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之变》是一本由赵冬梅著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2020-5图书，本书定价：精装，页数：，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大宋之变》读后感(一)：历史到底应该怎么写

　　很有幸在书的编校阶段得以窥见一点内容。对于宋史，尤其是北宋前期的历史一无所知的我，是个极好的知识补充。王安石变法、司马光、乌台诗案等等，这些名词一下有了现实的意义。宏观历史，一定要从细节处入手。那么，我们很多不解的地方，也很快就有了答案。看似开明的北宋政治，实际上最终会导致这样一个急转直下的结局，多少王安石、司马光也不能改变这个结局。而每个朝代对于前朝的纠正，实际上必然会导致本朝向着相反的方向一路狂奔。唯一的好处是，那么多美丽的宋词，应运而生了。

　　《大宋之变》读后感(二)：人·事·识

　　很生动 《大宋之变》叙述了北宋政治形态恶化的前因后果，通过文学层面、政治人物故事、事件演变等细节与史料，让读者一步步走近历史真实。

　　对重大历史事件如濮议之争、王安石变法、司马相业等，赵老师在书中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有一分史料说一分话。濮议之争可以说开了宰相和台谏之间相互攻讦的恶习，使得北宋政治风气严重受损。王安石变法与神宗共同造成了北宋政治的法家转向，王安石变法对宋朝的最大损害不在经济方面，而在政治文化方面，变法中种种排斥异己、破坏体制的做法导致了北宋士大夫集团的分裂和政治危机。赵老师在领读的时候表示她本人反对王安石追求高速的变法而倾向于司马光修复团结的保守主义改革。十六个月的“司马相业”，实际上最初的九个月司马光并无实权，而后七个月，司马光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太皇太后与台谏官夸大对立，鼓吹仇恨，与司马光修复团结的想法背道而驰，形象地体现了人间最是宽容难，北宋政治只能不断恶化。

　　书中对于王安石和司马光这两个人物的刻画，也相当丰满。且可以说公正的评价了这两位重要人物，没有带有明显的个人倾向。王安石，强势，不善于与上级沟通，不够听话，急功近利，但是敢做敢想，有胆识，有手腕。司马光，一本正经的宋代大儒，道德至上。在执政时期，无队伍无手段无能力无经验，空有一腔热血。对于生活在21世纪的中国人来说，鄙视司马光是很容易的事，他太顽固保守，太四平八稳，就连神宗也说他“方直而迂阔”，因而对司马光，神宗是敬重而不喜欢的。而我们在短短四十年间耳闻目睹了社会财富的迅速增长，但是在那个时代，技术、市场等要素都没有成形，追求速度的改革不会轻易成功。

　　赵老师对历史人物有着理解之同情，同情之理解，尤其是对于忠臣奸臣的说法存疑，现实政治中，不可能有纯粹的非黑即白，皇帝永远是正确的，臣下的忠奸却可以随着政治形势而发生变化。吴居厚的忠奸如何判定？他是能吏，因为他有超强的行政能力，他的理财高效，但却是实实在在的搜刮民脂，但是行政能力本身似乎是没有道德指向的，且他在之后也成立了官营慈善机构——将理院。章惇呢？极致骄傲极致自律，极致能干，但是缺乏包容大度的胸怀。王安石方针下培养的官僚，都好像只是工具化的官僚，而不能成为政治家。

　　《大宋之变》读后感(三)：哲人日已远

　　在《大宋之变》一书中提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政治成员的“法家转向”。借用今天的政治术语来说，那就是政务官在政治活动中发挥的作用日益失去活力，而事务官的崛起与扩大成为主流。实际上，政务官是永远不会消失的，但是政务官的活力存在与否却与政治生态有特定的关联。 体制化、专业化的吏员队伍取代了对大政方针进行讨论的官员队伍，那么政策的决定权就会逐渐被收束。最终导致集权的产生。而辩驳者往往声称，这种政务的收束可以促进行政效率的提高，如秦汉的文法吏。但是另一方则认为，这种政务讨论的收束是牺牲了政策决议的理性而提高行政效率之举，并且由此认为北宋末年一系列重大的内政外交的政策失误，全系于神宗与哲宗之际的法家转向：具有儒家普遍理想的士大夫开始在政治上衰微，代之而起的是簇拥在王安石身边的事功之辈。重事功的同时，必然导致儒家与皇权之间的张力开始消失，他们唯皇命是从，为媚上而加大政策的执行力度，甚至颇有些“铁面无私”的感觉，然而这种“铁面无私”最终却是导致很多政策并不能做到实事求是。官员队伍变成了相公和皇帝的传声筒，而非政治都参与者。很多大政方针不由庙堂进行讨论，而只需要皇帝和几个亲信就足够了。最终，这种不得人心的变法，以失败告终。 司马光再度任相的时候，我个人认为他是没有察觉到这一点的，在十六个月的宰相时光里，最起码有一半以上的时间，他想当然的以仁宗朝时处理政治的方式在做事情。这种不清醒的态度最终导致了他的一事无成。 而另一方的章惇，则陷入了党争的泥潭。前文我提到士大夫在政治上的衰微，这种衰微并不是来自皇权的直接打压，而是来自皇权引导下的内耗。所谓的“君子之争”，距离后来的那种撕破脸式的党争，其实只有一步之遥。章惇是新党人物，在新法遭到批判的同时，即使他给出朝廷合理的政策建议，依然不得采用。司马光是旧党人物，但却给出错误的建议，却被大力推行，终究导致了不可挽救的损失。 此情此景，颇类明朝中晚期的景象。熊廷弼、孙承宗、袁崇焕等人对于辽东的政策是利是弊姑且不去判断，但却一而再再而三的因为他们的党争身份，或遭到重视，或遭到无视，而千千万万大明官员的观点和意见的合理性与非合理性，也如此这般的淹没于无休无止的党争之中。到了南明则更有甚之，国家陷入危亡之际的时分，官僚却还是纠缠于所谓的派系斗争之中，虽不是严格意义上官僚内部的党争，但也类之。后来连几个大名鼎鼎的武人也卷入其中，例如郑成功和李定国，他们一方面是抗清名将、爱国志士，但一方面，却终其一生都在派系斗争中找不到恰如其分，足以自处的位置。 政治学中有一条几乎可以默认的原则，那就是某个共同体内部的斗争，会在遭遇到强大外部压力的时候暂时被排到第二第三重要的位置上，大家团结一致，以应外敌。即使内斗还是存在，但那也应该退居其次。但是之所以说是“几乎可以”，就是因为这条原则在真实的历史当中往往屡屡失效。例如北宋之末，金人南下之际，庙堂之上的官员还是念念不忘依靠这一突发的政治事件来打倒自己的敌对派系，而没有人真正的把敌国外患，当做头等重要之事来加以应对，这样的历史，在往后的中国一次又一次的上演... 士大夫初出茅庐，登上中国历史的舞台的时候，可以说是被寄予厚望的。他们有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新型气魄与胸怀，有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儒家理想。他们是哲人，是知识精英，是有良心的官僚，是为苍生鞠躬尽瘁的先师传人。但是在历史当中，这个群体当中的人，要么迅速失去声音，被逐出政坛，或吟诗作画，或讲学著书，发挥不出真正的政治作用。要么迅速转化为法家型官僚，恪守上令，毕恭毕敬，同时又结为党人。司马光作为士大夫中的一员，义无反顾的在人生的最后，发起了尝试和挑战。然而其结果，竟是“空怀一腔热血，以皎皎之身投诸滚滚浊流。”千载之下，睹书思人，岂不哀哉？ 归根到底，究竟是古典中国并不具备一个理性讨论政治的空间，还是强大的皇权横亘于士大夫之眼前，破坏了这个群体的“初心”，还是说，士大夫群体本身即是一个因为高度理想主义二无法适应严酷政治的群体？我想，答案或许会是多重的。但皇权是无可避免的主题之一。当人们回想起仁宗故事的时候，往往会先想起那位对待士大夫颇为宽厚的皇帝，然后回想起他手下的一批名臣。而神宗的登场却是另一个极端：他少年时披盔戴甲的爱好，代表他不吝于向世人昭示他的野心勃勃。如此这般野心勃勃的皇帝，与同样野心勃勃的王安石，自然一拍即合，组成了政治同盟。只是神宗是为集权于皇帝而推行变法，王安石，则是为推行变法而集权于皇帝。这点细微的差别，最终导致了这对君臣的关系难以长久维持，而王安石离去之后，他身边重事功的官僚自然劣币驱逐良币式的更迭，最后的结果，就是奸相蔡京操持国政，到了金人南下，衰败的政治自然无法抵挡滚滚铁蹄，北宋在屈辱中宣告灭亡。皇帝一变，政治风气立马为之大变，这很容易让人了解，士大夫政治是系于皇权的政治类型。但真实的历史往往不限于此，例如，何谓皇权？有制度性的皇权（一整套的皇权及其皇权“习惯法”），有皇帝的个人私权，这就是冬梅老师的所谓“抽象皇帝”和“具体皇帝”。考察二者各自对政治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才更有利于辨识那个时代的政坛究竟发生了什么。

　　司马光并不是那个时代的唯一主角，但他却是有理想的士大夫中的典型代表。通过观察他在这几十年当中的政治活动轨迹，我们便可更深入的知道，这一政治转向何以在现实中被步步推进，而北宋的政治格局，何以在重视事功的同时，步步衰败。 北宋中后期的政坛上，究竟发生了一些什么，自然不限于此。这里只是借书中的“法家转向”与“士大夫”，来简单谈谈看法。

　　《大宋之变》读后感(四)：黄叶在烈风中

　　这是近几日读的最畅快、最尽致的一本书了。去年应老师推荐，偶读了赵冬梅老师发在《文史哲》上的一篇文章《和解的破灭：司马光最后十八个月的宋朝政治》。已记不起老师在读书会上缘何谈起这篇文章，但是出于对司马光和《资治通鉴》的偏爱，下载到这篇文章，只觉对司马光最后执政生涯有了更多感触，尤其是文章最后的那一句话：“在生命的最后18个月，司马光被推上了领袖的高位，然而他既无人才队伍，也无经验、手腕、对策。他置身于复杂的政治格局，如黄叶在烈风中，忧其危坠而终于危坠。历史赋予他的任务，他却一件也没有完成。这才是司马光最后18个月真正的悲剧性。”当时读完文章，写下当时自己的心得：纵然编成《资治通鉴》，写下皇皇三百余万言，但依然被指责为政治幼稚，无法体会复杂的政治格局与时局变迁。近日偶然看到当当网上在售此书，便更想详细了解此中曲折。

　　读罢方觉，司马光是自知的。他成长在仁宗年间，深受仁宗朝政治局势影响，为人方直，真正继承了范仲淹那种“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士大夫情怀。他也知道自己更适合做一名谏官与御史，批评朝政得失，对自己并不能胜任的官职坚决推辞。当神宗崩后，高太皇太后邀请司马光出山主政的时候，他心心念念的仍是恢复仁宗朝的言论自由。然而，司马光是一个合格的反对派，但终是不能明白如何更好地做一名合格的执政者。

　　司马光的世界是非黑即白的，他追求圣人道德，严格约束自己，也利用自己的道德标准看待他人、约束君主。然而，现实政治并非是非黑即白的，这也预示着司马光生命中的最后十八个月主政的艰难以及由此日益恶化的政治局势。

　　神宗朝政治的开启伴随着一系列意外。首先是仁宗无子，其自10岁登基，执政42年，一生育有3个儿子，均不过3岁而夭折。与高宗不同，仁宗直至晚年依然怀揣着抱儿子继承皇位的愿望。因此，后来的英宗皇帝，当时的赵宗实在仁宗膝下成长28年也几乎从未被仁宗以皇位继承人的身份认真对待过。这种长时期内心的煎熬与挫折使英宗对仁宗抱有一种极为复杂的感情。哪怕其即位之后，依然如履薄冰，甚至想从其亲生父亲那里寻找安慰与寄托。那种煎熬、那种不忿恐怕后来的孝宗皇帝同样感同身受。当历经两年濮议之后，英宗达成所愿，正欲大展宏图开启新局之时却轰然而逝，终年36岁。其子赵顼即位，是为神宗。神宗即位之初的心理压力更大：为父亲正名。于内，神宗需要修补既已破裂的曹后与英宗的母子关系；于外，神宗想建立昭昭功业证明已支即位的合法性。

　　一个简单而朴实的想法，却推动着宋朝政治向一个未知处境行进。这一朴实的想法又迫使神宗试图秣马厉兵恢复汉唐旧境，重建华夏往日荣光。为达成这一目标，神宗最重要的步骤或措施是增加财政收入。彼时，四年之内，仁宗、英宗两位皇帝接连龙驭宾天，修建陵墓、赏赐群僚费资巨大。神宗初即位，接管的是空空荡荡的国库。

　　因此，神宗任命张方平为相，整顿财政，增加收入。然而不巧的是，张方平刚刚试图大展宏图之际，父亲去世，于是只能回乡丁忧守孝。在偶然事件的碰撞中，王安石，作为一个饱受争议的历史人物呼之欲出并最终登场。与反对张方平任相不同，司马光是支持王安石的。因为在他看来，张方平曾有过以权谋私的劣迹，而王安石则在道德上足可称道。这是司马光支持王安石的理由。

　　虽然对王安石抱有极高的期望，“远近之士，识与不识，咸谓介甫不起则已，起则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泽矣”，但司马光与其之间的冲突却日益增加。因为王安石推行的变法造成了极大的民愤。但于此，王安石会不知吗？可他为什么还要继续推行？或许，政治家有政治家的担当、胸襟与气魄，虽千万人吾往矣。他们不以天下人的是非为是非，他们要确立起自己的是非，而不能异论相搅，阻我心志。因此，王安石对待异见的处理措施只有一条，那就是毫不留情的予以打击。从宰相到谏官，王安石对朝廷进行了大换血。而对于任何试图搅扰神宗动摇主意的事情，王安石也坚决予以反击。于是，仁宗朝留下的政治遗产被一点点消耗殆尽。自宋兴以来，他们追求祖宗家法，可如今王安石告诉神宗，“你就是祖宗”！这样一种大胆而新奇的说法让神宗又惊又喜，惊的是此种言论与本朝传统相悖甚远，而喜的是从它却从心理上解决了神宗变法的障碍。

　　司马光是愤慨的，于此之际，作为一个谏官能做的，只能是反复上疏，期待陛下回心转意。然而，终无所得，最终只能黯然离去，开启了长达了十五年的洛阳生涯，主编《资治通鉴》。这十几年是司马光人生中最为沉寂的时光，所有的心血都付诸笔端，凝练成那传唱千古的文字，惠及千秋。神宗晚年，书成而毕，司马光或许是安慰的。英宗时，司马光进献《通志》八卷，最终获得了编书的资质，如今历经两代帝王终于功成，期间诸多变故，又岂能不感慨万千。或许他不曾想过，自己岁月中近三分之一的时光都要耗费于此。如今，终于不负所托。

　　书是成了，可神宗呢？备有争议的安石相业又作何结局呢？事实上，神宗对开疆拓边只有个模糊的想法，并无具体的实施策略。更何况，十几年间既要面对体制的束缚与压力，汲取财政资源，还要完成如此的丰功伟业可谓难之又难。汉武帝征伐匈奴是集文景两代帝王几十年财政积累勉强为之，更何况武帝后期民怨沸腾。唐德宗亦想平定藩镇，然而刚刚开始就陷入财政危机引发泾原兵变，此后二十年疯狂敛财，终为宪宗削藩奠定基础。区区一个神宗又如何呢？无天纵之才，无遗赠之资，又岂能在十几年间完成如此功业呢？于是1085年，神宗在对西夏的战争失利后，忧愤成疾，猝然长逝。

　　司马光终是未能见神宗最后一面。可他依然是幸运的，在生命即将走向谢幕之际，终于等到了这个“得君行道”的机会。

　　十岁的哲宗皇帝即位，英宗皇后高氏不得不出面主持政局。然而，对于王安石变法中的不满使得高后对其反对派有着天然的好感。她极力主张司马光复政。对开封政局已经淡漠长达十五年的司马光是否堪当得起如此重任？1085年5月，司马光返回开封。然而，依旧生活在仁宗时代的他极力主张开放言论，反对派的谏官纷纷上疏，大肆攻击变法及蔡确、章惇等神宗旧相。当司马光、范纯仁等还在极力主张和解之时，谏官已不听其使唤，事态在向失控发展。是啊，长达数十载的压抑与悲愤终于等到了宣泄时机，又岂能轻易放过？人世间，最难消解的是仇恨。于今日谏官如此，十年后于章惇亦是如此。

　　在司马光的最后岁月，他曾两次用“黄叶在烈风中”表达自己的处境，他终是感受到了自己的孤独与无助。司马光从政，只是靠着自己的一腔热血与丝毫不允许玷污的道德在支撑，他以谏官起身，终身保持着对自我的严格要求，同时又以此审视世界、批判世界。如果仁宗有子，一切并没有这么多偶然，那么司马光或许同样可以位居台阁，但绝非是以这样一种历史中给我们呈现的形象。阔别开封政局十五年后，司马光还剩什么呢？似乎只剩下了自己的高尚道德，可是这道德在大厦将倾之际，在需要他力挽狂澜之时又能发挥多大作用呢？他并不如神宗旧相那般务实，能让政策落地生根。再加上，岁月只留给了司马光十八个月的时间。神宗的二十年使得天下风俗大变，仁宗朝言论自由的风气再也不复存在。十八个月，能做的少之又少。

　　可即使司马光能做，他又能做些什么呢？如果1086年的那封和解诏书能够出台，如果司马光对新法的态度不那么决绝，如果谏官不那么大肆攻击新党，政局仍有一定可能重回仁宗朝的那种和而不同的氛围中来。可是章惇遭贬，饱受重重磨难，8年之后再重登相位之时，他对旧党的反感与厌恶只能愈加炽烈，原本企望纠正新法之弊的愿望又还剩下多少呢？从苏轼在哲宗亲政之后一贬再贬就可以看出些端倪。乌台诗案后，苏轼被陷害，章惇是求了情说了话的；然而哲宗亲政后，苏轼先贬惠州再贬儋州，章惇身为宰辅却再也一言未发。于是党争贯穿了北宋政局的最后四十年，以致于其又给南宋留下了“国是”这一打击政敌的绝妙手段与借口。大宋王朝也只能在相互仇恨之中走向穷途末路，只因神宗那简单而朴实的想法。

　　整个大宋衰亡的祸根在这二十年便埋下了。

　　《大宋之变》读后感(五)：宰相·君臣：兴邦之计与亡国之策

司马光其人

北宋元祐元年，隐居著书十五年之久的司马光被宋哲宗重新起复，并任命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位列首相。主政伊始，提出一桩大事，将宋神宗年间元丰西征所占领的西北六寨，米脂、义合、浮图、葭芦、吴堡、安疆悉数归还给西夏，并且恢复废除多年的给予西夏岁币“赏赐”。此奏一出，满朝哗然。这种类似割地赔款的施政方针，无论置于何时何地，都不会获得普遍认同？

当然，司马光有着自己的想法，元丰西征，起因于西夏恵宗为臣下叛乱囚禁，向北宋神宗求救所致。结果当时那批主持新政的反复小人却顺手占人领土，还将这个看做自己功劳，全然有悖大国风范，“此盖止以借口，用为己功，皆为其身谋，非为国计。”故，应该予以归还才合乎君子道义。

与我们认知的常识所不同的是，司马光这种迂腐至极，形同卖国的行为，却有着合乎儒家行为逻辑的最高标准，在明代王阳明的《传习录》中，记录有一段问答，弟子问：“孔子所谓‘远虑’，周公‘夜以继日’，与‘将迎’不同。何如？”，王阳明回答道：“……若只着在事上茫茫荡荡去思教做远虑，便不免有毁誉、得丧、人欲搀入其中，就是‘将迎’了。周公终夜以思，只是‘戒慎不睹，恐惧不闻’的功夫，见得时，其气象与‘将迎’自别。”用今天的话来说，如果孔子与周公处理国政，遇到一些棘手的国际争端，他们不会仅仅从技术层面去设计解决方案，来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是遵循良知的指引，不计得失成败的应对问题。哪怕良知本身会损害国家利益，那也是合乎道义的唯一准绳，亦在所不惜。至于这样的为政措施是否真的会对国家本身带来根本利益，其实在儒家经典中并不乏经典案例，譬如《左传·昭公元年》中，诸侯会盟，当时两大强国，晋楚争雄。晋国大夫祁午和本国总理赵文子：“上次宋国会盟，你被楚国的代表子木所欺骗，结果占了我们的上风，如今楚国大臣公子围也是个不讲信用的人，你需要多加提防。”赵文子却回答道：“当初宋国会盟，子木有害人之心，我有仁义之心，所以被他占了便宜。但如今我的仁义之心依旧，楚不足患。”最后还来个比喻，“就好像农夫种地，虽然偶有荒年，但肯定也有丰收。诗经说：‘不僭不贼，鲜不为则。’”在儒家信徒的眼中来看，拥有诚信、仁义，行为举止合乎天道，这要远远超过鼠目寸光的看待一切眼前既得利益，如果一定要将话说的功利一些，大概就是，儒家信徒始终相信，这世上有这么一套行之必胜完美无缺的行为准则，只需要合乎这个准则的行为逻辑最终肯定会在因果论驱使的世界上获得最终的胜利。

北宋理学大家程颢在他的《伊洛渊源录》中有个评价，说自己阅人无数，却只有司马光，邵雍，张载三人始终保持着学术的纯粹性。事实上在学术上，王安石与司马光曾经有过一段激烈的交锋，彼时，王安石推崇孟子，并作有一首绝句：“沉魄浮魂不可招，遗编一读想风标。何妨举世嫌迂阔，故有斯人慰寂寥。”并在孟子还没有被尊为“亚圣”之前，王安石就已经将他的书籍列入科举必考项目。当时，司马光却有截然不同的意见，并拟文《疑孟》来针锋相对，在他看来孟子既学术不正，又动机不纯。纯正儒学应该将名分放置于第一位，名分一旦确立，人的义务与规则也就自然形成，又怎么会有“士为知己者，女为悦己者”这样，需要通过管理者的态度来确定自身工作职责的道理呢？

这种事情在今人的价值观里有着完全不近人情的评判，却在司马光的行为逻辑中完全合乎学术的纯正。这也恰恰解释了，他为何会以“周天子承认三家分晋”来作为史学皇皇巨著《资治通鉴》的开篇第一讲的原因。

哪怕是同属儒家，司马光的学说也往往被归类为左派，别说如今，就是当时的儒家右派亦对他有颇多微词，南宋时候学者余允文作有《尊孟辨》逐条批驳司马光的歪理学说，当然这是后话。

北宋官僚

作为中国历史上列个朝代开国皇帝中，个人击技能力数一数二的赵匡胤，却在政治制度的设计上有着众多近现代政治体制模式的雏形。无论是皇权的安全层次上，还是政府执政的克制监管上，北宋都做到了很好的平衡分权。通过给予各级官僚机构足够的监察制衡能力，既不会像汉唐一样，出现外戚、宦官、后宫过多的干政导致核心权力机关的大权旁落，亦不会因为个人，地方，部门，机构的权力独揽导致威胁到中央，对内，警惕阉竖，对外，分权钳制。到了宋仁宗年代，国家政治体制已经到达了一个空前理想状态。在顶层设计上，使用官、职、差遣的方式，层层分级，基本消除了藩镇，阉宦，权臣，外戚的大权独揽，皇权获得巩固。在施政方面，以追求稳定，不扰民成为核心方针，彻底杜绝了类似官员幸进，鼓吹扰乱朝纲的事情。在内部纠错方面，拥有精密复杂的舆论，检查，信息流通制度，可以将所有问题彻底暴露并及时加以纠正。

国无权宦，政不好功，子产不毁于乡校，要完成这三点，既需要制度上的优化，同时又需要君，相，臣各级相互人格上对自我的制约。

本书《大宋之变 1063—1086》在时间上承接赵冬梅老师的另一部作品《司马光和他的时代》。之前那本讲述的是司马光经历宋真宗、宋仁宗的两朝岁月，更多的是关注他个人的成长经历，以及他眼中的前朝重臣们的起落。而在本书中，司马光经历了宋仁宗，宋英宗、宋神宗、宋哲宗四朝，以王安石变法的前后因果作为主要线索，通过司马光的政治起落来讲述北宋由盛转衰的最关键也同样是司马光政治生涯上最为壮丽和没落的二十四年时光。

有时候，无限拓展下的时间，会把许多看似薄弱的事件提炼出其中的因果和机缘，作者赵冬梅老师所要做的正是将这些潜在的逻辑和偶然事件整理并加以解读，试图去揭开北宋最终命运走向之于这二十四年时间里那些必然和偶然的潜在联系。

“历史不容假设”，这句话也对，也未必对，后人正是用一次次假设的方式才能更好地去认知历史的潜在却未曾发生的可能，从而找寻到足以为后人所警惕、反省的经验教训。当然偶然有时候又必不可少，如果不是仁宗晚年子嗣问题；如果宋英宗没那么早逝，有足够的时间开始自己的施政；如果宋神宗没有那么的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来为父亲正名；如果司马光不会如此讲原则最终导致君臣最快速度的失和；甚至如果是张方平不会恰恰在此时丁忧，或者同意宋神宗的夺情；可惜，历史成功地躲过了所有的“如果”，然后让王安石出现在急于有所作为的宋神宗面前。

王安石变法

蔡东藩先生在他的《宋史通俗演义》里关于这段历史有句很有趣的批语：“有急功近利之君，必有急功近利之臣。”有别于我们通常认知，与其说是王安石向宋神宗推荐了自己的改革方针，不如说是宋神宗主动选择了与自己有着共同理想的大臣。北宋到了此时，已经一百多年，因为制度上缺陷造成了大量的冗兵冗官，不仅在财政上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压力，而且在军事上甚至对面辽国、西夏都显得无力。国家要变，但变向何方。

中国科举制度选拔人才的特点在于一个人成为政治人才之前，首先必须是一个文化人才。这就意味着，文化逻辑有时候会影响政治逻辑，比如王安石选择的变法方向。儒家的文化属性拥有极强的纯粹性和排他性，自成系统，逻辑自洽，目标明确是它的优点，但一旦付诸行动并凌驾于政治方针之上，就意味着压制了政治逻辑里该有的协商、妥协、模糊、和兼容。

对于国家财政，司马光和王安石有两个截然不同的思路，在司马光看来，天下财帛多寡有数，国增一分，民间就少一分，所以理财之要，在于节流。而王安石看来，只要合理调整生产结构，就有最大限度调动起生产力，从而产生更多的财富，所以理财之要，在于开源。从后来的结局来看，司马光把事情想错了，王安石则把事情想简单了。

从这位拗相公推行的政策不难看出，他试图把完备的文化逻辑来实施经济改革，这当然带有极大的理想主义成分。按照现代政治学观念，王安石几乎拥有了早期社会主义的思想观，已经把改革的层次由官吏监察，政治结构改革，生产力结构改革直接推演到了金融管理，试图通过金融管理最终来左右行政体制。与之相反，儒家左派司马光则从东方哲学的保守立场出发，看到了这场横扫一切的改革内在危机，突如其来的财富会彻底破坏掉社会赖以稳定的基础。为此，不惜拿出了祖宗家法不可变的大帽子来加以阻拦。

由此，引出了一句王安石后来足以震铄古今的名言：“天命不足畏,天道不足惧,祖宗不足法。”天灾、非议、祖宗家法皆不可怕，打倒一切反对力量。很快，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陆续被赶出朝廷，贬到地方。

宋太祖立国之初，鉴于唐朝官僚欺上瞒下之祸，设立台谏制度。通过御史台和谏院两个部门，可以随时对朝廷的政策提出反对意见，既能风闻言事，又可以畅所欲言，上至宰辅帝王，下至黎民百姓。而这个可以用来防微杜渐的台谏制度却被王安石利用人事操作换成了自己的支持者。

正如之前所言，压制在北宋政治制度上的三道保险，随着宋神宗的急功近利和王安石的独断专行被一一敲开，大权独揽，打压政敌，排除异己，把持台谏。本书中，作者所指的维持百年的北宋政治遭到逆转，大概正是此意。

事实上，熙宁变法内容来看，也有着众多的理想主义不切实际的缺点。希望通过官府借贷来缓解农户资本不足的青苗法，却因为并未从农户实际需求出发，转而成为了官府摊派强制借贷；编户为兵，十家一组，想要储兵于民的保甲法，却因为社会结构的变化而无法如同北周宇文泰一样做到兵民一体，最终不是荒废农时勉强练兵，就是要行贿官吏得以免征入伍；想要通过政府储备来调节物价的市易法，却因为与商争利，最终损害了中小商户的根本利益；最初想要以政府物流调拨余缺的均输法，却因为调拨定额，无视市场规律等原因，最终劳民伤财。

书生从政，一意孤行，过度专注于表达自己的文化诉求和文化逻辑，缺少了将其付诸于一个庞大行政机构后所会产生效果的思考与修正，严格地讲，他们对于如果操控一个庞大的行政机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本身就缺少实际操作经验。

更甚者，王安石变法所破坏的北宋政治生态，却因为王安石与司马光两者的人格特质而获得了短暂却最大程度的修补。既，任何一方的大权独揽时，都会因为本身是一个堂堂君子，不至于对对方赶尽杀绝。但一切从制度转嫁到个人性格的变迁，终究会因为人走茶凉，而生出其他变化。同样他们双方在掌控最高行政权时，又不自觉地会让所谓的小人加入到权力核心中。也难怪，与坚持己见的君子相比，小人往往在被逻辑说服之前就服从了权力。

所以，王安石身边有了起头铁杆追随，后来又坚决反对变法，被《宋史》编入《奸臣传》的吕惠卿，司马光身边则出现了，同样被编入《奸臣传》，却因为《水浒传》而恶名更盛也更加奸佞的蔡京蔡元长。

末年

司马光死了，执政十六个月后，郁郁而终。对于神宗后官场生态缺乏基本认知的司马相公，对于宰相权柄的使用更加生疏，也更加无知。时过境迁，北宋官场早已不是之前满朝君子的模样，对下属毫无约束，对国家状况缺乏调查，一无政策，二无实力，竹篮打水，化为泡影。

此后几十年，新旧党政你方唱罢我登场，奸佞弄权，党争不断。金兵崛起后，与北宋联手攻打大宋。曾经的君子之国，却在女真人面前小动作不断，一旦被对方揭露又百般抵赖。譬如，违反约定，潜入金国地界招降辽国汉人，后来又因为被识破，转而灭口。背信弃义，反复无常，最后金兵铁骑南下，汴梁一梦，终成灰烬。

南宋理学大家朱熹在他的《朱子语类》中点评前朝往事说：“今看著徽宗朝事，更无一著下得是。古之大国之君犹有一二著下得是，而大势不可支吾。那时更无一小著下得是，使无虏人之猖獗，亦不能安。以当时之势，不知有伊吕之才，能转得否？恐也不可转。尝试思之，无著可下手。事弄得极了，反为虏人所持……其诸将欲请起兵问罪，阿骨打每不可，曰："吾与大宋盟誓已定，岂可败盟！"夷狄犹能守信义，而吾之所以败盟失信，取怒於夷狄之类如此！每读其书，看得人头痛，更无一版有一件事做得应节拍。”

（今日回看，宋徽宗一朝，有一事做的是对吗？古代大国君王就算再差，总还有一两件大事能做对，即便如此也免不了亡国。可宋徽宗那会儿，连一件小事都没有做对过，就算没有金国南下，这个国家也别想搞好。女真人哪怕是一帮夷狄，他们和咱们有了盟约说话还能算数，我们却反反复复不断违约，最后把金国惹急了南下，遭到灭国之祸。）

把“宋徽宗背盟招祸”与之前“司马光守信还地”二事并列一处，今人读来，反不由一阵苦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