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漫说文化（增订本）》是一本由陈平原 / 钱理群 / 黄子平著作，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69.00元，页数：34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漫说文化（增订本）》读后感(一)：怀念八十年代:落花时节读华章

　　此书漫漫三百页，大致分为两部分一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一为“漫说文化”。自由学术对话很有意义。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是八十年代中期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提出的重要概念，其偏于宏观的视野体现出八十年代做学问的创新锐气。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总主题是“改造民族灵魂”，一个整体的审美特征是“悲凉”等。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不仅仅是古代、现代、当代文学的打通，而是将其作为一个有机整体。从更高的整体出发可以对一些断代文学难以解决的问题有更高的把握。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是中国古代文学向现代文学转变的过渡阶段，具有整体上的不可断裂性。即使撇开具体内容不谈，这种勇开风气不求面面俱到的学术胆量也值得怀念。

　　“漫说文化”是三位学者共编的散文选集，分为十个主题，包括生死，男女、饮食、宗教等，本书收录的是序言部分，很有意思。钱老住进养老院，享受晚年的自由与浪漫，每天散步一小时，自由写作，很是健康。1985-2019，三十三年后，落花时节读华章。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漫说文化（增订本）》读后感(二)：二十世纪文学史或文学史学史

　　自1988年初版以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已于2004年再版一次，编入了钱、陈、黄三人为《漫说文化》丛书诸册撰写的序言，本次修订则又加入了三人在2019年进行的对谈。如陈平原所说，「三十三年落花梦」，加入多年后的对谈自然添加了新的进入「二十世纪文学」的座标。时过境迁，均已「功成名就」的三位对原本的问题有了更多思考，想法似乎更为缜密也更切近当代研究，然而正式场合的发言终究不比最初三人灯火相谈之松弛，难分出哪些是场面话，哪些又真是多年「落花梦」的延续。

　　如果说《三人谈》于八十年代的出现是顺应研究发展的要求，提出某种新的宏观的理解之可能，那么多年之后再观之，对「爬行研究」的反对确实成功了，然而却也相当程度上预示了当下文学、文学史研究作为各种「概念游戏」与各种学科相互交杂的状况。今日的学生重读这册书大概不会发现任何惊人之处，作为一种宏观尺度的「二十世纪」与将要融入世界文学的作为一种「系统质」的「中国文学」是任何一个中文系毕业生都会了解的理论。因此或许问题正在于，抛开那些新增的内容，抛开钱、陈、黄在《三人谈》后各自的转向，多年后再版这册书的意义何在？

　　答案既在文学史之外，亦在文学史之内。正如钱理群所说，散文在相当程度上站在经典的反面，因此这册书绝不可当作经典，而只能看作一种「行动」。这一行动的场域并不在文学史，而恰恰在文学史研究中，或者说，在于文学史学史。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概念所并列的绝非其他的文学阶段论，而恰恰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学史」，当三人谈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特征概括为「悲凉」时，这一悲凉实际是文学史研究者的悲凉。在座谈中，竹内实询问三人，一个独立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必须在作为世界文学系统的一部分才能成立（正如厄里所说地方必须依赖于全球才能产生），那么中国文学要拿出什么进入世界文学呢？答案是无声，也是希望。三人将希望寄托在了对刚过去的废墟般的历史遗迹的反思上。可多年之后文学史业已证明，这一希望并未实现。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漫说文化（增订本）》读后感(三)：三个人的“悲凉之雾”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和《漫说文化》中的大部分内容产生于八十年代及八九十年代之交。前者为对谈记录，后者为三人，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应出版社之邀编选的一套散文集子所写的导言合集。二者曾分别出版过，也曾合为一书出版。而此番再版，还加上了三人在2019年“漫说文化”丛书重版之际，再度聚首的一次座谈。对一本书来说，也可称得上三十而立了。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的重要性和开拓性，任何但凡稍稍涉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人都会熟悉，它确立的研究方法、视角、基本结论等等已经被后来的文学史写作充分吸纳。而“漫说文化”丛书的策划，不妨也可以看做对其探讨的文学史观念的一次微观的实践。如今看来，在启发性上，相对于三位乃至后继者的研究，当然逊色不少，特别是当年的宏文《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明显带有八十年学术的粗疏之感，缺乏足够的内省意识。

　　然而，站在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的末尾，回看八十年代末的讨论与文章，仍有种元气淋漓的魅力，对“世界眼光”的强调，对“悲凉美学”的提炼，对“断裂”的抗拒、“整体性”的考量，对趣味、休闲的标榜，等等，无不洋溢着思想解放的光辉，名为文学研究，但又有着明确的现实关怀；三人之间你来我往，思想交锋，字里行间，也见得学人性情，陈平原“较真”，黄子平“刻薄”，钱理群敦厚……为其如此，在读到钱老1992年为“漫说文化”丛书诸本序言的合集所写的序言《岁月无情又多情》，才能体悟到那种彻骨的悲凉：

“漫说文化”丛书的最初动议就产生在这种宽松、宽容的文化氛围之中。但从1988年冬天开始，文人的心态开始浮躁，气氛也日趋严峻起来。我们三个都身不由己地卷入浪潮中，却又感到了几分惶惑。

　　接下来钱理群为丛书编写的序言被勒令重写，呼唤理性与冷静的声音被压制。再后来，黄子平“去国远游”，三人话别之际，“依旧笑着，却也掩不住内心的凄然与茫然”。黄金的时代，其兴也勃，其亡也忽，暗夜绵延至今。而重读这些文章，竟还有扎实的启蒙力量，幸也不幸？

　　2019年，三人再聚首，陈平原将主题定为“落花时节读华章”，虽取自毛泽东的诗词，却总不免让人想起《江南逢李龟年》，人是物非，悲凉内生。陈平原依旧“较真”，黄子平依旧“刻薄”，钱理群却有些“老夫聊发少年狂”，这位“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对现实的悲观最为沉重，黄子平惯于自嘲与消解，陈平原却更愿意发掘积极的因子。一代学人对现实不同的因应之道，也颇令人感喟，这从八十年的三人谈中似乎也能找到痕迹与脉络。

　　从这个意义上看，这部著作可以看作八十年代以来知识分子心灵史的微切面。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漫说文化（增订本）》读后感(四)：观点未成常识，“三人谈”却已经典

　　在关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第六谈中有一段提到，当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三人提出这一概念时，有人感叹，二十世纪还没完呐！言下之意是，这个世纪都还没过完呢，你们就要大剌剌地给整个世纪的文学定论，不符合“盖棺定论”的传统。陈平原说，其实只剩下十五年了，一眨眼就过去了。说这句话时，他显然并不觉得余下的十五年时间，中国文学会产生实质性的变革，所以非常自信地把未来的时间生生装进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个装置里。

　　剩下的十五年发生了什么？忽略旁枝末节，得出的一个大结论是，文学的影响力在衰落。这点是任何有远见的评论家都无法未卜先知的。三人在文学意义上的方法之年，提出民族国家文学、深刻的片面、悲凉等令人耳目一新的说法时，显然是甘愿当一块“深思熟虑”的板砖的。

　　从会议记录来看，当时的人们众口一词承认的是，“二十世纪”之说对以往倚靠政治分界书写文学史的突破，这一点被接受得最多。但是三人的目标显然不止于此，所以从方法论、世界眼光、民族意识、文化角度和艺术思维均有探讨。二十世纪已经过去了快二十年，我们从今天的文学研究现状考量这些观念的接受情况，应该不算过分。

　　首先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宏大概念，的确影响很大，以至于人们提到三人谈时，好像不需要加前缀，指的就是这三人的这场谈话。它提供了连接近代、现代、当代的方法，在当时人们看来是振聋发聩的。但三个代际之分，实在根深蒂固，影响了整个中国文学史的编选、观念与教学。更重要的是，现今的学者已经失去了从整体性的角度把握文学脉络的兴趣，宏大命题远远不如某某专题更吸引人，更细致精妙。所以“深刻的片面”一说，听上去偏颇，却更加容易实现，实践起来更加得心应手。

　　民族国家文学的说法也有不少人呼应。有人指出中国五四之后的小说所描述的，都是个人走向国家的过程。1949年之后，个人与国家（以党的形态）的关系已经密不可分，个人一定是身在国家中的，即使有“走向”这一阶段，也只能看作是前史。脱离这种关系，已经要到90年代，通俗文学兴起之后了。

　　悲凉之说应者寥寥。这个词用来形容单个作家，比如张爱玲，接受起来也容易得多，用来形容一个世纪，怎么听都是不完整的。黄子平说是依据“意识到的历史内容来概括的”，他举了孙犁的例子，说他写荷花淀小说时候是清丽的，而后来写到《关于〈山地回忆〉的回忆》，写到芸斋小说时，战争年代那些痛苦的回忆仍然在他的晚年盘旋，这时候意识到了历史的可悲之处，下笔也跟着悲凉起来。这恐怕难以自圆，既然孙犁始终对苦难记忆犹新，对于战争与历史的体会便不存在突变的可能性，小说选择哪一种表现方式，无非是自己和时代的选择，何谈某一天突兀地意识到历史悲凉呢？

　　三人谈相关内容占了这本书的半壁，剩下的一半是三人为合力编选的“漫说文化”散文集所写的序言，把这两部分内容视作统一整体，“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方法论就好理解了。三人谈是纲领，而各篇序言便是实践结果。

　　从中国文学史的发展来看，散文在二十世纪被逐出中心，从当前来看，也绝无重返中心的可能。但在五四时代，各类文体种，散文成就最高，这是文学史书写的常识（也是考研题目）。而且，从鲁迅、周作人、梁实秋、林语堂再到刘白羽、杨朔、秦牧（“漫说文化”没有选）等，散文的风格断裂是显而易见的。

　　他们没有重复历史排序的整理方式，选择了分专题编选，将散文内容分成了男女、父子、鬼神、生死、乡风市声等几大专题。这些专题不只是根据作家们写作频率提炼的关键词，更重要的是，透过它们，我们可以于细微之处，找到二十世纪文学的变动方式。

　　试举三例。先从重要概念上说，为什么周作人在五四时期要提出“美文”的概念呢？这便要联系当时的情况，那是白话文争取话语权的时代，他要证明用白话文也可以写出好文章。所以美文，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审美概念，美就好了，它先在地包含了文章转型年代，白话文自我完善的意义。

　　谈起二十世纪文章中鬼神之说的变化，陈平原在周作人所总结的文艺的和民俗的鬼故事之外，归纳了第三种—现实政治斗争的。五四时期，在“了解鬼是为了消灭鬼”的风潮下，大批作家硬生生把鬼怪之说写成了科普读物，目的自然与启蒙的整体思潮脱不了干系。而整个世纪的作家们，为何对鬼的偏执远大于对神的向往，他总结了非常重要的一点，鬼有人情味。当人们从解放自我的口号中醒过来，要重新认识人时，鬼成了很好的书写对象。他们身上有的是非圣非俗的特点，以他们作底本，写的仍是人间的悲欢。

　　还有人们对自杀态度的演变，从梁启超的“凡能自杀者，必至诚之人”的说法，到二十世纪初留日学生陈天华自杀所激起的民族感情，再到七十年代，自杀被视作“自绝于人民”之举，一条隐形的中国文化史便勾勒了出来。

　　漫说文化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之说的一部分，它用读本代替了文学史，用说文化代替了作家展，用精辟而深刻的一个片面，代替了体大笨拙的史书手笔。

　　中科院的杨早说：“读这套书（漫说文化）必须把它跟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和重写文学史、寻根文学等文化思潮放在一起，才明白他们为什么这么做。”

　　这一说法很好地解释了我们手上拿的这本书的编纂方法，方法与实践兼有，观念与成果并举。饿了一下午，吃着零食写完了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漫说文化（增订本）》读后感(五)：特殊的概念——谈“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产生

燕园“三剑客”，左起陈平原、钱理群、黄子平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概念最早是由陈平原、黄子平、钱理群三位先生提出的。以论文的形式《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表在《文学评论》1985年第5期。此后关于这一概念的阐释与讨论层出不穷，反响极为热烈。而三位先生的讨论谈话也被录成文字，在《读书》杂志连载六期。又让人深入了解了这一概念的产生与发展。过去两周我阅读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新版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漫说文化》，感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概念的产生发展充满着特殊性，其中特殊时代的因素在其中的影响无疑占了很大一部分。

　　首先分析“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概念所带来的历史分期。“历史分期从来都是历史哲学的重要范畴之一，文学史的分期也同样涉及文学史理论的根本问题。”（《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漫说文化》第13页）。这里的“二十世纪”其上限应是戊戌变法的1898，“下限也不一定就到2000年为止”（黄子平）。因为这一时期是中国真正从制度文化等方面开启“现代化”，而文学作为“现代化”的标志也在这一时期发展变化，从而走向我们如今所见的“中国文学”。（按照一定的历史变革进行历史分期确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文学和社会的脚步并不一定具有一致性。这里只做模糊处理。）其开端似有明确，其影响却一直延伸。这与之前的近代、现代、当代分期已经大有不同。（近、现、当的分期原因在笔者看来政治因素过多）而对于这一文学史分期的考察自然也就成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概念绕不过的问题。

　　如三位先生所观察的那样，“二十世纪”（以上文具体时间为准）是一个特殊时期。这里的特殊性，在书中主要分为“世界文学与中国文学”、“改造民族的灵魂”、“悲凉感的基本内核”、“语言与思维的现代化进程”。如今这些已经作为基本概念，进入到各类大学的讲堂。而在当时确实有开创性。这是一个特殊的研究背景，这一研究背景决定了概念产生的基础（具体可参看《中国新文学史》丁帆主编 / 高等教育出版社 / 2019）。

　　其次的特殊性在于概念产生的时期，正是80年代知识分子对于知识与文化不断求索反思的时期。知识分子在经历了浩劫之后，开始成为社会追捧和尊重的对象。社会地位开始有了明显提高。这个社会风气开始渐渐开放起来，激情、浪漫、启蒙等字眼频繁出现。这一时期被誉为20世纪第二次思想启蒙。这时的知识分子带有明显的80年代特质——充满豪气、志气与稚气。陈平原指出：“八十年代没有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因为，几乎每个学者都有明显的公共关怀,独立的思考，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超越学科背景的表述，这三者，乃八十年代几乎所有著名学者的共同特点。”（查建英主编.《八十年代：访谈录》，三联书店,2006年5月第1版,第133页 ）。

　　《三联生活周刊》对于当时的1985年有这么两段描述，很符合当时的情况：“1985年，是文化艺术界发生巨大变化的一年：寻根文学、八五美术新潮、第五代导演、新潮音乐等……“77级”大学生三年前毕业，文学艺术这些注重才气且格外敏感的领域，已经开始做出成绩，并引起广泛关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走向新的探索，在努力和国际接轨的对外开放，以及重新发现传统这两种思潮中，所谓前卫和寻根，现代和传统，在这一年中形成恰当的张力。

　　当然，这一年在改革开放的历程上也是重要一年。此前一年的国庆节阅兵，北大学生打出了“小平您好”的横幅，那是邓小平声望最高的时候。1985年，他继续雄心勃勃地大力推进中国政治、社会、文化的改革，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开始百万大裁军，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等等。整个国家朝气蓬勃。”（刘周岩《三联生活周刊》2019年第40期）。正是在这样一种特殊的时代氛围中“三人谈”才进行的如此顺利。

　　这一概念的产生方式也引人关注——在三人对谈中构建成型。这也是一种特殊的研究方法。陈平原将其称为：“口述实录评论”。在学科越来越细化的现在，我们很难想象“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已成“基本”的概念，竟是通过三位学者的“神聊”而得来的。这里存在着一种平等的对话，也存在着一种过程动态的思考。当然这也出现了由对话带来的疏漏和粗疏。不过好在在对话之后的梳理，使得原本有些杂乱的“胡侃”成了“神聊”。这是否可以作为一种新的研究方式，或未可知。这样还有一个好处，就是缺少边界，往往有意外的发现。因此，我们在研究“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概念的产生与发展时不能不考虑它形成方式的特殊性。

　　从概念的研究背景——二十世纪、产生时期——80年代、产生方式——对话式，三个不同的特殊性，来论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概念的特殊性。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时代与方式怎么变化，一个概念的产生与发展必然离不开与之相关参与其中的具体的人。这里虽没有涉及，但确实是不可以忽视的。

　　身处燕园，三人对谈论学。其气度与精神真是让人神往。其三人谈的独特的对话体，也为学术史的研究和后辈学人寻觅前人精神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

　　后记：断断续续读了两周。这篇书评主要就“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概念产生的特殊性，缘何产生？如何产生？做了设想。匆忙写就，思考浅薄，很多地方都太空泛，甚至错误。希望自己以后读更多的书，再来就这个问题做探讨。在读三位先生的对谈录时，不禁想到和各位老师、学长、同学相互在花津河畔，行知楼旁，春华园里聊天的场景。我相信有效的沟通是必要的，知识碰撞带来的火花也必定是闪亮的。

　　2019年12月2日星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