡守虽然权力很大，总揽了一郡的民、刑、财、军等大权，但全国的郡约有百个，大小得中，财力足以自给，军力足以维持治安，仅此而已。所以，郡守可以专政一方，而中央没有强藩之惧。

二是汉武帝在郡之上设州，在州部设置刺史来监察若干郡。刺史级别不高，但举察权力很大。这样的好处是，级别低下能够激发人的斗志，权力大则能够让他们做事情。

三是郡县长官和州部刺史都是中央派遣，且不用本地人（县长都不用本郡人），而他们可以自行任用下属，且必用本地人。同时，由于秦汉的制度刚从封建时代蜕变而来，下属都将郡县长官视如君父，署吏也如同以前的卿士一样，而不仅仅是行政统属关系。这样一来，地方长官就没办法任用私人，也不会有地方豪族恃势胁掣的弊端，同时又可以借助熟悉本地情况的人才来治理地方。

四是汉代的朝廷高官大多出身基层小吏。小吏和宰辅虽然地位悬殊，但只要有突出的才能，升迁可以很快。汉代的地方小吏通过举孝廉，十几年里升迁到公卿高位的例子有很多。汉廷常以能否治民为先决条件选拔人才，所以人们都乐于在地方做官，大小地方官员也多能奋发做事，以求做出政绩，有朝一日跻身公卿。因此，汉代地方吏治之优良，多为后人所称道。

此外，还有郡府县廷的内部组织极其严密、县乡三老“上达君相、下率吏民”等现象，也令作者“深服先民之精思密划”。汉代郡县制经过“精思密划”，呈现出不少的亮点，作者认为原因在于新制度刚建立不久，机构也新，所以才能够运用灵活，还没有受到积弊的牵制。

三、制度变迁中的积弊与变革

随着时间的推移，各项政策运行的弊端也开始积累并显现出来。到了汉末，中国历史就进入了最混乱的时代。地方行政演进到南北朝时代，出现了州郡增置太繁、州郡佐吏两系、私人部曲之制等弊端。

比如，州郡数量增置太过频繁，导致了汉后三百年的纷乱。到南北朝时期，州制已经从监察区转变为行政区，成为州郡县三级制。而且，州郡的数量不断增多，到南北朝末期，州近三百，郡七八百，比汉代的十三州、百零五郡，多了许多倍。但是人口数量并没有比汉代增加，“百室之邑，便立州名；三户之民，空张郡目”，有的州竟仅存名目。所以隋文帝废除郡一级，以州统县，实际上是又回到了汉代的郡县制，这才让汉后三百年的纷乱局面重归正轨。

又比如长官私人部曲制度，也是一大弊病。秦汉时期，地方长官由中央派遣单车赴任，下属没有一个是故旧。魏晋南北朝时代则相反，不但军府的吏员用故旧，军队也是长官私人拥有，也称为部曲，还经常随着长官调动而转移，成为地方长官的私人武装部队。南梁宗室名臣萧恢从荆州调任益州，经过云阳时号称“军府五万人从此过”，当时私人部曲的庞大，可见一斑。

前文已提到，作者在书中是按着郡县双轨制-单轨制、分权-集权的角度来观察地方行政的嬗变，秦汉到魏晋南北朝，乃至隋唐、五代十国及以后的历史演变进程表明，从这两个视角来看，其演进的轨迹基本是一致的。这就是“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背后的制度逻辑。

严耕望之所以能够对秦汉地方行政制度提出独到的见解，离不开他扎实的史料工作。《秦汉地方行政制度》全书33万字，篇幅达440页，搜集的史料非常详实，整理得也条理清晰，从行政区划、郡府和县廷组织，到佐吏、升迁途径、籍贯限制等内容都有涵盖，还附有《汉代地方行政组织系统图》《秩绶表》等图表，可算得上是秦汉地方行政制度的百科全书。

　　《秦汉地方行政制度》读后感(六)：电视剧里不会教给你的秦汉地方行政制度

《夏日绝句》

宋代 李清照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小时候学这首诗，对于项羽在乌江自刎，印象深刻，感到很可惜。当初项羽兵败一路逃到乌江时，乌江亭长劝项羽可以回到江东以图东山再起，但项羽以无颜见江东父老为由拒绝，而后下马为战，挥刀自刎。

那时候的我，只顾着赞叹西楚霸王的武力出众，谁又会在意什么是亭长。大致只知道那是个官，具体多大官还真不清楚，直到遇到这本书——《秦汉地方行政制度》。这本书主要讲，秦汉时期，中国形成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式政府，并推行郡县制，是为政治制度史上的一大典型，后面的朝代纷纷跟随效仿。作者从秦汉时期的地方行政制度着手，追溯郡县制度渊源，由统治政策与行政区划、郡县官吏组织结构、考核监察、任迁途径、籍贯限制等诸多层面，述其沿革，评其得失。

观此书可知，作者抽丝剥茧，以搜集众书史料进行佐证，然后从宏观层面，加以整理、组织，使之条理化，得出众多新结论。纵观中国近代的治政制史者，多着眼于中央，很少有人致力于地方行政制度史的研究，这是一大缺憾。而这本书以其系统、精深的研究，成为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领域的开山力作，对学界影响深远。

既然人们对于这本书的评价这么高，那我们来介绍下作者。严耕望（1916—1996），名德厚，字耕望，号归田，安徽桐城人，著名历史学家，以中国中古政治制度和历史地理研究蜚声史坛。严耕望师从国学大师钱穆，是钱穆先生最欣赏的弟子。1941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系。历任齐鲁大学研究所助理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人、耶鲁大学客座教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特约讲座、东吴大学特约讲座、新亚研究所教授。1970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严耕望先生以治学方法严谨闻名，治学一丝不苟，规模大且考证精密，被称为“中国史学界的朴实楷模”。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中古政治制度及历史地理，著有《两汉太守刺史表》《唐代交通图考》《唐仆尚丞郎表》《唐史研究丛稿》及成名作《秦汉地方行政制度》等专书共7种。所著《治史三书》至今畅销，是高校历史系入门学习书籍之一。

地方行政制度是国家为了方便行政管理的实施，而划分行政区域、设立地方分治机构的制度和惯例。我国的政治制度从秦开始，就已经粗具规模。到两汉时，又在制度上承袭秦制，并做了改革。秦与汉虽为两代，但论其制度，则为一体。秦皇建立皇帝制度，确立皇权至高无上。中央机构实行三公诸卿制，地方推行郡县制。三公诸卿与郡县长官直接由皇帝任免。郡县之下就是乡、亭、里，乡官有三老，由当地人自己选出。

汉朝时，略有增减，实行郡县制与封国制并存。设立刺史，由皇帝选派亲信担任，到地方监察郡守和王国。仕官途径以郎吏为基点，地方上采用察举制，即由下向上，推举人才为官。后期，刺史权力大增，形成州郡县三级制。刺史变成了郡守的上级，威胁中央集权，这也为以后的祸乱埋下伏笔。

一、地方行政权变化过程

秦汉时代，以当时的政情变化，导致地方政权时有消长。根据这个变化过程，我们把它划分为六个阶段。

第一期，秦皇统一天下，设三十六郡，每郡有守（相当于省长）、尉（相当于防区司令）和监（相当于监察专员）各一人。郡下辖县，郡与县，由皇帝直接任命，这是中央集权的趋势。

第二期，汉初天下刚刚平定,人民需要休养生息。皇帝采取无为政策，诸王擅作威福，郡守又多能臣，治理一方，此时略倾向于地方分权性。

第三期，汉景帝平七国之乱，汉武帝推行“推恩令”，不断削弱诸王力量。设置刺史，监督郡国，统一盐铁，夺其财源。此时集权政策，一目了然。

第四期，到汉成帝、汉哀帝时，刺史的权力越来越重，地方官化程度加深，最终形成州长官——牧伯。这是由中央集权趋于地方分权，权在州牧伯手中。

第五期，光武帝时恢复刺史制度，但与之前汉武帝刺史制度相差甚远，与牧伯类似。这视为分权性之中央集权。

第六期，自中叶以来，刺史权力越来越大，守相也是畏如虓虎。秉军治民，恢复州牧之制。于是州牧把守相当做自己的臣僚，不再听从天子的话。

二、地方长官元首制

郡国行政组织，有长官郡守。郡为地方行政之骨干，郡守于一郡政务无所不统，郡国长官有六种重要而且大多为绝对的权力。

第一，对于本府官吏有绝对控制权。郡府官属有佐官，都尉、丞与长史，都由中央直接任命。其余的官员由郡守自己任命，比如功曹、督邮、主簿及列曹。除了都尉外，守相都能够控制。

第二，对于属县行政有绝对控制权。县其实是辅助郡的治理，郡可以决定县的一切。如果太守想夺取县权，可使县长失去治理权。太守可以自听县政，也可以随时派遣他人去知晓辖内县事。可以夺取县长的治理权，也可以擅自定县长的罪并驱逐他出郡境。

第三，对于郡境吏民有向中央察举的特权。郡国守相对于郡府佐吏及属县吏民，既有绝对控制，但在另一方面，若有官佐吏民有贤能，守相也可以向中央保送。中央政府招募人才，诸如贤良方正、直言极谏、茂才异等、文学明经、孝悌义行、勇猛知兵者，郡国守相皆为举主。由此可见，守相察举权之重。

第四，对于刑狱有近乎绝对的决断权。守相对于刑狱有绝对的判决权，这是我们无法想象的。虽然罪犯执行死罪，需要上报奏请，但也只是徒有形式。

第五，对于地方财政有近乎绝对的支配权。财政为一切行政之动力，地方财政来源有田赋、郡国公田、山泽之利、市租以及其他附加。在这其中，山泽之利主要以盐铁为主。

第六，对于地方军队有相当的支配权。守相不但掌兵，而且兵力还很强，尤其是边郡兵力相对更强。

三、地方行政单位的稳定性

县为中国最原始的地方行政单位，后来加郡为二级制，再加州为三级制，或加都督区为四级制。尽管县的上级政区的名目、大小、数量，随时变化，但最原始最低级的行政单位依然是县，从未变过。县的数额变动最大的时期是在东晋时代，南北县数曾一度增加到近三千，其余时期则都稳定在一千四五百之间。不但隋唐前如此，宋元以后依旧这样。直至今日，县制依然是地方最低级的行政单位，大小数额与两千年前相差不大。这是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上的一大奇迹。

《秦汉地方行政制度》主要从地方行政制度的角度，讲述秦汉制度之美。

第一，秦汉疆吏权力完整，听命于君主。

第二，行政制度体系秩序井然，管理职责专一。

第三，行政区划，幅员狭小，政令易宣，上下不过两级。

第四，地方官员的绩效考核，升迁制度，察举制度健全，有贤能的人才能够得到重用。

第五，地方最高长官需要回避本籍，但辅佐的官吏需要用本籍人。这样既可以加强中央集权，同时又因地自治，人尽其才。

第六，长官任职回避本籍，就会乐于选拔当地一些优秀的人才。通过创办学堂，聚集年轻人，进行文化教育，统一思想。

第七，秦以武力统一，则以武力治国。郡县设施道路，偏重军事，谋划详细，维持统一局面。

第八，刑罚关乎人命，为治乱的手段，汉朝县吏以刑罚为先务。

第九，刺史的官职虽小，但是他的权力大。刺史与郡守进行互相牵制，为帝王之术，有助于中央集权。

第十，县乡各置三老，由年龄大，学识广且备受人们尊敬爱戴的人来当。他们可以上达天子，领衔奏事，下率吏民，教化为主。

《秦汉地方行政制度》这本书中，作者严耕望先生坚持用史料说话，聚集许多不相干的琐碎材料、琐小事例，加以整理、组织，使其系统化，讲出一个大问题、大结论。同时，弥补了很少有人致力于地方行政制度史研究的缺憾。从而让我们了解到秦汉时期，地方行政制度的渊源，以及官吏的组织结构。为我们进行历史研究及兴趣讨论，提供了新的角度和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