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是一本由[英] 安东尼·吉登斯著作，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5.00元，页数：36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精选点评：

　　●马克思的论述说实话很碎片，而涂尔干对社会主义以及韦伯对资本主义现象解释与历史成因还是比较系统的。

　　●介绍社会学三大始祖——马克思、涂尔干和马克斯·韦伯思想的导论性著作，基本上理顺这三位大师级学者的思想脉络和主要观点，对于三人思想之间的顺承与互动关系也梳理得比较清楚。很适合作为社会学的入门读物。整体感觉，对韦伯和韦伯的思想解读比较到位，但对于马克思的理解相对欠缺，有机械化解读的嫌疑。

　　●清晰易读，能帮助理解三大家的思想～

　　●很多地方没看明白，但看懂的地方都心有戚戚焉

　　●马克思部分问题很大，第一，阶级支配理论如何应用于工人最后还是没说，第二资本主义发展史中的平均利润比较清晰，但贫困化部分几个比率的说明不对，用后马克思的事实支持马克思，作者的卫护可谓不遗余力 涂尔干先吐槽两点，第一社会分工论似乎读值不高，第二马克思的分工说的早且少却似乎更贴合实际

　　●然而我至今还没读原典。。。

　　●看大师对先哲们的评价，大师的偏见，大师的独特，大师的任性包容。（马克思未读）

　　●16年7月1-3日，韦伯部分

　　●脉络和主线的贯穿很清晰，Giddens为现代性的再建构真是不遗余力啊

　　● 优秀的思想家有两个特征：一是体系内部自相矛盾，二是体系外部遭到不同派别以至相反派别的攻击。

　　《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读后感(一)：社会学入门吐槽

　　马克思部分问题很大，第一，阶级支配理论如何应用于工人最后还是没说，第二资本主义发展史中的平均利润比较清晰，但贫困化部分几个比率的说明不对，用后马克思的事实支持马克思，作者的卫护可谓不遗余力 涂尔干先吐槽两点，第一社会分工论似乎读值不高，第二马克思的分工说的早且少却似乎更贴合经济实际，以下待补

　　《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读后感(二)：列格子~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三者思想比较

　　CM 意思是 Capitalism and Modern Social Theory

　　大部分内容在书中最后一快都有展现，但列格子会更清楚一些。

　　在分析的过程中，我非常怀疑吉登斯对三位创始人的思想进行了一定的扭曲（严肃脸），但我目前还没有充足证据来证明这一点。

　　其实从吉登斯的分类上也可以看出这对他提出“结构-能动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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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读后感(三)：《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对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著作的分析》 吉登斯

　　《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对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著作的分析》 吉登斯

　　吉登斯的现代化理论和第三条道路在学术界（甚至是政治界）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于这么一位和沃勒斯坦、哈贝马斯、布尔迪厄齐名的大师级别的人物，要想了解他的思想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吉登斯的思想，尤其是他的现代化理论具有明显的思想继承性，也就是继承成了传统（古典）现代化性理论，其中马克思、涂尔干、韦伯对其思想的影响最为深远。吉登斯最初（未成熟）的现代化理论思想就是在对古典社会学三大家理论的梳理和分析中产生的。《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对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著作的分析》就是这么一本书，吉登斯是站在巨人（前人）的肩膀上的。

　　吉登斯的现代性理论，对古典现代性理论呈现出明显的继承关系。在继承的基础上，吉登斯加以融合和创新，提出了他关于现代性理论范式的四个维度。正如郭忠华在译者序里面所总结的一样，“资本主义、工业主义、监控和军事力量构成了吉登斯现代性理论范式的四个维度。在他看来，这些维度之间还彼此关联、相互促进。资本主义的竞争为工业主义的兴起和发展注入了动力，而工业主义反过来又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持，两者的联合形成“工业资本主义”。同时，对于工业化生产、军事力量和民族国家而言，监控的作用也是根本的，这些组织的运转丝毫不能脱离监控的实施。另外，工业主义与军事力量也互相融合，形成当代社会的“军事工业主义”。它不仅急剧改变了军事力量的性质，使之进入核武器时代，而且还改变了现代战争的性质，使之成为“工业化的战争”。因此，在吉登斯的现代性理论框架中，资本主义、工业主义、监控和军事暴力等四个维度与工业资本主义、军事工业化等现象结合在一起，共同组成一幅缤纷的现代性图景。”显然，吉登斯继承了古典现代性理论的三大范畴，它们分别是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涂尔干的“工业主义”和韦伯的“理性化”。“军事力量”则是吉登斯关于现代性维度（理论）的一个重要创新点。吉登斯注意到了军事力量在形塑现代社会各个方面（尤其是政治）所产生的重要影响，“战争催生了现代民族国家、国家主权、国际关系等政治现象”（p10）。 因而，他不得不将“军事力量”作为现代性的维度之一。当然，作为“巨人”的古典三大思想家之所以没能意识到这一点或者说忽略了这一点，与他们当时所处的时代背景有着极大的关系，因为那时“现代性还处于上升和扩展的阶段，现代性的问题也还刚刚显露”（p11）。 相对于古典社会学理论三大家，你可以说吉登斯沾了“时代”的光，但相比于我们这些人，我们沾再多的光也提不出这些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理论。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之路，从康德（二元论）和费希特到黑格尔（“唯心主义”“历史视角”）、圣西门，再到费尔巴哈（“唯物主义”）。马克思并非是某一个思想家坚定的拥护者，而是对每一个思想家的观念都有所吸收，有所抛弃，并最终形成自己的观点。比如，通过对黑格尔以及费尔巴哈思想的批判与扬弃，马克思提出了著名的“历史唯物主义”概念。而对于“生产关系与阶级结构”，马克思是这么认为的，他认为生产活动是社会的根本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p46）生产活动会形成相应的生产体系，“每一套生产体系都存在着一套特定的社会生产关系，它是生产过程中存在于个体之间的一种关系。”（p46）在进行生产活动的过程中，必然伴随着社会交换，并由此产生社会分工。“在生产关系出现不同的社会分工的情况下，阶级也就将会出现，这一现象使剩余产品的累积成为可能，并为少数人的集团所霸占，这些少数人的集团与大部分生产者之间从而形成一种剥削关系。”（p48）马克思认为“阶级是一种由个体之间关系所构成的群体，这种关系指的是生产方式中个体对于私有财产的所有权关系”。（p48）因而，也就形成了资产阶级（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划分。资产阶级通过“剩余价值”（通过剩余产品产生）对无产阶级（以工人阶级为代表）进行压榨和剥削，因而二者之间是对立的。除了“剩余价值理论”之外，吉登斯还就马克思思想所涉及到的 “资本主义生产的经济‘矛盾’”（p68），“‘贫困化’论题”（p72），“资本主义的超越”（p78），（人的）异化等问题进行了分析。总而言之，基本上覆盖了马克思思想所涉及到的经典（重要）论题，抓住了马克思思想的核心。

　　y/2019.9.2晚

　　《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读后感(四)：对本书中马克思社会理论的尝试性总结与思考

　　马克思对于社会学研究的主线终生围绕着对于康德”应然“与”实然“二元论的反叛和对于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批判，他终生致力于哲学实践（praxis）并在政治与宗教领域倡导一种反教条主义的”意识变革“（reform of consciousness）：这出于19世纪普鲁士历史背景：普鲁士相对于英法在社会上处于极端落后状态，而德国思想家专注理论排斥实践，却并未发现”批判“的徒劳。马克思认为（与列宁相似）德国政治、社会的特有落后形式与无产阶级的刚刚出现为其超越西欧各国提供了土壤。

　　”异化（alienation/estrangement）”是理解马克思对于国民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批评所需的重要概念，而异化需要对象化（vergegenstandlichung）作为前提，后者表明了工人作为产品的创造主体被扭曲为创造出的客体同类的现象。在这种前提下，劳动产品外在于工人，正如费尔巴哈的哲学思想中上帝作为客体而最终成为能动者一样，此即异化。工人和资本家都经历了异化，不过表现出一种”不对等性“。而国民经济学的失误便是以“非历史”的观点看人类；同时没有考虑经济的“社会性”，导致将工人视为资本家的成本，所以导致随着效率提高工人贬值的悖论。因此，资本主义语境下的异化使工人丧失了与自然交互的关系，将创造性行为降格称为适应性行为，脱离了人类的“类存在（gattungswen）“。国民经济学的个人主义倾向让人作为”孤立的个体“存在，却忽略了人性的存在是因为社会而存在这一事实。而在此马克思没有设定抽象的人类”本质“，并假定其被资本主义所否定，而赞扬了资本主义解放的生产力对于人类发展的重要作用，认为”异化“概念表现的是资本主义蕴含的潜力与其不可实现性之间的张力，这一点需要通过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来理解。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论点并非费尔巴哈完全否认主观能动性的唯物主义，而是说人类意识受主体和客体辩证性交互作用所限制，人类与世界在其中互相积极塑造，而历史是这一不断创造与再创造的过程，并呼吁经验性的社会科学，这一理论为其“社会发展的‘阶段’”观念做了铺垫。马克思承认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但否认能够对其先验预知，也否认历史目的论这一唯心主义观点。

　　马克思社会类型学建立于社会分工的基础之上，前阶级体制人类实行公有制，异化程度也最小，而部落的接触与征服产生了分化的层级体系，并促进了贸易的发展，刺激进一步分工，导致货币出现。而欧洲实行的土地私有制使部落人口增长导致对土地所有权的压力增大，从而导致领土的扩张，即城市的诞生。进入古代社会后人口增长成为了古罗马主要矛盾，某一群人的私人财富剩余足以让一群从内部选拔的人与其他生产者分隔开，形成了阶级，而阶级界限随着这一矛盾不断分明，最终导致“强迫移民”，即建立殖民地。彼时财富因为其能带来享受而珍贵，故产生“轻商主义”。最终罗马贵族的高利贷将小农经济毁灭，生产关系重回奴隶制，进入封建社会。封建社会中贵族的衰弱与城镇和商人的兴起导致了圈地运动，使农民称为雇佣劳动者，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极度扩张导致手工作业不能满足需求，进而导致了工业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机器也变得越来越复杂。

　　每一个特定的社会形式都有一套与之相匹配的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导致社会分工，并让剩余产品的积累成为可能。历史各个阶段的演进过程中，阶级作为一种由个体之间关系构成的群体出现，关于阶级的二分（dichotomous）关系模型也逐渐建立，随着阶级的产生也有了阶级支配（domination）：即一个阶级处于支配地位，另一者处于从属地位。阶级是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uberbau）的主要纽带，阶级关系是政治权力分配围绕的轴心，是政治组织依赖的枢纽，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密不可分。这一支配作用在物质与精神上皆存在：支配阶级可以散布使其支配地位合法化、秩序化、正当化的观念，尽管个人可以有自己的意识，但只有支配性观念才能成为意识形态。这并非否认了知识的存在，而是说明所有意识形态都受限于自身的社会条件，但可以在事后通过理性加以理解。在阶级的更迭中，每一个新阶级意识形态都更为宽广，但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对立也更为深刻，最终通过革命被推翻。对资本主义的超越将是历史革命性变革的顶峰。

　　对资本主义的超越来源于资本主义内在的必将毁灭性。根据剩余价值理论，劳动产生价值，劳动分为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分别是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基础，而抽象劳动按照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衡量，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价值。剩余价值指工人生产超过自己维持生存所必需的产品数量，剩余价值是资本家剥削和利用的源泉。资本家投入的资本分为可变资本（variable capital）与不变资本（constant capital），分别指工资与材料、机器的花费。剩余价值率标示为s/v，而利润率表示为p=s/（c+v）。商品按照所谓生产价格（prices of production）进行销售，经济利润总量是由经济中剩余价值量所决定，资本家在剩余价值总量中所获分配与他们投资的资本成比例，而非这一资本的构成：因为马克思假定资本由于其流动性（fluidity）与劳动力流动（labour mobility）在市场中形成了平均利润。综上所述，生产价格等于成本价格加上平均利润，这一系列假设建立在消除封建垄断特权的前提之上。由于资本主义的内在本质是追寻利润而非满足需求，各个资本家对于新机器的追求使其内在存在一种利润率降低的趋势。并且当生产的扩张超过市场的吸收限度，无法以充足的利润率回报时，便产生了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这将会形成购买力降低-利润率下降的怪圈，直至剩下的工人工资下降至一定程度，提高了剩余价值率，淘汰了低效企业，经济再一次回升，开始新的扩张期。

　　此外，资本主义的矛盾性还表现在工人相对于资本家的贫困化上，资本主义有意识地维持一支产业后备军（相对过剩人口）的存在，以此将工人的工资保持在维持最低限度的生存水平上。

　　资本具有积聚（concentration）与集中（centralization）的特性，即单个资本家资本随时间增长与现有资本的合并，使企业资本家地位破坏，无产阶级自身的意识扩展，为社会主义的实现创造了环境。

　　社会主义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实施公有制、按劳分配，工人被推广到一切人身上，私有财产关系仍是共同体与世界的联系，仍然存在异化。在此阶段结束后，政治权力最终消失，国家从属于社会，其功能逐渐被社会取代，最终资产阶级国家消亡（对比安那其理论），人类克服异化。

　　《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读后感(五)：现代社会理论三大奠基人的理论概述 ——安东尼·吉登斯《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读书笔记

　　一、马克思的理论

　　马克思的理论由对黑格尔的扬弃开始。现实世界并不是理念的结果，理念只是现实世界的产物。黑格尔的理论认为，国家（上层建筑）先于市民社会（经济基础）存在，而事实却相反，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只是一种扭曲的状态。要对现实世界进行变革，靠的不是思辨，而是实践（praxis）。在此，无产阶级的现状汇集了当下社会的一切非理性，因而无产阶级的解放也就是整个社会的解放。国民经济学家误将经济学中的概念视作外在于人而存在，因而将眼前的交换经济视为永恒的状态，但事实上，资本主义也只不过是历史上存在的经济制度中的一种。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使用了“异化”的概念，即“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马克思指出了四种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异化，分别是劳动产品与劳动者相异化、劳动行为本身与劳动者相异化、人的类本质与人相异化、人与人相异化。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与过往的原始共产主义不同，过去的共产主义只是对现状的否定与倒退，而马克思认为未来的共产主义将是对现状的扬弃。

　　马克思提出了唯物史观，志在建立一种经验性的社会科学。商品经济和私有制都是随着分工的复杂化和专业化而出现。马克思主要的历史研究都是以西欧的历史材料为基础，勾勒出从部落社会、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路径。

　　每一个特定的社会形式都有一套与之相匹配的生产关系。分工形成阶级，并使剩余产品的积累成为可能，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使得社会日益分化成两大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私有财产破坏了原有的共同体，统治阶级以其意识形态使其统治合法化。一个社会的支配性意识形态必然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马克思总结了社会变迁的过程：生产方式与内在于其中的社会关系保持着平衡，上层建筑则通过阶级支配的媒介维持着这种平衡。新的生产力出现，现存的生产关系日益成为前者发展的桎梏，于是矛盾就以公开的阶级斗争的形式表现出来，发展成政治领域的革命斗争，而在意识形态领域则表现为原则之间的冲突。斗争的结果或是“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或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过往的革命阶级，在夺得统治地位后，都”使整个社会服从于它们发财致富的条件，企图以此来巩固它们已经获得的生活地位”，但无产阶级则“只有废除自己的现存的占有方式，从而废除全部现存的占有方式”，才能登上统治舞台。

　　马克思考察了共产主义革命的经济前提，从经济上揭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商品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是使用价值，另一方面是交换价值。劳动具有二元性，一方面是有用劳动，另一方面是抽象劳动。商品的两面性不过是劳动二元性特征的表现形式。商品的价值由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衡量。商品依照其价值等价交换，因此利润不可能在流通领域中产生，而只能在一种特殊的商品——劳动力中产生。工人生产的价值中一部分作为工资支付给工人，以维持其生存，多出的部分则作为剩余价值（surplus value）归资本家所有。资本分为不变资本（constant capital）和可变资本（variable capital），剩余价值率是剩余价值与可变资本之间的比率（s/v），利润率p=s/c+v。商品并不按期价值出售，而是按生产价格出售，即投入的资本再算上平均利润。平均利润率由社会总资本与剩余价值总数决定。资本主义体系内资本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促进平均利润率的形成。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存在着平均利润率下降的趋势，由生产过剩与消费不足（并非消费需求的不足，而是消费能力的不足）造成的周期性危机是其内在矛盾的体现，资本主义将在一次总危机中灭亡。此外，资本主义的矛盾性还表现在工人相对于资本家的贫困化上，资本主义有意识地维持一支产业后备军（相对过剩人口）的存在，以此将工人的工资保持在维持最低限度的生存水平上。马克思认为，资本的积聚（单个资本家资本的扩大）与集中（现有资本的合并）辩证地为社会主义的实现创造了条件。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存在着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通过集中政治权力，一步步夺取资本家的资本，使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到作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中。国家的功能逐渐被社会取代，由社会来实现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最终国家消亡，进入第二个阶段。届时，随着分工的废除，异化也将消灭，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二、涂尔干的理论

　　涂尔干继承了德国思想家的观点，将社会视作一个有机整体。社会团结（social solidarity）可以由这个社会的法律来衡量，涂尔干将法律分为压制性法律（如刑法）与补偿性法律（如民法、商业法、宪法）。前者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一般为以“机械团结”（mechanical solidarity）为基本凝聚纽带的传统社会，这种社会同质性强，存在着一元化的集体意识，任何部分都可分裂出去，而不对整体构成损害。后者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则是以“有机团结”（organic solidarity）为纽带的社会，社会职能高度地专门化，由此而来的个人主义为个体差异创造了空间。当代社会经济功能的分工超过了道德规律的发展，契约的缔结不依赖道德规范，而是依赖强权，涂尔干将之称为“强制性社会分工”，这就导致了失范（anomie）状态的产生。

　　涂尔干的观点在《自杀论》与《社会学方法的准则》两部著作中得到了阐述。在《自杀论》中，涂尔干研究了社会团结与自杀的关系。现代社会的自杀现象与利己主义和道德失范有关，而传统社会中的自杀则与集体意识和利他主义有关。在《社会学方法的准则》中，涂尔干以“外在性”（exteriority）和制约性”（constraint）来界定社会事实，坚持“把社会事实看作事物”的原则。涂尔干主张，不能以功能来解释社会事实，应当先确定原因，然后在分辨功能。涂尔干对社会学上的“常态”与“病态”作了区分：如果一种现象在相同类型的所有社会或绝大多数社会中都存在，那么对这一类型的社会而言，这种现象是“常态”的，反之则为“病态”。

　　自学生时代起，涂尔干就立志研究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涂尔干指出了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别，共产主义将政治与经济分开，每个人都是全能的生产者，社会主义则将政治与经济结合，对生产实行集中调控。前者适合生产力水平较低的社会，后者适合社会分工较发达的社会。两者的共同点是认为利己主义的自由活动不足以自动形成社会秩序，且集体需要必须高于个人之便。涂尔干认同阶级划分会逐渐消亡的观点，但他认为解决当代世界的危机不能仅从经济入手，因为当代的危机从根源上讲是道德失范。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让国家在经济和道德上起作用。涂尔干将国家定义为行使政府权威的行政官员组织，由三部分构成：存在着既构的权威，该权威在至少有一定程度的结构分化的社会内行使，而且由一明确的行政官员团体进行运作。由于现代社会中，个人权利由国家保障，伴随着个人权利扩张，国家也愈发强大。涂尔干认为这种趋势可能会导致国家成为一个压制性机构，与文明社会中的个人的利益相分离。要遏制这一趋势，必须依靠处于国家与个人之间的职业群体（occupational associations），即法人团体，使其成为能够抗衡国家的力量。

　　涂尔干在他的另一部著作《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研究了宗教在社会中的功能。涂尔干将宗教定义为“是一个由关于神圣事物的信仰和仪式组成的统一体系······信仰和仪式把所有信奉者联合在一个单一的称作教会的道德共同体中”。图腾崇拜是最原始的宗教形式，它将图腾、图腾标志和氏族成员视为圣物，其产生的根源来自氏族群体本身。圣物即是社会被赋予实体的形式，其崇高性象征着社会高于个人的优势地位。涂尔干将宗教仪式分为积极仪式（宗教祭典）与消极仪式（禁忌），前者强化群体的道德信仰和社会团结，后者在神圣与世俗之间划清界限。人们对知识范畴的划分起源于按图腾划分氏族的基础上。新教的伦理体系为“个人崇拜”提供了道德基础，是现代道德个人主义的直接起源。现代道德个人主义虽然会导致利己主义滋长，但并非起源于利己主义，而是建立在对人类苦难的同情和对社会公正的渴望之上的。现代社会面临的困境无法通过援引传统社会的专制纪律来解决，只有通过社会分工来实现道德的统一。

　　三、韦伯的理论

　　在着手研究资本主义兴起和发展的条件时，韦伯注意到新教与现代资本主义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联。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一方面强调通过正当的经济活动追求财富，另一方面又禁止个人享乐，韦伯认为这与宗教改革中路德宗的“天职”（calling）观念有关，传统宗教强调远离世俗事务，而新教却要求人们通过日常生活中的经济活动来履行对上帝的义务。加尔文宗的预定论（predestination）又加强了这一观念，清教徒通过持续地从事物质世界的劳动，以禁欲伦理从事财富积累，来克服对自己选民身份不确定而导致的孤独感与焦虑感。而这种资本主义的精神已经确立，就摆脱了它的宗教外衣，内化于整个资本主义机器之中。

　　在方法论上，韦伯认为科学无法成为价值的来源，事实真理与伦理真理之间存在着一道鸿沟，任何一种伦理追求都无法用经验知识去判定，人文领域中存在着无数不可化约的竞争中的理想（irreducibly competing ideals）。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具有很强的主观性，那么社会科学是否能够保持客观？韦伯认为，对一个历史情境进行解释仰赖于对“理想型”（ideal-type）的使用，这一概念通过对不确定因素的抽象和组合建构起来。关于道德中立的问题，韦伯主张大学教师不应将讲台当作宣讲自己政治观点的场所，在学术领域应当保持中立，传授技术性分析的方法，但在大学之外的政治领域韦伯则反对用中立来掩盖自身的政治立场。

　　韦伯认为社会学“应该被看做是一门诠释性地理解社会行为，从而对社会行为的过程和结果作出因果解释的科学”。诠释性理解需要对观察到的活动与其对行动者的意义之间存在的动机联系予以解释。韦伯区分了社会行为的四种类型：目的理性（purposively rational）、价值理性（value rational）、情感（affective)、传统性(traditional)。社会关系最稳定的形式就是人们相信它是一种合法的秩序（legitimate order）。一个政治组织只有在特定的领土内合法地垄断对武力的组织运用时才成为国家。一个支配体系是否稳定在于被支配者是否坚信其受支配地合法性。韦伯区分了三种合法性理想类型：传统型（traditional）、超凡魅力型（charismatic）和法理型（legal）。韦伯以“阶级”、“身份”、“政党”三个维度分析社会权力的基础。

　　韦伯在关于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研究中，考察了宗教伦理对经济组织体制的影响，尤其是与主宰西方经济生活的理性主义的进步或受阻之间的关系。宗教先知通过预言创造新的教义以将巫术从日常生活中驱除出去，即世界的“去魅”（disenchantment），这一过程在理性资本主义阶段达到顶峰。印度宗教中的灵魂转世和因果报应理论以及种姓制度，中国城市缺乏独立性、重视世俗生活都阻碍了理性资本主义的发展。官僚化和民主化是现代资本主义秩序中最激烈的冲突来源之一。官僚制一旦建立起来就“不可逃脱”，现代生活的理性化将人们带入了某种“牢笼”，实质理性与形式理性之间的对立无法弥合。

　　四、三者的关系

　　涂尔干和韦伯都在不约而同地回应马克思的理论，三者都在关注现代人面临的最紧迫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关于宗教与意识形态，马克思认为意识形态是经济形态的延伸，而韦伯则赋予二者同等的地位；马克思认为宗教是异化的产物，可以通过实现社会主义消除分工来废除宗教，而涂尔干则认为这在高度分工的现代社会是不可能的。马克思将分工视为异化的起源，并主张通过重组社会来消灭分工。涂尔干则将高度的分工视为现代社会的常态，道德失范才是现代社会危机的根源。马克思关注的是生产关系，而韦伯则关注支配与服从的关系，现代理性资本主义发展出的官僚体制一方面提高管理技术的效率，一方面又压制人的主动性和自主性价值，而这一过程不会由实现社会主义扭转，因为社会主义要求国家管理经济，其结果只能是官僚制的扩张。马克思将官僚制国家视为资产阶级国家的特殊形式，认为官僚制将与资产阶级国家一并废除，取而代之的是市民社会的管理。三人的观点皆是建立在对现代社会基本结构和发展趋势的不同的认识基础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