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史论丛》是一本由唐长孺著作，中华书局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2.00元，页数：437，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精选点评：

　　●知是同乡后，更添一份感情。

　　●其中许多都不是第一次读了，还是感到费劲！

　　●唐长孺做文献的功底非常好，否则即便有新的社会学和史学研究方法他也写不出这么扎实的论文。

　　●曲径通幽

　　●这本书可以说是学习魏晋南北朝的非常值得拜读的一本书，有非常多的考证，看的出唐长孺先生的功力

　　●内容上是很有水平的，但行文风格上就不太喜欢了 唐先生深受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影响，在解释古代历史的时候总是以马克思唯物史观作为论证，我比较喜欢钱穆先生说的四民社会的说法，对于马克思唯物史观不太喜欢，是以只给4星，但唐先生的考证绝对值5颗星

　　●刚进入历史学那会初读觉得论调虽然扎实但有些迂腐，再读感叹这书与三论实在是勾勒汉唐历史线索的超一流作品。作为失去阶级斗争情境下长大的新一代原来只是表层地把阶级、封建一类的词认为是老套的标志，而这种简单的、贴标签的认识才是真的迂腐。

　　●治史参考书。很棒！

　　●真是好作品

　　●非历史专业，看起来确实有些吃力，不过真是收获很大，对照当今时代，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魏晋南北朝史论丛》读后感(一)：由此及彼，曲径通幽的乐趣

　　读这本书，真是历时太久。并不因内容艰涩，而这这段时间分心的事太多，竟至延误许久。不过，读这类史书，有一个乐趣，便是从作者点滴引摘的句章中，可以了解许多与著作本旨相异的历史片段故事，所谓由此及彼，曲径通幽。比如，姓氏的源由，从书中内容来看，现在许多姓氏都是原先少数民族的姓氏，想想，说不定我们身边有这些姓氏的朋友、同事，溯其祖先为匈奴或是鲜卑，这也是有意思的事。

　　本书还引起我对于山西历史人文的兴趣。几年前曾独自去过一趟山西，且主要为山西北部，而这片区域就曾是历代的古战场，以及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民族的大舞台，大到县市，小到村落，都应有丰富的历史故事可以去挖掘。

　　《魏晋南北朝史论丛》读后感(二)：读后感

　　读这本书最大的感想是：很难。较之陈寅恪、田余庆，唐长儒先生的文笔更为质朴，故读起来更费力。之所以这本书被称作经典，我想有以下几个原因：1.论证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重大的历史问题。如西晋田制、魏晋户调制、九品中正制这种由于史料匮乏而研究相当不足的重要制度。唐长儒先生所赖，并非新史料，而是精密的考证与推论功夫。2.对史料精确的把握。例如《晋书赵至传中所见曹魏士家制度》、《读抱朴子推论南北学风异同》，皆是以一篇确定的短小的文章为基础、线索，以小见大地考察整个制度。3.对文化、政治、经济、军事制度的全面把握。理论与考证的双重运用。不详细说，目录即可明了。对理论的应用较多表现在少数民族政权性质的探讨上。

　　读此书最大的收获是。1.九品中正制度的创立，一开始就是曹魏政权集权精神与两汉乡里精神遗存的妥协，与其发展至两晋南朝巩固门阀的精神截然相反。只是再怎么集权也无法阻止士族的发展壮大，所以被士族出身的司马氏加以利用配合门阀制度。它发展成为“上品无寒门。下品无高族”是有其合理的社会背景的。相较于传统的探讨九品中正的起因（人士流散、考详无地），唐长儒先生还考虑了魏、晋的政权精神，这就清清楚楚地勾勒了汉魏晋三代政治的继承与变化脉络，更加有深度。并且唐长儒先生提醒我们，“上品无寒门”的寒门，至少也是地方势力较小的豪族，是统治阶层与地主，所以九品中正制体现的是统治阶层内部的矛盾与权力分配，与人民无涉。九品中正制发挥重大作用是在西晋，而非东晋南朝，因为西晋时期士庶之别的理论依据尚未成熟，全靠制度支撑士族获得政治权力。晋以后，理论一经形成，制度便只是例行公事。2.魏晋玄学，始终不仕完全的超然、完全的空谈，它的出现反映的是统治阶层对东汉名教之治失灵的质疑、寻求新的统治理论，于是而有社会的对儒家以外理论的多方探索，儒、道、法、名四家争胜。争论焦点在于如何解决名实不符，以集权为精神的曹魏政权施行名法之治，循名责实、向法家寻求理论；有运用先秦名家辩难之术亦即刑名之学讨论问题的；也有向上退一步归结于道家无名的。以后由于理论本身的发展与现实政治中皇权的低落，遂转向道家的无为。但是，在与曹魏政权名法之治的斗争过程中，不论在朝还是在野的玄学家都未完全抛弃儒家，而是综合儒道，这个过程完成与斐頠、郭象的崇有论。我们看到，这个思路下，玄学不过是既定社会背景下对传统儒学的创新。

　　《魏晋南北朝史论丛》读后感(三)：感想

　　唐先生此书大概可以分为政治民族史、经济史和思想史三个大的方面。

　　唐先生完成这本书所有论文的时候还是1955年，那个时候本尼迪克特还没有写出《想象的共同体》，民族是一个政治文化建构的概念，唐先生应该没有清晰的认识的，在《魏晋杂胡考》这篇文章里可以看出唐先生对于民族的认识明显主要还是来自于苏联列宁斯大林等人的民族定义。但是唐先生在研究的时候却主动的将民族问题和政治问题、制度问题进行了密切关联，他研究孙吴的宗部与山越、晋代北族变乱和府兵制都是将政治问题和民族问题结合在一起讨论，用唐先生自己的话语来说“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有时是要优先于种族矛盾的，”他已经看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诸种族问题某种意义上是政治问题的表现形式之一，我觉得研究理念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与此同时，唐先生的《九品中正制试释》提出九品中正制一开始并非为了促使门阀制度巩固为设立，恰恰是曹魏政权为了抑制大族、将品评人才的权力收归中央才设立的，但是因为门阀士族的发展，这个制度也被门阀士族所利用，当门阀士族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后，中正也就失去了其历史存在的必要性。

　　唐先生在《魏周府兵制辨疑》中曾经提出“府兵制将部落、部曲、军府都整合到一起”，一开始是为了严格军民分治、以胡制汉等，但是最终结果却造成了军府、部曲和部落都渐渐取消，变成了与初立时恰好相反的东西，这个研究思路和九品中正制很像，诸种不同传统的制度融合在一起后也许会诞生出完全与之前旧制度相反的新制度方向。

　　《拓跋国家的建立及其封建化》应该是唐先生“魏晋封建论”的代表作，辨析了当时主要生产力并非奴隶，非统治部落的杂户、役户地位比奴隶还是要高很多的，他们跟统治者的关系属于封建人身依附关系，而非奴隶与奴隶主的关系。

　　唐先生关于魏晋玄学的三篇思想史研究同样非常精彩，他从政治史的角度切入，指出魏晋玄学的产生发展和政治的密切联系，不过我觉得有遗憾的地方是，如果是研究思想史的话其实不仅仅要横向看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还要纵向追溯思想发展的内在理路，汤用彤先生《魏晋玄学论稿》中指出过魏晋玄学的产生与汉代的思想史发展是有关系的，从今文经学到古文经学到荆州学派再到中州玄学，是一步步走过来的。我觉得未能把这一部分纳入考虑是有些遗憾的地方。

　　而经济史这一块我因为以往关注不多，只能复述唐先生的观点。

　　《魏晋南北朝史论丛》读后感(四)：《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唐长孺）

　　复工之后轮休，见缝插针看完了这本，算了下前后大概断断续续看了有一个月时间。个人最喜欢的是九品中正制度试释和魏晋玄学之形成及其发展两部分内容，这两块之前都了解得比较浅显，系统看下来梳理得比较透彻。应该说唐长孺先生的论文构架是很能给人启发的，广泛引用资料又经层层筛选论证，最后一定有综述总结，观点清晰论据明确，看下来非常舒服，避免了散乱感。

　　记一些比较重要的观点：

　　领兵制度实际上乃是各宗族以及将领间对于劳动力的分割。

　　赐名，或称复客，或称守冢户，实在只是一样的田客，向田主纳课服役，政府不再要求他们负担赋税徭役，他们的身份相当于农奴。

　　曹魏方面并没有看到父子兄弟世袭领兵的记载，魏、吴两国都有屯田，但曹魏初期并没将屯田户赏赐给私人的事，也没有承认田客的免役。魏晋以后是世家大族在经济上、政治上取得最大限度发展的时期，而在最初却表现在孙吴制度上。

　　初立中正时，郡中正由各郡长官推送，在近代其似由州中正举荐，和以前由地方官推选不同，中正自身必须二品（但也有三品当中正的），中正须现任官兼，而且必须是中央官，其由司徒选任，而司徒也有兼中正的。

　　中正的主要任务是评定人物，除此之外还有委任州主簿及从事之权，所有官职授受，除掉以皇帝特权来处理之外，都必须经过中正审查这一道手续。中正所提供的资料有三项，一是家世，二是状，三是品。品时根据状决定的，但状只考虑才德，品却须参考家世资历，因此，二者可能不一致。

　　中正品第人物照例三年调整一次，品第虽有九等，类别却只有二，一品徒有其名，无人能得到，所以二品就算最高，三品在西晋初期也在上品之列，但后来便一律算卑品了，司徒举中正时可以请二品士人提意见，三品以下就没这资格。

　　灼然二品这一个科目，乃是从二品中选择优异应举，却不升一品而说灼然二品，也就是货真价实的二品。官位必须与品第相符，降品等狱免官，从卑品升迁官职的虽不乏其人，但升了官必须同时升品，魏晋之间寒门升上品已非易事，晋宋之间除了军功之外，就绝无仅有了。

　　拓跋、鲜卑诸鲜卑族只是在统治者的鼓动下进行掠夺财富，而匈奴、氐、羌以至部分鲜卑则除了统治者企图恢复其权利与掠夺财富以外，其人民在严重剥削下进行对晋政府的反抗是极自然的。

　　另外，对于名理学如何由初期的检察名实类法家转变向道家从而形成玄学也有清晰论述。但整体而言这本学术程度较高，适合有一定魏晋南北朝史基础的读者，仅就浅度阅读或是科普性质的阅读来说不作推荐，拖了这么长时间才看完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魏晋南北朝史论丛》读后感(五)：何夔以长广郡初立拒新科及租调时间小考

　　户调制是中国古代赋税制度的一个重要转折，秦汉的按丁征收、按比例征收等原则此后逐渐被按户征收、定量征收所取代，这也显示了中国古代国家形态的一次变化。考户调制的发生，“户调”之记载最早出现于曹袁相持官渡，曹操麾下阳安都尉李通急录户调，打算支援前线。胡三省曰：“调，徒钓翻。户出緜绢，谓之调。录，收拾也。 ”已见此后户调制之意，此为户调首次见于传世文献，而户调作为一种个别的征收行为的发源应当还要稍早。

　　在户调制制度化的过程中，一个重要的考察点是《三国志·何夔传》中的一段记载：

是时太祖始制新科下州郡，又收租税绵绢。夔以（长广）郡初立，近以师旅之后，不可卒绳以法，乃上言曰：“……所领六县，疆域初定……比及三年，民安其业，然后齐之以法，则无所不至矣。”太祖从其言。

　　众所周知，户调经历了权宜之计（李通急录户调）到行政法令（建安九年曹操破邺城平冀州，令曰“其收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而已，他不得擅兴发。”）的演变，那么《何夔传》这条曹操在新统治区征收户调的记载应该如何定位？为了厘清建安年间户调的律令化与实行的情况，我们必须对曹操在长广郡征收户调的时间进行考据。

　　前辈学者其实不乏对此事时间的考察。司马光已经注意到了此事与户调制形成的关系，并将它系于建安五年条，放在李通“急录户调”之后：

通急录户调……时操制新科，下州郡，颇增严峻，而调绵绢方急。长广太守何夔言于操曰：“……”操从之。

　　万绳楠采纳了《通鉴》的说法，并借此说明户调并非始于建安九年曹操平冀后的行政命令，而是随着统治区域的扩张而落实。

　　唐长孺先生也注意到这个时间，他认为：

以前似乎本条所称“是时”，照上下文看来也是平冀州后事……

　　马植杰先生亦说：

……长广郡曾发生“牟平贼”从钱的叛乱，“夔率郡兵与张辽共讨定之”。经查《张辽传》，张辽“别将徇海滨”在建安十年（205年）正月从操破袁谭以后。据《乐进传》：“太祖征管承，军淳于，遣进与李典击之，承破走，逃入海岛，海滨平”。《通鉴》将此事系于建安十一年（206年）八月，《何夔传》既将操下新科又收租税绵绢之事紧接长广郡平叛之后叙述，则其时间即在建安十一年八月稍后，可无疑义。

　　但我以为，他们对曹操在州郡下新科并征收租税绵绢的时间判断其实存在失误。

　　司马光“建安五年说”自不必言，与事实决不符。而近代以来诸学者多以为此事发生在曹操平定冀州之后。马植杰先生是对何夔以长广郡初立拒新科及租调的时间做出最详细考察的学者，他通过张辽与何夔共同讨平贼寇和海贼管承被逐走的事件推断此事应在“建安十一年八月稍后”。我以为这一推断是有误的。

　　管承被逐的事件还见于魏志多位将领本传。

　　乐进传：

太祖征管承，军淳于，遣进与李典击之。承破走，逃入海岛……

　　张郃传：

别征东莱，讨管承……

　　李典传：

从围邺，邺定， 与乐进围高幹于壶关，击管承于长广，皆破之 。

　　各将所载击破管承，使之逃亡海岛时间、地点大体吻合，可知是同一事情。但包括张辽本传，均不见张辽参与了这次击破管承之战的记载。

　　检张辽本传，其在海滨击破贼寇前后记载如下：

从攻袁谭，谭破，别将徇海滨，破辽东贼柳毅等。还邺，太祖自出迎辽，引共载，以辽为荡寇将军。复别击荆州，定江夏诸县，还屯临颍，封都亭侯。从征袁尚於柳城……

　　可见，张辽在海滨击破的是辽东贼柳毅，而非管承。同时，据“还邺，太祖自出迎辽”可知，张辽击破柳毅时，曹操仍在邺城，这与武帝纪和乐进传中曹操亲征管承的记载不符。足以知晓张辽“别将徇海滨”与曹操击破管承并非一事。故马植杰的推断已然不确。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夔率郡兵与张辽共讨定之（丛钱）”与张辽“别将徇海滨”亦非一事。

　　首先，何夔传中关于何夔平乱的记载如下：

迁长广太守……长广县人管承，徒众三千馀家，为寇害。议者欲举兵攻之。夔曰：……乃遣郡丞黄珍往，为陈成败，承等皆请服。夔遣吏成弘领校尉，长广县丞等郊迎奉牛酒，诣郡。牟平贼从钱，众亦数千，夔率郡兵与张辽共讨定之。

　　从句读可以看到，何夔劝降管承与何夔、张辽合作击破牟平贼丛钱是两件事情。此外，管承既已被何夔劝降，自然也不可能马上又被何夔与张辽共同讨平。结合建安十一年曹操逐走管承的史实，我们足以合理推断，管承先已经被何夔劝降，但因为种种原因再度反叛，最终又被曹操击破，逃亡海岛。而张辽，与这一系列事件均无关系，则马植杰先生等的观点至此已站不住脚。

　　那么何夔以长广郡初立拒新科及租调，此事究竟发生在何时？此事殊难考察，在此聊作尝试。

　　其实答案仍需从张辽传中寻找。虽然张辽与管承并无联系，但我们可以根据何夔率郡兵与张辽共讨定丛钱的记载及张辽本传来推断此事时间。张辽在建安五年到建安十三年间，只有两次前往青徐之地的记载，除了在袁谭被击败后，“别将徇海滨，破辽东贼柳毅等”一次，还有一次记载如下：

袁绍破，别遣辽定鲁国诸县。与夏侯渊围昌豨於东海……从讨袁谭、袁尚於黎阳，有功，行中坚将军。

　　张辽曾在建安六年与夏侯渊击昌豨于东海，东海为徐州东北，与长广郡相去不远，故张辽在此时与何夔共同击破丛钱是较为合情理的。

　　而从何夔传记载来看，“是时太祖始制新科下州郡，又收租税绵绢”的“是时”应在何夔讨平丛钱同时或稍后。张辽此次在青徐活动的时间大致可以限定在建安六年（201）初到建安七年（202）九月（从讨袁谭、袁尚於黎阳）之间，而“太祖始制新科下州郡，又收租税绵绢”的时间应大致在此，而非前代学者认为的平定冀州（204.8）后或是建安十一年（206）八月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