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与文学》是一本由[英] 乔治·奥威尔著作，译林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8.00元，页数：50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政治与文学》精选点评：

　　●不同于那两篇寓言小说的精巧构思，奥威尔侃侃而谈的幽默语言也特别吸引人，对狄更斯、托尔斯泰、甘地甚至达利等一干文艺名人的吐槽太犀利了，如他所言不仅纯粹评价还跟读者挖坟他们何以如此的原因，另外还打算去看看他极力推荐的《北回归线》。。。PS.分明是有趣的随笔集却摊上了这样一个空泛而理论的书名~~出版商为了装高端误导人诶~~

　　●按需。

　　●好像和當年看過的那本「Critical Essays」重復了不少。

　　●除了译者比较差劲，其他都蛮好的。奥威尔写随笔也有种顶真的劲头。

　　●拿起来放不下。促使我读完的一个因素是这书手感超好且气味怡人。

　　●恰好你读完了，夜色漫谈由此开始，时光剪裁，我要追上步伐。

　　●挑了几篇看，其中《一个图书评论者的自白》蛮好

　　●永恒的经典啊，不可评分

　　●蛋疼的是这本书有10篇东西已经被其他书收录过了，而且本书选的都是40年代以后的作品，少了和早期作品的对比不免让人遗憾。不管怎样，能看到《在巨鲸肚子里》还是很爽的～奥威尔对米勒的评价——一个完全消极、非建设性的、非道德的作家，现代的约拿，被动接受恶的人，尸堆里的惠特曼。

　　●多希望乔治奥威尔活久点 看着他所说的 慢慢变为现实

　　《政治与文学》读后感(一)：另外两本书与本书的重复篇目

　　英国式谋杀的衰落http://book.douban.com/subject/10451991/有6篇：

　　狄更斯；吉卜林；马克吐温；为沃德豪斯辩；英国式谋杀的衰落；甘地。

　　我为什么要写作 http://book.douban.com/subject/2135139/有5篇：

　　书店回忆；好的蹩脚作品；一个书评家的自白；政治与英语；我为什么要写作。

　　《政治与文学》读后感(二)：摄人心魄的对抗

　　作为小说家的乔治•奥威尔，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熟悉的名字，他的两部政治寓言《动物庄园》和《1984》，因洞悉了人类极权政治的秘密而为世人称道，以至于奥威尔都被公认为知识分子批判极权制度的代言人。

　　米兰·昆德拉曾经评价奥威尔，说他的小说流毒就在于它将一种现实无可挽回地缩小在纯政治的范围内，而且只局限在这一范围的否定面上。按照昆德拉的说法，奥威尔最可恶之处就是把生活缩小成了政治，又把政治缩小成了宣传，因此不管奥威尔的主观意图是什么，他的小说自身就构成了极权主义精神的一部分。

　　政治与文学的关系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不自觉地联系和人为操纵。两个阶段的渐进是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组织形式的演进而发展的。在东方面对第一个皇帝焚书坑儒还敢在文学作品之中加以讽刺的文人，在最后一个封建王朝，面对清帝的文字狱已集体失声，那些不愿为官的也只能在考据事业中求的一丝平静，而到了文化革命时期俨然，知识分子与文学已成为革命事业的包袱与累赘也就理所当然的扫除了。详情可见：月兔空调维修http://www.suningxd.com/kongtiao/yuetu/月兔空调维修

　　乔治·奥威尔和他同志们所做的便是提醒人们和他的同行，知识分子和他们的笔代表的应该是人类的良知;并对那些或因恐惧或因贪婪背弃良知的同行们表示怜悯和惋惜;对躲在幕后操纵一切的那股邪恶表示蔑视。我不能肯定乔治们的事业能取得成功，但我能确信他们的事业对于人类文明和人性本身都是至关重要的，而对于此事业做出的一切牺牲都是无比崇高且值得所有人铭记的。

　　《政治与文学》读后感(三)：奥威尔的强迫症

　　1937年，英国诗人奥登在其诗作《西班牙》里表示了对斯大林残酷的“必要的谋杀”的谅解，奥威尔在《阿瑟•凯斯特勒》这篇文章里说道，奥登这样的左翼知识分子，他们自己生活在安全的英国民主制度中，却对别国的极权表示谅解，并为之辩解。他们为虎作伥，使得极权更合理，更不容批判，因此使得极权受害者的生活更加苦难。这样的知识分子实际上已经成了极权受害者的加害者。

　　遭到奥威尔这种责难的知识分子远非奥登一人，康拉德、萧伯纳、叶芝、乔伊斯、艾略特都无一幸免。奥威尔所不满的，是英国的这些重要知识分子，几乎没有一个是从内部观察过苏联那样的极权制度，却深受对方的影响，有的人对苏联持无知的不赞成态度，有的则持不加批评的的崇拜态度。

　　政治立场是奥威尔非常在意的一点，以前只读过他的《一九八四》，当然，对他的其他政治语言小说也有所了解，这些伟大而又发人深省的作品当然值得阅读和推荐。但是，有一个吊诡的现象，作为文学家的奥威尔，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反而没有其在思想史上的地位高，我们提到奥威尔，首先想到的是他的《一九八四》、《动物庄园》，我们几乎没有把这些书当作文学作品，而是当作反和乌托邦的思想性著作。

　　当我第一次读《一九八四》的时候，我完全是带着顶礼膜拜的心态的，这本书太有名了，有太多的人推荐。但是当我读它的时候，我并没有体会到文学的温度，也没有感受到艺术的美感，这跟我阅读其他文学作品完全是一种不同的体验。当我再读奥威尔的《政治与文学》时，我想我应该明白了其中的原因。奥威尔无疑是位极具敏锐洞察力、同时又具有强烈正义感的思想家，但是他把自己的文学范畴限制得太死，以至于在他的作品里，我们根本感受不到文学的美感和温度。他希望用政治对抗极权，殊不知在冷冰冰的极权社会生活过的人，对这样冷峻的写作是否也会有一种抵触心理？

　　这样的奥威尔，除了是个性使然，历史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我们可以在他的文章《我为什么写作》里看出一点端倪。奥威尔在家里排行老二，8岁之前很少见到父亲，从小就养成了孤僻的性格，他提到，“在很小的事（大约五六岁），我就知道，自己当大以后要当作家”。

　　奥威尔在文章里提出影响作家的4个动机，分别是，1）纯粹的利己主义、2）审美热情，3）历史感。4）政治目的。奥威尔强调，在他刚成年的之前，前3个动机对他的影响要远远大于第4个，但是成年之后，政治目的开始主导他了他的写作。

　　他的第一份工作（驻缅甸的印度皇家警察）让他对权威有了天然的仇恨，也使他第一次意识到工人阶级的存在，并且对殖民主义的本质有所了解。1936年至1937年间的西班牙内战和其他事件，使他明确了自己的政治立场，他此后的每一次严肃写作都直接或间接地为反对极权制度、为实现民主社会主义而作。他也说，“你越是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政治立场，你就能够一方面积极地参加政治斗争，一方面保持自己审美和思想方面的独立性。”

　　孤僻的性格，还有历史的因缘际会，造就了奥威尔独特的写作风格，这样的作家当然是难能可贵的。但是，当他在书中如此严厉地批判其他同时代的作家时，我却有些不赞同，奥威尔仿佛是一个带有强迫症的作家，他把自己的“政治正确”当作判断作家好与坏的一个最重要目标，那些不达标的作家就会受到他的责备，这在他的《政治与文学》一书里屡见不鲜。

　　当然，我这么说并不是指奥威尔的批评没有道理，只是文学作为一门艺术，是不是仅仅只有那一项标准？在我看来，文学是一门审美的艺术，而不仅仅是一门政治的艺术。此外，他在《李尔、托尔斯泰与弄人》里对托尔斯泰和甘地的批评，我也是不敢苟同的。

　　当然，我这种言说也是很危险的，上面的观点并不代表我赞同奥登在《西班牙》里的说法，只是想说，在我们谈论文学的时候，最好不要掉入政治的陷阱，就像我们今天谈论莫言。

　　《政治与文学》，乔治•奥威尔 著，李存捧 译，译林出版社2019年5月版，定价38元。

　　《政治与文学》读后感(四)：《政治与文学》：听奥威尔说政治、文学与生活

　　文/吴情

　　米兰·昆德拉曾评价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小说是伪装成小说的政论。他认为，“奥威尔跟我们说的东西，完全可以在一篇随笔或者一篇论战文章中说出（甚至说得更好）。”诚然如此，这位以《动物农场》和《1984》享誉世界的小说家，作品中一以贯之表现其反极权主义思想和对威权的敏感和憎恶，常常三言两语便拆穿了日常的吊诡和当局的暧昧，凡其文笔所及，既令人胆寒，又让人心生敬畏。

　　不过，奥威尔的小说并非人人皆可进入；而一旦进入，往往轻易不能离开。进入之难在于，你必须熟识公共宣传和意识形态的操作机理，以及国家、民族意志对个人情绪的塑造模式；离开不易则因为，当日常中的不合理被这一敏感者揭露之后，你还得重拾生活的信心和勇气，尽管你的思想早已被碾成碎片。那么，不妨以这本《政治与生活》（Politics And Literature）随笔集走进奥威尔的世界，听奥威尔说政治、文学与生活。

　　奥威尔早年活泼开朗，后被父母亲抛入一所圣塞浦里安学校就读，学校以升学为唯一指标。据奥威尔所言，这是一所以金钱和权势为教学指导两翼的学校，在工具性价值观念的指导下，对学生毫无关爱，个人的价值和意义、受尊重度由家庭背景和财产多寡来衡量；相反，这里只有接二连三的规训和惩罚；儿童的自然天性被竭力抹杀，被强制灌输学校和社会的价值观。可怕之处不止于此，而是个人对这一体制的麻木、顺从和适应。或许，从奥威尔的童年出发，有助于理解《1984》中那个“老大哥”，理解个人对外在无法控制、而又时刻塑造“歪曲”个人的威权的恐惧与战栗。

　　英文中有一句谚语，“Childhood shows a man as a morning shows a day.”心理学家也多认为，童年构成了一个作家写作生涯中最重要的部分和所有的隐秘。如果说在早年的悲惨生活中，奥威尔在外在的重压下被迫挣脱，那么，长大成人的他则在主动试着思考这个世界的荒诞。在《西班牙内战的回顾》中，他思考着革命与人性，追问在革命至上的口号中，个人何在；令人想起法国著名小说家维克多·雨果在《悲惨世界》那句名言：“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文主义。”

　　除了在生活中检视政治道德外，奥威尔也有不少对文学的洞见。作为一名小说家，他特别重视英文的创造性和生命力。在《政治与英语》中，他指出，为了现实经验和思想表达的需要，英语应当与时俱进，同时更好地服务于文学想象力的展开。当然，这一努力是几代人的事，有才华的文学家应居于潮流中间。在《查尔斯·狄更斯》中，他指出了舆论对狄更斯武断、刻板式误读，在《李尔、托尔斯泰与弄人》里，他表示了学院派对莎翁过度发挥、过度阐释的反感，为托尔斯泰辩护。另外，在评论鲁德亚德·吉卜林时，他丝毫不因同为英国作家，而为这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态度做伪饰；凡文笔所及，批评尤厉。

　　作家常会被读者问及何以从事写作，是在谋生需要的催逼下，抑或是为了某个崇高的目的，奥威尔也难免俗。在《我为什么写作》一文里，奥威尔写道，“在很小的时候（大约五六岁），我就知道，自己长大以后要当作家。”尽管在青年时期，外界事务曾一度干扰其专事写作。对奥威尔来说，写作近乎一种救赎活动，通过“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抵消自己在日常生活中的失败”。写作不是一种生活方式，不是达成某一目的的手段，而似终极的存在本身。

　　中国古代文论中有一种说法，“人如其文”或“文如其人，也即个人的道德品质与文学才能相称（当然不可、也不必机械理解成“一一对应”、“人决定文”），这句话对乔治·奥威尔说尤其恰当。当他从个人主义角度出发，向可视但不可对话的外在集体、威权主义表示了愤怒和憎恶时，他已经向一切不证自明的所谓权威扎下了锐利的匕首。而每一个有情感、有良知、有思想的人，都应该反复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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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与文学》读后感(五)：奥威尔：怀疑一切圣人

　　摘自《河北青年报》 徐 贲

　　乔治•奥威尔（1903～1950）在《我为什么写作》中回忆道：“在很小的时候（大约五六岁），我就知道，自己长大以后要当作家。在十七岁到二十四岁期间，我曾经想放弃这个念头，不过，我那时就明白，放弃写作，是强暴我的真实本性的，我迟早会安定下来，专门写书。”

　　1936年至1937年间的西班牙内战和其他事件，对奥威尔的影响极大，成为他写作生涯的转折点：“1936年以后，我所写的每一行严肃的文字，都是直接或者间接地为反对极权制度、为实现我心目中的民主社会主义而作。”

　　失职的知识分子

　　对于生活在英国的作家和知识分子来说，设想极权下的受害者生活确实是不容易的，他们把自己在英国享受的民主生活和自由言论当做一件像呼吸空气那样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奥威尔说，英国作家简直就是一群政治上的天真之徒，他们之所以如此满不在乎地说起像莫斯科审判这样的事件，是因为那样可怕、那样匪夷所思的事情与他们的经验根本就是完全脱离的。

　　诗人奥登在诗作《西班牙》（1937年）中表示谅解斯大林残酷的“必要的谋杀”，奥威尔认为，像奥登这样的左翼知识分子，他们自己生活在安全的英国民主制度中，却对别国的极权表示谅解，并为之辩解。他们为虎作伥，使得极权更合理，更不容批判，因此也就使得极权受害者的生活更加苦难。这样的知识分子事实上已经成为极权受害者的加害者。（《阿瑟•凯斯特勒》）

　　奥威尔抨击英国左派知识分子，还因为他们属于一个封闭的、与大众脱离的小圈子群体。他们相互扶持，相互依赖，以文明礼仪的名义小心翼翼地避免内部批评，根本无法诚实地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奥威尔不喜欢知识分子的小圈子文化，他自己的文学评论几乎全都以受大众读者欢迎的作家和文学为对象，他讨论的狄更斯、威尔斯、吉卜林、马克•吐温，都是愿意为广大普通读者写作的作家。

　　与奥威尔关注的那些广有读者的文学相比，二十世纪的一些文学，尤其是诗歌，就明显是小圈子写作，诗人与普通读者之间是搭不上话的，“大家都觉得，诗歌只是印在纸面上的，只有少数人能够明白的东西，这就使得诗歌更深奥莫测，‘耍聪明’”。（《诗与麦克风》）相比之下，他更欣赏那些“表达了农民对生活的悲观态度和临终智慧”的民间诗作。（《无意义的诗》）那种貌似深奥莫测，其实是耍聪明的文学或学院写作，任何一个时代的社会中都不少见。这种写作对社会的恶劣影响不仅危害文学，而且危害社会中的人本身。所谓的“高等文化”造成并强化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和距离，比由阶级和财产造成的人间隔阂更难以消除。

　　假如俄国也有甘地

　　奥威尔的批评风格是一贯的，始终影响他自己的写作取向，他总是受到一种写作之外的力量的左右，所以写作的形式、审美意趣对他来说都不是一种目的，他也从来不会为写作技巧本身而去追求其完美。哪怕在讨论其他作家的时候，即使有精致艺术的一面，他也会一掠而过，不再去理会。

　　奥威尔认为，托尔斯泰不喜欢莎士比亚的李尔这个人物，是因为他自己太像李尔了，莎士比亚把李尔写得那么逼真，那么“跟托尔斯泰自己的历史惊人的相似”。托尔斯泰不是圣人，但他非常努力地想使自己成为圣人，奥威尔对一切“圣人”都抱有本能的怀疑和不信任，包括对像甘地这样已经成为神话的圣人。奥威尔不同意甘地以忍耐的牺牲来换取正义的主张，因为事实上，忍耐的牺牲换不来极权暴力的怜悯和善心。甘地要用忍耐“唤醒世界”，但是，“要唤醒世界，必须满足一个条件，那就是世界有机会听到你所说的话。在一个反对政府的人都会在半夜里消失、从此再无音讯的国家，甘地的办法怕是不会管用。如果没有出版自由，没有集会的权利，不可能对外部世界发出呼吁，也不可能发动起群众运动，甚至不可能将你的意见传达给对手……假如俄国也有一个甘地，他能干成什么事”？

　　关注语言的退化

　　奥威尔关注语言的退化，因为“语言的退化，必定有其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原因，而不是因为这个或那个作家的不良影响”，而且“假若思想能败坏语言，那么语言也能败坏思想”。语言的退化，最大的始作俑者是不诚实的政治语言。它用“毫无生气的、鹦鹉学舌的风格来表达……缺少一种鲜活的、生动的、独创的语言风格”。 “语言清晰最大的敌人是不诚实。如果在你真正的目的跟你所宣示的目的之间存在着差距，你自然会选择长词和用滥的成语，就像乌贼喷射出的墨汁……如果总的氛围恶化了，语言必受其害”。(《政治与英语》)

　　奥威尔的种种写作努力未必都绝对成功，但是，他努力了，并以此为真实的写作作出了示范。奥威尔说，“好文章就像一块窗玻璃。”（《我为什么写作》）与那些先意承旨、揣摩风向、首鼠两端的知识分子用貌似深奥的花言巧语讨好权力不同，他从不谄媚权力，他的文字清晰、准确、简洁，如同一扇明净的玻璃窗。透过他的文字，我们看到他所生活的那个真实世界和他的真诚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