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史讲座》是一本由韩儒林著作，北京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5.00元，页数：2020-3-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元史讲座》读后感(一)：蒙元史科普

　　蒙元在历史上是个颇有争议的话题，中国国内认为元朝是中国少数民族建立的朝代，而世界史学界普遍观点是中国的元朝并不存在，只有蒙古帝国的一百年殖民史。视角不同，因而观点也不同，尤其是建立了蒙古人的民族国家之后。谁统治了谁，谁同化了谁，又是一番讨论。如果回到过去，在现代民族国家概念形成之前的古代，确是蒙古人对汉人实行了殖民统治；如果以中国断代史来看，蒙元和其他朝代一样，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朝代。

　　韩儒林先生将蒙古历史划分为大蒙古国时代和元代。从1206年铁木真被推举为成吉思汗并建国到1271年忽必烈宣布改国号为大元，是为大蒙古国时代，这一时期又以1234年灭金分为两个阶段。元朝共存在108年，可分忽必烈在位时期、死后皇族内斗到1333年元顺帝登位、蒙古人被驱赶回北方元朝灭亡。韩先生的这本小册子，像是一本历史科普，可以让读者了解蒙元的大致情形。

　　如韩儒林先生在《穹庐集·自序》中所说：“为了适应新时代的要求，我不仅要学习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去研究元代历史，而且要使元史研究能为祖国的文化建设服务。”韩儒林先生从阶级立场出发，将蒙古贵族统治者和普通蒙古人分割开来，并否认蒙古帝国的奴隶制。也由此得出结论，元朝的农民起义并非民族矛盾，而是地主与农民的阶级矛盾。

　　所谓民族，也不过是个新概念，彼时的蒙古犹如后来的日本军国主义。即使人们承认蒙元的存在，感情上也和对满清的态度不同。同属异族统治汉人，初期都是在汉人的土地上烧杀抢掠，以达到征服的目的。但蒙古人对于汉文化并不认同，这也导致了南宋灭亡后，蒙古人对汉人残酷的剥削掠夺。相反，女真人则是通过向汉文化学习后变得强盛，并进一步占领了中华地区。对于汉文化的认同让女真在这片异族土地上更有归属感，诸多政治框架结构继承于大明，将自己看作这片土地上的主人。相反，缺少认同感的蒙古人更将中华地区视为异地。

　　如果想对蒙元乃至蒙古帝国的政治、经济等有更深入一些的了解，还需阅读其他专业性更强的书籍。

　　《元史讲座》读后感(二)：元朝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朝代

　　记得小时候刚刚对朝代这个词有点知道的时候，曾经问大人这样一个问题。“中国古代哪个朝代最厉害？”当时得到的回答是“元朝，因为那个时代居然都攻打到欧洲去了。”好吧！自此在我心中就留下了元朝最为强大的印象，直到后来历史书看多了，才发现根本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一个朝代的兴盛强大，可并不是以疆土的面积来定论的。

　　元朝，中国历史上首次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在成吉思汗时期的疆土面积就超过1800万平方公里，曾经征服俄罗斯，攻陷莫斯科，大破波兰与日耳曼的联军，直捣匈牙利，临近威尼斯，攻陷麦加，差一点就要去跟埃及人干架了。这样的辉煌战绩，放今天简直就是一部史诗级战争大片，想想都让人觉得震撼。不过这样一个令人闻风丧胆，威名赫赫王朝，居然存世不过百年，最后还是让叫花子出身的朱元璋给灭掉了。这不得不让人感叹，历史的走向，从来不是一眼就能够看透的。

　　会打仗不一定能治国，战场上名留青史，朝堂上可不一定处理的得当。历史固然有偶然性，但是更多的则是必然。元朝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朝代，又应该如何去正确的评价它？“大家小书”中收录的一本由著名元史专家韩儒林先生所著的《元史讲座》，来为我们讲述清楚。

　　说起元朝这个朝代，很多人首先想起的就是元太祖成吉思汗、再其次就是建立了元朝的元世祖忽必烈。在此书中，韩儒林先生从蒙古的起源和祖先开始讲起，将元朝划分为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就是成吉思汗建国到忽必烈建国的大蒙古时期，主要说的是蒙古帝国的历史。第二部分则是忽必烈和其后来的元朝皇帝们的统治时期。

　　一个朝代的发展运作，不仅仅是只看其军事力量的。在讲述这些元朝历史故事的同时，作者还讲述了元朝的经济、外交、文化、政治结构、历史地位等多方面的内容。客观真实的讲解了元朝在中国历史上的存在价值和历史意义。虽然每一部分所用的篇章字符并不算多，但对于元朝的历史的梳理也是颇为清晰缜密的了。

　　此书的后半部分“成吉思汗”并非由韩儒林先生直接创作完成，而是由其学生根据一些史料整理成文的。这一部分以蒙古高原上的争斗作为开篇，以成吉思汗的病逝结尾，在最后还简要概括评述了其一生的历史功绩。对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历史故事感兴趣的人来说，还是很值得一读的。

　　《元史讲座》读后感(三)：二十五史中，它占了“两”席之地

　　一首耳熟能详的《朝代歌》背下来，倒数第三个朝代，也就是元朝，似乎并不那么起眼。虽然元朝是少数民族首次建立的大一统王朝，不过鉴于它“存活”不超过百年，而且似乎成就也没有那么高——能让人记得起来的，除了元曲四大家，还有别的吗——被人“忽略”也就在所难免！

　　但是，且慢，虽然元朝“存活”确实没有超过百年，但如果从从1206年铁木真被推举为“成吉思汗”算起，那可就得再多算上七十多年。前后一百六十多年，在秦以来的所有大一统王朝中，也是可以排在“中游”位置的。更不用说，虽然在“二十四史”中，元朝只占了“一席之地”；但在二十五史中，它可足足有两个身位呢，和唐朝、五代也足可以成“三足鼎立”之势了！

　　更不用说在世界特别是欧洲国家的历史记载里，蒙古大军的威力可是“记忆犹新”呢！极盛时期，钦察汗国、窝阔台汗国、察合台汗国、伊尔汗国（或译伊利汗国）以及忽必烈建立的元朝，可是占据了欧亚大陆的很大一块地方呢。所以，蒙元历史，或许在中国历朝历代里处在一个一般般的位置，但在国外，对它的研究却堪称兴盛。所以按照“大家小书”系列之元史专家韩儒林所著的《元史讲座》一书“导读”的提法，“元史研究有很大的国际性”，确实名副其实。

　　韩儒林是著名史学家、元史专家，主要从事元史、西藏史、西域史研究，他的这本《元史讲座》分为两部分，前一部分是分成十二讲的《元史讲座》，后一部分是分成七讲的《成吉思汗》，是关于成吉思汗和蒙元史的很好的一本兼具可读性与学术性的普及性读物。

　　在《元史讲座》这本“小书”里，韩儒林除了由浅入深地介绍了蒙元历史，还介绍了元朝的经济情况、统治集团间的斗争、元末农民起义、东西方的交往以及元朝的历史地位，对元朝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和贡献给予了一个比较公允的评价。当然，限于本书内容的成文年代，书中的一些观点，以现在的眼光来看，确实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前段时间，爆出一条新闻来，说是蒙古国决定从2025年重新使用回鹘式蒙古文，就是回到传统文字——这个文字，就是目前中国的蒙古族所使用的文字。回顾历史，曾经在中国古代历史中占据过一定位置的辽、金、西夏以及元这几个王朝，前三位的文字早已成为“死”文字，而只有蒙文得以流传至今——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命令塔塔统阿制定了回鹘式蒙古文——也确实非常不容易了。

　　前面说到“二十四史”或者“二十五史”，虽然有《元史》抑或《新元史》，但无疑包括它们在内的其他诸朝代史，都不及“前四史”，也就是司马迁的《史记》、东汉班固的《汉书》、南朝范晔的《后汉书》以及西晋陈寿的《三国志》要经典得多。可见，史家治史，绝对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倘若草率而成，成就不高也就在所难免。

　　《元史讲座》读后感(四)：对元史和成吉思汗一生的简要梳理

　　《元史讲座》是元史专家韩儒林讲解元代历史的一本小书，内容包括《元史讲座》和《成吉思汗》两部分，其中，《元史讲座》是他讲课时的讲演稿，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几方面总结元代概况，《成吉思汗》专门梳理了成吉思汗崛起和征战的一生。

　　关于元朝，人们的第一印象就是武力强大、征战四方、开疆拓土，同时期的许多部落、民族和王国都被元朝吞并，蒙古军队对待战俘的残酷方式，也让很多少数民族心有余悸。蒙古兵力到底有多强大呢？韩儒林通过各方面客观分析，认为蒙古的兵力在当时是相对强大。他们并不是很轻松就获得许多战争的胜利，比如征服西夏这样的小国也花了很多时间精力。

　　但蒙古军队能够不断获胜也有多方面原因。首先就是对手往往是衰落的民族，或者本身就处于四分五裂状态的国家，实力相对弱；其次，蒙古军队不但从战争中掠夺了许多资源，还俘虏了许多掌握技术的人，他们的技术提高了蒙古军队的武器质量和作战能力；另外，投降的民族也给蒙古军队补充了人力，不仅包括士兵，还包括医生、占卜者、星相师等，商人也给军队提供运输、储藏物资的管理和后勤服务，为军队提供支持。这些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蒙古军队的实力。

　　蒙古军队的破坏力很强大，但元朝统一之后，经济也得到了不错的发展。元朝的耕地和牧地都扩大了，棉花在元代替代了丝麻，得到了完全普及，穷人也开始穿棉衣了。交通方面，不仅通了海运，还通了南北大运河。国际贸易也得到发展，陆路可以经新疆一直通往欧洲，海路可以通往东南亚运输香料。

　　在草原上许多小部族互相争夺的背景下，成吉思汗能够不断壮大、统一蒙古，也有其充足的原因。成吉思汗个人突出的领导才能毋庸置疑，比如他赏罚分明，注重对部下的教导，对错误预留改正机会，强调忠诚理念等。成吉思汗还善于借助宗教的力量，利用部族的信仰，宣扬“长生天意志”使他获得天下，用神权来加强自己的声望和地位。另外，成吉思汗鼓励商业，会保护商队，还对各民族的不同宗教信仰采取宽容的态度，这些都利于他军事实力的增长。

　　更重要的是，成吉思汗还建立起有效的制度，合理管理部属，巩固自己的权力。草原上许多部族经常是松散的组合，缺乏凝聚力，遇到矛盾很容易分裂甚至倒戈，这也是那些部族最终被打败的一大缘由。铁木真很注重规范制度的建立。他被推举为汗后，第一次立法就确定了战利品统一分配、论功行赏和在战斗中要服从统一命令的原则。这就与其他松散组合的部族产生了区别。前期他身边主要聚集着两类人，一类是忠于他的那可儿，也就是可靠的伴当，另一类是一些游离的旧贵族。其中，旧贵族势力像松散组合的部族一样，存在不安定因素，而成吉思汗逐渐消灭了部族内的旧贵族，消除了这部分隐患。最后，千户制和护卫军的建立，让他的军队更加规范化，也能有效管理所有百姓，巩固了他的统治。

　　蒙古人是很豪爽很直接的民族。韩儒林总结他们生活的内容主要就三项：战争、狩猎和宴享。他们有一种宴会，叫质孙宴。这种宴会每次会指定衣服的颜色，所以参加宴会的人，都只能穿对应颜色的衣服，并且这些衣服都要是皇帝赏赐的。这种宴会规则，相对于吟诗作赋、看戏听曲的文雅宴会，真是直白得多了。

　　蒙古人的直接也表现在他们注重报恩上。大概对于以抢掠为常的蒙古人来说，草原上的敌人很多，恩人却极其可贵，所以蒙古人对恩人很重视。那些关键时刻救了成吉思汗的人，或者对他和他的家族有其他恩情的人，会被成吉思汗封为“答剌罕”。答剌罕有许多特权和自由，犯了错误也能得到特别的包容和原谅。这种报恩方式非常慷慨也非常直接，符合蒙古人豪爽的个性。

　　2020.04.06雾凇

　　《元史讲座》读后感(五)：萧功秦：回忆恩师韩儒林先生

　　韩儒林先生是中国元史学界的泰斗，他也是把我引入学术殿堂的恩师，我与姚大力两人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韩先生招收的第一届研究生，从一九七八年入学到八一年毕业这三年中，我有幸亲沐韩师教导，毕业后分配到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几年后，当我得知韩师仙逝的消息，立即赶回南京参加遗体告别仪式。我清楚记得，在告别仪式结束以后，我还独自一个人站在韩师的灵前，饱含泪水。望着他的肖象，不忍离去。心中默默对韩师说：这一辈子我无法报答我对您的感激之情。 　　我在一九七八年考入研究生以前，从来没有读过大学。自高中毕业以后，我在上海市郊的一家机械厂当了工人。我酷爱历史，十二年的工厂生活中，写下了上百万字的读书笔记。一九七八年是文化革命后第一次招考研究生，当年我报考了南开大学郑天挺先生的明清史专业研究生。同时，把南京大学历史系元史专业作为第二志愿。 　　虽然我在南开考试的专业与外语成绩还不错，初试已经被录取，并且赴天津参加了复试。然而，由于南开大学当年批改政治试卷的老师的粗心大意（这种粗心大意对于我来说实在是很致命的），在对我试卷中的各题成绩分数相加时，竟然把我的政治试卷成绩少加了四五十分。（考卷背页的成绩全部没有加上去。）我的此项成绩就成了三十五分。不久以后，我收到了南开大学寄给我的通知书：我在南开大学最终还是没有被录取。 　　我原来认定第二志愿被录取几乎是没有任何指望的，韩儒林先生是国内史学界大师，多少人想成为他门下的弟子而不能得，他怎么会收到一个把元史作为第二志愿的考生？再说，我当年专业考卷考的是明清史，而不是元史。我的元史专业知识确实也无从我的考卷上反映出来。 　　我永远不会忘记一九七八年八月份的一个傍晚，那时，我正准备上夜班，经过工厂门房时，看到黑板报上通知有我的挂号信，从信封看，这封信是南京大学教务处寄来的。我好奇地打开信封，居然是我被南京大学历史系元史专业录取为研究生的通知！当时，我的第一个反应是，从此我可以投在名师门下从事我梦寐以求的历史研究了！我的兴奋难以用言语表达，一个人的一生中很少会有这样强烈的幸福感。我至今难忘当时那种感受。 　　入学以后很久后我才得知，我的考试卷子被送到第二志愿南京大学历史系元史研究室。正是南大元史室的邱树森老师与其他各位老师，发现了南开大学批卷者由于粗心而犯的批卷错误，韩先生与各位业师对我深表同情，而此时韩先生又收到郑天挺先生亲自写给他的对我的推荐信之后，与陈得芝、邱树森、丁国范老师商议，终于把我收了下来。正是在人生的关键的时候，韩师改变了我的命运，把我引入神圣的学术殿堂。如果没有他的这一决定，也不会有我以后学术道路上发生的一切。 　　韩先生对学生的严格是众所周知的。这一点大家都很清楚。我在韩先生面前常常感到“如履薄冰”。然而，正是这种严谨使我有幸受到了相当严格系统的学术训练，这种训练是真正入门从事学术研究的基础。 　　此外，我体会特别深的是韩师对待学生的另一个方面，那就是他的宽厚与博大。韩先生学问是以历史比较语言学为基础的。他学贯中西，精通英、俄、法、德、等多种文字，能通过对不同语言的元蒙史史料进行语言语音比较，运用审音勘同的办法，找出学术突破口。而对于韩先生在这方面的研究路数，我的同窗姚大力君学起来津津有味，摇头晃脑，如饮甘泉，时有所得，而我却时时感到不得其门而入，心有余而力不足，对此我常常感到压力很大，内心颇为烦恼：如此下去怎么办？一方面，我感到无法发挥自己的特长，另一方面又深恐辜负了韩师破格录取我的一片用心。 　　然而，韩先生是一个明眼人，他通过多次与我的谈话，很快就知道了我的学术气质与学术兴趣与他的学术风格与专长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有一天，我到韩师家中问学，韩先生主动对我说了这样一段话：“我这一套方法你不一定有兴趣，也不一定学得好，学了也可能会忘记。你还是走自己的路吧，有什么问题不懂可以来问我，我可以尽力帮助你。没有问题就自己看书。这样你总可以找到自己的路子的。” 　　听了这一席话，我心中如释重负，并对韩师不拘一格的宽厚深为感激。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就整日泡在图书馆里，根据自己的特长，广泛涉猎刚从国外引进的介绍社会学、文化学、系统论方面的文章书籍，当时正值七十年代末，国门刚刚打开，我也许是最早通过英俄文期刊与港台学术刊物，接触各种边缘社会科学方法的学生之一。在元史研究室相当宽松的环境气氛中，我从容地进行自己的自由探索。一方面，我从韩先生与元史室各位业师那里不断获得中国古代史与元史专业的传统治学方法，另一方面，又不断地汲取国外的新的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这两种方法的结合，使我在韩先生指导下，逐渐从元史史料中，找到自己感兴趣并能发挥自己特点的研究课题。而这种运用边缘学科方法来研究历史的做法，正是后来我形成自己研究特色的起点。 　　我对元代中期政治史有特别的兴趣。入学一年以后，我在《元史与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四期上发表了一万多字的处女作《元英宗与南坡之变》。这篇论文里，我分析了元英宗之所以被铁失集团暗杀，与元代中期的汉制改革派和`蒙古游牧军事贵族保守派之间的政治冲突有关。此外，我在这篇论文的一些段落行间中，力求探索一种新的历史叙述风格，一种多少带有作者激情与抒情性的风格。当时，我从南大图书馆里借来了一本由苏联历史学者曼弗里特著的俄文版的新书《拿破仑传》，这本书与元史似乎无关，但正是那种生动而充满抒情性的叙述风格，深深地吸引并影响了我，我从中得到启示，力图把这种风格运用于元史论文中。后来，我毕业后四年写成的《儒家文化的困境：中国近代士大夫与西方挑战》一书，可以说正是这种风格的延续。《困境》这本书运用文化心理学的方法来研究中西文化的近代冲突，发行量高达十万册。可以说我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最早在国内运用这种研究方法的研究者之一。而这种方法探索，这与我受益于南大元史室的自由宽松环境有关。 　　研究生学习生活的第二年，我又在《集刊》第五期上发表长达两万字的《论蒙古帝国的汗位继承危机》，这篇论文也可以说是当年我所写的在元史论文中，自己最为满意的一篇。其中对俄文《史集》与巴托尔特全集中蒙古史论著的大量的史料引证，多少体现了韩师对我的学术方法的影响和熏陶，而蒙古传统继承原则中的四个固有紧张因素之间所形成的危机结构的解释，则是我在吸收系统论与结构主义方法之后，力求运用这些方法来分析复杂的蒙古政治史问题的的一种新的探索。在这样做时，我力求做到不露痕迹。现在看来，这种对系统论方法的“隐性”运用，确实比那些自我标榜的“显性”运用，更容易获得学术界的认同。 　　我的硕士论文《论元代的皇位继承问题》则是在前文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运用文化比较的方法，来研究元代政治危机形成机制的尝试。我注意到元代中期环绕皇权而进行的的权力斗争与政治危机，与中国其他各朝相比，具有更高的频度与强度，我认为元代中期的这种特殊现象，与草原文化中形成的游牧政治传统，渗透到元代皇位继承制度中去有关，草原民族与农耕民族的传统政治制度，是在两种不同文化与生态环境中形成的。这两种基于不同文化习俗而形成的传统制度，在元代皇位继承过程中以一种奇特的方式重叠在一起，正如两种不同的血型混合在一起一样，这就不断干扰了元代政治程序的合理运作。我试图以这种理论观点来解释，元代中期短短二十几年中何以会发生多次由于皇位更迭而形成的政治危机。当时，我还没有能用后来经常使用的“失范”这一术语，来作为解释的中心概念，然而，我对异质制度之间的冲突以及由此引起的政治脱序的研究兴趣，可以说从那时已经开始形成。这种以文化为视角的研究方法，对于我后来研究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中西两种互为异质的文化之间的冲突。以及社会脱序问题，均有很大的影响。 　　三年学习生活很快就结束了。我始终不能忘怀元史研究室中一排排书架上陈列的那些珍贵古籍与外文藏书，其中透出一种深沉厚重的的历史文化气息。南京大学元史室所形成的那种学术氛围与严谨的学风，师生三代之间那种真诚相待与凝聚力，所有这一切已经无形中成为我此后治学为人的精神资源。南大这三年是我学术生命的起点，也是我一生中永远难忘的最美好岁月。 　　一九八一年年底我毕业分配回上海，离开南京临走那天，我去韩先生家里告别，最后临走时我向他深深地鞠了一躬。性格内向的韩先生此时流露出一种惜别之情（甚至我还依稀觉察出他眼中一丝淡淡的感伤）。离开他家之后，在路上，我也产生一种淡淡的感伤，一种莫名的疚意。我知道，我不是韩先生最满意的学生，也没有学到韩先生学问的真传，但我却敢说，在韩师所有的学生中，我是最受惠于他的学生，他在关键时候所给予我的人生机会，他在治学方面的博大与宽厚，他对我从事研究探索的鼓励，却在此后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 　　分配到上海不久，韩师偶尔从他的孙子韩昕订阅的〈青年报〉上得知我参加为自学考试生开设的学习辅导班的通知广告，据得芝老师后来告诉我，韩师曾为此高兴了很久。 　　离开南大已经近二十年了。我也带自己的研究生。我对研究生所说的话，也是从韩先生当年对我说过的话中演变过来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要去发现自己的特长，去读自己喜欢读的书，我相信你会走出自己的路来的。”

　　转自 萧功秦教授博客

　　《元史讲座》读后感(六)：韩儒林：元史研究之回顾与前瞻

　　

编者按

1939年，韩儒林先生应齐鲁大学研究所之请，讲演《元史研究回顾与前瞻》，此文由张榕初笔记，后刊于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责善》半月刊。在此次演讲中，举凡古今中外之元史研究，韩先生如数家珍，均给予精到点评，并提出我国元史研究五阶段论，至今几为定论。尤其指出研究元史于域外史料不应以贩卖西人译文为满足，必须直接阅读史料所在之原文与中文材料作比较之研究，更是为元史研究的开拓指明了方向。近八十年过去，再读先生此文，其远见卓识与学术担当依然清晰可见，至今不无启发意义。有鉴于此，本平台特抄录先生此文，以飨读者，以纪念先生。

讲演原文

　　诸位先生，研究历史，须先搜集材料。材料经考订、分析、综合、贯通后，始能写成历史。在目前之中国，欲以关于元史之中西材料分析贯通而编为历史，则为时尚早。故今日所欲言者，在检讨我国过去研治元史者之工作，及吾人今后应努力之方向而已。

　　现存正史仅为史料。以二十四史而论，学者向以《元史》为最坏，盖至正二十八年(即明太祖洪武元年)闰七月元帝北遁，十二月明太祖即下令纂修《元史》，上距元亡才四阅月，即距二次开局亦仅一年。修时仓卒，自不能无懈可击。当时承命纂修诸臣，对《元史》似亦不甚满意，如参与史局之朱右即曾作《元史补遗》十二卷。其书虽佚，但吾人顾名思义，可知躬与其役者，事后亦憾其书缺漏甚多也。有明一代，学者对《元史》虽不满意，顾其书为“昭代所修，未敢议及”，故仅作正误、续编、补遗等工作，未见有发愤重修、取而代之者，如永乐间胡粹中《元史续编》即为好例。

　　清初邵远平作《元史类编》四十二卷，其书一名《续宏简录》，乃续其祖父邵经邦之《宏简录》也。自谓除采用《元文类》、《经世大典》、《元典章》等书外，复广收元人文集以补《元史》之缺遗。今就其书观之，在邵氏当时所能见到之材料，彼未见者尚多。盖其目的在续“祖录”，并无意推翻元史也。至钱大昕，始欲别为编次，以成一代之信史，所撰《元史稿》一百卷，未成书，一九零五一六年问日人岛田翰至江浙访书，犹曾见钱氏手稿，据其所作《访余录》，谓曾见钱书二十八册，缺前二十五卷。范希曾《书目答问补正》，及一九三〇年《通报》伯希和(P．Pelliot)文中，均曾据岛田翰书推测钱稿尚未全亡，希望有好事者起而刊行之，以慰元史学者之渴望。钱氏自谓有重修《元史》之志，归田以后便即搁置，今仅有《艺文志》及《氏族表》二书行世。吾人虽未见竹汀残稿，但据《潜研堂全集》，即可知其搜集材料之能力，如元人普通著述外，兼访释道二藏，纸上材料外，又旁及金石文字。倘钱氏书成，则后之改造《元史》者，必不致若是之多也。

魏源画像

　　清末魏源作《元史新编》九十五卷。时值洪杨之乱．中西交通日趋发达，历史范围因之扩大。魏源修《海国图志》时，知元代西北二藩所及甚远。遂继钱氏后，发愤重修《元史》。其书亦未完成．光绪末年始有刊本。今读魏氏书，不惟体例不能使人满意．即其所采外国史料，如马礼逊《外国史略》、玛吉思《地理备考》，亦均无史料之价值。盖魏氏为时代所限，虽知海外有新史料．而尚无搜求之门径也。

　　魏源邵阳人．其同乡有曾濂者，作《元书》一百零二卷，大抵以魏书为蓝本，稍增加若干史事而已。就史料言，益不足道矣。

　　迨洪钧《元史译文证补》出，乃为元史开辟一新大陆焉。四十年来，国内治元史者犹多不能出洪氏矩镬，考其成就所以能如是之大者，除洪氏个人天才外，其所遭遇之时机，亦实一重要因素也。兹将泰西东方学家研究蒙古史之情况稍述于后，以见洪钧西使时所遇机会之佳，及其所以能在《元史》上有巨大贡献之故。

　　西人翻译中文蒙古史材料，约始于明清之际。初，东亚、中国耶稣会士均受葡萄牙人保护。康熙时，法王路易十四闻而羡之，亦派六人来华。当时法国教士中有宋君荣(Gaubil)者，译《续宏简录》本纪十卷为法文，一七三九年出版。又有冯秉正(Mailla)者，将《通鉴纲目》、《续纲目》译成法文，计十三大册，其中第九册全为叙述蒙古史者。顺治初，达海(Dahai)、厄尔德尼(Erdeni)等已译《元史》为满文(书名Dai YuwanGurun f Suduri Bithe．12 vols，1644)。故其书于元史部分亦有参考满文处，一七七九年出版于巴黎。路易十四所遣派之六人中，尚有一人曰刘应(Visdelou)译《文献通考·四裔考》塞北民族史料为法文(即Supplkment a la Biblioth毒gue Orientale)，但其中无蒙古部分，此可不论。

　　十九世纪初期，俄人Hyacinthe Bicurin译《元史》之太祖、太宗、定宗、宪宗四本纪为俄文，惜其所据者为乾隆改译本，致使西方学者如多桑(D’Ohsson)、贝勒津(Berezin)等时生误会。

　　中文元史史料既被介绍至欧洲，遂有人参用东西方材料起而著成蒙古史或注释蒙占史料者。十九世纪初年．施密德(I．J．Schmidt)在外蒙传教，得蒙文《蒙古源流》，译成德文，一八二九年以蒙德文对照刊行于圣彼德堡。时多桑书已出第一册．故施氏曾采用其所运用之中、西、回教材料作注解。

　　多桑(Mouradgea D’Ohosson)利用回教与中文材料著成《蒙古史》，一八二四年初版，一八三四——三五年再版，--八五二年三版。其书初版在施密德书之前．故施密德得参考其书。及再版时大加增补，复得参考施氏所译《蒙古源流》。除回教材料外，多桑采用三种中文材料(即前述之法译诸书)。在Juwaini、Rashid ad—Din、Wassaf等人书未全译为中文之前，其所采用之回教材料，永有参考之价值。俄人哀德蛮(F．von Erdmann)执教于喀山(Kasan)大学。一八六二年作《不动摇之铁木真》。此书大体译拉施德《史集》之《部族志》及《成吉思汗传》而成，但亦参用有中国材料。如一八五七年俄人Vasilev翻译之《蒙鞑备录》，哀书即曾用之也。

　　一八三三年俄国皇家学院悬金征求钦察汗(即金帐汗)史论文，其条件必须应用中国、中亚及钱币等材料。应征者仅yon Hammer—Purgstall一人。其论文即著名之《钦察汗史》(Geschichte derGoldenen Horde)也。一八四。年出版于匈牙利京城。一八四二年复著《伊利汗史》，出版于德国南部之Darmstadt。

　　英人Howorth继诸家之后作《蒙古史》，第一卷出版于一八七六年，为中国部分之蒙古；第二卷(分两册)为金帐汗史，出版于一八八〇年；第三卷为伊利汗史，出版于一八八八年。Howorth不通东方语言，所用材料皆转手译著。惟其书为蒙古通史，读之可略窥蒙古发展之轮廓。

　　上举诸书皆节译回教国材料及节录中国史料之译文而成之历史。

　　其发愤翻译波斯文重要蒙古史料之全书者，似始于俄人贝勒津(按Petis de la Croix似曾译出若干而未刊行)。贝勒津(Berezin)根据波斯文之拉施德《史集》．于一八六一年译出《部族志》，一八六八年译出《成吉思汗传》前半部，一八八八年译出后半部，俄译与波斯文分册刊行。就蒙古史料言，拉施德《史集》与《元史》有同等重要性，惜译文为西欧不甚通行之俄文，故虽有三册译文，几与未译等。

　　公元一八八九年，即Howorth全书完成及拉施德《史集·部族志》及《成吉思汗传》有俄文译本之次年，洪钧出任德俄奥荷公使。洪氏本熟于西北地理，恰又际遇此难逢之时代与机会，故能在元史学上别辟一新天地。洪氏大概不能直读西文书，为之搜集材料与翻译者，有使馆馆员、洋文参赞金楷利(Kreyer)等。其《元史译文证补·太祖本纪》即据贝勒津俄译拉施德《史集·成吉思汗传》重泽为中文者。惟节略太多，未可全信。《部族志》亦有译文与考证，惜身后稿本失亡，不可复见。就史料言，仅《太祖本纪译证》可供参考．其余补传皆取材于多桑书，而多桑书则已有完全译本。故其书除考证外，已失去其时代价值。

　　洪氏之后，融合中西史料而改造元史者．有柯、屠两家。

　　屠寄作《蒙兀儿史记》一百六十卷，缺若干卷，厘为二十八册。屠氏对于译名非常矜慎，但其工具及训练均不足以解决其所遇之困难。如其书名“蒙兀儿”即系杜撰，不见著录。屠氏作《蒙兀儿史记》时．与柯氏互相交换新材料。屠氏有子相助．宜能为之广接西方史料，但其人皆非蒙古史专家，所译乞迷亚可亭(Jeremiah Curtin)之The Mongols in Russia(1908)及History of Historians等书均无史料之价值。

　　柯劭忞作《新元史》二百五十七卷，费时达数十年，日本帝国大学特因此赠以文学博士之名誉学位。徐世昌为总统时．以之并人廿四史，颁定为廿五史。一般学者亦多以为《新元史》采摭钱大听以来研究之结果，熔铸新旧材料于一炉，集元史学之大成。但就吾人看来．其书殊少用处。《蒙兀儿史记》有自注，著者虽武断，吾人犹可凭其所据材料以定其是非。至于柯书则不然，无论新旧材料均不注明出处，遂致学者不敢引用．功力等于白费。盖其所用旧材料犹完全存在，而所译新材料则完全不足凭信也。

　　统观吾国元史研究之进步，可分五个阶段：明人虽不满意《元史》，而犹无发愤重修之意，不过仅作拾遗、续补等工作而已。此第一期也。

　　第二期之学者，已不甘于作《元史》之诤臣，若钱大昕、魏源等，皆曾爬梳群书，发凡起例，别造新史者也。

　　迨洪钧《元史译文证补》出，吾国学者始知《元史》之外，蒙古所征服及所接触之他种民族中，保存不少蒙古史料。于是柯劭态、屠寄之流遂利用此种新发现之材料，而成其《新元史》、《蒙兀儿史记》等书。惟此期学者不惟不能直接阅读新史料之原文，且亦未能阅读泰西东方学家之译文，全凭舌人为之重译。原译如误，重译自不能不误。即原译不误，因舌人知识不足而致误者，亦不可胜数。此元史研究进步上之又一阶段也。

　　柯、屠之后，我国治元史者率皆通习泰西数种语言，能直接阅读西人译著，不复再假舌人隔靴搔痒矣。唯元史史料非一般科学书籍可比，人名、地名、制度名之有待于考证者至夥。苟能证合(Identify)而未经证合，则其人、其地在元史上即失去其意义与价值。盖域外重要蒙古史料，多在波斯、大食文字中，若不用中文史料与原文比较，则原文之人名、地名，不惟泰西译者不能定其读音．即大食、波斯学者亦莫能定其写读。故吾国学人如但凭西人译文研究元史，则西人随意译写之舛谬处，吾人必仍旧因袭莫能改正。质言之，即吾人决不能跳出西人范围而别有所贡献也。近若干年来吾国元史学上所以仍少进步者以此。此元史研究之第四阶段也。

　　故吾人今后研究元史，于域外史料，决不能仍以贩卖西人译文为满足。必须直接阅读史料所在之原文，与中文材料作比较之研究。原文不易了解之处，将见中文材料往往可以解释之，中文材料不可解释之处，将见域外材料往往可以订正之。如是研究，始可扫荡洪钧以来元史著述上之无数谬误，而渐趋于光明之境域。惟一人精力究有限度，无论如何渊博，决难尽通与元史有关之各种语言文字，尽读与元史有关之各种研究。窃以为吾人今日应各本所长，分力合作，先校译波斯、阿刺毕、拉丁、蒙古、阿昧尼亚、西藏、突厥等文字中之蒙古史料，而成蒙古史料丛书。或仿施密德之译校《蒙古源流》，Quatremere之译校《旭烈兀传》，原文与译文合璧．附加详细注释。或仿贝勒津之校译《史集》，Houdas之译校《札兰丁传》，原文与译文分装。然后考证者始有可信材料供比较，写史者始有可靠材料供运用。不然正确史料尚不可得，或竟不知已可运用之史料之存在，而遽写蒙古历史，则其书是否可以立足二十世纪之史学界，不难预知矣。

　　本人学识谫陋，所见如此，是否有当，尚乞诸位先生指教!

　　民国二十九年十二月十五日

　　转自 南大元史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