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的豪族》是一本由杨联陞著作，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9.00元，页数：379，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东汉的豪族》精选点评：

　　●上学期论文写这个然后就读了一些，大家风范

　　●杨先生的中文著述不多。这本选集多为寿礼或者小的札记讨论，考证有理有据。开篇为先生在清华大三时的成果，不由得汗颜

　　●成名之作写于22岁，虽说有些材料说服力欠了点，但史观通达，是为可贵。中后期的文字考证丰富缜密，但失之堆积，反而失去了早期的流畅。文艺的从业者成长中都会有这个现象，是否成“家”，就看最后能否走出来。国画中所谓“尽最大力打进传统，尽最大力打将出来”是也。

　　●重对《后汉书》，记得老毛当年说过，东汉两头均没意思，只有光武帝可以读，绝非他一人的观点。外戚与宦官干政令帝国走向衰亡，寻常人也不喜人主昏庸无为，殇帝、冲帝、质帝皆是短命种，福缘浅薄，爬上龙椅却未必能承受得住皇气；计章帝、和帝、顺帝的寿数也不长，说明选择后继者除却要才兼文武，还得要过硬的身体素质；皇冠落到桓帝、灵帝这些大玩家的头上，帝国算是离死不远了。归根结底，东汉中叶的父子相承制度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君主短命是最大诱因，前任没将后任教育好就崩俎，后任还是个小娃儿就登基称帝，国赖长君，大权不旁落到外戚与宦官身上才怪呢，此现象能避免，至少国祚能延长，但不能保证能万世千代永享。全书同名部分最佳，简练有力，干货甚多，往后收录的文章则良莠不齐，现在的博士论文多有此情况，写于二十二岁也是天才早慧。

　　●浅尝辄止，不过问题提得很妙，前几篇大文章有意思。（此外错字有点多，繁转简太马虎了）

　　●你们在哪看的？我在哪个平台都找不到。

　　●东汉的豪族一文、谈食货的两三篇还成条陈，其余文章多是浅浅一说吧。

　　●备注：只读其中《东汉的豪族》一篇

　　●除《东汉的豪族》一篇外，大多内容也选入《国史探微》。有几处校对错误，如郑众诛杀的不是梁冀，而是窦宪。有三点可以注意：其一，重农抑商问题。重农抑商，起源于商鞅变法，但商人势力一直较大，直到武帝行告缗法，才受到致命打击，地主势力或许是从那时才真正崛起（国家剥削制度不及地主阶层，他们仍然收着高达百分之五十的租税）？其二，为抑制已经抬头的门阀势力，东汉制定了察举四十以上的年限；其三，为父母服丧在两汉尚未形成定制，但已经有人为长官或者老师服丧三年了，更可怪者，到了魏晋时，已经有了为长官服丧的制度。东汉人以节义著称，仔细考究下来，未必是真节义，而是与自身利益相关，不得不如此？待以后细读慢慢考究也。

　　●论文集，第一篇《东汉的豪族》讲到东汉公务员选拔，六分之五为官二代，看来我朝的政治还是相当清明的

　　《东汉的豪族》读后感(一)：千年豪族门阀传统的开始

　　题材很吸引我，尤其是此前读了田余庆的《东晋门阀政治》，陈寅恪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讲演录》，周一良的《魏晋南北朝史十二讲》，以及范晔《后汉书》，对于从东汉到唐代绵延千年的望族传统颇有兴趣，东汉的豪族就是这一切的起源。西周春秋的老贵族，在战国和秦统一的火焰中基本燃烧殆尽，最后一抹余辉也随着项羽的自刎而彻底湮灭。刘邦流氓出身，功臣也大多来自平民，所封异姓王全部被他消灭，汉文帝之后，西汉基本就是皇族和外戚的斗争史，且西汉承秦制，法术森严，酷吏动则屠戮豪民，很少有豪族成长的空间，豪族真正的发源是在东汉光武中兴之后，刘秀自身是大地主出身，对待功臣集团又态度温和，且随着儒学进一步的兴盛，形成了东汉的世家大族，袁家四世三公，杨家四任三公，即使中间出了曹操这样的寒族强人，但依然无法阻挡九品中正制的落地，在制度上保障了望族对政治资源的垄断。短命的西晋延续了这个传统，甚至连五胡乱华都无法改变，在北朝形成了少数民族军事贵族和汉族世家共存的局面，而南朝则是“王马共天下”的门阀政治。隋唐的统一依然延续，唐初的崔卢氏郑王四姓如日中天，连皇帝配婚都要斟酌掂量。隋唐科举制的产生，可以说从根子上消除了望族的基础，而安史之乱既打断了唐王朝的脊梁，又导致藩镇割据的形成，望族在权力新贵面前逐渐黯淡，最终随着五代十国军人横行而退出了历史的舞台。最后，谈谈书本身，这本书是杨联陞的文集，《东汉的豪族》只是其中一篇写于30年代的文章，其他文章比较杂，有谈古代商业的，也有谈文辞考据的，总体来说，杨联陞的学术做得太细，功底是极佳的，但视野和洞察力上，和陈寅恪、田余庆、钱穆这样的大家有着明显的差距。

　　《东汉的豪族》读后感(二)：希望和失望

　　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杨联陞先生论文集《东汉的豪族》，作为“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之一种，虽然其中多数论文已在《国史探微》、《中国语文札记》中看到，但为了好好看看为论文集命名并作为开篇的《东汉的豪族》这篇杨氏少作，还是把书买了来。

　　《东汉的豪族》发表是在1936年，杨联陞先生不过22岁的年纪，现在看来，论文结构清晰、论述全面，不愧开辟之作。史学研究是回头看的学问，做这个动作，如果看不清脚下，站得不稳，就容易跌倒，眼冒金星，所以研古必要识今。还有一层，以今人而识古，以今律古，以古衡今自然难免，这不能以好坏或有无论，只能以程度或多少论。当然，识今有时不是真识，不免多一道“今障”，又当别论。

　　杨联陞先生以一青年而撰《东汉的豪族》，寻根朔源，结于清浊之争，以此为课题，必有感于家国时事者，在文中亦略有表现。比如，说到建宁二年（公元169年）有人告发张俭与同乡二十四人，“别相署号，共为部党，图危社稷”。杨先生说：“‘图危社稷’同现在‘危害民国’的意思相似，是当时宦官苦心想出来加给党人的罪名。灵帝问他们为何收捕党人的时候，他们也拿这四个字作答复的。”“危害民国”，同现所谓“颠/覆/国/家/政/权/罪”意思也相似，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古今相接，正自不稀！

　　书看完，对商务印书馆有点失望，出这套丛书，确实嘉惠学林，可惜校对不精，不异佛头着粪！《东汉的豪族》一篇，有58页，粗看一过，错漏已是不少：

　　3：引《汉书》卷廿四上《食货志》师丹建言：“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訾数巨万，而贫弱逾困。”“逾”原文为“俞”，本书《范例》说：“原书为直（横）排繁体者，除个别特殊情况，均改作横排简体。”按文意，“俞”此处亦可照现代习惯写为“愈”。杨先生文章初发表是繁体，商务版恰是在繁简转换上出了问题，后边还有。

　　4：引《汉书》卷廿四上《食货志》王莽诏书：“奴婢曰私属，皆不得买卖。”“买卖”应为“卖买”。

　　12：“养子有时是乞来的，有时是卖来的。桓帝延熹八年（公元165年）刘瑜上疏：‘今中官邪孽，比肩裂土。皆竞立胤嗣，继体传爵。或乞子疏属，或卖儿市道。’（《后汉书》卷八七《刘瑜传》）”两处“卖”均应为“买”。按以《刘瑜传》为《后汉书》卷八七，是因为把三十卷的《志》作为前三十卷，按现在常用的中华书局本，应该是卷五七。后边引《后汉书》提到卷数，都存在这个问题。另，所引古文标点，如果参考中华书局标点本，当更为可取。

　　15：引《后汉书•陆续传》：“陆续……美姿貌。喜著越布单衣。光武见而好之，自是常敕会稽郡献越布。”其中，“而”误为“面”。

　　同页：“陆续的孙陆康，是陆逊的从祖，即是怀橘遗亲的陆续的父亲。”“的孙”应是“嫡孙”，或者是“孙”后漏一“子”字。而“怀橘遗亲的陆续”，应是陆绩。

　　16:《后汉书》卷八二《崔瑗传注》引《华峤书》“瑗爱士，好宾客，盛修肴膳。或言其太奢。瑗闻之，怒敕妻子曰……”，应标点为“瑗闻之怒，敕妻子曰”。

　　17：因崔寔《政论》：“历代为虏，尤不赡与衣食。”“尤”应为“犹”。

　　37：《抱朴子•审举篇》：“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懦如鸡。”“懦”应为“怯”。

　　48：：“具瑗的哥哥沛相具恭赃罪，微恭到廷尉定罪，具瑗贬为乡侯。”“微”应为“征”，繁体为“徵”，形近而误。

　　同页：“这时有个浊流宛陵大姓羊元群由北海罢官回家，臧罪狼藉”，“臧”应该是“脏”，错误也可能出在繁简转换上。

　　50：引《后汉书》卷一〇八《侯览传》，应为卷七十八。

　　同页：“牢脩”、“牢修”两处，繁简转换不彻底。

　　57：引曹丕《典论•自序》：“山东牧守咸以春秋之义，卫人讨州吁于濮，言人人皆得讨贼，于是大兴义兵……卓遂迁大驾，都于长安。”“春秋”似应加书名号，“卫人讨州吁于濮”，似应加引号，“都于长安”应为“西都长安”。本书《范例》云：“其中原书无标点或仅有简单断句者，一律改为新式标点，专名号从略。”这里的问题是，专名号是从略了，而该加的标点又没有加。

　　58：“曹魏时候，政府允许公卿有免疫的‘客户’。”“免疫”应为“免役”。

　　只能说，商务印书馆比起以前，堕落了！

　　（杨联陞：《东汉的豪族》，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

　　《东汉的豪族》读后感(三)：一个22岁学生的论文

　　这本书本身就是个大杂烩，国史探微里抄一点，语文札记里抄一点，而杨联陞文章真是少，不像钱穆吕思勉等人，做个文选估计可以几十本不重样，而这篇《东汉的豪族》（读的是1936年清华学报版，杨先生才22岁，后得哈佛博士，可惜四十岁后抑郁症频发，后半生最大成就大概就是培养了余英时吧）似乎是杨先生毕生最像国内学者教科书似的作品了（读来确实像通史中的某一章），其他的文章都像汉学家之作，纠结于国史中的边角料，务求发出新意，但对于一般读者实在没什么阅读的必要，做点笔记吧！

　　一、西汉豪族的发展：士庶之际，实自天隔；汉初接连有功臣外戚宗室之乱；汉朝打击富豪（如迁徙等）导致其弃商去做大地主；大地主经济势力根深蒂固，趋势是要进一步取得政治地位；王莽认为富者骄而为邪、贫者穷而为奸，故动欲慕古、不度时宜地来一个彻底的土地王有，结果是富者不能自保、贫者无以自存。

　　二、东汉豪族政权的树立：南阳包有汉代一大都会的宛，富豪极多；天下荒乱的时候，大地主皆善于乘火打劫；更始帝只会掳掠，终为赤眉所败，赤眉又为光武所平，又结交马援以平定西部的公孙述、窦融等豪强；所谓人心思汉，乃是思汉之制度，刘秀对大地主半推半就乃开明君主所必须，然此后政权旁落之外戚宦官手中，转入豪族自由支配了。

　　三、东汉豪族概述：刘秀建国乃豪族政权的确立，云台二十八将皆豪族出身；东汉豪族分两类，一为突然得意如宗室外戚宦官等，一为渐渐发展如高官及地方豪族；刘秀曰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外戚在东汉势力远大于宗室，宦官成为豪族是东汉后期的事；篡汉的曹氏正是中常侍曹腾曹嵩之后，可见宦官足以亡汉；崔烈以五百万钱买得司徒，汉灵帝说悔不小靳，可至千万。

　　四、豪族与经济——小民之困顿：小农只有两条活路，一为投附豪族，一为仰赖官家廪给的流浪者，做盗贼的预备军。

　　五、豪族与经济——豪人之富奢：小农单独生产入不敷出，把土地集中到大地主之经营，结果便不同，大地主还可农而兼商，奴隶只做手工业；生不极养，死乃崇丧，孝治天下，必然厚葬。

　　六、豪族与政治——门生故吏：汉朝入仕三途，一为选举（举孝廉除郎常见于东汉墓志），二为辟除（曹如科，掾如科长或主任），三为任子（一如荫袭），此三种制度造成政治上的依附，即门生故吏的盛行；被举、掾吏皆有君臣之谊，服丧有三年之期限；亲受业者为弟子，转相传授为门生；顾炎武说，汉人以受学者为弟子，依附名势者为门生；赵翼说后世拜门生之陋习始于东汉；两晋南北朝，门生地位已下同僮仆，汝南袁氏、弘农杨氏皆四世三公，门生故吏满天下（曹操杀杨修，或为忌惮杨氏家族之故）。

　　七、豪族与政治——选举请托：东汉初期即有所谓选举不实；选举多取年少，希望他将来显贵可以报恩；左雄限年试才称为得人；抱朴子说，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懦如鸡。

　　八、外戚豪族宦官豪族的专政：外戚与宦官皆为幸进，富而甚无知，为浊流，他们不学无术，毫无政治眼光和经验却一步登天，故横征暴敛，而为保守派豪族（不甚富而有知，为清流）不满；仲长统说，光武集权，导致虽置三公，事归台阁，三公之职，备员而已，权移外戚之家，宠被近习之竖；太后因外藩非自己出，故常选立幼君，自己临朝，大权交给外戚，如窦宪于和帝时专权（尤以打破匈奴后封大将军，刺史守令多出其门）以至于图谋篡弑，和帝联合宦官郑众收捕窦氏，此为宦官参政第一声；桓帝时梁太后临朝，梁冀做大将军辅政，权威过于窦宪，桓帝又联合五宦官收捕梁氏，以至五人同日封侯，虽宦官无血缘子孙，然依旧有许多依附，算是变态的豪族，清浊二流势不两立，以至两次党锢之祸。

　　九、清流豪族的挺起：清流给人名多于利，故依附者亦多；清议自清流发出，如太学生等，又如许劭的月旦评；太学原为仕进之途，安帝后，太学成菜圃，顺帝重修，数至三万，学生多为做官而来，尚浮华重谈论务交际，因其可左右舆论，故公卿怕其褒贬，多与结交，此为清流；党锢之事始于王莽；东汉结交宾客之风甚盛，宾客仍有战国任侠之风，门生故吏亦然，清流有部党支撑名誉鼓励，故与浊流争。

　　十、豪族内争——第一次党锢：李膺范滂等名重天下，以至宦官甚惧，故诬告李膺等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共为部党，诽讪朝政，疑乱风俗，党人放归田里，书名三府，禁锢即不许做官之意。

　　十一、豪族内争——第二次党锢：陈蕃窦武等三君八俊八顾八厨，名重天下，被告发别相署号，共为部党，图危社稷，为党人说话的皆不得好下场，黄巾暴动起，灵帝时大赦党人；两次党争持续二十年，两方都有宗亲宾客门生故吏，且以对长官和老师成分多；西进末，豪族结有庄坞，屯聚流民，至东晋，豪族特权得到法律承认，开始阀阅统治。

　　《东汉的豪族》读后感(四)：杨联陞：《东汉的豪族》读书摘记

　　杨联陞在《东汉的豪族》一文中提出，中国两晋及南北朝时阀阅统治时期，而阀阅势力的前身是汉代的豪族【1】。杨连陞给豪族下定义作：“所谓豪族，并不是单纯的同姓同宗的集团；是以一个大家族为中心，而有许多家许多单人以政治或经济的关系依附着它。这样合成一个豪族单位。”而“光武帝的建国，是地主政权即豪族政权的确立。他的左辅右弼，云台二十八将，差不多都是豪族出身。”【10】

　　东汉的豪族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凭借中央势力而突然得意的，即宗室、外戚与宦官。一类是自己渐渐发展起来的，即一半高官及地方豪族。”【11】

　　豪族的依附有政治的与经济之别。就经济依附而言，小民入不敷出，生活困顿。或成为仰赖官家禀给的流浪者，就是作盗贼的预备军；或依附豪族，把土地集合到大地主经营之下，而由依附的小农耕种，改变单独生产时入不敷出的局面。

　　就政治依附而言，豪族先交结官府，运动选举，来争取政治地位，即做官。汉代入仕方法主要有三，即选举、辟除、任子，三者造成政治上的依附，即“门生故吏”的盛行。运动选举，则造成东汉初就“选举不实”，选出的官吏政治腐败。杨联陞指出吗“小民固然受苦，一般比较循规蹈矩的豪族——大都是财力较差的——及希望通经致仕的士子，在政治上都得不到出路，他们就结合起来，先于小民而向腐败的政府抗争。“【37】

　　东汉末政权在外戚和宦官手里，形成外戚豪族、宦官豪族专政的局面。而清流豪族（小康的知识分子，如太学生。他们虽不能给予人很多的“利”，却能于利之外，同时给人以“大名”，所以依附的人也正不少）则与之相抗造成政争，即两次党锢。杨联陞指出，“总看这前后二十余年的党争。情形虽很复杂，只是清流浊流两个豪族集团争取政治地位的殊死战。两方面都有宗亲宾客故吏门生。死难的人诚然可称忠义。但这忠义对君国的成分少，而对长官对老师的成分多。道德的涵义也随时代改变了。他们能够争斗，正表示他们能够团结，也正表示豪族的势力已很雄厚。豪族的团结，在东汉末到东晋初几番变乱中，更表现出力量。他们一面自保，一面乘机发展，”【57】……待“豪族的特权得到法律的承认，两晋南北朝的阀阅统治于是开始。”【58】

　　杨联陞在《二十四史名称试解》中讲，“二十四史”除了《史记》与《三国志》外，有十三部称“书”，九部称“史”。就“每一部取法《史记》的史书，其名称都以‘史’字收尾，而以《汉书》为典范的史书则以‘书’字结尾。此说可由宋朝前所有的正史轻易获得验证。”“唐、宋时代，把涵盖数朝的史书叫做‘史’，而把仅及一朝的叫做‘书’，似乎已经形成一种传统。数代之史，合则为‘史’，分则无‘书’。”但宋朝以后的五本断代史书都叫做“史”而非“书”，这种传统何以改变呢？杨联陞指出，“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记住《宋史》《辽史》与《金史》都是在声名显赫的脱脱丞相主持下，同时编修完成的（1343-1345年）”，而宋、辽、金三者存在何者为正统，何者为华夷的纷争，脱脱决定把三个王朝都看作正统，各编一史。“至于《元史》和《明史》，我们只能假定它们的命名，乃是因袭错误的先例。”【杨联陞：《二十四史名称试解》，收入《东汉的豪族》】

　　杨联陞在其《传统中国政府对城市商人的统制》中指出，“在传统的四种功能团体中，城市商人与城市文人的反叛取向最低。”【152】

　　在《中唐以后税制与南朝税制之关系》中，杨联陞提出：“研讨唐后半期之税制，不宜专重两税本身。盖兹法虽云两税之外不取一钱，实只为人丁田亩赋税之简单化。唐之财政，殊非专此所能维持，是以杂征众敛，旋即复兴。并合观之，仍是复杂税制。今所欲说明者，此复杂税制，与南朝税制颇多相似之点。归纳言之，大端范二：一曰多以资产定税，二曰多取诸农业以外之工商诸业。【166】……中唐以后之复杂税制，渊源远在南朝，应属不误。由租用调时期变入两税法时期，正是由仿北朝时期变为仿南朝时期也。”【171】

　　在《报——中国社会关系的一个基础》一文中，杨联陞将“报”的观念视为中国社会关系中重要的基础。“中国人相信行动的交互性（爱与憎，赏与罚），在人与人之间，以至人与超自然之间，应当有一种确定的因果关系存在。因此，当一个中国人有所举动时，一般来说，他会预期对方有所‘反应’或‘还报’。给别人的好处通常被认为是一种‘社会投资’，以期将来有相当的还报。”尽管每个社会中这种交互报偿的原则都是被接受的，但中国的“不同之处是这项原则由来久远的历史，高度意识到其存在，广泛地应用于社会制度上，而且产生深刻的影响。”【179】

　　在论及“报”的观念之于中国制度的影响上，杨联陞尤为重视近代学者提出的三项通则，即（1）家族主义，（2）现世的理性主义，（3）道德的分殊主义。

　　就家族主义而言，“还报或反应的原则是在家族系统的基础上行使的”，“交互报偿的原则又转而加强了家族系统”，如孝道。【192】

　　就现世的理性主义而言，“将用于人世的推理也同样用于上天，由此，将上天带到人间，而非将人提升到那至高之处。神明报应与现世报应应是携手合作的，以前者补充后者。”【193】

　　而道德的分殊主义，则是受韦伯、帕森斯影响。杨联陞指出，“中国社会中还报的原则应用交互补偿于所有的关系上，这原则在性质上也可被认作是普遍主义的。但是这个原则的行使却是倾向于分殊主义，因为在中国任何社会还报绝少是单独的社交交易，通常都是在已经建立个别关系的两个个人或两个家族之间，一本由来已久的社交收支簿上又加上的一笔。限于已经建立起来的个别关系，个人的还报很容易造成——或至少在表面上——偏袒徇私的结果……一般来说，个别化的关系有一种倾向，使得原来意图应用于普遍态度上的制度变得分殊化，因而在中国传统中，即使为办理公务，如果能恰好使某一个人得到利益，这个人也得以一分受恩惠的感激之情对待那个造成如此结果的人、”【194-195】

　　杨联陞最后讨论了儒家君子和小人的二元道德标准问题。他指出，这种二元道德标准起源于一个两层阶级的社会，即周代的贵族与平民。周代封建秩序衰落后，社会阶级与各阶级的生活方式（包括道德标准在内）不再能够配合。孔子注意到此，古代儒学学者论“报”体现了分殊主义的路向；而游侠的道德标准与孔子有着明显差别，他们还报的原则是普遍主义，也就是绝对会偿还他所接受的每一餐好心的招待，也会对每个别人愤怒的眼光还以颜色，不管对方是君子或小人，亲友或陌路人。杨联陞给出两种推测，其一是“游侠他们可能曾为贵族，但自从失去其贵族地位后，他们倾向于认同自己为平民，因而他们的道德律遂与平民的相混合。”其二是“也许贵族武士与贵族君子之间的道德标准有所差异，因此发展成游侠与儒家二者所持不同的原则。但这种情形不可能早于孔子的时代，因为在贵族间的社会分化与专业化的过程那时候不过才开始。在周代早期，所谓‘（武）士’、‘君子’指的都是同一个贵族。”【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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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汉的豪族》读后感(五)：《东汉的豪族》读书摘记

　　杨联陞在《东汉的豪族》一文中提出，中国两晋及南北朝时阀阅统治时期，而阀阅势力的前身是汉代的豪族【1】。杨连陞给豪族下定义作：“所谓豪族，并不是单纯的同姓同宗的集团；是以一个大家族为中心，而有许多家许多单人以政治或经济的关系依附着它。这样合成一个豪族单位。”而“光武帝的建国，是地主政权即豪族政权的确立。他的左辅右弼，云台二十八将，差不多都是豪族出身。”【10】

　　东汉的豪族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凭借中央势力而突然得意的，即宗室、外戚与宦官。一类是自己渐渐发展起来的，即一半高官及地方豪族。”【11】

　　豪族的依附有政治的与经济之别。就经济依附而言，小民入不敷出，生活困顿。或成为仰赖官家禀给的流浪者，就是作盗贼的预备军；或依附豪族，把土地集合到大地主经营之下，而由依附的小农耕种，改变单独生产时入不敷出的局面。

　　就政治依附而言，豪族先交结官府，运动选举，来争取政治地位，即做官。汉代入仕方法主要有三，即选举、辟除、任子，三者造成政治上的依附，即“门生故吏”的盛行。运动选举，则造成东汉初就“选举不实”，选出的官吏政治腐败。杨联陞指出吗“小民固然受苦，一般比较循规蹈矩的豪族——大都是财力较差的——及希望通经致仕的士子，在政治上都得不到出路，他们就结合起来，先于小民而向腐败的政府抗争。“【37】

　　东汉末政权在外戚和宦官手里，形成外戚豪族、宦官豪族专政的局面。而清流豪族（小康的知识分子，如太学生。他们虽不能给予人很多的“利”，却能于利之外，同时给人以“大名”，所以依附的人也正不少）则与之相抗造成政争，即两次党锢。杨联陞指出，“总看这前后二十余年的党争。情形虽很复杂，只是清流浊流两个豪族集团争取政治地位的殊死战。两方面都有宗亲宾客故吏门生。死难的人诚然可称忠义。但这忠义对君国的成分少，而对长官对老师的成分多。道德的涵义也随时代改变了。他们能够争斗，正表示他们能够团结，也正表示豪族的势力已很雄厚。豪族的团结，在东汉末到东晋初几番变乱中，更表现出力量。他们一面自保，一面乘机发展，”【57】……待“豪族的特权得到法律的承认，两晋南北朝的阀阅统治于是开始。”【58】

　　杨联陞在《二十四史名称试解》中讲，“二十四史”除了《史记》与《三国志》外，有十三部称“书”，九部称“史”。就“每一部取法《史记》的史书，其名称都以‘史’字收尾，而以《汉书》为典范的史书则以‘书’字结尾。此说可由宋朝前所有的正史轻易获得验证。”“唐、宋时代，把涵盖数朝的史书叫做‘史’，而把仅及一朝的叫做‘书’，似乎已经形成一种传统。数代之史，合则为‘史’，分则无‘书’。”但宋朝以后的五本断代史书都叫做“史”而非“书”，这种传统何以改变呢？杨联陞指出，“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记住《宋史》《辽史》与《金史》都是在声名显赫的脱脱丞相主持下，同时编修完成的（1343-1345年）”，而宋、辽、金三者存在何者为正统，何者为华夷的纷争，脱脱决定把三个王朝都看作正统，各编一史。“至于《元史》和《明史》，我们只能假定它们的命名，乃是因袭错误的先例。”【杨联陞：《二十四史名称试解》，收入《东汉的豪族》】

　　杨联陞在其《传统中国政府对城市商人的统制》中指出，“在传统的四种功能团体中，城市商人与城市文人的反叛取向最低。”【152】

　　在《中唐以后税制与南朝税制之关系》中，杨联陞提出：“研讨唐后半期之税制，不宜专重两税本身。盖兹法虽云两税之外不取一钱，实只为人丁田亩赋税之简单化。唐之财政，殊非专此所能维持，是以杂征众敛，旋即复兴。并合观之，仍是复杂税制。今所欲说明者，此复杂税制，与南朝税制颇多相似之点。归纳言之，大端范二：一曰多以资产定税，二曰多取诸农业以外之工商诸业。【166】……中唐以后之复杂税制，渊源远在南朝，应属不误。由租用调时期变入两税法时期，正是由仿北朝时期变为仿南朝时期也。”【171】

　　在《报——中国社会关系的一个基础》一文中，杨联陞将“报”的观念视为中国社会关系中重要的基础。“中国人相信行动的交互性（爱与憎，赏与罚），在人与人之间，以至人与超自然之间，应当有一种确定的因果关系存在。因此，当一个中国人有所举动时，一般来说，他会预期对方有所‘反应’或‘还报’。给别人的好处通常被认为是一种‘社会投资’，以期将来有相当的还报。”尽管每个社会中这种交互报偿的原则都是被接受的，但中国的“不同之处是这项原则由来久远的历史，高度意识到其存在，广泛地应用于社会制度上，而且产生深刻的影响。”【179】

　　在论及“报”的观念之于中国制度的影响上，杨联陞尤为重视近代学者提出的三项通则，即（1）家族主义，（2）现世的理性主义，（3）道德的分殊主义。

　　就家族主义而言，“还报或反应的原则是在家族系统的基础上行使的”，“交互报偿的原则又转而加强了家族系统”，如孝道。【192】

　　就现世的理性主义而言，“将用于人世的推理也同样用于上天，由此，将上天带到人间，而非将人提升到那至高之处。神明报应与现世报应应是携手合作的，以前者补充后者。”【193】

　　而道德的分殊主义，则是受韦伯、帕森斯影响。杨联陞指出，“中国社会中还报的原则应用交互补偿于所有的关系上，这原则在性质上也可被认作是普遍主义的。但是这个原则的行使却是倾向于分殊主义，因为在中国任何社会还报绝少是单独的社交交易，通常都是在已经建立个别关系的两个个人或两个家族之间，一本由来已久的社交收支簿上又加上的一笔。限于已经建立起来的个别关系，个人的还报很容易造成——或至少在表面上——偏袒徇私的结果……一般来说，个别化的关系有一种倾向，使得原来意图应用于普遍态度上的制度变得分殊化，因而在中国传统中，即使为办理公务，如果能恰好使某一个人得到利益，这个人也得以一分受恩惠的感激之情对待那个造成如此结果的人、”【194-195】

　　杨联陞最后讨论了儒家君子和小人的二元道德标准问题。他指出，这种二元道德标准起源于一个两层阶级的社会，即周代的贵族与平民。周代封建秩序衰落后，社会阶级与各阶级的生活方式（包括道德标准在内）不再能够配合。孔子注意到此，古代儒学学者论“报”体现了分殊主义的路向；而游侠的道德标准与孔子有着明显差别，他们还报的原则是普遍主义，也就是绝对会偿还他所接受的每一餐好心的招待，也会对每个别人愤怒的眼光还以颜色，不管对方是君子或小人，亲友或陌路人。杨联陞给出两种推测，其一是“游侠他们可能曾为贵族，但自从失去其贵族地位后，他们倾向于认同自己为平民，因而他们的道德律遂与平民的相混合。”其二是“也许贵族武士与贵族君子之间的道德标准有所差异，因此发展成游侠与儒家二者所持不同的原则。但这种情形不可能早于孔子的时代，因为在贵族间的社会分化与专业化的过程那时候不过才开始。在周代早期，所谓‘（武）士’、‘君子’指的都是同一个贵族。”【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