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天涯》是一本由舒芜 著 / 方竹 编著作，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8.00元，页数：2020-3-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忆天涯》读后感(一)：时代的一份重要记录

　　在此之前曾经翻阅过一本舒芜所著的《舒芜说诗》，那是一本对于中国古代著名诗歌以及著名诗人的点评。从此对舒芜这个名字有了印象，知道他是桐城后人，是一位诗人，对于古典文学是颇有一番深入的研究。

　　这次的这本《忆天涯》，同样是舒芜所著，但其中谈论的可就不是古代诗歌和作者了，而是为其师友所做的回忆性散文的集结。舒芜先生是一位知礼数的人，此书中的师友，不论年龄比父亲大还是小，名后必称先生或是某教授。这其中包括台静农、聂绀弩、冯雪峰、柴德赓等多位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他们都是经历过不平凡时代的人，在时代的变迁中面对困苦、寻觅新的道路。

　　恕我孤陋寡闻，舒芜先生在书中所提到的这些人，绝大多数我是没有任何印象的。唯一听说过的只有冯雪峰同志。

　　风流云散后凋松,昨岁新正哭雪峰:

　　残稿未成天国史,遗骸谁覆党旗红？

　　平生交谊师兼友,一夕谈谐始亦终。

　　闻道百花重烂缦,灵山绝唱奠英雄。

　　这首创作于一九七七年几年冯雪峰同志的诗歌表达了对其的深切怀念之情。舒芜先生曾经与冯雪峰同志在同一间办公室工作多年，亲眼见证了他是怎样一个忠贞踏实的人。即便冯雪峰同志平日里所做的都是一些看上去平凡无奇的工作，但是却能够使人有一种庄严崇高的感觉。这样的感觉，其实就是来自于他对于人民的“忠贞”二字。他庄严不可侵犯的信仰和崇高的人性，深深的感染了作者，所以舒芜先生才会在回忆冯雪峰同志时用“忠贞的灵魂”为题目，来写下这篇纪念他的文字。

　　《忆天涯》一书中舒芜先生所提到的这些那个时代的知名知识分子，在今天的人眼中或许是不熟悉而陌生的。舒芜先生用自己的笔记录下了与他们曾经的过往，其中包括他们的文学成就、人格品味，以及生命中不经意的那些点点滴滴。这让后来的人能够通过所留下的这些文字去认识当时的那些知识分子，那个时代的风骨人格。这是舒芜先生所写下的个人回忆录，也是对于那个历史时代的一份重要记录。

　　《忆天涯》读后感(二)：人生实难，寿者多辱

　　文学史上有舒芜的名字，很多人书柜里没有他的作品。

　　提到胡风事件，好像知道了舒芜是谁，可事件之外，他仍旧是模糊的。此次“述往”系列中收录了女儿方竹编录的舒芜随笔作品，展示了私人化的舒芜。为什么舒芜的身影这么模糊？想来有这么几个原因。

　　一是历史事件遮蔽了他。翻《忆天涯》时，我正在看《他者之镜》有这么句话，“大时代之后通过文本去理解一个人，不要将他的地位过于简单地理解为某篇文章、某场运动，某个历史性结构的创造之源”。舒芜是个争议人物，但所有的争议也不过是在胡风事件中他的应付的责任终有多大，他该如何反省。《忆天涯》则把这个“他”还原成了“我”，还原了一些小故事，看到了一个个活生生的人。

　　二是多为随笔评注类作品。就学人成就来说，舒芜概括为三方面：参与古典文学编著，研究周作人和书评随笔。作为中国古典文学专家，舒芜选注《李白诗选》，主编出版《康有为诗文选》和《中国近代文论选》。研究周作人，林贤治说他的研究周作人别有意味，可谓知人之论。写书评随笔类，可见《挂剑集》《舒芜说诗》等，文风清淡似可列入废名、周作人之列。这三方面成就，多“依附”于他人文本的研究，属于普通读者的视野边缘。

　　三是项目层面的输出较少。常说知识输出有三种层级：卡片、文件和项目。舒芜的作品多是文件层面，小篇幅的随笔、杂文和评论，鲜见著作。这次“述往”系列，汇总了舒芜的回忆类随笔。相比《家学杂忆》，《忆天涯》追忆师友，书中追忆黄淬伯、台静农、陈独秀、柴德赓、吴白匋等人，或师或友，亦师亦友。他的一生忽然拉长，从一个孩子变成了中年、老年。师友已多为亡人，舒芜自知追忆不是写给亡者，而是写给生者和来者的文字。现在翻开，这位追忆别人的人，也成了追忆。他又常常想到台静农念叨的“人生实难”。女儿方竹有本评判父辈文人的书，也用这四个字来命名。想来某人感叹人生实难之后，总会引出些感慨，比如：

　　用《左传》语，人生实难，其有不获死乎？

　　陶渊明《自祭文》用之，人生实难，死之如何？

　　台静农晚年为人题词，又往往写人生实难，大道多歧。

　　梭罗说过，很久以前我丢失了一头猎犬、一匹栗色马和一只斑鸠，至今我还在寻找它们的踪迹。可见有些事情，人虽众，无济于事，岔路中又岔路，失羊寻而不得。舒芜其人，未可一语成断。但终究这样一个人，只是身影模糊。眼见师友早早故去，自己慢慢活过了他们的年龄，年老体衰，一人成忆，生物学和历史学侵袭，他是否会想到语出庄子，周作人晚年经常挂在嘴边、写在纸上的那句“寿者多辱”呢？

　　《忆天涯》读后感(三)：舒芜回忆中的聂绀弩

　　从前的人写信讲究“称兄道弟”，无论收信人的年龄，信的开头常常称“兄”，寄信人的落款总是称“弟”，哪怕寄信人比收信人大了好几十岁，也是如此。聂绀弩是1903年生人，比1922年生的舒芜年长几乎20岁，写信仍是开头称“管公”（舒芜原名方管），自称“弟弩白”。

　　聂老是20世纪50年代时期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副总编辑兼古典文学编辑室（第二编辑室）主任，负责《水浒》的整理工作。舒芜则同为二编室的同事，相识多年，在他之前二编室已有编辑张友鸾、顾学劼、李易、文怀沙、黄肃秋、汪静之六人。当时对于这群编辑的要求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之下整理出版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当时很多人认为，1949后这些古典文学作品都会被算作封建糟粕，是要被抛弃的对象，不想竟然还要整理。然而究竟怎样才算“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之下整理出版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大家还是一头雾水，基本属于摸着石头过河。这时候时任人文社社长兼鲁迅著作编辑室主任的冯雪峰指明了道路：批判就是弄清楚。冯雪峰坚持不要有长篇大论的序言，只要交代整理情况，介绍作者生平。

　　二编室的编辑相处甚欢，经常有人得了稿费之后请大家去马凯、曲园、岷江春吃饭。结果肃反时候的聂绀弩被“揪”出来，成了“胡风分子”、“反革命分子”，二编室也被扣上了一个“以反革命分子聂绀弩为首的独立王国”的帽子。聂绀弩和胡风于20世纪30年代在日本相识，后来不知为何两人闹翻，聂绀弩在1982年10月25日给舒芜的信中写道：“我本在重庆末期就不和他讲话，解放后开文代会时才由骆宾基拉线，重新交谈。一交谈，把以前的事也忘了。”此时，“胡风集团”的“告密者”舒芜，也被要求揭发检举聂绀弩，但他似乎并没有对此做出什么贡献，至少目前没有资料表明他揭发了聂绀弩。

　　聂绀弩和舒芜的友谊一直延续着。1976年9月聂绀弩得到“宽大释放”后，11月回到北京。聂舒两家相聚甚远，一直靠书信交流，从1976年12月21日到1985年12月22日，聂绀弩写给舒芜的信共64封，基本上能写的时候都在写。以聂绀弩的经历，无辜坐牢十余年，健康尽毁，唯一的爱女又因家庭纠纷自杀身亡，竟然还能写出“愿君越老越年轻，路越崎岖越坦平”（《惊悉海燕之事再赠》）这样意气风发的诗句。从这一点大概可以了解为什么聂绀弩出狱之后不追查是谁告密另自己深陷惨境，而赠诗舒芜“错从耶弟方犹大，何不纣廷咒恶来”。

　　聂绀弩的诗难懂，需要不少注释，舒芜认为其以杂文入诗，不假。几篇纪念聂老的文章读下来，颇有种听黄霑唱《随遇而安》的感觉，那种气魄，桀骜而又吊儿郎当。

　　《忆天涯》读后感(四)：对比一下舒芜做的、舒芜写的，就知道自己的差距了

　　读书是要一定要读出一定的味道来的，这个味道可以是只属于自己的——有时甚至不妨与作者想要表达的意思南辕北辙都可以，即便休闲的书只要能起到怡情的作用也就到位了。读舒芜所写的《忆天涯》这本书也是如此。

　　《忆天涯》这本书其实是舒芜回忆昔日师友的一本散文结集，其中提到了包括”台静农、聂绀弩、冯雪峰等在内的一些名人；剩余虽不尽相识，却在作者的记忆当中一定都是值得记忆的那些人。都是些不寻常人，所记的看似平常，却是记忆当中值得记住的那一部分内容，应当可以说也属于“不寻常事”。过去的虽然已经过去了，其实不然。

　　读这本书的人，却需要考虑一下，在“陪同”作者与那个时代的那些知识分子近距离、“面对面”的时候，自己还能够留下一些什么。

　　印象特别深的，是在《忆天涯》的“序”中，舒芜的女儿方竹所提到的——“我注意到，文中的师友，不论年龄比父亲大还是小，名后必称某先生或某教授，不是前面称呼一下后面省略，是从始至终有敬称。”这也即是平常人所说的“称兄道弟”——当然是以“兄”居多。这完全是一种礼节，并非实指。但现在人们能坚持做到的，又有几个呢？

　　书中所提到的那些旧时代的知识分子，日常也好，做学问也罢，确实都很有魏晋风度，或豪放潇洒，或才华横溢。或许有人会说，这只是记忆中所提到的，而他们的日常，却未必如此潇洒。这句话确实有道理，但未免过于抬杠。只看到别人的不足，却懒于去考虑自己是否做到了；或者严于律人，却往往宽以待己——这些也都很常见。

　　读书，譬如读《忆天涯》这样内容源自那些老知识分子、老学者的书，其实发自内心地应该有一种足够的幸运。现在各种各样的书太多了，代笔的也有，混日子的都可以出书——书是出来了，然而多半也就到此为止。有没有意义、有没有价值，并不为很多人所关心。但真正读书的人，却不能不考虑这个问题。时间毕竟是无比宝贵的，虽然未必一寸光阴一寸金，但却是一点一点地在减少。读书也需要耗费时间、耗费精力，那就要让这些时间、这些精力耗费得有价值才行。不然，不读也罢，还可以去干点别的有用的事情。

　　忽然想到杜甫的两句诗了：“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应该说，读舒芜的这本《忆天涯》仿佛也有这样的一种切身感受。一篇篇文章是舒芜写的，读的主体却有必要想一想，如果换成是自己，那又究竟应该怎样去做呢！确实，这是一个很有必要重视起来认真对待的问题。

　　所有这些，虽然似乎与《忆天涯》这本书的本意有所差距，却也相关。看别人的故事，思考自己的人生，其实也是一种反思的过程——这才是对自己好。

　　《忆天涯》读后感(五)：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

　　中国现代作家、文学评论家舒芜先生，在其回忆师友的散文集《忆天涯》中，将自己对几位挚友的回忆书写了下来，包括有台静农先生、柴德赓先生、杨国荣教授等等。

　　舒芜先生提到的几位老前辈于今日的我来说，是有些陌生的，所幸通过舒芜先生的文字，让我有机会认识了解几位民国学问家中的佼佼者。

　　台静农先生本姓澹台(Tán tái)，原名传严。是鲁迅先生为数不多的朋友中的一位。

　　1927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来到中国考察时，曾与刘半农先生商定，拟提名鲁迅先生为诺贝尔奖金候选人，由刘半农先生托台静农先生写信探询鲁迅先生意见。

　　鲁迅先生在致台静农先生的信中答道：“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奖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

　　这大概是中国作家第一次问鼎诺贝尔奖金之事。

　　鲁迅先生曾在评价台静农作品时说：“要在他的作品里吸取‘伟大的欢欣’，诚然是不容易的，但他却贡献了文艺；而且在争写着恋爱的悲欢，都会的明暗的那时候，能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的，也没有更多、更勤于这作者的了。”

　　据说，1932年鲁迅先生回京之时，五次公开讲演和两次座谈会，都有台静农先生陪伴。鲁迅先生在给许广平信中欣慰地说：“…静农、霁野…待我甚好，这种老朋友的态度在上海势利之都是看不见的。”

　　鲁迅先生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之时，收入了台静农的《天二哥》《红灯》《新坟》《蚯蚓们》四篇小说，台静农先生成为收人《中国新文学大系》作品最多的两位作家之一。

　　曾读过台静农先生的《新坟》。文章字数不多，四太太反复念及的：“哈哈，新郎看菜，招待不周，诸亲友多喝一杯喜酒！”是整篇文章的引子。

　　作品中的四太太是个苦命的女人，台静农先生借乡邻的口将四太太的遭遇说出来：丈夫四爷死后，五爷借奔丧之际占了四爷的家产。四太太好容易盼着儿子长大成人，又遇兵变，女儿被大兵强奸致死，儿子被大兵打死。多重打击之下，四太太终于疯了。

　　四太太每日在街上晃悠，有好心人送些吃食给她。她将儿子的坟地视作自己的家，有一日不知什么原因，坟起失火，四太太化成了灰烬中一个小小的黑团。

　　台静农先生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为读者讲述一个女人悲苦命运的同时，也将乡邻们的愚昧麻木刻画了出来。

　　如此细腻深刻地批判写作手法，或许正是鲁迅先生视台静农先生为挚友的原因之一吧。

　　舒芜先生在文章中还提及台静农先生的一桩“可爱”事。

　　事情是这样的。抗战胜利后，报上登载国民党政府教育部要奖励一批老教授，给予一种什么荣誉。台静农先生听说了这件事情之后，非常恐慌：“这怎么办呢？教一辈子书，得他们这么一个奖，叫我怎么见人呢？”

　　舒芜先生对朋友的回忆充满了知已难求的深情，能够有一位老朋友可以回忆已经是幸福，舒芜先生拥有几位可以回忆的朋友着实令人羡慕。

　　《忆天涯》读后感(六)：舒芜：天荒地老忆青峰 ——忆柴德赓

　　豪谈高唱不知慵，起看阶前月影重。 话到白苍山上事，天荒地老忆青峰。

　　述往丛书《忆天涯》 舒芜 著 方竹 编 北京出版社

　　柴祖衡、君衡兄弟二位见访，说今年是他们的父亲青峰（德赓）先生诞辰八十周年，要我为纪念集写一篇文章。我立刻答应了，我是该写了。

　　青峰如果活着，都八十岁了么，这使我大吃一惊。我总记得一九四四年我们在白苍山初相识的时候，我还是二十二岁的青年，青峰那时三十六岁，要按现在的标准来说，也还算青年，充其量也只是刚刚进入中年罢了。我们贴邻而居，朝夕相见，年龄相近，很谈得来，常常两人一同上街买米买菜，间或也同到黑石山赏梅花。我们都是“夜猫子”，差不多每晚都要谈到半夜，在一个小炭炉上用小陶壶烧开水冲茶，每一小壶恰好两碗，够一人沏一次，再要沏时再烧。后来他赠我的诗说：“剧谈吾可续，豪饮子宜先。”我赠他的诗说：“回首空山风雨夜，可能还结对炉缘。”说的都是那时的情景，“对炉”“豪饮”指烹茶和饮茶，并不如通常的用法指煮酒和饮酒。此情此景如在眼前，青峰如果活着竟已八十岁了么？然而青峰没有活到今天。“文化大革命”中，他受的磨难比我多，他是直接与翦伯赞连得上的“反动学术权威”，比我这个“摘帽右派”有现实价值，一九七〇年他在苦役中死去之年才六十二岁，比我现在的年龄还小四岁呢。

　　那么，我怎能不趁未死之年写出我说的话呢？死者已矣，我是说给生者和来者的。

　　我们相识在白苍山，那是国立女子师范学院的院址，在四川省江津县白沙镇。现在听说成渝铁路已有白沙一站，当时那地方却很偏僻，从重庆去，只能乘小火轮，溯长江而上约九十公里。晨发暮至，两头不见太阳，途中有险滩，覆舟惨祸时有所闻；从白沙去重庆则是下水，当然要快一些。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创办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之初，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院系调整时，并入西南师范学院，存在的时间很短。院址远离政治文化中心，抗战胜利后虽迁往重庆附近的九龙坡，其时的重庆又不是战时首都了。学院规模很小，一共只有六百多个女学生，当时除了延安的中国女子大学以外，纯收女生的高等院校似乎只有这一个，被人嘲为“女儿国”“大观园”。因为这些缘故，很多人不知道有过这么一个学院，知道一点的人又往往把它的名字错写成“白沙女师”，其实它的名称就是“国立女子师范学院”，不多不少就这八个字。当时也有人口头上随便简称为“白沙女师”，可是院名上本无“白沙”二字，而且“女师”似乎是中级师范学校，所以我们自己不这么简称，我们简称曰：“女师学院”，或“女师院”，甚至干脆叫“女院”。

　　现在回想，着实有些奇怪，那么一个历史短、规模小、地方偏、设备差的学院，不知怎么竟有一个很可观的教师阵容。院长是谢循初教授，教育系主任是罗季林教授，教育系还有鲁世英教授，作为师范学院的首席系的阵容就是如此。此外，英语系主任是李霁野教授，历史系主任是张维华教授，音乐系主任是张洪岛教授，数学系主任的萧文灿教授……都是各该学科里面数得着的。国文系的情形，我当然更熟悉了，历届的系主任是胡小石教授、黄淬伯教授、台静农教授。台原是国文专修科主任，魏建功教授则是国语专修科主任。这两个专修科与国文系关系密切，若分若合。魏后来又当教务主任，仍在国文系授课。国文系当时的副教授有吴白匋、宛敏灏、姚奠中、詹锳、张盛祥等，青峰是历史系副教授，实跨文史两系。他们年龄相近，青峰还是居于中间的，现在只有青锋先去了，别的几位幸而都还健在。当时女师学院各系的讲师助教，也是济济多才。歌唱家张权当时是音乐系助教，我有幸在女师学院学生大饭厅（一座大芦席棚里），听过她的独唱会，也许是她第一次举行独唱会吧。以上说的只是我在那里时的情况，不包括以前和以后的。先前历史系主任是梁园东教授，音乐系主任是杨大钧教授，在国文系教过的还有佘雪曼，在音乐系教过的还有郑沙梅，我去时都已经走了。我没有随学院迁至九龙坡，学院迁去以后，院长换了劳君展教授，听说还有萧蔓若、黄贤俊等先生到国文系教过，我都不在那里了。

　　总之，这是一个物质上很简陋而又很有学术空气的环境，我以一个二十二岁的青年，由黄淬伯教授的推荐，受聘去教书，给我的聘书上竟也写的是副教授，我实在很惶恐。大学的助教我当过，就是给黄淬伯教授当的助教，替他改作文习作，并未讲过课，现在跳过了讲师来当副教授，正如去年我在一篇小文中说的：“回想初登讲台的时候，心里真虚得很。那是一九四四年，自己明白只有高中二年级的学历，一年小学教师、一年半中学教师和两年半大学助教的经历，一下子就对着（有比我还大）学生讲起课来”，说的就是初到女师学院的情形。在女师学院的那几年，我是抓紧一切机会，向同事的前辈如台静农先生等好好学习，也抓紧一切机会向老长兄们学习，其中因贴邻而居，于朝夕相聚中承教最多的一位老长兄，便是青峰。我离开女师学院以后，曾作有《白苍山四君咏》，怀念我最难忘的四位：

　　午醉先生睡正酣，晚凉心事晚眠蚕。文章总向秋风哭，又到人间歇脚庵。

　　（台静农伯简）

　　横眉向我说无生，下智昏尘听未明。进退去来宁有碍，转看破衲是非情。

　　（罗志甫破衲）

　　四十生涯浪漫过，青衫落拓伴清歌。词人枉自留灵锁，一例匆匆可奈何。

　　（吴白匋灵琐）

　　豪谈高唱不知慵，起看阶前月影重。话到白苍山上事，天荒地老忆青峰。

　　（柴德赓青峰）

　　入洛机云未敢俦，追随端属少年流。他时感旧渔洋集，可附狂奇左道楼。

　　（余曾有室名曰左道楼）

　　诗不成诗，人却是永远难忘的。“天荒地老”不是泛泛之言，里面还有一段故事。

　　话还是得从“豪谈高唱不知慵，起看阶前月影重”说起。

　　一九四四年我来到女师学院，已是残秋。下船后上白沙镇码头，再走出镇街，还得走五六里路，才到白苍山。女师学院便建在山上，无非是几十排土墙瓦顶的校舍，还有一些更简陋，是编篱糊泥的，学生的大饭厅干脆是个大芦席棚，开会时则用作大礼堂，所以张权女士在那里举行独唱会。电灯当然没有，点的是严监生那种桐油灯，夜行则用纸糊小灯笼提在手上。巴山多雨，通常夜雨昼晴，伞固然不可少，更不可少的是当地出产的桐油的钉鞋，走在任何泥泞的山路上都很把稳，虽不美观，女学生们却不得不穿。学生宿舍在半山以上，那座芦席棚的饭厅兼礼堂靠近山麓，每当雨后她们下山来吃饭时，几百双钉鞋的声音之流，以及晚间开什么大会时，几百盏手提小白纸灯笼的光影之流，我以为可称白苍山的两景。我曾有一联诗句：“半山灯火清歌里，一径蘼芜薄醉时。”不一定就是写这两景，然而不妨说有这两景的影子在内。我们当教师的还多一项随身法宝：“手杖”，这也是雨后和夜间山路上有很大用处的；我尤其行动不离，为的是要显得比实际年龄尽量老些，较便于置身在女子学校之中，置身在老长辈老长兄的行列（当时我不得不把年龄报成三十，实际年龄二十二岁）。有一次我和青峰一同到镇上去，他还带着女公子令文，那时还是个小女孩。我说：“你看我们两人，一样的钉鞋，一样的手杖，一样的小灯笼。全是一样；不一样的只是你戴了眼镜，还带了一个女儿。”他说：“眼镜也许你不久就会戴上，只是你要有这么大的女儿，却不是一年两年的事。是不是丢掉这根手杖吧，还可以快一点。”那时我还未婚，他开这个玩笑，大概是猜到了我手杖不离手的用意。

　　我们从初次相识，到能够这样闲谈开玩笑，没经过多久。我们的宿舍是贴邻，我第一次看见青峰，是到校次日礼节性拜访同事的时候，他正坐在小竹凳上洗一大盆衣服，璧子夫人手上生湿疹，不能下水，全家老小七口的衣服都是青峰包洗，他一面揉着搓着，一面兴会淋漓地和我谈着，没有一点辛苦狼狈的样子。这个初次印象，我是非常深切的。后来二十年的交往，证明这个初次印象没有错，青峰什么时候都是那么精神奕奕、兴高采烈，至少在我心目中这是青峰一贯的形象，此刻我在记忆中怎么搜寻也没有他意气消沉、怨苦叹惜的形象。

　　其实，我们初识时，青峰是很辛苦的。抗战爆发，平津沦陷，青峰留在北平，在辅仁大学教书。当时留在北平的高等院校中，辅仁大学和燕京大学因为是外国教会办的，还有中国大学那种私立大学，没有被敌伪政府接管，不算伪校。可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伪势力对辅仁大学的压迫日益加重，青峰忍受不了，终于偕同璧子夫人，携带四个儿女，冒险潜逃出来，投奔抗战大后方。经过西安，辗转来到白沙，大约也是一九四四年下学期，他到校就在我之前不久。这一路的辛苦不必说了，一点积蓄也用完了，当时国统区正是经济混乱，知识分子生活困难之时，青峰一家六口，加上一位岳母老太太，负担之重超过了女师学院我们相熟的几家中任何一家。这里情形他对我从不隐讳，可是他和璧子夫人仍是什么时候都那么兴致勃勃，高谈大笑。他们对于国统区的黑暗，对国民党政府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特别失望和愤怒，时时痛斥，可是并不羼杂着旧知识分子的“恨恨而死”和小市民式的“愤愤不平”。这种态度，尽管我自己做不到，或者说，正因为我自己做不到，我特别地欣赏。我初到白苍山，冷雨连绵，心情就很坏，有句云：“雨洗苍山白，天招下士魂。休歌迎子夜，按剑对黄昏。”可见一斑。难得一个初冬下午，天放晴了，我独坐在室内，听见青峰在隔壁大声吟诗：“城上斜阳画角哀，沈园非复旧池台……”这是陆放翁的沈园诗，也是我一向爱吟的。我便走过去谈天，他将他的诗稿拿出来给我看，我才知道他自己作的诗就是放翁一路，所得很深，入蜀途中诗作特别亲切有味。谈着谈着，他忽然提议我们各自回房间去作绝句四首，交换了看过，再同去黑后山看梅花。我作的末一首便是以这样两句作结：“等是无聊消永昼，不如乘兴探梅花。”这可以就是我们“以诗订交”之始。我那句“豪谈高唱不知慵”，企图写出他老是兴致勃勃的形象，本来该是“高吟”，限于平仄改为“高唱”，勉强可以通融吧。后来我又有赠他的诗云：“高吟嵯峨纪剑门，当时倾听几晨昏。”就是指拜读他的入蜀诸诗，中有《剑门》一首他自己很得意，我也很欣赏。

　　青峰多才多艺，吟诗之外，写得一笔好字，是二王一路。启元白先生和他是同门好友，都是陈援庵（垣）先生的高足弟子，我第一次知道“启功”这个名字，便是由青峰给我看一把扇子，上面有启元白先生写其自作《论书绝句》，中有一首云：“大地平沉万国鱼，昭陵玉匣劫灰余。先茔松柏惧零落，肠断羲之丧乱书。”我至今还记得。青峰写应用文字，笔下很是来得快。后来女师学院师生反对国民党政府教育部的风潮中，大家推青峰为教授会的秘书，专门同教育部笔战，很是得力，这成了他被教育部解聘的原因，亦即“天荒地老”云云的本事了。

　　青峰是史学家，我从他得益的主要是史学方面，更确切地说是文史哲相通相关的方面。我不治史学，年轻时学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是学过的，对几位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史学者的论著，对他们争论的问题，例如什么是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封建社会始于何时之类，也曾钻过一阵，我还遵照鲁迅的教方，对野史笔记，特别是南宋、明末、清末的野史笔记，一向留心，也培养出了兴趣。除了这些之外，近代现代史学家，我所知极少。如果说王国维、陈寅恪、顾颉刚、章嵚、钱穆、孟森、邓之诚、萧一山、陈恭禄他们的著作，我或者读过一两部，至少翻查过，至少在书架上见过的话，不知什么缘故，唯独于陈垣，几乎一无所知。认识青峰之前，我只见过陈垣的《中西回史日历》和《二十史朔闰表》，由于没有需要，从未翻检过，从不知陈氏还有什么著作。胡适的《校勘学方法论》我看过，印象不深，更记不得那是为陈氏的《元典章校补释例》作的序言了。我与青峰的相识，恰好弥补了我这个缺陷。陈垣的几篇著名论文：《元西域人华化考》《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通鉴胡注表微》，现在我记不准这几篇是当时从青峰处借读的，哪几篇是后来才读到的了，但当时都从青峰口中常听到提起。但《明季滇黔佛教考》则是确实当时读过的，陈寅恪所作的小序，也是青峰向我极力推荐的，其中如“先生讲学著书于东北风尘之际，寅恪入城乞食于西南天地之间”等语，至今尚能背诵。去年黄裳特地著文推荐陈寅恪这篇序，眼光确实不差。

　　话说回来，青峰给我最大的教益，便是使我略能望见陈垣之学的门墙。我知道，陈门弟子的入门第一步功夫，是从头到尾点读《资治通鉴》，从这一步入手，以后便不至于放言高论，游谈无根。陈氏自己那些论著，都是用了“竭泽而渔”的方法，网罗了最完备的材料，处处凭材料说话。他引用材料，往往动辄便引录全篇文字，起初我很奇怪这种做法；青峰解释道：“摘引容易断章取义。现在全引出来，即使引用者有误会之处，也易于得到纠正。”我非常佩服这种严肃态度。陈氏是治中国宗教史的。但是他那些著名的论文，并不着重宗教的神秘的方面和教理教义的玄虚深奥的方面，而是着重在宗教的政治社会背景和作用，宗派的断续存亡，教徒的生活与矛盾等等现实方面，其实这才是真正的宗教史，而不是教义史或宗教哲学史，这是陈氏的创造性的独特贡献，至今似乎还没有第二人。我不治史学，而在这种地方文史哲之会通，受益尤多。陈氏史学，又特重民族思想，《通鉴胡注表微》当然是代表作。我是由青峰的鼓吹才懂得看重清人全祖望的《鲒埼亭集》，他用了桐城义法，一篇一篇地给全祖望改文章，于是我更懂得桐城义法完全是另一路，也更对桐城义法失去了信心。文史不分家，是中国的好传统，陈氏史学是这样，青峰身上也是这样体现出来的。前面说过青峰作得一手很像样的放翁一路的诗，写得一手很像样的二王一路的字，原来这也是很多陈门弟子共同的。我还知道，陈氏史学固然是高度的专门之学，而同时又很讲究博雅，陈氏曾将《四库全书》全部翻检过一遍，这是艺林佳话，我最初亦即闻之于青峰。青峰自己讲授“史学要籍解题”，并曾对《书目答问》做过深入研究，都是博雅的表现。我本来遵照鲁迅的教言，很喜欢拿了《书目答问》来检索或闲看，现在遇到一位专门研究者，加以台静农当时也常说，新文学书也要有一部《书目答问》才好，引得我暗自想过把这个任务担当起来，虽然太无自知，也可见受影响之深了。

　　除了论学，青峰谈得最多的是沦陷后北平高等教育界的情形，例如高校中有伪校与非伪校之分，后者就是外国教会办的和中国人私立的高校，他们如何在困难条件下抵制“伪化”，坚持民族气节的教师如何集中在这几个非伪校里艰苦撑持，等等。这些都是大后方不大知道的，我有幸听青峰谈说，至今这方面的知识，在抗战期间大后方的人们当中，大概可算是较多一些的。

　　青峰笃于师生之谊，常向我谈起“陈老夫子”（指陈垣）的立身治学的许多逸事，这里不一一举出。有一件事给我印象特别深刻，却不是青峰谈的，而是台静农谈的：说是有一次北京大学一个学生写了一部《中国新文化运动史》，到教师休息室来请胡适为之题签，陈垣当时也在那里，笑道：“这真是请宋江来题《水浒传》了。”

　　我们当时活得很清寒，然而有朋友之乐，又似乎活得很高兴。然而这局面并不长久，一九四五年日寇一投降，抗战一结束，大局的变动引起了小局的变动，女师学院便因“复员”问题爆发了反对国民党政府教育的风潮。

　　所谓“复员”，当时是指抗战期间原由何处迁入大后方的机关团体学校，抗战胜利后迁回原处。凡列入“复员”计划的，交通工具由政府统一安排；个人回家乡的也称为“复员”，但那个时候个人挤购车船票，难于上青天，所以凡说“复员”还是主要指机关团体学校而言。女师学院是抗战期间新办起来的，它的原址就是四川省江津县白沙镇，本来没有“复员”问题。但当时全国师院学院，院名之上皆冠以省名或市民，只有两个是秃头不冠地名的，一是“国立师范学院”，通常简称“国师院”或“国师”，初在湖南蓝田，后在湖南南岳，钱锺书小说《围城》即以在蓝田时的该校为背景，另一个就是“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当时如此命名，似有意要以此二校为全国师范学院的首席次席，将来随着中央政府走，据说教育部某大员对女师学院生做过这类的许诺。抗战胜利之后，女师学院招生，无论外省人本省人，一致切盼教育部兑现这个诺言。外省人切盼早日离开困守八年的四川，本省人大部分也切盼早日走出夔门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大家希望新的院址靠近南京，院长谢循初教授是当涂人，所以当时有过一种传说，新院址就在采石矶云云。不料教育部正式决定下来，女师学院迁是迁的，却只是迁到重庆附近的九龙坡，那里是上海交通大学的战时校址，现在交通大学“复员”回上海去了，遗下的空房子就让女师学院搬进去。这个决定激怒了女师学院的师生，学生会宣言罢课，教授会跟着宣言罢教，态度都很坚决。教育部当时为什么如此决定，表面理由之下，似乎有一个用意，就是当时全国大学生对国民党政府不满，民主运动方兴未艾，所以有必要尽可能不让高等院校聚在几个大城市里。例如素有“西南民主堡垒”之称的桂林师院，抗战胜利后被强令迁到南宁，桂林当时是广西的省会，南宁不过是一个边陲小城，进步师生都认为是要把他们“装进闷罐”，也曾激起长久的强烈的风潮。女师学院的风潮，没有那么强烈的政治性，也许正因此，在学院内部更便于团结最广大的群众。青峰当时任教授会的秘书，起草各种宣言、启事，与教育部公开笔战，真是所向披靡，驳得对方招架不住。最后，教育部只好下令解散女师学院，撤了院长谢循初的职，另行指派一个以伍叔傥为首的“院务整理委员会”来实行镇压，规定学生赞成迁往九龙坡的向该会去登记，否则该会不承认其学籍；教师则由该会换发新聘书，但是有几个被认为祸首的，不发新聘书，也就是予以解聘，台静农、宛敏灏和青峰都在解聘之列，我算是得到了新聘书，却也不想到九龙坡去了，学院搬走后我便留在白苍山了。

　　这是一个“食尽鸟投林”“树倒猢狲散”的局面。学院搬走了，青峰全家去重庆另找关系弄车票去了，最后，偌大一个白苍山，只剩下台静农和我母子这两家，还有白苍山隔溪的桂花庄宿舍区只剩宛敏灏一家了。那是一九四六年夏初的事。青峰既去之后，忽然又有什么事回到白沙空山上来，盘桓数日，他有留别一绝云：“惊心草木无情长，回首弦歌未易哀。流水高山君且住，天荒地老我还来。”这是他的诗里我最喜欢的一首，说到这里才算说清楚我那两句“话到白苍山上事，天荒地老忆青峰”的本事。

　　起先我欣赏的还偏重在“流水高山君且住”一句。青峰去后又过了若干日子，一个晚上，台静农邀我到图书馆一带去散步，那原是每晚坐满了学生在夜读，门前收拾得很整洁的。不料一二十天无人收拾，树枝便长得伸进了空屋的窗内，满地乱草，抬头不见夜空，只是从树叶缝里闪现出朦胧的月影，我们吃了一惊，默默地赶快走开，颇有点“大观园月夜警幽魂”的意味。台静农后来在一篇文章里描写道：“槐阴蔽道，鼯鼠当阶，昨犹弦歌，今若败刹”，原来那时我因为一直未离开，眼睛习惯于渐变，还不怎么觉察，青峰走开了一段再来看，已经看出草木的无情怒长，有惊心动魄之感。这样，我才特别欣赏“天荒地老我还来”一句，一点也不是夸张，十分恰切地写出了他的深挚珍重的友情。

　　“天荒地老忆青峰”忆的就是“天荒地老我还来”的青峰。此后，他回到北平，我在徐州教书，一九四七年五月我从徐州来北平小住经旬，我们别后重逢，青峰有《喜方重禹自徐州至》五律四首见赠，首首都极有真情，前引的“剧谈吾可续，豪饮子宜先”一联即在第四首中。一九五三年我由南宁调来北京，直到一九五五年青峰由北京调苏州，那几年中，我们都是解放初斯的那股劲头，各自忙于工作，同在一地而相见不多。“文革”前夕，青峰正在北京，一九六六年大约四月间，我邀青峰到我寓处来，同时邀了周绍良先生，他们同是陈门弟子而不相识，我给他们做了介绍，那是我和青峰最后一见。不久，我进了“牛棚”，听说他被掀回苏州，从此我们断绝了音信。一九七一年秋，周绍良由文化部咸宁干校专程到北京参加陈垣追悼会，回干校后，我问他见到柴青峰没有，周绍良说柴青峰已在“牛棚”中死于急病了。这些经过当中，可以回忆的事也还不少，但总不如从白苍山初见订交到“天荒地老我还来”那一段那么朝夕相见，那么对我有深切的教益。所以我这篇回忆集中地写了那一段，希望多少写出亡友的学行的一些活的风貌，特别希望他的学生们子女们能学到他的无论何时都是“豪谈高唱不知慵”的精神，学到他的“天荒地老我还来”的精神。

　　本文选自《忆天涯》，原标题《天荒地老忆青峰 ——忆柴德赓》

　　载于《中华读书报》2020年2月5日1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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