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中篇小说呈现这样一种特点，即心理结构（描写）与情节结构（描写）相结合，并且心理结构（描写）大于情节结构（描写）。王蒙的探索创新是对新时期文坛的重要贡献，因此，被评论称为“东方意识流”。
《蝴蝶》是王蒙的一篇充满反思力量的佳作。小说的主人公张思远，是一个带着自审自责意识反思灵魂异化的独特的艺术形象，是一个真诚的少见的反思主体。张思远原是八路军的指导员，进城以后，由军管会副主任一直到市委书记，职位一天比一天高，生活一天比一天舒适，头脑中的阶级斗争的弦也一无比一天绷得紧，而与人民的距离却一天比一大远，这是一个由人民的公仆异化成了人民的老爷的过程。他是一贯的左派，一贯革别人的命。“他主持了一个又一个运动，眼见着一个个神气活现的领导干部一夜之间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可是，到了文革中，他却被别人革了命。批斗、挨打、低头认罪、最后是进监狱。这一切使他有恍若梦中之感，自己到底是低头认罪面目可惜的走资派，还是气宇轩昂、神采飞扬、大权在握的张思远，也使他百思不得其解，“也许是一场噩梦，一场差错，是一次恶狠狠的玩笑。”当他走出监狱的大门，是一只孤独寂寞的蝴蝶，他不再是什么了也什么也没有了。在那个遥远的小山村中，他是背着粪筐走在崎岖山路上的老张头，是爱吃老乡家那缸民国十八年老汤腌的老咸菜的老张头。在劳动中，他发现自己真实的存在，发现躯体中奔突的生命力，找到了自己的价值，他与乡亲们亲如一家，是名副其实的老张头。恢复工作以后，重进市委大院，不断升迁，一阔脸就变，他又拉长声音说话了，当时，他的脸红了。他发现自己变了，于是，他要找回他失去的东西，找回他的魂。“他是‘老张头’，却突然变成张部长吗，他是张部长，却突然变成‘老张头’？”人生沧海桑田，官场升降沉浮，这一切使人想起那个古老的传说，“庄生梦蝶”。庄生梦见自己变成了蝴蝶，醒后却弄不清自己为何物，不知是庄生变成蝴蝶，还是自己原本是蝴蝶而在梦中变成了庄生。张思远也面临着同样的困惑。然而，张思远不是庄生，他终于找回了自己的魂。在张书记，张老头，张副部长之间他发现一种联系，就是与人民群众息息相连，这是“一座充满光荣和陷阱的桥，”只有使这桥坚固而又畅通无阻，才能守住自己的心，守住这颗不再变异的灵魂。这个魂，就是与人民的血肉联系，是一个共产党的干部最宝贵的品质。这正是小说所要启发人们思考的严肃的历史性课题。张思远生活中前后两个女性，也是把握张恩远灵魂异化的重要方面，他与第一个妻子海云由相识、相爱到离异的过程，也正是他从人民公仆转化为人民老爷的过程。他的第二个妻子美兰似一把老虎钳子，把他拖进安乐享受的漩涡，他心安理得地享用着豪华奢侈的生活，这使他与人民群众的距离越来越远了。海云的自杀，美兰的反目，也是他叩击自己那变异灵魂的两个重要因素。他反思了自己对海云的死应负的责任以及对美兰的错误选择，这些都使小说罩在一种强烈的反思意识的氛围中。使我们跟随着张思远的思路一同反思自我对历史生活应负什么样的责任，反思自身在生活当中的位置和价值，对灵魂进行自审，进行自我观照。张思远是当代文学画廊中不可多得的、具有丰富复杂内心生活的人物形象，他所走过的路带有某种普遍意义，具有一定的概括性。这篇小说亦是王蒙复出文坛后，尝试借鉴意识流手法的成功之作。张思远30多年的升降沉浮，悲欢离合，心理变化，通过自由联想，内心分析，内心独白等形式表现出来。小说打破时空秩序，多时空交错。《蝴蝶》一共有13个小标题，可以说就是13段生活，它们以交错排列的面目出现在我们面前。小说一开始就是张思远坐在小车里，他刚刚告别了小山村，告别了秋文和冬冬，告别了乡亲们，一个人怅然而归。坐在巅簸的车里，意识迷离恍惚，过去的生活细雨烟云般地涌到张思远的意识屏幕上。特定的环境，朦胧的思绪，配合这种特殊的艺术手法，很是吻合。他的思绪流动着跳跃着，忽而过去，忽而现在，忽而城市忽而山村，忽而张副部长，忽而老张头。前后跳动，不循轨迹，不受时空限制，不受情节制约，呈现一种自由的心理结构。王蒙批判地吸收了意识流表现手法上的优点，虽然作品中大量的意识流动，内心独白，联想、跳跃，但并没有扑朔迷离，晦涩难懂的感觉。这是由于王蒙在借鉴意识流手法的同时，继承和发扬了传统小说的特点，注重故事情节，小说中有完整的生活片段和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而我们需要做的是只是将这一切理顺，然后，就会获得一种完整的故事以及全新的感受。总之，这部中篇小说呈现这样一种特点，即心理结构（描写）与情节结构（描写）相结合，并且心理结构（描写）大于情节结构（描写）。王蒙的探索创新是对新时期文坛的重要贡献，因此，被评论称为“东方意识流”。

王蒙先生是文坛前辈，从我二十四、五岁时读到他的长篇小说《青春万岁》至今，我的青春在读着他一部又一部作品中渐渐逝去。在这期间我和王蒙先生的儿子王山成了同事，于公于私我都有了很多机会走近王蒙先生。王蒙对年轻人的扶持和宽容我是深有体会的。记得十年前我们报社约王蒙先生写一篇文章，等着上版，时间很紧，但他挺理解我们编辑的工作，非但没有拒绝，还特别准时地将稿子由王山带给我。我感动地对王山说，你别认为老爷子是冲着你才给我们稿子，而因为他是中国作协副主席，是咱们的领导，还说明他认可了我的记者和编辑工作。王山憨厚地说，那当然！那当然！看着我的同事王山，我好生惭愧。其实我的心里话是：我特别感谢王蒙先生对我们工作的支持，也特别珍惜和他们两代人的友谊。但我的感激往往因为调侃而消解了它的分量。没办法，性格使然。那次由于版式的原因，我擅自把王蒙先生文章原来的标题改了，当时除了沾沾自喜还左观右看，自鸣得意。第二天报纸出来，正好在会上遇到王蒙先生，他漫不经心地说：修改文章是编辑的职责，但你打个电话，我们商量一下，五分钟我可以想出十个题目啊！再说，我的那个标题是经过认真考虑的。我听出他对我修改后的标题的不满，但没看出他不高兴，就又开始“漫谈”起当天会议的事。聊了挺长一会儿，他话锋一转，非常温和地说，下次再改标题时咱们商量着办啊！我立时像叩头虫一样不停点头。

有一次开会，我搭王蒙先生的车前往。路上聊起他的《尴尬风流》等新作，他说写《尴尬风流》就是自己常常遇到尴尬、看到别人的尴尬状，就顺手记下来成个乐儿。我“吹捧”他年过七旬仍坚持创作，声名响誉中外。他呵呵笑说，70多岁的人了，把什么都想开了。有知名度又怎么样？当多大的官也有退休那天，多大的知名度都不可能永远活着，我不信得了癌症因为“知名”就不疼。

由于工作原因，近年来年年随中国作协领导去给王蒙先生拜年。尽管经常能见到王蒙先生，但真正采访他只有一次。那次本想听王蒙先生谈谈21世纪的中国文学，但这个题目实在太大了。但我注意到，他关于作家心态的言论很有意思。于是，我们便就这个话题谈开去。我们谈到最近这些年文坛很活跃，但浮躁现象也很突出。王蒙认为，有人是炒作，有人是看热闹。作家还是要写好作品。有的作品俗赏雅不赏，但市场很看好，而对他们的文学成就就不好评说了，这是一类。也有一部分作家，他们的小说被改编成电视剧，市场也看好，但他们不仅仅为迎合市场，有一定的文学含量，这又是一类。说到这里，王蒙说，我倒真想和作家们说说，要克服一切困难，要克服浮躁，踏下心来写点东西。

我这人思维跳跃，比较适合“漫谈”，所以忽然就说起俄罗斯的经济衰退，说起不管怎么衰退俄罗斯文学仍保持的独特优势和地位。我问，中国的文学有这样的优势吗？您怎么评说我们现在的文学势态？王蒙说，俄罗斯文学作品真正保留下来的也并不多，就那么几个，而认真进行创作，努力追求作品分量的作家任何一个国家都有。不要说一个国家文坛上出三四十人，就是有这样的作家三四位也不容易了。有的只是一时气魄很大。我们国家的文学能有这样的势态很不容易了。

王蒙先生的话很精辟，我再接不上话茬儿，就立马改问，这几年对于鲁迅的争议比较多，您怎么看这种现象？

王蒙先生迅速接过话题说，现在文坛思想确实很活跃。鲁迅作品是重要的文学遗产，应该更好地研究、继承、弘扬，但多年来也附加了许多非鲁迅的遮蔽。我从里面看到几种观点，而这几种观点实际上本质是一致的。第一种是把鲁迅说成是整个国家、民族、文学的例外，用鲁迅的伟大来论证上至政府下至草民的卑劣。第二种是近百年来中国人，包括鲁迅，都不灵，只有外国人行。第三种就是一有点对鲁迅的议论就积极捍卫，不允许有任何正常的学术上的争论。

我说，听起来这几种表现形式看上去不同，其本质都差不多。我们尊重鲁迅，不应以贬低民族为代价。王蒙先生认同我的观点，他说，批评鲁迅也不应以贬低民族为目的。至于那种所谓政治上的“誓死捍卫”的观点，则加进了许多情绪化的因素。情绪化的因素加上商业炒作的因素，没有意思，也闹不清他是什么见解。

我又提出了文坛上一些令人担忧的现象。王蒙先生说，现在泡沫的东西较多，在泡沫中人们反倒看不见文学的真正之“流”，只看到一大堆泡沫，一会儿觉得这部作品重要，一会儿觉得那部作品重要，其实都不重要，没几年大伙儿就全都忘了。比如刮过一阵风，有的人在作品里就开始追。刮另一阵风，就根本不知道那些作品是在描写中国，跟风实在是令人担忧的文学倾向。

王蒙肯定地说，现在有些作家追风，媒体也追风。这就诱导了一些作家的创作倾向。现在的文坛有几种状态。有很认真的，有实实在在写作品的；也有游戏人生的；也有炒作的。这几种状态，有可能产生相互间的冲突，也有可能形成娱乐性强一点的，战斗性强一点的，艺术性强一点的。我用时髦的词接着王蒙先生的话说，这就是多元互补，有的偏于怀旧，有的偏于探索。王蒙先生说，不管你用什么词表述，不管怎么变化，真正的作家要潜心写作，用心写作，写出好作品最重要。

王蒙的蝴蝶到底反思了什么？

如果说《绿化树》的“反思”是“思想性”的，那么，《蝴蝶》则可谓是“哲学性”的。

1.1

王蒙

王蒙是“现代派”的风筝。王蒙是停留在五十年代的古典。是幽默。是象征。是荒诞。是始终坚持现实主义。是乡愿。是尖酸刻薄。是引进西方的艺术手法食洋不化。是党官。是北京作家群的“哥们儿”。是新潮的保护人。是老奸巨猾。是智者。是意识流。是反官僚主义的先锋。是一阔脸就变。是儒。是庄。是魔术师。是非理性。是源于生活。是“三无”（无人物、无情节、无主题）……

这一段夫子自道，内容令人眼花缭乱。不过也不奇怪。“蝴蝶”这个撷之于“庄生梦蝶”的意象，本身就是亦实亦虚、亦真亦幻的“迷离”之喻。既然王蒙对蝴蝶之象、迷离之风颇为钟意，那就难怪他偏爱蝴蝶或《蝴蝶》，援以自况并且大为“得意”。然而，有意思的是，王蒙的这一系列堆砌，无意间豁开一个口子，给了我们一个提醒：很显然，上述种种扑朔迷离的征象，以及其背后的逻辑，也可以直接挪过来观察和讨论张思远——他既是位高权重、宝马轻裘的官员张副部长，也是胼手胝足、草木之人的农民老张头，是一个“年轻的老年人”“不幸的幸运的人”。与那个“扑朔”的逻辑相应，一种似是而非、指鹿为马、略具故弄玄虚感的语言，也是王蒙的鲜明风格。

1.2

对比

“庄生梦蝶”或《齐物论》的命门是“物化”（“此之谓物化”）。物化也者，齐万物、等死生、梦觉如一、体用不二、彼我同化，是要从根本上泯除万物的差异，包括取消可见的各种对立。所以，王蒙的那些看上去语义冲撞、势如水火的自我评价，并非“分裂”和“矛盾”，因为在“物化”或“齐物”的视野里，万物彼我无界、浑融齐一、道通为一。从道家的人格理想来看，人格内部构造的两两对峙又浑融一体，是一种“气”，在庄子看来恰恰是一种合乎自然的健康人格，这正如宋代道学家陈景元（碧虚子）对庄子人格的点解：“周、蝶之性，妙有之一，气也。”因此，王蒙的夫子自道，以及他所谓“年轻的老年人”“不幸的幸运的人”的玄奥表述，都是其人格模式以及与此直接相关的思维方式的呈现。当他将年轻/年老、不幸/幸运进行叠加、互化时，就与《齐物论》中的“方生方死”“未始有始”“有情无形”“有谓无谓”的措辞相通，凡此种种，都是一种“齐物”思维。这在王蒙的一般行文中其实颇为常见。

正是有了这“齐物”之“道枢”，张思远就不像章永璘那样有“灵”与“肉”的撕裂，从而避免了陷于这种撕裂的种种痛苦。比如，张思远下放山村后不久，就通过加诸肉身的劳动改造，重新发现了自己：

在登山的时候，他发现了自己的腿……。在帮助农民扬场的时候，他发现了自己的双臂。在挑水的时候他发现了肩。在背背篓子的时候他发现了自己的背和腰。在劳动间隙，扶着锄把，伸长了脖子看着公路上扬起大片尘土的小汽车的时候，他发现了自己的眼睛。

与章永璘对“劳动改造”的内在激愤和怨怼不同，张思远对“山村”、对劳动自始至终洋溢着乐观情调，他对于自己身体的这一系列“发现”，充满了“属灵”的喜悦，充满了灵魂获救的感恩之念。显然，张贤亮或章永璘是一个被各种二元论困扰并苦求超克之法的偏执之人，而王蒙或张思远则能在浑融中轻捷地走向自洽。

1.3

蝴蝶

《蝴蝶》第一次、也是比较集中地写到“蝴蝶”，是在小说半截处的“山村”一节。在正面、晓白地引述完“庄生梦蝶”这个典故后，张思远称自己通过“梦蝶”来超越、摆脱当时的人生困境，像庄生一样“自喻适志”。不过，“庄生梦蝶”这个故事里同时还包含了“蝶梦庄生”这个反向动作，这个反向动作所指认的现实，是张思远“化为罪囚，与世隔绝，听不到任何解释，甚至连审讯都没有，没有办法生活，又没有办法不活，连死的权利都没有”。这让人想起卡夫卡的《猎人格拉胡斯》。卡夫卡研读过德国汉学家、传教士卫礼贤翻译的《庄子》以及德国神学家马丁·布贝尔翻译的《庄子》，并显然熟知“庄生梦蝶”的故事。据考证，小说《猎人格拉胡斯》的灵感就直接源于“庄生梦蝶”。在卡夫卡的这个小说里，猎人格拉胡斯死后，因为运送他尸体的船迷了航，无法到达“死亡的最底层”，致使他不得不处于将死未死之状：

我总是处在通向天国的大阶梯上。我就在这漫无边际的露天台阶上游荡，忽上忽下，忽左忽右，始终处在运动中。我从猎人变成了一只蝴蝶。

1.4

小结

同样地，张思远在经历了巨大的征治劫难后，昨是今非，其命运发生断崖式跌落（这形似格拉胡斯在追逐猎物时的坠崖而亡），先是入了狱，释放后又无家可归，此时的他，在王蒙的笔下“也是一只蝴蝶，却不悠游。上不着天，下不着地”。这与猎人格拉胡斯这只“蝴蝶”何其相似。特别是，张思远作为罪囚的“没有办法生活，又没有办法不活，连死的权利都没有”的情状，与格拉胡斯的“将死未死”又更何其相似。在这里，使张思远和格拉胡斯、王蒙与卡夫卡相统一的，就是“物化”或“齐物”的思维。此处岔开去略说两句：如果进一步地联想，我们还会发现，卡夫卡的《变形记》——格里高尔和甲虫，何尝不也是一种稍加改造并与现代主义嫁接的“物化”？这位对中国古典文化无比喜爱和敬仰的现代主义经典作家，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始，曲折委婉地反哺了中国文学。

然而，“齐物”所具有的极端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对于一部在征治解冻“未始有始”之际写下的“反思”之作来说是致命的。既然万物齐一、是非一体、左右皆可，那么，“反思”又从何说起？如何可能？——不得不说，王蒙对《蝴蝶》偏爱是不无道理的，因为他含而不露、几无凿痕地解决了前述难题，他的处理可谓智巧：他利用了“齐物”，他也利用了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他轻微地利用了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但又重重地克服了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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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的蝴蝶成功塑造了张思远的人物形象，小说通过一个老干部回到曾经落户的小山村。找“魂儿的故事”，深刻的提出了革命领导干部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该小说打破了传统的时间序列和空间界限，侧重心理描写，涉笔成趣，给人咀嚼和联想。

　　创新是艺术的生命。艺术不能重复前人划定的同心圆。王蒙的探索与同时代作家、艺术家一样，是在揭露与反思的过程中进行的，在揭露与反思的行进途中，“他们自然而然地由自身的经历联系到整个社会的历史。随着文学‘人学’地位的进一步确立，他们自然地把艺术的审视力由外部世界转向人的心灵。”显然，传统小说单一的线性结构和传统描写手法难以充分达到创作目的，而超越时空的心理结构所具备的多线交叉和放射性思维方式，正适应作家的这种艺术思考。王蒙的系列小说，吸收意识流技法结构作品，剔除了西方意识流中朦胧神秘、孤独绝望和纯内向潜意识的颓废消积因素，使作品显示一种积极的意向。读王蒙的新手法创作小说后，能透过多线幅射结构找到思想聚光点，诸如《春之声》描写生活的转机;《海的梦》对青春的礼赞;《风筝飘带》对普通人价值和尊严的赞美;《深的湖》、《蝴蝶》对人性异化和复归的探讨等等，无一不显示出一种理性的坚定力量。

　　王蒙小说表达方法的借鉴与创新，语言上呈现很多新特点，使人能清晰感受到新气息与新滋养、新魔力，给人以更强更持久的审美愉悦。

　　首先，是小说视点的转变，使语言出现一种绵远甜润的审美效果。此前，小说的视点一般是作为小说情节内容见证人或参予者的“第一人称”，是一种内在视角。再即以小说情节内容局外人的身份出现的“第三人称”，是外在视角。王蒙立足传统基础，因为结构和表现方法转变，线性结构与心理结构密切结合，语言则呈现多样化、异彩纷呈的态式，“你”“我”“他”三种视角融为一体，相互转接，极大地拓展了小说表现生活的广度与深度，尤其是对人物内在思绪情感的流动、幻变、跳跃有极为真切的展示，一种难以压抑的清新感常常扑面而来，紧紧粘连着读者的注意力。自《布礼》开始以后的系列创作，都表现了这一可贵探求。《蝴蝶》则达到炉火纯青的完美境界。整篇小说共14节，用倒叙手法展开，张思远二天半时间，所反映的历史时空跨度之大，人物经历遭际坎坷起伏之多，牵涉不同层次的人物之广，主题挖掘之深刻，都是此前小说所没有的。叙述人的语言视角是多变流转动荡的，情感理智沉静、宛似山谷深处缓缓而来的叮咚小溪。特别是心灵《审判》一节，作者一反传统对话描写，而以冷静叙述，让张思远自我内心接受审问拷掠，十分深刻有力，外表的平静却怎么也掩饰不住内心深处愧疚痛楚的轩然大波与沸水滚炙。

　　其二，王蒙小说语言的幽默机敏，与嘲讽的辛辣以及反思的深刻、想象的灵动、行文的轻捷，全在于多种修辞手段的运用，是修辞手段综合运用的结果。这一则表现了王蒙祖国语言文字功底的深厚、驾驭的得心应手与游刃有余;二则得力于王蒙观察的细致准确、思考的有力与才气的高迈。特别是他能信手拈来，涉笔成趣，逢山过山，遇河度河，临谷通谷，了无阻碍，所向披靡。嘻笑怒骂，皆成文章，咳吐微末，尽是珠玑。真是神游天宇，情系长川，大气磅 礴 无以逆阻。连串的博喻，精致让人心仪的夸张，由此组成的“三峡般所蓄之水”一旦开启所向无敌;涌浪若奔的排比，使语言的舒放性达至化境，无论是表达光明的未来和对明天的希望与坚信，无论是对生活本质的千百次揣度还是一朝豁然于心，都给人以推动与激励，让人心跳耳热，急欲“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阙”，确有“壮士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凛然正气与足以横塞天地间的浩然正气。还是《蝴蝶》中末节《桥梁》中的句段：“他披上大衣走了出去，天上的星星和地上的灯火连在一起。他看着这些无言的、久远的星星。他发现这些谦逊而持重的，丝毫也不与盛气凌人的新贵——碘灯和纳灯争辉的星星和山村的星星并没有两样。支持她们的是同一个天空，憧憬她们的是同一个地面。在昨天、今天和明天之间，在父与子与孙之间，在山村二郎神担过的巨石与十七层的部长楼之间，在海云的在天之灵与拴福大嫂新灵的姿碗之间，在李谷一的‘洁白的羽毛’和民国十八年的咸菜汤之间，在肮脏、混乱而又辛苦经营的交通食堂和外商承印的飞行时刻表之间，在秋文的目光、冬冬的执拗，一九四九年的腰鼓、一九七六年的游行，在小石头、张指导员、张书记、老张头和张副部长之间，分明有一种联系，有一座充满光荣和陷阱的桥。这桥是存在的，这桥是生死攸关的。见证便是他的心，便是张思远自己。要使这桥坚固而又畅通无阻。他渴望着一次又一次地与海云，与秋文和冬冬，与拴福一家的相会。他期待明天，也 眺 望无穷”。这段语言是何等准确、精炼、概括，对比与排比，议论与抒情丝丝入扣，“桥”的象征跃然而出：这就是党和人民的血从纽带;这就是民心所向，这就是共产党人跳出周期律的法宝，也是共产党人伟大、光荣、正确之所在，根本所在。再如《春之声》中的结尾：“岳云峰刚下车，还没有等着验票出现，列车就开动了。他看到了闷罐子车的破烂寒 伧 的外表：有的地方已经掉了漆，灯光下显得白一块、花一块的。但是，下车以后他才注意到，火车头是蛮好的，火车头是崭新的、清洁的，轻便的内燃机车。内燃机车拖着一长列闷罐子车向前奔驶，天上升起了月亮。”这段文字象征意义十分明显，而且充满了鞭山赶海、只争朝夕、富民强邦的迫切愿望。

　　其三，王蒙小说语言还喜用拟声词，把天籁地籁人籁三音模拟得出神入化、鬼斧神工般令人叹为观止。《春之声》与《蝴蝶》都特别精典。如模拟火车的运行与停止声音，用了一系列拟声词，如“咣”，火车开动了，运行的车声似下冰雹、如打铁声，“叮咚叮咚”、“叮叮咚咚”、“哞，哞，哞，”、“咣—哧”、“叮咚叮咚”的开车铃声，“咚咚咚、 噔 噔 噔 、嘭嘭嘭”，火车过桥的声音，“轰轰轰、嗡嗡嗡、隆隆隆”车声与人声混为大合唱，“哞—哞—哞—，咣气咣气……喀郎喀郎……”、“叭啦叭啦”的掀动录音机键钮的声音。再如用词非常洗炼而逼真，如“闷罐车正随着这春天的旋律而轻轻地摇摆着，熏熏地陶醉着，袅袅地前行着。”无论是动词还是形容词，都是不能更易的。

　　其四，王蒙小说的语言，哲理短语，警句格言，随处可见，触手可拾。如《春之声》中的“回家呆了四天，却检讨了二十二年!而伟人的一句话也够人们学习贯彻一百年。”“辣味总是一下子就能尝到，甜味却埋得很深很深，要有耐心，要有善意，要有经验，要知觉灵敏。”“等待上车的人大多是一些忙碌得可以原谅的利己主义者。”“岳云峰不由得也摸了摸自己携带的两个旅行包，摸了摸上衣的四个和裤子的二个口袋。一切都健在无恙。”“高大的柿子，丰满的核桃，古怪的花椒，俏皮的山楂，风流的桃李，朴实的苹果……别来无恙。”无一不幽默而足值人反复玩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