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日常统治史》是一本由侯旭东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56.00 元，页数：35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什么是日常统治史》读后感(一)：古史研究确实需要拓展视野了。

看完侯老师的小书，越来越觉得古史研究的范式、方法已被自身的发展或者说是低水平复制束缚太久了。政治事件、制度，与其说是历史之内核，不如说是常见历史研究的内核，已有学者开始关注政治过程，但仅是活的制度史。 侯老师反复强调关系思维，在我看来其实就是拿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之一即社会关系，来唤醒史学研究者， 这是侯老师的激进之处。单讲关系，当然不比实证主义、结构主义、历史社会之类更具有冲击性，也难以取悦群众。大家再等等吧，等研究者真正接受一番年鉴学派式的洗礼吧。

　　《什么是日常统治史》读后感(二)：活的历史

从北朝村民的生计，到人名的使用再到传舍使用研究，甚至是《宠》一书，重返人/事关系及其互动一直贯穿着近年来侯老师的研究历程。 大抵我们对于国史的与学习研究，往往局限于在王朝的大事叙述中，局限在在制度的流变中，这就好比用卫星遥感去看湖水，我们看到的是它的轮廓及轮廓本身的变化，关注的是静态到静态，在不断的制度变化中寻求一个历史发展的轨迹与方向，我们以一个高位往下，作为观察者研究历史，难免充满着“后见之明”与"辉格主义"的“历史学的集体无意识”。 我们忽略了什么？忽略了湖水下水流的运动机制，忽略了水流运动与诸多其他因素结合是如何带来轮廓的。我们忽略的，是动态的不变，忽略了历史语境下的人/事关系，我的理解，其实也就是忽略了活的历史。 历史是人的历史，是实践中的历史。重返人/事关系，探讨有主动性的，活的人在与事的交互中是如何创造历史的，是当下历史研究中的确需要关注的焦点问题，是这本书带给我们在研究思维与范式上最大的启示。

　　《什么是日常统治史》读后感(三)：侯公新著读后

　　通读毕师叔侯旭东老师新著《什么是日常统治史》，阅读过程充满了遨游在知识海洋的享受与乐趣。对比同一书系其他几册《什么是思想史》《什么是政治史》《什么是制度史》等书的题目，日常统治史更像是侯公本人试图开辟的新领域，侯公对“日常”“统治”等概念进行了细致的词源学梳理，讨论了制度如何成为制度史、如何将关系思维引入史学研究并考察统治与被统治的丰富内涵、如何理解史学所关注的人等有趣的话题，继前作《宠:信—任型君臣关系与西汉历史的展开》后再次宣告与线性史观（辉格式的历史解释和后见之明）的决裂，呼吁重返人/事关系的历史世界、打破固有类别与边界对我们思维的限制以及避免标签化固态化的史学分析。以上呼吁均是立足于作者对海内外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学科最新学术理论/范式进展的广泛学习与吸纳，故其所举之例实与世界学术界接轨，是带有宣言意味和展望性质的。书中的注释和引用都值得多次回看，有扩大视野之效。 最后，我有一些感想，愿与大家共勉。第一，我认为后见之明完全可以帮助我们回归历史现场，审视历史本身发展过程中被当事人所忽略却实际上起到重要影响的细节，也有助于我们复盘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以更完整还原真相并增长智慧。第二，我认为《通典》作者杜佑本身虽并非着意于完成一部制度通史，但其著作内容及精神最终确实符合一部制度通史的定性，可谓无心插柳柳成荫。第三，设身处地、同情之理解自然有助于我们找出历史发展的多重可能性，但也容易让我们产生过度的同理心，因为世人做事总有其原因或苦衷，过度的理解可能会让我们产生很多误判，但目的正确绝对不能掩盖手段错误之失，基本的是非判断标准还是不能由此动摇。第四，史书中呈现的整齐划一、脉络清晰、命中注定等往往是后来书写者的建构，历史本身的发展确实在当时人看来是不可捉摸的、难以预测的，正如何兆武先生所说，可能性也应该被纳入史学研究的考察对象。第五，多学科知识的摄入有利于提高我们对史料阐释的深度和广度，多读书绝对可以让我们原本浅薄的灵魂变得深刻。读书和学习是非常快乐的。

　　《什么是日常统治史》读后感(四)：《什么是日常统治史》引言

引言（节选）

……

2019年3月底，接到罗志田先生的邮件，说在王汎森先生的倡议下，拟出版一套“什么是”丛书（后来确定了一个更为雅致的名称“乐道文库”），邀请两岸学者，为年轻人写一套真正有帮助的丛书。指定的题目是“什么是社会史”，我早就自嘲为这个领域的“逃兵”，勉强为之，恐怕只会误人子弟。本想因此谢绝邀请，但罗教授回信宽厚地要我再选一个题目，不好推辞，“什么是日常统治史”便是最终考虑的结果。

2003年底大致完成了北朝乡村社会研究之后，我决定转向考察秦汉六朝的国家。一方面梳理了近代以来影响至深的“中国专制说”的来龙去脉，另一方面，侧重从统治的日常运作展开着手具体研究，摸索中逐渐明确了几个方向： 文书行政、官场运作、郡县统治与君臣关系。“日常统治”本是2008年发表的一篇论文的标题，十年后则将其扩充为看似带有“领域”色彩的“专史”。史学的万神殿早已神仙林立，各有疆域。另塑新神，是要争夺他人的领地吗？重演创立“××学”故技？还是另有考虑？

收到罗教授来信后两天，便动身到了日本，在东京都西部的多摩市安顿下来，开始在中央大学五个月的研究工作。构思“什么是日常统治史”成为东瀛生活中的重要内容。思考、收集资料、与友人讨论，反反复复，提纲不断修改。8月中，在长野县户隐参加东京大学东洋史专攻的“合宿”，佐川英治兄安排我住的房间，颇有纪念意义，是西嶋定生先生半个多世纪前写作《中国古代帝國の形成と構造—二十等爵制研究—》，以及后来组织“合宿”时下榻的房间。据说这里的风景接近西嶋先生冈山县的老家，我坐在榻榻米上首次报告了本书的提纲。8月底回国后，旋即去南京大学参加了“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历史学？——《新史学》创刊十周年学术研讨会”，提交的还是本书的提纲。9月底，清华大学历史系第45次史学沙龙上，又对提纲进行了相当充分的交流，从下午4点一直讨论到晚上8点，在沙龙的历史上，还是头一次，针对的不过是二十几张投影片。此后，忙于上课与他务，提纲还是提纲，没有实质性的进展。2019年1月，学期结束，终于有了静心思考的时间。重读相关的研究，思考自己十多年来的研究轨迹，如何撰写本书终于有了些眉目。不过也只是完成了引言。开学后又是几个月忙忙碌碌的日子，到了6月底，学期末尾，才又得空闲，从容构思。从初稿完成到最终定稿，又花费了一年多。

必须坦言，本书是个早产儿。按照自己的设想，它应该降生在日常统治研究基本结束之后，而不是现在。发出邀请的罗教授无疑成了助产士，尽管有此良机，筹划中倍感艰难，几度犹豫，终于咬牙坚持了下来。

名为“什么是日常统治史”，是遵循丛书的要求。按照自己的想法，更妥帖的书名应是“历史上的日常统治研究”，或“关系思维下的统治/被统治与抵抗研究”，准确却累赘。实际并不存在一个可以切割下来，像秦汉史或隋唐史一样的“日常统治史”。它不过是若干观察过去的视角与方式的集合，可以用来观察不同地域、不同时期与不同领域的问题。正因如此，书中主要篇幅放在从不同角度回顾史学的认识史，只是在第六、七两部分才正面讨论了历史上日常统治研究的基本视角与初步探索。认识史既包括对史学基本研究对象与思路的梳理，也融入以案例方式呈现的对事件如何形成的延伸思考，目的是对熟视无睹的事件史处理方式“化熟为生”，探索再出发的新可能。

“日常”是值得拓展的可能空间，其含义却并非一望可知。追踪“日常”一词的来历与近代以来的新变化，可知它是中古佛教译经的馈赠，非指普普通通地过日子，而是带有确切目标的重复性活动，是意识到其目的与追求的例行化活动。明清儒学出现的“日用常行化”的新动向，尚停留在抽象肯定“百姓日用即道”，未能拓展为对过去的认识与研究。“日常”实际可以成为一个映衬“事件”与“事件史”，重新进入历史世界的途径。围绕1832年、1838—1842年道光帝日常活动的描述，与通常所谓的“鸦片战争”叙述之间的张力，或许能带给读者些新的刺激和启发。跨界利用鸦片战争为例，缘于现存资料层次丰富，可以相互比对。从日常的来历到书写与遗忘日常，围绕鸦片战争的叙述，构成了本书的第二部分。

“日常”遭到摒除并非20世纪才出现的现象，可以上溯到《春秋公羊传》中的“常事不书”，可以追到秦以来王朝统治中的官吏选拔机制，以及这种机制带给人们的记忆与遗忘。中国史学传统自然也难以摆脱其影响，即便是思想上特立独行的章学诚，虽一再强调“人伦日用”，强调“经纶政教”，强调自下而上构建天下之史，依然无法真正将“事”“人伦日用”与“经纶政教”发展成有突破性的史学实践。我们需要继承他的思考再出发。第三部分既包含对遗忘日常根源的分析，也是基于传统对未来的期许。第二、三部分原为一体，篇幅过长，分作上下。

日常统治离不开国家与政治。环顾世界，20世纪中叶以来，政治史与帝王将相被西方史学推下了神坛，直到最近，方有复兴的苗头。中国自20世纪初新史学诞生之日起，就开始了这一变化，今天仍未走出这一境地。关注国家与政治，源于人群体性的存在方式，源于“政治的根比人类更古老”的现实，源于人类生存国家化的持续进程。就东亚地区而言，二里头文化、商周以来数千年几乎未断的大型王朝国家，不仅是人类史上的奇迹，也构成这一地区历史演进中最为关键的因素，研究这一区域的历史，必须高度重视国家、政治秩序与权威的作用。这是第四部分的主题。

《春秋》以降，中国史学中久已形成围绕王朝国家记述历史的传统。丰厚的传统中，既有“常事不书”，又因胜利者把持历史书写，弥漫着“成王败寇”的后见之明与对正统地位的执迷，各种模式化的书写所在多有，官方史学沦为当下王朝合法性的注脚，无法在王朝之外安顿新的立足点，从多元的视角展开观察。20世纪产生的新史学，无疑带来了新的契机和可能，时局艰难多变，传统惯性强大，学术从容生长不易，实践并不理想。那时奠定的国史架构与通史、专史、断代史的格局，至今潜移默化，规范着史学的走向。关注王朝国家的主要是事件史与制度史，还有新近出现的政治文化史。

从甲骨文开始追踪“事”字含义分化、添益、转化的轨迹，剖析“事件”一词的来历，以及“事件史”的出身，不难感受到“事”字含义的丰富与“事件史”的单薄。从古人的表达以及杜佑《通典》中的叙述去探寻“制度”的意涵，对照20世纪勃兴的制度理解与制度史，让我们对如何研究制度，有了新的想法。第五部分围绕这些问题展开。

上述探源与反思有益于我们重新规划前进的方向。日常之外，为何是“统治”？亦要到词语的使用历史中去分辨。较之“行政”“治理”与“支配”，“统治”或许更有涵盖性，更切合古往今来的实践。如何研究“日常统治”？列举了四个视角： 主位观察为先，继之以客位观察；顺时而观优先，辅之以后见之明；日常视角（这三点都和如何处理时间分不开）；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是以人为中心的关系思维。关系思维不只是中国传统，亦是从20世纪物理学中发展起来的思维方式，也受到不少哲学家的青睐。史学不应自外于人类学术发展的新思考。日常统治放在关系思维下去研究，便突破了传统自上而下的单向模式，可以并观统治/被统治/抵抗。这些构成了第六部分。

如何开展关系视角下的日常统治研究，需要研究者针对问题与对象“辨证施治”与“对症下药”，没有包治百病的妙方。虽说如此，能为读者提供些参考与启发，也不无裨益。第七部分将过去十多年中完成的与“日常统治”相关的成果，做了一个简单的梳理，并非论文摘要的汇编，更多的是对设想、方法与角度的阐释和补充说明。对照原文，也许才能了解得更透彻些。

结语部分提出“重返人/事关系的历史世界”，读者或会感到困惑，似乎和日常统治没有干系。看完全书，自不难理解。这里的人与事，已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人与事，而是经过知识考古，恢复了历史中丰满含义的人与事，关注的不仅是孤立的两者，而且是两者之间复杂多向的关系，连同其他三种视角，并置合观。国家出现后的“日常统治研究”与此只是表达角度上有所不同，内涵是一致的。看似平淡无奇，实是返本开新。近代以来，引进或自产的新名词带给我们太多的刺激与欣喜，很多是漂泊的浮萍，能扎下根且产生实质作用的却有限。追逐与阐释，耗费了太多的心力。否定之否定，回到貌似平常的提法，指引我们去重拾历史语境中被遗忘的内涵，从根基处激活想象，扩张思考空间。

个人理解，史学，乃至所有的人文社会科学，并非空中楼阁，存在的目的都是为了今天乃至未来，即所谓“鉴往事，思来者”，并不是纯粹作为“知识论”或满足人们的好奇心而立于世。梁启超曾说：“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一章，1922年初刊，再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页。尽管史学不只是了解成绩，解释亦不限于因果联系，其存在乃为现代人活动提供借鉴，不容否定。如何借鉴，体现在知与行的联结上。对业已消逝的“过去”，我们只是个有立场的观察者/转述者，对生活其中的当下现实世界，我们又都是生活/历史的直接创造者。三位一体的身份，赋予我们更多的“权力”与“责任”，但常不自知，我们往往会沉溺于前者而忘却后者，甘当摇手椅上挥斥方遒、激扬文字的学究；还有更多的人，只能算是盲目的创造者。将三者统一于自己的日常生活实践，才有可能在知行合一中让“读史使人明智”的古老格言落到实处，让人类的惨痛教训、宝贵经验不再流于纸面空谈。这恐怕也是在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之后，又能将自己从中加以解放的途径之一。

（注释从略）

　　《什么是日常统治史》读后感(五)：浅评

“每天我们所度过的日常，说不定就是连续发生的奇迹哪”，当不值一提的日日如常出现在叙述中，就有了非日常性，有了被瞄准的值得。从哪看-怎么看-看什么 = 顺时而观-关系思维-日常统治，侯先生经多年发展的史学观，在这本书中得到了半是总结半是普及的表达。专业研究者、普通读者都能感受到它的语用意义：应该用什么样的心灵之眼去看历史，应该在头脑中拆掉哪些篱笆。

从辉格解释出发

巴特菲尔德七十年前总结而后批判的这种解释模式，看起来属于历史中的不变项，人们总会用这样的方式——立足现状而构造历史向这一现状发展的序列——去思考历史，也就总有瞄准它而重加批判的必要。纵然历史学家和普通读者知道有这样一种弊病，在思维历史，或凭借历史来思维时仍会惯性地落入辉格解释。或如巴特菲尔德所说，“当历史学家将细致考证与宏大叙事联系在一起，换言之，当我们从宏观角度处理历史，往往会陷入错误推论和未经检视的思维习惯”；或如侯的拓展，“英雄史观和实证主义，以存在即合理为默认前提的历史终极观，是一种隐蔽的辉格解释”。

这样一来，辉格解释的原义“以当下流行的政治、道德观念，对历史做出善恶交争、持续进步的解释”不再是靶子了，从价值观变化到认识论，“以后见之明构建出的必然序列”才是反思着的历史学家所要反驳的历史解释。“未预期结果”是在历史与人生中反复出现的，而以后见之明去观察过去时，常误认发生了的“必然结果”是当时人感知得到的，就会进行错误解释【第二节，日常-上】。历史学家既以阐明过去的真相为本职，避免这种错误也就是从主词分析而来的了。巴特菲尔德认为，错误的来源是历史学家尝试做概论时难以避免的走捷径倾向，辉格解释可以提供看似巧妙的以今为鉴的便利；侯进一步分解为a、有政治意图的构建和b、个体未经审视的惯性使用【第四节，为何关注国家】。a的例子，如越南博物馆对本国历史的抗争性构建，b的例子如阅读那些为本朝服务的正史的历代中国士人。一方面，对辉格解释的批判从针对英国吉本以降，成一家之言的文人史家传统中释放出来；另一方面，辉格解释也成了一种历史现象。辉格解释因之显露为历史学家们的惯习和“日常”，针锋相对的“顺时而观”才展现出它的用处。强调“不要想一头粉色的大象”没有什么用处，创造一个新词新句才会让实践者，既含历史学家又含总会历史地思考的普通人，拥有形成新惯习的机会。

从价值观变化到认识论的辉格解释批判，带来了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第一个是对历史学家主观性中道德观的部分自然而然的清理，第二个则是“后见之明的必然序列”中的认知难点。第一个也许是更难处理也更重要的问题，先放在一边，只对第二点谈些微不足道的东西。

历史化了的辉格解释惯习，让必然序列的终点不仅是“现在”。编纂《筹办夷务始末》的清人，按照自己的后见之明去抉择鸦片战争爆发以来，哪些事件是值得写入“鸦片战争”这个叙述实体的重要事件，也就是“鸦片战争”的一个历史思考与表达，这个表达未能逃出辉格惯习，而能顺时而观的当代历史学家知道，鸦片战争时的道光帝，每一天每一天处理的日常事务中还包含着大量不相关的事情，以及虽然相关但“不重要”的事情。令这些不相关、不重要与叙述实体“鸦片战争”相关联，甚至令之质疑、拆解叙述实体，就引出了如下三个子问题：a、日常性是不是构成一个对安克斯密特所说的叙述实体的理论挑战；b、顺时而观、日常性的内部，是不是暗含着，丹图处理过的“方法论个人主义与方法论社会主义”问题；c、持续地去除后知之明会不会让历史学也拥有如同物理学一般的反常识力量。我的确是提出了太多问题，不过幸好这与本书大量出现的问句相合。下面先阐述我对c的看法。

后见之明是人的日常。人在每一个作为终点的现在上总结过去，并凭借它在作为起点的现在上规划未来。正如设身处地地观察道光帝，发现他身处各种惯例伸手可得的一个“润滑的当下”，当做如是观的日常是：

甚至可以说“日常”便是依附于过去词汇编织的网络而存在，一方面是单向的、朝向未来的线性时间的展开，无数问题扑面而来，另一方面则是不断地返回过去，将当下与过去连接，以及循环往复的成分（如每年定期举行的各种仪式性活动），当下/过去的反复交织中形成了王朝统治的“实态”，构成了今人所理解的“历史”。 【第二节，日常上】

人都在过着这样的日常，日常之为日常端在于它不是皇帝的特权。那么这个后见之明延展到什么程度，就成了一种需要批判需要检视的观察方式了呢？每一个工作人也许都受过他人基于后见之明的批评，有时忍气吞声，有时干脆承认那批评有理。如果我们能在历史实态中去理解道光帝，就应该在同一种“实态”中去理解历史学家和历史地思考的人。可即便在史学史中史学家得到同样理解，历史中历史思考之人得到同样的理解，也还有一种基于历史科学的批判屹立不动，是不是这样呢？回到本书上下文，侯实际上批判的是这样一种历史理解：

站在今人的角度指点江山，论证清军不开战即已不敌英军，是外在于历史现实的结论，纵然提供了众多细节，也不足以帮助我们切近地认识那段往事。

首先是对被批判了的，和对被期待着的认识的梳理。认为“未战时的事态总体” = 历史事实向“战败” = 历史事实的论证，即便在实证细节上足够充分，也不合于“历史现实”，出错的点就只能是历史学家、历史中思考之人用以论证而不明示的观念。是一种不符合现实的观念从繁复的事实集合中拣择出他想要的事实，再去构建论证链条。而此种观念之不符合现实，依赖于前述史学史、观念史上的叙述实体（辉格解释、顺时而观）的建立，从以描述赋予其属性的顺时观念来看，纷繁的历史现实中没有那样一个链条。但同样没有的，是顺时而观。如前所述，顺时而观若要建立其排它的合理性，就要只保留理解，摒弃对理解的理解。而这个被摒弃者，一定会在今天的未来被捡回来；在历史中，诸层级的理解仍然是平等的。若要建立一种观念，发明一个趁手工具，还是免不了就在此时承认历史中的事物的超历史性，一个在历史科学中涌现的超历史者。回到书中原文，侯有时只给“顺时而观”一个作为补充的位置，这是一种修辞战术。顺时而观实际上是，对历史学家、历史思考之人提出的普遍要求，以之压制过分延展而不自知的，常识化的后见之明。

固然每个人的日常是顺时而观的，历史思考之人做顺时而观却是反常的，要付出努力的。在本书第五章，构建了一个向着制度史观发展的，舍弃晚清民国学者诸多其它思考的制度史观史的发展序列，多多少少显明了史学家的艰难。有历史学家H对其对象O的关系类型 = 学究关系R1，又有实践关系R2，令O = H时，H到底建立了哪种关系，要为这种关系建立什么样的合理解释，就变得饶有趣味了。

也许正是在历史学家、历史思考之人的这种自指关系中，可以看到历史学之为学问，作为学问去参与社会构成的一些特征。似乎总有一点以之破又以之立因之留把柄的惹人讨厌的东西在。但抛开“以之”的那个实体，在关系中看轻他，惹两造讨厌的东西如此可爱，就像杀人片铁谁都可以用一样——我不喜欢这个凶悍比喻——而学者毕竟要有，要造出来一个度。就像书中蕴含而未明示的观念反对了马克思关于历史发展的基本框架，又明引诸多马克思原典一样，就像书中毕竟说实体思维、关系思维在东西方同样存在却又暗示东方先发展出这样一种思维，比如，运用在中医中，又等着西方汉学家来发现赞美一样，非黑即白的东西只有小孩子才选。

其次，考虑一个细节问题。如果按书中要求的，要在日常中充分考虑人的能动性，那对道光帝暗含辩护的理解，考虑如下争辩：依据吉登斯《社会的构成》1.2“能动作用与权力”，若能动性表示“有权换一种方式干预世界”，后人就也有权力向既定事实发问，道光帝为什么没有换一种方式，能够激活清帝国的方式去和英国争胜？若我们承认能动性融塑在制度（或惯例）中的那副面孔，那么也要问，为什么探究清帝国的既成状态与最终战败之间的因果链条不合理？倒也的确，没有谁比皇帝更适合只在这两副面孔中，像是个理想型一般地，考虑“能动性”问题了。而在本书一字一句构成的，有如历史现实一般繁复暧昧的氛围中，我们也很难不得到这样的暗示：既要理解道光帝事实上的最终失败，又要充分考虑他也有获胜的可能性。我们的确更多地责备历史学家，而非去责备一位皇帝，就像他存在过就永远存在一样。

以上只是说，有逃开后见之明的陷阱，却掉进不究责任的陷阱，以抗争心、顺世心拆解权力之网，却以追慕心、媚世心掉进权力之网的可能性而已。但观念之如金刚石，不仅能磨玻璃也能磨金刚石，也是观念的一种现实性固未可知。假如有一种至高的观念，可以划破诸如“专制制度”这类是构建的，是统治术构建的，同时又是反抗统治之人知其所以为然的武器的观念，又不能被本身划破，那它大抵是微弱不真为人所有的影子罢了。不能再追问“凭何而真”的至高观念，与实际的统治者区别何在？假如有一种破尽无余的无在他手里，岂不也在空空如也的我手里么。

上一段落与本书关系不大。本书的确呼应着福柯、赛托、斯科特，但同样讲日常讲权力，在这本书里没有他们那种锋刃感。同样讲历史思考之人，看不到《必须保卫社会》里的以历史反王权；同样讲日常，看不到《日常生活实践》里的技巧战术；同样讲统治，看不到《逃避统治的艺术》——这本书我没读过，但在《什么是日常统治史》里的确看不到逃避，也看不到艺术。因为本书忠实地执行了标题，看不到，这就是我们的日常与现实。对此，历史学家也并没有提供什么的义务，那是专属于成家的历史思考之人的审慎。

方法论个人主义

　　《什么是日常统治史》读后感(六)：侯旭东谈日常统治与重返人/事关系

侯旭东（章静绘）

侯旭东，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早先致力魏晋南北朝史，目前侧重秦汉史与出土文书简牍。最近他出版了新书《什么是日常统治史》，在书中，他再思历史、史学、日常、事、事件、制度与人，复建其历史内涵。提出立足关系思维，围绕历史上的“日常统治”开展研究，重返人/事关系的历史世界。他认为：国家产生之后，围绕统治秩序的建立，更主要的是维持而展开的事务，由这些事务所牵连的各色人等的活动与思考。由事见人，由人观事，会拓宽视野，发现被遮蔽的过去。就这一研究思路的背景与意义，侯旭东教授接受了《上海书评》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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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黄晓峰 您给出了日常统治研究的定义，并举了研究道光帝的例子。但您也承认中国“常事不书”的史学传统，如果不是根据皇帝的起居注，日常和统治的勾连似乎比较难？ 侯旭东：书名叫作“什么是日常统治史”是遵循丛书的要求，像断代史或专题史那样边界清晰或比较清晰的、作为研究对象的“日常统治史”并不存在，它弥散在国家成立之后的历史中，甚至可以说就等于国家产生之后的“文明史”，有的只是“历史上的日常统治研究”。研究是研究者的研究，主要思考的是“史学该如何思考”，史学认识的演变成为关注的重点。倡导这一研究，是源于对既有研究的反思、哲学社会科学的启发、资料的馈赠与生活的感悟。 研究历史上的日常统治，将研究者的目光从关注“变”引导到关注“常”，以及在“常”中认识“变”。名为“日常”，侧重的是“常”，而非“日”，致力于探讨按一定周期反复发生的活动及其意义。“统治”聚焦于秩序的形成与维系，而非仅仅是事件与制度，是处于不同位置的人如何做事，形成稳定的关系，并赋予各种意义，这些关系如何变动。这种研究上的转向，跨越了历史学与社会学的传统分工，希望能补充新的视角，发现被遮蔽的过去，激活史学想象。 关于两者的勾连，其实说难也难，说容易也容易，关键看是否能从认识层面突破那些未加思考就接受的宏大叙事，同时突破不自觉中基于这些叙事来观察过去的做法，希望返回具体而鲜活的时人活动的现场。在思考研究什么之前，要先去思考如何去研究。小书的核心是对史学如何思考的思考。落脚点是研究者自身，而非研究对象。 如果有此意愿，并努力思考自己的思考方式，而不是仅仅将“日常统治研究”停留在一种新的旗号或时髦，便不会花费心力去讨论自己的研究对象是否属于“日常统治”这类学究式的问题，而会引导研究者去仔细梳理，乃至发现史料，从中捕捉时人活动的痕迹。换言之，如果研究者能够理解“日常统治研究”核心是提出若干研究者用来观察过去的视角，而不是划定什么研究领域，首要的问题是这些视角是否有道理？如果有道理，能帮助我们开拓视野，发现被遮蔽的历史世界，关键便是如何将它们转化为自己看待过去的眼光。一旦内化为自己观察问题的眼光，就完全不用考虑什么是日常统治，什么不是了。不断发现，甚至“开辟”历史上“日常统治”的新现场自然不是难事。 思考什么是日常统治或不是，日常与统治如何勾连，如何才是，还是纠结于研究对象和领域，需要走出这种主/客体两分的对象化思维。 翻了一下自己的论文目录，只有2008年第1期《中国史研究》发表的一篇，标题中出现了“日常统治”，此后的论文，尽管大多都贯穿了相关的思路，却都是根据内容来确定题目，并非简单地贴标签。 您能具体谈谈发现并开辟“日常统治”的新现场时，是怎么贯穿这一思路的吗？ 侯旭东：书中涉及的道光帝，是最近为撰写此书，方便读者理解而选取的例子，涉足“鸦片战争”更是意外的收获。我所进行的日常统治研究，几乎都是围绕秦汉时代展开的。彼时并无起居注保留下来，最多存留下来的是墓葬中发现的个别墓主某年的“日记”，如曾利用过的师饶的《元延二年（前11年）日记》，这些都是在某年的历谱上简单记录了主人的行踪，亦非逐日都有记录。

西汉《元延二年日记》竹简，1993年连云港市东海县温泉镇尹湾汉墓6号墓出土

这涉及如何理解“日常”。“日常”虽然是一个词，我理解，日与常两字并非平列，关键是“常”，而非“日”。从来源上看，是出于“日日常”+动词，一般的使用中，不限于逐日进行的活动，亦包括了按照一定时间周期反复进行的活动，即“常”。小书的289页说“‘日常统治’并非真的仅限于每天发生的事务，只要是重复进行的事务，即便每年一次，亦无妨放在日常统治的视野中去分析”。日常统治研究关注的核心是历史中反复发生的事务，换个角度讲，是例行化的事务或现象。 现在除了明清两代资料丰富，可以对皇帝的统治有如此详尽的记录外，其他时期都难以做到，但保留下的例行化事务的零星记录，却相当不少。这主要包括各种类型的官府文书或档案，甲骨文可称得上最早的档案，金文也带有这方面的性质，战国到西晋的简牍中有大量的官府文书，敦煌吐鲁番文书以及黑水城文书中也有一些，明清至民国时期，这方面的资料就更丰富。遗留下来的尽管只是冰山一角，管中窥豹，自这些反复发生的事务，事务所牵连的人与人、人与事、与物、与制度的关系中，可以帮助我们重建部分场景。 回到道光，他每天的活动其实亦是不同周期性活动的组合：几乎每天都要做的是批阅奏折，差不多两天进行一次的是引见，每个季度第一个月进行一次的是返回紫禁城祭祀祖先，年度性的，在九月进行的还有审决死刑犯（秋决），不那么固定的是检阅八旗军队。另外，他还隔几天要去向母亲请安。从反复进行的例行化活动看，这些都可以算是“日常”。 我做的研究中，很多利用了秦汉三国时期出土简牍，特别是文书简牍，这些正是当时例行化事务的载体，体现了官-民之间如何往来、官府如何维持与运转，官府之间如何打交道，朝廷如何管理郡县与边地，等等。如西汉时戍边的隧卒巡视烽燧周边的天田，就要每天进行，且记录；通往各地的漫长邮路上的亭卒、邮卒传递官府文书，遍布全境要地的关津上的关吏把守关口，检查过往人员，并登记人员的证件，都是逐日进行的。而编制各种簿籍，则是每个月都要进行，统计上报，则据簿籍性质，按要求逐月、三个月（一时）或年度性上报。这些反复进行的工作叠加，构成了官吏们的日常世界。不止秦汉三国的官吏如此，官僚制国家出现之后，依靠文书统御天下，都离不开这种运作方式。我们能够得到的只是零碎的资料，按照适当的方式加以归纳和研究，一枝一叶也能看到树木的梗概，而且还是有人有事，充满了细节的。对照文献中的王朝史，相互补充，获得立体多元、丰富生动的认识。秦汉如此，其他朝代亦然。前后朝代相互参照，如果摆脱了简单的进化论，辩证理解历史演进中的“常”与“变”，也能互相启发。

甘肃敦煌悬泉置遗址航拍照片

以往关注重大事件的思路，则会轻视这些散落的残枝败叶，这和研究者背后的史观有关。正像书中对“鸦片战争”何以成为“事件”的分析所揭示的，这种以事件或事件序列为对象的分析，是基于时人未见得知晓的历史结果而建构起来的，成为历史目的论的表达。 我所理解的“统治”，并非仅仅是围绕重大事件与帝王将相而来的历史，更根本的是政治秩序的形成与维持。需要探索的是参与其中的各方人士如何发挥作用，发挥了什么作用。 您所说的日常统治史的核心目标是回到政治史吗？这种回归的政治史与近年较热的新文化史、“活的制度史”的研究有怎样的不同？ 侯旭东：其实不能算是。目标是带着新的眼光（复数的，这一点必须要反复强调。因为中文里抽象名词表达复数很困难，这是中文表达上的一个缺点，如眼光、认识、思想、看法、意见等等，表达复数必须用量词“×种”或“一些”“几点”等来修饰，这会让读者或研究者默认是单数，而忽略多元性），去重新观察国家产生之后数千年的“过去”，而不仅仅是通常所说的“政治史”，或许称为“国家史”“文明史”更准确些。吴思先生有本书，名叫《我想重新解释历史》，长远来看，这也是我的追求。当然，要实现这一目标，此生未必够用，个人能力亦很有限，能做到多少，很难讲，更多的只是体现了一种愿望。更现实一点的追求，如在本书结论标题所言，是重新界定史学的研究对象：“重返人/事关系的历史世界”，而不再依托现在的分类框架。为此，书中花费了大量篇幅来分析中国史学的发展历程，既有以案例形式出场的对日常与事件关系的揭示（对“鸦片战争”的分析），以及对“事”与“事件史”内涵的对比，“制度”与“制度史”含义的比较，帮助读者了解这些通行分类框架与分析思路的见与不见。 结论中所说的“重返人/事关系的历史世界”，是经过概念追根溯源，对研究对象的重新概括。这里所说的人与事，在书中进行了历时性梳理，尽可能返回了古代中国历史语境，将原本更丰富的内涵重新展现出来，均与常识的理解不同。很多意涵今人已遗忘，从这些含义更加饱满的人-事关系的研究中，或许可为将来的研究开辟更宽广的空间。称为“日常统治研究”更侧重于揭示研究视角，而“人/事关系的历史世界”则偏重研究对象的表述，两种说法只是重点上的不同。 政治史与制度史正是现行分类框架的一部分。按我自己的梳理，两者与其他各种专题史，如社会史、经济史、哲学史、文化史……是二十世纪以降的产物，和断代史与通史一道成为二十世纪学者研究中国历史的分类框架，深受近代西方史学和社会科学的影响，带有很强的实体思维的印记，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有得有失。今天不妨在其外增加一些新的分类方式，以便发现更丰富的过去。 邓老师倡导的“活的制度史”及其引领下产生的众多成果，给我的研究很多启示。若说不同，可能是侧重点的不同。“活的制度史”是补充了人的制度史，根基还在制度史，或许可以概括为制度与人的关系的研究。我设想的研究是人与制度关系（按照唐人杜佑的说法，甚至也可以归入“事”，所以在“结论”中只提到“人/事关系”）的研究。关注的均是两者的关系，但前后次序与轻重有别。恐怕邓老师和我对两者在历史中作用的认识上略有差异。 新文化史乃是美国1980年代兴起的研究思路，作为社会史的批评者而登场，深受文化人类学与语言转向的影响。在借助文化人类学的思路上，在对人及其文化符号的关注上（如格尔茨的影响），可以说与新文化史有共同之处。不过，新文化史整体上对于国家关注并不够，共享了二战以来新史学此前对政治史的排斥，这一点上，彼此还是颇有距离的。 您强调国家视角重新介入，那么在“眼光向下”的研究中，如何体现国家/皇帝的在场？ 侯旭东：如果采用对象化的思路，眼光向下的研究将目光聚焦在普通人、在乡村……很容易将研究对象切割下来加以研究，可能会造成国家或皇帝的消失。如果在关系视角下开展类似研究，明确注意到双方共生乃是常态，也会留心双方的互动，会在普通人的生活中捕捉到国家的影子。 明清时代颇为常见的“契约”中有所谓的“白契”，即没有经过官府认定的民间交易，看似脱离了官府，其实“白契”的存在，乃百姓巧法的一种体现，是与官府周旋而谋求自身利益的方式之一，恰恰是以强大官府存在为背景的，而契约的书写，更是模仿了正式契约。可以说“无”中体现了“有”。官府与国家的不在场正是以其在场为背景。我们不能孤立地就资料论资料，需要将其放在语境中，最重要的语境就是官府与国家的存在。

石仓契约

您举了汉代传舍的研究，将其视为一个使用的场景，在这个场景下，能超越人/事/制度的区分，但是可能很多“小事件”并不具备使用场景式的关系思维的切入，那要怎样进入日常统治史的研究视野？ 侯旭东：人自告别孩提，懂事之后就在做事、想事中存在，不然就被自己或他人认为是无所事事，总之，都离不开“事”。只是因分工的存在，不同的人所做的事的不尽相同。任何事（也可以称为小事件）背后都站着人。都是因为人，人的活动与思考，才会成为事或事件。就如同考古学的目标是“透物见人”一样，任何人造物中均加入了人的活动与思考，即便是旧石器时代的先人们制作的打制石器，看起来不过是些有棱角的砾石，也是如此。从如何选材、如何打制、从石器上使用的痕迹，均可以窥见先人们的生活印记，加上生活空间的位置、古环境的重建，推知先人的做法乃至想法。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陈胜前教授的著作《人之追问》中有不少精彩的介绍。方法恰当，石器也能说话，更不用说历史时期的器物、图像与文字材料了。 实际上，即便是自然界的现象，那也无法脱离人，因人的观察而成为人们利用、研究与思考的对象而成为人化的自然。马克思、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中批评费尔巴哈时说的“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那个自然界，不是费尔巴哈生活其中的自然界；这是除去在澳洲出现的一些珊瑚岛以外今天在任何地方都不再存在的、因而对于费尔巴哈来说也是不存在的自然界”，“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哪怕它只中断一年，费尔巴哈就会看到，不仅在自然界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整个人类世界以及他自己的直观世界，甚至他本身的存在也会很快就没有了”（人民出版社，1988年，21-22页），正是强调了人及其实践（做事）的核心作用。借助存留至今的痕迹，无论是实物，还是文字，或图像，都可以从参与者与事件的关系角度去观察与发掘，只是要看研究者的立场与预设，决定究竟选取哪些小事件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 日常统治研究，更偏重于国家产生之后，围绕统治秩序的建立，更主要的是维持而展开的事（主要体现为“事务”），由这些事务所牵连的各色人等的活动与思考。由事见人，由人观事。 读者如果了解学术史，便不难发现，我研究的问题，除了三国吴简，都不是处女地。很多问题，前人耕耘已久，有的甚至引起史家关注已逾千年。日常统治研究的价值，与其说在于开拓新领域，不如说在于提供一些新角度来观察问题，特别是老问题。不必移步，略微转变一下角度，就能看到不一样的风景。每个人在生活中都有类似的体验，研究上亦然。别开生面也是一种创新。至于哪些问题，全看研究者的思考了。如果能够将这些视角内化为自己观察过去与现实的自觉与实践，根据我的经验，似乎没有什么问题不可以从这些角度去研究。因为我们处理的文明史，不就是国家出现以后的历史吗。国家的身影处处可见，国家与百姓的关系，正是当时的现实，研究不过是将这种关系的不同侧面揭示出来。 您强调的自下而上的研究，比如传舍，是建立在有新的大量出土文献、简牍的基础上的，这些史料本身就具有“日常”的意味，那么，借助常见史料，能否进行这样的研究呢？ 侯旭东：如前所说，“日常”并非真的只是分析那些逐日进行的活动，而是关注那些按照不同周期反复进行的例行化活动，因此，即便是常见史料，同样包含了很多这类记载。日本学者渡边信一郎写过一本《天空の玉座》（柏书房，1996年），其中一篇关于元会的构造，有中文翻译，另外还有关于贡纳的分析，这些都是基于传世文献的研究，且研究的主题多半是年度性的，即每年进行一次，同样是周期性反复开展的，也做出了精彩的分析。小书中提到的关于两汉的上计，也是年度性的活动，主要依据的也是传世文献。东汉时各郡国的计吏也参加元会活动，同样可以告诉我们很多统治的秘密。宋代以后，传世文献更丰富多元，资料上的空间更大。说的极端一些，开展日常统治研究，根本在于研究者的思考，不在于史料。 除了元会，还有很多仪式、祭祀均是按照一定的周期反复进行的，这些活动在统治中的意义，今天生活在去魅时代的学者与百姓，已不易体会，这些亦是值得从日常统治角度加以分析的，即从时人与这些仪式、祭祀的关系角度去分析，而不仅仅是将其抽离出来作为制度或学问来处理，便可以收获新的洞见。这方面的资料主体是传世文献，完全不存在资料问题，需要思考的是今人如何分析它们，从什么角度提问。需要调整的只是研究者看待这些资料的角度与眼光。日常统治研究所追求和倡导的，正是一些新的视角来丰富既有的研究，通过“解蔽”将以往研究所遮蔽的盲区重新呈现出来。 除了仪式、祭祀活动，值得去开掘的方向还有很多，需要未来研究者们的思考，这是一个需要更多研究者参与、创造的舞台。

汉代传舍画像砖

严格说来，“传舍的使用”的研究，并非是自下而上的研究，因为使用传舍的，包括不少从朝廷出差的官吏，他们的介绍信（当时称为“传”或“传信”），需要由皇帝或御史大夫来签发，我在对当时所能见到的各类介绍信的分类研究中，要揭示的恰恰是皇帝、御史大夫、郡国长吏以及县级长吏在签发上的职责边界，以及介绍信签发与使用上呈现的皇帝作用的多样性，还有律令在其中的作用，皇帝与律令的关系。传舍的使用涵盖了朝廷与郡县、内地与边塞，是一个绝好的透视汉王朝上下、朝廷与四方的窗口，同时，涉及的又是反复发生的事务，而几乎看不到什么大事件。《皇帝的无奈》一文，则讨论的是在传舍小吏的作用下，皇帝的焦虑与无力，亦是上下勾连的分析。单纯的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均有不少盲区，当时也是存在不同角度的体验与观察，需要的是两者的并置合观，甚至补充更多的观察视角。 日常统治研究的视角，因为是关系性的，所以并不限于一种，无论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以及两者的结合，这些都是当时人的主位观察，还有后人与今人的客位观察，都会根据研究问题的需要而灵活采用，以获得更为平衡、既切近现场又出乎其外的认识。 出土简牍，对我而言，一方面是研究对象，因而围绕它们开展了不少研究，另一方面，基于简牍所揭示的世界，又成为观察朝廷与国家的一种视角，从朝廷以外的郡县、边塞的障塞的人与事务中观察王朝，观察官员如何与官府打交道，获得超越传世文献之外的新立足点。这亦是当时实存的状态与视角，能帮助我们突破传世文献的束缚，看到更丰富的世界。传世文献提供了很多“事实”，但局限性亦颇大，小书中略有涉及（152-156页），仔细分析，还可以发现更多。 不同时代，几乎都有类似的资料，从甲骨金文、到宋代以降的各类文书档案，以及大量的考古资料，可以帮助我们对照文献，超越文献。只要我们不是将这些孤立地加以研究，而是置入各个时代的恰当位置，把握各自的独特价值，互为中心，相互映照，发现其间现实的关联，而不是简单地以出土资料补充或证实传世文献，就能将更立体而丰富的历史呈现出来。 您提出了一个新的研究范式，并且做了这方面的工作，能否谈谈您对未来进展的期待？读这本书，能感到您的雄心不止于古代史，那么对于史料存在、研究方法与之差别很大的其他时段、其他方向的史学研究，您有什么新的思考？ 侯旭东：其实离范式还远的很，只能算是一些设想和初步实践。这些设想的提出，基于自己对史学发展历程的反思，以及哲学与社会科学思考的学习，加上对中国历史的理解，而不是简单的舶来品。 能否产生更广泛的影响，甚至改变史学研究的走向，构成某种新的趋势，或范式，还要看未来的史学实践，更主要的是其他学者的实践。其中重要的是学者对自身研究、自己如何研究、研究什么、使用什么概念工具、观察角度等等的高度自觉和反思，某种意义上需要和常识拉开距离，“化熟为生”，思考常识是如何形成的，该如何穿过常识，抵达背后隐藏的幽暗世界？随着思维的扩充、眼界的开阔，可以跳出当下，反躬自问，探索新天地。经历了这番洗礼，才能更好地把握当下，走向更好的未来。这一点上史学应该认真地向文化人类学学习，不只是学习个别词汇、理论、观察问题的角度，还有他们对待异文化的态度。过去对今人而言，就相当于异文化。 未来还会继续相关的探索。一项工作，是对祭祀的研究，这也是前人积累甚多的领域，虽然重心会落在东汉，作为朝廷官府一项反复进行的事务来认识，也会上溯到殷商时代，顺时而观，看古人（主要是统治者们）如何从神/人笼罩下挣脱出来，祭祀又如何能持续存在到清末。过去往往将这一研究置于礼制史（制度史的一个分支）或礼学史、经学史的范围内去研究，我则会将其放在人/事关系下去思考。 另外，正在进行的是对西晋末年刘渊建国过程的分析，争取能在年内完成，这也是十多年后再次关注魏晋南北朝史。力求回到历史现场，发掘中原王朝作为“天朝体制”的存在，与试图建立新政治体的人物之间的关系。延伸开去，思考的是东亚地区国家形成之路。 还有一篇接近完成的论文《政治史与事件史在中国：一个初步反思》，实际是《什么是日常统治史》第五章第二节“‘事’‘事件’与‘事件史’”的扩充，延伸分析二十世纪以来政治史的演变历程，以及如何与事件史走到一起。算是此书的一个增补。可以对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的演进有个更完整的认识，对其局限，亦会了解得更清楚。 此外，还有两项具体研究，尚在准备，不知何时可以完成。一个是围绕“主”字的研究，标题或许叫“作主：关系视角下的中国史”，继承陈寅恪说的“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希望透过“主”字，突破既有的领域划分与朝代区隔，从神/人、人/人、人/事（物、制度）关系的角度去重新观察中国历史，和通常所说的经济史、法制史关系比较紧密，但又并非在两者的框架内展开，也会从殷商开始，一直讨论到近现代。 再一项研究，初步定名为“王莽的肉羹：皇帝的生活空间与交往”，是对皇帝的研究。这两项研究，都是跨越朝代和专题的分析。这两项研究现在还是想得多，做得少。 秦汉三国简牍方面，也会再做些研究。上述研究涉及不少领域与问题，超出了既有的知识范围，对我而言，亦是挑战。研究与思考的过程，同时也是学习的过程。完成了这些，也就该退休了。

　　《什么是日常统治史》读后感(七)：知常以观变——《学术月刊》侯旭东教授访谈

转自《学术月刊》微信公众号

●侯旭东，1968年2月生，山西省汾阳市人。1986年9月—1996年7月就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获学士、硕士与博士学位。1996年8月—2008年5月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历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2008年5月调入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任历史系教授、现为系主任。主要研究秦汉魏晋南北朝史，曾涉及北朝民众佛教信仰与乡村社会、东晋南朝经济史、两汉孙吴出土文书简牍等研究。目前研究早期国家的运行机制与国家形态，2001年8月至2002年7月受哈佛燕京学社邀请赴美国哈佛大学访问，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兼职教授，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客座教授（2009年2—6月）。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2019年4月—）。主要著作有《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朝廷、州县与村里》《宠：信-任型君臣关系与西汉历史的展开》等和70余篇论文。曾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参与教育部重大课题以及日本、法国和台湾科研课题多项。

○ 周 奇， 《学术月刊》杂志社编辑

○侯老师：您好，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谈，按照惯例，先从您的求学和治学之路说起吧。您的博士论文《五、六世纪北方民众佛教信仰》以北朝的造像记作为主要材料，当时国内学者利用得还不多，不知您选题时的考虑是什么。在您的博士论文出版20余年后，造像记已成为不少学者关心的材料，思考过去的研究，您是否能够谈谈造像记作为一种社会史史料，它的优缺点在哪里，较为格套化的发愿文，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反映出普通民众的声音。

● 感谢《学术月刊》给我这个机会谈谈自己求学的历程。说起博士论文选题，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个是从大学开始，就对西方新史学很感兴趣，通过课程了解到法国年鉴学派心态史的一些皮毛，埋下了兴趣的种子，希望在中国史研究中从事这方面研究，这是远因。另一个是开始读博士后，恰好看到两篇大作，一篇是郝春文先生的《东晋南北朝的佛教结社》，另一篇是刘淑芬先生的《五至六世纪华北乡村的佛教信仰》，让我注意到造像记，激活了埋藏多年的种子。循着刘先生的论文，又翻出束之高阁数年的马长寿先生的名著《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领略了社会学训练出来的史家研究造像记的风采。硕士阶段开始学习魏晋南北朝史，那时偏重在社会经济史，佛教方面几乎不曾涉猎，对造像记不能说一无所知，至少是极为生疏。这两篇论文给我打开了一个新世界，让我重燃研究心态史的夙愿，于是就沿着这条路走了下去，中间也有过疑虑与反复，开始铺的摊子比较大，后来逐步集中。佛教也是边收集资料、准备论文，边学习。博士论文的题目中原有“心态”两字，正式出版时删去了，是感觉自己的研究似乎还没能达到心态层面。

的确，那时大陆利用造像记研究的学者不多，主要是日本和台湾学者比较关注，应该和两地佛教信仰依然很活跃有关。现在，关注造像记与造像的学者越来越多，研究日益精细化，形势喜人。这类资料的特点是格式往往近似，便于统计，但同时，亦令人担心，文字是否体现了造像供养者的想法？最近有学者撰文讨论了造像记的印度起源。这一点的确不能不考虑，不过，那时信徒是否具有各自独立的想法，亦是更应进一步追问的问题。个性、个人主义在西方是近代的产物，普遍出现在中国，更要晚到20世纪以后。这种格套化的表达体现或许就是某些“集体性的心态”？将来还需要做更深一层的分析，挖掘他们如何表达与记忆时间，表达自己、义邑与他人的关系、佛与自己，与解脱的关系，其中流行的用语的含义等，从表述中看到信徒如何感知世界。

我原先对佛教了解有限，这个劣势在研究造像记上变成了某种优势，使我更容易进入信徒的内心世界，而没有过多的经典教义的包袱。

题名部分，包含更多体现时人组织与观念的内容，包括对家庭的理解、如何表达对地域的感知与组织、对历史的记忆与构建、对佛教与自己关系的看法、对朝廷与官府的感受等等。对少数文字内容丰富的造像记，结合造像、传世文献，开展地方史的研究也颇有潜力，只是需要突破从自上而下的视角，需转换为站在信徒的角度，自下而上，且超越经典教义、佛教、道教二分的学究立场，应该能提供一些超脱朝廷俯视的新观察。至于说多大程度，很难讲，毕竟百姓的心态近乎黑箱，造像记只是来自特定角度与立场的一束光，照亮的范围有限，但因造像记出土的地点甚广，可能窥见很多地区的情况，有些地区存世的造像很多，具有前后时间上的跨度，加以对照，可以纵向了解信仰的延续与变化，这些都是传世文献不具有的优势。

○ 您的第二本著作《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书中的不少章节仍较多利用了造像记的材料，但分析方法有比较大的变化，前一本书中以计量统计为主，后一本书包含了深描式的个案研究，而且风格上显得更具有思辨性，不知这一研究方法的转变是如何产生的。

● 收集造像记完成博士论文过程中，就注意到题名中包含了不少乡村生活的内容，从村名到村内居民的姓氏构成、家庭关系、村内景观的表述等，又因为日本学界对于中国古代的乡村做过长期的研究，积累了丰富的成果，且与中国中世社会形成这样的大问题联系在一起，使得村落研究具有理论上的意义。不过，日本学者的相关研究很少利用造像记，希望借助造像记推进中古乡村，特别是北朝乡村的研究。此外，我又很喜欢文化人类学，人类学研究的重点是无文字的部落社会，强调通过田野调查、参与观察来了解研究对象的生活，建构解释，方法是个案式的民族志为主。受到人类学的启发，我也开始反省统计法的局限性，表面看来精确的数字，实际敉平了不同造像背后的差异，还需要借助个案的深度分析来呈现。

乡村研究历史更悠久，且形成了若干颇有影响的理论解释，不止是日本学界，欧美学界的国家-社会的分析框架，以及韦伯、施坚雅的理论都在中国史研究中产生相当的影响，亦推动我不止是就事论事，努力去和这些既有的理论对话。正好准备此书的过程中又有一年在哈佛燕京学社度过，在那里重点旁听了一些人类学方面的课程，也尽力搜集了关于乡村研究的论著，扩展了视野，强化了理论。此外，这方面也深受黄宗智的研究，及其追求的感染。我在不止一处引述过他的话，“到最基本的事实中去寻找最强有力的分析概念”，更大的关怀则是如他的一篇论文标题所说：《认识中国——走向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正好那时学界也在热烈讨论市民社会理论、国家-社会分析架构，也有与这些理论思考对话的想法，在代结论部分提炼出“村里”的概念，希望能代替所指模糊的“社会”一词，并在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概括的再分配为主的社会整合模式基础上，提出官爵名号为核心的不对称交换是维系王朝国家的关键。这些看法，今天回想，依然有其价值，一些在后续研究中有所推进，总的看来，那时理论上的思考还只是个开始。

○ 在出版了两本专著之后，您最近十几年的研究方向转入了简牍，研究时段则从魏晋上移到了秦汉，这一转变是如何发生的？简牍和造像记都被认为能反映基层社会的史料，如果说造像记体现的是民众的自我组织，那么简牍材料总体上还是呈现了王朝对基层的统治，您在研究中也提出了“日常统治”这一概念的，您是如何来理解这一概念的。

● 我研究简牍是从吴简开始，在谢桂华先生扶持下起步，最早的一篇短文发表在1999年7月21日的《中国文物报》。后来又因罗新兄到长沙参加了吴简的整理，整理过程中不断通过邮件发来“吴简通讯”，唤起不少学者的热情，从2000年春天开始大家定期在北大中古中心聚会，阅读并讨论吴简释文，走上吴简研究道路，并形成了北京吴简研讨班，先后出版了三辑《吴简研究》。这个研讨班的活动一直持续到2019年秋。研讨班培养了众多吴简研究者，我也深受其益。

转到关注汉简，最早是在2006年，因为撰写关于传舍使用的数篇论文，利用了不少尹湾汉简、西北汉简和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不过，这时还主要是将简牍作为材料来使用，与真正的简牍研究尚有距离。

开始从文书学角度研究简牍，还是发端于吴简研究。应该是2008年一次吴简研讨班上，听了主持吴简发掘的宋少华先生介绍已刊布竹简中的“揭剥图”，感觉有必要根据这些图来复原当时的竹简册书，经过摸索，完成了吴简研究中册书复原的首篇论文，从此开始关注简牍文书学的研究。从吴简到汉简，这方面做过一些工作，同时亦对“二重证据法”有所反思，曾经在若干个场合介绍过自己的想法。

“日常统治”这个提法本是2008年发表的关于汉代传舍使用的论文标题的一部分。这本是一篇长文的第一部分，原定的题目是“律令与汉帝国的日常统治：以传舍使用为中心的考察”，因篇幅过长，分成数篇论文。围绕这一主题，先后发表了五篇论文。此后十年不断思考过程中，“日常统治”亦由标题发展为若干视角，最近完成了一部小册子《什么是日常统治史》，明年会由三联书店出版，专门介绍为何倡导研究“历史上的日常统治”。粗看会以为“日常统治史”和秦汉史、明清史一样，有个特定的范围或领域，其实不然，它只是若干视角的集合，没有特定的领域，国家产生之后的历史，可以说都可以纳入其中。

具体而言，日常统治研究关注的是国家产生之后，围绕具体时空中的人，透过反复发生的事务，从人与事（制度）/物关系的角度探讨秩序是如何构成、展开与维持，并遭遇抵抗的，这些不同方向的力量如何汇聚成历史，从悠远的古代一步步走到今天。

从关注造像所见的民众信仰与生活到日常统治，前后关联。在包含自下而上的视角上是一致的，资料亦均扩展到学界熟悉的传世文献之外，充分注意这些资料的独立性，视为“独立而非孤立的史学考察对象”（陆扬语），而不贸然将出土资料与文献对应。从民众到日常统治，亦缘于民众造像供养中可以深刻感受到王朝的存在，这种存在是如何构建起来的，推动着我投身简牍研究。恰好秦汉时期，正是统一王朝国家的初创时期，四百年的统治如何塑造了百姓？秩序如何维持？这些贴近百姓生活与官吏统治现场的简牍，是难得的一手资料。

○ 您最近出版《宠：信－任型君臣关系与西汉历史的展开》在学界有热烈的反响，似乎也是您第一次把视野从基层转向庙堂，君臣关系就是过去讲的“君人南面之术”，也可以说是“统治”的一种，君臣之间的关系与皇帝对民众的统治之间同样也有“日常”与“循环”一面，两者的同异在何处。

● 研究庙堂，《宠》倒不能算是第一次。过去研究魏晋南北朝史时，也讨论过北朝后期的政治史、朝廷的胡族政策；秦汉时代，亦有相当的精力放在研究御史大夫、丞相、上计、甚至包括思想（如“逐鹿与天命”观念）。庙堂之上的人物是历史中关键的少数，不能忽略。我和其他学者如果说有些差别的话，就在于观察这些人的角度并非就他们论他们。多年研究百姓与乡村，关注县以下的空间与边塞，帮助我从更多的角度来思考帝王将相。只有从不同的角度去打量，交相辉映，认识上的盲点与盲区才会减少，才有可能看到历史更丰富的侧面，不致于为单一的视角所局限。自上而下的俯视实际已经存在了二千多年，几乎固化为我们的一种安之若素的惯习，这是尤其要警惕的。要想走出这一局限，需要引入新的观察角度。当然，要从口号与追求落实为自己的研究立场与实践，化为生活态度，并不容易。

广义看，君臣关系亦包含民众。从皇帝角度看，他对所有臣民也是有远近亲疏的区分的，未必每位皇帝都有明确的认知和自觉，但至少有感知，能分清熟人、认识的人、陌生人，并清楚陌生人是大多数。我将这种分别概括为从皇帝角度出发的两种君臣关系：信-任型与礼仪型。区分的标准是看臣下与皇帝之间结成君臣关系的方式，所有的化内之民，都是皇帝的臣下，并通过一定的仪式来体现，故称为“礼仪型君臣关系”，其中又有很少的能博得皇帝的信任，成为其宠臣，与皇帝之间确立“信-任型”君臣关系。维持一定的宠臣，是皇帝以少御多统治术的一部分，这中间依靠的更多的是人与人之间的面对面的直接接触而产生的信任感（也有人称为“熟人政治”）；而对百姓的统治，更多的是靠间接的方式，如设立层级化的代理机构（分布在不同地区的分级官府）、可以保证内容完整流传的文书、条文化的规定（律令、律例）来实现，更突出的是非人的形式化一面。两者并非截然分开，而是有交叉与重叠，且是自秦以来持续并存。

对百姓的统治是在年复一年的循环中持续，基调是日常，中间也会出现一些断裂与突变，形成“异常”，构成“事件”，各类“事件”成为官吏处理的超常，有些发展成为重大事件，会记入史书。大量的事件与日常一道被遗忘。皇帝与众多求宠者之间的互动亦是不断循环上演，是反复发生的，带有日常性。换个角度看，这种关系本身，又是礼仪性君臣关系中不寻常的关系，带有异常与超常的一面。我们见到的主要是那些求宠者中的少数成功者，而完整的过程与大量失败者也几乎被遗忘。可以说，作为机制的宠与皇帝的日常统治之间带有同构性。

○ 您的研究与其他学者一个重要的不同是非常关心历史中的“日常”，较少讨论具体的事件，您是如何来理解历史研究中结构与事件的关系。

● 我主要试图从不同的角度、层次来讨论“事件”，对何为“事件”，也有和传统不同的理解。研究的多数属于事务，也可以称为“小事件”。基于此去反观那些主要见于文献中对国家而言的重大事件。中文的“事件”对应于英语的“event”，此词在英文就有“结果”的含义，牛津英语辞典（OED）网络版上该词1539年使用时的意思是“The outcome of an action or occurrence; a result, a consequence.”随后（1554年）衍生出来的“Something that happens or takes place, esp. something significant or noteworthy; an incident, an occurrence.”所谓的意义都是从结果上讲的。这类重大事件很多，大多都是在历史目的论的观察下被“建构”起来的，即从结果的角度追溯过程时选取的若干点，将其命名，而形成事件。也有一些，当时便意识到其意义非凡，如秦始皇二十六年统一天下、曹丕代汉建立魏国之类，但我们所说的这些事件的某些意义亦非时人所能料想，而是后人赋予的，因而也离不开追溯的观察。秦统一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无法脱离后世统一王朝不断出现、且强调统一成为一种价值观的历史。我们说曹丕代汉开始了三国时代时，就包含了后人的观察，曹丕代汉时恐怕想不到刘备与孙权后来各自建国，更无从知晓三国鼎立存在数十年，并构成历史中一个短暂的时代。跳出这些多少都脱离不了后人赋予意义的事件，去探讨事务，可以从时人的角度去思考大事件如何产生，意义又是如何被赋予的，增加一些认识过去的角度。

说到结构，常常让大家感到很抽象，难以琢磨。近来社会学家开始突破将结构与个人对立的传统二分法，提出一些值得我们注意的说法，如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在《社会的构成》一书中提出的“日常生活的结构化”，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wBouedieu）提出的“惯习”，美国人类学家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在《历史之岛》中说“结构深嵌在惯习中”，都指出日常活动与结构生成之间的紧密惯习，可以说我们需要到人们的日常互动、日常活动中去发现人们之间稳定的关系，这些关系构成了结构。我曾经研究过先秦到唐代人名的使用，提炼出尊卑、统属与责任三种关系，就近似于结构。若就“小事件”（事务）而言，它们就是结构本身，是结构的动态再生产。带有后设意义的重大事件，可能会带来结构的破坏、变形，甚至重组，也有很多不过产生新瓶装旧酒的效果。因为结构深植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短暂的事件不足以令人们久已习惯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交往方式等等产生结构性变动，中国的王朝更迭往往如此。只有持续相当时间、润物细无声式的渐变才能产生积少成多，带来实质性的变革。现在面临的信息革命，就通过手机与互联网逐渐改变了绝大多数人的工作、生活与交往，乃至思维方式，这就是一场无声的变革，足以改变结构。电脑、互联网、手机、智能手机的出现这类标志性的事件当然很重要，在编年史中会留有各自的位置，但更重要的是后续的产业化与普及化，走进千家万户，在寻常百姓的反复使用中才真正带来了革命。对我而言，观察后者更必不可少，新的结构与变革蕴含其中，这需要超越事件史的新眼光。

○ 您是古代史研究者中少有对理论与学术史有浓厚兴趣的学者，之前写过《中国古代专制说的知识考古》，今年又发表了《“制度”如何成为了“制度史”》一文，而社会史作为专门史的一种，也是新史学的产物，在理论方法上前后期变化也很有明显，在您心中理想“社会史”是什么样，在中古史的史料条件下，如何来落实理想的“社会史”。

● 过去研究的北朝民众佛教信仰和乡村社会，一般被归入“社会史”，我自己倒并不认为自己是在研究“社会史”。这个说法，有很多不明之处。首先，就中国历史而言，“社会”是个近代取道日本，而译自西方的译词，在中国历史上找不到对应物。严复当初将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The Study of Sociology一书书名翻译为《群学肄言》，今天称为“社会学”，那时叫“群学”。如果沿用严复的译法，社会史就该称为“群史”，那和关注人的历史没有多少差别。社会在西方语境中确有所指，但在中国则难以分辨出明确内涵，即作为一个研究对象的“社会”，用来作为一种“专门史”，不免令人迷惑。之所以学界会花费不少气力去讨论社会史的含义，与其西方出身，带有很深的西方历史烙印有莫大的关系。其次，“社会史”与“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民族史”等等，还有各断代史等等所组成的通史、断代史与专门史的史学分类格局，是20世纪初随着西方近代社会学科的引进、新史学的出现进而学科化而诞生的。这种划分方式，是科学主义的一种产物，亦未加明辨即接受了很多源自西方的分类，这一进程已经发展到“日用而不知”的地步，还在不断孵化新的分类与新的“学科”。这个进程也不是个纯粹的学术问题，与批判传统王朝、建设近代新型国家也存在密切的关系，无法不假思索就接受。我们需要跳脱现有的分类格局与问题范围，重返历史语境，去重新思考和规划史学研究什么。为此，需要系统梳理学术史，近代学术史当然是其中相当关键的一个环节，但亦非仅限于此，因为史学在中国传统悠久，一些处理问题的架构与方式，产生甚早，需要继续追踪上溯，到古代，甚至到史学的源头，去考镜源流，辨章学术。辨清从何而来，立足世界潮流，才能知向何而去，同时广泛借鉴各种西方社会科学的新思考，扩展学术想象力。

在《什么是日常统治史》一书中，我倡导开展历史上日常统治的研究，结论部分落脚在“重返人/事关系的历史世界”，提出从人与人、人与事（制度）、与物关系展开历史研究，就是在梳理了人、事、事件、制度与制度史等的含义后，重新探索史学的研究对象。其中的人包含了上至帝王，下及百姓的所有人，事亦不止是大事，更包括了各种反复发生的事务，乃至制度，试图以此拓宽史学研究的视界，重新将人置于研究的核心和出发点。

○ 当代治史的学者多治专史或者断代史，绝少有上下贯通的，您作为魏晋史起家，上溯秦汉，下迄明清，乃至近代，可谓通古今之变，您是怎么看待自己的这种治学路径的？

● 实在不敢当，比起前辈硕学鸿儒，差距难以用道里计。我其实完全说不上贯通古今，对于唐宋元明清的历史，只有一鳞半爪的了解，只是因为近代学术转型，是从事研究无法绕开的认识前提之一，所以花了一些时间，对其中个别问题做了些探索。探索过程中，也相应地读了少量清代的史料和研究，因为我本职是研究秦汉魏晋南北朝史，顺时而观，自然会产生一种前后对照的观察。清代史料丰富，且富有层次，可以将不同资料加以对比，发现很多细微的变化。由前向后观察，与就近代论近代的角度有别，用罗志田教授的话说，算是“知常以观变”，也会发现一些近代史研究中不太注意的问题，如专制论如何产生、流行与被接受、制度如何演变为制度史，这些对于古代史研究，都是蛮重要的议题，但在近代史领域，可能算不上。

说到“通古今之变”，由前往后观察，的确可以看到不少变动，同时，我们也需要反省近代传入、流行并支配我们思考的进化论。历史是复杂的，并非所有侧面都是在进化，也有退化、循环、反复乃至停滞等等，除了“通古今之变”，也需要在前后对照中发现“变”之外的其他侧面，方能对历史有更全面的把握，这也是我通过对照得来的收获之一。

通过自己的摸索，意识到近代形成的断代为史、各守一段的学术分工格局，带有相当的局限性。对古代史研究者而言，近代史，特别是近代学术思想史是无法绕开的，很多古代史上的问题，其实是源于近代，甚至很多最初并非是学术问题，而与现实紧密相连，只不过后来逐渐转变为学术问题，如果我们不能注意到这些问题与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之间的关系，而仅仅将其视为学术问题，就会将这些问题“自然化”，失去反省与超越的可能。但是，多数古代史研究者往往画地为牢，忘记自己使用的词汇、分类框架、问题、思考前提与方法的近代性。不对此先加以反思，就率然直面史料，以为自己是没有立场与预设、透明地面对史料，展开研究，很难跳出前人的藩篱。

不妨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关于土地所有制问题，一个是关于历史上地方行政的研究。这两个问题现在看来都是学术问题，但其成为讨论的对象，并非起因学术，而是20世纪初在日知识分子在激辩当时中国前途时的论争。保皇派和革命派辩论中，革命派提出民生主义（社会主义）的口号，涉及是否需要进行社会革命，是否实行土地国有成为辩论的核心之一，遥远的井田与均田，便反复出现在报刊文章中，公有、私有的争辩，莫衷一是。激烈讨论开国会时，地方自治亦是论辩的焦点之一，《周礼》提到的“乡遂之官”，以及汉代的乡亭里、啬夫、三老之类的地方设制则常被用来充当证据。随着留日学生返国，并在大学任教，这些论争的议题开始进入学术领域，最后演化为看似很学术的问题。今天在回顾学术史时，常常止步于建制化的学术问题，而忘记更早的来源，就无法从根源处思考如何超越，如何再出发。

简单说来，我的体会是，即便是研究古代史的学者，亦需要了解近代史，当然，也需要了解世界史，特别是西方社会科学如何产生的历史。同时，研究近代史的学者，亦应对古代史有些深入的了解，不是简单的上溯源头，而是站在更早的时代“顺时而观”，这样才可以比较恰切地把握近代的脉搏。

其实，除了《中国古代专制说的知识考古》一文是计划的产物，其他两篇，包括即将要发表的关于鸦片战争的研究，以及对制度史来源的考察，都是无心插柳之作，是在准备《什么是日常统治史》一书过程中完成的。此书中还有一些篇幅，专门讨论了章学诚的思想，也是如此。自己感觉，不能故步自封，将自己与研究对象的关系固定化，认为自己只能去研究某个领域、某类问题，不敢越雷池一步。固守阵地的专家之学，有精深之长，但亦不免坐井观天之弊。需要根据问题的需要，不断开拓自己的领域。在探索中学习，在学习中研究。移步换景，未见得不能提供一些前人未及的洞见。现在，随着各个领域资料整理的推进、研究的不断积累，各种工具书亦日见丰富，新领域并非高不可攀。我们不能因知识积累的局限阻挡思考的脚步，要随着思考的步伐不断拓宽自己的知识范围。

○ 我们知道当代学术很多概念和理论来自西方，您也曾这些概念和理论做过一些厘清和辨正，是否可以说现在是我们该建立自己的概念体系或者学术主体性的时候了。

● 的确是该建立，不过，目前情况看，条件并不成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西方学术界从17世纪到形成自己的学科体系与理论体系，花费了二三百年的历史，中国要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时间应该会短些，至少也还需要五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首先，要普遍而自觉地认识到西方学术话语的“地方性”，就不是短期能实现的，因为近代以来，我们已经深陷其中，难以自拔，从小学中学的教育、学科划分，到使用的词汇，都深深地打上了其烙印。要反思，实际就是反抗自己使用的概念、分类框架、思维方式，就是反抗自己。要能实现，还需要有新的替代。这不过是第一步。清理了地基，重起高楼，有更多的工作要做。首先要有蓝图，重新规划，不仅需要了解人类的古往今来，还需要有哲学头脑，事中求理，并能洞察未来。这本身就需要多方的持续互动，耗费时日。现在各学科之间互通互联不多，从学生培养到不同背景的学者之间的交流均如此，构成学术有增长而罕发展的瓶颈。

其次，具体提炼概念，如黄宗智所说，要到最基本的事实中去寻找最强有力的概念，需要构建众多的概念，且经过充分的论辩，不断加以修改、丰富与完善，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提出一些理论性的解释。这些解释也要经过反复的辩论，才能形成若干带有普遍解释力的理论来。其中每一步，都要花费不短的时间。

目前，除了要跨学科地培养年轻学者，研究中需要不断跨越既有的边界，诸如古代与近代的边界，又如历史学、思想史与文字学、训诂学、词汇史的边界，历史学与社会学、人类学的边界，等等。古文字学现在的重点是释读新发现的难字，除此之外，那些常用的关键字词，文字学、训诂学上似已无讨论的空间，但这些字词的使用，即与人的关系，及它们所指向、激发、创造、维持的思想、制度与活动，都值得去挖掘。需要突破文字学、训诂学与思想史的楚河汉界，规划新的视角与方向。除了思想史中那些重要的概念，如“性”“命”“德”“格物”之外，还有很多十分常用的词汇，如最近不少哲学家关注的“事”，即是一例。哲学家的思考往往限于少数经典文本，更关注某些卓异的想法，不太留心更为悠久的词汇发展历程与丰富的日常使用，往往是站在思想的巅峰回望，看重的是一个又一个的山顶，连接山顶的山脊、山腰以及山脉本身，常常溢出视野。文字学家往往止步于字形演变、字词含义的变化，进入眼帘的多半是孤立的字与词，或是按不同方式汇聚在一起的若干组字或词，很少关心字词的使用及其与使用者生活实践间的关联。看到的是一棵一棵的树，以及树林，却忘记了树所根植的土壤及其生存的环境。

这些词汇及其背后牵涉的观念、分类与活动，是很值得探索的广阔天地。清代朴学家希望通过训诂通经而明道，已经开始这方面的初步探索。戴震写过《孟子字义疏证》、阮元也著有《性命古训》一文，其他学者的零星论述也很多。20世纪以后，一些学者也做过这方面的探索。甲骨文、金文领域很多见，无需赘述。沈兼士、傅斯年、杨联陞等都做过零星的工作，陈寅恪更是说过“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最近一二十年，近代史领域概念史、词汇史研究渐成气候，值得向古代史领域挺进。现在有更丰富的资料与更好的条件来赓续和推进前贤的工作。真正有生命力的史学理论建设，恐怕要立基于这类研究的深厚积淀之上。20世纪西方世界中产生深远影响的德国哲学家尼采和海德格尔，或是古典学、语文学出身，或是这方面功力深厚。他们能重返古希腊传统，开辟新途，扭转西方哲学的发展方向，与此密不可分。两位哲人的学思经历或许能给我们一些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