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是一本由彭曦 / 广松 涉著作，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无盘)图书，本书定价：49.80元，页数：38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精选点评：

　　●文献考证版，质量高但难懂。

　　●还行

　　●声讨万恶的编译局

　　●这个版本好在按其想法编排的同时也保持、呈现了手稿原貌，并后附同样排版的德文手稿。本书故而是感兴趣者必须持有的一版。

　　●非常非常精彩。。。

　　●随便翻翻对编辑人员产生了敬意，再次提醒我的产出就是学术垃圾。我不配，打扰了。

　　●这个版本虽然还存在一定缺陷，不过在国内能读到这样的版本已经不错了。目前全文已阅读完毕，开始接下来的做摘要和探索之旅。

　　《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读后感(一)：【转】内田弘：广松版《德意志意识形态》在《资本论》形成史上的意义

【摘要】《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恩格斯阐发唯物史观的重要文本.这种历史观主要体现在共同体论、对比论、原始积累理论,这三者在逻辑上是相互联系的.然而涩谷版和陶伯特版都完全无视了的这种关联,割断了这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因而,在编辑原则上都是不合理的.而广松版则把这三者有机统一在一起,真正呈现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真实内涵,这恰恰证明了广松版的编辑原则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在广松看来,马克思哲学的发展在本质上就是从异化理论到物象化理论的范式转化,而《德意志意识形态》恰恰就为这种物象化理论奠定了基础.从这种意义上来讲,《德意志意识形态》在马克思的《资本论》形成史上具有的决定性意义。

　　《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读后感(二)：【转】陈波、宋路飞：再评广松版《德意志意识形态》

　　【摘要】 《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篇手稿作为遗作，以其不完整的结构编排引导着世界马克思主义者不断求索。该手稿自1924年问世以来，历经梁赞诺夫版①、阿多拉茨基版②、新德文版③和MEGA2④四个版本。通过对以上版本的比较和分析，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广松涉⑤在20世纪70年代出版了重新编辑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该书首次采用“双联页排印”的方式，以阿版为蓝本，对手稿的初始文本与修订内容进行了区分，在考证的基础上用异体字区分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一文本中的写作。虽然广松涉在其中加入了自己的见解，部分内容受到一些学者的批判，但其进步性不可否认。学术研究需要百家争鸣，由此才能激发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活力，才能推动马克思主义前进。广松涉重新编辑方法的严谨性值得每一位研究者学习。

　　【关键词】 广松涉 ; 《德意志意识形态》 ; 编辑方法 ; 进步性 ; 缺陷

一、《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研究背景

　　《德意志意识形态》（即《德意志意识形态———对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以及各式各样先知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全文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前并未能公开发表，直到恩格斯逝世（1895年）37年之后的1932年才在苏联首次出版。《德意志意识形态》代表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成熟，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一座伟大的丰碑。其中第一篇手稿《费尔巴哈》最为重要，从正面集中阐述了马克思走出青年黑格尔派的新的世界观———唯物史观，并且对唯物史观作了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经典表述，如“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方式在社会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1]24,29-36等。这些表述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首次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相关概念进行了论述，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形成至关重要。因此，手稿也成为一部后人可以真实认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重要的经典文献。

　　然而遗憾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在生前并未能完成手稿的写作任务，遗留下来的是一篇未完待续的文本。此外，手稿在漫长的岁月中不可避免地遭到了损坏，其中有几页已经严重破损而难以使用，甚至还遗失了多页（第二篇还缺20页)，这无疑给本就不完整的手稿又增加了复原的难度。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既然我们已经达到了我们的主要目的———自己弄清问题，我们就情愿让原稿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了。”[2]《费尔巴哈》篇最初的复原版本是梁版，在梁赞诺夫主持下于1926年发表。不幸的是，由于1931年2月梁赞诺夫被捕，阿多拉茨基接过了梁赞诺夫的接力棒，继续进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即MEGA1）的编辑出版工作。然而令人难以接受的是，阿多拉茨基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便做好了准备工作，并对本应在1931年年底出版的MEGA版《德意志意识形态》进行了彻底的重新编辑，于1932年出版，这也成为广松涉称阿版暴力整合《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时间依据。阿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留存下来的完全文稿在当时被认为是“决定版”。[3]然而所谓的决定版并未能成为最终版。在后来的研究中，学者们逐渐感到第一篇手稿的编排难以全面阅读，不能满足研究的需要。特别是“1962年，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巴纳（Siegfried.Bahne）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意外发现了原本属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三页手稿（其中有原本归于第一篇手稿的第29页，以及不知出处的两页残片”[4]。由于以往的版本都缺少这三页内容，这就引发了学界重新编排《费尔巴哈》篇的种种尝试。虽然后来《德意志意识形态》又历经几个版本，但总体来说都有一些缺陷。由于编排、原稿缺损遗失等问题，世界上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德意志意识形态》长期进行着研究，期望对其加以完善。

　　广松涉早在1959年便开始了对《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的研究。广松涉在阅读《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意识到该书当时流行的两个版本（梁版和阿版）在编辑上存在问题。梁版的文本打乱了手稿的顺序，依据个人的理解对手稿进行了重新编排，手稿中删除的文字也被删除，仅仅标出了一部分认为重要的被删除的文字；另外，对于马克思在手稿中的笔迹和对草稿修改及增补的内容，则只是通过脚注来注明，因此读者很难看出手稿的理论结构原貌，进而难以从整体上把握手稿。而阿版在正文中仅刊登修改后的最终文本，所有的笔迹删改和增补内容均被收录到“文本异文”中。广松涉认为阿版的《费尔巴哈》篇是对文本进行随意剪贴的产物，该版本事实上是一个“赝品”，甚至当手稿中的一些行文难以完全连贯时，竟然擅自插入连接词句以使其通顺。1965年，广松涉出于对手稿编辑状况的不满，发表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编辑问题》一文。随后在1966年，东德统一社会党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在《德国哲学杂志》上发表了《费尔巴哈》篇的新编德文版，该版本与1965年的巴加图利亚俄文版基本一致，虽然新编德文版对阿版进行了修改，但与之前的版本类似，都没有对增改、删除的内容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不同笔迹等进行记载。于是在1966年和1967年，广松涉又分别针对巴加图利亚俄文版和新编德文版在杂志上发表文章表达不满。1972年，MEGA2试行版问世，与历次版本相较，MEGA2试行版从文献学意义上来讲最为完整，不过其仍将修改、增补内容、不同笔迹等在“异文详情”中进行一次性记载，广松涉因此对新版仍抱有不满。经过一系列艰苦的论证，最终在1974年，广松涉在河出书房新社出版了对《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进行的长达十五年的研究的成果———《<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复原、新编辑版》。笔者每每阅读该书都会为广松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所深深折服，被其非凡的毅力和勤奋努力所深深感动。

二、广松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编辑方法的进步性

　　广松版在编辑方法上的进步性是有目共睹的。仅从编辑方法上来说，广松版《德意志意识形态》可以说是对手稿最真实的再现。相比于MEGA2试行版，广松涉认为，且不谈对于一般读者，仅仅对于研究者来说，我们的版本应该方便得多。广松涉近乎偏执地认为，对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特别是第一卷第一篇来说，无论是经过推敲的最终文形，还是行文间的删除、修正、润色、增补文字，以及不同文段究竟是出于马克思之手还是恩格斯之手，甚至增补、修正文字是产生于最初撰写阶段还是后期推敲阶段，等等，这些文献学事实均应一目了然地予以呈现。

　　全岩波文库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补译者小林昌人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对广松版的编辑价值进行了归纳，具体如下：第一，手稿的删改过程一目了然，阅读时可以明显地感受到这一特色。为了直观地展示写作过程中删除的字句和最终成形的文本，广松涉把标有删除记号的字句仍然录入原文之中，所有增补的字句则采用斜体的印刷方式来显示，将创作过程动态地呈现出来，使读者在阅读文本的同时能够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写作过程。第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笔迹在手稿中的区别一目了然。广松版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写作部分分别用粗体和罗马体进行区分（南京大学出版社的中译本则分别用粗楷体和宋体进行区别）。第三，额外增改的字句以及不同版本所作的注释十分明了。可以用广松版中的一段对以上观点加以说明:

　　“由此可见，事情是这样的:≠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下的[每个人]≠……经验的观察≠虽然它固执于现实的事实≠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证明]≠应当1)根据经验来≠证明≠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吧≠，而不应当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我们在此可以看出以下问题，该≠这一2)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个人的生活过程中≠是如何产生≠产生的。但是，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像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进行物质生产≠活动≠的……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3)。”[5]27

　　原文中同页右侧对不同版本注释如下: 1)指依据梁版和MEGA2（试行）版，此处是马克思的笔迹，阿版中没有关于这一点的记载；2)依据MEGA2（试行）版，此处的修改是由马克思进行的；3 )MEGA2（试行）版认为，从前面的≠活动≠到此处的修改，是在当初撰写的过程中进行的，文中≠之间的小号字为被横线删除的文字、语句，[]内则为广松根据上下文补充完整的内容，有﹏的部分为恩格斯增补的内容，加粗的不同字体分别为恩格斯和马克思强调的内容，当然还有其他不同之处的显示。

　　我们再对比译自阿版的中文版。“由此可见，事情是这样的：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经验的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也就是说……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1]28-29可见，遵从于之前版本的中文译本仅仅在结尾作了部分注释，虽然总的来说文章原意并未有较大改变，但细究之下可以发现，“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下的[每个人]”“虽然它固执于现实的事实”“我们在此可以看出以下问题，该”“是如何产生”等几个删除的句子均未显现，显示的就是直接删除之后的文本。“≠能够[证明]≠应当”一句可以明显感受到手稿中是马克思而非恩格斯在推敲“能够”与“应当”两个词语，并最终选择了具有个人意识的“应当”一词。对看似枯涩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的全部内容加以分类处理并在原文中重现，让读者自我思考，尤其给研究者带来极大帮助，广松版的进步性由此便一目了然。

　　我国学者张一兵对广松版《德意志意识形态》在编辑方面的评价与小林昌人的评价基本相似，认为广松涉主要在以下六个方面进行了重要改进：一是在编辑史上首次采用双联页排印的方式，即手稿正文印在左页，正文相关文本印在右页，这是广松版的一大进步，学界对此也较为认同。这种方式将手稿的新旧文本以左右两页并排的形式展示给读者，尤其是对于《费尔巴哈》篇这样有较多争议的文献来说，将原文与研究文本同现才不会使读者在阅读时因受版本影响而先入为主。二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写的内容用不同字体加以区分，这样可以使读者思考手稿的写作变化，体会写作的真实情况。三是将删除的字句用小号字体编排在原文之中，而且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删除方式也进行了标记区分，如马克思喜欢用横线进行删除，而恩格斯则偏向于用竖线进行删除，写作习惯及删除内容的研究对于考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写作思路至关重要。四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写作过程中添加及改换的文字用不同的方式标示出来，可以帮助读者进一步了解作者的写作风格。五是如实反映《德意志意识形态》不同版本的信息，展现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版本发展史。六是广松涉在日文版后附录了自己写作的德文广松版，这为日本学界提供了德文与日文文本比较的资料，为《德意志意识形态》在日本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当然，我们也不可否认，由于《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本身缺乏连贯性，再加上后来历经战火，尽管广松版对其进行了全面的编排，但还是缺乏内在的逻辑完整性，一些段落和字句仍前后不能连贯。但广松涉所作的尝试和努力对于文献学研究仍具有重要的价值。

三、广松版《德意志意识形态》在文献方面的缺陷

　　可以说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研究领域中，广松版《德意志意识形态》是最重要的版本比较研究成果。但是从文献研究的角度来讲，其并未选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始著作版本，未能以发展的眼光对《德意志意识形态》进行解读，对一些内容的理解与其他研究者产生分歧并被证明部分观点是错误的，此外，还过于武断地对一些信息进行推断，甚至未能严格遵守自身制定的编辑原则。因此广松版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缺陷。

　　1．作为广松版蓝本的阿版本身有较多错误

　　广松涉在重新编辑《德意志意识形态》时采用的阿版本身有较多错误，而且没有吸收阿版之后40年中关于手稿的最新考证成果，仅仅局限于阿版的内容。这使得广松版的研究水准只具备40年前阿版的水平，日本学者大村泉甚至直言该书出版时就已经结束了它的学术生命。

　　阿版在复原手稿的过程中误判了一些删除的词句，也就是说阿版中的一些删除词句并非手稿中删除的，因此其复原存在缺陷。虽然广松涉斥阿版《费尔巴哈》篇为“赝品”，然而广松版中也到处显示出“赝品”的痕迹。虽然广松涉在编译时参考了MEGA2试行版，并且对MEGA2试行版考证的新成果进行了肯定及说明，然而还是可以看到这样的注释：“在MEGA2 （试行）版中没有关于……删除的记载，在此，依据阿版。”例如，对于“他不是把[人]‘现实的、单个的、肉体的人’置于现有的历史关联”一句，广松涉注释:“MEGA2（试行）版不认为[人]是在最初被删除的。此处依据阿版的判读。”[5]20又如，“在梁版和MEGA2（试行）版中没有关于删除语……的记载，在此依据阿版。”再如，对于“实践的唯物主义者所做的”一句，广松涉注释：“在梁版和MEGA2版中，没有关于被删除的‘唯物主义者’的记载，在此依据阿版的判读。”[5]20虽然广松涉对阿版等之前的版本表达出强烈的不满，然而作为原著历史考证版的MEGA2试行版却并没有被他充分地利用，这实在难以理解。

　　日本学者涩谷正最早指出广松版原原本本地继承了阿版的缺陷：“迄今为止的日译本都是依据德语或俄语的各种底本进行的研究，没有哪种翻译突破已经发行的手稿而独自地进行核对。”[6]可见，任何版本的依据都是一样的，在编辑上不可避免地存在缺陷，广松版也是如此，从未对手稿进行过考证，而仅仅依靠前人进行的考证。当然，广松版对梁版内容进行排入、删除及增写等，在一定程度上对梁版有所完善；而在正文中排入删除字句以及增写文本，基本上都是根据阿版进行的。但这些都只是一种折中的编辑方法，无论如何也无法摆脱不实版本的弊端，而只能成为《德意志意识形态》原稿完善之路上的一个印记。相比较而言，涩谷正的《草稿完全复原版<德意志意识形态>》则是一个突破，是涩谷正在对草稿原本进行调查、考证的基础上编辑而成的，这恰恰是广松版及其他日译版《德意志意识形态》所缺少的。由于广松涉缺乏对草稿的实际调查，而且在编辑过程中忽视了对当时包含关于草稿记载状况最新见解的MEGA2试行版中“改稿过程一览”的异文标注的有效利用，遗憾地沿袭了阿版，因此仅仅使用广松版是不能达到解读原稿的目的的。

　　2．广松涉对《德意志意识形态》进行了武断的推测

　　广松涉在进行《德意志意识形态》版本考证的基础上，提出了与传统学界不同的观点，即认为恩格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广松涉仅仅在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篇已有不同版本考证和主观猜测的基础上便得出这个结论，未免过于武断。仅仅基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特别是第一卷第一篇《费尔巴哈》的所谓“基底稿”的笔迹是恩格斯的，广松涉便下此结论：“这一点不能成为主张第一部分从开头起就是两人直接合作的证据。”[5]代译序，15广松涉甚至得出一个惊人的判断：“在确立历史唯物主义以及与之融为一体的共产主义理论之际，拉响第一小提琴的，限于合奏的初期而言，毋宁是恩格斯。”[5]358笔迹分辨固然有其合理性，然而作为合著，《德意志意识形态》肯定存在口述与手写相结合的方式，另外合著的写作也表明在写作过程中两人的思想是高度一致的，仅仅从笔迹去判断，证据未免过于单薄。历史唯物主义究竟是谁创立的，成为一些学者争论的问题。张一兵认为，不能主要根据手稿的笔迹是谁的就妄下结论，这是不负责任的表现。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过程必须从整个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发展史的完整情况入手，并结合他们不同的思维逻辑来判断，不能简单地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割裂开去分析。

　　3．广松涉对《德意志意识形态》进行了改造

　　广松涉对文献重新进行了结构编排。一方面，广松涉依据自己的理解，重新编写了页码顺序。既然《费尔巴哈》篇没有确定版，那么在文本并未完结的情况下，任何版本都不是完美的。历来很多学者都对《费尔巴哈》篇进行了结构重建，但这也只能无限趋于却无法达到合理的原结构状态。另一方面，广松涉还主观上添加了一些连接词语，虽然不至于损害原文，但难免会对意境造成一定损害，出现文献阅读上的意识引导。广松涉曾对阿版“在手稿一些行文难以完全契合时，擅自插入连接词句以使通顺”的做法进行批判，然而自己也重蹈覆辙，违背了自己最初重现原文的初心。

　　4．广松涉未能严格遵守自己拟定的编辑原则

　　双联页排印是广松版《德意志意识形态》最值得称道之处，原则上正文印在左栏，与正文相关的文本及修订内容印在右栏。然而广松版并未能严格遵守自己拟定的编辑原则，将本应写于右栏的部分文字插入了左栏。左栏作为正文，应该是严谨的，是对原文最直观的重现；右栏作为修订内容，最重要的作用是进行解读说明及体现不同版本之间的差异。如果将这两部分内容混淆，那么版本比较的价值将大打折扣。广松版寄希望于手稿与其他版本直观比对，在作为蓝本的阿版存在缺陷的情况下，于左页混入不实信息，这难免与广松涉最初的意愿相背离。

　　需要注意的是，“把留存下来的手稿进行重新编辑并不能意味着完成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没有完成的东西”[7]，把《费尔巴哈》篇进行重新编辑也并不意味着对手稿真正进行了解读。对于相同文献，不同版本分别对其进行的解读、阐释以及体系重构等，可以说是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它们之间逐渐深入同时又相互依存、密不可分。如果没有进行版本比较研究，只是把后来的一部结构尚不完整的文献作为底本去进行解读，甚至只是单纯根据文中的一些语句就对原著的思想妄下定论，必然会导致错误的解读。而缺乏对文本主旨思想和总体架构的把握，版本的考证研究实际上也很难顺利进行，对于一些凌乱的段落、不连贯的叙述，只有通过以主旨思想对其进行整体的理解，才能连贯内容、理清逻辑，最终达到“复原”的目的。因此，只有将尊重手稿原貌、把握手稿主旨思想、完善手稿结构三者相结合，真正实现“三位一体”，才能达到较高的手稿研究水平。

　　如果广松涉能以手稿或者即便是以历史考证版MEGA2试行版为底稿，也应该可以取得更重要的成果。但历史不能重来，就如《费尔巴哈》篇永远不会完美一样。但前进的脚步是不会停止的。在《哲学家广松涉的自白式回忆录》中有这样一段对话：“在杜鹃鸟的故事中看到过这样的对话，‘人为什么会死？’‘因为将后面的人堵住了。’这是漫才、落语最后结尾的话；‘为什么有退休制度？’‘后面已经排上队了，堵住了。’那么，今后请多多关照吧。”[8]每读至此，不免心痛。广松涉先生的治学态度相当严谨，广松版《德意志意识形态》复杂的编辑工作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虽然文本限制导致广松版《德意志意识形态》有不可避免的缺陷，但广松涉仍不失为一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①梁赞诺夫版指苏联的大卫·鲍里索维奇·梁赞诺夫主持编辑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梁版”。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本文引用:2]

　　[2]马克思思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4.[本文引用:1]

　　[3]小林昌人．小林广松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编辑学价值[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5(5)：11-16.[本文引用:1]

　　[4]张一兵．文献学语境中的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原初理论平台———评广松涉的《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1)：39-47.[本文引用:1]

　　[5]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M]．彭曦，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本文引用:5]

　　[6]大村泉，涩谷正，平子友长，等．MEGA2《德意志意识形态》之编辑与广松涉版的根本问题[J]．彭曦，译．学术月刊，2007(1)：13-26.[本文引用:1]

　　[7]聂锦芳．版本考证与文本解读、思想研究的关系辨析———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为例[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3)：79-82.[本文引用:1]

　　[8]小林敏明．哲学家广松涉的自白式回忆录[M]．赵仲明，刘恋，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216.[本文引用:1]

　　《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读后感(三)：【转】张一兵：文献学语境中的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原初理论平台——评广松涉的《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

　　第一次接触广松涉这个名字是在1988年，当时，我正着手对新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篇的手稿[1]进行比较系统的研究。在一沓第二手评述资料中，我首次遭遇了这个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以及他这个已经十分著名的文献版。说来也巧，囿于条件，当时既无法获得第一手的日文文献，也没能看到该文本的具体内容，但在自己的独立研究中，我竟然也得出了某一个与广松涉的观点颇为类似的研究型判断。[2]这就让我对广松涉版的这一稿本油然生出浓厚兴趣。也因此，在南京大学出版社确定出版广松哲学系列之后，我特意选择了广松涉这本《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广松这个版本出版于上个世纪70年代，其实，之所以选译此书，还有一个重要的考虑是迄今为止国内尚没有一本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版本考据方面的文献学研究论著，因此我十分希望这个译本的出版多少能补上这个空白。[3]在这里，我打算主要简要介绍一下广松涉这本书复杂的历史语境和基本情况，并表明自己的一些基本看法和批评性意见。

（一）

　　广松涉哲学在中国的介绍与研究，最早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卞崇道先生启始的。他在多本关于现当代日本思想史的论著中，都对广松涉思想进行了介绍和一般评述。此次，在广松涉夫人和广松涉一批学生和生前好友的直接支持下，我在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当代学术棱镜译丛”中开设了“广松哲学系列”，并通过版权贸易，从日本不同出版社购得广松涉的《事的世界观前哨》、《物像化论的构图》和《存在与意义》（第1－2卷）。2002年，我们与日本近十位研究广松涉哲学的专家学者在南京大学联合召开了第一届“广松涉哲学思想国际研讨会”。已购版权的三本书中，前两本书已经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存在与意义》一书则已完成了全部翻译的初稿，正在由中日双方的专家做进一步的审校。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本广松涉的《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是这个系列的第四本书。我们与日本学者商定，2004年末到2005年上半年，我们将联合召开第二届“广松涉哲学思想国际研讨会”，那次会议的主题应该就是广松涉这本《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

　　以下，我们不妨先来看看1974年由河出书房新社出版的广松涉这本《〈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复原、新编辑版》的历史语境。[4]

　　众所周知，撰写于1845－1846年的这部名为《德意志意识形态》（此书的全名为《德意志意识形态 对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以及各式各样先知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的重要哲学论著，在马克思恩格斯生前并没能公开发表，其中最重要的第一篇手稿甚至尚未完成。《德意志意识形态》全书分为两卷八篇，约50印张。第一卷由一篇序言和三章构成，主要内容是对费尔巴哈、鲍威尔和施蒂纳等人哲学观点的全面批判以及对马克思恩格斯自己的新世界观——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的正面说明。第二卷由五篇构成，主要批判了所谓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现在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三卷中只留存由马克思恩格斯完成的第1篇、第四篇和第五篇。可能没有包括赫斯等人撰写的手稿。从现有的资料来看，马克思恩格斯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本打算全面批判当时德国的哲学和社会思潮。第一卷主要批判青年黑格尔派，但重点指向费尔巴哈，因为根据马克思已经拟定的新世界观提纲，新的思想革命正是产生在对费尔巴哈哲学思想逻辑的直接否定之上。但是，在撰写第一卷的初始，马克思恩格斯其实并不打算以单独一篇的篇幅来正面阐述自己的新世界观，后来那个第一卷的结构是在写作过程中，随理论逻辑的发展而自然形成的。必须看到,在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创立哲学新视界的过程中（《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的撰写本身也是这一思想革命的一部分），目前被马克思恩格斯设定为第一篇的内容相当重要，因为他们认为只有费尔巴哈才值得被“认真对待”，并且，哲学新视界的确立主要也是针对费尔巴哈哲学的理论界定，或者说，是在“超越费尔巴哈”（列宁语）中创立的。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的写作，大约从1845年11月（《维干德季刊》第3卷发表）开始，主体部分于1846年4月基本结束，到了1847年1－4月，恩格斯又补充了第2卷的最后一篇《真正的社会主义》。从文本和最新的研究资料来看，马克思恩格斯开初并不打算写一本大部头的论著，而只是试图针对《维干德季刊》的德国哲学界的混战提出自己的看法，主要目的是想界划他们已经获得的新世界观与被超越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根本异质性。所以，第一部分手稿起初并不曾分出章节，而是作为共同批判费尔巴哈、鲍威尔和施蒂纳的内容。只不过在写作的进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决定另辟专章批判后二者，于是便删去了第一部分手稿中有关鲍威尔和施蒂纳的内容，最初的手稿也随之成为第一篇的第一部分。接下去，是计划中的第二篇和第三篇的写作，到了第三篇的写作中，也有两部分溢出研究对象的手稿被划出来反构成第一篇的第二、第三部分。然后，是“莱比锡宗教会议”的写作。此后，马克思恩格斯为全书起草了序言，是在这个阶段，马克思恩格斯又两次重写了第一卷的开始部分，从而构成后来第一篇手稿中的最后一批文本。最后，是第二卷。[5]

　　《德意志意识形态》直到恩格斯去世（1895年）三十七年之后的1932年才在苏联首次出版。[6]这本书的第一篇集中阐述了马克思新世界观的正面观点，也就是说，《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第一篇是马克思主义创立后，马克思恩格斯两人对自己哲学新视界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正面的系统的表述。[7]所以，这也是我们真实认知马克思主义哲学最重要的经典文本之一。可是，这部分手稿又恰恰是马恩两人生前未能完成的手稿。并且，手稿在漫长的岁月中又屡遭损坏，其中几张严重破缺，第一篇也遗失多页（第二篇还缺二十页）。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当时撰写的情况看，原稿应该是由多个手稿构成的，在后来的保存中其中部分手稿先后有所遗失。现在我们在研究《德意志意识形态》时传统所用的完整中文文本主要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这一文本，特别是其中的第一篇，主要是以1932年前苏联学者阿多拉茨基的第二个版本（第一个版本由梁赞诺夫1924－1926年整理出版）为基础的。由于这一版的文本打乱了马克思恩格斯原稿的顺序，并依据编者个人的理解进行了重新编排，从中已经很难看出第一篇的理论结构原貌了。

　　在后来的研究中，人们逐步意识到苏联学者原先对第一篇手稿的编排并不十分令人满意。其一，1962年，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巴纳（S·Bahne）在整理资料时，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发现了夹杂在马克思其它遗稿当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遗失”部分的三页（即第一篇中的第29页，以及一个无法归属的残片两页，同时发现的还有此书“第三篇 圣麦克斯”原稿的一部分）。同年，巴纳在《社会历史国际评论》第七卷第一部分中，用原文将这三页手稿发表。[8]其二，许多研究者开始注意到恢复马克思恩格斯原稿中的初始逻辑线索十分重要。青年广松涉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篇手稿的研究和批评是引发这种意见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由此，1965年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在《哲学问题》杂志第10期和第11期上重新发表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篇的新编译本。次年，又出版了该文献的单行本。这个版本是由前苏联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文献专家巴加图利亚准备，勃鲁什林斯基编辑的。这一次的编排基本恢复了马克思恩格斯原稿的编码次序，并根据手稿内容把原有的五份手稿（广松涉将前二个手稿指认为“小束手稿”，后三个手稿为“大束手稿”）分成四个部分,共二十七节,并根据编者对手稿内容的理解拟定了二十五个小标题（其中第一节是原有标题，第二十六节以作者边注为题）。1966年，东德《德国哲学杂志》第４期用原文重新发表手稿，编排基本参照了上述俄译本，只删除了巴加图利亚等人加上的二十六个节标题。后来，1972年出版试行本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国际版（历史考证第二版，Marx-Engles GesamtausgabeⅡ，以下简称 MEGA2）也收入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篇，其编排基本同于1965年俄文版，只是将手稿划为七个部分，并保留了作者在稿边上的批注。1988年，我国人民出版社《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篇手稿的新编译本——《费尔巴哈》也宣告问世。[9]这个新译本的主体参照了东德1966年版的手稿，并将俄文版的二十七个小标题附在书后，成了我们国内研究者手中《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篇手稿的新版中文版单行本——《费尔巴哈 唯心主义观点与唯物主义观点的对立》（以下简称《费尔巴哈》）。[10]后来中文第二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也沿用了这一版本。因此，此刻摆在我们面前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篇手稿的中文版单行本，与原有的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实际上是阿多拉茨基版）相比，不管是结构上或者内容上，都有了十分重要的变化。在这个中文新版本中，马克思恩格斯原先那五份手稿被分为四个部分。编辑者将马克思恩格斯第一篇手稿的五个相对独立的手稿，按时间顺序分别编排为：最初写下的具体说明哲学新视界的第一手稿的二十九页，现在被编为第二部分；从已成稿的第三篇中两处抽取的第二、三手稿计四十三页，现在被编为第三、四部分；最后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完成大部分手稿后，两次起草的全篇引言和新世界观的总体概括的第四、五手稿，它们被整合编辑为第一部分；而新发现的三页手稿，除第29页编进原序位以外，另外两页按原有的页码编在了第一手稿的最前面。同时，新版手稿还恢复了马克思恩格斯原稿上的许多重要注释和说明，并对手稿做出了一些近似方献学的说明，如在文本中保留了马克思的原有页码（但没有保留恩格斯的纸张序号）。在这一版中，新增了近一万余字的新内容（这个版本的基础是新德文版，它主要参照了由前苏联学者巴加图利亚准备、勃鲁什林斯基编辑的新编俄文译本。参见苏联《哲学问题》杂志1965年第10、11期）。[11]我以为，这一版本为中国学者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初始理论线索提供了重要的文本依据。

　　广松涉对《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的研究起始于上一世纪50年代末。早在1959年就读东京大学研究生的时候，广松涉就参加了名为“理论集团”的学习会。会员们在这个学习会上轮流阅读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广松便是从中意识到该书当时的两个版本（梁赞诺夫版和阿多拉茨基版）在编辑上皆有问题。同年春天，广松又设法借到了法政大学田代正夫教授收藏的梁赞诺夫编辑的MEGA1的德文原版；第二年春天，通过城塚登助教授的介绍，又从东京大学教养系淡野安太郎研究室借来了《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一卷（Archiv I）。以此为基础，广松涉在次年参加了东京大学研究生院伦理学科的金子武藏教授所担任的“精神史的方法”讨论课（研讨正好以《德意志意识形态》做教材）。作为听课的作业，广松涉完成了以探讨《德意志意识形态》已经存在的两个不同版本的异同以及在编辑上的问题的报告。1965年，此文在日本《唯物论研究》春季号上发表，引起广泛的关注。1966年3月，广松涉又针对新出版的巴加图利亚版发表了《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苏联新版》一文，此文刊登于《图书新闻》第851号上。1967年6月，广松涉再次针对新德文版在《思想》杂志上发表了《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编辑问题——有于东德新版的出现》的文章。1972年，由前苏东马列主义研究机构主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国际版（历史考证第二版，Marx-Engles Gesamtausgabe Ⅱ，以下简称MEGA2）发表《德意志意识形态》新译版（试用本）。[12]经过这一系列艰苦而认真的努力，1974年，广松涉终于在河出书房新社出版了自己这本《〈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复原、新编辑版》，这可以说是广松涉针对《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所开展的长达十五年的研究的最终成果。

（二）

　　那么，广松涉这个新版《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的过人之处到底在哪里呢？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先看看这五个不同版本的共同基础——《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篇手稿的具体情况，而后再来逐一研究一下广松版之前问世的该书另几个不同版本的情况。

　　如前所述，《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篇是马克思恩格斯生前尚未完成的手稿。1962年以后，该书三个新版本所处理的文本基本上由以下几个部分构成：一是由马克思恩格斯最初完成的作为第一篇手稿主体部分的三份手稿；二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完成书稿主体之后撰写的全书序言和修订稿的内容，这里实际包括多次写作、修改构成的多层份手稿；三是1962年新发现的三页手稿中的一个无法归属的残页。

　　为方便中国读者，我们以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的《费尔巴哈》单行本为参照展开分析（以下简称中文版）。依照广松涉的看法，马克思恩格斯的手稿可分为两个主要部分，第一部分是马克思恩格斯分几次完成的第一篇手稿的主体部分，它们被广松涉称为“大束手稿”（第一、二、三手稿，即中文版第一篇正文中的第二、三、四部分和“国家和法同所有制的关系”）；第二个部分是马克思恩格斯直到最后还在修改并未定稿的全书绪论和部分重新改写的手稿，被广松涉称为“小束手稿”（第四、五手稿，即中文版中的第一卷序言、第一篇序言和第一部分的主体内容）。上述手稿都写在大约20×30厘米的大开纸上，纸张大小略有差异（四种）。[13]作者在写作时，先将大开纸中心对角一叠为二，使一张大开纸成为正反四页（面）手稿。对这些手稿，恩格斯的作法是在每一大张约上标注纸张序号，而马克思则是在每张纸的四页上加上页码序号[14]，但大纸张上的空白页和全文删除的部分都没有编页码。所以，后世人们拿到的原始手稿上就有两种不同的编号。[15]写作中，马克思恩格斯通常将正文写在每一页中心线的右面，而中心线的左面则供修改和插入文字使用（这一点可以从本书所附照片中看到）。另外，全部手稿的主要笔迹是恩格斯的，属于马克思的笔迹只有为数不多的插入内容和文字修改。

　　从这个情况来看，“大束手稿”一共十七张大纸，包含三份手稿（广松涉称为“三个部分”）。第一手稿共五张大纸，计二十二页，恩格斯的纸张序号从第6张开始，一直到第11张（用｛6｝到｛11｝表示），马克思的页码从第8页一直到第29页，其中，第10张纸和第11张纸中有两个空页；第二手稿两张大纸计六页，恩格斯的纸张序号为第20、21张（用｛20｝和｛21｝表示），马克思的页码从第30页到第35页，其中每张纸都有一个空页；第三手稿，共九张大纸，计三十二页，恩格斯的纸张序号从第84张到第92张（用｛84｝到｛92｝表示），马克思的页码序号则是从第40页到第72页，其中，第72页正好是第92张纸的第一面（其余三面空白）。“大束手稿”的内容在中文版中是从现在我们看到的单行本第19页第二自然段开始，一直到第82页。“小束手稿”则由七张大纸组成，其中五张大纸只有恩格斯的第1－5张的序号（用｛1｝到｛5｝表示），其中第四张纸只用了第一、二两面，另外两页既没有纸张号也没有页码序号，其中第二张只写了一面。广松涉将这两张纸标注为“｛1？｝”和“｛2？｝”，并用｛1？｝的第a、b、c、d页和｛2？｝的第a页加以列数。这一部分的内容，在中文版中是第1－17页。最后是一份手稿的片断，即1962年发现于其他文稿中的三页手稿中的两页（另一页为第手稿中的第29页），此张纸的文字写在第三、四两面上，上有马克思标注的第1、2页。此内容为中文版的第18页和第19页的第一自然段。广松涉将其标注为手稿“Ⅰ”。

　　对这些文本的手稿，广松涉之前的四个版本分别做了如下编辑：

　　一是梁赞诺夫版（以下简称梁版，此版文本中没有1962年新发现的三页手稿）。根据广松涉的说法，梁版的编排方针是“将手稿中的文章如实地编成铅字”。[16]所以，文中被删除的部分用小号字排出并加以括号，马克思所增写的内容、边注和其他信息在脚注中进行了说明。梁版的文本编辑是先排印小束手稿中的｛1？｝的第a、b两页，内容重复的｛1｝被看作它的修改稿，然后是｛2｝、｛1？｝的c、d页和｛5｝；接下去排印大束手稿的三个部分，即｛6｝到｛92｝；最后是｛3｝和｛4｝。

　　二是阿多拉茨基版（以下简称阿版，此稿同样没有1962年新发现的三页手稿）。广松涉对这个版本持否定态度，用他的原话评价就是“先把手稿拆得七零八碎，然后用浆糊和剪刀进行剪贴”：

　　阿多拉茨基的剪贴，并不是以段落为单位来重新编排，而是将一个段落拆开，将剪切下来的部分与在完全不同的行文逻辑中撰写的，在手稿中相隔几十页的文章一部分连接在一起，从而构成新的段落。其做法可以说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而且，在手稿的剪贴难以巧妙地进行时，竟然擅自插入连接的词句！[17]

　　所以，广松认为阿版简直就是一个“赝品”。广松这个“膺品”，实际上概括了我们沿用几十年的那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三卷中《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篇的情况。可是，没有第一手文献学研究基础的我国学者对此却浑然不觉。

　　阿版只收入最终改定的文字，对那些删改、加写的内容，他只在尾注中做了个一次性说明。在手稿排印上，它将“小束手稿”全部排在前面（其中还插入了从“大束手稿”中抽出的内容），开头部分基本是按照{1}、{2}、{1？}c～d、{2？}、{3}、{4}、{5}的顺序排列的，而“大束手稿”（被抽取的内容除外）则被切成了几十个片断，在东拼西凑之后，形成了我们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三卷中能看到的篇章结构。

　　三是1966年由前东德当局出版的新德文版。在上文中我已经交待过，这个版本其实就是我们手中那个《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篇手稿的新译中文版的被译对象。因此，它的基本情况我们大略是了解的。在此，我只想简单地提示几点：第一，这个版本实际上是1965年巴加图利亚俄文版的一个复制本。大概因为广松涉本人不懂俄文，所以他总是以内容基本一致的新德文版为例。第二，广松涉认为，这个版本“采取的是将手稿的最终文形按页码顺序活字化的基本方针”[18]，之所以这么说，主要是因为该版编辑者采用了以马克思留下的文本页码顺序来对手稿进行排印的做法。所以，文本中没有保留恩格斯在纸张上所做的序号，而只是将马克思的页码序号以加括号的方式插入文本之中（这一点，我们在中译文本中能够看到）。第三，新德版对被删除的字句、增写内容、修改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不同笔迹等几乎没有记载，但在脚注中，对重要的删除文、被大幅度修改过的语句的原形却进行了注释。

　　正如我们在中文版中已经看到的，从手稿排印上看，新德版一开始是作为序言的｛1｝、｛2｝，接下来是编为第一部分的｛1？｝c～d、｛2？｝、｛3｝、｛4｝、｛5｝，然后，作者将手稿片断“Ⅰ”插入第一部分的开头，而后再接排｛6｝～｛92｝，最后才是马克思的附录。

　　最后一个版本是MEGA2。广松涉当时手中的文本是1972年前苏东当局发行的MEGA2部分样卷的试印本，那主要是一个用于征求意见的稿本。对该版本，广松涉的评价是：“登载手稿的最终文形，而将关于修改过程、增补以及笔迹等的信息在‘异文详情’中一次性进行记载的方针”。[19]由于是历史文献考证版，所以这个版本应该说是在文献学意义上最为完整的一个版本，其主要特点为：一是将没有指定插入位置的边注以及笔记类的文章排印在栏外，被删除的语句都用“〈〉”括起，并标注了其所在的位置；二是对那些被修改过语句的处理方法是将原来的语句和修改后的语句一并记载，并标明在正文中的页码和行数；三是将删除、修改、加笔等前后的文形以上下对应的形式记载。后来插入的语句、马克思撰写的语句亦即马克思删除的语句等等的区别，也用各种符号在卷末的“异文详情”中作了标注。

　　手稿的排印顺序为：先排印｛2｝，然后是｛1｝、｛1？｝、｛2？｝、｛3｝、｛4｝、｛5｝，在插入手稿片断“Ⅰ”后，再接排｛6｝～｛92｝，最后是马克思的备忘录。

（三）

　　现在，我们可以来看看广松涉对自己新编版本的说明了。关于该书的编辑方针，广松涉做了一个颇为详尽的说明，我们照录如下：

　　本版采取的是将手稿中每页的状态（包括删除、修正、增补、笔迹、栏外笔记等等）以及手稿的内在构成（大小束手稿之间的内在关联、基底稿及其异稿、“大束手稿”的缺损部分和“小束手稿”的誊清稿之间的关系、栏外的增补文章与原来的文章的呼应关系）能在直观上一目了然地体现出来的编辑方针。[20]

　　具体而言，广松涉力图使他的版本排印与原手稿“逐行对应”，但由于排印技术所限，这个愿望（我们这里的中译本也未能做到这一点）最终并没能实现。他说，如果能“将各页像照相一样排印出来是最理想的。但是，由于存在着印刷技术、经费方面的制约，不得不放弃将写在手稿行间的文字也排印在行间这样的完全对应的方式”。[21]但十分难能可贵的是，广松涉在自己的版本中对前人的作法进行了如下重要改进：一是首次采用双联页排印的方式（手稿正文印在左页，相关文本印在右页），将手稿中新旧文本(原稿与誊写稿以及部分重要的增写内容)以左右两页并排的形式展示给读者；二是用不同字体将恩格斯与马克思所写的内容区别开来（中译本中马克思的文字用楷体字，恩格斯的文字用宋体字），这使读者能更直观地了解原手稿在文本写作上的真实情况；三是将被删除的内容用小号字体排出，并直接存留在原删除的文本位置上，并且标注了马克思恩格斯用横线与竖线删除的差异；四是用不同标记明确注明马克思恩格斯增写与改写的文字；五是关于不同版本的各种信息，被如实反映在手稿的排印中（我们的中译本又增加了日本学者小林先生和涩谷先生的两个最新版本的信息）；六是广松涉在自己的日文版后，以独立成书的形式排印了按照他自己的理解结构的德文原稿，这就提供了文本研究上的一个直接来自于母语文本的比较参照系。[22]无庸置疑，这些做法都使广松版具有了更高的文献学价值。

　　在对手稿结构的理解上，广松涉的看法与以前的版本有较大差别。依他的构想：

　　在“大束手稿”的开始和途中有缺损部分，但是那不是真正的佚失，而是应该用“小束手稿”中的改订新稿来填补的内容。“小束手稿”的剩余部分，是与“大束手稿”的某处（正文的开始部分）相对应的改订异稿。因此，笔者主张采取将“大束手稿”按照马克思标记的页码排列，用“小束手稿”中的改订新稿填补缺损部分，另外将“小束手稿”中的改订异稿与“大束手稿”的对应部分对照排列（按双联页的形式，即左页为大印张，右页为与之相对应的“小束手稿”中的异稿）的方式。[23]

　　请注意，这是广松涉对手稿结构最重要的一个独特理解，他根本不认为手稿真的有所遗失，在他看来，手稿中看似遗失了的部分实际上正是马克思恩格斯后来对手稿结构所做的调整。广松涉认定，如果将“小束手稿”中改订文本重新调整穿插进“大束手稿”的缺失处，我们就能获得基本完整的第一篇手稿的主体。广松涉认为，“通过这样的处理，第一篇的遗稿不再是零散片断的拼凑，而是具有一定的连贯性”的完整文本。正是出于这种理解，在手稿排印上，广松涉首先将马克思为《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所写的序言置于全书的起始部分，其实，这个文本并不直接属于第一篇手稿。[24]对此，广松涉解释道，这是第一编绪言的“关联性”文本。接着是作为第一编绪言的“小束手稿”中｛1｝，与其他版本十分不同的是，广松涉将｛1？｝的a～b页作为｛1｝的誊改手稿，以双联页的形式并排刊印在主文本的双联右面。再下来的手稿排印就是极为复杂的编辑工作了。广松涉先是在右页正文中排印了第一篇序言的｛2｝（即文本中的A，他不同意MEGA2将｛2｝放置到｛1｝之前的做法），然后直接排印作为主要手稿正文的“大束手稿”中的｛6｝～｛92｝。与原先大多数版本不同，广松涉将｛1？｝c～d、｛2？｝、｛5｝作为一个文本整体，视为“大束手稿”中马克思恩格斯下面阐述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11｝～｛16｝改写异文，所以，他将这部分文本直接连续排印在｛11｝～｛16｝正文的双联右页上。而关于“小束手稿”中的｛3｝、｛4｝，广松涉则大胆地推断此文本就是“大束手稿”中那个遗失掉的第36～39页[25]，因而，他又直接将这一部分文本直接排印在“大束手稿”左页正文中的第40页的前面。最后，对那个根本无法归属的手稿片断“Ⅰ”，广松涉则干脆将其作为附录处置了。

　　这就是我们目前可以看到的广松版中译本中的手稿结构，比起1988年中文版来说，在手稿结构上显然已经有了较大的改变。

（四）

　　鉴于读者可以在阅读本书时直观地看到这份广松涉稿本的全部内容，所以我就不打算在此过多地纠缠于具体细节。详细研究过广松涉这个文献版以后，我有一正一反两点看法，不妨在此抛砖引玉，求教学界同仁。

　　首先，广松涉的这个文献版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研究域中最重要的版本比较研究的成果。它在直面文献原初语境的条件下，对已经出版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篇手稿的不同理解逻辑和排印构架进行了有深度的文献学分析，并进而得出了自己全新的处理模式。这个文献学成果第一次让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了解到文献学在“回到马克思”过程中的关键性作用，也廓清了一些存在于文献学／文本学研究中的理论迷障。这一版本中译文的问世，无疑将成为我们进一步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学研究的十分重要的新基础。因为这个文本使我们第一次能够直接面对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历史唯物主义时一批最初文本的原有逻辑构架。并且，作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我们大概也是第一次在文本中直观地看到：

　　马克思是怎样修改恩格斯的文章的，以及马克思、恩格斯自身是如何推敲自己的文章的，通过了解这样的行文过程，可以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确立过程以及在该过程中两人所承担的工作量等方面，得出种种见解。[26]

　　无庸置疑，这对我们深入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过程，了解当时每一个重要原理的提出、确定和修订的完整过程，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共同创始者这个历史事实具有重要的意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个版本使我们在证伪西方马克思学所制造的“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对立”之谬时，终于居有了最重要的直接证据。当然，这种文献学意义上的重要研究对那些不习惯于认真阅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的人来说，可能毫无意义。如同广松涉已经指出的那样：

　　即便参照了被删除的文章和语句，考虑删改、修正的过程，或者是区别马克思和恩格斯撰写的部分，“也不会有什么大不了的不同”。对于习惯于随心所欲地引用只言片语，并以之来谈论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之类的人来说，基干部分的多处最终文形经历过差不多已经看不出其原形的大幅度删改——马克思、恩格斯是如何呕心沥血地确立了历史唯物主义以及以之为基础的共产主义理论的，两人之间至少在当初存在过哪些不一致和微妙的差异——这些事情也许算不了什么。[27]

　　然而，对对象文本严肃、认真和客观的态度是日益步上正轨的中国文科学术研究所不可或缺的，这一点已经越来越成为学界的共识，也是因此，我认定，这一文献学的研究成果必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研究产生巨大且深刻的影响，并且，对文本学研究正方兴未艾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来说，它尤其意义深远！

　　其二，对广松涉从自己这个研究成果中得出的一个结论，我却不敢苟同。上文曾经提到，从广松涉这一文献学成果中，人们将看到，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的全程中，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合作何其紧密和团结！这固然是真实历史情境的一种揭示，可遗憾的是，广松涉从中得出了一个惊人的判断：“在确立历史唯物主义以及与之融合为一体的共产主义理论之际，拉响第一小提琴的，限于合奏的初期而言，毋宁是恩格斯。”[28]其实，在前面那段引文中，广松涉的这个判断已经表露无疑了——他说，马克思“修改恩格斯的文章”。那么广松涉何出此言呢？这是由于他认定，《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篇中阐述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的最初文本是由恩格斯独立完成的。此外，通过对这一版本的研究，他发现：

　　如果将恩格斯的文章与马克思修正、加笔的文章进行比较的话，能够发现两人的见解中还存在相当的距离。直截了当地说，可以清楚地看出马克思明显落后于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主要是出自恩格斯的独创性见解，而马克思则向恩格斯进行了学习这些情况。[29]

　　根据广松涉的言下之意，在历史唯物主义创立之初，恩格斯独立提出了这一科学的基本观点，而马克思不过是向恩格斯学习和弄懂了这些道理而已，所以，真正拉响“第一小提琴”的是恩格斯！倘若广松涉所言不虚，那马克思主义必须改名作“恩格斯主义”了！为此，广松涉还专门写过一篇著名的《青年恩格斯思想的形成》。[30]

　　对广松涉这个失之轻率的判断，我十分不赞成。根据我目前的考证，广松涉之所以得出这一判断，原因主要有二：

　　第一，是广松涉对1840年前后青年恩格斯与青年马克思之间关系的判定。广松涉认为当时恩格斯的思想始终走在青年马克思之前，后者反而只是前者的追随者或者说学生而已。必须承认，这个分析倒不无道理。因为在1842－1843年期间，特别是在1843年夏天以前，已经走上共产主义立场并着手经济学研究的青年恩格斯与赫斯的思想都深刻于青年马克思。[31]可是，这种状况在1843年夏天以后却逐步改变了。那个阶段，青年马克思先是在《克罗茨纳赫笔记》中通过对欧洲历史的系统研究，获得了全新的思想认识；其后不久，到了1844年，当他进入经济学研究之后，青年马克思即在理论逻辑和政治观念上超越了赫斯和青年恩格斯。而广松涉显然没有注意到1843年前后马克思思想的发展和演进，其实，在1845春天之后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全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缔造中，马克思虽然与恩格斯始终保持着相当紧密的合作，但前者显然才是真正的主导性创始人。这是一个确凿无疑的历史事实！

　　第二，是广松涉在整理《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一手稿的过程中所得出的直接结论。我们已经知道，这一手稿的主体部分，或者说绝大部分文本的笔迹都出自恩格斯，马克思的笔迹只限于少量的插入文字、栏外注释和对文本的修改。实际上，这个情况早在该手稿的第一个版本整理问世时开始，就已经是所有版本的编辑者们周知的了。最初的编辑者梁赞诺夫曾经提出了著名的“口述笔记说”：

　　手稿基本上是出自恩格斯的手笔。出自马克思的手笔的只有修正、插入以及若干的栏外补充。但是，从这一点不能得出应该将恩格斯视为著者的结论。毋宁说正好相反。特别是第一章尽管是两人共同的劳作，但给人留下的是马克思让恩格斯将口述笔记（in die Feder diktierte）下来了的印象。与此不同的是，第二章看来是马克思单独撰写的，而不是对口述的笔记。[32]

　　另一个判断来自1962年发现那三页新手稿的巴纳。他也注意到文本主体部分呈现为恩格斯笔迹的事实，可他得出的结论是：“恩格斯的字易读而且写得快，……他每次都主动承担誊写工作。”[33]我个人更倾向于后者的观点，因为在第一手稿的正文中，“恩格斯的笔迹像钢笔习字帖那样一目了然”[34]（广松涉自己的说法）的情况看起来并不像是口述的记录，因为如果是马克思的口述，便不可能没有大的错误和修改，“誊写说”可能更合情合理一些。倘若让我来揣测的话，我想现在我们看到的主要文本，都是马克思原先字迹潦草，无法看清的初始手稿的抄写稿了，或者说已经是直接送交出版商的最终手稿了，可是，精益求精的马克思恩格斯在这个最重要的第一篇手稿上，又进行了大量的修改和增写。

　　十分有意思的是，虽然众所周知第一篇手稿的笔迹是恩格斯的，但这个细节从来没有使人们另做他想，只有广松涉从中得出了与众不同的分析。他认为，手稿文本主体中的恩格斯笔迹证明了历史唯物主义是由恩格斯首先提出的。我想，广松涉这个判断十分牵强。我们不妨来看看广松涉自己在文本分析中的一个草率做法，即他对一个手稿写作中的例外的处理：

　　存在着这样一个值得关注的事实，那就是马克思在{10}c=[25]的后半部紧接着恩格斯的文章之后写了一段文字。马克思的文章一般写在栏外，而在此处却例外地紧接在恩格斯的文章之后在栏内写了一段文字，然后恩格斯又接着马克思的文章继续往下写。[35]

　　这个事实本来正好说明了马克思与恩格斯在文本写作中保持的紧密合作关系，可是，广松涉却仍然得出相反的结论。他武断地说，“这一点不能成为主张第一部分从开头起就是两人直接合作产物的证据。从行文来看，在最初的撰写过程中主要是恩格斯在展开自己的论述”。这显然是毫无道理的推断。

　　另外，我认为在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是谁创立的这个问题上，不能主要根据《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的笔迹来推断，而必须依据整个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发展史的完整情况和他们各自内在的理论逻辑的具体形成过程来加以判断。在这一方面，我在《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一书中已经做了具体的讨论，在此不再赘述。一句话，全部青年马克思和青年恩格斯思想发生学的研究表明，马克思主导性地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科学。广松涉之所以得出这种错误判断，与他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发展史的理解不够准确有一定关系。在对手稿进行分析时中，为了证明马克思的思想落后于恩格斯，广松涉挑选了一个文本片断：即在第一篇手稿第17页上（中文版第29－31页），原来恩格斯笔迹的文本中描述了“共产主义社会不仅仅是作为基于财产共有制的社会，而是作为没有被固定化的分工的社会来被描述”，可是

　　马克思在提出上述论点的恩格斯的文章中，在加上了“批判的批判者”、“晚饭后从事批判”等语句，将该部分的文章改成故意开玩笑的语气之后写道：“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社会体制]，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现实的运动，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马克思的栏外补笔证明当时的马克思还没有把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应该建立的社会体制、最终的社会体制来思考。[36]

　　广松涉的判断是，此时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的理解远远落后于恩格斯，因为后者已经在将共产主义当作一种最终的体制来思考，而马克思则在设想共产主义仅仅是一种“运动”。其实，这是马克思非常著名的一句话，此处他根本不是在思考自己经过恩格斯抄写的原稿中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体制问题，而是突出批判了那种将共产主义仅仅作为一种价值悬设（现实应该与之符合）的抽象理想。显然，广松涉自己的理解出了问题，却武断地批评马克思。

　　我认为，广松涉这本文献学的著作，第一次向我们呈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文献学语境。借此，我们能看到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我们的国外同行已经掌握的研究方式和持有的科学态度。这对我们一定是大有裨益的。我们可以不同意广松涉的具体观点，但是，我们十分有必要从广松涉及其文献版的研究上反省自己走过的和将走的道路。

【注解】

　　[1]《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篇手稿新编中文单行本——《费尔巴哈》一书，由人民出版社1988年首版。其基础为1965年出版的前苏联专家巴加图利亚所编辑的版本和1966年前苏东马列研究院出版的新德文版。中译本原来使用了“第一章”，由于广松涉认为这一部分手稿包含了A章和B章结构，所以他改用“第一篇”来指认这一手稿。我们为了对应广松涉的这个版本，故采用“第一篇”的指称。

　　[2]即对手稿中“遗失”的第36～39页文本的判断。

　　[3]其实，也正是因为译介上的这个不足，有些论者将版本研究误认作诠释学意义上的“文本学研究”。

　　[4]广松涉编：《〈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复原、新编辑版》，河出书房新社，1974年。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在译成中文时，书名改为《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

　　[5]据马克思恩格斯的书信和其他文献，我们还知道手稿中的第五篇“库尔曼”的原稿是魏特迈誊清的，稿末写明该稿是赫斯撰写的。另外，赫斯作为此书的合著者，还撰写过批判“卢格”篇，出版计划受挫后稿子被退回给赫斯。

　　[6]1899年－1921年，《德意志意识形态》的部分章节曾被发表。1924年，前苏联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编译的，首次用俄文发表该书的第一篇。1926年，又在《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一卷（Marx-Engels Archiv,Bd. I. 梁赞诺夫编）发表该书的德文版。1932年，前苏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第一版，Marx-Engles Gesamtausgabe, I .MEGA1，阿多拉茨基编）第一部分第五卷中首次用德文发表《德意志意识形态》全部书稿，次年又出版了俄文版（第一版第4卷）。这是后来流传基广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版（第三卷）中《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的原型。中文版是译自完全相同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中的第3卷。

　　[7]这个表述主要是通过“清算” 马克思恩格斯自己“从前的哲学信仰”，即“以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形式来实现的。” 而在这种批判之前，马克思恩格斯在书中的第一章里正面阐发了“我们的观点”。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10页。

　　[8]1979年，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收入了新发现的第一篇相关的三页手稿。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368－372页。

　　[9]《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新编第一篇手稿－－《费尔巴哈》一书（中文新版），由人民出版社1988年首版。

　　[10]这是恩格斯在1883年马克思去世后重新阅读马克思手稿时所加的尾注。手稿原件上本来只有“Ｉ，费尔巴哈”。

　　[11]参见拙文:《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手稿的结构》，《理论学习月刊》1992年第10期。

　　[12]关于MEGA2的基本情况，可参见拙著：《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附录二。

　　[13]中央编译局的文献学专家在中文版中对这些纸张使用了“印张”的概念，因为“印张”一语为出版业务中一个特有的专业术语，通常是指一张整开纸正反印足文字的计量。而经过我们反复讨论，确认这里应该使用“纸张”概念来说明马克思恩格斯书写文字所使用的不同大小的用张。“印张”一语的使用可参见：《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95页注2；第96页注9；第99页注33；第100页第39。

　　[14]1988年出版的中译本，只保留了马克思的页码编号。

　　[15]这里还有一个文献学细节是，马克思一开始是用[6b][6c][6d][6e]这样的方式来标记恩格斯标记的第{6}张纸，后来才改为[8][9][10][11]。

　　[16]参见：《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4页。

　　[17]广松涉：《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编辑中存在的问题》，《唯物论研究》第21期（1965年春季号）。

　　[18]参见：《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6页。

　　[19]参见：《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7页。

　　[20]参见：《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8页。

　　[21]广松涉：《〈德意志意识形态〉在文献学上的诸问题》，参见：《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6页。

　　[22]也因为广松涉有很好的德文基础，所以在德文手稿中他才能发现马克思与恩格斯在“缀字法”上的不同，以更多地获得文本研究中所需要的重要信息。另外，广松涉在河出书房新社1974出版的这个版本，采用了一个硬纸封套合装两个精装本（日文书与德文书）的方式。此书的装桢设计获了出版奖。

　　[23]参见广松涉：《〈德意志意识形态〉在文献学上的诸问题》，参见：《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61页。

　　[24]我们可以在本书所附的文本照片中看到，它是写在三张信纸上的。作为相关文本，还有作为附录二的恩格斯的“关于费尔巴哈”手稿。此稿已经收录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42卷的第360－363页上。

　　[25]这个推论与我在20世纪80年代未研究此手稿中的想法完全一致。当时，我还没有看到广松涉的这个版本。

　　[26]广松涉：《〈德意志意识形态〉在文献学上的诸问题》，参见：《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6页。

　　[27]广松涉：《〈德意志意识形态〉在文献学上的诸问题》，参见：《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71页。

　　[28]广松涉：《青年恩格斯的思想形成》，参见：《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72页。

　　[29]广松涉：《青年恩格斯的思想形成》，参见：《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80页。

　　[30]参见：《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附录。

　　[31]参见拙著：《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一章第三节中的3、4两目。

　　[32]梁赞诺夫：《马克思恩格斯论费尔巴哈》，编者导论，《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1卷，参见：《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87－288页。

　　[33]巴纳：《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参见：《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88页。

　　[34]广松涉：《〈德意志意识形态〉在文献学上的诸问题》，参见：《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4页。

　　[35]广松涉：《〈德意志意识形态〉在文献学上的诸问题》，参见：《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66页。

　　[36]广松涉：《青年恩格斯的思想形成》，参见：《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81页。

　　原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1)：39-47.

　　《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读后感(四)：【转】韩立新：《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献学研究和日本学界对广松版的评价

一、《德意志意识形态》文献学和出版史

　　《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主体部分写于1845年11月到1846年夏天，距今已有160年。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撰写这部手稿，主要是跟黑格尔左派内部的思想斗争有关，当时黑格尔左派的代表人物费尔巴哈、鲍威尔和施蒂纳围绕着“人”、“人的本质”、“异化”等概念进行着激烈的论战。鲍威尔在青年黑格尔派的杂志《维干德季刊》第三期上，发表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特性描写”一文，在这篇论文中不仅批判了费尔巴哈、施蒂纳、赫斯，还顺便捎带着批判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合著《神圣家族》。施蒂纳在《唯一者及其所有》这本畅销书中也批判了马克思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那两篇论文“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鲍威尔和施蒂纳的批判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轻视马克思和恩格斯，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成是费尔巴哈哲学的一个流派，看成是费尔巴哈的追随者。为了回应鲍威尔和施蒂纳的批判，阐明自己的思想与黑格尔左派，特别是与费尔巴哈的根本区别，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下了这部长篇大作。1859年马克思曾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谈到了当时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目的，他说：“我们（马克思和恩格斯）决定共同钻研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思想体系的见解之间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1]]要达到这一目的，还需要从正面说明自己对社会历史、人的本质、人的解放等的理解。因此，在这部手稿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第一次阐明了在他们头脑中酝酿已久的新世界观，即对社会历史的唯物主义理解和共产主义理论。

　　但是，这部手稿从它诞生以来一直就命运不佳。马克思和恩格斯从1846年到1847年在德国曾多次找出版商，但是由于书报检察机关的阻扰，还由于出版商对书中所批判的哲学流派及其代表人物的同情，一直未能出版。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前，只有第二卷第四章曾经在《威斯特伐里亚汽船》杂志上发表。后来马克思和恩格斯觉得已经达到了弄清问题的目的，也就没再做出版努力，而是“情愿让原稿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了”[[2]]。也正如马克思所说得那样，这部手稿在80年后重见天日以前遭到了“老鼠牙齿的批判”，不仅有几张手稿遗失，而且现存的手稿中也有破损。恩格斯去世以后，这部手稿改由伯恩施坦保管，但是伯恩施坦也未能将其付梓，据说大学者梅林也曾看过这部手稿，但是他觉得这部手稿分量过大，而且有近7成左右是冗长的施蒂纳批判，再加上第一章《费尔巴哈》是未定稿，也就放弃了出版计划。后来，这部手稿因战乱而被带到了荷兰的阿姆斯特丹。现在，除了“序言”的几页纸以外，手稿都保存在阿姆斯特丹的“社会史国际研究所”（Internationaal Instituut voor Sociale Geschiedenis，简称为IISG）里。

　　为论述起见，我们先对手稿的状况作几个必要的说明。第一个需要说明的是手稿的基本构成和页码序号。《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整部手稿由两卷七章组成[[3]]。除了第一卷第一章《费尔巴哈》以外，其他手稿都已经是可以拿去付梓的誊清稿。《费尔巴哈》章的手稿不仅没有完成，而且手稿状况错综复杂，既包括修改多次的基本手稿，也包括一部分基本手稿的誊清稿、写作的备忘录等等，还需要整理、编辑排列后才能正式出版。正是因为如此，才有了一个《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编辑问题。《费尔巴哈》章的手稿主要有两部分组成，一是作为手稿主体部分的基本手稿，广松称之为“大束手稿”；二是在基本手稿写完后撰写的修订稿和誊清稿，广松称之为“小束手稿”。手稿除了“序言”以外，都写在“纸张（Bogen）”上。所谓纸张是沿中心线对折为两页（Blatt）的、包含正反四面的大开纸，这四面纸习惯上分别以a、b、c、d称呼。恩格斯在每张“纸张”的首页上标注了纸张序号（广松版用｛ ｝来表示），除了空白页和全文删除的页以外，马克思还在每页纸上加上了页码序号。大束手稿共包含17个纸张，小束手稿包含7个纸张。大束手稿又分3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第｛6｝～{11}张（第8～29页），第二部分为第｛20｝～{21}张（第30～35页），第三部分为第｛84｝～{92}张（第40～72页），三个部分之间在纸张序号上不连续，但在页码序号上基本上是连续的。小束手稿中有5个纸张上标有从｛1｝到｛5｝的纸张序号（据考证是由恩格斯和伯恩施坦加上去的）。从马克思所标的页码序号来看，现存的手稿中缺少第3～7页和第36～39页。

　　另一个需要说明的是手稿的写作时间顺序，因为这关系到手稿的排序。关于手稿的写作时间顺序的说法有很多，目前尚无定论，比较可靠的是巴加图利亚的意见。根据巴加图利亚的考证，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开始是想对费尔巴哈、鲍威尔和施蒂纳三人同时进行批判，但是在写作过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又改变了计划，决定另辟专篇批判鲍威尔和施蒂纳，开始撰写批判两者的第二章《圣布鲁诺》和第三章《圣麦克斯》，后来又回到第一章《费尔巴哈》的写作上来，最后写的是具有修订和誊清意味的小束手稿[[4]]。由此看来，整个第一章的写作是和第二章、第三章交叉进行的。仅就《费尔巴哈》章而言，其写作是按照第一部分（第1、2页，第8～29页）、第二部分（第30～35页），第三部分（第40～72页），然后是｛1？｝｛2？｝和｛1｝｛2｝｛3｝｛4｝｛5｝的时间顺序进行的。新MEGA的先行版基本上沿用了巴加图利亚的考证成果，只是对誊清稿的顺序进行了微调，按照｛2｝｛1？｝｛2？｝｛1｝｛3｝｛4｝｛5｝进行了排列。

　　第三个需要说明的是手稿的记载状况。手稿的每页纸几乎都分为左右两栏，左栏是底稿，右栏是作者对底稿的修改、增补和旁注。左栏底稿的笔迹绝大部分来自恩格斯，马克思的笔迹很少，仅限于一些对底稿的修改、增补和旁注等等。手稿的状况对于出版者来说无疑是一个令人头疼的事，但对于文献研究者来说，却是一个令人兴奋的第一手资料。我们知道，青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进行过两次合作。第一次合作是在写作《神圣家族》中，但是在这本合著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各自所担当的部分做了明确的分工，而且整部手稿几乎都出自马克思之手。第二次合作是在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与《神圣家族》不同，在这本合著中两人没有做具体的章节分工，而且手稿是未定稿，其中包含了大量删除、修改和增补的写作状况信息；包含了基本手稿和誊清稿、修改稿等可分时间先后的写作过程信息；还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不同笔迹、不同的用词法等作者个性信息，等等，一部手稿中能包含这么多原始信息，这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遗留下来的手稿中是独一无二的。从文献学的角度来看，未完成的这部手稿要比完成了的《神圣家族》更具有史料价值，因为我们正好从写作状况、写作过程以及作者个性信息中去直观他们思想的异同，分析考察他们创立唯物史观的思想过程以及他们在这一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该感谢马克思和恩格斯以未定稿的形式把这一如此重要的文献留给我们，尽管这可能跟他们的初衷完全相反。

　　《德意志意识形态》从它公开发表以来，在内容的编排上经过了几次大的改动，特别是第一章《费尔巴哈》的命运更为坎坷，下面就让我们简单地回顾一下《费尔巴哈》章的德文版及其在日本的出版史，并穿插介绍一些前苏联和日本学者对《费尔巴哈》章所进行的文献学研究的状况。

　　梁赞诺夫版（D. Rjazanov, Marx-Engels Archiv, Bd.I, 1926）

　　《费尔巴哈》章的德文手稿第一次出版是在1926年，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一卷中。这一版本是由当时苏联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长梁赞诺夫主持出版的，因此也称作梁赞诺夫版或简称梁版。这一版本是编者们在拿到手稿的影印件后仓促排版、印刷的，不仅对文本的判读很不充分，而且有很多错误、遗漏。但是，它采取的是将手稿的修改过程如实地排成铅字的方针，即把恩格斯和马克思几次修改、删除的内容也直接印在正文中，这一方针对后来的《费尔巴哈》章的编辑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它的编辑方针后来被广松版、涩谷版、小林版所继承。

　　阿多拉茨基版（V. Adoratskij, Marx- Engels historisch-kritische Gesamtausgabe, Bd.V, 1932）

　　这一版本是由梁赞诺夫的后任阿多拉茨基主持编辑出版的，因此也称作阿多拉茨基版或阿版。阿版第一次把《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两卷手稿一起发表，二战后被世界各国翻译，成为对世界影响最大的《马克思和恩格斯选集》和《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集》的底本。但是，仅就《费尔巴哈》一章而言，阿版对梁版进行了两个大的改动：第一，它不再把对手稿的修改、删改等内容直接印在正文中，而是把这些内容统一放到卷末的“文本异文（Textvarianten）”中予以说明，这一编辑方针后来被新MEGA所继承。第二，它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手稿分成约40个断片，无视作者标注的页码序号，人为地进行了编排，从文章的构成来看已经和原稿有了天壤之别。从尊重作者的原则来看，阿版的这一做法是失败的。这一不足成为后人重新编辑《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直接动因。

　　1962年，巴纳（S.Bahne）在整理存放在“社会史国际研究所”的马克思的其他手稿时，意外地发现了属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3页，即被马克思标有第1、2页和29页的手稿。这一发现给当时的马克思研究带来了冲击，引发了一场重新编排《费尔巴哈》章手稿的运动。1965年，巴加图利亚在苏联的《哲学问题》杂志第10、11期上连载了新编译版《费尔巴哈》章。巴加图利亚版的编辑方针后来被东德的女学者英格·陶伯特（Inge Taubert）采用，成为她编排新德文版的依据。

　　新德文版（Deutsche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e, 1966）

　　新德文版是前东德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所”以巴加图利亚俄文版为底本编辑而成的。新德文版继承了巴加图利亚俄文版的编辑方针，只不过删除了巴加图利亚版的26个节标题。巴纳所发现的那几页手稿也被加进了正文中。但是，这一版本省去了关于删除、修改、增补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笔迹的详细记载，其史料价值不高。遗憾的是，我国1988年发行的《费尔巴哈》章的单行本所依据的就是这一版本。

　　新MEGA的试刊版（Probeband, Marx- Engels Gesamtausgabe, 1972）

　　由于人们对如何编排《费尔巴哈》章存在着分歧，1972年，前苏联和东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又在新德文版的基础上发表了《费尔巴哈》章的新MEGA试刊版，这一版本首次按照手稿的写作方式采取了左右两栏的印刷方式，将没有指定插入位置的增补内容都排印在右栏。它继承了阿版的排版模式，将手稿的修改过程、增补以及笔迹等详细信息等都放在卷末的“异文明细(Variantenverzeichnis)”中。同阿版相比，试刊版“异文明细”的记述要比阿版“文本异文”精确得多，其记述方法也科学得多，依据“异文明细”在理论上可以使手稿复原。由于MEGA的权威性，试刊版成为目前国际上通用的基本版本。

　　广松涉版（《新编辑版〈德意志意识形态〉》，1974年）

　　广松版是由日本河出新房新社出版的，因此也叫“河出版”。1965年，广松就在季刊《唯物论研究》上发表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编辑上的问题”的论文，开创了日本研究《德意志意识形态》文献学的先河。这篇论文详细地分析了《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的内在构造以及梁赞诺夫和阿多拉茨基版的缺点，得出了阿多拉茨基版“事实上等于伪书”[[5]]的著名结论。关于广松版的特点和评价我在后面将要详细论及。

　　服部文男版（《新译〈德意志意识形态〉》，1996年）

　　广松版有两个明显的缺陷：一个是广松本人在编辑《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没有对照过马克思恩格斯的原始手稿；另一个是广松版的译文晦涩难懂，不适合于一般读者。出于对广松版的不满，在广松版出版以后，日本又出现了几个版本。第一个是1996年的服部版。服部文男等人从“只有看了实物才能研究”[[6]]的原则出发，重新翻译了《费尔巴哈》章。同广松版相比，服部版不仅有一部分译文是在对照原始手稿的基础上译出的，而且译文平易、流畅，容易阅读。

　　涩谷正版（《草稿完全复原版〈德意志意识形态〉》，1998年）

　　本书是继广松版以后日本出现的最重要的版本，因为“本书是第一本在照片复印和原始调查的基础上形成的译本”[[7]]。涩谷本人曾在1995年3月至12月在“社会史国际研究所”对手稿进行过调查，亲眼看过和誊写了手稿，在这个意义上，它应该是最接近马克思恩格斯手稿的文本，其译文的可靠程度远远超过包括广松版在内的其他版本，特别是在复原手稿中被删除的部分上，涩谷版做得最为出色，超过了新MEGA的试刊版和广松板。正是因为如此，目前日本出现了用涩谷版代替广松版的趋势。

　　小林昌人补译文库版（《新编辑版〈德意志意识形态〉》，2002年）

　　2002年，日本又出现了岩波文库版《德意志意识形态》。文库版的底本是广松版的《德文文本》篇，其翻译编辑工作是由广松的弟子小林昌人完成的。小林在翻译时曾参照了山中隆次的私家版，并根据涩谷版的研究成果对广松版中手稿的删除部分进行了全面的修订。

　　新MEGA的先行版：Vorabpublikation aus Band 5 der Ersten Abteilung der MEGA②

　　2004年，新MEGA又出版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先行版，并预告说，载有《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新MEGA第1部门第5卷将在2008年正式出版。先行版在排版方式上，延续了1972年试刊版的编辑方针，按照新MEGA的《编辑准则》，把最终的文稿和关于手稿修改过程等的说明分别编进《文本》（Text）和《附属资料》（Apparat）两个相互分离的卷中。在手稿的排序上，先行版决定不再把《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编辑成一部完整的著作，而是尊重各篇手稿和刊印稿的原貌，严格按照手稿的写作时间顺序（chronologish）排序。如果不出意外，先行版将成为新MEGA第1部门第5卷的正式版。

　　以上，按时间的顺序，我们考察了《费尔巴哈》章的德文版和日文各个版本的基本情况，从这些情况来看，《费尔巴哈》章的出版史可以看作是一个逐渐恢复手稿本来面目的历史。在这一过程中，巴加图利亚和广松涉的文献学研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们促成了欧洲和日本两种编排《费尔巴哈》章手稿的运动，同时掀起了一场从原始手稿的角度研究《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新高潮。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末，包括广松在内，一些日本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诸如花崎皋平、望月清司、细谷昂、城冢登、坂间真人、森田桐郎等人纷纷发表了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研究成果，使日本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领先地位。

二、广松的文献学研究和对广松版的评价

　　广松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献学研究，主要提出了三大问题：（1）编辑问题；（2）写作分担问题；（3）异化超越论。围绕着这三个问题，日本学界从20世纪60年代起展开了激烈的讨论，迄今也无定论。可以说，这三大问题是日本《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的潜在主题。

　　（一）编辑问题

　　所谓编辑问题可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是排版问题：前面说过，《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标明具体分工的合著，且最为关键的部分《费尔巴哈》章又经过多次删除、修改、增补等等，能不能把这些内容也如实地反映在印刷版面上是一个排版问题；第二个是排序问题：由于手稿没有完成，且有底稿、誊清稿，状况比较复杂，能不能使这些手稿按照作者的本意有机地结合起来，构成一部完整的著作是一个排序问题。如何处理好这两个问题直接关系到手稿的质量和可信度、以及作为文献的价值。

　　广松版以前的各个版本在编辑《费尔巴哈》章上并不成功，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首先，在排版上，它们几乎都停留在将最终文字印刷在纸上的水平上，没有反映出每页手稿的真实状况，譬如删除、修改、增补、笔记、栏外笔记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笔迹等等。其次，在排序上，以前各版本对手稿的编排顺序未见合理，没有考虑到手稿的内在关联、底稿和誊清稿之间的关系。其中最糟糕的是阿多拉茨基版，它完全是按照编者主观意图肆意编排的，这将会使手稿失去史料的价值。

　　针对上述缺陷，广松采取了与以往各版不同的编辑方针：“我们这个版本采取的是以一眼就能看清手稿中每页状态（包括删除、修改、增补、笔记、栏外笔记等等）的形式印刷，同时以能够直接反映手稿内在构成（大小束手稿之间的内在关联、基本手稿及其异稿、大束手稿的缺损部分和小束手稿中的誊清稿之间的关系、栏外的增补文章与原来的文章的呼应关系）的方式进行排列的方针”[[8]]。这一编辑方针显然是从排版和排序这两个方面来考虑《费尔巴哈》章的编辑问题的。第一，在排版上，广松版采取了按手稿原样排印的方式，把删除、修改、增补、笔记、栏外笔记等内容也直接编进文本中，以反映包括底稿、修改稿和最终定稿在内的整个写作过程；在文本中还区分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笔迹，使读者能够直观到他们二者的异同，等等。第二，在排序上，广松版没有按写作的时间顺序，而是按内容结构对手稿进行编排，从而最大限度地使手稿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完成了的作品。最突出的例子就是把恩格斯标的那｛3｝、｛4｝两张印纸共计6页手稿放在基本手稿第三部分的开头，提出了一个关于手稿排列的著名意见，即大束手稿的第三部分开头缺少的那36～39页“并不是真正的缺失，而是可以用誊清稿｛3｝、｛4｝来填补的。……只有把没有结尾的｛3｝、｛4｝和缺少开头的第三部分结合起来，才能得到一个完整的‘财产形态论’，也才能和马克思的备忘录相吻合”[[9]]。广松版出版之后，《日本读书新闻》曾对广松进行过一次访谈，在访谈中，广松强调自己的版本是“手稿复原、新编辑版”[[10]]，并认为自己完成了合理地排版和排序这两大任务。在这个意义上，汉译广松版把原书名改为《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是不妥当的，它没有反映出广松版的特点和实质。

　　的确，广松版正是在这两点上有别于新MEGA的试刊版和先行版。以2004年刚刚问世的先行版为例，在排版方式上，先行版把最终的文稿和关于手稿修改过程等的说明分别编进《文本》和《附属资料》两卷中。这样一来，在《文本》中读者所能看到是手稿的最终文稿，至于马克思恩格斯对手稿的修改过程则只能去参照另一卷的《附属资料》。在《附属材料》中，编者把原作者对手稿的修改、删除过程通过复杂的编辑符号分几行再现出来，如果把这些内容直接复原到正文中，理论上我们会得到跟广松版一样的结果。但遗憾的是，问题并不是那样简单。由于《附属材料》与《文本》彻底分离，要理解这些内容需要对照《文本》，这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而且由于使用了大量的编辑符号，非德语国家的一般读者根本无法理解，甚至无法翻译《附属材料》；再退一步，即使我们能够理解编辑符号并能熟练地把《附属材料》复原到文本中，但还是容易出错，复原后的手稿很难跟原始手稿完全一致。也就是说，读者在阅读手稿时，还是无法从直观上把握《费尔巴哈》章的修改过程。这对于我们考察唯物史观诞生的过程以及两位作者的思想变化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因为历史唯物主义是在两个人的讨论、甚至争论中形成的，而从最终文字上是无法知晓这一过程的。正是因为如此，新MEGA的排版方式一直受到广泛的批判，涩谷正、小林昌人、桥本直树和韩国的郑文吉等人曾直接向MEGA小组提出异议，认为《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编排应该采取广松版的排版方式。特别是涩谷，他认为MEGA小组根本就没有理解广松方式的意义[[11]]。尽管新MEGA方式引起了如此大的争议，但从2004年出版的先行版来看，陶贝特等人并没有改变自己的立场，仍然沿袭了1972年试刊版的排版方式，这对于一个研究者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在手稿的排序上，先行版和广松版不同。广松版是按照手稿的内容结构来编排的，但这样做将不可避免地掺杂进编者的主观意图，因为对内容结构的理解属于编者的主观范围，尽管这样做可以使手稿更具有完整性。而新MEGA先行版尊重各篇手稿和刊印稿的原貌，严格按照手稿写作时间顺序排序。这样做的优点是，可以最大限度地削弱编者的主观意图，但这样做将会破坏《德意志意识形态》作为一部著作的完整性。

　　从以上可以发现，广松版和新MEGA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编辑问题上两种不同的流派。在排序方式上，两者各有利弊，难判优劣。但是在排版方式上，新MEGA适用于一般读者，因为它在正文中只印最终的文字，读起来比较方便；而对于研究者来说，广松版要优于新MEGA的试刊版和先行版，更具有实用性，因为在广松版中，我们可以直观到《费尔巴哈》章的形成过程。正是因为如此，广松的编辑方针得到了日本大部分学者的首肯。本书出版后，好评如潮，它的出版成为日本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

　　但是，广松版也招致了一些批评，其中最有名的批评来自涩谷正。涩谷认为，广松版虽然在排版方式上优于新MEGA，但它存在着一个致命的缺陷，这就是广松版不是在马克思恩格斯原稿的基础上，而是依据阿版的考证资料“文本异文”编辑而成的。也就是说，广松在没有对照《费尔巴哈》章原始手稿或影印件的前提下，把阿版“文本异文”中所记载的有关删除、修改、增补的内容复原到正文中。这种复原方法是有问题的。因为虽然阿版的“文本异文”已经相当详细，但是对手稿删改过程的记述和标记却很不明确，在将“文本异文”复原时，有很多地方和手稿的本来面貌并不相符。针对阿版的这一缺陷，新MEGA的试刊版曾做过改进，这就是在《异文明细》中把恩格斯最早写下的底稿以及后来的对底稿的修改分几段记述下来，这种方法克服了阿版“文本异文”的缺陷，使对手稿的复原成为可能。但非常遗憾的是，广松版不但没有意识到阿版的缺陷，而且对试刊版评价过低，除去极少的几个例子外，没有很好地利用试刊版的考证成果，结果使他的版本出现了很多与手稿不相符的错误。特别是当梁版、阿版和试刊版的记述不一致时，广松版将变得无所适从，无法告诉读者哪一个是正确的，因为广松没有评判各版记述的客观标准，即手稿本身。正是因为如此，涩谷总结道：“广松版不是在独自调查的基础上，而是依据以往各种版本的信息编辑而成的。既然那些版本没有成功地将手稿完全复原，那么广松版也很难说‘是按照手稿复原了’”[[12]]。

　　对照了原始手稿的版本应该是1998年的涩谷正版。它继承了广松版的编辑方针，把对手稿的删除、修改等写作过程直接反映在文本中,同时它又吸收了新MEGA的考证成果，亲自在阿姆斯特丹对照过手稿的影印件，做过调查研究，应该说是最为可靠的版本。但非常遗憾的是，涩谷版没有附德文文本，只有日文译本，使用它不仅需要懂日文，引用时还需要对照新MEGA的试刊版和先行版。在这个意义上，它不如附有《德文文本》卷的广松版。可能也正是因为如此，小林昌人才断言：“河出版的原文文本篇，现在仍处于国际顶尖水平。即便将来预告的新MEGA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出版，它的地位也不会动摇。”[[13]]

　　以上，我们对比了广松版、新MEGA的先行版和涩谷版，那么对于我国从事研究的人来说，应该使用哪一个版本呢？我以为，应该以汉译广松版为基本文本，参照2004年的新MEGA的先行版，懂日语的还应该参照1998年出版的涩谷版，这是我们研究和引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基本原则。尽管这一原则对那些习惯于《全集》版的人来说可能比较苛刻，但在现阶段也只能如此，除非我国的研究者能拿出一个更好的版本来。

　　（二）写作分担问题

　　根据恩格斯本人的说法，唯物史观是由马克思创建的，而唯物史观又诞生于《德意志意识形态》，因此《德意志意识形态》应该是在马克思主导下完成的。这就是所谓的“马克思主导说”。既然这一说法来自恩格斯，很长时间以来也就没有人去怀疑这一说法的可靠性。但是，随着手稿的公开，人们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到当时两人写作的状况，看到两人分别所作的修改、增补、用词法，看到手稿的笔迹主要来自恩格斯这些事实，自然会产生手稿究竟是在谁的主导下完成的，或者两人在写作过程中思想是否一致之类的疑问，这一疑问，用日本流行的说法，即写作的“分担问题”。

　　最早谈到分担问题的是迈耶，他在1919年出版的《恩格斯传》中，考虑到了“究竟是以谁为主写的手稿”的问题。他的结论是，虽然手稿大多是恩格斯的笔迹，但那是因为恩格斯比马克思的字迹清楚，容易辨认，而手稿所体现的思想和理论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商量、讨论的结果，恩格斯只不过是把这些结果书写下来而已。这就是所谓的马克思主导下的“共同写作说”。后来的研究者们大都赞成这一说法，梁赞诺夫甚至提出了一个马克思口述恩格斯书写的“口述笔记说”，巴纳、巴加图利亚以及花崎皋平也都支持迈耶的看法。在广松以前，似乎没有人去认真考察恩格斯在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起的作用，去研究两人思想的异同，因为对他们来说这根本就不算是一个问题。

　　但是，到广松那里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他的文献学研究使分担问题成了一个无法回避的焦点。因为他不仅批判了上述几种说法，否定了“马克思主导说”和“共同写作说”，而且提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恩格斯主导说”，即《德意志意识形态》、特别是《费尔巴哈》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奠基之作是在恩格斯的主导下完成的。他说：“如果将恩格斯的文章与马克思的修改、增补的文章进行比较的话，能够发现两人的见解还存在相当的距离。实事求是地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克思明显落后于恩格斯，唯物史观主要是出自恩格斯的独创性见解，而马克思在向恩格斯学习。”[[14]]因此，“拉响第一小提琴的，限于合奏的初期而言，毋宁是恩格斯”[[15]]。这一结论是颠覆性的，对这样一种结论，恐怕很难有人不感兴趣。

　　恩格斯主导说一经提出就遭到了日本学者的广泛质疑和反对。这些质疑和反对主要是从两个角度进行的：一个是从文献学的角度，即通过对恩格斯和马克思笔迹文稿的比较，来批判恩格斯主导说。这里试举一例，广松在“早期恩格斯的思想形成”一文中，曾提出3个文献上的论据：第一，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立论相重合的文章虽然也出现在《费尔巴哈》章中，但这些内容无一例外的都是由马克思增补上去的；第二，对若干基本概念的用法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同，比如对“生产力”概念，马克思一贯使用Produktivkraft或其复数形式Produktivkräfte，而恩格斯在最旧层稿（大束手稿的第一部分）中习惯使用Produktionskraft或其复数形式Produktionskräfte。但在这一部分，从当时的德文文本来看，恩格斯曾有3处使用了马克思爱用的Produktiv-。广松从恩格斯主导说出发，推断说这3处一定是编者的判读错误，将来一定会被纠正为Produktion-。第三，如果去掉基本手稿中的修改部分，只看恩格斯笔迹的底稿，可以“感到文章是随思而动，一气呵成的”[[16]]，也就是说，《费尔巴哈》章是恩格斯按照自己的思路一个人完成的。

　　针对上述论据，涩谷正曾做过一个针锋相对的批判。根据涩谷的考证，广松的第一个论据是不成立的。跟广松的说法相反，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立论相重合的文章、词句很多是由恩格斯增补上去的，譬如“实际上，而且对实践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攻击（angreifen）和改变现存的事物”[[17]]这段著名的话是由恩格斯增补上去的，而这段话显然和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11条相重合；第二，广松对恩格斯在基本手稿的最旧层中没有使用Produktiv-的推断也是错误的。不仅1972年出版的新MEGA试刊版维持了原来的Produktiv-，而且根据涩谷到阿姆斯特丹考证的结果，这3处也是Produktiv-[[18]]。关于广松所提出的第三个论据，涩谷也举出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亲密合作、共同完成某一部分文稿的例子予以反驳，这里就不一一赘述。

　　另一个是从思想脉络的角度，即从两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前后所达到的理论水平和思想高度的差异来反驳恩格斯主导说。比如，冲浦和光就认为：“在唯物史观的形成过程中，在最为重要的基础工作即对从黑格尔到费尔巴哈的批判过程中，马克思的主导性明显得到贯彻”[[19]]。的确，在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前,马克思在对黑格尔哲学的唯物主义改造,以及在同黑格尔左派的论战中所表现出来的思想要比恩格斯深刻得多,而恩格斯则在对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以及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了解上领先于马克思。由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主要是对黑格尔左派的批判，在这个意义上，说恩格斯主导了马克思恐怕十分牵强。另外，《费尔巴哈》章的文风可能也更接近马克思的个性。恩格斯是一名社会活动家，注重实例，文字浅显易懂，是一名快枪手；与此相对，马克思则是科班出身，受过黑格尔哲学思辨性的熏陶，思想深沉、厚重，其写作风格晦涩、理论性极强。从文风上看，我觉得《费尔巴哈》章更像是马克思的作品。

　　广松的恩格斯主导说并没有得到大多数日本学者的认同，相反在某种意义上影响到了日本学者对广松的评价，也许可称为广松文献学研究的一个“遗憾”。但是，为什么广松这样一个文献学专家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呢？也许有人会认为这是因为广松的天真、轻率。但是，我以为，广松提出这一结论并非是因为天真、轻率，实际上可能是出于某种策略，是“故意”的。他是想通过这种极端的方式提醒人们注意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分担问题，特别是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及在整个唯物史观建立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事实也是如此，在广松提出恩格斯主导说以后，日本学界开始关注分担问题，分析、考证恩格斯在创立唯物史观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和恩格斯思想变化的轨迹，在客观上加深了人们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诞生了后面将要提到的望月清司的两种历史观等理论成果。总之，广松进行文献学研究并不是要去构建什么恩格斯主导说，同他的50多本著作相比，广松用于恩格斯主导说的笔墨并不多，实际上他真正花笔墨论证的是下面的“异化超越论”。

　　（三）异化超越论

　　异化超越论是广松解读《德意志意识形态》引出的最重大的结论。那么，什么是异化超越论呢？所谓异化超越论就是指成熟时期的马克思超越了早期的异化论。广松认为，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坚持的还是以“主体-客体”逻辑结构为前提的“自我异化论”，而到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经过对黑格尔左派以及“真正社会主义”的批判，马克思转向了物象化（Versachlichung）论。他说：“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自我异化的逻辑本身遭到了批判（自我批判），过去马克思曾在《手稿》中主张的命题被彻底抛弃，取代异化论而登场的是物象化论的逻辑。”[[20]]如果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为界把马克思分为两个时期的话，“我们可以用‘从异化论逻辑到物象化论逻辑’这一说法来概括‘早期马克思’到‘晚期马克思’在世界观上的飞跃。”[[21]]

　　从广松的论述来看，马克思对异化论的超越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完成的。广松对这一过程的论证有很多，这里我只介绍广松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找出的两个最主要的论据：一个是《费尔巴哈》章中的一段话（以下简称“哲学家们”）。“哲学家们在不再屈从于分工的个人身上看到了他们名之为‘人’（der Mensch）的那种理想，他们把我们所阐述的整个发展过程看作是‘人’的发展过程，从而把‘人’强加于迄今每一历史阶段中所存在的个人，并把他描述成历史的动力。这样，整个历史过程被看成是‘人’的自我异化过程（Selbstentfremdungsprozeß），实质上这是因为，他们总是把后来阶段的一般化的个人强加于先前阶段的个人并且以后来的意识强加于先前的个人。由于这种本末倒置的做法，即一开始就撇开现实条件，所以就可以把整个历史变成意识的发展过程了”[[22]]。广松认为，这段话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已经抛弃了以前的异化概念，并转而对异化概念进行了批判。

　　另一个论据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第4章中的一段话（简称“格律恩先生”），这也是手稿中唯一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前发表过的章节。“格律恩先生装备有对德国哲学如费尔巴哈所说的那些结果的坚定信念，即①深信‘人’、‘纯粹的、真正的人’似乎是世界历史的最终目的，②宗教是外化了（entäußerte）的人的本质，③人的本质是人的本质和万物的尺度；格律恩先生还装备有德国社会主义的其他真理(见上文)，如④货币、雇佣劳动等等是人的本质的外化（Entäußerung des menschlichen Wesens），……等等。格律恩先生既装备有这一切，于是就带着‘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自满情绪到布鲁塞尔和巴黎去了”[[23]]（此处的①、②、③、④序号为引用者所加）。

　　广松认为，这里的①、②、③、④命题都曾经是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发表在《德法年鉴》上那两篇论文中的思想，而现在却已经成了“嘲笑的对象”[[24]]。根据上述两个文本根据，广松得出了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抛弃了异化论的结论。广松的这两个证据受到了很多质疑，他的异化超越论也遭到了严厉的批判。这里仅介绍两例：岩渊庆一和望月清司的批判，因为这两例批判也是广松比较重视的。

　　（1）岩渊庆一的文本批判

　　1973年，日本的《现代的理论》杂志分4期连载了岩渊庆一的论文“马克思的异化论和马克思主义——对广松涉批判马克思异化论的批判”。在这一长篇论文中，岩渊提出广松的异化超越论是一个没有根据的假说，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不仅没有抛弃《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论，相反还发展了这一理论。此外，说马克思晚年用物象化论取代了异化论也是无稽之谈，因为异化论和物象化论也不是断裂的，物象化论是异化论的一个特殊形态，物象化只不过是异化的下属概念而已。

　　岩渊的批判集中在广松提出的第一个文献根据上。岩渊认为，在广松引用的“哲学家们”这段文字中，“哲学家们”指的是青年黑格尔派的鲍威尔、施蒂纳等人，并不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此外，马克思批判的也不是自己的异化概念，而是对异化的一种特殊理解，即“把整个历史变成意识的发展过程”的批判。因为，这种理解将理想的人的自我异化视为历史发展的原理，把整个历史过程看作是这种非现实的人的自我异化过程，这显然是历史唯心主义的。岩渊的结论是，“哲学家们”这段话并不能作为马克思进行自我批判的证据，广松对这段话的理解有误。

　　对同一段话，广松和岩渊的理解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大的差别呢？我认为是因为他们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及其核心概念异化的评价不同。在广松看来，“马克思至少到撰写《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为止，……还处于黑格尔左派的大框架内”[[25]]。因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及其以前的著作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作品，而是一个青年黑格尔派的作品，至于其中的异化概念，显然也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广松的这一判断还可能跟恩格斯以及欧洲学者的意见有关。恩格斯曾说马克思1845年春天所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按此说法，那以前的马克思的著作就不是马克思新世界观的文件，而是一个黑格尔左派，或者说“费尔巴哈主义者（Feuerbachianer）”的文件。前苏联的哲学史家奥伊泽尔曼也继承了这一观点，说《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概念与成熟时期的马克思的思想不相符，是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残渣。阿尔都塞也认为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期发生了“认识论的断裂”，甚至巴加图利亚在说明《费尔巴哈》章手稿的构造和内容时，也花了相当的篇幅来批判异化概念[[26]]。这些都可能是影响广松提出异化超越论的因素。

　　岩渊的看法与广松正好相反，他认为马克思在1843到1844年写作《德法年鉴》那两篇论文时，其思想已经超越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局限，不再是一个 “费尔巴哈主义者”了。作为一个事实，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确使用“类”和“人的本质”、“异化”等概念，但这早已不是费尔巴哈的概念，而是一个穿了旧外衣的新概念。这一点，可以通过马克思本人回顾他超越费尔巴哈的历程时讲的一段话中得到证明。“这一道路已在《德法年鉴》中，即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论犹太人问题’这两篇文章中指出了。但当时由于这一切还是用哲学词句（Phraseologie）来表达的，所以那里所见到的一些习惯用的哲学术语，如‘人的本质’、‘类’等等，给了德国理论家们以可乘之机去不正确地理解真实的思想过程并以为这里的一切都不过是他们穿旧了的理论外衣的翻新”[[27]]。这段话表明，马克思在提醒人们，尽管他已经创立了新的唯物主义，但德国的理论家们却根据他还沿用“人的本质”、“类”这类术语而误以为他仍然停留在旧的范式之内。由此出发，《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已经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作品，其中的异化概念也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概念[[28]]。

　　（2）望月清司的批判：

　　望月清司是日本著名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专家，他在广松《新编辑版〈德意志意识形态〉》正式出版以前就发表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分工理论”的论文，对广松的编辑方针以及异化超越论提出了批评。首先，针对广松引用的“哲学家们”的例子，望月指出：“马克思批判的是以下三点，即（1）从一切分工中解放出来的个人这一‘理想’本身、（2）只有这一理想的个人才是‘人’(费尔巴哈以及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们)的思想、以及（3）把整个历史看成是这一抽象的‘人’的发展和自我异化过程的历史像，而不是异化范畴本身。”[[29]]在这里，望月和岩渊的意见一致，即认为“哲学家们”的这段话不是马克思的自我批判，而是对鲍威尔、施蒂纳之流唯心史观的批判。另外，针对广松的“格律恩先生”的例子，望月指出引文中的（1）、（2）、（3）并不是马克思的命题，而是马克思曾经批判过的费尔巴哈的命题，马克思在此嘲笑的是格律恩还错误地把马克思批判过的东西当作宝贝。至于“（4）货币、雇佣劳动等等是人的本质的外化”这一命题，望月认为马克思的思想中根本就没有这种逻辑。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穆勒评注》中，虽然有货币是‘人的异化了的类本质’或者相互补充的异化态，但没有货币是‘人的本质的外化’之类的命题。总之，无论是“哲学家们”还是“格律恩先生”的例子，都不能构成马克思进行自我批判的证据。

　　如果说马克思没有放弃异化论，那又如何解释《费尔巴哈》几乎没有正面使用异化概念这一事实呢？对此，望月提出了一个非常著名的观点，即“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没有放弃异化论，而是把异化论具体化为分工理论”。望月对这一观点做过系统的论证，这里仅介绍一个他对《费尔巴哈》章马克思标注的第17、18、19三页手稿的著名分析。在第17页左栏的基本手稿中，恩格斯写道：“而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独占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解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而不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30]]。从这段话来看，恩格斯对共产主义的理解带有乌托邦色彩。在革命成功以后，人们不再为大工业和社会分工所累，而是从分工体系和大工业中解放出来，隐遁田园，过一种地域性的牧歌式的生活。个人不再“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那样基于严格分工体系下的人，而是“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的全面的人。

　　对这样一种共产主义理解，马克思表示了不满，或者说表示了不同意见。在这段文字的旁边，即手稿17页右栏下面、18页和19页的右栏[[31]]，马克思写了很长的一段话，这可能是《费尔巴哈》章中马克思增补的最长的一段话。其大意是，分工和生产力的普遍发展是革命必需的实践前提，因为只有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地域性的个人才能为世界历史性的个人所取代。共产主义不是逃避大工业、逃避世界市场，共产主义必须建立在大工业和社会分工充分发展的基础之上，是普遍交往的完成和自由个人的联合。从这段话来看，马克思肯定了以分工和交往为核心的市民社会对共产主义的积极意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共产主义的描述之所以不同，是因为他们对分工的历史作用的评价不同。恩格斯从“分工等于私有财产”的角度出发，把分工理解为支配人、和人相对抗的异己力量，把在私有制下的生产力看作是一种破坏力，人类社会一旦进入分工社会，就将无法逃脱特定的分工范围的限制，因此共产主义必须废除分工。马克思也承认恩格斯这一独具慧眼的表述，但是，他把分工看作是历史发展不可或缺的一个要素,强调没有分工就没有能够自由占有和驱使生产力的“全面的个人”，因此也就没有普遍交往的完成和自由个人的联合。因此，马克思更多的是肯定分工的作用[[32]]。在马克思看来，分工体系本身没问题，有问题的是分工的否定方面，即被异化了的分工，共产主义并不是要取消分工，而是通过扬弃继承资本主义分工的成果。这显然是与《手稿》中的异化论一脉相承的。因此，望月的结论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没有放弃异化论。

　　值得关注的是，望月在批判广松的异化超越论的同时，还提出一个关于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差异性的著名观点，即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史观是不同的，马克思所持的是“分工展开史论”，恩格斯所持的是“所有形态史论”。所谓恩格斯的“所有形态史论”，就是誊清稿｛3｝、｛4｝中反映出来的“分工和所有制形态相对应，分工的各种发展阶段就是所有制的不同形态”这样一种历史认识，即按照“性别分工→家庭内部自然发生的分工→家庭内的私人所有、家庭内潜在的奴隶制→家庭之间和社会的分工→阶级统治→共产主义革命→废除私有制和分工” [[33]]这样一种顺序来理解分工和历史。所谓马克思的“分工展开史论”指的是出现在第三部分（｛84｝～｛87｝a张手稿）开头那一与所有制发展形态不相对应的历史理解。“从这一观点出发，我们大致可以把《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关于分工和历史的理解概括如下：共同体中的个人→内部交往→共同体之间的交换→所有制形式→农业和工业的分工→大工业、市民社会的分工→以及普遍交往的完成、自由个人的联合（共产主义）”[[34]]。这两种历史观是不同的，“所有形态史论”强调的是分工和私有制的对应关系，是从私有制、剥削和阶级压迫的角度对分工的批判，而“分工展开史论”则不然，它从分工本身的逻辑出发，把分工看作是贯穿整个文明史的必然因素。正是出于这样的理由，望月认为广松用誊清稿｛3｝、｛4｝来填补第三部分开头缺失部分的做法是值得商榷的，｛3｝、｛4｝两张的“所有形态史论”与第三部分开头的“分工展开史论”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应该让誊清稿相对独立。

　　从以上可以看出，望月对《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分工问题的研究是深刻而又细致的，尽管望月没有从文献上拿出“分工展开史论”就是马克思的绝对证据，但他提出的两种历史观的差异问题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结语：

　　广松的文献学是日本《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的一座高峰。它不仅为学界提供了一个有别于MEGA的独特的《费尔巴哈》章的原始文本，具有史料价值，而且还开创了一条新的研究进路：从原始手稿出发解读《德意志意识形态》和考察历史唯物主义的成立过程。广松以后，日本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出现了以下几个趋势：

　　第一，对广松和巴加图利亚的文献学研究进行比较，在吸收两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综合。这一趋势的代表人物是细谷昂。细谷昂根据巴加图利亚考证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顺序，把《费尔巴哈》章的思想内容同后面的第二章和第三章联系起来考察，从马克思对鲍威尔和施蒂纳的批判中反过来解读《费尔巴哈》章[[35]]。迄今为止，我国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深受巴加图利亚、陶贝特等人的影响，习惯于从手稿的写作背景，即马克思与青年黑格尔派论战的角度来解读《费尔巴哈》章，而广松的文献学研究显然更注重从正面去说明历史唯物主义的诞生过程和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本身的问题，这两种解读的角度和侧重点是不同的，我们今天研究《德意志意识形态》更需要把二者结合起来。在这个意义上，细谷的研究思路对于我们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第二，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各自的思想和作用，公正地评价恩格斯。广松的“恩格斯主导说”迫使日本学界不得不认真地对待恩格斯。在这一潮流下，日本出现了以研究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创立过程中的作用的“恩格斯学”（Engelsology），并产生了许多优秀成果，譬如，杉原四郎的《马克思恩格斯文献摘抄》（未来社，1972年）、广松涉的《恩格斯论——其思想的形成过程》（情况出版，1994年）、中村静治《恩格斯赞歌——逝世一百年纪念》（信山社，1995年）以及杉原四郎、降旗节雄、大串龙介等集体编著的《恩格斯和现代》（茶水书房，1995年），等等。今年是恩格斯逝世后110周年，世界各地都在纪念恩格斯，再加上新MEGA第2部门“《资本论》及其手稿”的全面出版，恩格斯问题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一大热点。由于日本对恩格斯的研究是建立在文献考证的基础上的，对我国学界而言，借鉴日本“恩格斯论”的成果可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第三，在文献学基础上对文本进行深入解读、研究。本文只是简单地介绍了岩渊的异化超越论批判以及望月的两种历史观理论，其实日本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所取得的成果远远不止这些。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不仅在马克思新历史观的本质、马克思思想的断代史以及“中期马克思” 概念等研究领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而且，正像我国学者张一兵在《回到马克思》中所作的那样，从经济学角度探索唯物史观的成立过程，分析《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和《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之间的关联也成为日本马克思主义学界的一股潮流。在对整个马克思手稿的研究上，日本开始超越西方马克思主义，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形成了一个注重文献研究和文本解读的新的流派，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日本马克思学”或者“日本马克思主义”。这一流派的成果对于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于它的翻译和介绍，只有以待他日。

　　【注释】

　　[[1]]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历史考证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14页。

　　[[2]]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历史考证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14页。

　　[[3]] 参见小林一穗“第一卷第一篇《费尔巴哈》的文献问题”，韩立新译，《南京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

　　[[4]] 巴加图利亚：“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原稿的构造和内容”，巴加图利亚编译《新版德意志意识形态》，花崎皋平译，合同出版，1966年，第196页。

　　[[5]] 广松涉：“《德意志意识形态》编辑上的问题”，《广松涉全集》第8卷，岩波书店，1997年，第426页。

　　[[6]] 服部文男监译：《新译〈德意志意识形态〉》，新日本出版社，1996年，第125页。

　　[[7]] 涩谷正编译：《草稿完全复原版〈德意志意识形态〉》（别卷·注释题解篇），新日本出版社，1998年，第185页。

　　[[8]] 广松涉编译：《新编辑版〈德意志意识形态〉》（文本卷），河出新房新社，1974年，《编者序言》，xvi。

　　[[9]] 广松涉：“《德意志意识形态》编辑上的问题”，《广松涉全集》第8卷，岩波书店，1997年，第463～465页。

　　[[10]] 广松涉：“《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的现阶段——编辑手稿复原（河出书房）版”，《广松涉全集》第8卷，岩波书店，1997年，第534页。

　　[[11]] 参照涩谷正“应该如何编辑《德意志意识形态》（下）”，《经济》，2004年4月号。

　　[[12]] 涩谷正编译：《草稿完全复原版〈德意志意识形态〉》（别卷·注释题解篇），1998年，第185页。

　　[[13]] 小林昌人补译：《新编辑版〈德意志意识形态〉》（解说），岩波文库，2003年，第314页。

　　[[14]] 广松涉：“早期恩格斯的思想形成”，《广松涉全集》第8卷，岩波书店，1997年，第382页。

　　[[15]] 汉译广松版，附录二，第358页。

　　[[16]] 广松涉：“早期恩格斯的思想形成”，《广松涉全集》第8卷，岩波书店，1997年，第397页。

　　[[17]] 汉译广松版，第16页；Vorabpublikation, Bd. I/5 der MEGA②, S.7.

　　[[18]] 涩谷正：“《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编辑问题和‘费尔巴哈’章的成立”，涩谷正编译《草稿完全复原版〈德意志意识形态〉》（别卷·注释题解篇），1998年，第193页。

　　[[19]] 冲浦和光：“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形成”，长洲一二编《讲座 马克思主义》（1），日本评论社，1969年，第77页。

　　[[20]] 广松涉：《马克思主义的地平》，劲草书房，1969年，第245页。

　　[[21]] 广松涉：《唯物史观的原像》，三一书房，1971年，第66页。

　　[[22]] 汉译广松版，第146页；Vorabpublikation, Bd. I/5 der MEGA②,S.92.

　　[[2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576页。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Die Deutsche Ideologie, Marx Engels Werke, Bd.3, Dietz Verlag Berlin, 1959, S.475. 值得注意的是，中文版把Entäußerung（外化）翻译成了“异化”，这显然是错误的，本人在引用时已经对中文版作了修改。

　　[[24]] 广松涉：“青年恩格斯的思想形成”，汉译广松版，第370页。

　　[[25]] 广松涉：《物象化论的构图》，彭曦、庄倩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7页。

　　[[26]] 巴加图利亚：“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原稿的构造和内容”，巴加图利亚编译《新版德意志意识形态》，花崎皋平译。

　　[[2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261、262页。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Die Deutsche Ideologie, in: Marx Engels Werke, Bd.3, Dietz Verlag Berlin, 1959, S. 218.

　　[[28]] 参见岩渊庆一“日本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研究”，万俊人主编《清华哲学年鉴（2004年）》，预计2006年出版。

　　[[29]] 望月清司：《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岩波书店，1973年，第206页。

　　[[30]] 汉译广松版，第34页；Vorabpublikation, Bd. I/5 der MEGA②, S.20f.

　　[[31]] 汉译广松版，第35、37、39页；Vorabpublikation, Bd. I/5 der MEGA②, S.19-23.

　　[[32]] 望月清司、内田弘、山田锐夫、森田桐郎、花崎皋平：《马克思 著作和思想》，有斐阁新书，1990年，第70～74页。

　　[[33]] 望月清司：《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岩波书店，1973年，第234页。

　　[[34]] 望月清司：《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岩波书店，1973年，第249页。

　　[[35]] 细谷昂：《马克思社会理论的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87年，157～2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