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户人家》是一本由董时进著作，学林出版社出版的322图书，本书定价：28.00元，页数：2019-5，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两户人家》精选点评：

　　●没人记录就被遗忘的生活

　　●激烈转型的年代，每个人的命运都不可预知。人物刻画的不够丰满，有些人写着写着就没有了，这也许算是个文字的纪录片吧，还有很多人，虽然不被记载，也曾努力活过，过年见人事代谢有感~~

　　●中规中矩

　　●真够平铺直叙的==

　　●以小说来说，觉得平淡了些。但对于了解乡土中国而言，真的很有价值。ps:结局是不是有删节啊，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前半部分更好看，后半部分写自己的时候，有点像流水账了

　　●:-(可悲可叹…写的真好！！中国半个世纪的历史在两户人家在各个人的命运中已清晰可见……除了感叹还是感叹

　　●凤凰大讲堂时候熊培云推荐的，然后去了解了下董时进这个人，确对他的书很有兴趣

　　●呃，好朴素的小说，看不到什么技巧，很多时候读着就是自传式的叙述，而且都是未经加工润色的原料。所以觉得此书更大的价值在于对当时当地以及民风民俗的一些记述，难得作者时候回忆可以记得那么清楚。世事沧桑，有些东西已经远去得没有了踪影，后人只能通过这些文字来想象了。书中有段论述，虽然是三十年代发的，却至今仍让人有同感【可生看可大要哭出来的样子，安慰道，“也难怪你啊。在美国住了一些时候，都不免犯大意的毛病。在美国的大学市镇，人们大都诚实，也不闭户，换洗的衣服，随便丢在街边，绝不怕人偷窃。学校考试无人监考，从没有人舞弊。习惯了那种生活，初回国来，很难适应。”】嗯，这两年在英美自由行，在许多地方确实能感受到如此诚信和淳朴，而于我们已经是难得了。。。。。

　　●2019第24本。洋洋洒洒，朴实无华，大巧不工。虽说有点流水账，但因真实经历而显得情意饱满。

　　《两户人家》读后感(一)：五十五章275

　　“目的虽然达到，他却不能不承认几位教授对于中国人格外宽大，一面庆幸，一面羞惭，而且感觉成了书驻虫，对于本门书本以外的事物，了解太少，接触更少。”

　　一部真实的私人史和家族史，可惜只写了前半生。董先生之真诚，单从其坦言所获农学博士含金量不高即可看出，老一辈知识分子之风骨，令人敬佩。作者对清末民初中国农耕社会之观察入微、分析入理，与其日后对中国土地问题的精准预言是一脉相承的。

　　《两户人家》读后感(二)：点滴个人感悟

　　1.最后一二节真是血泪的苦难史； 2.之前的农民可以通过作为农民成为农民中的精英（绅粮），因为土地可自由流转，之后至今的农民成为精英的都是通过其他途径，大多经商；简单说，现在靠种分到的田地不可能成为农民精英。 3.政权的建立流的不仅仅是革命者的血，更多的是无辜的百姓；

　　4.土改之后农民是不是真正的当家做主了呢？ 5.既得利益者们对未来的预计是乐观的；

　　6.之前是将土地从少部分人手中收缴，分发给大多数人，从现在的发展来看，土地又有一种从大多数人手中回到少数人手中的趋势（均是使用权），因为单纯作为农民不但不能成为其中的精英，甚至只能糊口，很多人逐渐放弃种田，尽管身份是农民，却从事其他工作，“农民工”一次是最好的诠释；

　　7.觉得自身和可大、可生性格很类似，随听长辈安排；

　　8.自觉很悲伤。

　　《两户人家》读后感(三)：一个家族就是一个民族，一个乡村就是一个中国

　　一个家族就是一个民族，一个乡村就是一个中国

　　——《两户人家》读后记

　　西门媚

　　读完这本书跳到我脑中的第一句话是：我之蜜糖！我明白这本书，对有的人来说，不亚于彼之砒霜。

　　小说以冷静细密的笔调，呈现十九至二十世纪的四川农村现状。写得克制清淡，我相信，就凭这一点，被浓油酱赤重口味惯坏了的现代读者，大多数是受不了的。但如果因为这个原因，而不能阅读这本书，是多大的错失啊。

　　先从作者谈起吧。作者董时进，是国内少有人知的牛人。出生于1900年，在四川垫江农村长大，20岁考上公派留学，24岁获美国康奈尔大学农业经济学博士，回国后历任北平大学、四川大学等校农学院教授及院长，主编《现代农民》月刊，创办重庆大新农场，发起成立中国民主同盟，1947年创建中国农民党。1949年末，写公开信上书毛泽东，反对土改，陈述中国土地问题关键所在，不是分配不均，而是人口太多，土地太少，应将农村劳动力转移出去，发展其它产业，而不应该把土地更小块的划分切割，这只会导致土壤退化。他因为对农村问题有深切的认识及感情，提出农业发展的具体方向。当然这些先进的观念只招致当时政府及相关学人的批判。中国农民党也因此被迫解散。1950年后他离开大陆，后在美国定居，任教于加州大学，曾出任美国国务院农业顾问。84岁辞世时在四川设立“董氏奖”，以鼓励农学研究。

　　他一直心系故土，70多岁写作这本长篇小说《两户人家》。这和另一本小说《阿宝护牛记》是他一生颇丰的学术著作外的另类。

　　但这部作品却这样让人惊叹。不像一位“科学工作者”的作品，它文字极好，干净清新，不亚于同代的沈从文等大家，同时，也不像一位70多岁作家的作品，毫无暮气，恬淡之下激情暗涌，作家对世对人的深切情怀，融入一个个庄谐并重的情节中。读进去，不仅能了解中国乡村的情状，也为那些人物牵引，思考历史和未来。

　　这部小说从清末四川垫江农村的两户人家写起，追溯了之前他们何以在这里安家立业，以及后来几代人的兴衰。但这些全部都化在一个个细节中，读进去后，发现是这么有趣生动，欲罢不能。

　　比如在和平年代的农民婚丧嫁娶，年节风俗，礼仪人情，，如何攒钱买田，如何培育子弟。在这些故事中，细节非常饱满，连土地上每个时节各种庄稼的生长状态，孩子在田间小溪的奔跑嬉闹，都如在读者眼前。

　　这一点，让这部作品有非常强烈的质感，是一般小说很难做到的。

　　读小说前半部分的时候，读出的是农民努力建设家园，虽然过得艰辛，但也自足自强，生生不息。正因为饱满的细节，让读者与这些勤劳谨慎的小人物心气相通，也越来越为他们的未来担忧，因为读者是知道这之后面临的大变局。

　　跟着就是革命时期，这个安宁的世界被打乱。作家从容地讲述，革命队伍如何进了小县城，沿途放倒电线杆，进了县府，抢了银库。这支队伍走了，家族在外学军的青年回来，也要纠结队伍，去攻打别的县城，有样学样，抢钱抢枪。他们组织了一支杂牌军，开到邻县，顿时被打得落花流水，四散而去。之后，乡里陷入了一片混乱，匪徒四起。抢劫、绑架、杀人，复又剿匪、再杀人。

　　往后几十年，政权更替，乡村安宁荡然无存，富足者获罪，多家惨遭灭门。因为从开始阅读下来，明白每户人家的变迁，“细娃盼过年，大人盼买田”，辛苦挣下的家业为他们带来的是灭门之罪。乡村的自治安宁、道德秩序、薪火相传的文化，都被破坏怠尽。

　　在这其中，读者也能深切地像作者一样，感受到这种毁灭之痛。这不只是几户人家，几个族群的毁坏，也不止是四川农村的毁坏，更是中国传统乡村的毁坏，农业文明的毁坏。

　　这部小说之所以这么深切动人，也因为是作者的自传小说。除了人物使用化名，时间、事件，都完全尊重了事实。作者对乡村的深情和思考，对故乡的怀念，最后用文学的手法展现出来，让这部作品有了普通作家难以达到的深度，这种对现实的关注体悟，也是中国文学中普遍欠缺的内容。

　　理解这本书，也更能理解董时进反对土改的那些具体意见，和他对中国农业发展的思考，理解我们的祖辈的状况，思索毁坏后如何应对，未来将会如何。

　　《两户人家》读后感(四)：读《两户人家》

　　1948年到1949年，华北地区发生大规模的战争，官方所谓淮海战役。双方交战时，作为共产党的先锋部队的不是受过良好训练的士兵，而是一些田地已经被没收了的富农和地主。他们最后的价值就是行走在队伍的前面作为炮灰。等到国民党的子弹耗尽了，共产党的军队才发动进攻。我们所谓的胜利是怎样地可耻和恶心呵！到长春之战，贫苦的农民遭受了和地主富农一样的命运。

　　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无非是因为很及时地解决了土地问题。三十年代，闹革命的江西等地是农民受压迫最沉重的地方。当时的知识分子曾经建议民国政府着手解决土地问题，实现孙中山提倡的“平均地权”。土地问题解决，红祸自然解除。可惜国民政府才开始着手解决土地问题日本侵华战争就爆发了。到新中国成立，土地问题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政府决定打倒地主和富农，将他们的土地平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农民经济学家董时进及时给毛主席写信，论述平分土地的不可行之处。董时进认为：1）所有的政权都承认保护个人私有财产，共产党也明令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对于大资产阶级尚且不没收财产，对小资产阶级的地主和富农要没收土地和财产，这与新民主主义不合；2）大战之后应当无为而治，休养生息，人心思定，平分土地的政策会使有地的人都惴惴不安，不是开国气象；3）地主和富农的土地大多是辛苦得来，而很多无地或者少地的贫苦农民是因为自身不善经营，又或者是游手好闲之辈，他们败光了家业反而能够得到丰厚的报酬，辛辛苦苦的人却要遭受迫害，于理不合；4）中国土地本来就因为分割过于狭小，再次平分的话就会使土地面积更小，不利于耕作；5）历届政府实行累进税率，许多重税都落在地主和富农身上，平分土地会使这一部分税收转移到平民身上，他们不但不会感激，反而会怨恨政府。董时进在说了上述观点之后，建议毛主席下令停止分地，他说，新民主主义不是要转变为社会主义吗？今后不是还要搞农业集体化吗？何必多此一举？现在像割肉似的从地主富农们身上割下土地来，他们已经很疼了，将来要从平民身上把土地割下来，他们会更疼，也会更困难。董时进把这封信复印了好几份，分别寄给主要的领导人。他才寄出信不久就在报纸上看到毛访苏的新闻。董时进失望之极，取道香港，第二年就去了美国。

　　地主和富农一直是中国社会构成的主要部分。政府靠他们来维持地方统治，而贫民则靠地主富农求得生活。中国土地允许自由买卖，因此没有永恒的地主富农，古语所谓“富不过三代”。地主和富农是中国农村中的优秀分子。他们并不像现代小说中描写的那样穷凶极恶，而是农村中的精英分子。在古代，考取功名做官的读书人大多出自地主富农家庭。这些官员老了之后大多会告老回乡。因此，农村非但不会凋零，反而呈现一种向上发展的趋势。江湾有一处古建筑，窗子是落叶型的。当地居民解释，这样设计有两层含义：1）落叶型的窗子能够防盗；2）农业社会都提倡落叶归根，无论是经商还是做官，老了便要回到故乡。

　　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说当权者为了获取更大的利益会鼓动穷人起来反对富人。武则天为了夺取李家的天下，在大肆屠杀李氏子孙和关陇贵族的同时破格提拔了许多士阶层的知识分子。陈寅恪先生称之为伟大的社会革命，其实武则天的本意不过是借士阶层的力量来打击王公贵族的势力。新中国实行的土地政策如出一辙。历史好像画廊，挂在里面的大多是复制品，只有很少一部分是原作。

　　汉武帝颁布推恩令大大削弱了王公贵族的势力，中央的权力空前膨胀。武帝自然有很大的功绩，但也留下了残暴成性好大喜功的骂名。中国的权力结构中一直存在着地方和中央之争。地方权力过于强大会威胁中央统治，中央权力过于强大则容易导致暴政。武则天时代很少有人敢于上书言事。不是官员们对国家没有建设性的意见，而是在专制强权面前不得不低头。当地方的权力被严重削弱之后，中央就成了统治地方的直接机构。《水浒传》中宋江一心希望招安，他坚信他们所受的压迫完全来自地方官员，而中央政府是好的。因此，在古代虽然常常发生农民起义，但中央政府总是能够很快平息，因为它在民间有着很高的威信。新中国成立之后，地主富农被打倒。所有的土地重新丈量平分，每一户农民都会分得少许田地。因为每一户分到的土地都很少，为了缴纳农业税，他们必须辛勤地耕作。交完农业税之后，他们所剩无几。土地政策把占全国人口比重最多的农民牢牢控制在很少的土地上。农民根本没有多余的财力和物力来反对中央的政策。1960年代中国发生大饥荒，据官方数据，因饥荒死亡的人数达到四千二百万之多，广西等地发生很多起人吃人的惨剧。无论是在任何一代，这样的饥荒都会导致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但1960年代的中国风平浪静。因为起义的领导者——地主和富农阶层已经被消灭干净。

　　毛泽东去世之后，西方的左派媒体称赞他是伟大的政治家革命家和思想家。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工业增长了整整八倍，由最初的比利时规模变成世界第八大工业大国。中国工业奇迹的原因有二：1）人民在共产党鼓动下的建设激情；2）以牺牲农民利益作为代价，土地改革，人民公社，大跃进无一不是如此。以如此巨大的牺牲换来一个世界第八工业大国实在没有什么好炫耀的。

　　新中国初期允许人口流动，户籍制度并不是很严格。由于工业发展对于农民的剥削，五十年代末期出现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从那时起政府开始实行严格的户籍制度。一个农民想要获得城市户口只有如下三种途径：读书，参军，当工人。后来改革开放，许多国企纷纷破产，参军不再像原来那样荣耀，政府不再给退役的军人提供工作岗位，读书更是一条没有前途的道路，越来越多的人需要读到硕士甚至博士才能够在城市里找到工作。因此，中国工业化或者城市化的进程其实很慢。而这一切归根结底还是由于新中国初期实行的土地政策。

　　靠平分本来不多的土地将农民牢牢束缚在土地上自然可以维护统治，但明显不利于建立一个繁荣富强的强国。邓小平执政之后迅速废除人民公社，下放土地。所谓下放土地只是把土地的耕种权还给人民，人民想要耕种什么就耕种什么，不再像原来那样种什么都由官方规定。土地所有权仍然牢牢握在国家的手里。农民拥有的土地仍然不足以使他们过上富裕的生活。为数众多的地主和富农被打倒之后，一个空前强大的地主崛起了，它拥有全中国所有的土地。全中国所有的农民都是它的雇佣，它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征税，不容商量。八十年代，湖北和云南等几个省份发生过好几起农民上吊的悲剧，因为他们交不起国家派给的赋税。因此，所谓的土地改革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农民的处境，反而更加糟糕。在旧时代他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变成富农和地主。新时代让他们这最后的一点希望泡汤了，他们只能够做一辈子的贫雇农。

　　农业必须符合自然时令，有农闲，有农忙。在农忙的时候，农民们往往忙不过来。在旧时代，农村小孩只有在农闲时才去学校上学，这样他们便可以分担家里的负担。一个农村的小孩有足够的能力去饲养一头牛或者两只羊。这对于农村的家庭来讲是一笔很可观的收入。现在实行义务教育，无论农忙农闲，小孩都必须去上学。而且课本所述尽是一些和谐社会之类的空话，不切实际。我一个长辈曾经对我说，我们读书的时候一定要学会的是算盘和写信，而现在的学生大学毕业之后连家信都写不来，真不知道你们在学校里都学到什么，也不知道你们学那些东西究竟有什么作用……现在贵州还有很多地方的教育有传统的痕迹。贵州的小孩每天早上七点起床去放牛或者放羊，到十点再去学校上课，晚上五点放学之后还要去山上割草喂牛。这样，即使是小孩念不来书也能够掌握很好的农事知识。在我的家乡，很多小孩念不成书都跑到外地去打工，他们中有的变成了小偷，有的甚至做了强盗。可见现在的新式教育也有其弊端。农忙的时候很多人还忙不过来，农闲的时候大家都没事干。而农村又没有多余的就业岗位。城市人大多会讥讽乡下人愚蠢，或者说他们脏，不讲卫生。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对此大鸣不平。他说他在云南大学教书的时候，他的孩子认字很快，而同班来自于农村的孩子则比较慢。费孝通和当地的农民谈天的时候，农民们都说这孩子遗传了费孝通的天赋和基因，是个能读书的娃儿，费氏心中不免高兴。一次班级组织春游，老师带着学生传蚂蚱，乡下的孩子一逮一个准，而费孝通的孩子却一个也没抓到，笨手笨脚，还蹭了一身泥。费氏就感叹，城里的孩子认字快是因为生活的环境中有很多文字，乡下的孩子能够逮到蚂蚱是因为他们在田野中长大，有很丰富的经验，因此，城里人和乡下人没有愚蠢和聪明之分。

　　当参军和做工人的路都断了之后，农村孩子的唯一出路就是读书。但是贫苦的农民往往连低廉的书本费都交不起。我读小学的时候每个学期都要交一百多块钱的书本费。上一个学期还没有放假，父母就要为我下一个学期需要交的书本费发愁。现在国家虽然免除了书本费，还会给每个学生相应的伙食补贴，但我们中的很多人依然上不起大学。我念高中的时候从来没有穿过二十块钱以上的鞋子。考上大学固然是一件好事，但是也令家长们格外烦恼——他们根本拿不出那么一大笔钱来。他们中的很多人终其一生不知道一万块钱放在一起是什么样子。我的一些同学去大学报道的时候，身上只揣着几百块钱。那几百块钱还是在刚上高中的时候父母就一直节省下来的。为了节省这几百块钱，他们一分不敢多花。上街买盐的时候，他们往往为了一角钱磨一个小时的嘴皮子。为了支付大学里高昂的开支，他们中的大多数只好背井离乡，去很远的地方打工。由于他们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只好去做苦工，吃苦力，去安全达标或者不达标的矿山上。他们中有的人永远长眠在黑不见底的地下，有的人则辛辛苦苦工作一年之后拿不到一分钱。

　　费孝通在《乡土重建》中说，中国农村的凋零都是因为城市的剥削，农村所有鲜活的血液都流向了城市，譬如粮食，譬如廉价的劳动力，譬如农村中的精英分子。日本侵华战争一度打破了这种格局。因为那时交通不便，城市无法剥削农村。那几年内地农村的生活要好于和平年代。费氏因此感叹，如果是为了农村的发展，还真不如把农村和城市的交通切断。改革开放之前，农民虽然没有土地的所有权和耕种权，但是有国家为他们买单。农民不必为了子女的工作，教育，医疗等问题发愁。改革开放之后，国家虽然把土地的耕种权还给了农民，但始终掌握着所有权。国家靠出售土地搞房地产来获得高额的利润。农民无疑又一次成为最大的受害者。

　　在北京生活了三年，我看不到这个城市的希望。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一切向钱看的价值观，除了钱之外，它一无所有。我也看不到乡村的希望，等待乡村的命运就只有凋零。然而我们坚信乌云是永远遮不住太阳的。越是专制和集权的政府，当它越来越强大的时候也就是它走下坡路的时候。像费孝通先生在《江村经济》中所言，我们一定能够在战争的废墟上建起一个伟大的中国来。

　　共产党因为土地政策而取得胜利。“成也萧何败萧何”的历史会再次重演么？

　　白夜

　　2019年8月15日 罪恶之都

　　《两户人家》读后感(五)：《两户人家》：一个家族的兴衰史，一幅农村的变迁图

　　《两户人家》：一个家族的兴衰史，一幅农村的变迁图

　　一

　　《两户人家》是董时进晚年写成的一部自传体小说。故事的主线是四川省垫江县（今重庆市垫江县）母安桥两户黄姓农家的发展变化，背景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50年代初半个多世纪中国社会的变迁。可以说，它描述的是一个家族的兴衰小史，展示的却是一幅近代中国农村变迁的大图。这种从个人亲历出发，以较长时段农村变迁为主题的纪实作品非常罕见，因而也更有价值。

　　董时进，1900年出生在垫江县一户农家，读过私塾，也进过新式高等小学堂。1917年考入国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毕业后公费留学美国。1924年获美国康奈尔大学农业经济学博士。1925年回国后，在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四川大学农学院等任教数年。1938年担任江西省农业院院长、四川省农业改进所所长。不久，他一边自筹经费创办《现代农民》月刊，用以传达有益于农民的知识，做农民的喉舌，一边在重庆沙坪坝井口镇创办大新农场，种植果树，饲养畜禽。1946年，董时进在上海创建了“中国农民党”，自任主席，1949年6月宣布解散。1950年，他上书毛泽东，反对土改。在他看来，中国农村的问题，不是土地分配不均，而是人多地少，如何转移剩余劳动力的问题；实行土改，不仅不会解决农村的问题，反而会抑制农民经营土地的兴趣，也不利于土地的集约化经营。因意见不得重视，董时进携家1950年赴香港，后辗转定居美国。中美建交后，他先后于1979、1981、1983年回中国探视。1984年辞世。

　　正如他的侄辈所说，董时进一生志在兴农，不仅为农师，任农官，办农刊，创农场，建农党，而且著书立说多不离“农“字，除1930、1940年代在《独立评论》、《现代农民》发表了大量有关农事的文章外，还出版了《农业经济学》、《农民与国家》、《国防与农业》、《农村合作社》、《粮食与人口》、《农人日记》等多部专著，被后人称为“中国三农问题第一人”。

　　《两户人家》成书于董时进晚年，是他对早年切身观察与感受的记述，是浓郁思乡情的催产物。它最早于1981年在台湾出版，大陆版于2019年面世。

　　二

　　故事从垫江县母安桥兴隆塆两户亲兄弟的儿辈开始。19世纪后半叶，黄运隆和黄运盛兄弟平分从父亲手中接过的家产，各立门户。黄运盛好吃懒做，又爱惹事生非，人称“凿锅漏”，很快就败了下去。他的儿子黄文楷完全继承了乃父的风格。黄运隆勤俭持家，为人谦逊和气，人称“补锅匠”，家业不断发展，到晚年有租田一百余石，除了一部分自己耕种外，其余租给佃农，是当地的殷实人家。可惜他到40多岁才生下的惟一儿子钜楷，虽天姿聪颖，志向不凡，却因科举屡试不中，20多岁便抑郁而死，留下寡妇章氏和两儿一女三个年幼的孩子。

　　文楷一家对钜楷的死暗中欢喜，伺机侵吞他的家产，无奈运隆在世，无法下手。不料有一天，年近七旬的运隆正驾牛碾米，牛猛冲过去朝他的胸膛使力一角，把他打翻在地。他从此卧床不起，不久去世。

　　肥脸大头、身材魁梧的文楷，生有银堆（人称“大蠢棒”）、元宝、三儿、四儿、五儿、六儿等几子。他仗着人多势重，根本不把章氏和她的三个幼子放在眼里，不断生事，图谋霸占运隆留下的家产。章氏凭着智慧、勇敢，再加上家里雇佣多年的长工老陈的帮助，不仅顶住了文楷的滋扰，而且置买田产，把三个幼子抚养成人：老大是个女儿，嫁与当地曾家，丈夫勤劳聪明，家境不错，生有公勤、玉音、菊妹、公勇等几个子女；老二正纶和老三正绪都读过几年私塾，正纶生性严肃，寡言笑，烟、酒、赌样样不沾，16岁已娶妻卢氏，生有秀音、可大、咏音、慧音、可五等；正绪壮实，好动作，兴趣广，烟、酒、牌样样都会，却毫不痴迷，木、石、泥、水等技能，都略知一二，妻刘氏不为家人所喜，婚后不久自杀，续弦熊氏，生有可生、可法、桃香、桂香、可立、可志等。

　　章氏在世时，已经成婚的正纶正绪除了务好庄稼外，还配合做鸦片生意。正纶经常上街和鸦片烟商打交道，摸清行情，掌握信息。正绪在鸦片收割时，串乡走户，收买农家的零碎鸦片，回家后改装成一样大小的块状贮藏，由正纶负责销售。兄弟俩做过几笔生意之后，就积攒了可以置买新屋的银两。

　　章氏去世后，正纶正绪分家另过。正纶靠着到樊城做鸦片生意赚了不少钱，同时带回来一个小妾，后来生了儿子吉祥。正绪在家经营庄稼，也把日子过得很是殷实。

　　正绪年少时想多读几年书，可是拗不过寡母的坚持，早早就辍学回家料理家事，娶妻生子。所以，他对儿子的读书特别肯用心、用力。正纶在正绪的影响下，也乐于投资于子辈的学业。可大、可生、可法、可立、可志先后被送往上海、北京这样的大城市读书。对正纶来说，有做鸦片生意赚来的白花花的银子，供可大去外地读书并不十分吃力。对正绪而言，靠着做庄稼供四个儿子去上海、北京读书确非易事，可他愿意卖米、卖田，倾其所有让儿子们去接受新式教育，见识外面的世界。他甚至愿意筹资上千元资助可生去美国留学。

　　与章氏一家的逐渐壮大相比，文楷一家不断萎缩。文楷生有六个儿子。大儿银堆，高大壮实，但说话天一句，地一句，没头没脑，人称“大蠢棒”，年长后娶妻赵氏，育有四子，只有两子长大成人：大的卢狗儿，生有一把好力气，以种鸦片发家，娶一妻一妾，却一直未能生育；小的终身未娶。二儿元宝，家境不好，养大一女一子，女嫁出不久便去世了，子一直未娶。三儿读过几年书，当过半年教书先生，可是教不好，学生都纷纷退学了，他于是变成一个小偷；他的两个儿子青春和端午无地可耕，无工可做，成天痴痴地闲坐着。四儿夫妇勤俭，儿子松林不仅对人有礼，而且手脚勤快，生活稳定。到五儿、六儿出世后，文楷已经穷到没人愿意将女儿许配给他家。五儿成年后独立门户，靠着肯劳动、勤耕耘，到40多岁时，自己攒钱娶了妻子。六儿一直跟着父母，终身没有独立成家。

　　三

　　母安桥其他人家的兴衰书中也有记述。和钜楷、文楷同族的兴楷，几乎是白手起家，靠着聪明的天资和勤劳的双手，到中年时已经赚了一份在当地令人羡慕的家业。他日子过得十分节俭，甚至称得上吝啬，就连对独孙双龙的教育投资都精打细算。有一年，四川万县两个人到母安桥街上招赌，在鸦片烟馆打杂的诨名“癞叫化儿”的本地赵姓贫民以10吊本钱，两个晚上就赚了500吊，大大激起了母安桥人们一赌财运的欲望。当时，一个长工一年的工钱是4吊。500吊可以置办一份相当不错的家业。兴楷的独子显之趁兴楷外出的机会，也去参赌。不料，他不仅输掉了自己仅有的两三吊本钱，还欠下了40吊的赌债。显之正暗中竭力想办法偿还赌债的时候，他输钱的消息传到父亲耳中，兴楷大怒，找人写了驱逐显之出家门、与他脱离父子关系的告白贴到母安桥人来人往之处。显之已经娶妻生子，哪里经得起被父亲驱逐出门的羞辱？他对被驱之后携妻带子无处落脚的尴尬充满忧虑，于是趁天黑之际，吊死在屋后的树林子里。显之的儿子双龙读过几年私塾，但成年后既好赌又吸鸦片，兴楷辛苦积累的田产被一批一批当出去，迅速败落了。

　　正绪家的佃客邱大汉有个儿子叫青林，曾经和可生、可大、双龙在私塾里同学。他辍学的时候，邱大汉已经因为跟着正纶去樊城卖鸦片赚了两三千两银子回来，不再佃田耕种了，靠放贷取利过活。青林不像他父亲年轻时那样肯下力干活，而是成天和一帮朋友酒馆进、烟馆出，摆出绅粮的气派。青林的家业是只小船，哪里载得了他绅粮的大派头？他的破败在所难免。

　　可生和可大发蒙时期的同学鲁保之是鲁大人的孙子。鲁大人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中立了战功，受到朝廷奖赏，回到家乡后，依照北京紫禁城在母安桥建了一座非常奢华的府邸。大概因这府邸四周有护城河，当地人称“水围子”。鲁大人去世后，他的长子鲁耀亭住在水围子里，过着公子哥儿的生活，不仅穿用多是苏广洋货，而且常去重庆、汉口等大城市玩耍，每次回家，都带回一个新的妓女。再奢华的水围子也经不起公子哥儿的长期消费，水围子很快便显出外强中干的败相。鲁耀亭的儿子鲁保之幼时聪明可爱，可是因失之管教，对读书根本不用心，很快就自暴自弃了，长大后成为一个鸦片烟鬼，穷困得连癞叫化儿都不如。残破的水围子无人修补，跟成年鲁保之枯槁破烂的模样一样，令人感叹富不过三代。

　　辛亥革命后，皇权统治的秩序已不复存在，新的社会秩序一时难以建立，匪患四起，抢掠频发，风气堕落。母安桥也没有了往日的安宁，有一点家产的人时时担心被绑票、被明抢，没有家产的人肆意妄为。先是以悭吝出名的黄兴楷家一应值钱东西被抢，接着做鸦片生意的徐茂堂家被抢掠一空，徐茂堂和他的长子被抢匪杀死。不久，正纶和正绪在赶场回家的路上被绑票，家里花了不少银子才把他们救出来。就连当地有名的周保正团总，也在大白天庆祝生日的时候被土匪绑票。

　　与可生同岁、同族、一同发蒙的五一，小时候读书比顽石还难开化，没读几天书就被先生送出了学堂。成年后的五一不再安于像父辈那样靠勤劳过日子，成了抢匪，不仅抢掠到母安桥做生意的外乡人，本乡的人也不放过，就连本村一个做过放牛娃，完全靠勤俭有个小居所的名叫长发的人也被他为了逼出钱财而活活烧死。

　　在母安桥赌场里两晚赢了500吊钱的癞叫化儿，很快又全部输掉了赢到的钱。民国时期，他做了土匪头领，在母安桥一带招兵买马，为非作歹，文楷三儿的两子青春和端午也加入了他的队伍。

　　四

　　抗战结束后，母安桥并没迎来人们期盼已经成为久的宁静，新的斗争在酝酿。在这场新的斗争来临前夕，正绪夫妇和可法先后患病去世；年老的正纶舍不得自己吃用，舍不得接济困在重庆的可大一家八口，继续痴迷攒钱买田。

　　癞叫化儿的土匪队伍被共产党收编之后，成为地方上的活跃分子，筹 划着母安桥的土地改革。不久，土改运动刮来，正纶正绪家成为首当其冲的斗争目标。正纶以地主身份被镇压，房子被没收，夫妻均被折磨而死，两个儿媳妇被迫改嫁，身无分文的儿子吉祥在饥寒交迫中死于道旁。只有可大一家因在外地，得以保全。正绪一家，可法和他的原妻李凤英已逝，可生、可立、可志均在国外，住在母安桥的可法妻子郝妹儿和子女被予以严格监视。可法的儿子保东为无辜农民打抱不平，竟被以反动地主诬告干部为名判劳动改造7年，妻子改嫁，小儿病死。郝妹儿为保东喊冤，也被判刑，致成半身不遂。

　　可生终生流亡国外，虽生活紧张，但子女均受了高等教育，能有专门职业。可立、可志抗战胜利后一起到国外留学，1950年代初回中国任教。在随后的政治运动中，两人均成斗争对象。可志被送去劳动改造，筑路挖矿，已经决定婚期的女友另嫁他人，他后来死在劳改营里。可立被从教员降到工役，也被关过牛棚，但性命得以保全。他的二子一女，都被政治运动波及。尤其是女儿保美，名字本取“真、善、美”之“美”，却被认为是取“崇美亲美”之美，而被劳动改造9年。所幸，可立的三个子女均度过了政治灾难，得以过上正常生活。

　　土改后，文楷的曾孙和五一等人的后代种上了原本属于章氏一家的大田和周围的几块水田，但他们只是田地上的劳动者，按劳动从田地上获得报酬，颇似章氏家的长工老陈，并不是像章氏、正纶、正绪那样拥有这些田地。

　　五

　　《两户人家》中的女性除了小时候有姓有名外，一到婚后便有姓无名，统一成为“某氏”、“某妹儿”，或以夫之姓名称之为“某某嫂”。如书中钜楷的妻子“章氏”，正纶的妻子“卢氏”、继室“杨氏”，正绪的妻子“刘氏”、“熊氏”，公勤的妻子“徐氏”，可大的妻子“章妹儿”，可生的妻子“吴妹儿”，可法的妻子“李大妹”，黄显之的妻子“显之嫂”，邱大汉、邱兴发兄弟的妻子“邱大嫂”、“邱二嫂”等。有的女性甚至在夫家无名无姓。比如，正纶买回来的妾，只以“小婆子”、“新妇”称呼。

　　女性大多隐藏在男性身后，有时可以隐约看到她们的身影，有时只是作为男性生活的一部分出现。运隆、文楷、兴楷、鲁耀亭、邱大汉、李好仁在书中都不是一笔带过的人物，但她们的妻子从未出现过。

　　正纶、正绪是书中两个至关重要的角色，他们的妻子也用墨不多。正纶妻子卢氏的正面出场只在提到正纶从樊城带回小妾时：卢氏听说正纶买了一个小婆子，气愤地表示她将阻挡小婆子进家门；当正纶带小婆子回到家时，卢氏只好无可奈何地接受。小婆子的正面出场也仅此一次。正绪的第一个妻子刘氏第一次出场便是她生命的终结：她在正纶结婚两年后被正绪娶进门，可惜她赋性鲁钝，不为正绪和婆婆章氏所喜；适逢章氏生日宴客，她不小心打破了两个细料碗，章氏当众骂了她，，她羞愤之下吞食鸦片自尽。刘氏死后新坟尚未长草，正绪就娶了新妻熊氏进门。熊氏的出场较卢氏、小婆子为多。新婚时，她尽管行动敏捷，还是过着“栎橡子滚剌巴林”式的生活，一日三餐、家禽家畜、洗洗涮涮，终日忙碌；可生从外地回乡时，她向他打听北京生活和外国人模样，和他谈人对贫贱和富贵的感受。

　　可大、可生、可法在家乡娶的妻子，一直都是沉默的，甚至于丈夫而言是无足轻重的。可大的妻子章妹儿仅在可大的两次谈话中提及。第一次是可大新婚之后到北京读书，可生去车站接他，可生问起可大新婚妻子，可大只用漫不经心的口吻谈了几句就不再提了。第二次是可大到美国后告诉可生，章妹儿在他出国前一个月病逝。可生婚后两天即赴上海，准备到美国留学，离家时他对吴妹儿不曾有不舍，吴妹儿也只撩开门帘远远地看着他上轿。一别几年，再次听到吴妹儿的消息时，便是刚到美国的可大告诉他吴妹儿已经去世。可生虽有伤感，但也感到解决了一个婚姻上的困难，心生释然。可法娶几年前就订下的亲表妹李凤英时，已经从上海带回了一个妻子——袁幼珍，李凤英无可奈何，只求有夫妻之名，不奢望夫妻之实。后来，可法又从北京带回来一位新妻郝女士，李凤英仍旧只能睁眼闭眼。

　　可大可生公勤的姊妹们，嫁出之后，跟章妹儿、吴妹儿的命运大体相同：嫁给老实无用的男子，一辈子跟着受委屈，嫁给有能力的男子，随时可能被丢掉；无论嫁给怎样的男子，公公婆婆管束极严，动辄得咎；她们心中压抑，又得不到丈夫的帮助与宽慰，抑郁是免不了的。

　　命运自主的女性在母安桥只有两个，一个是正纶正绪的母亲章氏，一个是文楷家五儿的妻子五嫂。章氏虽然因为丈夫早逝，公公不久也病逝，不得不独自撑起整个家庭，但也免去了管束与压抑，可以依照自己的意愿持家待人。文楷家五儿魁梧勤劳，小时因家贫无人肯嫁女儿给他，年过四旬之后攒足了三百两银子决定娶妻。恰好40里以外东山脚下一个二十四五岁年轻妇人对老实贫穷又无技能的丈夫很不喜欢，夫妻都感到在一起生活十分苦恼。经人穿线，五儿与年轻妇人一见倾心，五儿以几吊钱打发了妇人的丈夫，与她结为夫妻。

　　六

　　从晚清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几十户人家的母安桥不仅经历了个人的生生死死，家庭的兴衰变化，更见证了从晚清传统文化下的安静与秩序，到辛亥革命传统被打破后的社会失序，再到抗战结束后社会秩序的重构。文楷和钜楷两家百年的贫富盛衰，母安桥远亲近邻的纷扰琐碎，还有母安桥附近的山地从郁郁葱葱，溪水潺潺，到因为人口增加而对林、坡的过度砍伐与开垦，成为山光坡秃，河沟淤塞，折射的是近代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大画面。

　　原载《书屋》2019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