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工人》是一本由(韩)具海根著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6.0，页数：32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韩国工人》精选点评：

　　●非常好

　　●标记下

　　●“不同的工人有不同的政治”；“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对比之下，台湾的天主教系统确实不知道在干什么...

　　●凭心而论 比起老师推荐的其它专业书 这本真的不算太枯燥 逻辑清晰 没有太多艰深的专业理论知识 可以当作读历史故事一样一路理清韩国劳工政治的发展历程 可就这样还是花了快一个月的时间才看完 读书报告更是写得我痛哭流涕 总之 用一个学期证明劳工政治也不是一个适合我的研究方向 明天又开始选新课程吧

　　●很好。只是觉得分析得还不够透彻。

　　●一开始看的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电子版，各种不一样，于是从图书馆借的纸质本，看的顺服多啦。这本研究与《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很好的对照，也是对目前国内工人现状的很好对比。两者都要“”努力“啊，差距很大。

　　●讲韩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很清晰。掩卷戚戚然，当今中国，硕大的世界工厂，只见工人，不见工人阶级。

　　●韩国工人经历的是亚洲战后转型的一个缩影，我们也在经历类似的过程，只是更快

　　●最近实在是对韩国太感兴趣了，所以劳工课选了这本书，还是有点失望，感觉自己要变脑残迷妹了TAT

　　●这本书对于理解当下中国的劳资关系以及学生介入到工人运动之中的趋势真的非常有借鉴意义（深圳事件和富士康等等）而且80年代的韩国和当下的中国在政治和社会上实在有太多的相似性，看的时候经常有些恍惚。在中国，从马克思主义出发对于工人运动的研究好像还不是很不多，感觉以此为研究对象应该很不错了。

　　《韩国工人》读后感(一)：生成工人-战争机器

　　补一下书评。也看了好几十本书了，可以做一些初步的评论了。这本书我很久之前就感兴趣，不过前一段时间内都在补哲学类的书，社会运动史方面几乎没有涉及，最近想看这方面的了。

　　按我的理解，这本书是对之前韩国工人运动史研究的某种倾向的反驳，即对女工在工人运动中作用和积极性的贬低。作者通过对1987年之前韩国工人运动的追溯，填补了一些研究空白。在那之前，正是女性工人先行开始了反抗行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们遭受的压迫最深，虽然她们的行动并不像后来重工业男性工人的行动那样有力而令人印象深刻。

　　书中最令我兴奋的正是现代重工的工人们的力量——由重型卡车、工程车辆、摩托车和其他车辆形成的浩浩荡荡的数万人的工人车队，令警察胆寒，还有之后工人自制的土炮等武器。这正是工人的生产-战士，一部对抗国家的战争机器。诚然，现代的国家机器力量过于强大，仅凭工人运动很难战胜，但这不能掩盖韩国工人的战斗性和强大，也难怪在那之后韩国工人逐渐有了自尊，对“工人”这个称呼的尊严。虽然止于这一步是不够的。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韩国工人的很多反抗最初不是对于工资、经济方面的要求，而是针对管理方对工人非人的对待——除了严格的规训、控制，还有辱骂等对人格尊严的破坏，当然这也是一个挺普遍的现象。

　　在韩国工人运动史上，基督教会、学生和其他社会民主运动与工人运动的相互影响也是十分重要的，特别是对于女工来说，在运动一开始奉行解放神学的左翼教会对女工的阶级意识的觉醒、工会运动经验的传授方面都有很大影响。不过，在韩国工人运动日趋激进之后，较为人道主义的教会与之的联系减少了。

　　如何生成工人-战争机器？

　　《韩国工人》读后感(二)：韩国工人 上海罢工读书札记

　　两者都对于工人所处的外部政治、文化、经济环境做出了考察，以及对于工人自身主体性和身份认同给予了恰当的关注。

　　相比裴宜理的上海罢工，个人感觉两者的论述思路其实是很接近的，都是由两条基本线索串联起来的。其一是将工人运动放入宏观的社会结构中去考察，根据不同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来说明这些要素对于工人运动的影响，并且都强调了政治与劳工运动是不可分割的。其二是充分认识到了工人本身的主体性。具用了一个章节专门讨论工人认同和意识，而裴也强调她书写的重点是工人并非铁板一块，任人形塑，而是有充分能动性的主体。

　　裴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将其论述分为地缘政治，政党政治以及产业政治三个部分。相比具，裴对于工人内部的分化及其结构做了更加详尽的论述。两者大致都是以时间为线索，串联起工人运动（裴的著作中表现在其对于政党政治的论述），并将各种影响因素交织在文中。但具是根据韩国工人运动的不同阶段，在每一阶段都将工人视为一个整体；而裴在一开始就考察了上海工人内部的不同帮派及其分化，以及随不同帮派而产生的不同政治倾向，针对理解上海的工人及其罢工活动大有裨益。与此同时，也充分说明了中国社会的文化形态对于工人运动的影响，即在中国这种重视人情、关系的社会中以地缘、业缘为基础的团体的重要性。

　　两者都考察了政治的影响，基本思路都是以政治环境、政权更迭为线索的，而由于两国政治轨迹不同，因此侧重各有不一。裴主要集中在国共两党的关系变更对于工人运动产生的影响（政党政治），总的来说，裴的论述维度更多、更广也更细致。相比之下，具的论述较为宏观，但这种差别与他们选取的分析单位不无相关。具所论述的是作为一个国家整体的韩国工人，而裴仅是选取上海的工人为切入口，也难怪裴的论述可以更加细致，因为若要以国家的工人作为单位，这样细致的内部区分便不具备可行性，同时也没有太多的现实意义。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裴虽然选取了上海工人，但其著作的副标题是中国工人政治研究，故可以窥得其欲以上海工人为例，来探求特定历史时期中国工人整体状态的尝试。裴的论述的贡献在于突破了旧有的将中国工人问题限制在“中国党史”“阶级地位”的框架中，而更关注存在于工人之间的世俗关系（地缘政治）以及行业分工（产业正式）。

　　但可能是由于裴选取的论述单位太小，可发挥之处略多，维度也很多，使得裴的著作读起来有杂乱之感，反而不如具的清晰明了。但也正因为如此，具的文字读起来没有裴那么有趣。

　　《韩国工人》读后感(三)：韩国市民社会与工人阶级的形成与瓦解

　　尼采认为，真正的自由精神只存在于对自由的争取的战斗之中。尼采的这样一个想法也切入了韩国人对自由的感受和理解之中。韩国人的自由也是基于这样的寓言而展开的。

　　既然本书的重点是韩国工人史，那么我们就要先从韩国工人开始，韩国工人具有东亚大部分后进工业化国家的共同特征——来自于非工业产业，组织度低，半熟练度，受教育程度低，工作权利和保障不完整，社会地位低下等等这样的问题。这样的阶级的形成则源自于朴正熙推行的出口型经济战略，而这样的战略则又分两步走。在维新体制之前，韩国推行的是以轻工业出口为导向的产业战略，而第四共和国开始后发动的工业化战略则是以重工业为重点发展的战略对象。

　　这一产业战略发展目标也为工人阶级的发展提供了条件——集中在特定区域的工人群体，给予了原有的劳工布局以重大的改变。但是这一改变也同样造成了女工的边缘化。

　　这样的产业布局为韩国工人阶级队伍形成一股政治力量提供了基础，为火药桶添加了火药，那么由谁为火药提供氧化剂和导火索呢？答案就要从学生这里寻找了。

　　军政府时期的韩国大学体制与西方国家类似，而李承晚政府以来对教育产业的大量投资等诸多要素，为韩国的存在独立意识的受教育阶层的扩大提供了条件。受教育阶层，以及韩国的教会在韩国工人阶级意识形成的过程中起到了不可避免的作用。最重要的教会则是无法从韩国军政府惯用的意识形态立场上攻击的，而其国际性也为之提供了合法性。不过其实际的形成当然这也要归咎于工人们本身的恶劣处境，这样的处境迫使他们寻求改变，而受教育阶层只不过是使得这种改变的行动更具规模性，目的性和意识性。通过全泰壹等工人的英雄举措。韩国工人的共同的战斗文化意识在这样的生存氛围中与受教育阶层之间逐渐产生了酝酿。

　　这些人面对的是把握绝对权威的青瓦台。是朴正熙及全斗焕所领导的军政府。军政府的权威主义的行为显得具有强烈的压迫性。但是正是这样的压迫性促使韩国的市民阶层与工人阶层之间存在着相当的团结性。在这样的政治斗争的环境中，青瓦台和打工仔，眼睛男们之间似乎形成了一种明确的敌我关系，形成了鲜明的二元对立。在这样一个敌友分明的状态下，每一个群体都被同质化了。同质化的群体内部又在这样的权威主义体制下形成了具有高度政治意识和战斗觉悟的政治力量。

　　这样明显的敌友关系在韩国民主化的前夕——全斗焕试图夺权的过程中伴随着权威主义的压抑厚积薄发出来。针对全斗焕的政治抗议仅仅是抗议活动的开始，紧接着的是工人阶级对自身权利的不断要求。卢泰愚主政的前半段时间内，韩国迎来了劳工斗争活动的最高潮，不仅数量众多，而且还以规模庞大为重要标志。

　　可是分裂也从此开始。

　　从群众的内部观察，施密特所定义的那种明显的敌我关系在90年代后期变得逐渐模糊。中产阶级自身对政治权利的诉求的强调使得中产阶级逐渐脱离了劳工斗争的战线。而劳工斗争的内部也出现了许多的问题。劳工自身的结构性的分层——使得原来那种全体非熟练工人的边缘化的半福特主义的社会性质逐渐消失了。劳工阶级，或者是劳工工会内部也形成了明显的冲突与矛盾。

　　外部的角度也可以佐证这一点。这与福柯在《安全，领土与人口》中所提可能具有一定的关联——雇主通过大幅度的对工人的尊重行为，以及雇主对工资的大幅度的提升与增加，新型管理体制的形成，以及全球化，金大中新型社会weiwen体制形成对原有的劳工力量的打击，都是不可估量的。劳工斗争在军政府的权威主义面前没有低下头，却在金大中的博爱和金泳三的文治面前低下了那坚韧的头颅。

　　文末提及了韩国的白领工人在基本诉求方面正在扩大，让我们来拭目以待，在工人阶级与市民社会联合击溃军政府以后，它自己还能为自己做出什么。

　　《韩国工人》读后感(四)：集体行动的文化资源

　　具海根的《韩国工人》一书实在属于偶然所得。是在看一篇关于社会建设的论文的时候无意发现有这本书，因为我当时一直关注农民工这个群体，我最近在自己的一篇论文中也是将这一群体称作“移民”，一是为了减少歧视性，二是中国的这一群体非常符合国际上的移民概念。那就是“人口迁移，其活动范围涉及广泛，如殖民美洲、移民欧美等地。移民为那些有一个国家或区域，移动到并长期居留与另外一个国家或区域，在移民地从事生计性的经济活动，并被课以当地社会义务的个人或人群。”实际上农民工这一称谓本身带来的是两种不同的角色，这种角色在纵向的社会结构中看去，也就是身份和等级了。现在想一想，这一群体对于这个称呼的认可，实际上已经某种程度上认同了现有的一种制度安排。至少这种称呼使得这一群体时刻保持着这种认识：身份上是农民，同时还在充当着城市的产业工人。在这里根本看不到一丁点的建筑在公民权利基础上的抗争意识。我也一直在困惑，为什么这部分群体不能够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然后进行某种程度上的抗争，无论这种抗争单单是为了某种经济利益，比如说增加报酬，改善工作条件。还是说旨在一种公民运动。这种公民运动是指以争取公民权利为基础，这种抗争更多的是社会性的而不单单是经济性的。所以带着这样的困惑，我选择了这本书的阅读。这本书延续了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的写法，走出结构主义，采用了建构主义和历史体验的写法。从这本书的写作来看，韩国工人进行抗争一方面是具有经济方面的刺激，也就是物质方面的追求。而且很多运动确实是直接源于工人的非常低的物质待遇。但同时我们看到，有些运动确实基于追求一种做人的尊严，也就是某种类似于公民权的东西。韩国的农民工可以忍受各种低待遇，但是他要追求一种做人的权力和尊严。从这里看，运动的实践远远比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要深刻许多。阶级在其自身未必就能自动导致阶级为其自身的运动。当然马克思讲到的利益刺激能够给我们提供一种分析问题的视角，但是我觉得这种视角很多时候不仅仅是像大多数人说的那样不全面（这部分人多拿韦伯的三位一体分层理论说事），而且我觉得深刻性也是值得怀疑的，因为我们发现很多运动的激发未必就是经济刺激。就像波兰尼在大转型中说的那样“实际上，阶级利益对社会中的长期运动所能提供的解释是非常有限的，阶级的命运更多的是被社会的需要决定的，而不是反过来，社会的命运被阶级的需要所决定。”这里韩国工人的运动现实给这一反思提供了很好的注释。这里实际上作者所要表明的就是，社会结构中的位置未必会导致这一群体的社会运动的发生，同时物质利益并不是刺激社会运动的唯一因素，甚至也谈不上是什么最深刻的因素，而是工人参加运动所带来的深刻的体验造成了“我们是工人，我们是被压迫者”，也就是阶级意识和认同的形成。韩国历史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大大小小的工人为主体的社会运动，这种社会运动不管最后打没达到既定的目标，或者说最后归于失败，它们总是有价值的，因为它提供了一个场所，或者说是一个空间场域，在这个场域中，当然会形成一种规范，当然会形成一种涂尔干所说的社会力量。那么这种深刻的体验就带来了不单单是信息的共享之类的技术层面上的经验，而且真正的会形成一种群体认同和意识。文中，作者还提到了韩国传统中的“恨”，所谓“恨”，是指一个人因长期积累的悲愤和遗憾，或者一个人经历的社会不公而在内心形成的愤怒。这种恨会通过这种运动恰当的发挥出来。当各种各样的社会运动碰触到了这种“恨”的时候，这种“恨”就会激烈的爆发出来，形成某种行动的动力。这种“恨”，我个人认为实际上是百姓手头知识中的一种“社会公正观”。而且这是一种底线的公正观。当然我们也可以质疑这种公正观真的是那么正和一致的么，实际上，在这里这种问题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恨”所彰显的底层大众的“社会公正观”已经在运动中起到了非常好的团结和动员作用。这使人想起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过程中的“诉苦”运动来调动一种所谓的“阶级意识”。在这样一种仪式下，阶级意识被建构出来了。作者同时看到了在工人社会运动中宗教组织和学生以及党派的作用。因为之前看过赵鼎新的《社会运动讲义》，所以我觉得这里作者的分析思路是明显的受到了美国近些年社会运动研究中的资源动员过程理论的影响。我觉得在中国，宗教组织和党派的在即将在未来有可能爆发的社会运动中不会有特别明显的作用。因为宗教组织和党派都是要么被压制要么吸纳进体制内，而且明显不是国外的那种轮流执政，并且势力都是非常小的。我倒觉得学生在这样运动中可能会发挥一定作用，因为中国的学生正在成为未来的产业大军，这部分人里面无论是新生代农民工，还是因为工作机会的有限而被挤压到传统制造业服务业中的当代大学生的权利诉求意识都是很强烈的，加之现在扁平化的信息共享解构，所以我们有理由期待这部分群体会在将来的社会运动中充当大任。当然这种运动未必是那么激烈的，或许会以一种温和的形势发生。

　　《韩国工人》读后感(五)：工人運動的厚重

　　韓農走了，無論如何總得找點東西承托（當然我不會冒進地充與他們很friend）。藥石亂投找有關韓國的資料，找到一本基大應該細心研讀過《韓國工人——階級形成的文化與政治》。作者具海根找來了很多六十年代至今的韓國工廠工人寫的短文章，安插在很正宗的社會學分析框架內，儘管人名工會名企業名都難記得很，可讀性還是一流。

　　望文生義，書是希望解釋韓國為甚麼能在由六十年代開始的二、三十年內，發展出大大規模大組織並且進攻性特別強的工人力量，宏觀來說政治條件是甚麼、企業操守又是怎樣；微觀來說，工廠內的工作環境如何，捱世界的工人有甚麼感覺，串連的過程等，作者耐性地慢慢交代。作者的推論是否完足和具說服力，當然可以大辯特辯，特別是以社會條件作論據這種進路，解釋工人階級的形成，是否（還）有效。唯有些趣味非凡的地方，這裡略略談談。

　　「恨」和距離

　　具海根提及在韓國的鬥爭中經常使用的一個字，「恨」。按具的說法，「恨」並沒有任何一個意思完全對應的英語詞彙。它的意思可以是矛盾的，如若同時對自己的處境感到很沮喪很無力，而同時又很激憤有很暴烈的衝破這種處境的慾望，這就是「恨」。雖然在很多鬥爭，甚至是工人發表的聲明、立場書出場無數，「恨」也不是一個階級術語，換言之，它並不特別指工人階級對資本家和自身的處境的專用字眼上。相反，「恨」能容納的不同情境之廣泛，直能令各有前因的人，說出相同的「恨」字，感覺團結的味道。

　　或者正因「恨」字涵蘊著創傷性的平衡，平衡倒向任何一方都意味「恨」的瓦解。比如說，如果你是如假包換的順民，逆境自強二話不說，你不可能有「恨」；相反，如果情況已變得令人怒髮衝冠啤啤聲，再忍下去也是走投無路，反抗則可以理解成消解「恨」的一種手段或媒界 ——「恨」的釋放韓語叫「罕布里」。而除了實質的肢體抗爭，音樂跳舞唱歌等，都是「罕布里」的手段。具沒有說得很白，但如果「恨」傾向是一種感受或情緒，唱歌跳舞講手等，哪怕效果上有千萬不同，相通的就是都屬把「恨」意釋放出來的方式。

　　近來有好多幾篇文章，都分別談到我們自以為與韓農經已很近的人，與韓農之間的巨大距離，阿藹寫原來韓農搶手背手後面的，是李京海最後的吶喊，心戈說用鎖鍊嘗試拉倒水馬盾牌鐵欄等，向幾年前李京海的行動致敬。我們之間都很友善，可以一起喝酒聊天，但有種距離叫歷史，它不僅能叫香港的防暴束手無策，連支持者都只能事後才如夢初醒。這裡並沒有暗暗假設了有距離便等同你班香港人冇料到，仲以為自己經已撐到衡。韓人必需要公開的、以不同形式將「恨」意端出來光天化日之下，才能將之釋放。我願意承認我們不一定帶著「恨」這種情緒，才到上街去，更不是因為希望把「恨」意釋放，才熱烈地參與到衝突裡去。我願意理解他們必需如此，正如我願意接受我們之間有必然的距離，說不定這是一段需要保護的距離。

　　開個玩笑

　　《韓國工人》另一很有趣的觀察，是有關教育的。工人在韓國社會中裡地位低劣，人數極多卻得不到其他人專重，在一種強烈而具戰鬥性的工人階級意識萌芽前，連自己都看不起自己。書裡提過，年輕的工廠女工為避免被認出是工人，走到街上到街上會拿著一本散文或雜誌——這樣看來比較像OL或學生。極端的例子是到街上電話亭打電話都要先換衣服。

　　而教育在這種情況便是一個雙重的玩笑。一悲一喜，有宿命有錯摸的雙重玩笑。根據作者的觀點，韓國是一個藍白頂有極大區分的地方，無論一個工人在工廠工作了多少年，立了多少汗馬功勞，對著新紥的大學生，還是要恭恭敬敬。加上教會和工會都在工廠密集的地區搞夜校，大型的工廠甚至會在工廠內有夜校。上夜校便成了不少人的社會流動希望。然而，真的能夠靠讀書出頭的人，機會說不定與現在的香港不相伯仲。或者說，唔使諗。這對工人來說難道不是宿命。

　　事實卻又不一定是宿命。事實上，六十年代許多在工廠搞夜校的教會，都屬「進步」的教會，他們在校不僅會上課教工人增值，還會組成許多小組，分享工作經驗，一起參與文娛活動，培養工人的階級的意識和團結。事實上，第二層玩笑，便是不少原來希望透過上夜校接受教育的工人，上完夜校後生活的確與以前翻天覆地的差異，只是當中的路徑，不是一夜之間飛上枝頭，而竟是穿越幻覺，敢承認自己工人階級的身份，不少更勇於擔起工人領袖或組織者的角色。當然，成為組織者或積極參與的工人，在當時的意和經歷，遠非我們現今像讀武俠小說般看英雄過五關斬六將般爽朗和快感。我一邊讀一邊為她他們拍掌叫好，雖然我難以切實的與她們同步感覺。無論如何，上夜校成了工運分子的經歷，由我歡呼或許顯得口花花和廉價，但也容我粗糙想不出細緻的反應。

　　書其實未讀完，看過而希望寫下的也遠遠不止上面談及的。這陣子大家都在回顧前瞻，安徒更譯介了一篇非常可讀也是當頭棒喝的文章，是當年99年西雅圖大規模示威的組織者之一的文章，提出了許多即使今天還未能夠超越的問題（最簡單的穿鑿附會，為甚麼剛剛的世貿行動都是韓國和東南亞的示烕者居多？歐美的激進分子無政府主義者都往哪裡去了？）。作為一份有血有肉的回顧鋼領，看來實在適合不過。宣言在會期中已發表了，最無謂但足以作邀功的文件我們備有了，人抓了也放剩三位三月再審，聲援的工作也算可以暫且小息過過農歷新年了；學阿藹話齋一些刺痛其實沒有麼，不拉闊比較深入分析更待麼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