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是一本由钱穆著作，九州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5.00元，页数：14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精选点评：

　　●好老师

　　●读完非常受用，对中国和中国历史又多了一些新的体会和理解。更有意愿和兴趣多读古书了。感谢师兄推荐！

　　●呵呵……

　　●终得以参详一二

　　●启人心智，让人能够看清中国人的诸多问题，弄明白中国人行事、思维的特点。

　　●“中国人还是应该多读读中国书”

　　●钱老著此书时已八十多岁，语言难免啰嗦絮叨，但愈看愈温暖，有渐入佳境之感。只是钱老对中国传统文化似乎过于重视，对西方文化貌似也不甚了了，这样便匆忙下论，尽管有为中华立新“士”之宏愿，仍失之偏颇，不可全信。

　　●在錢穆創辦的書院看他的書 看的是台版 第一次讀這麼"嚴肅"的讀物深感知識儲備太匱乏了

　　●很有启发性

　　●钱穆全集五十四卷，七十年代初金耀基创办钱穆文化讲座，邀请钱穆来进行讲座，这本小册子就是钱穆的演讲稿。从内容上说，钱穆对于中国文化的看法始终未变，仍然运用了文化史导论的基本看法，然后对中西文化加以比较，有趣的是他采取的例子，往往都是香港和大陆的。通俗小册子，看完导论本书就不用看了。

　　《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读后感(一)：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

　　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后，我们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是“扬弃”，国人崇尚西学，建国后，由于政治原因，思想大解放，致使中国传统文化发生巨变。钱先生通过六次的演讲，勾画出几千年来中国文化孕育出来的特征，与西方文化作相互比较，其中包括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人伦关系、政府的用人标准、中国人历代追求的生活境界等。

　　《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读后感(二)：统之有宗，会之有元

　　《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一书是钱穆先生八十六岁时的专题演讲集，这本小书一共六讲，虽短，但可谓知识含量满满，先生对比了当时的中西方形势，然后引申到历史文化，一气呵成，用浅显的白话，简单的例子却阐明了高远的文化史观和明确的文化研究态度，深厚的文化修养令人佩服。他讲观历史要有大局观，谈历史谈文化谈古人要在历史的环境下谈，谈中西方文化差异要首先了解双方的文化特性，谈中国文化要先从历史中学习文化的特性再谈文化的发展，谈新文化要从旧文化中理解生发创新和发展，谈中国文化的合和性，谈中国文化和社会发展的相辅相成，谈中国文化的结构和延续等等。当然，文末又提出了“士”这一概念，这是中国特有的文化，但也似乎是现代社会中缺失最严重的部分。这些问题，老先生看的透彻说的明白，自己突然觉得先人的大智慧早已透彻，只是后人过分“格物致知”了，看来还得好好补补课。

　　《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读后感(三)：触动之刻 皆在于此

　　人生有两个世界，一是现实的俗世界，一是理想的真世界。此两世界该同等同视。我们该在这现实俗世界中建立起一个理想的真世界。我们都是现实世界中之俗人，但亦需同时成为一理想世界之真人。 我们一个人怎么样做人，怎么样做学问，怎么样做事业，我认为应该有一个共同的基本条件，就是我们一定先要认识我们的时代我们生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就应该在今天的时代中来做人、做学问、做事业。大部分的人不能认识时代，只能追随时代，跟着这个时代跑。这一种追随时代，跟着时代往前跑的，是一般的群众。依照中国人的话来讲，即是一种流俗。每一个时代应该有它一个理想，由一批理想所需要的人物，来研究理想所需要的学术，干出理想所需要的事业，来领导此社会，社会才能有进步。否则不认识这个时代，不能朝向这个理想的标准来向前，此即是流俗。流俗又如何能来领导此社会？所以每一个时代，不愁没有追随此时代的流俗，而时代所需要的，则是能领导此时代的人物、学术与事业。 分别性与和合性 中国人讲人，不重在讲个别的个人，而更重在讲“人伦”。人伦是指人与人相处中的一种共同关系。要能人与人相处，才个成为其人。若人与人过分分别了，便就无人伦。人伦是要人与人相互搭配而成的。 凡属一个时代的人物，都带有时代性。人物与时代该凝结而成一体。但理想的人物，还有其超时代性的存在。 集团性与英雄性 中国人讲学问，“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这是中国人做学问的一套主要的方式，可称为是一种“生命学”。人有自然生命，有人文生命。后人的自然生命、人文生命，全从古人来，生命是一体相承的。 所以我们最需防戒的，是千万不要用空洞的名词、现代的概念，来轻率批评我们的古人（有语法错误） 所以“通天人，合内外”这六个字，是中国思想的大总纲，是回归本源的大问题。通天人是知识问题，亦有行为。合内外是行为问题，亦有知识。当然阳明讲“知行合一”，这个是中国传统的一个大道理。 “统之有宗，会之有元”，就统会在这“通天人，合内外”的六个字上。 人生要有一自信。你光是自信亦不行，先要能信古人，信别人，信后人，才能有自信。

　　《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读后感(四)：中国民族性与文化结构

　　此书为钱先生受邀到香港演讲的稿子，共六篇。主要讲中国的民族性，以及中国人的文化结构。

　　中国的民族性主要从中国人的性格、行为和思想来论述，即从人、事和思想三方面来讲中国的国民性。讲到中国人的性格主要是偏向合和处，西方则是分别性多;而中国人做事的方式即行为主要是偏重在集团性，西方则是英雄性。讲中国的思想史主要从外形和内容两方面来论述，即「统之有宗，会之有元」，这是讲中国思想史的形态。钱先生这里主要举中国各时代与各家的思想内容来论述，此处不详细说明，有兴趣的话可读原文，讲得实在精彩绝伦。而内容主要是「通天人，合内外」。‘通天人’从“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三个方面来说明，这里举一个方面来说，如钱先生释‘天命之谓性’，天所命与你的，就是人之禀赋，这就叫做性。人受了性，这就在人之内有了一份天，即是说人生之内就见有天命。这就是通天人，此下两个方面更精彩，此不详细列出。而「合内外」亦举一例说明，如朱子注大学云：物，犹事也。钱先生说：物不专指外面自然的无生物与有生物言。一切物都有它的活动，事字则即指其活动言。因而格物是要格每一物之动，即是格每一物之事。阳明格庭前竹子只是盯着看这物，没有读懂朱子格物的意义。如看书如果只是看这文字，什么都不思考，不去了解这本书是谁写的？为什么写它？怎么写的？写了什么？不去了解这一动态过程，怎么能说是格物呢？所以要理解清楚物与事的联系与区别。这里的通天人是从大处讲，从一般处讲，而合内外则从小处讲，从我们日常生活处讲。所以「通天人，合内外」这六个字，是中国思想的大总纲，是归本回源的大问题。我觉得钱先生用王弼讲的「统之有宗，会之有元」与朱子讲的「通天人，合内外」来概括中国思想的形态与内容，这一点很有独到之处。「统之有宗，会之有元」，就统会在「通天人，合内外」的六字上。研究中国思想，无论研究哪一家，哪一派，哪一个时代，都绕不过这几个字。

　　中国人的文化，亦是从中国人而发展形成的一种中国文化。这里主要从四个方面来展开，即是宗教和科学、道德和艺术。宗教与科学是西方的文化结构，而中国的则是道德与艺术。钱先生在这里论述得也十分精彩，这里试举一二点来，如论道德方面：“我常说，中国读书人有一种宗教精神？我请大家问自己，你能信古人吗？能信你自己吗？又能信及后代人吗？你要别人捧你，就觉得自己地位高，别人批评你，你就觉得自己地位低，你这人又有何意义？有何价值？人生要有一自信。你光是自信亦不行，先要能信古人，信别人，信后人，才能自信”。此前已举出孔子四句话：天生德于予，知我者其天乎，人不知而不愠，焉知来者之不如今。来见孔子自信之深。又如“家破可以出孝子，国亡可以出忠诚。家可破，国可亡，而忠孝大德一样可以存在。即有忠孝大德，则家破可以复兴，国亡可以复存。人类之所以与天地常在，则惟道德之是赖”。此处说出道德在中国文化的重要性。

　　最后，再举钱穆先生说的一段话作为结束。即“我曾说，担任孔子之道的士，是半个和尚，但亦可以说是双倍的和尚。到寺庙里去做一和尚，这容易。中国一个士，自身过了像和尚般的生活，还要来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都是我的责任，不是双倍的和尚了吗？不出家，而比出家更辛苦。这一士的精神，是中国所特有的。……我认为中国人的将来，一定不该轻忽中国的一切旧材料。而这个责任，则在今天少数中国人的身上。这少数人，从前中国称之为士。将来你们纵不再承认有士，但是还得由少数人来负责、来领导。诸位今天已在少数之列。今天的大学生，只要小职位，只要拿一份薪水养家活口。国家天下大事，则全置脑后，这又怎么行呢？诸位已是少数，总要有人肯负大志，有大抱负、大理想才对呀！”

　　《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读后感(五)：说

　　读钱穆《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

　　钱穆先生八十四高龄时在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钱先生是新亚书院的创办人之一）作了六场讲堂，集合成册，于是便有了《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

　　钱先生一生致力于研究国学，用他的话说就是“中国的旧材料”，虽然他并未在建国后留在大陆，而是去了香港创办了新亚书院，后来又被蒋介石说服去了台湾，但是其一辈子著书立学，离不开“中国”二字，一直在为中国传统文化大声疾呼，足以称之为中国人的“招魂师”。

　　《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六讲分别讲了中国人的性格、中国人的行为、中国人的思想总纲、中国人的文化结构，最后是结论，钱先生以他人生之积累，概括性地总结了以上五个方面，虽未铺开陈述，但亦醍醐灌顶，读完不禁耳红面赤。

　　简而言之，中国人的性格为“和合性”，行为是“集团性”，思想总纲为“统之有宗，会之有元”、“通天人、合内外”，文化结构是“偏重道德与艺术，儒家偏道德，道家偏艺术”。这些论断是从几千年来中国的历史、政治、文化和哲学中总结而来，虽是钱先生的一家之言，但这个“家”汇聚了历史上的诸子百家，是中国传统的精髓所在，这又可以证明中国人行为的“集团性”。

　　鸦片战争以来（按照传统近现代史的划分），中国社会一直面临着深刻的变革，中国人在意识林立的世界潮流和自我革新的内部斗争中，寻找着社会进步的方向，这里社会的进步指的是政治、经济、文化、哲学等方方面面，所谓“社会”范畴内的进步，相对于“自然”而言。从“洋务运动”到康有为、梁启超的“戊戌变法”，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再到“马列主义”，最后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人躬身实践，或因为外部的强加，或因为内部的徘徊，走过一些弯路，跌跌撞撞，走到了今天经济的繁荣。钱穆讲座的时间是一九七八年，正值百废待兴，中国的未来到底会怎么样，他没有说明，只是说对于共产主义而言，先“产”后“共”，就是常说到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积累“产”的过程无疑是艰难的。现在看来，在这一点上，已经逐渐做到了。经济只是社会的一部分，经济上去了，其他的就需要一起上去，不然就跛脚了，跛脚了社会进步的速度就会慢下来。

　　西方的文化结构“偏重科学和宗教”，科学和宗教是向外的，这和中国的“合内外”有大不同。工业革命以后，西方在功利性的科学追求中，社会发展随之被推动，逐渐形成一套西方文明的社会体制，丘吉尔说：“并不是说民主制度是最好的，而是还没有找到更好的制度”，社会的制度建设永远在路上，只有更好，没有最好。

　　中国和其他文明体的对比有东西方的差异，因世界更向外向型发展，即以经济上的“世界是平的”作为表现，世界性的融合仿佛成为趋势，西方的价值观更是表现强势，那么，其结果呢，中国的事情还是中国的事情，欧洲的事情还是欧洲的事情，中东的事情还是中东的事情，许多国际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些结果。文化的培养离不开滋养的土壤，不能割断历史看问题，不然就会光有外衣没有里子了，最后还得自我革新，从头再来，那又会是另一条艰难的道路了。中国人历来注重“和合性”，即使西方的文化全面袭来，中国人也可将之消化吸收，变成自己的东西，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像圣诞节这样西方的节日，成为了全民欢乐的借口。

　　如何对待各式各样的“先进”文化，倒是不必过于纠结。是奉行“拿来主义”，照单全收，还是崇尚“返璞归真”，回归传统，这需要在时代中寻找答案，亦还要站在先人已经垒好的秦砖汉瓦上，基础牢靠了，地才不会动，山亦不会摇了。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已经受到西方的影响，用西方的思维对待传统的中国文化，自然品不出真谛，思想和行为都会有偏差，更有甚者，反其道而行之了。近现代中国的变迁让人应接不暇，虽有有识之士呐喊，但却抵挡不住社会动荡的旋风，该丢下什么，该捡起什么，一时的彷徨后，不该丢的丢了，不该捡起的却捡起了，在钢筋水泥架起来的千篇一律的“盒子”中间，已然难以找到中国古典园林的曲径通幽、柳暗花明了。

　　“通天人，合内外”，通天道和人道，天道为自然，人道为社会，用现代的观念理解，不正是要理顺自然与社会的关系吗？个人呢，以“道德和艺术”修内，于外形成仁、义、礼、智、信“五常”，这样才能共处于世，“天人合一”。以上的道理更是要“统之有宗，会之有元”才能贯通，这是完整的中国民族性格及中国文化体系，是放置于四海而皆准的。“统之有宗，会之有元”由两千年前的王弼提出， “通天人，合内外”由一千年前的朱熹提出，现在看来，仍然管用。

　　中国应是一脉相承的中国，而不是看时间轴上哪一段的中国。历史是时间和空间的结合，空间里有人和地域，缺一不可。中国的历史就应该是中国人在时间轴上发生在中国的事情，不同的是对应的时代不同。解决中国的矛盾和问题当然就应当用中国人自己的历史积累、思想积累、文化积累，且要符合中国人的行为特征。

　　最后再说“士”。古代“士农工商”四民社会中，“士”排在第一位，可见其地位。现今读书人很多，知识分子很多，所谓的专家也很多，但是能称之为“士”的却很少。顾炎武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利益至上的当代社会，功利性的短期追求成为主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士”精神却在羸弱。读书为“士”和读书为“仕”不矛盾，《论语》中也说“学而优则仕”、“不仕无义”，为“仕”应为社会、为民族，而不是为着为着就将“士”丢了，只剩下了“人”，还是自私自利的“人”。

　　钱宾四先生是“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