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铜时代》是一本由张光直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8.00元，页数：51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青铜时代》精选点评：

　　●粗读第一遍。

　　●青铜器产量太小，不能用于耕作。缺乏工具，人类的农业只能在松软的泥土上展开。这也是中国文明起源在黄土高原、一些富含河流淤泥的地区的原因（大禹治水的黄泛区、河姆渡这种河边地区）。青铜器不用于耕作，农具几乎没有考古发现，而是被用于战争和政治（祀与戎），发现的主要是礼器、乐器、兵器、服御器。礼乐的使用和执掌，使巫这种角色发展了起来。作者总结说，“在巫教环境之内，中国古代青铜器是换取和维持政治权力的主要工具”（494页）。礼乐可以共有而流传，成为制约中国文明的一个广泛而久远的因素，与西方宗教的发展历程不同。这进而也影响到我们对中国古代政治史的理解。西方的政治史的谱系：城邦-政教合一的帝国-民族国家，在每个阶段都与中国不同。早期的开拓性著作，很多点没有深入展开。总体很有启发。

　　●张先生的书，耐嚼。

　　●此书非断代史，系关于青铜时代若干社会学论文合集，作者自述“是对中国青铜时代文化与社会的若干主要特征作整体性的讨论”，涉及国家形成、朝代更迭、王制、礼法、神话、宗教、社会形态等多个方面；其观点大可记忆者，有建国神都之不变，存其祭祀价值，及实际政治中心——俗都随青铜矿脉而迁移；殷商王制中的两系交错继承；周代商后将“神”与“祖”世界分离，从而构造出靡常的天命观；至于连续与破裂的文明起源新说，则还需要更多文字佐证之

　　●南京。对三代，其实主要是商代的社会形态描述。考古学与文献史学在殷墟之前的合流也许永远不可为。

　　●普通人对的兴趣在于历史故事和历史中包含的文化艺术，不会对比如古都亳在何处感兴趣的，那是历史学家感兴趣的事。——普通人于历史是“求美”，不是“求真”。

　　●终于看完了，幸好出了新版，否则就在淘宝拿下联经版的了，第一次听说张光直是在八十年代访谈录里阿城那段，古代巫师吸食大麻毒品与天神通灵，当时觉得好精彩，找了电子版看，但没看过二集，看过云门舞集的九歌后便买了这部新版从新看，醍醐灌顶打通任督二脉了。。。

　　●大师力作

　　●张光直先生的经典名著，就这么让编辑给糟蹋了。

　　●15烂尾第一本。发现自己对夏商周的兴趣不高。

　　《中国青铜时代》读后感(一)：两龙

　　个人觉得，青铜器上的两龙，除了殷人的二分法以后，恐与原始社会的生殖崇拜相关。阴山岩画上就不乏成组出现的动物形象，而汉代画像石上经常出现的女娲、伏羲双人蛇像，更是这一观念的继承与发展。

　　姑妄言之 莫要当真

　　《中国青铜时代》读后感(二)：青铜器的精神意义

　　张光直先生对中国夏商周考古研究的贡献是巨大的，尤其是七八十年代的推动作用，他的多元背景、学术传承和宽广视野影响了这几十年的三代研究。尽管青铜技术是外来的，但中国的青铜器在文化和政治上有着与其它文明完全不同的意义，青铜礼器从二里头时代就已出现，而且一出现就是最高权力的象征，与神权和王权密不可分。在张光直看来，商周都城的迁移就是寻找新的铜矿的过程，商周的征伐以及与各方国的关系，也就是铜矿资源的交换和争夺，而青铜器上的动物纹饰，更是人与天交流的方式，是萨满巫术文化的反映，当“绝天地通”禁止了普通人与上天的沟通权力之后，只有王才能通过青铜器与神进行交流，因此拥有青铜器就代表了拥有权力，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需要青铜礼器，戎需要青铜兵器，掌控了青铜器就等于掌控了所有人的精神世界和物理世界。东周之后，随着人文思想的发展，青铜器才逐渐变成实用器，就像更早期玉器所发生的演变一样。另外，张光直还提出了商王朝有“乙丁制”的二分法，不仅和周王朝的“昭穆制”一样有隔代分列，而且王位并非父子相继或兄弟相继，而是两个贵族集团之间的轮替，通过婚姻形成甥舅关系，这个目前还非学术定论，但至少是可以解释一部分历史文献和考古的事实。

　　《中国青铜时代》读后感(三)：标记

　　1.城市与文明的概念及定义，中国商周文明是建立在以青铜器为代表的政治程序的连续性文明，而非是欧洲借技术或商业的程序的破裂性的文明发展模式。

　　2.商王庙号的考证，可以看到类似周朝昭穆制的二分现象，张光直先生提出殷商时代轮流继承制度的想法。

　　3.商周神话与美术中所见人与动物关系经历了一个关键演变，人对于装饰的动物而言似乎仅占有一种隶属性与被动性的地位——神话式力量递减，神的世界能为人及祖先所挑战。

　　4.巫覡的作用在于贯通天地，工具主要有山树鸟风动物占卜等，其间人与动物的关系值得注意，一方面他们是巫师作法的助手，另一方面人与动物可以彼此转形。

　　5.商周神话可分为三个阶段：殷，西周和东周。商代的神话以氏族始祖之诞生，及自然神祇之组织为最主要的主题。神界与先祖的观念相叠合。西周的神话与商代差不多，祖先的世界与神仙的世界分开，将神界放在“天”的范畴里，人王称为“天子”。东周先祖英雄神话增多，神祇“人化”为传说历史上的英雄人物，英雄互有亲戚关系，神界与先祖明确分为两个不同的世界，关系常是互相敌对、竞争的。古代的神话在根本上是以亲族团体为中心的，决定个人在亲属制度上的地位和政治上的地位。神话史的演变是这种政治与亲属制度之演进所造成的。

　　《中国青铜时代》读后感(四)：青銅時代

　　今日聽到王寧老師講:“要在專的基礎上，達到博。”是啊，我一直堅信“海納百川海納百川歸於一”，任何一個學科、一件事情都不是簡單孤立的存在，在夯實本領域的基礎上，亦應貫通“他山之石”，企求本領域的全面綜合拓展。

　　張光直先生的簡歷自不必多言，重點在此書，張先生融會考古學與人類學之長，綜合研究了“青銅時代”，下面對其每篇論文做了筆記框架:

　　《中国青铜时代》读后感(五)：早期中国的景观一一勾勒

　　这本书是张光直先生一系列论文的集合。张先生在讨论中国青铜时代比较侧重于这样一个特征：“作为巫术法器的中国古代艺术品在造成或者促进政权集中上所起的重要作用。因为政权的集中在中国历史上一向是与财富的集中紧密结合的，而财富的集中又是文明产生的基础，中国古代的艺术在文明的程序上就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在中国早期文明的起源上，由他早期的一元化学术思想倾向于多元化的学术思想。

　　这本书主要由9篇论文集结而成。分别为关于中国初期“城市”的概念，夏商周三代都制与三代文化异同，商代的巫与巫术，“琮”机及其在中国古史上的意义，说殷商“亚”型，濮阳三蹻与中国美术上的人兽母题，中国古代艺术与政治，从商周青铜器谈文明的起源，连续与破裂-一个文明起源新说的草稿。

　　以上9个专题，除了夏商周三代都制与三代文化异同，说殷商“亚”型，濮阳三蹻与中国美术上的人兽母题这三篇在《考古学专题六讲》、《中国早期文明》中已经阅读之外，其余6篇均做了仔细阅读，受益匪浅。尽管现在学术界对于上古中国的文明起源已经进一步深入的探讨，但是，张先生这些从人类学、考古学多角度出发进行系统性解释的理论依然没有过时，有借鉴处。

　　1、关于中国初期“城市”这个概念。“城市”定义多源自英国学者戈登•柴尔德的《城市革命》，柴尔德的十大标准，简单地说，是立足于社会演进过程中从事生产活动人口的分化，是源自于剩余价值的产生，即“城市的兴起时经济腾飞的产物。”张先生将其称为人与自然关系的变更，也就是说是适合于西方的理论。而在中国，城市的兴起是政治领域中的工具，简称为人与人关系的变更。张先生通过三代迁都、战争、寻找铜矿源等方面来说明政治性城市是中国早期城市的根本特征。而我往往对于绝对性的理论都有一些看法。我认为即便如张先生所说政治性是根本特征，但是从社会结构上来看，没有以经济条件为基础的政治是不存在的，政治的出现在于社会的复杂化程度。那么，就不可能出现绝对的政治领域或者经济领域。所以，在我看来，城市的兴起都离不开经济和政治，关于中西方的差别是在于两者的侧重点不同而已。即东方更加侧重于政治手段实现复杂化，而西方则是侧重于经济的力量。

　　2、商代的巫与巫术

　　殷商时代的巫，在当时的社会里、王室里都占有很崇高的地位。巫觋的职务是通天地、占卜，上天见神，或者使神降临。其主要使用的山、树、鸟、动物、占卜、仪式与法器、酒与药物、饮食乐舞等途径从事涉降工作。这是张先生对于巫觋的社会地位、功能、具体操作的解释。其推测的重要依据是来自于卜辞和金文，主要是通过解读“巫”这个字的形状来推测其功能。比如张先生说“巫”字在金文中像两个“工”字。进一步说，“工”即是“矩”，规可画圆画方，被视为掌控天地的象征工具。至于法器之类的是源自于考古发现的实物，因为无法解释或者确定功能。张先生认为是法器。这样的解释固然可以自圆其说，但是，也有很多说不通的地方。首先是文献问题，保存巫觋资料最多的是春秋战国时期楚国遗存下来的，这样的文献不能说不可靠，但是第一距商代年代遥远，所记之事必然有所偏离。第二文献多在楚国，其受楚文化的影响不言而喻，客观性就会有所质疑。另外，张先生通过伏羲女娲画像的分析说明“规”“矩”的作用和象征意义，我不知道春秋战国以前是否已经有了系统的伏羲女娲像，但是他说的伏羲女娲甚至已经到了汉代。这样的说法作为类比还有可说，但是作为直接解释我觉得不妥。无论如何，张先生所提出的“巫觋观点”有独到之处，直到目前，还有很大的影响力。

　　3、谈“琮”机及其在中国古史上的意义

　　“琮”是中国古典提及的一种玉制器物，多出土在浙江北部和江苏南部的良渚文化。张先生指出“王权、巫术、美术的紧密联系是中国古代文明发展史上的一项重要特征，也是中国文明形成的一个主要基础。”琮的外形上张先生指出两种解释：一个是“天圆地方”说，一个是“通天功能”。说明巫术流播是普遍的，长远的。到了殷商时代玉琮虽然流行，但是“沟通天地”与“权力象征”两大作用已经由“九鼎”青铜礼器所取代，玉琮的兽面纹也多消失，所以古史有了“石、玉、铜、铁”四个阶段（详见晋•袁康《越绝书》）。这些解释都对于早期中国文明的形成包括权利的集中，社会的复杂化，巫政一体化等有很大的影响力。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近来学者卜工提出“傩礼説”，指出玉琮中所表达的意义和内涵不同于一直以来的萨满说。 他将玉琮纳入到他的“礼制模式“中，进而说明礼制系统是贯穿整个早期中国文明的经脉。或许，这一理论可以和张先生的相彰，更加有利于我们全面理解“玉琮”的真正含义。

　　4、从商周青铜器谈文明与国家的起源

　　我国古代文明是以青铜器为特征的，同时又以若干玉器和其他美术品为特征的。文明的基础是财富在绝对程度上的积累。“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是从史前继续下来的，是供给中国古代财富与集中地重要工具。在整个青铜时代，生产工具本质上没有改变，如石锄、镰刀、铲子、斧，或者是骨制的，或者是贝壳做的。（但是，如何解释在江西新干大洋洲发现的大量青铜农具？）所以，技术在这个领域不是中国古代文明出现的主要因素。在中国历史进程中，从史前到文明时代的另一个很重要的连续性是宗族制度（但是张先生并没有深入的去探讨关于宗族制度的起源发展以及如何影响文明的。）另外一个就是，太过强调“巫政合一”的作用了，似乎是“巫政合一”决定了后来文明的形成和发展。按照我的想法，“巫政合一”在商代的建立以及巩固权力和维护统治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文明的形成是多方面的。不能等同于国家政治性的建立和完善。尽管张先生说商代的君王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最大的巫觋，但我认为那只是象征性的，因为具体的巫觋工作有相关的职司。从这个方面来看，世俗的政治和巫政已经有了分离，尽管这种分离并不是很明显。

　　5、连续与破裂-一个文明起源新说的草稿

　　这是张先生最有影响力的一个理论。他将文明起源的认识分为两种，一种是以中国、玛雅等为代表的世界性文明，一种是以西方为代表的文明模式。简而言之，如图所示：

　　野蛮—世界性的（非西方式的）[连续性的]—文明

　　野蛮—西 方 式 的 [突破性的]—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