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势观风》是一本由谭徐锋著作，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55.00元，页数：27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察势观风》读后感(一)：五星推荐，就像一星盲黑一样

看到这么多无聊的人恶意打一颗星，不能忍。。就打一颗五星吧！！！既然你们可以没看书就打1星，我没看过打5星也没啥吧，哈哈哈

别的也没什么好写的啦。。。都是无聊的，以书为媒的简单游戏

还没到140个字吗。只能继续码字了，到了140字就停止吧。

原来这么难。。。。。。。。。。

“” 妄图以特权干预读者判断的行为 “”~没看到实锤证据，不好评论。先盲评互相抵消吧

　　《察势观风》读后感(二)：请联系我的导师

你可真牛逼，第一份没看过就1星送你了

你可真牛逼，第一份没看过就1星送你了

你可真牛逼，第一份没看过就1星送你了

你可真牛逼，第一份没看过就1星送你了

你可真牛逼，第一份没看过就1星送你了

你可真牛逼，第一份没看过就1星送你了

你可真牛逼，第一份没看过就1星送你了

你可真牛逼，第一份没看过就1星送你了

去找我的导师吧

　　《察势观风》读后感(三)：察势观风，识唔识啊

“找你导师调解调解”

类似的话还有：

港版：大D哥话，祝你全家出入平安祝你阖家富贵祝你家庭和睦祝你安享晚年。

普通版：你们领导啊，我熟得很，上星期我还跟他一块儿喝酒呢。

东北版：你瞅啥，咱们出去聊聊。

你打分，我不怕，我去北京找我爸。

清纯动人，合法商人。

感动。这么好的大学问家，高风亮节，不拘小节，去哪儿找啊？

　　《察势观风》读后感(四)：“找你导师调解调解”

豆瓣脱衣舞娘 2020-08-30 21:07:39

“找你导师调解调解”

类似的话还有：

港版：大D哥话，祝你全家出入平安祝你阖家富贵祝你家庭和睦祝你安享晚年。

普通版：你们领导啊，我熟得很，上星期我还跟他一块儿喝酒呢。

东北版：你瞅啥，咱们出去聊聊。

你打分，我不怕，我去北京找我爸。

清纯动人，合法商人。

感动。这么好的大学问家，高风亮节，不拘小节，去哪儿找啊？

　　《察势观风》读后感(五)：很多文章是作者之前发表过的, 可以去网上看看原文

曾文正公“复活”记——一段近代中国的阅读记忆

http://www.docin.com/p-1100802054.html

这篇文章里面, 说曾国藩对钱, 起到了'父亲'的作用, 作者举例, 有牵强附会之嫌.

而后面所说, '不少人正试图通过对曾国藩的阅读或理解来救世', 没有充分的举例说明'不少', 希望多给点例子. 如果能结合卖了多少书, 或许更有说服力.

从生活教育到人文教育——作为教育家的钱穆

https://page.om.qq.com/page/ORnJvem8pY10QcWEiu0uuX9g0

这个在网页上的看起来非常凌乱, 可能是删减过的？ 整个行文, 没有指向文末结论的逻辑安排

其他的需要知网, 如果学校有买可以去搜索下载看看

　　《察势观风》读后感(六)：触摸不一样的“风”

在中文的语境中，“风”是一个可虚可实，又虚实不定的概念。如果将历史的流变，世道人心的起伏看作是“风”，在今天历史学的视野中如何捕捉“风”，描述“风”，就有了不一样的阐释，也能衍生出富有趣味的实践。

上海人民出版社最近出版的《察势观风：近代中国的记忆、舆论与社会》，就是这样一本试图触摸“风”在历史时空中流动的著作。作者谭徐锋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这短短的几十年间，截取出七个片段。在乡居举人的日常见闻中，在“守旧”地方新式校园的绯闻风波中，在宦游者与地方人士事关尊严的保卫战中，在围绕文坛领袖生日庆典而起的层层有心或无意的涟漪中，捕捉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和政治种种变迁在不同角落里的投影。

比如，发生在1894年至1895年间的中日甲午战争，是近代中国的重大事件，甚至影响到了中国历史的后续走向。本书的第二章《天崩地解与感同身受》试图在时人的见闻和记忆中“重访”这场战事。通过不同的人充满个性化色彩的表达，我们发现面对这样一场改变国运的强风，各人的感受也是截然不同的。其中间杂着个体的经验和情感，也受制于信息传播手段和渠道的局限。

吴玉章与胡适关于战争失败的回忆中，交织着失去至亲的创伤体验。国难叠加家难，在国家危亡的紧张感中，多多少少掺杂着个人生活的苦痛，格外的深切而具体。而在蒋梦麟的回忆中，甲午之战则具象为小贩兜售的彩色画片。与事实相反，这套画片所描绘的，是起火下沉的日本舰船和戴着镣铐、关在笼中的日本俘虏。“纸上的胜仗”令小孩子们深信不疑。

更直观的，是山西举人刘大鹏与帝师翁同龢书写于同一时期的日记。

刘大鹏感受到的，是城乡居民皆贫穷，地方大小商人经营困难，“较前数年远甚”。为应付前线军事，就连山西的小县城中，也频繁有兵员调动。此外还有临时摊派与支差，令民生更加困顿。1895年是会试之年，对于传统读书人来说，这场考试本该是事业生涯中一个重要的节点。然而战争导致南北交通阻隔，“今科覆试举人……东南诸省皆不能来。”有意思的是，尽管战事已化为这样具体的压力传导至民间，士林及乡里仍弥漫着反对议和的声浪。

而翁同龢身在中枢，不仅能了解战事动态，也能了解朝中诸人的不同心态和第三方对战局、对朝廷的态度。这些信息，使他对战争前景的判断越来越悲观。他对和议之说不以为然，却对不断恶化的战事束手无策，陷入极深的焦虑与无措。

作者在《自叙》中，援引近代四川学者刘咸炘“察势观风”的史学观念，借以申明他写作此书的着眼点与着力点。刘咸炘认为，史学研究中“观事实之始末，入也。察风势之变迁，出也。先入而后出，由考据而生识也。”要了解历史，既需要进入历史的情境，以时人的视角去理解发生的事情，又要能抽离具体的事物，对历史的发展过程作整体的把握。书中的几个题目，大致都贯穿着对这一种史学观念的实践。

（原载《深圳特区报》）

　　《察势观风》读后感(七)：我打五星，既然没看都能打一星？

“看到这么多无聊的人恶意打一颗星，不能忍。。就打一颗五星吧！！！既然你们可以没看书就打1星，我没看过打5星也没啥吧，哈哈哈”

看到一位评价这样说，我就复制了。这么多打一星的人，您们平日里有什么公怨，把书读了再打一星比较好吧，我也给袁永苹，里所，严彬的书打一星，但除了因为具体事情，有情绪，其实还是按书的水平打的。这么多人，因为看见了艾说被领导训话怎样的，是不是有这回事，有没有这回事，这个目前还没有证据，并且假如有，大家看法不同是理解的，有人觉得时间和玫瑰仗势欺人了，有人觉得被打了一星就应该为自己维权。，目前大家的出发点都集中在这个点上，但是是不是要回到事情的原点，1艾到底是不是恶意打分，2人家的书到底写得怎么样。艾说一下吧，您是没看了这本书才打得一星，还是对时间玫瑰本人的恶意，和书无关，还是平日里看过作者的文章，就是不喜欢的，根据印象打得一星。如果您说不是恶意评分，那您写文章让读者看下，您在学问上哪一点不同意作者，我想正常的学术之争，你们学院还是领导不至于拿官僚做派压你吧

时间与玫瑰在一年前取关了我，因为实在忍受不了叶美骂人，当天叶美就取关了，无所谓的嘛，公开说出来不喜欢我的言行，不喜欢取关我也是人家的自由，我虽然不开心，我情绪，但叶美从未说因为他取关而截屏挂他或是打电话骂我，相反这就是王政和兽这对男女做得事情，你们俩人的人品龌龊之极。说回谭这件事，自己的书被人打一星，人家找不着你和你领导，那都是自己有错在先，而且就是你觉得写得不好，你用真的学问文章回应，也是证明自己不是恶意打分，王政这只狗就是，给我作品打一星，有意见拿出评价标准好了，我叶美并不害怕一星。这件事情，从事发的原因上，大家不看事情的起因就跟风打一星，那些没读的，我是不理解，这里也和大家说下，王政不仅没有看，就打一星，而且还说垃圾，咒我要死，说我婊子鸡，我叶美不害怕一星，但是拿出诗歌评价标准，我是可以认真讨论的。

平安猫和从军行等人的史圈，到底是多么牛逼的学问圈，你们人品和文品还是需要多修为下吧，我叶美对你们嗤之以鼻，不要随意辱骂女性吧https://www.douban.com/doubanapp/dispatch？uri=/doulist/130129251/&dt_dapp=1

ps我刚在网上找了几篇据说收录在这本书里的文章，个人觉得很不错

　　《察势观风》读后感(八)：作者后记

　　历史讲求因缘。

　　中学时代，少年人有一些家国情怀依然是师长所击赏的。这些情愫，除了写诗能够排解之外，读史或许是最好的选择。念历史，对于我纯属兴趣使然，因为如果要考虑家境的困顿，或许原本该读其他更能便于稻粱谋的专业，这要感谢父母的充分包容与理解，因为他们深知我的个性，也明白学历史想必会受穷。实际情形也的确如此，迥异于同龄人，我获知录取大学通知书下达时是一个夕阳西下的傍晚，当时正与家父在山坡上掰苞谷，那是用来喂猪的粗粮，而卖猪正是家中主要的收入来源，很小的时候放学后背着半人高的背篓上坡割猪草是我的日课。

　　报考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国家文科基地班，完全是出自我自己的独断，其实是冲着师爷章开沅先生，自幼喜欢文史的我，对这位“非著名大学的著名大学校长”（海外友人给章先生的雅号）仰慕已久，所以当我在垫江一中操场第一眼看到华师当年的招生简章上老爷子的照片时，总觉得似曾相似。

　　入学前一夜，我因早到尚未分宿舍，所以寄宿九九级师兄处，当时案头正好是苏晋师兄已被翻得起翘的藏书《陈寅恪的最后贰拾年》，兴奋莫名，通宵读完，一代良史的命运却如此悲壮，如何成为一名历史学家，典型犹在。入学后第一次新生习作选拔，在拉杂追忆中学时代的阅读记忆时，也将那一晚的阅读偶遇写了进去，幸运地力拔头筹。桂子山四年，生活清苦，但却格外充实，感念至今。

　　想来这就是我跟史学的缘分吧。

　　本书的写作，持续了很长时间，其中最早的甚至可以追溯到大学一年级，本书所收钱穆一文，就是大一时期的习作基础上略加修订而成，承蒙《人文杂志》不以资格论作者，惠予刊布，对一个大二学生，不仅不要版面费，还给稿费，现在想来真是天方夜谭了。

　　还记得大一上学期一个桂花飘零的下午时光，第一次跟作为名家面对面的朱英老师请教，因为我读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的发现进而去收集文祥的资料并汇报了一些构想，他面带微笑地鼓励我“你对文祥的了解已经远远超过我了！”随即还破格让我可以进馆藏丰富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所资料室看书。马敏老师尽管认识较晚，他当时已经是校长，可我觉得很是亲近，经常在他的研究生课上大放厥词，下课后还缠着他一路问了不少问题，他都不以为忤，反而以熟悉的川音鼓励有加。马老师、朱老师和四年基地班指导老师刘伟教授对我的不断鼓励，在少年人的心田里点燃了史学求索的斗志与激情，这段少年心史，每每忆起，总是倍感温馨，足以让人从容应对某些至暗时刻。

　　北上深造，是我很早就立下的志愿。非常有幸遇到我的硕士生导师王奇生教授和博士生导师黄兴涛教授，二位恩师为人为学都有口皆碑，对我一直极为宽容，而且随时加以指点，于学业与生活可谓关怀备至，一直铭记于心，尽管我的表现肯定离他们的期望还相差甚远。但愿今后几年，能有时间将耗费他们不少心血的硕士学位论文、博士学位论文整理出版，以感谢他们多年的费心培育，同时纪念我紧张、充实甚至略带张狂的大学时代。

　　求学以来，还得到了杨国强、罗志田、桑兵、王汎森、汪朝光、刘浦江、孙江、徐秀丽、王晴佳、黄克武、夏春涛、杨念群、何建明、张伟然、仲伟民、李帆、张越、潘光哲、马忠文、金以林、李细珠、余新忠等老师的指点；同时跟王东杰、陈怀宇、张艺曦、任智勇、胡英泽、吕文浩、付海晏、唐仕春、侯深、李钧鹏、赵庆云、张仲民、刘文楠、孙明、赖国栋、马建标、李欣荣、瞿骏、周月峰、仇鹿鸣、王学斌、李文杰、饶佳荣、安东强、胡恒、韩策诸兄时常交流；本书的部分章节先后刊载于《人文杂志》、《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中国图书评论》、《社会科学研究》等杂志，得到了许丽梅、刘江、王倩、黄晓峰、李欣荣、周月峰、黄晓军、赵省伟、王承军、袁剑、吕昕、姜涛、盛差偲等友人的帮助；本书能够顺利出版，得力于上海人民出版社高笑红、孙瑜、张钰翰三位同行慷慨施以援手。史学之路虽然艰辛，因为您们，又变得生机无限。

　　最后要感谢我的家人，尤其是家母辛苦照料我们小家的生活，犬子顿儿得以茁壮成长。内子夏荔对我职业之外的学术志业一以贯之的支持，那要追溯到我们相识相恋的武昌桂子山，桂花开又谢，至今已十九年矣。从汉皋到津门再京华，由青涩而渐入中年，无数的青灯黄卷，因为有伊的包容与理解，才变得如此温暖。

　　结稿之时，初学与初恋之地武汉乃至湖北正遭遇百年难逢的重大瘟疫，让人揪心，祝愿那里的师友化险为夷。大难之后，霄壤之间，长歌岂能当哭，吾国与吾民能具备长远而清晰的历史眼光，这是最大的祈愿。

　　当然，由于才疏学浅，这一尝试肯定还有诸多不足，请方家与读者不吝赐正。

　　谭徐锋

　　己亥岁末初稿

　　庚子岁初定稿于北京观海堂

　　《察势观风》读后感(九)：吕昕：记忆与风势如何辉映近代中国

谭徐锋先生著《察势观风：近代中国的记忆、舆论与社会》一书，近日由上海人民出版社隆重推出。此书汇集了作者二十年来，在中国近代史特别是社会思想文化领域内的若干思考，以其时的文人及文风探寻近代中国在文化、社会、教育、民智、民俗等方面的波澜。

近代史是不好写的。一则近代史料纷繁芜杂，史料虽多却真伪难辨，给研究者以团团迷雾。围绕同一个事件的众说纷纭，犹如茫茫森林中的片片树叶，让人眼花缭乱，更兼之与当事者的利益关联，造成诸多真相被刻意虚幻，后人观之，如坠五云中。茅海建教授为研究戊戌变法，特意花费五年时间，专门为一本并不太厚的《我史》做注，即可见其艰辛。二则近代社会剧变，恰如今人说所稔的李鸿章名句，乃“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变局，如罗志田教授所言，是“多变而多歧”的，历史大变革下的时局，在时人眼中已是各有形象，后人“移情”所获感观，更是万花筒般云山雾罩。

由是，历史的记忆该如何书写？我以为，此书在诸多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记忆不是凭空的臆想，所谓记忆，一定是有存于世的痕迹。至于如何抓住这些痕迹还原近似于历史本来的面目，则反映出历史学人素养和功底的高下。《察势观风》一书，选取了七个晚清民国的细节片段，展现出作者对历史细节的敏锐感知能力和历史环境的深厚复原功力。曾文正公历来备受推崇，其笔记、日记和文集，无论政界、商界还是学界，均有不少人奉为圭臬，但在众星捧月式的传扬中，各人其实难免带有太多先入为主的观念抑或是概念，进而使彼此眼中的“曾文正公”各有意象，虽言推崇，实则难免自谬。

试举一例，徐锋先生以蒋介石回信蒋经国，告诫其在赣南身体多病应熟读曾氏语录，却罔知曾氏一族其实并不长寿一事，说明后人解读“文献”，其中之误解与舛讹，由此可见一斑。我以为，全书以小见大、取精用弘，多发前人所未见或语焉不详之处，然后从各方不同表述与表现中深究其背后的本原，展示出社会变迁的复杂和历史的深沉。就全书的特点看，这是其一。

其二，抽丝剥茧，在梳理细节线索中左右逢源，立体呈现历史的境像，是全书的第二个特点。以第二章关于甲午中日战争的评议为例，作者发掘若干时人在战事前后的一手记录，从各个侧面展示出甲午战争在决策层、新式学人、军人家属、士大夫阶层和社会生活中的不同反应，勾绘出鲜活而复杂的人性斗争、家国情怀和在此基础上逐渐蔓延开来的民族主义思潮冲击。这异于以往就战事为主题对政治与社会的关注，为读者理解甲午之役对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影响，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这种研究颇似许倬云先生曾谓“历史分光镜”，将原本看似一个整体的历史结果，通过研究者的“三棱镜”，将各种本原的光束（即各类线索）还原出来，让读者更清晰的解读形成合力之前的历史本来面目。

第三，通过文本的解读、互证，结合社会舆论的重构，对时局时势与时人观念作出新的解析。地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学人的具体认知中，却总给人一种若有若无、缥缈虚幻的感觉，尤其是地域文化的边界与边界感，并不十分清晰。以拙意观之，譬如川东重庆的巴文化，它究竟与蜀文化还是楚文化联系更紧密，形成“巴蜀文化”还是“巴楚文化”，恐怕不是几篇论文能说清楚的。中国的地域文化（尤其是发展到近代以后），往往在一些突发事件中凸显出地域的群体特色，王东杰教授曾就《川行琐记》引发的地域观念风波详细考述，即凸显了近代地域社会思潮在封闭状态下的激烈冲突。作者选取了舒新城入川和易君左《闲话扬州》的两次纠纷，颇能折射出民国地域文化的种种吊诡之处。

舒氏入川，本带着一番游历的心绪与“开化心智”的使命感而去，不意在新旧思潮交替中，陡然间成为双方接战的靶子。细究起来，虽然不乏杨森之误会的可能，但其根源似乎更像是蜀中守旧势力排外与冥顽不化的牺牲品，故舒氏感叹川省信息之落后与闭塞是其最难以忍受的痛苦。在新旧交替过程中，川中各色人等的生活、各派人物对新事物新观念的态度，仿佛印证了那句“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的名言，颇值得玩味。如果说舒新城败走成都很大原因在于川中守旧势力的强大，易君左《闲话扬州》则更加清晰的展示出地域观念在近代中国的张力。《闲话扬州》的风波与陈衡哲《川行琐记》风波颇有相似之处，皆是以客卿的视角来感受所在地区的风土人情，进而写下一些在当地时人眼中不甚入眼的言辞，激发了不小的风潮。

与陈衡哲不同，易君左面对如潮的恶评和恐吓，在起初稍作坚持后，迅速软化了立场连续道歉，历经波折方才脱身。其实，细读易氏此书，对扬州景物的描写，堪称上乘，缘何在一场大风波后，其人其书都成了反面教材，才是令人有兴趣深究的。徐锋先生细细发掘了这场风波的来龙去脉，分析其前因后果，指出这其实深刻昭示了近代地域观念和群体心理认同的构建和应激反应。尽管《闲话扬州》不乏一些不恰当的字句，但似乎不至于被全盘否定乃至成为全城公敌，联系到易氏后来曾几度欲为自己翻案均未成功，不得不让人感叹历史记忆被左右的舆论影响，是如何深刻的影响了个人、群体乃至社会。

在《察势观风》一书中，作者亦着力对文化和教育界的几起著名事件和人物以关注。发生在1920年代清华校园的“国家主义”之争，与钱穆先生教育理念的演变，看似各有侧重，其实都折射出社会变迁中学人对改造时局、挽救中华的期许，然则对于如何实践，则是盲人摸象皆在试探。既然是尝试，必然有曲折与冲突，但亦可以理解为前进路途中的螺旋上升，清华学子在围绕“国家主义”的争论中将真理越辩越明，不少学生日后成为政界和文教名流；钱穆先生在毕生致力于传道受业，于艰难困苦中亦不气馁，终于成就一所一流名校。研究他们，似乎包含着徐锋先生的个人志趣（所以作为出版人，他不遗余力组织《新史学》稿件、整理先贤遗文；作为学者，他努力提携后学，开辟“新史学读书班”，希冀为历史学科培养新人），体现出他常怀悲天悯人的心绪和饱含拳拳赤子的家国情怀。我以为，这是全书的又一大特点。

尽管《察势观风》一书本身已经足够优秀，但我个人以为，全书的精华，乃是附录中论《青年史学家的自我修养》。历史学在当代中国的学术与社会中，颇有越来越边缘化的趋势，甚至连续数年“霸占”本科红牌预警专业名录。在“历史无用论”呼声复涨的时代，立志成为一名历史学者便是难能可贵，要想真正进入史学研究的阵地，除了师承教育和个人努力外，方法论是必不可少的环节。作者结合自己长期以来学习研究历史的经验，提出了效法前贤踏实做事、努力拓宽视野寻找历史的主体意识，寻找与历史对话的可能，才能真正实现历史研究的价值和关怀。

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书中提出的“史学家的节制之美”，我以为这一段不长的文字，值得广大青年史学工作者、尤其是刚入行的历史系本科生、研究生反复多读。著名史学家章开沅教授曾有《辛亥革命与“只争朝夕”》文，指出近代以来在救亡图存的大势下，国人在“时不我待”的压力下养成了激进——更激进的心态，做事难免急于求成。现在看来，这种心态似乎蔓延到近代以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就学术研究而言，如徐锋先生所言，“今人对于西人所制造的知识幻象有着着迷似的追求”，所以我们看到各种“学术影响”排行榜、各式“绩效”考评标准、各类“核心期刊”发布，直接影响了当今学人的研究手段、研究方法与研究成果。在一味追求数量的压力下，难免出现一大批依葫芦画瓢的作品。

更讽刺的是它们往往画虎类猫；而基于快出成果压力下导致青年史学同人问题意识越来越模糊、写作功力不甚精进、难以开辟新的研究阵地——这直接导致史学作品无论是可读性还是理论深度都越来越贫乏。尽管有社会层面的客观因素，但以史学研究作为终极追求的学人，或许需要更冷静的对待自己的研究对象。

一部好的人文学科的作品，其价值并不仅限于作者将自己研究的点状问题剖析清楚，更有启迪他人、启发智慧的作用。《察势观风》书名来自近代川中著名史家刘咸炘之论，强调体察社会人事以知风俗而观历史演进的过程，在强调地理环境、政治教化影响力的基础上,阐发了传统风俗论中包含的文化区域观与历史进程观。显然，刘氏此论给徐锋先生以足够的启发；同样，徐锋先生的大作也给了读者以不小的启发。

本文原载《经济观察报·书评》2020-10-07

　　《察势观风》读后感(十)：从历史记忆角度认识近代中国的思想与社会

谭徐锋老师新著《 察势观风： 近代中国的记忆、舆论与社会 》主要是从记忆、舆论角度去理解近代中国，而我主要关注了“记忆”方面，也想从这个角度谈一谈自己的理解。

一、“曾国藩记忆”：新思想或旧传统？

第一章《曾文正公“复活”记》讲述了徐兆玮、孙宝瑄、钱穆、蒋介石、梁启超等人对曾国藩的认识。我对梁启超的观点颇感兴趣，在欧风美雨袭来的时代中，读书人似乎能在曾国藩传统思想中能找到救世良方。梁氏欣赏曾国藩的冒险精神和强有力的自制力等，不过其意不仅在于修身，更着眼于塑造新民，挽救民族危亡。因此，作者认为，“在西风压倒东风时传统竟然有用，无形中成为人们反思传统的象征”。窃以为不该抛开诸多的西方思潮来思考梁启超对“曾国藩记忆”的利用。与其说是“传统竟然有用”，不如说是曾国藩的思想微妙地契合了进化论、民族主义等思潮，迎合了其救亡的需要。如当时流行的“进化论”把“把积极向上、努力奋进式的人生观，在这个理论架构上加以安顿，使它变得不言自明”（王汎森），而曾国藩强大的自制力、毅力等积极向上的行为恰恰有助于中国进步，传统的修身之道可能就这样与西方的“进化论”结合在一起，从而为梁启超等读书人所接受。在这里，曾国藩修身治家的记忆或许已超出了传统范畴，是一种与西方思潮结合之后被发明的“新传统”“新记忆”。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记忆。如今，人们又开始热衷于曾国藩的修身之法、处世之道，书市上到处可见《曾国藩家书》《曾国藩领导学》《曾国藩成功密码》之类的读物。然而今天“曾国藩记忆”的复活，恐怕多与人们的世俗需求有关。这也算是一种新的“曾国藩记忆”吧。

当然，本书关于“曾国藩记忆”的话题还可拓展：（1）本书主要关注的是曾国藩修身治家方面的记忆，而时人对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等事件又有着怎样的历史记忆？（本书提到姚文焯对此事的记忆，恰能体现当时姚文焯等士人对西方列强、外交的认识）时代思潮又会如何影响这种历史记忆的建构？（2）除孙宝瑄、梁启超、钱穆、蒋介石等“精英”外，民众心中的“曾国藩记忆”又是怎样的？这种记忆是通过何种途径建构的？与精英人物的记忆又会有怎样的互动？

二、思想的新与旧

修身治家等看似“旧”的思想隐含着“新”，而看似“新”的行为又遮掩着“旧”。在思想剧变时代，我们很难纯粹用“新”“旧”思想来划分某些人物。

读《四川观、桃花劫与思想战——舒新城的蜀游心影》一文，颇能感受到当时成都新旧之争的复杂，正如作者所说的“新旧之间的层次极为繁复，新中有旧，旧中有新”——有些所谓的“新”或许只是一种表面，如向一滩死水扔下一块石子后，水面产生了波纹，但是在此过后死水仍是一滩死水。司昆仑在《巴金<家>中的历史：1920年代的成都社会》（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中提到一个例子，“在这个演讲中，（徐子休）他使用了一些五四时期流行起来的新词和概念，比如‘主义’。虽然没法看到他演讲时的表情，不过他使用这些词大概是出于讽刺或者轻蔑。”（P51）尽管士绅们跟随“主义时代”的潮流也在使用新词汇，但这并不意味着其思想也随之更新。

三、甲午战争的个体记忆

在今人眼中，甲午战争对近代中国影响深远。但当我们去翻看历史当事人的记录时，会发现不同的人对这一重大事件有着大相径庭的历史记忆。《天崩地解与感同身受——作为个体记忆的甲午战争》一文展示了吴玉章、蒋百里、蒋梦麟、胡适、陈寅恪、刘大鹏、翁同龢、邓氏家族等人对甲午战争的历史记忆。身份地位和所处社会环境的不同使他们记忆亦迥然不同，其中刘大鹏和翁同龢的记忆反映出晚清朝廷与民间之间的疏离，而“邓世昌”成为一个民族主义符号时，其历史记忆也不能为邓氏家族所完全决定。

（一）刘大鹏的记忆

甲午战争虽然没有在山西进行，但仍然影响到了该省。在刘氏的记忆中，战争的第一个影响是频繁的调兵，如1894年11月17日“有人从徐沟来，言：军务吃紧，去日由省起一千兵赴通州，丁道台带领前往”，12月19日“昨夜二鼓，余坐馆中。鸣锣击钟声势甚乱，……乃是东官路上过兵”。此外，对于包括刘大鹏在内的地方民众而言，战争还意味着沉重的经济负担，这深刻地留在了他们的记忆之中，“归去寿阳支应一一十八日，车费、马费及一切人役所费，共花二千余吊钱，皆是阖邑百姓公摊，四路总约及各村庄乡地又于此中渔利，百姓皆苦之，今又有此一差，尚未知花多少钱，尔子亦摊此费否？余日:去岁腊月，余家摊一千余钱。众日:子尚摊钱，吾等无论矣”。

在刘大鹏的记忆中，甲午战争带来的是生活的苦难。而身居朝廷高位的翁同龢，其记忆又是另一种景象。

（二）翁同龢的记忆

在战争之初，翁同龢还比较乐观，但随着局势的不断恶化，翁开始惊惧，“连日军情水陆如此，鸭绿一线可危，即渤海亦可危”。而其对此也束手无策，“翁同龢最擅长的似乎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对于战局的应对，可谓一筹莫展”，直至战争惨败。

尽管战争惨烈，但这并不妨碍权贵们享乐。清宫上下仍在为慈禧祝寿，翁同龢亦入宫听戏，“诣宁寿宫听戏”“再诣听戏处”。

在翁同龢的记忆中，有战争带来的惊惧、无奈与听戏的悠然，而没有刘大鹏等人记忆中的苦难。联想一下，或许正是清廷高层缺乏民众生活苦难的具体记忆（或者说清廷与欧美列强的诸多纠纷记忆压倒了民众生活苦难的具体记忆），而使之未能深刻意识到社会危机。庚子之变后，清廷不得不推行“新政”，但新政带来的经济负担又压到了民众的身上。新政中农民们砸毁新学堂的行为，既是在向地方官府表示他们的愤怒，似乎也是在提示着统治者们，不要忘了百姓们的苦难。

与刘、翁相比，邓世昌等牺牲在战场上的将领后人们，对这场战争有着更刻骨铭心的记忆。

（三）关于邓世昌的历史记忆

邓世昌牺牲后，留下水盂、白玉印章、《哀荣录》等物，成为邓氏后人纪念邓世昌的物品，同时凝聚了邓氏家族对日的家仇国恨。在这样的记忆影响之下，邓世昌长孙、邓泽洪长子邓小鹏在抗战初期拒绝为日伪做事，并以邓世昌长孙的身份在街头宣传抗日。

让我想到的是，关于邓世昌与甲午战争的历史记忆并不能完全由邓氏后人所决定。塑造特定的“邓世昌记忆”在特定时期也会成为国家鼓舞军队士气、宣扬民族主义的一种手段。如在1942年3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专门为士兵发行了《士兵月刊》，其中第4-6期刊载了《壮烈故事：左宝贵与邓世昌》一文，鼓励将士们在抗战艰难时期，要像邓世昌一样奋勇杀敌，杀身成仁：

……邓世昌是我们致远军舰的管带（等于现在的舰长），这只军舰，是我国的快口，每小时能走十八海里；可是日军最快的船，每小时可行二十三海里，那只船名叫吉野，因此，我国军舰被吉野打沉的很多。那次大海战地点在黄海。当致远舰受了重伤快要沉下的时候，突然遇着了日本，吉野。邓世昌就对部下说：“倭军就靠吉野口口，如果把它打沉，我们就有胜利把握！”于是他下令开足马力，直向吉野冲去，要和吉野同归于尽。吉野即刻一面躲避，一面放出鱼雷。受伤的致远，当然行动不灵，不幸中了鱼雷，锅炉炸裂，即时沉没，船中兵员二百五十人，一齐淹死，邓世昌落水之后，本来马上被人救起。但他觉得全船拼命，弟兄都牺牲了，自己不应当贪生，便纵身跳入水中，壮烈成仁！

（《壮烈故事：左宝贵与邓世昌》，《士兵月刊》1942年第4-6期）

即便是在当代，“邓世昌记忆”也被赋予了特定的意义。如2019年4月，中国第二艘航空母舰下水。当天有媒体这样报道：“邓世昌和200余官兵殉国，此战中沉没的还有北洋海军另外3条战舰，分别是超勇舰、扬威舰、经远舰。这段悲壮的故事，成了一个民族记忆深处的伤痛......当首艘国产航母下水的那一刻，邓世昌以及殉国的海军英灵们，你们可以瞑目了！”在这则新闻中，邓世昌代表的是中国海军孱弱乃至国家衰弱的记忆。新闻通过古今对比，表明当代中国海军有了航母，国家军事力量早已与晚清大不一样。

这些事，恐怕是邓世昌未曾想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