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平城时代》是一本由李凭著作，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55.00元，页数：41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北魏平城时代》精选点评：

　　●以前研究北魏的著作，历史叙述主要都是赞美孝文帝的南迁汉化，也就是拿汉人本位看北魏历史，而李凭这部书以鲜卑人为主体，赞美北魏在平城时代的功业，称这是中华民族史上一个辉煌的历史时期之一，北魏的前期历史也取得了匹敌东晋南朝的历史地位（感觉甚至要更高一筹，李凭他称北魏为【魏朝】），田余庆他几个徒弟真能赞赏北魏。

　　●抽丝剥茧般挖掘出了北魏历史中那一段段被隐瞒的故事和真相，令我眼界大开。

　　●作为一个大同人，对那段故土最辉煌的时代感到自豪，但也体会到了那种落日的余晖，在鲜卑族汉化封建化的过程中，平城不过是历史的匆匆过客。 拓跋珪离散诸部初建皇权，到建立子贵母死制，太子监国制来巩固皇权这一历史过程，但这却引发了一定的反作用:保母制度，太后临朝称制；但即便这样，仍然阻碍不了皇权作为统治中心，这是一个部落联盟形态向封建化国家转变的重要一步，当三长制取代宗主督护制，完全消灭部族因素时，平城作为过渡阶段的历史使命也就完成了。 平城时代，是这片区域历史上最荣光辉煌的阶段，虽然只是历史的匆匆过客。

　　●嗯，大同简直是灵魂故乡之一啦

　　●真像推理故事，剥茧抽丝火眼金睛，不迷信权威敢质疑前辈，其实本没有历史，只有历史学家，他说的不对，另一个他说的就一定对么，错误的线索自然推导出错误的结论，考古能确认某些结论，然而后世只可窥一斑而无法知全貌，

　　●严谨细腻平实，相比之下李硕那本书自由心证的地方太多，惜乎学术文字与阅读的趣味性难以兼容。

　　●我当成八卦来读了，情不自禁啊：爷爷把儿媳妇娶了，孙子变儿子；儿子因为皇帝要杀母最后母子合伙把皇帝老爹杀了，太子生母无一没有不被杀的，杀了娘还有保姆，最后竟演变成乳母（保姆）当权；还有把母亲的妹妹娶来当妃子的皇帝......严肃的历史书就这么华丽丽地演变成宫廷八卦史，哈哈。

　　●算是解了了解北魏拓跋氏故实的心愿。作为行外人，提点小小意见，作者用足“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之方法，不过，在许多问题上，“大胆的假设”是有了，却因原始史料的缺失，事实上是无法确凿求证的，但作者仍是下了结论了。我有些担心，这并非建立在史料证据之上的结论，如果失误，岂不是一连串的环节皆会坍塌？（不是历史专业，但对考据式研究方法也略用一二，总是担心推理无扎实材料支撑。）

　　●挺不错的一本著作，只是没有田书带来的惊艳感。

　　●大同自驾游必备读物。

　　《北魏平城时代》读后感(一)：拓跋宏的原始积累

　　读历史，读原典不读论著则罔，读论著不读原典则殆。论著的意义正是在于将浩如烟海的史书古籍按主题作精选汇编，形成体系，免去了读者没有头绪地史海泛舟的痛苦。

　　当我们提起“北魏”，首先想到的往往是名垂千古的孝文帝改革，是秉笔直书的崔浩，是文明太后的风流过往；当我们谈到“平城”，可能会想到云冈石窟、大同古城，也会想到纪录片《中国市长》。然而北魏平城作为北朝历史上无法忽略的一页却由于终结这一时代的“太和改制”过于光芒耀眼而在历史长河中变得默默无闻。

　　李凭教授的《北魏平城时代》讲述的历史并不长，但其厚重之处在于对出自各家繁杂的史料细致入微的考据和严谨的推理，试图厘清历史的真相，一个游牧民族演变为中华封建王朝的图卷清晰展现出来。从年幼的拓跋珪戴罪入蜀到重返代北建立王国，道武帝立下残忍的“子贵母死”的心理轨迹，北魏建立起长期化的太子监国制度却最终引发东宫与皇权的激烈矛盾，为了限制后权而用保母养育太子最终却导致文明太后临朝称制使后权完全压制了皇权，教科书上同舟共济的孝文帝与祖母冯太后在历史上却有着不共戴天的仇隙与阴云密布的猜疑……

　　对史料的考据也正是历史的魅力所在，难以回到过去的现实条件下，对隐藏在文字中间各种线索抽丝剥茧，看着历史的真相一步一步浮现在脑海之中。当然，无法考证的疑惑不可避免，换个角度去想，这种“接近真相却又无法得到真相的遗憾”或许也是历史的另一种魅力吧。

　　《北魏平城时代》读后感(二)：平城時代的偶然和必然

　　起自东汉末年的董卓之乱，以及后来的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导致中原地区历经了三次大规模不间断的动乱，汉族人口锐减四分之三。胡族趁势南下，大有变中原大地为牧场之势。但北魏王朝的出现扭转了中原地区不断混乱的局面。

　　如果说北魏的历史意义在于平城时代，那么平城时代的价值就在于太和改制，而太和改制的首功之人就是文明太后冯氏。人们总是津津乐道于孝文帝拓跋宏的汉化改革以及由此所开创的洛阳时代，却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太和改制以及它背后的倡导者文明太后。也许因为冯氏是女人，所以历史学家总是把目光聚焦在关于“母后干政”的话题上。即使是本书作者也不吝篇幅地详细介绍了这个专题。其实从胡族社会的角度看，女人从政并不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反倒让我觉得不解的是，在汉文明处于最低谷的时候，胡族非但没有趁胜胡化汉族地区，拓跋鲜卑反而成为“胡化的终结者”。这不得不让人感叹汉文明强大的生命力和向心力以及历史的眷顾命运的垂青。

　　每个时代都有它的历史意义，每个时代的历史意义又止于这个时代赋予它的责任。平城时代是光辉的，它既是胡族社会汉化运动的阶段性总结，又是汉胡文化互相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局面的发端。从这个角度看，平城时代又是承前启后的。既然要启后，那么就必然会在适当的时机退出历史舞台。我以为，平城时代的终结既是历史的必然——中原经济已然在恢复，大同盆地自身的局限性已经不能满足历史发展的需要，同时又有历史的偶然——孝文帝拓跋宏急于摆脱文明太后的阴影，远离她苦心经营多年的势力范围。我想，从一个年轻的刚刚夺回原本属于自己的皇权的最高统治者的视角来看，无论他多么雄才大略，后者在他心目中的分量绝不会低于前者的力量。

　　历史总是在必然和偶然的交织中前进，每个历史人物都有可能凭借自己的力量改变历史的进程。所以，历史本身是不会有轨迹可循的，它的每一次滚动都是偶然的，然后人们在这种偶然中找到必然的因素。也许我们只有承认历史的偶然，才能更好地认识它不规律的躁动。

　　《北魏平城时代》读后感(三)：政治史研究的一点思考

　　田余庆的几个学生里，风格最像田的估计就是李凭，可惜除了本书作者也没有第二本有分量的著作了，尽管经典著作一部足矣，但以作者的名望来说还是不太相符。从传统政治史角度而言本书无疑是近乎完美的，但我个人对这种研究方法越来越质疑。

　　记得前几天曾有人谈起《史记》中的一些对话司马迁如何知道的，众所周知许多同类言论只是史家根据当时的状况推测或依据传闻而写下的，因此同样的对话在不同史料中往往会有差异，说明古人对于这种言论的严谨性并不特别看重，那么依据这些言论再进行字里行间的推测，其风险度应值得警惕。尤其涉及到宫廷秘闻，不会有太多核心史料留存下来，否则也就称不上秘闻。如果史书中处处留有破绽，那么该检讨的不是史书问题，而是研究者是不是太过先入为主，以至阴谋论丛生？

　　这些年读了不少近代史的著作，很多秘闻即便有大量史料佐证也往往难以说清楚，因为即使当事人的回忆也未必靠谱，更何况中古时期史料本来就稀少，其状况堪忧，绝不能揣之过深，否则难免会有陈寅恪所论“其言论愈有条理系统，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之嫌。

　　举个最简单例子，以拓跋绍杀父夺位那段为例，引《魏书》卷16《清河王传》云：

　　“绍从门扇间谓群臣曰：`我有父，亦有兄，公卿欲从谁也？`王公已下皆惊愕失色，莫有对者。良久，南平公长孙嵩曰：`从王。`群臣乃知宫车晏驾，而不审登遐之状。唯阴平公元烈哭泣而去。”

　　且不说这里涉及鲜卑语，能否正确传达拓跋绍的话语本身就成为一个问题。就按作者所说这里的“父”应依据《资治通鉴》改为“叔父”，那有一个问题尚需厘清，既然拓跋绍已将拓跋烈列为潜在的皇位竞争者，那拓跋烈为何敢做“哭泣而去”这样的过激举动，难道不是增加嫌疑么，更何况拓跋烈后来显然是受到拓跋绍的信任，因此才派他去除掉拓跋嗣，以至于成为拓跋绍失败的要因。因而拓跋烈在当时真正的表现是否是后来史书的避讳便值得思考。而且从史料本身来说，说成“父”也并不像作者所说的那样矛盾，因为史书有“群臣乃知宫车晏驾，而不审登遐之状。”一句，当时拓跋绍当然不会直接告诉群臣拓跋珪已死，而仅作为判断群臣立场的一个试探，否则群臣在长孙嵩的那句话前便会知道拓跋珪已死了。因此把“父”改为“叔父”反倒与原文语境不符。更何况拓跋烈与拓跋珪的关系也是建立在周一良的推测之上。这使得本书不少看似推断精准的结论不啻建立于火山口之上。

　　总之中古时期的政治史研究，下结论做推断时还是尽量慎重为好。史料批判工作不仅要建立在细微之处更要关注全局，注意史料上下文想要传达的总体意涵，不宜割裂。

　　《北魏平城时代》读后感(四)：重读

　　上个星期看田余庆先生的《拓跋史探》，田先生说自己研究的动机之一是自己的几位博士学生都选择以北朝为论文选题，他作为导师要跟着他们转才进入到“子贵母死”的题目里，深究了好些年。本书的作者李凭就是那几位博士之一，他在书中的看法和观点与《拓跋史探》中田先生的观点有相同也有不同。田先生的目光投向道武帝之前“子贵母死”制度的由来与发展，李教授则发展了田先生的看法，子贵母死之后是太子监国，太子监国之后是乳母干政，乳母干政结束冯太后执政前后长达二十余年。冯太后死，孝文帝亲政不到三年即迁都洛阳摆脱祖母势力全面推行汉化，北魏平城时代结束，本书也停笔于此。 拓跋氏的皇权和后燕一样利用苻坚淝水大败的机会回到故地复国。拓跋部长期以来都有后族执政的传统，后族的势力也都很强，故道武帝实行“子贵母死”制度来防备母族势力强化皇权。这一问题田先生的考证极为精彩，二人之间对诸如拓跋珪幼年是被徙蜀地还是养于独孤部之类的细节有分歧，但是这不影响二人做出的相同结论。田先生停在“子贵母死”的问题上，怀疑着文明是否都来自残酷。李教授往前走了一步，平城时代才刚刚开始。通过政变得位的明元帝沿用“子贵母死”的同时又法于汉家典籍设立出“太子监国”。明元帝在生前用太子拓跋焘为监国处理国政，目的和其父亲道武帝一样都是为了巩固皇权的。李教授发展了周一良先生的说法，道武帝的兄弟有了三位，是兄终弟及还是父死子继？母族执政，太后如果有几个儿子肯定是希望他们依次居位，道武帝消除了母族势力，皇位之所归必然是传给儿子。道武帝晚年就有了兄弟相残、父为子弑的惨剧，明元帝时代“太子监国”的目的一方面是告诉天下大位有人，皇位继承不会实行兄终弟及；一方面让太子习于政务，树立权威，等皇帝死后可以平稳完成权力交接。明元帝时代“太子监国”制度执行的很完美，但是太武帝时代由于太子晃监国日久，东宫势力庞大和太武帝的皇权之间矛盾日深，终于酿成惨祸。读史者可为一叹。 田、李二人的分歧还在于对“保太后”的认知上，田先生认为乳母太后并无实权，而李教授则说乳母“权倾内外”。道武帝本想以“子贵母死”压制后族，却不曾想这一规则有着巨大的漏洞，乳母、嫡母相继被尊为太后。文明冯太后先是以皇太后身份，后以太皇太后之尊执政，皇帝垂拱而已，皇权衰落如此这是道武帝未曾料到的。李教授在冯太后的章节里驳了部分学者认为孝文帝为冯太后亲生子的看法。孝文帝对冯太后极为不满，他不愿意在祖母坟陵的阴影下执政，更不愿意死后自己会以陪陵的方式继续陪侍祖母。所以他急于迁都，葬在洛阳。 北魏皇权初建，要消除母族势力，要完成父死子继，故追汉家故事弄出“子贵母死”和“太子监国”两套制度，“太子监国”因拓跋晃之死仅存两朝就结束，“子贵母死”却由为太后者操纵利用一直延续到宣武帝时代方才告终。由野蛮到文明，从部落到帝国。北魏的历史是一个很好的观察对象，隋唐的皇权是从北魏而来。母族势力和兄终弟及对皇权的威胁在隋唐两朝我们还能看见。历史不断的发展，始终不变的是人的欲望。为传给儿子而杀死兄弟，为儿子能顺利接班而杀死妻子，道武帝沾满了亲族的血，他自己呢？被亲生儿子所杀。你们这么做都是为了什么？

　　《北魏平城时代》读后感(五)：一个时代一段路

　　李凭老师的《西周的灭亡》我没坚持全部看完，这部《北魏平城时代》我倒是翻完了。

　　原归正传，李凭的《北魏平城时代》写的是公元398年游牧民族鲜卑拓拔部的北魏平城政权发展历程。这段时期像是一个过渡时期，其政权特点可以被概括为半汉化半胡化。

　　作者以时间为线索，向读者描写了北魏平城政权发展时期的几个时代主题:皇权初建、太子监国、乳母干政、太后听政。以及后来的附录:平城历史地理和宗主督护。

　　公元398年至公元494年近百年的时间里，北魏从一个野蛮的部族联盟政权演变为强大的专制国家。从稚嫩走向成熟，小小的大同盆地已经容纳不下意气风发的北魏国家。孝文帝南下洛阳，完成了政权的蜕变。

　　道武帝推行离散诸部，促使北魏统治下的大部分游牧部落的组织瓦解，加速了这些部落的产业由游牧向农耕、半农耕转化和部落内部阶级分化的进程在汉族士大夫的帮助下初步建立了国家机器。但改革一定不会使所有人满意，被侵害利益的贵族们一有机会就反抗。道武帝大杀开戒，但适得其反，弄得朝野上下人心惶惶。此外皇位继承也困扰着道武帝。

　　太子监国制度使的由皇位的继承从兄终弟及到父死子承。但这一制度在无形之中却形成了两个权力中心，引起皇帝与太子之间的尖锐的矛盾，最终导致了一场严重的政治危机。

　　李凭先生通过考证在周一良先生研究的基础上发现了北魏初期的一段逸事的真相。

　　道武帝早年的经历让他创立了子贵母死制度，意图遏制母权干政。然而事与愿违，皇帝被乳母和太后先后控制，皇权一直受到压制。

　　大同盆地这一边陲地区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一个阶段载入史册。大同盆地的开发伴随着拓拔部从草原走向中原的一个中转站 ，经济的发展、民族的融合、政权的汉化是大同盆地开发的副产品。

　　汉族传统文化与游牧民族在大同盆地这块地方相互激荡，融为一炉，实现了中华文明的升华。

　　作者从历史地理的角度考证了平城畿内城邑的沿革，总结出平城畿内城邑发展的三个阶段的结论。大同盆地四周环山、山间关隘错峙，农耕与游牧并行不悖，共同发展，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发展。大规模的开发与大量的移民进入是分不开的。当大同盆地的人口承载力小于实际人口数时，北魏政权的发展遇到了瓶颈，这也就意味着平城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一个时代悄然离去。

　　附:宗主督护的讨论。中原坞壁林立，豪强势力的豪侠风尚在社会动乱时期对社会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庇护农民、维护地方秩序），但社会安定统一后豪侠风尚成为无政府主义的消极因素和封建割据势力的催化剂。宗主督护实质上是北魏政权对汉族豪强地主羁縻。是对既有地方势力的承认。给与地方豪强政治经济特权，换来对中央政权的支持。中原地区豪强地主上交的赋税取代掠夺和游牧成为主要来源时，推动北魏政权向下一阶段发展。宗主督护随后不能适应社会发展（与政府争夺人口和赋税），三长制使国家政权渗透到地方，但改革仍然有局限之处，地主豪强势力仍然存在，成为历史发展的一股潜流。

　　游牧民族贵族、地方豪强、高门大族、皇亲国戚、汉人寒门各种政治势力你方唱罢我方登场，而伴奏曲则是中华民族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寻找历史的出路，走上历史的巅峰，迎来伟大的隋唐帝国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