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給我的信件》是一本由夏志清（編注）著作，聯合文學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NT$380，页数：42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張愛玲給我的信件》精选点评：

　　●[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

　　●昨天杨老师提到夏济安日记，正好图书馆有我就找来看，还蛮震惊于他如此强烈的直男癌属性。然而今天读了这本书，也是懂了这大概是家族特征。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我不爱读，那是一种直觉式的厌恶。读这本书之后对他有了了解，也明白厌恶的来源。笔记第一篇我很赞同，张爱玲的信读来是辛酸的，她为了在美国学院中立足不得不对这样的人低声下气，“遗世独立”的孤傲传奇女作家也不复往昔；而某人洋洋自得的神态也是跃然纸上，令人作呕。

　　●真的不喜欢 非常不喜欢 通信三十年还是令人觉得疏离 在张爱玲书里辩白自己的两段婚姻三位情人 没意思极了 配不上豆瓣7.9

　　●多是事务性的书信，若非要编年谱，没必要知道这么多细枝末节。夏志清按语有所补充，但是补充的太多了，自己的陈年艳史都要在此辩白，真无聊。

　　●在台湾买回来之后一直断断续续读，好像感受到了张爱玲的一生，结合她给庄信正和宋淇夫妇的心来看，更立体。早年曾堕胎求生活，与丈夫的女儿也闹得不愉快。晚年的张爱玲孑然一身，病痛也多。

　　●收到妹妹從台灣代購回的書本，歡喜。

　　●惺惺相惜～

　　●如果理解之同情同情之理解都谈不上，还极歪什么晚年凄凉个p啊。书值得一读，夏的注也好。

　　●在书店看的，夏的信没看只看了张爱玲的部分，最后几年在信里她写：除了吃喝再无余暇。这样虚弱到死是否也还好呢？是否没时间孤独

　　●张爱玲仍是心头好

　　《張愛玲給我的信件》读后感(一)：有一种爱，叫做坚持

　　以前看到人嘲笑或怜悯张爱玲晚年的生活，一次性拖鞋啊，睡衣啊之类的，总是觉得不屑，天才的生活凡人是无法理解的。人爱因斯坦还不是顶着鸡窝头和小姑娘换饼干吃。只是在这本书里，虽然张爱玲并没有过多的讲述她的生活，但天才面对柴米油盐的窘迫和生老病死的拖拉却是真真切切的。

　　信里提到张爱玲要做丁玲研究，夏正清很不爽的表示这么大咖去做小咖的研究简直就是浪费（从夏正清的点评里感觉是个很多点传统侠气的人）。丁玲是不是小咖我不知道，但貌似逼着一个吃素的写肉菜的食评，总归只能算是谋生，和享受不是一回事。之前还有从事中共文革研究，对于张爱玲这也是赶鸭子上架的活动吧。

　　书中还提到赖雅的去世。我一直有点邪恶的怀疑，张爱玲和赖雅结婚是不是有公民身份的考量。当然如果一定要结婚的话，找一个华人，对于张爱玲，恐怕是行不通的。我倒不是觉得两人没有感情，两人之间至少是有才情上的共鸣，但不知为何，总觉得他们的感情在结婚之前就已经耗的七七八八。特别是小团圆里那段打胎的情节看起来总是有点悚然。而以赖雅的年纪和身体，就算老房子着火，也烧不了多久。

　　看到书里她提到capote，是她认识为仅有的几个美国作家之一。想想，就算他们关系交好也不奇怪。好像泰勒和杰克逊，都是童年不幸却又少年成名，天才又敏感，热爱电影浮华却又洞察其中的虚伪，最后都某种程度的将起一手好牌打成烂牌。有些天才对于观众是一件幸事，对他们自己或许不完全是。

　　信里，张爱玲也说到，她的小说不受欢迎的原因是西方人对东方的热爱或者幻想正是她想戳穿的。这话只说对了一半。人生固然不过是苍凉的底色上的一抹繁华，但人对于爱的渴望和幻想——这件事本身却是再真实不过的。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无论是易先生还是范柳原，这种渴望总归是存在的，即使被虚伪自私调和到面目全非。但作为一个作家，有的人擅长面目全非脚，有的人擅长还我漂漂拳。作家不可能是全才，但是否认识到这种缺憾却又是另一回事。不知道是缺憾成就了一个天才，还是天才不幸的具有一个缺憾。

　　但，信里的字里行间，无论有多少疲惫，却从未见到张爱玲倦怠。我一边和夏志清一样的感叹这个天才周旋于各种生活和工作上的无谓的事情的纠缠，生生的被消耗掉了，一边又觉得，她从始至终都有着无比顽强的生命力，这点，她和carpote完全不同。她真心热爱着写作，一直如此，从未改变过。

　　《張愛玲給我的信件》读后感(二)：读张爱玲和夏志清通信印象

　　近来晨昏间翻完两本张爱玲和他人的通信集。一本是和庄正信的，一本是和夏志清的。前者因为年龄上的差异，张爱玲只是简单交代需要他帮忙去做的出版或发表方面的事，信末惯式的嘘寒问暖外，少有闲言。后者因为年龄相当，闲话有时会多出一两句，但主要还是谈出版和发表。因为张爱玲到美国后，六十年代后，她发表的渠道是在台湾和皇冠合作，是她主要的经济来源。为谋生，大陆文革期，她写过《讲文革定义的改变》《文革的结束》；受约也想研究丁玲；都是为挣钱。

　　有趣的是胡兰成晚年也去台湾混，真是人以群分，出版胡兰成作品的沈登恩，为好卖，拿张爱玲做幌子，还找她出书。张爱玲对此反感，摘录两段：

　　“三十年不见，大家都老了——胡兰成会把我说成他的妾之一，大概是报复，因为写过许多信来我没回信。”（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日）

　　“不过我不想由沈登恩再版这本书（《赤地之恋》），他已经在广告上利用我的名字推销胡兰成的书，不能不避点嫌疑。以前已经停止跟他通信，所以不预备做覆，好在过去信上曾经明白不拟委托他出书，可以不致发生误会。请不要替他转书刊来。”（一九七七年，九月八日）

　　有晃到眼的句子两处，摘录：

　　我想我是爱看人生，而对文艺往往过苛。——张爱玲致夏志清信（一九七八年，八月二十日）

　　我个人的经验是太违心的事结果从来得不到任何好处。——张爱玲致夏志清信（一九九四年，五月二日）

　　读这通信集，也是为看人生。还有一处，她提到读马克思私人史，因得了和马列著作不同的印象，两相对比，她觉得好玩，顽皮显了下。我读不懂《红楼梦魇》，常觉得遗憾，本想听她透过红楼所得的读到的对人生的认知，却是对版本的考据。读这书知她乐在其中，是因为做侦探。惯常的人生认知，再独到，她中年后大概也觉得淡了，得非常奇特才好。

　　曾读某人评论这书，大意是夏的才华比张差太远，在按语部分，他自显有过。庄正信这点上做得比较好，按语部分更多倾向张爱玲的史实，以供张迷看。而且做的详细，虽然没什么新鲜资料，但是谦虚，认真。

　　我读张爱玲的信，总觉得张骨子里还是淡漠的，她应有的礼貌的问询也是淡漠的，但又因有求于人，不得不做出些趋附的姿态来。这样的交往，于她的生计是必须的。多么决绝的人，也难免软弱，这是人的可悲。

　　在写上，张爱玲缓慢，但用功。为生计，她研究共党的学术论文，本不是她爱做的事。她写好后，约她的人也不满意。她竟用两年时间来修改。她的每一篇作品，都是经过时间的沉淀，和反复修改的。

　　《張愛玲給我的信件》读后感(三)：一个‘我很重要’的感觉

　　看完整篇文章，通篇感觉夏现在在一直强调自己对于张爱玲来说是多么多么重要，对于这事儿很重要，对于那事儿很重要。仿佛什么好事情，都能扯上关系。

　　虽然对于出版好友的书信这个行为，我并不是很赞同，但却因为是张的粉丝能看到私下的她，而感到满足。这是一种奇妙的感觉。

　　张爱玲写的信让我略微有些明白，为什么在离开上海，离开中国后，她的发光发亮瞬间隐匿。

　　一个安稳的生活其实真的很重要，张爱玲在上海有一个固定的住所，和姑姑相依为命互相照顾。她随便写一篇文章，无论是散文也好，小说也好，也能拿个百八十块钱，上千块钱的钱。衣食无忧，自然能有闲情逸致去观察周围的样子，去天马行空，去文艺。

　　可离开上海，她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

　　先是到了香港，又去了美国。

　　她想在美国大展拳脚，却发现美国并没有人欣赏她的小说，她的市场还在亚洲。可那时候她的两块最重要的发行地国共，都似乎禁了她的作品。连她自己都很意外，她在香港写的那两篇小说，竟然在台湾也禁止销售。

　　就等同于，很长一段时间，她作品主战场覆盖面是在香港。

　　而张爱玲的傲气，让她一直修改文章，或是写新文章想要在美国发表，却时常收到经纪人说的‘卖不出去’的窘迫。而她也不能安心下来好好写作，因为她还要照顾生病的丈夫，为生活疲于奔命。

　　不但去大学上班，又飞去香港写剧本。连知道丈夫生病，买机票的钱都没有。两个人的重担都压在了一个人身上，那时候谁还会去想那些风花雪月的事情。

　　其实，到如今坊间很多流传张爱玲晚年落魄，其实都是因为她和友人间信件的流出，出书，才被读者所这么认为的。

　　就像是以上我说的这些事情，怎么能不为她的生活忧心。

　　而且张爱玲后期的写作风格还挺像是abc，或是早年间留学回来的中国人，国语里夹杂的英文。她反而是把自己的优势给忘记了。

　　说实在话，张爱玲在美国书卖不出去是必然的，因为她接受的是中国教育，写的小说，大家都说是直接从《金瓶梅》《红楼梦》那一脉继承下来的，文字中的意味只有会中文的懂其中趣味。那时候的中西方文化，差异实在太大。而她对于国外文学研究肯定没有那些地道的外国人研究的深刻。

　　母语，从始至终都是一个人最好的语言。

　　那时候张爱玲如果能放下傲气，去到香港生活，放弃‘张爱玲’，用另一个笔名重新开始，把香港当做上海，而且她对香港并不是陌生的，她在香港上过两年大学，未必不能重现当年的名声。

　　这本书，最直接的就是让我从张爱玲自己写的信件中发现，她是一个才华横溢的普通女子。不是胡兰成口中仙气十足的‘临水照花人’，也不是那些张迷们、出版商们带着粉丝滤镜，商人滤镜描绘的美颜版本的张爱玲。

　　但我很喜欢她。

　　《張愛玲給我的信件》读后感(四)：张爱玲自己吃什么

　　如今，表达对吃的嗜好，仿佛是一种令人自豪的流行。因爱美去点痣的姑娘特意跳过唇边的小痣，年长的人会说那其实是馋痣，有损持有者的令德，尤其姑娘，但她本人认为那是口福的标志，得留着。再比如我觉得透着肉、打着皱的薄皮馄饨没什么好吃，但大家都觉得那是故乡的美味，还得是路边摊的、柴禾烧的，在微信里提起就要集体流口水的。

　　连着看完张爱玲与庄信正、夏志清通信录。在矜持的书信里，她客气又自尊地运作她的文稿版权，也报备了生活日常。忽然发现，她那些年所吃的，不过是牛奶、色拉、饼干之类。她的独居、搬家、牙病、惧虫，大概使她无法享受甚至保存通常意义的美味，只能大道至简，连餐盘都不必置备。

　　可又记得，她专门写过吃啊。再去看《谈吃与画饼充饥》的创作年代，竟然写于萧索人世倒计时的1988年。她调动她最擅长的感观合奏，把中西吃食热情洋溢地写了来，童年、近年，上海、香港、旧金山，纸面也热闹好看。可是翻罢两本通信录之后再回头再来看这篇散文，唉，只是看起来热闹罢了，真实的滋味就是一杯冷牛奶。她的原生家庭并不讲究吃，父亲爱吃的是鸦片，她长于“张干，何干”的粗作妇人之手，所能忆及的旧中国食物，要么是保姆气质的乡下吃食，要么是俏皮地掉书袋，在古典小说中别具只眼地发现有趣的吃。再有就是烧糊的牛奶、以为长大后可以大啖的不消化之物、捧着到马路对面舅舅的蒜瓣炒苋菜。后来读中学与大学，都有教会气息，供应学生的饮食有种宗教人士对人欲的刻意寡淡。在美三四十年，她对西人饮食的新见闻也只是香肠与罐头。

　　扫描张爱玲小说里的吃食，实在是很稀薄的，立时能想到的，不过是王娇蕊要振保替她塌在饼干上的花生酱，霓喜插了筷子糊弄孩子的麦芽糖，再就是不知哪篇里面写的，穷亲戚上门吃碗白饭，要盛饭人“紧点、再压紧点”的凄惨。她从未借她的人物津津乐道一种复杂的、真正的美食。

　　通信集中提到，有一回夏志清请她在她家附近吃上海小笼、蟹壳黄，以为她会对故乡“竟夕起相思”，谁知她并没有流露出怎样的兴趣，宁肯在家吃牛酪饼干配红酒。不知是离乡已久已忘乡，还是不喜欢与人共同进餐才婉拒（除了她外，夏志清还约了於梨华）。其实即使是在上海时，她也没有对中式的饮食表示出太大的兴趣。说到蟹壳黄，有人不知道上海人的比喻，把“壳”字看漏了，以为是蟹黄烧饼，听了真是替想出这名字的人、误会这名字的人一齐尴尬。

　　张爱玲在美国饮食之清简，除了痴汉粉丝在她垃圾箱里翻到的包装袋可以佐证，小说里也有。《同学少年多不贱》里，赵珏为招待阔同学恩娟煞费苦心，最后奉上的全是外卖的冷盆：洋山芋沙拉、蛋奶冻子，只不过将饭店的纸盒换成了瓷盘，再加上两杯葡萄牙雪瑞酒，她竟然就觉得“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了。张爱玲向来喜欢从自己生活里为小说取材，她在与庄信正的通信中也提到洋山芋沙拉，大概就是她认为还不坏的饮食了。

　　可是，每当用笔，她知道怎样愉悦她的读者。《谈吃》里，68岁的她打足了精神。当年她在上海时由于太害羞而错过了一种美食，事后得知很后悔，她说“我看了直踢自己”，一派少女的娇俏，可爱到让人不能相信，她写这句话时，用作书桌的纸箱上，只有一盒冷牛奶。

　　我想，这反差不过是一个作家的敬业，就像是一个演员，哪怕疲累得一秒就能睡着，上了台仍然能蹦能跳，声音响亮得用不着麦克风。

　　至于柴禾馄饨到底好不好吃，我也意外在《谈吃》里找到灼见“（怀旧的食物）不见得怎么好吃，而由于怀乡症与童年的回忆，自称馋涎欲滴。”

　　《張愛玲給我的信件》读后感(五)：夏志清與張愛玲：屈服史之後設書寫

　　一口氣看完。

　　三点感想：

　　1、離開固有的文化土壤，也即離開固有的文化等級結構，進入到一個完全異質的文化系統成為陌生人，那麼，要在給定的象征秩序中上升是非常艱難的——由於沒有文憑，張愛玲要進入美國學院體制，完全沒有可能；而她的文學成就也沒被普遍承認，因此也不可能被高度權力化的美國文學體制容納，儘管她能熟練使用英語寫作。所以，她過著多麼狼狽的生活。最後還是在華人文化圈的台灣，隔海取得生活保障。由於商業和政治及學院的權力合謀，張愛玲無疑被捧上華人文學圈的神壇，但在西方，好像沒獲得足夠的承認。很有趣的對照。

　　多封信件顯示她一直為跳蚤虱子所苦，不停搬家，這種明顯的心理疾患或神經官能症，就像麥克白夫人一直要不停洗手以洗去血污一般，無非是要把內心的嫌惡與恐懼通過機械重複來緩解。跳蚤或虱子都是隱喻，可以是男人，是所有人一切人，或許，從胡蘭成到賴雅，男人給她的性經驗都是骯髒和屈辱的，厭惡與壓抑在一遍遍回憶的重構中被不斷強化，最後不僅內化為自我毒害，也外化為對所有人的冷漠拒斥——在她離群索居的孤獨中，掩藏著一個小女孩般的對世界的巨大恐懼與焦慮，這孤獨又被偽裝成雲端俯視的天才的睥睨，像一把鋒利的匕首，以寒光威脅著試圖接近的凡俗（譬如她說：我知道大地也一样可靠，但是姚宜瑛与我太个性不合。例如屡次信上说我去台湾一定去接，热烈招待等等，虽然不预备去也看了头痛——對於這熱情，也敏感得覺得吃了虧，受了侮辱，被佔了便宜，仿佛姚的言語-行為構造了二者間施者/受者的不平等關係：終其一生，這個女人都是我執過甚）。

　　但卻是冰做的刀鋒，凜冽與孤峭在最原始最世俗的生物必然性(biological necessity)逼迫下，不得不逐漸融化，在independence/dependence之间进退失据，自足性（self-sufficiency)的人造頭皮屑掉滿那件並不華麗的黑袍。她本人就是自身不可救贖的、致死的疾病。

　　【以此觀之其與夏志清幾十年間的通信，或許可以斷言，這何嘗不是一段漫長的屈服史：最粗糙的必然性逼迫她不得不乞憐于夏志清，藉助其學院地位，漂流在各大學間以獲得暫時容身之所，更需藉助其吹捧，獲得并穩固其在港台華人圈的崇高地位：夏志清對張愛玲在文學史權力結構的強行植入，代表著來自西方著名學術機構的權威肯定，而中國人向來就畏懼來自西洋的一切，往往對之不能也不敢懷疑和批判——可以說，張愛玲從新鴛鴦蝴蝶派超升為港台數代人的“祖師奶奶”，夏志清的權力運作功不可沒。張愛玲當然是精明的上海人，對自身的情境有清醒認識，對夏志清的能力和功用也能正確判斷，藉助其權力，才能獲得來自港台的源源不斷的穩定收入，擺脫壓迫而獲得（消極）自由與尊嚴。所以，以張愛玲的高傲孤峭，才能忍受與一個人品並不高明的“男人”交往幾十年。

　　張愛玲對尼采所說的”接受者的幸福“無疑十分敏感，對被動性有高度自覺的自我反思——如其少女時期患病，其母以女人最原始的身體交換方式為其支付了醫藥費，難免有所抱怨，令張愛玲深刻感受到施捨與負欠的屈辱，雪辱幾乎作為她苦索成名的唯一動力，直至終於靠賣文清償債務，從此與母恩斷義絕，死不相見。

　　但對於夏志清的施與，而且是源源不斷的施與，張愛玲不僅無力拒絕，更遑論能一次性還清，然後冷酷地決絕，可見，她的處境實在是窘迫至極，逼迫她寫下中晚年冗長的屈服史——在例行的客氣言辭下，也許隱藏著王國維所說的”以血所書者”，是一段屬於她自己的的“阿小悲秋”。】

　　2、夏志清在信末的注釋，總透露出一種令人難以忍受的高高在上且沾沾自喜的優越感，真像錢鐘書說的，那隻攀趴在高竿上的猴子。他這個人，一向都缺乏自我反思和自我解構的能力，對自身的知識結構、意識形態立場、學術方法，從來沒有虛無化過，也就不可能超越過。完成後的停滯，自那本小說史就開始了。他的後半生，沒有問題意識因而無深度，在平面上慣性滑行卻樂此不疲地享受單一快感（這個說法，源於維特根斯坦對晚期羅素的批評）。

　　怪不得連其弟子王德威都含蓄同意其所受詬病三大項：歐洲中心主義、反共意識形態、新批評方法至上。意識形態與方法論的高度封閉性，是其保證確定性與安全感穩定的鴕鳥式策略，也是其自信的充分條件。

　　其實，作為歐洲中心主義者，本欲研究至上的歐美文學，卻被迫從此域中退出，從事所瞧不起的中國文學以謀一口飯吃，這種人生屈辱與挫折，絲毫未見他憤而啟之，對美國學院體制所隱含的種族/文化/宗教/階級等各種排斥性的權力結構有清醒深刻的反思，從而批判與反抗，相反，通書洋溢著在被給定的三分地里多收穫了幾斗的小農快樂與得意，結結實實的侮食自矜。

　　其駭人的獨斷還體現在對丁玲與張愛玲的等級判定上，認為二人在才華與成就上是霄壤之別，這種專橫的自信，到底靠什麼來支撐？當然只能靠他封閉而固執的反共意識形態立場，他完全被自己狹隘的視角主義所拘限卻還不自知，在簡單頑固的信仰意志里陶醉沉溺，一生都是一個未醒過的長夢——How do I know I am not dreaming？他不可能這麼自問過。

　　遺憾的是，沒有人在他還活著的時候，把他狠狠打醒！

　　3、雖然標榜新批評，但在那本小說史中，夏也很明顯經常採取里維斯或芝加哥學派的道德批評立場，譬如對姜貴《重陽》中男同關係的評價，認為共黨在道德上對青年生命進行腐化和控制，不道德的性關係變成一種不道德的權力政治關係，是中國人性史上最駭人的邪惡——如此嚴苛的道德批判，真是令人仰視。

　　但是，為避免謬種流傳，夏志清被迫在本書中自爆其混亂的性關係，與前妻卡洛、後妻王洞、陳若曦、於梨華等錯綜複雜、充滿情欲與權謀、背叛與屈服、暫合與終離、柔情與利用、交換與破局等等情節，雖隱晦卻透露出十足的精彩（張愛玲最喜歡的真人傳奇），可惜，陳若曦、於梨華等活著的人還沒有把這個劇本補全。

　　夏當然是無保留地為自己辯護，未道及對她們的傷害，更沒有歉意，反而指責她們的背信棄義與倒打一耙，把自己描述為純粹的受害者，受盡千般委屈(“其实我是很规矩的，女人不主动，我是不会去追的”)。 這當然和他一貫缺乏自我反思的立場一致，可以說，他的一生，其實是未經道德反思的一生。那麼，他嚴厲的道德批判，不過是一種聲嘶力竭卻又色厲內荏的偽善，是一隻充氣膨脹的紙老虎。

　　王德威在本書的後序標題里用了[倫理]二字，認為二人間的通信體現了一種難能可貴的互信倫理，我覺得他有暗中反諷的意味，簡單且自然的互信，在兩個上海人之間，竟然被上升到"可貴"的倫理層面！更有意思的是，王德威對其師，好像從來就未曾倫理地審視過，遑論批判！

　　其實，這裡面的潛規則，無非就是利用自身在學院體制的地位與江湖關係進行污穢的權色交換而已，期待嚴厲的女權主義者從性政治來狠狠戳破他。哈哈。

　　.s. 陳若曦在其回憶錄《堅持.不悔》中提到夏志清有“中國人的寶玉情結”，花心不減，總執念于要圓“娶才女為妻”的夢想（見九歌版，第254頁），文中簡略敘述了夏交錯糾纏的眾多情史，尤其描述了其和台灣年輕女編輯的“相當膻色腥"的轟動偷情。陳對夏的評價是”這個人是一流的情人，三流的丈夫.......“，認為其始終有一個不甘的補償心理：”夏先生一直為自己娶不到中國太太而耿耿於懷"(見141頁）。和聊勝於無的洋婆子離婚后，娶到了中國女人，但面對所謂的作家才女聯翩而至，欲望的能指符號不斷漂浮移動(我們甚至可以推斷，精於算計的上海人夏志清，如此不計成本地對一個遙遠無望的女性目標無怨尤地付出，除了對其千方百計建構出的"絕世才女"的仰慕崇拜外，是否也有色情化的佔有動機？他說張愛玲一生最大的不幸是嫁了兩個壞丈夫，這個判斷中隱然有取而代之、成為隱喻軸上一個異質項的躊躇自得。儘管夏志清在往來書信中，竭力避免以恩主身份自居，但在幾十年後的注釋中，給予者和造就者的得意還是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以夏志清的個性，這當然不奇怪，甚至可說是一種必然，但王德威所讚頌的無功利性因而無私的“互信倫理學”，就得打上一個問號了），可惜，只是一段跌跌撞撞而無用的超低空飛行。夏一生都生活在大他者的凝視之下，欲望著他人的欲望(“成為佔有有才有貌的中國女子的男性主體”這一征召，騷動著他一生、遺憾著他一生----漫長而不自知的屈服史！），從未動用過其黑色的生命驅力進行否定——“沒有大他者”。甚至連他頑固的右派立場，也是主流社會所灌輸給予，他自覺地、策略性地一致化(conformity to existing custom or current practice),你能想象一個矮小的黃種人，在紐約開口就罵"骯髒的黑鬼"嗎？其主動地被殖民化、向秩序制定/維護者獻媚的意圖何其明顯！一生洋化的夏，骨子里卻始終被中國傳統中最糟粕的觀念所束縛，畢竟還是個中國人。有意思的是，陳若曦沒透露任何和夏有超友誼的關係，倒是夏看到陳書后，憤憤不平說了不少撥亂反正之語。

　　故事還未完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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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应与补充：

　　一、我乾脆把想象推得更極端點：對於張愛玲而言，她對夏志清的敷衍應對，無疑有有求於人的不得已苦衷，否則，以其高傲，如果條件許可，不可能與人糾纏這麼久，關係肯定會被冷酷切斷——越對她有恩，就越傷害其最珍視的（消極意義上的）獨立性（independence)或（積極意義上的）自主性(self-determination)，就越對她構成壓迫和屈辱，就越使她憤怒和憎恨，越使她急於擺脫屈服關係。但是，她對夏志清的習慣性依賴，只能說明她在美國的境遇，實在是糟糕透頂，夏志清可能是最後一根稻草。就像女人向一個男人穩定長期賣身一千次，總比向一千個男人賣身的屈辱感來得輕，而且，久而久之，還會因熟悉而生信任，因信任而生安全感。

　　對夏志清而言，他對張愛玲的幫助，一方面與其在文學權力場域中的企圖相關，他必須把張愛玲建構為絕世才女，文學史第一人，才能打破或解構既有的文學史建構，把自身的敘述變為真理（will to truth)。除此權力意志之外，夏志清也許對張愛玲有非分之想，畢竟，如陳若曦所言，有一個才女之妻，是夏這類男人的最大抱負。

　　這樣的推想，也許有點邪惡。

　　但是，也不妨以張愛玲式的陰冷眼光，來打量紅塵里的他們，畢竟，“可憐身是眼中人”。

　　誰能免得了充足理由律的支配呢？

　　二、張愛玲的屈服史,通過自我反思而時刻自我意識(self-awareness)得到，對於勉為其難的虛與委蛇就更是分秒難以承受之重。被撕裂的悲劇餘生。

　　而夏志清的屈服史，不可能被自我意識到，因為他習慣性缺乏自反性維度，一直陶醉在美國時空之象征秩序里的成功上升，同時又企望在自小被拋入的中國文化傳統秩序里爬到公認更高的主體位置——他是一個忙碌的行動者，根本沒有反視自身的餘暇。

　　與他極其相似的例子，就本人所見，應是何炳棣。

　　三、殷志鹏《夏志清的人文世界》（三民書局，2001）中有兩則記載，可与上述結論相印证：

　　1、唐德刚评论夏志清：夏先生是我所知道的文學教師中，最自尊自大的一位。只許他罵人，不容人批評他。他曾公開宣稱，他的論述是“絕對碰不得的”！（第51頁）

　　【按：唐德剛先生對自身和與他同類的離散者身份與處境，有清醒的反思與批判，尤其體現在對胡適晚年美國寓居生涯的描述與評價上，對其思想上的貢獻與缺陷乃至落伍時代而始終無意識地堅持學界領袖身份的架勢，有詳盡的敘述與細緻的分析，既有同情的理解，又有淒涼的反諷，這種姿態，迥異於對胡適的濫情神聖化，僅把他當做一個消失的歷史人物看待，凡聖一體。讀來耳目一新。

　　唐的批判精神，遇上夏志清的頑固自戀，自然會產生不可避免的衝突，廓然無圣與自我圣化，多麼劇烈的一齣戲碼。】

　　2、夏志清《羅素與艾略特夫婦》一文攻擊羅素說：但所謂“渴望愛情”，其實是生活上少不了女人，少不了情慾的刺激。羅素稱得上是有史以來最風流的哲學家，先後四個太太，情婦何止四十個？不管他同某人相愛期間如何溫柔體貼，到分手的時候總不免帶給她或多或少的痛苦。......他憐憫人類，可並不憐憫即將被迫離婚的太太。他急于公義而骨子裡去不掉“私慾”——盡可能他為社會、世界謀幸福，但他同樣重視，也可說更重視自己個人的幸福，不讓自己在愛情生活上吃一點虧。（殷書第158頁）

　　【 按：多麼義正詞嚴的道德批判！可如果將之置於夏志清的個人生活史中，這種批判何嘗不同樣成立！鋒芒越利，對自己傷害也越鉅——夏先生可能一味沉溺於攻擊欲的盡情外傾，痛快淋漓中完全忘記了，這批判何嘗不是自我指涉的(self-referential)呢？即使夏先生一生都甚少在自身意識中進行這般有意的道德審視，讓歷史與當下索引性的自我對自我意識而言成為透明——儘管他缺乏這個姿態，但其生命史作為一個開放文本，會招引無數後來者來前赴後繼地完成他竭力迴避的道德分析、解釋與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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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補充：今天（2019/08/30）的澎湃新聞，登載了夏夫人王洞女士的闢謠文，不過澄清幾處無關緊要的與陳若曦說辭的出入而已，僅涉細節，無關宏旨，是兩個女人之間的局部微型戰爭，絲毫不能否定陳若曦對夏志清的判斷，反而進一步坐實了夏志清的多樁婚內出軌事實， 以及帶給王洞自身的屈辱傷害——只需引用三段即可見：

　　1、....... "她回学校后，我就跟太太说：‘我爱Lucy，我们离婚吧！’我太太就大哭。没想到Lucy不要嫁结过婚的人，她左派，有时会来找我借书，她婚后真回大陆报效祖国去了。后来Helen（於梨华）搬来纽约郊区，要我写序，我又跟她谈起恋爱了，我太太受不了，找了一个男朋友，我们就决定离婚。”這是夏志清的原話。

　　2、“我来到系里时，他们参观哥大，尚未返系。系里的秘书叫我在志清的办公室等。我坐着无聊，无意打开抽屉，发现了许多情书。那位编辑写的情诗，我竟看不懂，拿去请教丛苏。除了我与志清外，丛苏是唯一看过的人。Lucy跟她交情匪浅，是以得知。”王洞再次坐實了夏志清與某編輯的私情，王洞對女方的評價是“小他三十岁、其貌不扬的女人”，這頗讓人想起《登徒子好色賦》。

　　3、“我是看了他写的《陈若曦的小说》（《联合报》1976年4月14日-16日），觉得他仍然爱着Lucy（《尹县长》书里的序是奉命改写的）。他不顾我的泣求，继续写文章吹捧Lucy，还到台北会见Lucy的妹妹。我要照顾女儿自珍，不能出外工作，只好忍气吞声，过了十年非人的生活。”在文末，王洞再次強調此事對自己的傷害：“往后发现他与Lucy旧情复燃，开始了我痛苦屈辱的生活。”

　　縱觀王洞全文，其對夏志清的不滿與怨恨顯而可見：“(夏）身后没有留下多少遗产，但他留给我的退休金，使我生活无虞，这点我还是感念他的。”唯一感念的，還是經濟上的支援，之外便是“痛苦屈辱的”非人生活。王洞說“我们婚后，志清坚持跟他旧情人继续来往，他说‘与女作家谈恋爱是美丽的事情’”，這個再三上演的“美麗的事情”，就更是證實了夏志清頑固的”賈寶玉情結“，陳若曦的判斷更顯準確！

　　奇怪的是王洞的態度，她一方面反復強調夏志清多番出軌對自身造成的屈辱性傷害，一方面又再三為夏志清開脫，其理由竟然如此腐朽老套：“他有文章传世，世上有几个文人没有风流韵事？”文人的風流韻事是其自然屬性，自古皆然，所以不足以過分指責。看來王女士和夏志清一樣，都脫不了中國傳統倫理規範的塑造與束縛，骨子里都是舊中國人。既然事主無可指責，那麼王女士當然就只能指責勾引夏先生的女人，整個敘事模式就都遵循狐狸精的模式：罵陳若曦細節說謊，罵於梨華狐媚工巧——既然志清是一个“毛手毛脚，说人坏话的人”，为什么当志清有用时她黏着志清不放，等志清年老无用时，写小说丑化他？我不知志清与小说家谈恋爱，“美”在哪里？

　　這兩位小說家與夏志清的私情，都非常不美，原因在王女士看來，不過都是勢利的利益交換：夏志清的學術權力及其利益與女性性魅力的交易，一旦夏志清失去或被剝奪學院權力，這種交易自然衰亡，所以王女士說：”他退休后，没有女人再送上门来，我们最后近三十年的生活是平静的。”

　　同質的敘事，會不會在王德威身上延續下去甚至更發揚光大呢？會不會在胡xx、黄xx、王xx乃至大陸的陈xx身上普遍化呢？因為同樣的學術建制下，他們都身居要路津；更要命的是，在全球化語境下，只要研究漢學并在既定知識型下進行話語生產，就都繞不過他們——沒見哈佛、哥大、北大、台大、中研院等都結為內互通而外排斥的同盟？只是，可憐了無數鮮嫩懵懂的肉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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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論：

　　所謂後設敘事，無非就是在事後追溯（retroactivity)的意義上，對歷史事件的文字化再組織再編排，即所謂“歷史的文本化”，也包括對某個個人生命故事的敘述性重構（narrative reconstruction of the individual life -stories）。這裡強調的是敘述行為的時間性，必在事件發生的時間之後，是站在當前地平線上，對過往事件的解釋性再描述。若敘事者本身即彼時當事人，則該敘事必是反思性的構造、而非無時間距離的“直播”（a deliberate、reflective construction,not lived、pre-reflective narrative），在紙面定形前，它必定經過反復的塗改修正。隔了幾十年後，夏志清對當年書信的寫作背景、動機、過程、書信內容、書信在主體間的互動效果等整個製作過程，都做了詳細的描述與解釋，如同一部小型的元小說。這個元小說敘事的動機或目的非常明確，無非就是在廣大觀眾-讀者的凝視之前，把自己塑造為一個張愛玲的拯救者與再造者的光輝形象、直欲分享投向張愛玲的膜拜與崇敬。從這個自私、自戀、虛榮的動機出發，夏志清在敘事的編排、組織、對內容與背景的創造性解釋中，就必須把張愛玲置於一個婚姻不幸（一生最不幸的就是與胡蘭成與賴雅的兩段婚姻，二者對她簡直是災難性的毀滅）、又因不食人間煙火而到處碰壁、被社會普遍排斥到走投無路的極端淒慘處境(boundary situation)，越悲愴越無力，才能越凸顯拯救的必要與拯救的神聖。就像馬勒伯朗士所解釋上帝造人與救世的動機，造人是為了獲得它之外的主體的承認；而救世，就是其全知全能全善的屬性得以確認的必要展開過程：為了讓基督降臨成為事實，就必須先行安排人類的墮落，人類墮落入時間與歷史中，也就墮入死亡、疾病、勞作、災患等種種痛苦之中。苦難與痛苦越深重，上帝道成肉身的拯救才越有可能乃至必要。所以，上帝要讓人類受盡苦楚，無非是為了其自我扮演全善全能·的拯救者角色，以獲得人類的普遍承認與崇拜。故而，上帝是自私的，他只愛他自己，人類及其痛苦，成為其自身絕對榮耀得以實現與顯示的工具。這個心理-行為模式，同樣適合於夏志清，夏志清所編織的拯救史，同時就是張愛玲向生命必然性（biological necessity)投降的屈服史，二者乃一體之兩面。為了構造并誇大依賴/救助的關係，夏志清在張愛玲死去十多年后，對她使用了抗辯者缺席的嚴重言語暴力，甚至讓她靜靜地再死第二次。在夏志清面臨死亡的老邁階段，其自我形塑的緊迫性尤其嚴重（“成為不朽主體”在厲聲召喚他），導致其敘事變形，通篇洋溢著一個發現者-再造者-定位者-獨一闡釋者的洋洋自得，因無自反性維度而缺乏對自大情緒的必要節制，以至於敗壞了整個元敘事的真摯度與可信度。因此，對於這個敘事編織，對於這個因修飾過度而可疑的敘事自我(the narrative self or autobiographical self)，必須保持警惕：一是其敘事的目的性過於明顯；二是意識形態過於直露；三是權力意志過於濃烈（本人之敘事必須成為唯一的、絕對的元敘事）；四是敘事者本身並不可靠，不僅缺乏知性誠實、喪失自反維度，更因其自私自戀的深層目的而有意隱藏、扭曲（conceal and distort）和添加了不少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