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史的崛起，是对传统史学范式的反叛，“文化即人化”的基本内涵，决定了文化史注定要以人的活动和创造为中心，以人的本质的全面发展为中心。 从世纪之初“王朝政治”史学向文化史的转型，到70年代末“阶级斗争”史学向文化史的转型，百年文化史研究走了一个“之”字型道路。 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发掘精华、寻求资源，同样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必然选择。 文化史自始至终关注的，是在历史和现实中探寻一个民族的民族性（包括民族的心理结构、性格趋向、思维方式以及长期积淀的若干稳定的观念）是如何生成、积淀、整合、定型的，这种民族性又是怎样渗入民族文化的各个领域，使之表现出民族特色的。 当历史即将跨入新世纪的门槛，中国文化史的研究也即将走完百年历程。这一时间上的同步并非巧合，事实上，百年文化史研究与百年中国社会变迁有着本质上的深刻联系。 史学范式的转型 20世纪的中国历史，是一个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程。从中国现代化开始启动的20世纪初年到今天，中国社会的一切变迁、动荡、冲突，中国所有的政治制度更替、经济结构转型、意识形态更新、文化格局重组，都包含在现代化变迁的大框架之内，都可以在传统社会现代转型的宏大主题下重新获得解释和价值意义。与这一历程同步，“史学革命”的浪潮强烈冲击着传统史学的故道，其中重要内容之一，就是从传统的以王朝政治为中心的旧史学转向以人为本的文化史。 这是一种史学范式的转型。在传统史学范式中，史学家感兴趣的是王朝的更替以及统治者的政治行为，而史学研究的全部目的便是为帝王的政治统治提供“资鉴”。文化史的崛起，是对传统史学范式的反叛，“文化即人化”的基本内涵，决定了文化史注定要以人的活动和创造为中心，以人的本质的全面发展为中心。为此，它关心人类的生活样式，关心社会制度、社会组织与道德风习，关心个体的存在与价值，关心民族精神的特性与生长轨迹，关心各民族文化的相互影响和交流。这样一种兴趣和重心，与历史的潮流是一致的，与人的主体性地位日益高扬的趋势是一致的。 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史研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揭开了序幕。文化史研究的发蒙者梁启超一方面尖锐批判“旧史皆详于政事而略于文化”，旧史乃“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另一方面呼吁：“中国文学史可作也，中国种族史可作也，中国财富史可作也，中国宗教史可作也。诸如此类，其数何限？”把人们的目光引向文化史研究。1921年，梁启超规划写作多卷本的中国文化史并列出了详细大纲，虽然，这一构想最终未能实现，但他的气魄、眼光以及所设计的中国文化史的研究构架足以令人由衷钦佩。 以梁启超为前端，批判旧史学、倡导文化史成为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学的重要内容。如柳诒徵阐明他著《中国文化史》的动因时说：“世恒病吾国史书，为皇帝家谱，不能表示民族社会变迁进步之状况。”“吾书欲祛此惑，故于帝王朝代、国家战伐，多从删略，唯就民族全体之精神所表现者，广搜而列举之。”王云五在《编纂中国文化史之研究》中也指出：“我国士夫之著作，要皆偏于庙堂之制度，号为高文大册，其有关闾阎之琐屑，足以表现平民之文化者，皆不屑及焉。”而他编纂《中国文化史》的初衷，便是为了校正这一缺陷。顾康伯《中国文化史·自序》表述同样见解说：“历史之功用，在考究其文化耳。顾吾国所谓历史，不外记历朝之治乱兴亡，而于文化进退之际，概不注意，致外人动讥吾国无历史。二十四史者，二十四姓之家谱。斯言虽或过当，然吾国史家专为一朝一姓之奴隶，未始非缺憾也。”由此可见，本世纪上半叶的文化史研究，充满了史学范式转型的自觉意识，即从以帝王为中心的史学，走向以民族文化为中心的史学。 令人遗憾的是，1949年以后，由于对人类文明进程的片面理解，阶级斗争史学形成一种史学霸权，在这样的氛围中，文化史的萧条和冷寂自是必然。历史的转机出现在70年代末，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随着党的中心工作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文化史研究重新引起人们的注意。正如30年代的学者曾经感叹“文化史的缺乏，正是现在学术界的饥渴”，80年代初的中国史学工作者也发现中国文化史的研究，在我国学术领域属于一个巨大的空白，不了解一种文明的历史过程，就很难了解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整个精神状态，“我们在大力发展学术文化事业的时候，必须注意填补这个空白，把加强中国文化史的研究提到日程上来。”从1984年始，文化研究以前所未有的势态崛起，形成一股异常强劲的“文化热”。由于所有有关文化问题的讨论，都离不开历史的回溯，都必须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态、流变中寻求根源，因此，“文化热”同时也意味着文化史研究的高潮。李侃、田居俭先生指出这一历史动向说：“文化史研究的兴起，是中国史学界近几年出现的新气象。”颇有意味的是，这一新气象竟演变成持续性的热点，至今不衰。 从世纪之初“王朝政治”史学向文化史的转型，到70年代末“阶级斗争”史学向文化史的转型，百年文化史研究走了一个“之”字型道路。就文化本质而言，“王朝政治”史学与“阶级斗争史学”都是一种“政治本位”的史学，而80年代兴起并延续至今的文化史研究则是对本世纪上半叶的文化史研究的回归与深化，体现了对人的关注。从这一意义上言，百年文化史研究的“之”字型道路，表现了一种强大的文化趋势，这就是以人为本、以文化为本的史学，终将成为中国史学的主流。 现代化的文化支援 二十世纪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充满复杂的文化冲突和思想冲突。由于中国的现代化是一种“后发外生型”，本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碰撞和冲突十分激烈尖锐，由此必然导致两种思潮产生：一种是因顾恋传统而强化民族本位、放大民族自我意识的文化民族主义，另一种是因现代化先行国家的影响和示范效应而崇尚西方、轻视本国文化传统的“西化”观念。此两种思潮虽然各行其道，但对于现代化的进程都是有碍无益的。与此同时，传统与现代化也构成复杂的关系。一方面，“现代功能对传统体制的冲击就是现代化进程的核心。”（布莱克语）另一方面，任何民族的现代化，都不可能“全盘移植”其他民族的现代化模式，而只能是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出发，立足于对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反省和重建

记得肖复兴说过“读书，可以寻找一块洁净地的宿营地，能安置我们的灵魂，可以寻找一方明亮清澈的夜空，让我们的梦能毫无顾忌的尽情的飞翔。”这段时间以来，我阅读了大量的书籍，其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美德书》。
　　这本书让我逐渐的走向了光明美好的道德世界，也让我从一个个有趣的故事中认识到了道德的所在和它的价值。本中书通过了很多的神话故事以及诗篇，还有寓言、童话等引人入胜的丰富内容，让我充满好奇心，睁开了秩嫩的双眼，展望人生中的道德观。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它拥有许多传统美德是中国人民最宝贵的财富。看了《中华美德故事·俭朴篇》里有一个春秋时鲁国宰相季文子的故事。我觉的季文子虽身居高位，却以俭为荣，他穿的是久洗的旧衣；吃的是普通饭菜；住的是简陋的屋子；坐的是瘦马破车。他还经常叮嘱家人说：“不要讲排场，搞浮华，有粗茶淡饭吃喝，衣服不脏不破就好了。”在他三十多年的宰相生涯中，保持着一贯的节俭作风。要知道，节俭难，而三十年如一日地节俭更难，更何况是堂堂一国之宰相呢！
　　节俭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古往今来，无数历史名人以他们的光辉榜样赋予“节俭”更丰富、深刻的意义。唐朝的魏征是历史上有名的诤臣，曾先后二百多次上书指谪唐太宗的过失，他提出欲“求国之安”必“戒奢以俭”的观点。方志敏身为将军，经手的款项数以百万计，但他的财产却只有几件汗衫和破袜子；骁勇善战的抗日将军左权，更以一段“将军补鞋”的故事被传为佳话。
　　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许多，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即身居显赫之位而以俭为本，以俭自约，读后不由令我们肃然起敬。正是这无数事实，证明了“节俭”是人们不可或缺的美德。“戒奢以俭”是“修身齐家”必不可少的一个要诀，更是“治国平天下”必不可少的“法宝”。一个人一个企业乃至一个国家，如果想有所为，就决不能只顾装点自己的生活，把奢侈享乐作为目的，而必须以勤俭朴素作为自己的道德准则，并且身体力行。
　　
　　还记得看过这样一篇文章说是我国有个考察团访问日本，参观了日本屈指可数的大财团“丰田”公司。细心的参观者发现卫生间里每个抽水马桶的水箱中都放有几块砖，十分惊奇。公关人员见到客人面带异色，笑着解释说：放砖是为了缓解水流速度，节约用水量。节俭，是丰田公司事业成功的一大因素。在水箱中放砖头，按中国人说法算是十足的“小家子气”，而日本丰田公司正是靠这“小家子气”发“家”致富，走向成功，成为国际知名大企业的。
　　“勤俭自强”是我国公民基本道德规范之一。所以我们做教师的不能只喊着要学生们弘扬美德、勤俭节约；要让勤俭节约成为他们的生活习惯，影响他们的一生。

03年，我读到一本对我影响深远的书——《西方文明的另类历史》。这本书或许不是同类作品中的上乘之作，但它在恰当的时间出现，让我从“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大历史模式中解脱出来，并指引我遇见一部部更精彩的作品，让十年之后的我，一看到比尔•布莱森这样的作者，《趣味生活简史》这样的书名，就知道这书必然又是我的菜。
与十年前的图书市场相比，“另类史”实已泛滥，我虽时不时读上一本类似题材的书，可读多了就见怪不怪，虽觉得有趣，但已不太会产生任何心理波动。但《简史》里一句漫不经心的话忽然打动了我——“过着体面却注定默默无闻的生活”。我忍不住想，如果说即使我还没有过上这种生活，至少我已经无意识的把它当成了自己的生活目标？一个人，如果不是爱因斯坦、卡夫卡或者拿破仑这样拥有绝对实力的人物，想要青史留名，其实是需要搏出位的，每一本“另类史”，都在给读者列一张表，上面都是二三四流人物在历史上搏出位的关键词。
一 日记控
记住塞缪尔•佩皮斯这个名字是由于《黑夜史》，在这部讲述工业化之前欧洲的黑夜历史与文化的著作中，直接和间接引述佩皮斯日记达数十次之多。塞缪尔•佩皮斯是17世纪英国一名海军大臣，尽管在他的时代事业上春风得意，但在历史上他因1659至1669近十年间详细的日记成为还原17世纪欧洲历史最举足轻重的人物。只要搜索一下这个名字，你会发现关于17世纪欧洲的形形色色细节研究里都少不了他，无论是拍卖，葡萄酒品鉴还是居家时尚。阅读《简史》时，当佩皮斯时不时跳出来时，我已经习以为常了。
即使无法像佩皮斯那样广泛涉猎，专攻一两项领域也很不错。比如詹姆斯•伍德福德，他45年的日记里最热衷的就是记下每天的食谱，即使妹妹去世，也不忘悲痛之余记上“正餐是美味的烤火鸡”。正因如此，他的日记成为研究18实际英国饮食习惯的重要文献。对历史的贡献，这位吃货可能秒杀掉了大部分同时代学者。
二 不务正业
唐诺在《唯物者本雅明》里写（有删减）：“收藏是对人的拯救补充，把人从分类秩序中分离出来，让他不再只是使用价值，或甚至只是交易价格，从而让人恢复了人的完整尊严及其价值。”这里，人的“收藏者”是指（有失公平的）社会制度。将这些文绉绉的语言说的赤裸一些，便是说一个人若想追求自由，就应该尽可能避免成为社会机器上不可缺少的零件，从性价比的角度进行职业投机，用尽量少的代价成为有闲的中产阶级，这样，你才有机会发挥你的才智，在你感兴趣的领域有所成就。
在西方历史上，最简单的职业投机便是成为一名神职人员，那样你就可以收入不菲而又无所事事。《简史》花了将近4页的篇幅介绍了数位因不务正业而取得杰出成就的神职人员，有兴趣可自行翻阅。退一步说，即使资质有限未能有一番成就，成为一个神职人员也更有希望因生出罗伯特•胡克、简•奥斯汀这样杰出子女而被载入史册。
三 不计后果
1810年，时任纽约市长克林顿决定挖一条运河，把纽约和五大湖连接起来，这项工程预计穿越363英里荒原，建造83座水闸，使用50万蒲式耳水泥，而现实情况是美国没有会开掘运河的专业人士，没有政府资金，也没有性能满足需要的水泥。但鬼使神差，所有的问题在挖掘过程中悉数解决，小城纽约咸鱼翻身。
为了给1889年巴黎博览会增添一座地标建筑，埃菲尔用已经被淘汰的材料铁建了一座巨塔，巴黎人不知道在市中央修一座铁塔有什么用，小仲马、左拉和莫泊桑等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则批评这东西俗不可耐，是一名唯利是图的机器制造商发明的怪物。埃菲尔自己似乎也觉得这座塔没什么用，他的希望就是建一个真正巨大的东西。现在，我们却说埃菲尔铁塔是19世纪最引人注目，最有想象力的大型建筑之一。
四 侵权山寨
托马斯•奇彭代尔是第一个将家具图纸汇编出版的家具商，这个点子促成了批量生产技术的创建，结果是同时代家具商大量山寨其设计，奇彭代尔自己生意凋蔽；坎瓦斯•怀特发明了当时世界上最好的水凝水泥，确保了纽约运河工程的实现，水泥制造商大发横财，而怀特本人因维权官司筋疲力尽，死后家人连丧葬费都几乎付不起；乔治•比斯尔可能是第一个意识到石油价值（如果不算沈括）并试图开采的人，他创建了第一家石油公司，但当开采和加工石油变得非常容易时，获胜者是原本做猪肉生意的洛克菲勒。
《简史》里每翻几页就会有一则重要发明人湮灭于历史，侵权山寨者取得成功的故事。当我们说善有善报或者天网恢恢时，我们总是低估了历史的宽容程度。我们提起爱迪生时不会在乎他卑劣的品性，甚至知道了他并不是电灯的发明者后，我们仍然会说，爱迪生的天才并不在于发明电灯，而在于创造了商业规模生产和供应电灯，是他使电灯成为奇迹。
比尔•布莱森是一位资料编撰大师，他喜欢抽离历史事件中的因果关系，用“突然间”、“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凸显历史的非理性，他知道如何顺应这个段子时代，从卷帙浩繁的史料中节取有用之材，他擅长用一个巧妙的结构把段子组织在一起，把笑话书伪装成一部系统性的大部头，他深知我们就喜欢这些荒唐事，因为历史告诉我们，我们就是这么荒唐。
满意请采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