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在心理学这门新科学里成了出类拔萃的教授，可又不承认它是一门科学的人，应该归入哪一类呢？他赞扬实验心理学家们的发现成果，可又不情愿进行实验，尽量少做实验；他被认为是他那个时代（19世纪晚期）美国最伟大的心理学家，可他从没有上过心理学课，甚至有时候还否认自己是一位心理学家。 听听这位怪杰威廉·詹姆斯的话。对一位写诗的朋友，他以对德国机械论者的新心理学不无嘲讽的口吻写道：“科学现在可以确认的惟一灵魂，就是一只砍掉了头的青蛙，这只青蛙的抽搐和扭动表达出比你们这些怯懦的诗人所能梦想到的更深刻的真理。”在给他兄弟，小说家亨利?詹姆斯的信中，他说心理学是一种“讨厌的小课题”，只要是人们想知道的，它都不去研究。在他完成他自己卷帙浩繁和权威性的《心理学原理》后不到两年时间内，他写道：
“听到人们骄傲地谈论‘新心理学’，看到人们在编写‘心理学史’，真是件奇怪的事情，因为这个词所涵盖的真实元素和力量在这里根本就不存在，一点清晰的影子都找不着。只有一串纯粹的事实；一些闲言碎语和不同意见的争执；仅只在描述水平上的小小分类和综合；一种强烈的偏见，说我们有不同的思想状态，说我们的大脑控制着这些状态；可是，根本就没有任何规律可言，不像物理学能够给我们列出一些定律那样找出规律来，没有一条命题可以拿出来用以从因到果地推断一个结果出来。这不是科学，它只是一门科学的希望。”
可是，这位直言不讳的不服从者并非对心理学抱嘲笑态度，反而对它有极大的期望。他看出，它的目标是要发现每一种生理的“大脑状态”与相应的意识状态之间的联系；对这种联系真正的理解将是“科学的成就，在这样的成就面前，以前所有的成就就相形见绌”。可是，他说心理学还没有准备好实现这个目标；它的状态就像伽利略宣布运动定律以前的物理学，拉瓦锡宣布质量守恒律以前的化学。在这门科学的伽利略和拉瓦锡出现以前，它能够做的最好的事情是解释有意识的，心理生活的定律，可是，“这一天最终必将来临”。
詹姆斯的话虽不是正式的评论，也没有自命不凡的意思在里面，不过，这些话告诉我们，我们马上就会看到一位与冯特完全不一样的人，难怪他们对彼此的工作都没有什么好话可说。詹姆斯个子矮小，身体瘦弱，蓝色的眼睛，脸上有少许胡须，他长得眉清目秀，还有一个有贵族气的前额。他喜欢穿一些不那么正规的衣服，比如诺福克夹克、浅色的衬衣和宽松的领带，这跟他的教授身份不怎么相符。他为人友善，风度迷人而且还喜欢外出，经常跟学生一起走过哈佛园，与他们谈话非常投机，这景象让严肃的教授感到害怕。作为一位讲课人，他又活泼，又幽默，以至于一天上课时，一位学生打断他的讲课，请他严肃一些。尽管他总挂着一脸微笑，看上去有孩子气甚至很顽皮．可是，这是一位复杂的人物：他很坚强，可有时候又很脆弱，工作勤奋，也喜交际，心情开朗，但有时也受一阵阵子忧郁的困扰，对学生很友善，对家庭也充满爱心，可他很容易感到厌倦，而且喜欢夸大其事，干一些像校对之类的琐事时喜欢挑挑剔剔的。（对此他曾写道：“别再让我校对了!我会原封不动地退回去，再也不跟你说话。”）尽管他有绅士风范，行为也极有教养，可他有时候也会十分恶毒，比如前面引用的他评说冯特的那些话，可是，通常他只在私人信件里说这些，而在他的公开著作里却是谦逊有礼，客客气气的，哪怕是在批评别人的时候。
他行文极为流畅，很轻松写意，有关私人的话也说得很多，这是他同时代其他的心理学家，特别是德国人，做梦也绝不会做到的。在一些制约着一个人的好多功能社会性自我的不同规则中，他说：“总体来说你不能撒谎，但是，当问及你与某位女士的关系时，你完全可以随自己的意思来；面对一个同行，你必须接受挑战，可如果是比你差的人，大可一笑了之，聊表轻蔑即可。”为了示意一个人对不喜欢的课题很难集中注意力，他举出下面这个例子（可能就是他本人）：
“人们会抓住各种各样的借口来逃避手头上不想干的事情，不管这无意到手的借口是何等的琐屑和与己无关。比如，我认识一个人，他宁愿去拨火，剔地上的污渍，清理桌面，翻报纸，翻一翻眼睛能看到的任何书，修理指甲，简短地说就是磨磨增蹭地浪费掉一整个上午的时间，而且这一切都不是事先计划好的—为的只是他所不喜欢的形式逻辑学，而中午时分他应该做的惟一事情就是为这门课备课。对此，您有何高见？!”
有时候，詹姆斯会用一些幽默的故事和笑话冲淡他作品里面的严肃性。在描写亥姆霍兹和冯持对一位刚刚错误地应用了他们的无意识参考原则的教授作何感想时，詹姆斯写道：“很自然，（他们）对他的感觉就像故事里那位水手对那匹马的感觉，因为这匹马把他的脚伸进马镫里了，水手说──‘如果你要穿上（往前走），我就只得脱下（下马）了。’” 詹姆斯有时也相当敏感，富有同情心。当海伦·凯勒还是个小女孩子时，他就买了一个估计她会喜欢的小礼物送给她，而事实上她永远没有忘记这个礼物──一根驼鸟羽毛。
难怪哲学家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总结他时说：“威廉·詹姆斯，那是位可敬的天才。”
威廉·詹姆斯1842年出生于纽约市，他家境富裕，可万没有想到他竟会成了纨裤子弟，不算花花公子也只能算个浅尝辄止的玩家。
他祖父是苏格兰──爱尔兰血统，是从爱尔兰来到美国的，他是位精明强干的商人，还是伊利湖运河的发起人，赚了好几百万美元。结果，他的儿子亨利（威廉的父亲）根本就不需要去工作。亨利上了两年的教会学校，但因为觉得这里古板的长老会教条令人难受而辍学，可是，他还是持续对宗教及哲学问题感兴趣．一辈子都是如此。33岁的时候，他遭遇到严重的情感危机。晚餐后，当他闲看着火堆时，突然被一阵莫名的恐惧感笼罩住了──“一种完全失去理智和可怜的恐惧，没有任何显然的理由”，他后来说──虽说只持续了10秒钟，但却让他受到极大的打击，在以后的两年内持续受到反复发作的焦虑影响。看医生，旅行和其他一些分神的办法都不起太大作用，可最终，他在瑞典神秘主义者依曼纽·斯维登堡的哲学里找到了救助的办法，因为斯维登堡本人也曾受到达种焦虑感的打击。
恢复健康后，亨利把一部分时间用于写作神学和社会改革方面的作品（他认为自己是“一位哲学家和真理的追求者”），一方面用于对孩子们的教育上。他对美国学校不太满意，时不时带家人去欧洲──威廉?詹姆斯是5个孩子中的长子──以增长见识，补充教育，再把孩子们带回他们在纽约华盛顿广场的家，以保持与自己文化的接触。
结果，詹姆斯在美国、英国、法国、瑞士和德国都上过学，还接受过私人教育；他对随家人去过的那些城市的大博物馆和画廊都很熟悉；五种语言都说得不错；与梭罗、爱默生、格里利、霍桑、卡莱尔、丁尼生和J·S·密尔等经常造访他家的名人见过，交谈过，并听过他们的高论；在他父亲的影响下，他阅读广泛，有了哲学的基础。这并不是说老亨利·詹姆斯就是位工头和严守纪律的人，对于他那个时代来说，他是位极不平常的随意者，是位可亲可爱的父亲，因为他允许孩子们在餐桌上随便谈论任何话题，而且，使他的朋友们万分吃惊的是，他竟允许孩子们去剧院。可是，一位可亲可爱的和蔼父亲可能也会给孩子带来不好的影响。17岁的时候，威廉?詹姆斯希望当画家，可是，老亨利?詹姆斯却不同意这件事，并带全家去欧洲呆了一年，以冲淡此事，因为他希望孩子在科学或者哲学里面谋一份事业。只是因为威廉坚持要这样，他才勉强让他跟纽波特的一位画家学画。半年之后，威廉觉得自己缺乏这方面的天才，也许更多的是因为一种歉疚感而不是才气的缺乏，他遵照父亲的希望进入了哈佛大学，开始学习化学。
可是，繁文缛节的实验室工作考验了他的耐心，他很快转向当时的热点生理学，主要是因为穆勒、亥姆霍兹和杜布瓦·雷蒙在欧洲做出的开拓性工作使然。可不久，因为家庭经济状况开始转坏，威廉意识到迟早得自己谋生，因此，他转向了哈佛医学院。医学也没有能够唤起他的热情，因此，他花了近一年的时间跟著名的哈佛博物学家路易?阿加西兹一起去了亚马逊河，希望自然史会成为他真正喜欢的学科。结果没有，他不喜欢收集标本。他回到了医学院，可又受到各种疾病的折磨──腰疼、视力欠佳、消化不良，还有一阵阵的自杀冲动──所有这些或大部分都因为他对未来的担心而加剧。为了寻找解脱办法，他去了法国和德国，约有两年的时间，在那里沐浴，在亥姆霍兹和其他著名的生理学家手下学习，结果对新心理学相当熟悉。
最后，他回来了，并于27岁完成了医学院的课程。他没有想办法去行医，因为他身体不太好，可是，他花时间研究了心理学，因为对前途的担忧而心情暗淡，再加上他有关意识的科学观点与这个世界及其父亲的神秘主义和精神追求相差甚远，因而郁郁寡欢。 1870年28岁时，在经历了一年多的郁闷后，他突然产生了与父亲极为相似的情感危机。许多年以后，他在《宗教经验种种》，通过由一位匿名的法国人为他写回忆录的形式，描述了这种体验：
“有天晚上，我在夜色中去一家成衣店买一件衣服，突然间，一阵可怕的恐惧感没有预先的警告就袭击了我，就像从黑暗中冒出来的一样。这恐惧感就是对自己的存在的害怕。同时，在我脑海里出现了一个癫痫病人的形象，我以前在疯人院里曾看见过他，一位长着一头黑发的青年人，皮肤发绿、完全是个傻子，整天坐在凳子上，或者坐在墙上的架板上，双腿抱膝坐在那里。这形象就是我本人，我心里在想。我害怕得发起抖来。这之后，宇宙对我的意义完全改变了。我每天早晨醒来时，胃底会有非常可怕的恐惧感，一种我以前从不知道的人生朝露感。自那以后，我再也没有体验过。”
威廉成人后曾解释他父亲的危机，说那是对他那暴君般的父亲长期压抑住的敌对情绪总的爆发，可威廉从没有暗示过他自己的危机应作何解释。雅克?巴赞曾提出过一种假设：“人们完全可以合理地猜想，这是因为无法忍受的压力所致，因为他无法反叛一位从没有对他施过暴而只有爱的父亲。”
这次攻击使詹姆斯有好几个月神情颓丧。在这个期间，他特别受到德国生理学家对世界的机械论看法的困扰，这就是他自己的父亲一向反对的加尔文教的决定论观点在科学上的等同物。如果机械主义论真实地反映了意识，那么，他所有的思想、欲望和意愿都仅仅不过是一些自然粒子间相互的影响，都是事先决定好了的；他对判定自己的行动毫无办法，就像精神病院里的那个癫痫病人一样。
最后，跟他父亲一样，他通过阅读从这降压抑中解脱出来──不过，他读的不是斯维登堡的书，而是法国哲学家查尔斯?赫努叶论自由意志的一篇文章。詹姆斯在日记里这么写道： “（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要把他的自由意志定义──‘在我兴许会有别的思想时，偏偏保持住我选择的这个思想’──改为错觉的定义。不管怎样，我会暂时──直到明年──认为为这不是个错觉。我的第一个自由意志行动将会是相信自由意志。我要随我的意志再进一步，不仅以这个意志来行动，而且还要相信它，相信我自己的真实性和创造力。”
他相信自由意志的意愿果真起了作用，他开始慢慢恢复了，虽然他的身体状况一辈子都是脆弱的，而且他还时不时地有短暂的压抑情绪出现。他在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进行了生理学和生理心理学的广泛阅读．使心理健康也得到恢复。1872年，他快30岁的时候经济上还依靠父亲的支持，而且对未来也没有什么计划，这时，哈佛大学的校长，也是他的邻居──詹姆斯一家曾在剑桥生活了一段时间──查尔斯·埃利奥邀请他去哈佛教授生理学。他接受了，在以后的35年中，他一直呆在那里。
但不是作为一位生理学教授呆在那里的。3年后，他开始教授生理心理学课程，并开始在他与劳伦斯?黑尔的小实验室里为学生们进行演示。他继续杂乱地读书，形成他自己玄妙的心理学概念，并在下个3年时间里写了大量文章和书评，极力鼓吹他的思想。出版人亨利·霍尔特提供给他一份合同，让他写一本有关这门新的科学心理学的教科书。詹姆斯签了合同，但说了声对不起，因为他需要两年的时间才能完成该书。结果他花了12年时间，于1890年完成了该书，但是，他写作的这本书非常成功，远远超出了出版人原来的希望。
詹姆斯开始写作这本书的那年，即1878年，在另一方面也是一个里程碑。36岁时，他结了婚。尽管他相信自由意志，可是，他好像已经是某种在配偶的选择上不是位自由的代理人。两年之前，他父亲从波士顿激进者俱乐部开会回来时宣布，他已经遇到了威廉的未婚妻，即艾丽丝·吉本斯，波士顿的一位小学教师和小有成就的钢琴家。威廉尽管是拖着两条腿去见她的，可是，一旦见到，树已成船，生米搞成了熟饭。追了很长一段时间后，艾丽丝成了他忠实、坚强的妻子和好帮手，她成了5个孩子的母亲，妙写员和终身的智力伴侣。她欣赏他的天才，理解他的情感需要和气质上的反复无常，而且，尽管有很多时候是剑拔弩张，关系不轻松得很，特别是在威廉每次要进行长时间旅行之前──他有时需要分开一阵子──但是，他们是一对忠实和互敬互爱的夫妻。
一旦结婚后，詹姆斯还残留着的一些神经和生理上的症状就开始减轻了，尽管他的身体总不是尽善尽美的，不过，他对生活的态度却是大为转变了，那种热情和能量是以前都没有体验过的。他最后终于成了一位经济独立、有自己的身份的男人，有家，有收入，有追求自己的目标的自由。两年后，哈佛承认了他的特别兴趣和才干，让他当上了哲学系副教授（他对心理学持有的大观点在这个系里更合适一些，而不是生理学系），并于1889年最终把他的称号改变了，变成心理学教授。
詹姆斯于1875年开始教授心理学之前，美国大学里不存在心理学教授。当时，美国大学里教的课程中，惟一的心理学形式是颅相学和苏格兰心理生理学，这是联想主义的一个分枝，主要用作天启教的辩护。詹姆斯本人从没有上过新心理学课程，因为没有这样的课程可以上，如他所嘲笑的：“我听过的第一次心理学讲座是我自己讲的。”但在20年内，至少有20多所美国大学开设了心理学课程，出版了3本心理学杂志，还成立了一个专业性的心理学学会。心理学到达花期有三个原因：许多大学的校长希望效法德国心理学机构的成功，冯特训练出来的心理学家来到美国，而且，最重要的就是詹姆斯的影响，他通过教学，通过他的十几篇极受欢迎的文章和他的杰作《心理学原理》，把这些影响扩散出去了。
詹姆斯把实验心理学引进了美国。他至少是与冯持同时向学生进行实验演示的，如果不能算更早些的话，詹姆斯和学生开始进行心理学实验的时候，与冯特与学生一起做实验是同时的。可笑的是，詹姆斯一方面极强调实验的价值，一方面却觉得它十分无聊，而且在学术上也太过局限了。他通常只花两个小时进行实验，他告诉一位朋友说：“我天生不喜欢实验工作，”而且，谈到莱比锡大学实验室的工作风格时说，“一想到心理──物理学实验和完全的铜制仪器及代数公式，我就对这种心理学恐惧已极。”
然而，他相信实验心理学，而且让学生进行广泛的实验。他们让青蛙飞速旋转，以探索内耳的功能；他对聋哑人也做同样的实验，以检测詹姆斯的假设，即由于他们的半圆形通道已经损坏，他们对晕眩的敏感度比正常人就应该少一些（他是对的）；他们在青蛙腿上进行反射实验，在人类受试者身上进行反应—时间和神经传递速度的实验；而且，他们远远超出冯特生理心理学的范畴，还进行了催眠和自动写作的试验。
尽管詹姆斯不喜欢做实验，但当证明或者驳斥一个理论最好的办法是进行实验时，他还是迫使自己做一些。在他写作《心理学原理》一书有关记忆力的一章时，他希望检测“功能”心理学家们仍然相信的一个古代人的信仰，即记忆跟肌肉一样，它是可以通过练习来加强的，而且，记忆任何事情因此就会不仅改善对被记忆材料的记忆力，而且会增强记忆所有材料的能力。詹姆斯怀疑这一点，便让自己当了受试者。在8天时间内，他背诵了维克多·雨果《讽刺》一诗的158行，每行平均约花50秒的时间。然后，他开始背诵弥尔顿的《失乐园》。在38天的时间内，他每天花90分钟时间进行背诵，直到背诵完全诗（798行）。如果练习的理论是正确的，这个长时期的努力应该能够极大地加强他的记忆力。他又回到《讽刺》一诗，并背诵了 158行──发现每行背诵的时间比第一次多花7秒时间。练习并没有增强他的记忆力，反而减缓了，至少是暂时的。（他让几位助手重复这个实验，结果大致相同。）一项在两千多年的时间内被广泛接受的的心理学理论，而且到今天为止还有很多外行人相信的东西被彻底驳倒。可是，詹姆斯自己的实验对他的心理学思想来说只是一个来源，而且是一个很不起眼的来源。他把在哲学和生理心理学领域读到的书全部利用起来；1882—1883年在欧洲呆了半年多时间访问各大学，参加实验室活动，听各种讲座，与几十位著名的心理学家和其它科学家们会谈；与他们定期通信，并收集了对不正常思维和正常思维在催眠、药物或者压抑情形下进行的临床研究材料和报告。
他通过内省得到了许多主要的见解和推想，这个极为不同的来源与冯特和学生所说的内省法有很大的差异。在詹姆斯看来，通过冯特内省法捕捉和分离思维过程中的一些单个元素是一定会失败的：“正如一片雪花落在热手上就不再是一片雪花，而只是一滴落物一样，在我们想抓住某个正在结束的关系的感觉时，会发现我们抓到的是某种实在的、固体的东西，通常是我们发出来的最后一个单词，如果从静态的角度来看，而且以其功能、趋向，特别是在句子中的意义来看，经常就消失得没有了。在这些情形之下，内名分析的办法事实上就像是抓住某个旋转着的东西束感受它的运动，或者试图飞快地打开煤气灯，以看看黑暗是个什么样子。” 可是，他觉得，博物学家的内省法──按照我们自己的思想和感觉实际上的样子来观察它们──可以告诉我们很多有关精神生活的东西。在詹姆斯来说，这是最为重要的调查方法，他把这些方法定义为“搜寻我们自己的脑海并报告在那里的发现”。（他是在指有意识的心理活动的内省。当时，他自己和其他心理学家都不知道，我们的心理活动有多大的一部分是在意识之外发生的。）
这样的内省法需要精神集中和实践，因为内在的状态一个接一个挨得很近，经常还混合在一起，因而很难把被此区分开来。然而，詹姆斯说，这是可行的，他把这个比作感官司感觉。正如人们可以看到的实践一样，人们可以通过仔细观察，命名然后给外在的物体分类而达到与探索内在现象一样的目的。确切一些说，当时，关于这一点是否可能是有一个古典问题的。有意识的思维可以观察外部的物体，可是，它如何观察它自己的？是否有第二个意识来观察第一个意识？我们如何知道这样的第二个意识是存在着的──我们也能观察到它吗？如何观察到它？詹姆斯对这些复杂问题有一个答案：内省实际上就是立即回忆；有意识的思维会向回看，并报告它刚刚体验的事物。
他承认内省是很困难，也容易出错。当感觉飞速地发生时，谁能保证它的精确顺序呢？当感觉大同小异时，谁能保证它们之间的比较强度？如果两者都只是在瞬间发生的，谁能说哪一个占的时间长一些？谁能把像愤怒这样一种复杂感情中所有的成分都列举出来？
然而他又说，某种内省式报告的有效性可以通过至少56种已经验证的实验方法来测试和检验。比如，简单心理活动的时间长度可以通过内省法进行估计，再通过反应—时间实验来验证；又如，一个人可以同时记忆下来多少数字或者字母的内省报告，是可以通过通觉实验来加以验证的。
而且，虽然有关更为复杂和微妙的心理状态的内省报告也许不可能通过实验方法加以验证，但是，詹姆斯相信，由于这些动作都是可以通过内省来观察的，因此，任何对此直截了当的叙述都可以被认为是文字上的。在任何情况下，“内省观察就是我们首先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依靠的办法”。詹姆斯心理学思想的另一个来源──也可能是最为重要的一个来源──就是个人和非科学的来源：他对人类行为博物学的、感觉的和聪明的解释，以他自己的经验和理解为基础。他许多的主要见解都来自“心理学分析”，这是杰出的心理学家欧内斯特·希尔加德在他权威性的《美国心理学》中所说的：
“进行‘心理学分析’就是回忆日常观察，然后提供一个对相关经验和行为的可行的解释。一旦表达出来，这样的一些解释经常就是十分可行的，甚至于让详细的证明显得毫不相关，或至少烦琐得不值一试。莎士比亚就是这样一位“心理学分析者”，他没有作出任何当一个心理学家的打算。在心理学家中，詹姆斯是一位超群的心理分析者。其结果是，他鼓励了一种全副武装、热心快肠的心理学，这种心理学无意于一些枝节琐事──一种坚强和重要的心理学勇敢地面对着心理学上最为令人困惑的难题。”经过12年的研究、内省、心理分析和写作之后，詹姆斯完成了《心理学原理》，这本书对他来说一直就是一个不可忍受的负担。这是一个庞大的工程──两卷本加起来近1400页──而且完全不适合用作教科书。可是，在两年时间内，他又从中改编出一本简写的教科书来。（非简写版以“詹姆斯”著名，简写本以“吉米”著名。）《心理学原理》立即获得了轰动效果，而且对美国心理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几乎60年后，哈佛大学的哲学教授拉尔夫?巴顿?佩里还经常说到它：“心理学中没有哪一本著作曾获得过如此热烈的欢迎……其它的任何著作也没有赢得过如此经久不衰的名声。”
到1892年，当詹姆斯完成吉米时，他已经在心理学上教授和写作了17年了，对它已经有些厌倦了。从那时起，他把创造才能转到其它一些事情上去了：教育（他讲授心理学在课堂里的应用，并于1899年出版了《与教师一席谈》）；不同种类的宗教体验的实践结果（《宗教经验种种》于1902年出版）和哲学（《实用主义》出版于1907年，这使他成为美国著名的思想家）。 可是，他的确继续写作一些大众文章，把他在《心理学原则》中提出来的思想再宣传一番，并保持与心理学发展的步伐。1894年，他是唤起人们注意当时还不太引人注目的维也纳医生西格蒙·弗洛伊德的第一个美国人，而且在1909年，他尽管还在生病，但还是去克拉克大学看望了惟一一次到美国来的弗洛伊德，并听到说话。
作为一位一向反抗传统的人，詹姆斯情愿探索在可接受的科学范畴之外的心理学的形式。他对唯灵论和“灵魂”现象产生了深刻的兴趣，认为这些东西是非正常心理学的延伸；他还紧跟心灵研究者们的步伐；参加一些降神会；1884年还成立了美国灵魂研究协会。他曾经与一位垂死的朋友订下契约，约好在他死后坐在他的屋外等待与它界的朋友对话；没有什么对话发生。詹姆斯把对这类主题所抱的开放的态度与严格的科学证据联合在一起；后来，在他的生活中，他曾经总结说：“我发现自己相信在这些接连不断的灵魂现象报告中的‘某种东西’，尽管我从未曾掌握到任何确切的证据……理论上讲，我跟开始的时候相比没有什么进步。”自1898年起，詹姆斯因为一项个人的原因而产生了对死后世界的兴趣。那年，他56岁，在阿迪龙戴克斯山区爬山时心脏劳累过度，从那以后就有了慢性心脏病。他的身体状况不断恶化：1907年他从哈佛退休了，在接下来的3年时间内写了哲学方面最为重要的两本书，1910年就去世了，享年68岁。约翰·杜威当时评论他时说：“大家一致公认，他一直是美国最伟大的心理学家。如果不是因为人们对德国人和事不合情理的赞扬，我认为，他也就是他这个时代和任何国家里最为伟大的心理学家──也许是一切时代里最为伟大的心理学家。”

【作品提要】

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 1843—1916)出身于美国一个富裕家庭，自幼受到良好教育，是美国少有的不为谋生而写作的作家。1862年进入哈佛法学院，但兴趣却在文学方面。在此期间，詹姆斯遇到豪威尔斯(William Dean Howells)，后成为终生好友。1869年游历欧洲，遇见了福楼拜、莫泊桑、左拉和屠格涅夫，受到他们的影响。詹姆斯认为美国社会的物质倾向和缺乏高雅文化不能给他提供文学创作的素材，乃于1876年移居英国。之后发表成名作《黛西·米勒》，后来又发表长篇小说《贵妇的画像》，更是受到评论界的广泛好评。詹姆斯拥有异常丰富和复杂的内心世界，他的小说非常关注人物的内心活动。詹姆斯和他哥哥威廉之间几乎终身的相互竞争是影响他性格的重要因素之一。1915年，詹姆斯加入英国国籍，同年，被英国国王乔治五世授予勋章。

【作品选录】

《奉使记》的写作被认为是“一个不再年轻的男人在他生命历程中某个重大而有趣的时期的画面，前后约六个星期”。詹姆斯自己在1899年就有这样的六个月时间。那时他遇到了汉德里克·安德森，买下兰姆屋，写下了《秘密泉》，之后突然发现——剃掉胡须之后——自己想写些有关“整个人类秩序”的东西。他所写的关于中年主人公的这部小说传达了一个最基本的信息，既是给读者的，也是给他自己的：　人必须头脑清醒地，并且“有足够的活力”活着，充当给自己“鼓劲”的力量源泉。57岁时，他似乎完完全全开始了一项新的事业：　这显示他在经历了差不多二十年时间之后，再次回到当初使他成名的“国际”题材。他重新拾起这一题材，欢愉之心毫不加掩饰；他重新回过头来，讲述了一个美国人在巴黎的故事，仿佛又回到当年写作《美国人》时的33岁。他在这部新小说里写了新英格兰人的僵化思想和“欧洲”世界大同主义的宽松态度。在从前的罗曼司小说中，他讲过克里斯托弗·纽曼一心要进入福勃格·圣·格梅大街，一如巴尔扎克小说里那个来自外省的年轻人。《奉使记》将写成一个上了年纪的人的故事。这位主人公身在法国首都，冲破新英格兰道德良心的外壳——他发现自己尽管年龄已长，但有了天真无邪的眼光后，让他看到了更加广阔的世界。詹姆斯在花园的凉房里口授他的小说，感到他手里所有的资料都“像千篇一律的好天气一样按照我的命题进行了安排”。他用了大约八个月的时间完成了这部小说。里面的十二个部分每一部分代表一年当中的一个月，都画上了图画和场景，使用的是他写剧本以来本已熟稔的技巧。“什么也没有抵制，什么也没有暴露，”詹姆斯说。他总是说这部小说“写得最好，是我的作品中写得‘最全面的’”。不错，这部小说在主题上和表述上都具有原创的和谐，以及形式与内容恰到好处的完美对称。

《奉使记》中没有一处速描不能够传达出这部喜剧的闪亮光辉和机智光芒、以及其中情景和对话里的微妙讽刺。詹姆斯手法娴熟老道，得心应手地运用这些方法解剖了美国和欧洲，重新想象了他的国际神话。他告诉自己美国一直是外省，而他很英明地住到了文明高度发达的地区。美国是纽瑟姆夫人，是冷面无情、顽固不化的力量，毫不妥协，非常苛刻：　她就在那儿，在伍莱特，或者在上百个那样的城市里。在那里，价值观模糊不清，人人都为此付出代价——这是不敢表露情感、因循守旧和按部就班的代价。人不能够“像自己那样活着”。纽瑟姆夫人依恋自己的孩子，要求他们守在家里，拒绝让他们长大，去过自己的生活。她“严格地用自己的方式让孩子们守在自己身边”。书中随意提到了唯一的一种解决方法——詹姆斯找到的方法：“你只能从道德上和心智上摆脱她”。先期派出的使者学会了如何缓解自己在道德和心智上的束缚。他要回到伍莱特这个“并不肯定它应当享受生活”的地方，承认欧洲是不道德的(按照伍莱特的标准)，承认欧洲给他提供了一个美丽的自由幻影。他可以在自己的幻想中生活——如果他继续去经历，不要求用伍莱特的尺子去丈量生活的话。

詹姆斯讲述的《奉使记》风格复杂，叙述含蓄，他在此之前从未用过这种技法。这种叙述方法表明，他终于同日渐减少的全知叙述视角和解了。一个人决不会知道一切。他决定让他的读者感受到这一点，而不是沿袭旧法，在小说中讲述一切。詹姆斯违反了使小说成为当今时代最为流行的艺术形式的东西，他为此付出了代价。詹姆斯没有让小说去满足人们的好奇心，而是把它变成制造神秘的工具。他只允许读者从小说中所知的和从生活所知的一样多。而且，从第一次起他就一直发展了一种可以移动的广角。在老式说故事的方法里，这样的结果是没有行动的小说。其激动是智力的，其愉悦存在于逐步展开的微小细节的过程之中：　画面是加了框架的。在小说开头部分，我们的感觉是看到了一系列照相机——而詹姆斯在这架现代照相机前已经写了很久了。我们首先透过斯特莱特的眼睛看到纽瑟姆夫人，“一个女人……姿色——不再青春荡漾，不再身健如牛，但集于一人之身二者还算和谐。”我们首先透过她的眼睛看到斯特莱特，眼光故意有些转移，“他的主人见到的，她可能会相信的，有些被好意地改变了。这是一个中等个头的男人，稍稍有点松弛，年龄也许比中年还要多点——一个55岁的男人，一眼望上去的特征是那张脸明显地没有血色，发暗，一脸黑胡须，浓浓的，蓄着典型的美国发型，直直地起来，然后慢慢垂落下来，满头乌发仍然很浓密……”接着我们一起看到了两人，“两人的肤色都是健康的棕色，高挑的个头清瘦的脸，两人面部的凹处、看上去不成比例的鼻子和有些灰白的头发都表明，他们可能曾经是兄妹。”人们常说，《奉使记》的故事全部是从斯特莱特的“视角”讲述的。但没有多久我们却会发现，詹姆斯用“调整过的”视角写进一大群证人、第一人称闯入者、旁观者、许许多多个人；他不断移动着自己的相机；他要我们运用想象力，去欣赏他在故事最中心的地方为我们展现的各种人物关系。

如果按照小说里的这种发明、它的原创风格及它的心理结构去阅读，我们就会看到在语言学历史的道路上有面司汤达式的镜子，在这面镜子旁边走过普鲁斯特、乔伊斯、伍尔夫、福克纳和许许多多其他作家。这部小说可以被称作第一部真实的“现代主义运动”杰作。其形式结构预示了《尤利西斯》的结构；其冗长的河流般的句子映着普鲁斯特的回忆性小说的叙述痕迹。其对情感“光环”的追求给伍尔夫的小说实验投下一个长长的影子。

除了小说叙事的“技巧”和思考周密的实验、除了精心构思的对称设计、“谋篇布局”中的谨慎——含蓄，展开信息时故意以退为进，即拒绝把事情专门化，如小说《拧紧螺丝》中——除了所有这些之外，小说代表了亨利·詹姆斯生活中的中心神话。詹姆斯很早之前就认为，他选择了欧洲是明智之举，沃莱特和纽斯曼夫人——即美国——不能为他提供自由的感觉，而在国外他为自己赢得了。欧洲就是艺术、彬彬有礼、古老油画里的风景、像德·维奥奈特夫人的有趣女人，在她们的公寓里可以找到法兰西帝国的历史；或者说，欧洲是塞纳河畔——或泰晤士河畔——莫泊桑悠闲的下午，是文明把自己绘入画中的路边客栈。沃莱特充满了纽斯曼一家的狭隘心胸和短浅的目光；它不是适合自由精神的地方。它完全是受了束缚的——僵化的、死板的。

在神话的层面上，而且由于詹姆斯生命中早年各种混乱的关系的情感原因，他似乎依然在做斗争，对手是强大的、对他很有控制力但却慈祥的母亲——以及他童年里和青年时代其他权威人物。首先是美国本身。母亲在沃莱特(或剑桥)坐等着，她要儿子在他去历险的那个世界里完成任务——但是要在母亲手中的线的那一端。他挣扎着要获得自由，在国外追求自己的生活，而不是永远处于受监护的状态。在欧洲他有了别的母亲。高斯特利小姐代表了他思想上的母亲——甚至他的哥哥；德·维奥奈特夫人是“欧洲”和 *** 。她的盎格鲁-法兰西身份代表了她身上的两种文化，这在詹姆斯身上同时相见。她也是妖妇式母亲，很神秘，也是让人焦虑的源头。我们不妨稍做停息，看看詹姆斯如何给高斯特利小姐和德·维奥奈特取名的。詹姆斯的母亲名叫玛丽。高斯特利小姐叫玛丽亚，德·维奥奈特夫人叫玛莉。在小说的神秘的象征主义当中，詹姆斯生命中的两个祖国都占有主要位置——宽松的欧洲、苛刻的美国。而且，他必须做出选择。他只能接受四处漂泊的观念。

因此，我们看到詹姆斯的母子情把他紧紧地束缚在昆西大街、波士顿和纽约。为了在心理上斩断这种母子之情他进行了旷日持久的斗争。在小说的结尾，他本可以把斯特莱特送回沃莱特——因为他自己已经准备好回国去了。从写这本小说的时候起，他听从了表兄弟、表姐妹、堂兄弟、堂姐妹们的意见，开始在小说中提到美国孩子必须有根的意识。环境为他提供了横跨大西洋的根，但他再也不能肯定故乡的根是否更好。实际上，他也是在说，如果他留在国内的话，他的生活观也许不会这样模棱两可。然而，这种似是而非却使他的艺术生涯成为可能，使他在美国与欧洲的优劣之间不断取得平衡。也是这种似是而非使他成了小说大师亨利·詹姆斯——并且写出了《奉使记》。

亨利·詹姆斯早年在美国时很向往欧洲，而到了欧洲他又觉得自己要说，英国不是自己的家。在(美国的)昆西街，只要威廉姆在家，他在孩子辈中永远是排行老二；在(英国的)玻尔通大街，他很长一段时间是一个“观察力敏锐的陌生人”。现在，他成年累月住在这里，此处是他的再生之地。他把自己一生中丢失的身份重新合并起来了。他可以说美国是他的家。美国肯定“没有半点魅力，这很残酷。”破坏者毁坏了他青年时代的美丽风光。“灾难、暴力和残酷此起彼伏，一波又一波”。詹姆斯想到此就心痛；他说耳畔响起那些恐怖的声音就忍不住要后退几步。他想永远缩在英国的兰姆屋里。他“不可能苟活下来，如果这一切全部重新来一遍的话。”他颤栗着；他痛苦着；他蜷缩着；然而“我在你们当中住过的十个月重新点燃了我的好奇心和同情心和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在某种程度上，他的到访猜出了一个古老的谜语，解答了流亡的双重问题。过去他认为美国抛弃了他：　现在他发现，当美国嘲笑他的时候，其实正是在爱他。正如在他的小说几次重印时他之所说，他认识到，“如同人们一贯所称，一个人的最高亲属关系是他同他的国家的关系。”

亨利·詹姆斯去拜访过艾迪斯·渥顿两次，随后写了一些历史和文学史。詹姆斯将渥顿的上流社会的奢华生活——关于她的社交活动、文学活动、她挥金如土的做派和公主般的生活——写成了一个短篇小说。故事编写得非常细致，且技巧高超，虽处处不无暗示，然很少有人能够识破其中的玩笑，更不能洞悉深层里对渥顿生活方式的批评。渥顿夫人极有可能一眼看到了小说里的玩笑所在，但很可能读到那些地方时，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多年以后，渥顿夫人在回忆录中提到这个故事当中的玩笑成分；这也许是有意迷惑读者。她说，故事的起因可能是有天晚上，她开着“火轮车”(故事里就是使用的这个词)带着詹姆斯在巴黎兜了很长时间的风。远处，下面是月光皎洁、万家灯火的城市，塞纳河里波光粼粼，曲曲弯弯。大师用高超的写作技巧把这次兜风写在故事的尾部。不过，这段故事的起因可比渥顿夫人所了解的要复杂。

纽约的一位经纪人曾给詹姆斯写过一封信，说渥顿夫人提出要他为她写篇文章。信纸上印着一段马克思名言，“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显然这是一家社会主义刊物，它们对渥顿夫人在其新小说《树上的果实》中所讨论的人力资源管理发生了兴趣。这封信告诉詹姆斯，“她的意思是，如果对这部小说的评论的主导性观点出自您的手笔，她将会非常感激。”起初，詹姆斯不相信渥顿夫人会用这种不直接的方式请他“做广告”。渥顿否认此事。然而她的确说过(詹姆斯告诉他的经纪人)，“如果我打算写那篇文章了，而她却硬拦住我不让我写的话，那她会很遗憾的。”他又说，“我好像明白了，这件事其实会让她很开心——如果我把文章写出来的话。”他认为，他会很乐意写上3 000字，而且又忍不住用她的新小说当作说好话的借口。但是，他还说了，“我很讨厌作假——除非事出有因。”

也许詹姆斯的热心肠背后的真实想法是，他实际上没有别的办法来偿还渥顿夫人对他的长期款待。于是，这很大程度上变成一种姿态；不过这类姿态总显得是一种挑战。很久以前，他给哈姆弗瑞·渥德夫人写过一篇抬轿子书评，态度模棱两可，既露着谨慎，也透着感激，这些他都心知肚明。而对于渥顿夫人的写作艺术，即使包括她的缺陷，他都评价甚高。詹姆斯向她坦陈心迹。他说，“不管用什么狡猾的手段”，在他的心里已经种下了一颗种子。现在他意识到“有一种生动活泼的力量情不自禁地涌上来，变成几句流畅的话，真的是要说明你的天才之谜。”渥顿夫人对斯科利波纳出版商的编辑们也出言谨慎。她说，她请编辑给亨利·詹姆斯送去一本他索要的《树上的果实》，是请他“为我的天才之迷写上几句话”；她又补充说，这听上去“好像他要彻底击败我”。

他正在给写信征求他的那位编辑回信，“我把他的信寄给您。对于您的愿望他的说法极富想象力。如果他能对他的说法做出解释(真的，这显然是睁着眼睛说瞎话。据我判断，这是商人们的惯用伎俩。)，我会给他发去3 000字的。”他没有马上得到满意的答复；等到他收到回复时，他已经读完《树上的果实》，全然失去了为该小说写书评的兴趣。该小说倒是写得不错；只是不够好。他告诉米妮·琼斯，这部小说的“组织结构、谋篇布局都出奇地弱”；他对渥顿夫人也是这么说，不过也“赞扬了小说中写得好的地方。”小说“有许多有趣之处，胜过任何正在写小说的人。”但是，“我觉得我不能在地下刊物上发表文章表示‘喜爱’你的作品”。

在詹姆斯创作的那篇短篇小说里，字里行间藏着深刻的嘲讽之意，甚至还有敌意；渥顿夫人想通过纽约的地下出版物出面，找詹姆斯为其小说作广告——即使詹姆斯已经证实她在这件事上是清白无辜的，他似乎对渥顿夫人的这种想法仍然耿耿于怀。詹姆斯尽其所能给他的故事添油加醋。毕利之懂得“上流社会的门道”，了解“那些了不起的奥林匹亚神之辈”，以及“奥林匹斯山的事务和其重中之重—— *** ”。公主给他的印象是，她“戴着一个被意大利画家提香浓彩重抹的希腊神面具，……她也许是月神和狩猎女神阿耳特弥斯，为了那些追求者们，她身上挂满珍珠饰品，大步流星走过房间，但是她一阵冲动，从青春女神手里猛然夺过那只金杯，令追求者们大失所望。”所谓“金杯”可能又是在暗示《金碗》，也或许是影射《树上的果实》的作者对《金碗》的批评。渥顿夫人曾经对詹姆斯说过，“你在《金碗》中把四个人物搁置起来，是什么意思？那四个人彼此不再监视对方，不再勾心斗角的话，那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你为什么剥夺了他们身上所有人性的一般特点，即我们在生活中必然追求的那种人性？”詹姆斯心烦意乱地回答，“亲爱的——我不知道自己这么干了！”

詹姆斯在这个短篇小说里继续嘲讽之能事——但只有那些仔细读过《树上的果实》的人才能看出这一点。渥顿夫人在小说中写到一个人物，她“有一颗炽热的慈母心，”还写了一个青年，他身上奔流着“童年之血”，“身上的 *** 全部迸发出来”，期盼着“青春的所有热情和本能”。詹姆斯在提到艾米·伊万斯的“树尖”时一遍遍说到这些词：　

……艾米·伊万斯身上的所有特点，如她明白无误所表白的那样……

……他身上所有的那些有意识的征服者意志，一如艾米·伊万斯会说的那样……

……在他身上的作家意识，就像她巧舌如簧所说的那样……

詹姆斯好像很肯定，他的玩笑不会得罪人——个中玩笑，人们只会把它当玩笑对待。他也许曾注意到《树上的果实》里有一个句子写到众人物“混进最密切的圈子里，发现了一个普通的幽默机构”。1909年，这篇小说刊登在《英语评论》三月号上。显然渥顿夫人告诉詹姆斯，小说写得“真好”，并向他打听小说发表的事。他一口答应。有两家杂志给这篇约翰·毕利之和公主的故事退了稿，“非常非常像给您退稿一样：　退稿这种事让您很头疼——让库克头疼，让我们的巴黎头疼(库克的小说、你的小说、我的小说)：　所以难怪这故事‘真好’呢。”许多年之后，当渥顿夫人被问及此事时，她淡淡一笑，“啊，但愿我从来没有请詹姆斯写过什么序言。”她也讲到“有个非常漂亮的英国年轻女子，地位很高，有颗不灭的文学野心”，曾试图诱骗詹姆斯为她正在创作的小说写篇前言，“——或者是为小说写篇书评，我记不太清了。”

不管关于这个短篇小说还有多少“轶事”，其主题和那些说法的意思都是说，詹姆斯对渥顿夫人的誉美之辞之中夹杂着尖酸刻薄的成分：　他稳居文学大师和立法者的位置，他认为渥顿夫人应当甘居有眼力的女爵大人的位置。很显然她默默承受了他在短篇小说里的种种讽刺，就像她接受了詹姆斯对她所有其他的批评一样：　他们的友谊是牢不可破的：　坚强得足以抵挡住这种超凡脱俗的沉重讽刺。渥顿夫人打算敞开胸怀，迎接来自大师的任何批评。在詹姆斯这方，他对她的仰慕与日俱增。

(唐岫敏译)

【赏析】

20世纪西方文学界出现了一批影响力巨大的传记作家，如英国的雷顿·斯特拉奇，德国的斯蒂芬·茨威格和法国的安德烈·莫洛亚。当然，美国的列昂·艾德尔无疑也是这些如雷贯耳的名字中的一个。艾德尔几乎倾尽毕生之力研究亨利·詹姆斯，光是这部《詹姆斯传》就有两千两百页之厚，耗时三十年之久才最终完成。这部传记由《未入世的岁月》、《伦敦的征服》、《中年》、《背弃的岁月》和《大师年代》五卷组成，完整而详尽地叙述了美国小说家亨利·詹姆斯的一生，是公认的关于詹姆斯的最重要的论著。

最后一卷《大师年代》叙述的主要是詹姆斯晚年时期，其中在关于詹姆斯创作《奉使记》这个阶段，艾德尔不仅讲述了一个完整的故事，而且深刻地剖析了詹姆斯此时的心境变化及其由来。艾德尔认为，文学传记应当同小说一样，采用场面的方法组织材料和进行叙事。所谓“场面”是以某种人物关系、某个事件、某一问题或某部作品为核心，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叙述空间。在詹姆斯撰写《奉使记》的阶段，艾德尔就是以“《奉使记》”为整个叙述的核心，围绕这部作品，将詹姆斯晚年的心境变化娓娓道来。57岁的詹姆斯“再次回到当初使他成名的‘国际’题材”，《奉使记》中的沃莱特和纽斯曼夫人代表的是美国，一个“不能为他提供自由的感觉”的国家；而欧洲却有点“像德·维奥奈特夫人的有趣女人”。究其原因，艾德尔发现，是詹姆斯的母子情束缚住了他的一生。詹姆斯的母亲非常具有控制力，为了摆脱这种控制，他来到了欧洲，并且被欧洲的艺术甚至是普通的生活方式所倾倒。詹姆斯自幼就经常往来于欧美之间，很早就开始向往欧洲的“自由”。但这种“自由”是一种心理上的，是一种试图摆脱控制而为自己制造的一种幻境。这时候，已步入晚年的詹姆开始想起了母亲的慈祥。这样，他对母亲，或者说类似的权威人物的矛盾情感令他一直无法释怀。如艾德尔所称，“为了在心理上斩断这种母子之情”， 詹姆斯在小说的结尾，本可以把小说中的人物送回美国老家，“因为他自己已经准备好回国去了”。此时的詹姆斯已经开始关注“根”的问题，认为一个人同自己的国家的关系才是“最高亲属关系”；但“横跨大西洋的根”却是如此飘忽，他也不能肯定美国的“根”是否更好。艾德尔以“《奉使记》”为核心，将这种心境变化的前因后果，集中起来进行讲述。这些讲述甚至可以是跨越不同的时空，艾德尔把相关的材料归并起来，构成一个完整独立的“场面”。在这个“场面”的结束部分，艾德尔于是很自然地得出结论，正是“这种似是而非”的在欧美之间的情感摇摆，使詹姆斯成为一位“大师”。 艾德尔所秉持的文学传记应当像小说一样进行叙事的理论也在这里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而在分析詹姆斯和渥顿夫人关系的问题上，艾德尔采取了一种 “福尔摩斯”似的方法。詹姆斯和渥顿夫人的友谊一直是“牢不可破”的，但两人间却仍然有许多不为人知的小嫌隙，所谓文人相轻，其间的细节亦颇耐人寻味。所谓“福尔摩斯”的方法，是指通过收罗尽可能详尽的材料，进行仔细的鉴别、分析和研究，然后进行综合判断和推理，最终获得事实的真相，也就是传主的生命“神话”。这种方法的核心是注重证据，避免主观臆断。艾德尔在这里使用的材料就不仅包括有关詹姆斯本身的资料，还有渥顿夫人的回忆录，詹姆斯哥哥威廉的信札，甚至包括詹姆斯的打字员的日记。艾德尔通过这种类似侦探小说中的推理方式，以詹姆斯为渥顿夫人的一篇小说写的评论为突破口，追根溯源，寻找出詹姆斯的性格特质。詹姆斯对于纯粹的商业操作是深恶痛绝的，所以即便他承认在这件事上，渥顿夫人“是清白无辜的”，他对她的“这种想法仍然耿耿于怀”。因为按照詹姆斯此时的心态，他认为自己是“稳居文学大师和立法者的位置”。尽管詹姆斯在作品中含沙射影地讽刺了渥顿夫人，但同时由于渥顿夫人“敞开胸怀迎接来自大师的任何批评”，于是詹姆斯“对她的仰慕”也是“与日俱增”。随着近年来渥顿夫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逐步获得承认，艾德尔对于她和詹姆斯之间关系的探究也愈发显得意义深远。

作为一位学者，艾德尔对传记理论的研究具有相当的深度和广度。他的《詹姆斯传》细腻而精致，实践了他自己在传记方面的很多理论。他将詹姆斯的写作过程和他的心理世界糅合在一起，通过故事性的叙事方式和“福尔摩斯”似的探究方法，让这部传记像小说一样读来令人兴味盎然，同时史料翔实可靠，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艾德尔发现，尽管外界一般认为詹姆斯是个乏味的作家，他生活简单，整天只会坐在桌前进行写作，但真实的他却拥有异常丰富和复杂的内心世界。同时，詹姆斯自己的小说关注人物的内心活动，他笔下的人物和事件都是经过个人良知过滤的。在这部内容丰富的传记中，詹姆斯的生活中充满了各种冲突和矛盾，他的现实生活和精神世界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卿小明)

詹姆斯在《信仰的意志和其他普及哲学论文》中自认为他的实用主义哲学思想得益于C·S·皮尔斯（Charles Sander Peirce，1938-1914）。这本论文集的前四篇论文讨论所谓“宗教信仰的合理性”。其他论文讲决定论、道德生活、伟人、黑格尔和心灵的研究等。皮尔斯用“实用主义”这个词来指实验性的、以经验为依据的思想。他的实用主义是用更为明确的符号来说明某种符号，借以克服语言概念的混乱。1907年，詹姆斯出版了《实用主义：旧的思维方法之新名称》，扩展了皮尔斯的实用主义，使之更加体系化。詹姆斯的实用主义主要从心理学和伦理学上考察价值、评价和满意等问题。他认为思维的主要功能是帮助我们建立“同我们的环境之间令人满意的关系”，因而人总是按照自己的需要和愿望来塑造现实的特点。这种看法和他在《原理》一书中表现的非理智主义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他还认为“真理是人们在经验过程中构成的”，“如果有一概念，我们能用它很顺利地从一部分经验转移到另一部分经验，将事物美满地联系起来。很稳妥地工作起来，而且能够简化劳动，节省劳动，那么这个概念就是真的。”詹姆斯进而认为“真理就是任何证明自己在实现信仰中有效的东西的名称。”（James， 1907，P. 418, P.64）他不仅把实际结果作为判断真理的经验的工具，认为“有用就是真理”，而且把它推广到说明善的道德领域中，用有利于道德行为的实际结果多元性给善下定义。他甚至用这种实用主义观点来为宗教信仰辩护。他说，“根据实用主义原则，只要关于上帝的假设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能令人满意地起作用，那么这个假设便是真的。”（James, 1907,P.299）??詹姆斯还把实用主义看作一种方法论，并把它归结为一句格言：“不讲原则，只讲效果。”他说，“实用主义的方法不是什么特别的结果，而不过是一种确定方向的态度。这个态度不是去看最先的东西：原则、‘范畴’和必需的假定，而是去看最后的东西：收获、效果和事实。”（James，1907，P.55-56）他认为许多“原则”的争论，都不是“效果”争论，因而是多余的和没有意义的，想以此来取消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原则争论。
1908年，詹姆斯在牛津的曼彻斯特学院讲演，翌年，把讲演稿编成《多元宇宙》（A Pluralist Universe，1909）出版，?进一步发展了他在《宗教经验之种种》一书中提出的真理的标准。他认为无论是知识、真理或意义，都应解释为一种自然的过程或一种功能的混合物。在他看来，宇宙是以如此众多的特殊和具体的方式联系在一起的非永恒过程的多元体，不可能只用抽象的思辨加以解释。1912年，詹姆斯又出版了《彻底经验主义论文集》，主张宇宙的本原是“纯粹经验”。他说，“我认为世界只有一种本原，一切事物都由它构成，我把它称为‘纯粹经验’”。他认为具有各种规定性的万物只是人们对“纯粹经验”或“混沌的意识流”加工改造的结果。在《原理》中，他也说过，“我们的经验乃是我们所注意的东西”（P.402），“总有无数的事项呈现于我的感官之前，但是只要我们对它们没有兴趣，它们就丝毫不能进入我的经验之中，我的经验乃是我所注意的东西。”又说，“实在就是我所注意的东西”，“一切实在的基础和起源，无论从绝对的或实践的观点看来，都是主观的，也即是我自己的”。（P.297）如果把他的“纯粹经验”和他在《原理》中表现的上述观点联系起来，就不难看出詹姆斯纯粹经验论实际上是把经验主观唯心主义化。
詹姆斯的人格是复杂的。他虽然深信经验是思想的出发点和最后的证明，但他并不反对理论思辨。在决定论和自由意志论问题上，他倾向于自由意识论，十分重视意志和注意的作用，但他也承认决定论是简化各种纷繁复杂的宇宙现象的便利手段；理智是对付环境的许多方法之一，虽然有一定的限度。他具有独立思考的精神和丰富的想象力，却十分重视吸收前人和外国人的研究成果，如实地阐述别人的理论，而且善于聆听各种不同的观点。E·海德布雷德（Edna Heidbreder）在她的《七种心理学》（Seven Psychologies）一书中指出，“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詹姆斯往往能够把他的论敌的立场阐述得比论敌本人所讲的更加清楚，然后再加以反驳。”（P.159）他主修自然科学和医学，但他同时博览法国、德国和美国的文学名著，有很高的文学修养；他的文章风格十分引人入胜。当时美国许多不是必修心理学的学生也喜欢他的书。据说有人到图书馆借来他写的书，管理人员略带风趣地问：“你是想借写小说的心理学詹姆斯的书，还是想借写心理的小说家詹姆斯的书？”詹姆斯是美国机能心理学的先驱，但他既不是学派的创建者，也不想组织学派；他在美国自创心理实验室，却声称，“我生来就不喜欢实验工作。”（Boring，1950，P.553-554）他善于启发学生思考，却不要求他们照他的意思去思想。在他致力于心理学著述和教学时，他是哲学教授；在他转而从事哲学著作时，却当心理学教授。他的《心理学原理》出版后，多次重印，被译成法文、德文、意大利文和俄文。当举世为他这本书喝彩时，他却在给他的出版商的一封信中说，他的这部书是“令人作呕的、膨胀的、臃肿的、浮泛的一堆资料，它不过是证明两件事情；第一，没有什么科学心理学这样一种东西，第二，威廉·詹姆斯是一个无能的人”（Allen，1967，P.314-315）。
詹姆士的彻底经验主义的“实在”解释：“实在”有三个要素。第一要素是一个极端混乱的纯经验,它是给我们提出问题的;第二要素是一套久已印入我们的意识结构的,几乎不可能改变的基本范畴,它是为一切答案圈定了大致范围的;第三要素是以最符合我们当前需要的形式给我们具体答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