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曾祺：1920—2020》是一本由叶兆言、宗璞、黄子平、铁凝、王安忆、张新颖、史航等 / 梁由之 著作，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100.00，页数：57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百年曾祺：1920—2020》读后感(一)：百年曾祺，归真返璞

　　近些年，关于汪老的作品出了很多，《汪曾祺文存》、《汪曾祺文集》、《汪曾祺书信集》、《汪曾祺全集》等等，而这其中，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汪曾祺全集》当是最佳的版本了！它的“全”与“细”已成经典，甚至于很多爱好汪老作品的读者，都将其视为书架上的座上宾。 而我今天要说的这本关于汪老的作品，相较《汪曾祺全集》而言，显得篇幅有些“短”，内容有些“少”。但正因如此，@领读文化 的这本《百年曾祺》有其“精”的摘录，又有其“妙”的叙述，亦能带领读者从另一个层面，另一种视角去解读汪老，正所谓：“管中窥豹，可见一斑”。

　　首先，汪曾祺出生于1920年3月5日，适逢农历庚申年，而《百年曾祺》这部书正是为纪念曾祺先生诞辰百年而编选的文集。按时间，跨度超过70年；按地域，作者遍布国内外；按辈分，有好几代人。多方位展示了几代人从不同时段、层面、角度对汪老其人其书的解读、分析和议论，精彩纷呈，逸趣横生。 其次，汪老的天真与旷达，自然与洒脱，在这本书里展现地淋漓尽致：喝茶的雅致，做菜的轶事，以及抄书的惬意，仿佛有千般姿态，而汪老始终能乐在其中，难怪林斤澜要说，“汪先生在仰头、低头、侧头的时候，从不同角度看去，模样都截然不同，就好像一个人有很多副面孔似的。”

　　最后，我们能从后来人的眼中，更真切地感受汪老的为人与处事。汪老曾对邓友梅说，“急着出书干什么？要急就急在创作路子上。你现在的题材，观点，文风都不错，跟时兴的路子一致，容易发表也容易被看好，这点你比我强。最大的不足是作品中找不到你自己。”我想。老爷子的作品能够为读者所喜欢，也正是始终坚守了这一原则：不急不躁，守住本心。 这本书虽然“杂”，却让我们在丰富中看到了汪老的浑然忘忧；这本书虽然“满”，却让我们在平衡间明白了汪老的归真返璞。一个人的伟大之处，不在于他带走了什么，而在于他留下了什么。汪老留下的，是弘厚的性情，是耐读的作品，更是珍贵的记忆。

　　《百年曾祺：1920—2020》读后感(二)：书缘与人缘 ——《百年曾祺1920—2020》序

　　文/汪朗

　　书缘与人缘是唐德刚先生的一个书名，我借来做篇名，倒也切合。

　　在出版界的“票友”中，梁由之先生大概是策划出书最多的人了。他本行与出版不搭界，却花费了不少时间精力给人出书。仅我所知，他的作者群中就有黄裳、钟叔河、朱正、葛剑雄、骆玉明、何立伟等一大串名字。由于他读书多而杂，而且眼光很“毒”，常能看出作者的苦心孤诣，因此很受一些文化人的认可。不少人和他只见了一面，简短交谈之后便同意将作品交给这个“圈外人”出版，而且还是欣然同意。这也应了一句老话，货卖识家。

　　这几年，由之先生盯上了我们家老头儿汪曾祺的作品，除了把汪曾祺生前自编的二十多本文集挑出十几本重印了一遍，还策划了好几个系列，有厚厚六本的选集《汪曾祺文存》，有新编文集《前十年集》、《后十年集》外加《汪曾祺书信集》，还有专为孩子们阅读的《汪曾祺作品之青少年读本》，一本全新的书画集听说也快出来了。经一人之手把汪曾祺的作品弄出这么多花样来而且章法分明像模像样的，梁由之先生应该排在第一。由之一向很挑剔，但对老头儿的作品却十分熟悉且偏爱，又一直留意写汪曾祺其人其文的相关文章。有了这些铺垫，如今他要编一本《百年曾祺》的纪念文集，也就是水到渠成的事儿了。

　　编选这种纪念文集，有点费力不讨好。文章都是别人的，编选者无有盛名可享，无厚利可图，万一那篇文章选得不合适，还得听凭各色人等说三道四，干忍着。不过由之对此似乎并不在意，甚至有些我行我素。辛亥革命百年诞辰之际，他曾经编过一套《梦想与路径：1911—2019百年文萃》，将一百年来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产生过影响的200位作者的256篇文章收录其中。别的且不说，单是将这些作者的著作翻上一遍，工作量就够吓人的。但是由之先生却干成了。如今这套书在旧书市场上的价格已经翻了几倍，这也是读者对于梁由之“衡文”水准的一种认可吧。

　　梁由之也写过不少书，有《百年五牛图》、《大汉开国谋士群》、《孤独者鲁迅》、《天海楼随笔》等，看得出他的各种积累相当丰富，完全可以推出更多的作品，但是他近年却更钟情于给别人出书。他对一些好作品问世后受到冷落十分痛惜，总想找到合适时机将它们捡拾起来，再度出版，为读者提供更好的精神享受。同时，也乐于推出新人新作。这种特立独行的执着让人敬佩，尤其他还是业余出版家。有一两回，我私下有点觉得他企图心过大。结果，他说要做的，都做出来了。

　　这本《百年曾祺》，体裁多样，内容很多，有老头儿多年好友对他的缅怀，有亲戚熟人的回忆，有专家学者的文学评论，也有我们这些家人的追念。这些年，回忆汪曾祺的文章颇有一些，对于他的作品的评论文章数量更多，如何选取最合适的作品收入文集，由之先生可谓费尽心机，往往为了一篇文章的取舍反复斟酌，来回折腾。对这个据说脾气很大事情很多的家伙，揽这份活儿，堪称“耐烦”。

　　如果说这本书有什么不足，那就是对汪曾祺说的好话可能多了些，有分量有见地的文学批评文章少了点。这些年老头儿的作品受到许多读者的喜欢固然是事实，但是他的文章也有欠缺之处，比如说“骨力”有些不够。如果这本纪念文集中能够多收录几篇对他的作品和创作风格进行深刻剖析之类的文章，可能有助于读者更好地了解汪曾祺其人其文，书的分量恐怕还会增重。不过，为尊者讳为逝者讳，乃中国文化之传统，百年又是大年头，作为选家的由之先生，恐怕也只能从俗吧。

　　2019年11月11日

　　《百年曾祺：1920—2020》读后感(三)：编者后记：百年曾祺，歌声正酣

　　文/梁由之

　　日征月迈，岁月如流。转眼一瞬间，享年77岁的汪曾祺先生，去世快23年了。生前，作为作家的汪老，段位极高却相对小众。年届花甲，机缘巧合才情迸发，十余年间，写出了平生泰半作品，“人间送小温”——如此而已。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发展变迁风驰电掣，沧海桑田。热闹喧嚣的文学市场，则大幅度急剧萎缩。曾几何时，当年远比他名气大地位高的若干作家，早已门清灶冷无人问津。而汪曾祺和他的作品，经过时间和市场的双重淘洗，受欢迎的范围与程度，反倒与日俱增，沛莫能御。他的读者群，源源不断浩浩荡荡谱系驳杂蔚为大观，洵为难得的异数。舒群曾说：在生时，作品多以作家的命运为命运；而在死后若干年，作家却以作品的命运为命运。旨哉斯言。

　　汪曾祺出生于1920年3月5日，适逢农历庚申年元宵，肖猴。2020年3月5日，将迎来汪先生百年冥诞。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迄今，我一直是汪老作品的忠实读者。近几年，进而成为出版界的票友，汪曾祺著作的策划、推广者和出版人。

　　我正在编撰的重点书籍，有一套多卷本大部头，名为《清晰或模糊的背影——百年文人》（暂名）。除手头既有的相关书刊外，又专门搜购阅读了大量已故知名作家、学者的纪念文集。受益之余，不免私下叹息：一世文豪，驰誉当时，繁花过眼，风流云散。这类书籍，往往选文芜杂，良莠不齐，成本低廉，印刷粗糙。没有书号、印数极少的家属或家乡自印本，亦不罕见。堪称文章精粹、印制精良、广为流布，能与逝者平生功业相称的公开出版物，委实寥若晨星。

　　当即发愿：汪曾祺先生百年诞辰之际，一定要编选出版一本有有型有款像模像样的纪念文集，缅怀逝者，分飨同好，以为永念。随后，开始预作准备，承担起这项自认为兼具现实价值和历史意义的工作。历时经年，终告竣工。其果实，便是呈示在您面前的这本厚朴俊朗的《百年曾祺》（1920—2020）。

　　本书近三十万字，全方位展示了几代人从不同时段、层面、角度对汪老其人其书的解读、分析和议论，精彩纷呈，饶有意趣。同时，也为汪曾祺研究提供了一份不可多得的文本。所选文章，文质并重，务必言之有物。内容广泛，举凡生平、故乡、家庭、师友、性情、爱好、阅读、创作、小说、散文、诗歌、戏剧、饮食、烟酒、书画、旅行、早中晚期、书缘人缘……，都有涉及。尽量充分覆盖，又突出重点。同时，确保局部与整体之间的丰富、驳杂、饱满和平衡。

　　得正文62篇，存目16篇。按时间，跨度超过70年。按地域，作者遍布东南西北中，远及海外。按辈分，有好几代人。按身份，千差万别百无禁忌。按内容，近乎包罗齐整应有尽有。至于文本价值、史料价值和可读性，敬候读者评判。每篇文章都保持原貌，一仍其旧，只有几篇论文删除了注释。因篇幅所限及其他原因，将16篇精彩且重要的文章，予以存目。

　　部分作者，写过多篇关于汪老的篇什，有的还出过专书（如陆建华、苏北、孙郁）。本书原则上，每人只选一篇。不计前言后记，唯有汪老多年好友、他重新开始写作并终于“总爆发”的重要推手、同时本身也是文章高手的林斤澜和邓友梅，各有两篇入选——难以割舍，不可替代。陆建华、郭娟两人，分别有一篇收入正文，一篇存目。入选文章，包括存目，能找出最初出处的，均予载明。找不到或没有把握的，则注明录自何处。

　　选文、分辑，花了不少心思，颇费斟酌。姑举一例：女作家那辑前4篇，宗璞、张抗抗、范小青、袁敏所写，都涉及汪老字画，情形各各不同，各有韵味。王安忆、韩霭丽的两篇，分别写到江苏高邮、北京甘家口故居，细节侧重，各具文心。文章都好看，耐看，见性情，见手眼，可对比着看，又自成一个小单元。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明眼人扫一眼便知，粗心人看了也未必明白，毋庸细说。

　　段春娟、金实秋、苏北、王彬彬等，先后编选或主编过汪曾祺纪念文集和研究论文集，为我遴选文章提供了不少便利。各位作者，都深爱汪氏其人其文，对《百年曾祺》，无不热心襄助，乐观其成。汪家三姐妹一如既往倾力支持，帮助良多。天津人民出版社、康瑞锋兄和领读文化传媒，做了大量认真细致的具体编辑工作。张今亮兄和今亮后声团队，负责装帧设计，精益求精，尽心尽力（早在2019年，我首次做汪老的书，即商务印书馆精装新版《汪曾祺自选集》，便是今亮做的装帧设计。颇受好评，迄今已8印，叫好又叫座）。借此一并致谢。遗珠之憾，在所难免，欢迎批评、补充。日后如有机会，当予采纳、修订。

　　刘基诗云：人生无百岁，百岁复如何？汪老百年，不该让老头儿感觉寂寞。能为之做点实事，颇感欣慰。

　　汪曾祺肯定很喜欢听歌，他经常写到歌声：

　　墓草萋萋，落照昏黄，歌声犹在，斯人邈矣。

　　让画眉自由地唱它自己的歌吧！

　　歌声还是那样悠扬，那样明朗。

　　……

　　我想，不妨把文风卓异识别度极高的汪老作品，视同清隽美妙宛如天籁的歌声。百年曾祺，歌声正酣。千载曾祺，歌声永存。

　　2020年1月7日，己亥小寒后一日，初稿。

　　2月8日，庚子元宵深夜，改定于深圳天海楼。

　　时值汪曾祺先生夏历百年诞辰。

　　《百年曾祺：1920—2020》读后感(四)：驾鹤西去一散仙

　　驾鹤西去一散仙

　　——《百年曾祺》读后

　　曹 辉

　　初逢他的文字时，他已经走了，更遑论他这个人。一个人能成为很多人精神上的比肩朋，不失为一生最大成功。从他人的文字中认识这个人，缅怀这个人，对于被缅怀的人来说，算不算莫大荣幸？算不算人格亮色的映射？我说的他和这个人，是汪曾祺。

　　读过汪的书不多，也不少，足以了解他的性情和品性，那是文风映照出的人品。曾以为，那个红尘诸事少挂怀的游离于政治场外的男子，是为文而生的，是清高孤傲的，没曾想，汪不但入世，还是个有着浓郁人情味的凡夫俗子，他的俗，体现在为人上，体现在为文上，体现在他人对他的印象中，更体现在他自己对生命其程的随遇而安上。

　　弹指百年，一个人的历史通过时间的点穿连起一条连接生死的线。通过众多文朋书友的勾勒，重现那个出生于上元的男子，也是对汪生平的重温和进一步了解。我国关于生日，历来有阴历生日男二五八好，女三六九好，尤以男十五生日最佳，俗语有云：初一的娘娘十五的官。据说男子生于十五，是当官的命，女子则生于初一为凤命。汪出生于正月十五，他的文才足以支撑起他的人生，这或许是冥冥中的天意。这个一生动荡的汪，逢了乱世，从富家少爷到穷家小子，颇似宝玉，但他不是悲金悼玉的等着命运宰割的小羔羊，他是被命运磨砺后乐观反抗的猴子，他跳出了如来的掌心，他把生命之花最大程度的绽放，他这一生的荣辱成败，就是一部内容丰富的剧本，供后人评说并唏嘘。他走了，这么多人舍不得，用文字祭的形式，完成一场跨越百年的祭奠，这真命运最高的礼遇和荣宠。

　　性情中人是纯文人的底色。喜欢一个人，原因是多元的。于汪，不外友情和亲情，至情至性的汪像一朵散发着温情的花，暗香中不乏暖心地慰藉，特别的魅力是文字赋予的光环。人生这杆秤上，汪用生花的妙笔和亲情友情为秤砣，斤两成全了文学的长相，这是他的殊荣。亲情方面，三岁没娘的娃，对同父异母兄妹的关爱，丝毫不少，这是中国文人骨子里的家族观念的指引，是一种责任感和担当。当年的汪家，那也是相当富裕的，时移世易，经由时间和社会的变革，汪家破落了，汪父去世后，继母及幼弟妹的命运一下子落到人生底层，生活没着落过不下云，继母欲自杀，贫困的折磨，让汪也尝到世事的无奈与无常。他成家后，还在寄钱给继母弟妹，帮衬着家里，不过是想拉一把有血缘关系的家人，那不但是一个继子的责任，也是汪氏家族长子的担当，更是一个中国人骨子里的善的基因的张力。较之口口声声大爱之流，行动比语言，高贵一百倍一千倍。因为，对于金钱来说，实际上，每个人都是不够的。肯给予他人，不外是心地良善。

　　汪虽一介书生，为人作派颇有男子汉气概。任谁都会佩服他的开明的家长作风，这么说，是不是想起什么了，想不起来那可真说不过去。对喽，“多年父子成兄弟”，这篇文章，从立意上来说，堪称空前绝后。鲜少有人有这样的育儿观，教儿子喝酒谈恋爱，这是怎样升格的父爱！羡煞那些为他人子者，恨不得能投胎当汪的儿子，好享受一下与父亲平起平坐的快意，还有父子知心的默契。汪，用实际行动，为父母之于儿女的关系，上了一堂最成功的人生实践课，意义深远，值得所有为人父母者深思。

　　不提作品，无以说其人。汪的作品，是小众的，写的多是小人物，他不喜欢大排场大人物，他在小人物身上体现人性的本色，不夸张，不讥讽，有种跻身于世人中的平视。这是他作品最大的特色。汪在中国文坛的地位，非常有趣。他和姜子牙一样，都属于大器晚成型，但他比姜尚幸运，没用等到八十多岁出山，六十岁后开始头角峥嵘，属于厚积薄发之类。一生作品不少，涉猎的领域也杂，与其说他是作家，莫若说是杂家更贴切。散文、小说、书画、戏曲是汪人生的重头戏。他热爱生活，有着极强的韧性，他不排斥命运的捉弄，能平衡自己的情绪，懂得人与社会的相融，他不是佛，也有情绪，但贵就贵在，他能调整自己的心态，用一颗乐观的心，积极进取，说白了，汪其人，是践行大隐于市的人生境界的智者，他不跟自己过不去，不跟命运过不去，活得通透至极。

　　文坛掌故向为文人变资，某某同某某的交集，某某同某某的恩怨逸事。正是这些花絮，点缀了文坛，成为余音绕梁的赏心事。譬如，汪与黄裳，怎样的交情；汪与林斤澜，怎样的过往……徜徉于人间四月天的告别季里，行走在汪的文字中，用目光梳理汪的一生，跋山涉水的路，艰辛又坎坷，却因此塑造了一个人的文风和心灵。

　　闻名也久，喜之不是因文，而是因情，身为沈从文的得意弟子，他对爱情婚姻的执著，较之于他的风雅与才学，更令人钦佩。这是一个一生没有情感花边新闻的安守本分的男子，“才子”是他向世人展示的身份标签，是他为人夫身份之外的大特写。而文朋诗友在其身后的这些以文字砌成的怀念心碑，才是九泉之下的汪老最为珍视的吧。

　　阖上《百年曾祺》，隐约间，一个胖乎乎的老头，披着一身霞光，从时光深处走来，走得近了，他带笑的善面透着种熟稔，似乎故人的情谊蔓延开来，有什么久违的东西打湿了我的目光。这本书与所想有差距，原以为是汪的文章合集，读来方知是他人回忆汪的褒笔。通过他人重读汪其人，也蛮有意思的。

　　人过留名，雁过留声，汪当然是爱惜羽毛的。一个人走了，有这么多的人记得他，为他写下思念的文字，足矣。

　　2020.4.27

　　《百年曾祺：1920—2020》读后感(五)：汪曾祺其人其文

　　今天是汪老的祭日，以现在的医疗条件来看，汪老77岁驾鹤西去，算不得高寿。他一生爱烟酒，走得早也和烟酒有关。汪曾祺的创作离不开烟酒，晚年身体不佳时，由夫人施松卿管着，限烟限酒。夫人生病之后，便没人监督，最终因消化道大出血去世。

1

　　有人说汪曾祺是“中国的最后一个士大夫”，颇有点像书籍腰封上的营销用语，但是具体怎么理解，各人又有各人不同的看法。老友黄裳就不认同，说汪曾祺不爱线装书，算不得士大夫。汪曾祺、黄裳和黄永玉，曾经一起在上海厮混，一起吃饭、喝咖啡、看电影，坐车，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后汪曾祺1948年从上海去北平，给黄裳写信说北平的物价波动极大，自己已经“储存足一月粮食，两月的烟”。彼时时局不稳，汪曾祺竟然多存烟少存粮食，可见他的洒脱可爱，又仿佛太过孩子气，不由得让人想起汪氏小说中那种童心稚眼。

　　汪老自幼丧母，其后在外漂泊几十年未曾归家。父亲去世后，继母带着一堆弟妹生活艰难，他每月寄60元回去，承担起了养大家庭的义务，即使成为右派后被降低工资，仍然尽所能补贴继母弟妹。80年代后几次回高邮，每次都要对继母行跪拜大礼，对异母弟妹乃至子侄辈都照顾有加。这已经不仅仅是大家族的规矩和礼，更是汪曾祺对亲人的爱，所谓“苟富贵，无相忘”。

　　很多后辈回忆汪老头，都说他十分随和。除了小说家这个头衔闻名在外，画家汪曾祺也颇受欢迎，只要有人求画，汪老有求必应。有时候出差参加会议，随身带着印章，与会人员排着队求画，汪曾祺也不拒绝，有时候甚至画到半夜，觉得累了就喝点酒继续。

　　可是也有人说汪曾祺“不随和”，叶兆言的伯父曾经说汪曾祺有些“让人捉摸不透，某些该敷衍应付的场合，坚决不敷衍应付，关键的时候一声不吭”。这倒如作家何立伟所言，汪曾祺“于爽性之中暗藏着一种倔”。这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文人风骨”、“名士气节”，有自己的底线。

　　正是因为这种底线，让汪曾祺在政治上走红的时候也没有借机去整人，曾做小诗一首

我有一好处，平生不整人。写作颇勤快，人间送小温。或时有佳兴，伸纸画芳春。草花随日见，鱼鸟略似真。唯求俗可耐，宁计故为新。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君若亦欢喜，携归尽一樽。

2

　　王蒙说汪曾祺是“遗老式作家”，郜元宝在《汪曾祺论》中解释，汪曾祺虽然归入当代作家，“却不完全认同当代文学价值体系而念念不忘现代文学神圣家族的诸价值体系”，是当代作家里的现代派。

　　汪曾祺是沈从文的学生，抗战爆发前已经读完了高中，后来考入西南联大，秉承的是五四精神。虽然上个世纪40年代汪曾祺也曾发表小说，并得到沈从文的赞许，但50年代作为小说家的汪曾祺即已归于沉寂。写不了别人要求的小说，就去默默地做京剧的编剧。样板戏《沙家浜》里阿庆嫂的著名唱词，“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相逢开口笑，过后不思量。人一走，茶就凉。”即出自汪曾祺之手，可见他对于文字的锤炼。

　　作家叶兆言在《我所知道的高晓声与汪曾祺》反复称赞汪曾祺的才华，说他“确实有本钱做名士”，而这名士的功底就来自于汪曾祺少时的文化积累。汪老回忆，自己自幼得“拔贡”祖父的喜爱，教他诗词八股，并认为如果在清朝，汪曾祺可以中秀才。父亲汪菊生更是多才多艺，会多种乐器，长于书画。汪老从小跟着父亲，耳濡目染学习绘画，还能唱昆曲，为后来做编剧的基础。

　　三十余年的沉默，终于在80年代爆发。当时中国的文学界作品作家如火山喷发，一部分是经历了上山下乡的知青作家，另一部分则是50年代之前即已成名但被放逐，此时重新提笔的作家。汪曾祺当属后者。当时的中国，以模仿海明威、福克纳等西方小说家为荣，意识流小说才是主流。叶兆言评价，“（这些）意识流更像是一场矫情做作的形式革命，根本到达不了文学的心灵深处。”洪子城也认为这些作品多只是模仿，对于各种复杂的文学观念和艺术方法并不了解。

　　此时汪曾祺的非主流作品《受戒》和《大淖记事》横空出世，一时轰动中国，“拔剑四顾无对手”。何立伟称赞，“它让人意识到小说的作法，除了西洋的可以好，中国的同样也可以好，且可以好得特别”。汪曾祺的这些著作，大多是以故乡高邮为底本。然而汪老的这些文章，并不仅仅是对家乡和民俗的“寻根”，更是对中断的文化与文学的“寻根”，是“以现代意识去重新审查传统的艺术方法，以之作为艺术创造的主要支柱”。无论语言的运用，还是小说的章法结构，都汲取了中国古代小说、笔记等的特色。

　　汪曾祺的小说，不以情节取胜，而以文字淡雅闻名。他的孙女曾经用小学语文课的方法分析总结祖父的作品，发现“主题不明，结构分散”，算不得佳作。但就是这样的“二类文”，总是让人爱不释手。汪曾祺的作品不符合常见的评判标准，评论家王干在《被遮蔽的大师》中如此描述新文学的标准

长期以来新文学的评判标准依赖于海外标准。这个海外标准就是以前苏联的文学价值体系和西方文学尤其是现代派文学的价值体系为主，外加派生出来的汉学家评价系统所秉持的标准。

　　以这种标准来说，汪曾祺哪种也算不上：没有明确的意义，不模仿西方现代派文学，汪氏的优美文字也无法被准确翻译因而失其韵味。如此，唯有以时间做标准，让时光的大浪淘金。汪曾祺去世20余年后，他的作品仍然流传不衰，在文学的沙滩上闪着金光。作家赵大年曾说，“《受戒》可以传世”，如今看来，当不只这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