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的民族帝国》是一本由[德] 格茨·阿利著作，译林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2.00元，页数：32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希特勒的民族帝国》精选点评：

　　●书的结构和编排有点小混乱，但已经揭示出很多问题了，值得一读，能了解纳粹的经济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还是翻译有些问题，书的内容和信息量都是很好的。

　　●角度很新很启发

　　●论文参考书……

　　●战争是什么--掠夺。而且在转嫁通膨膨涨上和天朝有一比

　　●看不下去

　　●更多以经济的角度解读第三帝国的兴衰

　　●原来纳粹在全欧洲扫货哈

　　●纳粹史的全新视角。群体犯罪的绝佳案例分析。

　　●内容的排版编辑有待提高

　　《希特勒的民族帝国》读后感(一)：我和我的小伙伴都读不下去了，求助

　　这本书原作的选题和视角都是我非常感兴趣的，很想认真的读上几遍。

　　无奈这个译林版的翻译实在是读不下去，强读之下总感觉气血翻涌，口干舌燥，不知道那些才华星四溢的书评真的是通读过后的感想吗？

　　好吧，求大神指点是否还有台译等其它译本，或者选题相近的其他译作？

　　《希特勒的民族帝国》读后感(二)：此书已绝版，但是

　　高福利换取民众支持已经成了纳粹毒瘾，反犹的本质还是金钱。此书已绝版，二手书被炒到了二百元以上，不过各位同志可以购买译林出版社新出的《纳粹德国:一部新历史》有此书的所有内容，还有更多猛料。希特勒通过对国内的犹太人、共产党人、社民党人和国外占领区财产、人身的大肆掠夺与迫害，提高大多数国民特别是雅利安人和军属的生活待遇，用社会福利贿赂整个德意志民族，换取国民对纳粹政府种族主义和战争政策的支持。这种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和财产，换取人民支持的政策，在德国、中国都曾出现，这是最值得检讨和思考之处。

　　《希特勒的民族帝国》读后感(三)：全体侵略国人民的投名状

　　纳粹的思想不是空穴来风，排犹运动早在摩西的时代就出现了，威尼斯商人里面的反派夏洛克，就是犹太商人。近几年又有猎奇作者出版一些著作，夸大某某金融财团和犹太人的力量，吸引一些阴谋论爱好者。为什么他们这么招人恨呢？就是他们太优秀了（爱因斯坦、马克思都是犹太科学家）。所以我原来以为希特勒只是针对广大欧洲民众，特别是德国民众的心理出发的。看了本书的介绍才知道，原来物质与精神，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啊。建立在被侵略国人民家破人亡的基础上，纳粹成功地贿赂了全体德国人民，让他们成为了分赃者，激发起他们的物质欲望，增强对纳粹的认同感。将全体国民裹胁为战争罪犯，其用心不可谓不毒，因为人民是抗拒不了优越的物质生活的。

　　由西及东，反观我国的某个邻居，战争期间，不也是如此吗？甲午战争的赔款大概是这样瓜分的，皇室、军部、国民都是受益者。除了马关条约的2亿3000万两白银的战争赔款，还有辽东、朝鲜等地占领区的人力和物资，私人抢劫、性暴力更是数不胜数。我国的煤炭、矿藏、粮食、文物、图书都被运到这位邻居家里，成为广大百姓的盘中餐和私人藏品，我国的劳力被抢到危险的建筑工地和矿井，从事着暗无天日的工作。我们的商人眼巴巴的看着邻居家里的商人跑到我国经商，而不纳税。他们的国民得到的好处，不比德国人差啊！可是呢？却没有丝毫反省精神。一幅流氓强调，就不道歉，你能奈我何？

　　这些境遇不仅仅是纳粹统治下的德国，或者军国主义统治下的岛国才会出现的情景，殖民时代的欧美各国，不都是这样吗？所以侵略，客观上给全体侵略国人民立了一个投名状，从这时候起，所有人都不干净了，至于侵略国首脑是战犯，侵略国人民是无辜的苍白说辞，都是自欺欺人，一厢情愿的说法。但愿不要有战争，也但愿不要有人逼迫我们立下这样的投名状。

　　《希特勒的民族帝国》读后感(四)：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摘自《信息时报》 作者：唐骋华

　　有这样一位领导人，上台后推行了如下措施：把个税起征点定在6000元；积极创造就业岗位，拯救“啃老族”；鼓励生育，奖励“光荣妈妈”；补助儿童，提升工人养老金；为困难家庭提供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征收房东房产税，且禁止其擅自提高房租；许诺给人民发放汽车，推强制车险；抬高关税壁垒，补贴本国农业；发行国债，狂铺高速公路；对资本家、高收入者增税；没收“公敌”的财产，分给老百姓……

　　现在问：满分10分，你给这位领导人打几分？什么，零分？好吧，你已经看到本文标题了，知道这位领导就是阿道夫•希特勒，他领导下的党就纳粹。“怎么能给恶魔打高分嘛！”

　　战争恶魔出手大方

　　“今天的欧盟农业制度、配偶分割课税制度、道路交通规则、机动车强制责任保险制度、儿童补助制度、税率等级制以及自然保护的基础都源自那个时代。”格茨•阿利爆出猛料——“福利国家”的雏形是纳粹德国。匪夷所思？实际上社会福利政策并非纳粹的原创，俾斯麦那会儿就挺成熟了，希特勒不过是深入发展而已。

　　当然，和平年代搞点社会福利不算啥，打了仗还继续搞，而且变本加厉地搞，才是最难最难的啊。最难最难的事，希特勒做到了。

　　1943年3月，希特勒发表重要讲话：第一，战争期间最好别增税；第二，即便征税，起征点也应提高至6000帝国马克；第三，可削弱高收入者的购买力，让艺术品等奢侈品涨去吧，但必须控制日常用品的价格，对其免税，因为“大众的购买力才是最根本的”。

　　遵循最高指示，直到战争结束，“德国工人以及大部分的雇员和公务员都没有支付过一芬尼的直接战争税”。纳粹内部也存在反对声音，财政部长施维林•冯•克罗西克就主张提高税收，可每一次，都被希特勒、戈林、戈培尔等大佬否决，并且战况越恶化大佬越固执。

　　希特勒通常被看作落魄文青、疯子，于是人们很奇怪，素以理性著称的德国人，怎么会集体抽风的？其实，意识形态只是大众狂热的部分原因，有好处捞才是主因——因为捞得越多越狂热，所以危机越重出手就越要大方。

　　1933年德国有600万失业者，希特勒制定了“工作、工作、工作”的竞选口号——人民渴望什么我就背书什么，是个政客都懂。别说，希特勒还真不赖，几年内德国实现了充分就业。还没完。1942年，德军基本输掉了斯大林格勒战役，按理说帝国处于危机中，大家该勒紧裤腰带了。偏不。根据希特勒的指示，现役军人家庭的优惠要翻倍，到战争结束，他们每年得到的补助竟高达10亿帝国马克。同年，儿童补助金和家庭补助金也猛增96%！

　　疯子的表象后面潜伏着一颗精明的心，希特勒早就领悟到这点了。

　　抢钱抢地抢人心

　　既然要贿赂人民，自然不能对人民增税，可贿赂款从哪来呢？一个字：抢。抢谁？三种人：国内高收入者、被占领区民众和犹太人。

　　德国国内的高收入者，尤其是企业家首当其冲。1920年，魏玛共和国开征企业法人税，在通货膨胀的日子，这成为消除财政赤字最重要的税收。希特勒得寸进尺，把税率由20%提高到40%。后来又增添了一项“战争附加税”，适用于年收入超过5万帝国马克的企业法人。此外，军方向企业订货时，“打白条”是经常的，付清款项是稀罕的。

　　就这样，超过一半的企业年利润落入了帝国财政部腰包。1942年后，该比例升至55%；1943年，达到了至少八成，“再加上国家恶意的支付拖延后，企业的利润已经明显地减少了，然而，国库还要对这已被掏空的利润征收65%的税负。”

　　纳粹还想尽办法对烟草、烧酒、啤酒等“奢侈品”征附加税；对股票、证券征税；强迫有钱人购买爱国债券。最绝的是禁止涨房租，开征房产税，并将升值部分充公。

　　总之，德国的高收入者为战争埋了大单、出了大血。据格茨•阿利估算，纳粹统治期间，他们被掏出了400亿帝国马克，为德国的侵略战争作出了巨大贡献。难怪戈林的财政顾问奥托•多纳热情洋溢地表示：“所得税以及企业法人税的递增解决了国家所需要的大部分收入。”

　　不过官僚的话不能太当真，当时德国没那么富裕，高收入者仅占全部纳税人的4%，哪怕把他们的打底裤都扒光了，还是远远不够填战争经费。自己人不够抢怎么办？什么怎么办，抢别人啊！

　　《希特勒的民族帝国》的最末一句发人深省：“如果要谈论纳粹主义和种族清洗，那就不可避免地必须提及数百万普通德国人从中所获得的好处。”格茨•阿利总结了两条：第一，至少有三分之二的战争收入是从外国或外种族抢来的；第二，德国低收入者和普通收入者承担了战争支出的10%，收入较高的德国人承担了20%，剩下的统统由外国人、强制劳工和犹太人分摊。

　　什么叫发战争财？这就是。而且不仅高官，普通德国人也发了。格茨•阿利认为95%的德国人均属“统治阶层”。

　　所以，希特勒绝非简单的“战争狂人”，他的决策皆扎根于政治目的——用社会福利笼络民心，而为了持续提供福利，必须扩张。问题在于，当政治目的被绑上社会福利这辆战车时，就只能冲向深渊。巴斯夏说：“如果贸易是自由的，还要军队干吗！”第三帝国恰为反面教材：贸易不自由，才会有越来越多的军队、越来越重的杀戮。

　　在此过程中，普通德国人获益了，心甘情愿地扮演帮忙和帮闲的角色。促成希特勒的疯狂的，正是当时贪婪的德国民众。但贪婪是要付代价的——数百万德国人死于战场，许多城市被盟军炸成废墟。“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是经济学第一规律。你要这样的社会福利吗？好，拿命来！

　　《希特勒的民族帝国》读后感(五)：黑暗的乌托邦

　　如今，纳粹德国早已被人们视为绝对的恶，以至于有时令后人感到困惑的是：这样一个邪恶的政权，为何当初还能得到高度文明的德国民众的全力支持？仅仅说希特勒利用了德国人在凡尔赛和约之后的复仇心理是说不过去的。事实上，正如许多学者不断指出的，那个黑暗时代的德国人与希特勒之间实质上结成了某种共犯结构，他们被元首描绘的蓝图和提供的福利所打动，成为了他的志愿行刑人。

　　在这些给人民的许诺中，最重要的是一个乌托邦——深谙德国人心理的希特勒，精心编织了一幅未来的景象：他和一群年轻富有开拓性的精英，不但将恢复德国的光荣，洗刷所有耻辱，而且还将作为第一个完全意义上的福利国家，使每个德国人都切实地获得生活质量上的提升。

　　他确实并未食言。在希特勒统治时期不管怎么黑暗，有一点是事实：他差不多一直有效地维持着德国民众的高福利生活。他创立了“大众”这个汽车品牌，目标是实现全民普及汽车拥有率；他引入了当时还几乎闻所未闻的“休假”概念，发展出今天人们熟悉的大众旅游；出身贫寒的人但有能力的人也开始有机会接受教育和取得社会成就；在二战期间，德国军人家属获得的现役军人赡养费，按和平期间收入比例计算，几乎是美英士兵的两倍；甚至直到战败前夕，纳粹还考虑免除所有学校和学生的各种费用。直至战败那一天，一般的德国工人家庭没有直接支付过任何战争税，绝大多数德国人在战争期间比在战争开始前的和平年代更有钱。

　　他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这一切看起来似乎非常美妙，但德国历史学家格茨•阿利尖锐地指出，这种“善”实际上深深地建立在“恶”的基础之上。简言之，纳粹德国通过残酷的对外掠夺，维持了国内的高福利社会，并由此扩展了希特勒的支持基础。

　　这也是希特勒的乌托邦最黑暗的一面：一个看起来促进国民幸福的强大福利国家，依靠的却是无情的国外统治。纳粹意识形态一直强调对内平等和对外差异，用希特勒的话说，“在德国人民内部是最高的人民共同体和面向每个人的受教育的机会，但对外是绝对的统治地位。”也正是从这样一个乌托邦中，纳粹汲取到了犯罪的能量。

　　为此，所有不属于这个人民共同体的人，都遭到了残酷的清洗和无情的盘剥。纳粹到处洗劫犹太人，并将所获收益完全收归帝国所有；在各个被占领区，那些还有些顾虑和一丁点儿正义感的德军统帅们反复得到指示：“你们清楚我们的基本观点，那就是被占领区的军队开支应完全由当地来负担。”他们在被占领区使用德国信贷银行的纸币合法地掠夺当地的经济资源，以掩盖其抢劫的实质——看起来还像是很正当地买走了一切。他们的行动惊人地高效，在西欧各国的第一年占领军费开支，达到了这些国家正常财政收入的100%-242%不等。比利时的德军带着强盗般的骄傲报告说，他们已经把比利时的“库存全部吸干，最后连一滴血都榨不出来”。

　　不止是财政和资产，这个巨大的吞噬机器还要求人力供给。由于德国的农业无法自给，民用物资供应也受到战争影响（因为必须为军工生产让路），二战期间大批外国奴役劳工被驱使着为德国人劳作。纳粹首领对这些人的处境毫无同情心，帝国元帅戈林不止一次地表示：“倘若有人要挨饿，那么绝对不能是德国人，让其他人挨饿去吧。”他不仅没有放松，相反要求加强榨取：“我不在乎有什么地方势将发生饥荒，只要这个地方不是在德国。”1941年冬，被围困的列宁格勒据推测将有550万人饿死，但东方占领军司令部认为，对此“无动于衷是非常必要的”。

　　诚然，战争期间的供应不足，也埋下了物资短缺、黑市盛行、价值缩水和通货膨胀的祸根，但战争期间保持的食物定量配给和对德国人有利的内部分配制度，反倒坚定了德国民众对帝国的信任，提高了政府富有同情心的形象。大多数民众虽非纳粹信徒，却也为社会体系提供的小恩小惠而欢喜。直到战败，德国人仍看起来美丽、健康、整洁且穿得很好，甚至战后，仍有不少德国妇女不时回忆起当年，不满地暗示：“即使在战争期间我们也没挨饿，因为一切运转正常！而战争结束后一切变得糟糕。”

　　不但如此，纳粹还特别注意安抚底层平民。约6000万德国平民仅承担了帝国战争支出的10%，收入较好的德国人承担了20%，剩下的全部由外国人、强制劳工和犹太人承担。事实上，工人阶级完全赞成减少那些富有公民的数量，对外国人受掠夺也无动于衷，只要自己事实上是受益者。这就形成了一种共犯结构：统治者不断借助社会福利，通过系统的贿赂来收买人民的赞同，而平民事实上成了被动的受贿者（95%的德国人都从战利品中获得了好处），士兵们则是“武装着的运送黄油的司机”。但德国人的生活标准却建立在被占领区人民的饥饿、贫困、强制劳动和死亡的基础之上，格茨•阿利甚至断言：“对全体德国人民族利益的担忧是所有恐怖、奴隶和灭绝政策的决定性推动力。”

　　为何这种民族福利国家的造福意识形态竟会演变出如此毁灭性的能量？是因为纳粹特别邪恶吗？答案恐怕没有那么简单。在历史上，这种“对内平等、对外差别化”的政策，在欧洲历史上十分常见。古希腊城邦和罗马帝国都是如此：有公民权的人能获得平等自由的权利，但没有公民权的异族人则没有任何权利。帝国不承认任何平起平坐的邻国，也不承认能与本国公民平等的异族人。直到中世纪城市国家仍是如此：有公民权的城市人无情地剥削着农村居民。纳粹德国也继承了这种观念，将排他性的公民权事实上变成了一种特权，只不过推到了更为极端和残酷的境地。

　　这种“中心-边缘”的差别化对待，事实上是许多帝国共有的逻辑：通过一种对世界体系的结构性控制，来为狭隘的国家和民族利益服务——包括现在的美国也是如此。与之相反的另一种帝国逻辑也不见得更好：俄国通过一种“对内殖民主义”来支持帝国，即利用和剥削自己的人民来实现扩张。从国内民众的角度来说，如果说后者是一种悲剧，那么前者是一种不义：正如格茨•阿利所言，那种从掠夺的战利品中获得的好处，使德国人的内心受到压迫。

　　平心而论，二战期间的德国人多半并不清楚本国的那些将领和总督在被占领地区犯下的罪行，但他们很可能也并不在意——只要他们自己被帝国照顾得很好。半个世纪前，Ronald Steel曾说：“这是一种真实的帝国权利的标志：尽管帝国的支持者可能会对如何管理帝国发生争执，但他们从不对帝国的品行产生疑问，也绝对不会怀疑帝国是否符合被它统治的人民的利益。”他这句话原本说的是美国人常常不知道本国在海外做了什么（以至于后来发现受人憎恨时十分惊讶），但确实提醒了许多大国的公民：你们的公民身份很可能本身就是一种特权，作为一种实现政治正义的职责，理应关切本国在边境之外的所作所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