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柔远人》是一本由[美] 何伟亚著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2.00元，页数：309，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怀柔远人》精选点评：

　　●第十章绝了，突然停下来说，你们释读这些的时候你们的时代氛围是这个样子的……

　　●中间为了铺陈证据确实琐碎

　　●这本似乎是五年前看的吧！评价不少，口碑不好！

　　●不太好懂的一本书，幸而我罗序中有详尽介绍。一大贡献是强调也极好的示范了现代话语在历史研究中造成的误读，主张回归到历史发生的当时的语境中去。在九十年代这样的提法应该是前瞻性的，我罗也十分同意。此外，私以为虽然我罗自称对后现代史观这样高级的理论不大了解，但他的作品中很多很多都充斥着它的影响。文章认为这是两个完全异质的都具有扩张性帝国的碰触，回归具体语境中，乾隆也未必是自大，英国也难说是先进。如我罗所言，何对满蒙回的多主制和天下秩序式处理模糊，这中间应有个区分。进而我以为如果要强调蒙古、满内亚属性构建世界帝国（多主制），那么也要区分它与天下秩序的传统中华帝国观的关系。总之，也许本书的方法论启示意义远远超过了对具体事件的讨论。

　　●草草翻了一遍。关于学术史的批判反思相当有意思。全书的一大矛盾是在高度理论化地阐述为什么要更多从史料出发。同时，挑出“宾礼”这一个碎片来反复阐释、用满藏关系类比中英关系等写法让人不太明白。不可否认的是相当有启发性，某些方法论的东西似乎业已成为新的正统。

　　●还没来得及看正文，但罗志田的译叙看得太爽了。看来要去找他的著作，希望不让人失望。

　　●非常深入 很有洞见的一本书 对于破除当代人对于200年前实际情况的浅妄揣测非常有帮助 从而使现代人能够真正看清前人和自己的时代局限

　　●过分依赖《大清通礼》文本来理解清朝礼制，而且分不清东南/西北弦月，都是理论建构上比较大的问题。但我还是很喜欢这本书的问题意识，还有它恢复清英双方“语境”的分析过程。

　　●具体看俺滴书评

　　●作者把理藩院负责接待的藩部年班朝贡与礼部负责的藩国朝贡混为一谈了

　　《怀柔远人》读后感(一)：实在不能理解，100年前雍正就按照国际礼仪与俄国交往，为什么他儿子不懂

　　看中俄关系史，雍正两次派使团出使莫斯科，恭祝沙皇即位等。

　　使团在面见沙皇时候，还对沙皇磕头。

　　为什么到乾隆见英，反而感觉盲目自大呢？

　　实在不能理解，100年前雍正就按照国际礼仪与俄国交往，为什么他儿子不懂。

　　《怀柔远人》读后感(二)：中文译者的翻译水平还不如何伟亚

　　这两天有机会翻了翻这本书的中文译本，翻译的错误超多，而且文字很不通顺。请注意，不是说何伟亚的翻译错误多（确实不少），而是中文本的翻译错误更令人惊讶不已，某种程度上何伟亚给译者背了黑锅。

　　有些地方译者的基本英语水平都不过关。比如第83页（对应英文版第80页），原文 "to all ceremonials of the Court which may not commit the honor of your Sovereign or lessen your own dignity, so as to endanger the success of your negociation [sic]" 本来的意思就是”以便不危及谈判“，结果译者没见过这种否定句式，以为原文有误，还给了一条译注，其实她译注中的翻译就是原文的意思。 另外，译者是南亚研究所的，居然不知道Subaltern Studies的含义。

　　看后面的译文，发现何伟亚为人嘲笑的“丰俭适中”确实存在，但没有用那么多次。换言之，何氏原文有些地方并没有提到“丰俭适中”或那个有名的“沿着中线而行”，译者楞给人翻译成“沿着中线”，难怪有些国内读者看完就嘲笑何伟亚。 举例： His intervention, ... was an attempt to redirect the flow of events, to channel them along the proper path and thereby... （英文162页） 被翻译成： 皇帝的介入，正是要把事情引到正确的发展方向上来，使之沿中线而行 （166页） 这两句的意思差太多了吧！感觉何伟亚被黑了，因为据罗志田的序说，这个中文译本有三位专家前后仔细地校对过。这三位专家真的校对过吗？

　　《怀柔远人》读后感(三)：似是而非的接触

　　1793年马嘎尔尼（George Macartney）使华事件是中国对外关系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后人对其的解读也成为一个热点的研究领域。传统上的看法或多或少都受到费正清“冲击－回应”以及“朝贡体制”观点的影响。而何伟亚（James L. Hevia）的《怀柔远人》正是对此类观点的一种回应与反驳。他批评：“费正清的朝贡体系是一种用于达到所有愿望和目的的功能性东西”。在这种基础上展开的对马嘎尔尼使团的阐释，完全是现代化，甚至可以换言之是西方化的，很大程度满怀偏见地忽略和漠视清廷统治者于当时的想法和信仰以及现实考虑。

　　乾隆皇帝答复复乔治三世的敕谕中的言词，在东西方长期以来都是被批评和嘲笑的对象，被视为一种对西方所谓“先进技术和思想”的无知抗拒。何伟亚认为这是一种严重的误读和错误诠释。对此，笔者十分赞同。因为长久以来，人们都往往忽视了一个重要的因素：正是由于今天的我们业已了解日后英国工业革命的发展与成功，才导致响我们也想当然地认为当时英国在政策和技术已经占有了先机与优势。

　　事实上当马嘎尔尼兴致勃勃地出使中国的时候，工业革命在当时英国取得的成绩仍然是极为有限的，尚不足以引起中国方面的兴趣和重视。1785年，英全国绵织品约4千码，仅为1850年的五十分之一。1789年英国刚刚建成第一座蒸汽动力的棉纺厂。1788年全年铁产量为6.83万吨，仅为1847年三十分之一。英国的第一次汽船试航要等到1802年。次年蒸汽机车试验方告成功。这都是1793年之后很久才发生的事件。英国正式进入所谓“蒸汽时代”以及“机械化时代”都是19世纪20年代以后的事情。

　　从以上这些数据不难得出以下的判断即18世纪末期的英国工业革命实际上刚刚起步，技术和经济上并不见得远远领先于中国乃至占有优势。工业革命的真正成效要在几十年后方才能慢慢显现出来。即便是当时的欧洲人也未必能够预见19世纪西方工业文化的巨大发展与科学技术的跃进。刚刚进入“工业革命”的英国尚不能显现出让清廷侧目重视的地方。众多重要的工业发明如蒸汽船、速射武器、铁路、电报都还尚未诞生，常被我们挂在嘴上的“船坚炮利”的情况还并不存在。在乾隆帝眼里，马嘎尔尼代表的英国的确是没有什么吸引力。热河行宫中丰富的西方器物也足以使马嘎尔尼费尽心思带来希望能够“启发中国皇帝智慧”的礼物显得平淡无奇。

　　中英礼仪上争执则更多表现的是两种不同帝国构建之间彼此同化的努力。在清廷要求马噶尔尼屈从中国传统礼仪的同时，马噶尔尼实际上也不甘示弱地要求中国方面也需要遵守英国的西式礼仪，譬如要求对乾隆帝行西方式的吻手礼。换言之，中英在礼节上一种冲突更多是一种政治外交体系之间的冲突，不应无限制理解为所谓文化乃至文明之间的对立和冲突。这种过于宏观的角度与事后构建起来的解释很容易混淆我们对于历史本来面目的认识和理解。

　　清廷在礼仪问题上的挫败感导致了马嘎尔尼使团的一事无成。但换而言之，也正是由于马嘎尔尼使团怀有着对中国落后、不理性的偏见，才导致了两个帝国体系间接触与对话以失败而告终。

　　《怀柔远人》读后感(四)：塑造天朝

　　马嘎尔尼访华不仅说明不了清廷信息的闭塞，反而证明了清廷对中亚政治情报网掌握的时效性。清廷对英国使团的态度显然有别于沙俄、朝鲜、缅甸等国的，原因在于福康安等满洲贵族怀疑英国人（英属东印度公司）资助了两年前廓尔喀人在西藏的军事冒险。

　　在第二次廓尔喀之役中，廓尔喀人得知清军入藏的动向后，通过“扩大市场”、“支付军事开支”等条件换取英属东印度公司的军事介入。顾及于英帝国与清在广州贸易的利益格局，英属东印度公司并没有对廓尔喀直接予以军事援助，而是试图通过斡旋西藏地方政府与廓尔喀政权的关系，从而打开西藏的地方市场，巩固英国在喜马拉雅山麓政权的商贸利益与政治影响力。然而主张中立政策的英属东印度公司的橄榄枝并没有人买账。廓尔喀人想要英国军队的军事援助，一同抵抗势如破竹的清军。西藏地方对英国人是模棱两可的，日喀则的仲巴活佛与达赖系的上层想要英国人阻止廓尔喀人的军事入侵（参见仲巴给印度总督黑斯廷斯的信），而像沙玛尔巴以及被他所蛊惑的僧侣则是与廓尔喀人一同期待英属东印度公司的军事援助。当时的驻藏大臣保泰等虽然消极抗廓，但对英国的力量不敢有明显表示。而清廷高层与派遣击廓的福康安等人更是对试图介入西藏的势力表示警惕。英国对廓-藏之间的中立政策，事实上获咎于各方势力。清平定廓尔喀人以后，藏地流传着“英国人（披楞）帮助了廓尔喀人侵藏”的传闻。这种情报也由福康安、和琳等人报告于清廷。后来魏源也在《圣武纪》中提到“福康安进兵时……廓夷南告急于披楞，披楞佯以兵船赴援，实阴其边鄙。廓夷两支强大敌，沟惧无计”

　　西藏对清帝国的意义是特殊的，不只在于藏地特殊的地缘格局，最重要的是藏地作为整个内亚信仰的核心（黄教），对清帝国的边疆治理有着无可取代的政治功能。正如乾隆帝自己所言”盖中外黄教总司以此二人（达赖与班禅），各部蒙古一心归之”、“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合内外蒙古之愿”，魏源在《圣武纪》中谈到“边尘二百年不扬，乃宗喀巴之功也”、”卫藏安，而西北边境安。黄教服，而准、蒙之番民皆服”，可见利用黄教信仰绥靖诸蒙古，成为了官方、民间共通的政治观念。在这个背景下，马嘎尔尼事件中清廷对英国人的敌视与顾及也就有了更为合理的历史解释。（福康安对廓尔喀人俘虏的审问，询问披楞是否是英国人，得知二者的联系后，清廷对使团的态度立马恶化）英国人的扩大市场的外交愿景很容易被清廷理解为输出政治影响力的行径。

　　参考文献：

　　梁俊艳：试论英国在廓尔喀两次入侵西藏中的角色问题，《中国藏学》，2008年03期。

　　邓锐龄：清乾隆朝第二次廓尔喀侵藏战争(1791—1792)史上的几个问题，《中国藏学》，2009年01期。

　　张子新，安灵芝：西藏地方政府在第二次廓尔喀战争中的作用，《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03期。

　　高鸿志：英国与18世纪后期的中尼战争──评《圣武记·乾隆征廓尔喀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8年04期。

　　【美】欧杨：《金瓶鑄就：大清帝國與活佛轉世》（Max Oidtmann , Forging the Golden Urn: The Qing Empire and the Politics of Reincarnation in Tibet,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2019）

　　《怀柔远人》读后感(五)：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

　　这本书我花了挺长时间来阅读，很吃力，不在于文字的生涩，而是我总感觉把握不到作者的思路，在前后的材料之间找不到一条逻辑清晰的脉络，作者的思维跳跃很大，令我应接不暇。

　　与以往读过的史学著作相比，何伟亚一个很明显的区别在于，他不再像多数史学家那样在历史的重重迷雾中寻找所谓真相，正相反，他将多种陈述均看作是历史实体中的一部分，这种多重的陈述本身即携带了大量历史信息，因此，在其它史学家孜孜于考证真假以“净化历史”的时候，何伟亚则将各种不同陈述都纳入其视野之中，一并做比较分析。

　　就马戛尔尼使华而言，历来东西方各自的记录就不相一致，令人疑惑不解。但差异是可以接受的，重要的并不在于谁更准确，而是双方各自独立从这一事件中所得出的见解。

　　作者一再强调了表述的重要性，“如果某种事物是无法表述的，那么它不仅是无形的，而且也更是不真实的。”在此基础上，作者指出长期以来在马戛尔尼使华事件的评论中存在的欧洲扩张主义的倾向，例如，在马戛尔尼出使当时及以后，是否存在或应该有通行的外交模式，这个问题欧洲一直没有取得一致意见，拿破仑就认为，马戛尔尼跟中国人打交道，应当入乡随俗。因为每个国家都有权决定在其领土范围内外来者应当如何与其打交道。而今天普遍存在的对中国“闭关锁国”的批评，只是后来在欧洲扩张的大势下，其“主权平等外交观”逐渐被自然化为一种强势话语的结果，而清帝国的“差序包容天下观”的行为方式则逐渐被边缘化，因其无法表述而渐趋“不真实”。

　　就广为流传的乾隆帝复乔治三世的敕谕而言，在东西方长期以来都是被批评和嘲笑的对象，而在1922年，罗素就曾说过，只有到这一文献不再被认为是荒唐可笑的时候，西方才能够理解中国。

　　举例而言，广为引用的乾隆帝在敕谕中对西方“先进技术”的抵拒，其实是后来产生的一种误读，因为在马戛尔尼使华时，许多重要的工业发明如蒸汽船、速射武器、铁路、电报都还未诞生，所谓“船坚炮利”还并不存在，英国确实没甚么可吸引清朝的地方，热河行宫中丰富的西方物件也足以令马戛尔尼携带的物品黯然失色，盛行的关于中国对西方18世纪的技术发展视而不见的观念，其实只是在工业革命完成后才产生于西方，并被史学家投射回对马戛尔尼使华的解释中去。

　　就马戛尔尼使华的整个过程，双方在许多问题的理解和解读上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马戛尔尼最初以为受到殷勤对待并且诸事顺利，其实不过是清廷官员严格遵照“沿中线而行”的敕谕的一种表面敷衍；马戛尔尼称礼物中的天象仪需一个月方可安装完毕，这使得乾隆帝认为对方在刻意显示其骄傲，而马戛尔尼则从此事中看出中国人的愚昧无知，以为劳力可以取代科技；乾隆帝对英国人提出的通商贸易的建议加以拒绝，其原因在于担心英国商人与东南沿海庞大的商人势力相接触而造成不稳定因素，而这在西方则成为铁板钉钉的“闭关锁国”的证据。

　　看完书后，回过头来再看罗志田撰写的序言，正解答了我在开头所提及的阅读障碍，作者的思维跳跃也许正是源自于作者的这种看待历史的思路。不再按线性的因果关系来组织事件，而更像一个盘根错节的网络，作者在其间自由跳转。

　　至于一直被坊间津津乐道的磕头一事，马戛尔尼本人记载中，不仅未曾磕头，而且还亲自将礼物送呈皇帝手中，在御前所行走路线也异于一般使节。而在朝廷记录中，此事只是轻描淡写被一带而过，除了曾在皇帝面前匍匐拜倒之外，什么也没有记载，不过，从清实录记载中可得知，这种接见外国使臣的礼节上的变通，自康熙年间就已开始。作者将其解读为朝廷对此事的轻描淡写和不加重视，不过我想，是否也可能是因为用春秋笔法，以略过不写来凸显这次令朝廷略显脸上无光的觐见呢？毕竟，两年后荷兰人觐见乾隆时，是完全遵循了朝廷的各项礼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