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04年7月，隋文帝病重在床，身为太子的杨广，也就是后来的隋炀帝认为时机已到，就杀死了隋文帝和哥哥杨勇，登上皇位。登基之后，他大造宫殿，多方搜罗美女，想让自己因为当太子时的伪饰而失去的享乐得到加倍补偿。公元605年，隋炀帝迁都洛阳，他派管理建筑的大臣，那个大臣为讨好皇帝，就故意把规模搞的特别宏大，又修建了让隋炀帝游玩的花园，隋炀帝还特别喜欢巡游，每次又都特别宏大，还要让百姓“献食”。隋炀帝还三次争讨高丽，都以失败告终。公元616年，隋炀帝又巡游江都被叛军所杀。

在短短三十几年中，隋王朝恢复了几个世纪以来因割据纷乱几乎中断的对外关系。通过“丝绸之路”的商业 以来，促进了中国与西亚的相互交流。在东亚，隋与新罗、百济、日本的使者来往频繁，特别是日本有不少的僧人、学生到中国来学习；隋炀帝派裴矩到西域，招引各地商人来参观贸易，还派使者远至东南亚真腊、赤土等国，使隋代中国在亚洲的地位和影响力都得到增强。为后世盛唐打下了一定的基础。随着对外关系的改善和交流的发展，当时的地理学也有了较大的发展。炀帝下令撰写的《区宇图志》共1200卷，是一部图文并茂的全国地理专著，在中国地理学发展史上占有相当的地位。
在中国历史上，隋朝与秦朝相比，有许多相似之处。首先，隋与秦都是凭借强大的武力统一分裂多年的中国，而紧接着完成一系列改革，使经济得以发展。与此同时，又对人民大施徭役，致使民不聊生，终于使政权毁于一旦，短命而亡。然而，也正是凭借此时国家对物资财富丰盈的积累，为后世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物质条件。从而，带来了隋之后中华民族引以为骄傲的盛唐文化。

隋唐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繁荣时期，这一时期的阶段特征是：国家统一，政局相对稳定；封建经济继续发展，显现繁荣景象；各民族联系加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发展；对外开放，中外经济文化交流频繁；科技文化世界领先，全面辉煌。
大唐盛世时魏征直谏太宗说“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历史不说话，她的沉默正是她的价值。善于反思的人或民族在历史的兴亡更替当中领悟中兴的规则，使国家与民族以后的历史朝良性发展，避免使之步入危亡的境地，而纳入自我的掌握之中。大唐的开元盛世离不开对大隋炀帝的借鉴与批判的深入。历史的重演的特性似乎是一个挥之不去的梦魇，持久地困扰并困惑着后来人。无数的史书历数当朝或前朝得失，一为记载一个国度的发生史，第二恐怕就是要为后来的执政者和人民留存一个参照的完整线索。有时历史正当被人所淡忘，聪明而执着的人跳出来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确横向比照中外历史以及对当国的纵线考察，发现历史居然有惊人的相似。
罗惯中说“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君不见，一个朝代的兴衰总是相互更替，盛世之后必是乱世，乱世久之必有大治。冥冥之中，切合着中国的阴阳学说。历史可以作为当政者的参考，然而也只能是参考而已。历史的车轮是不会停下的，我们所能做的也就是尽量吧！尽量延缓那天的到来……
当然历史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避免和借鉴，而我今天便是老生常谈地重复这样的论调，目的在于树立历史的这层意义在我们心中的标杆。从历史中找寻相关的意义，不论我们何种角度去看待历史，得出怎么样的结论，哪怕是肤浅甚至的错漏屡现的结论亦不能阻挡我们初衷。广视角多维度地去把握历史，应该也是我们作为一个社会人责任所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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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文帝得来天下，是相当容易的。隋文帝杨坚和父亲杨忠，两代仕周，在北周位尊权重。周静帝继位的时候，仅仅八岁，杨坚轻而易举取而代之，自己当了皇帝。古代的历史学家曾经这样长叹：“古来得天下之易，未有如隋文帝者。”杨坚取周而代之之后，对于北周王室采取斩尽杀绝的恐怖手段，从而在北部中国建立了隋王朝。接着隋文帝在北部中国稳定之后，以强大的武力平陈，结束了从西晋末年以来中国近三百多年的分裂历史，统一了中国。平陈的过程，是武力杀伐的过程，陈室君臣，都有臣服之意，因而隋文帝采取了怀柔的政策，让南方有了较快的发展。

隋文帝出生在一个尼姑庙里，是一个叫做智仙的尼姑把他抚养大的，13岁的时候才回到家里。在这个漫长的过程里，隋文帝的生身母亲不能过问任何关于杨坚的事情。甚至母亲思儿心切，偶尔抱抱儿子，智仙尼姑也要大声呵斥和责备。并且说：“你为什么大胆妄为接触我的儿子？”让母亲悲愤交加。在寺庙里长大的隋文帝，对于佛教情有独钟，在位期间，大兴土木，广修寺塔。公元601年6月30日，是隋文帝的生日，在30个州修建了30做寺塔。仁寿年间，隋文帝三次下诏修建寺塔，全国113个州，总共修建了113做寺塔，达到了每州一座。有了寺塔，就要有僧有尼。隋文帝在全国广度僧尼，史书记载，隋文帝在位期间，全国共有三十万人成为僧尼。当时全国的人口为4600万，就有这么多僧尼，比例是十分庞大的。隋文帝不但修建寺塔，广度僧尼，还在全国范围内广写佛经。佛经是从印度传入中国的，在隋朝，就有了伪造的佛经。隋文帝让高僧们鉴别真伪，予以重新抄写。在隋文帝管理国家期间，抄写佛经13万多卷，可谓是汗牛充栋。隋文帝信奉佛教，就广交僧侣，把天下的僧侣作为自己最好的朋友。僧侣不仅可以随意出入皇宫，还经常随驾巡幸。如果那个朝臣不和僧尼为友，隋文帝就会震怒。

作为一个佛教徒，隋文帝却是一个吝啬之徒。就像他自己标榜的那样，说自己是一个“躬履俭约”，“薄赋于民”的皇帝。当时在隋朝的国库里，囤积的粮食，可以国用五十年。但是在开皇14年秋，关中大旱，出现饥荒，尽管国库里“仓粟红腐”，但是隋文帝不准打开粮仓放粮，并且率领关中饥民就食洛阳。史书中记载：隋文帝在逢到饥荒之年，带领民众就食不止一次，关中又一次大旱的时候，隋文帝不予赈济，而命令老百姓就食山东。隋文帝国库里的粮食最后干什么去了？为李密、李渊父子起兵准备粮草去了，为推翻自己的军队提供军需去了。隋文帝的国库了到底有多少粮食呢？到唐朝的贞观11年，已经过去四十多年，隋朝两京府库的粮食还没有用完。唐太宗说：隋朝末年的”天下储积，可供50年。”王夫之这样评价隋文帝：“隋文帝，锱铢之主也。文帝之俭，非俭也，吝也！”王夫之对于隋文帝吝啬为民的做法，笔下进行了痛斥：“粟朽于仓，人殣于道，豪民逞，贫民毙，争夺兴，盗贼起，有国破国，有家亡家，悲夫！”做为一个信封佛教的皇帝，国库里堆满了粮食，该普度众生的时候，不屈普度众生，对于佛教简直就是一个嘲弄。

隋文帝信封佛教，极端吝啬，但是对付隋朝腐败的官员，他的手段是十分严厉和苛刻的。隋文帝是一个性格里充满了猜忌的皇帝，对于朝臣的清廉程度一概不放心。他认为，只要是一个臣子，都怀有贪婪之心，都会有贪占之心，都会有受贿之举。隋文帝拥有一个庞大的对付朝臣的特务机构，监管朝廷里的官员和地方的官员，一旦发现官员拥有过失，就加以重罪。有些不该处以极刑的，往往会处以极刑。隋文帝作为一个皇帝，没有一个皇帝的大度和敦厚，喜欢实施一些小人一样的术数，来对付官员，搞的大臣们身心憔悴。就是开国的功臣，隋文帝也以贪贿的罪名处以极刑。隋文帝最大的一个发明，就是命令一些人，悄悄的把一些金银财宝和钱，把一些丝绸和南方的出产的缎子送给一些大臣和官员，来衡量一个大臣和官员是不是贪贿。假若某个大臣接受了金银财宝和钱物，就以贪贿罪处理，在朝堂之上当着大臣的面砍下头颅，以儆效尤。隋文帝用这种实验贿赂的办法，搞得满朝文武胆战心惊，如履薄冰。隋文帝时代，是中国各个朝代里，官员最不保险的朝代。一个皇帝，如此的不光明正大，如此的用阴谋的手段对付自己的朝臣，也算是创造了皇帝之最。

中国有一句古话：始以欺人，终于自罔。隋文帝的灭亡，就应验了这句话。公元604年，隋文帝大病在床的时候，儿子杨广指使党羽，入仁寿宫，在床上把隋文帝杀了。史书记载：“血溅御屏，冤痛之声闻于外。”接着杨广又杀了隋文帝的大儿子、自己的亲哥哥杨勇，当上了皇帝，就是在历史上极富盛名的阴险狡诈、骄奢淫逸的隋炀帝。

隋文帝当了25年皇帝，隋炀帝当了13年皇帝，隋朝就灭亡了。在他们沉重的历史背影里，我们看见了历史沉重的一页。

　　宫崎市定说隋炀帝读后感
　　
　　因为自身知识面比较窄，对隋朝历史理解也不深刻，所以这本书让我受益匪浅。历史研究是一个追本溯源的过程，研究某一个朝代的历史必须追溯前朝，才能了解其沿革变迁，这是我看完这本书后最深的体会。
　　
　　之所以有这个认识是从两个方面得出来的。首先是宫崎市定对隋炀帝性格残暴的原因的分析。看这本书之前，我以为隋炀帝的暴虐行径只是因为他性格上的残暴造成的，但宫崎市定追溯到南北朝时期，与当时的社会风气联系，把隋炀帝看成是一个极其平凡且有弱点的普通人。他得出的结论是“由于连年战争、物资贫乏、世风日下，这是爬上皇帝宝座的君王们与民间的地痞流氓相比，其暴虐蛮横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一点成为后人对南北朝最突出的印象。这些当权者的所作所为不幸成为隋炀帝效法、临摹的样板”。在宫崎市定看来，隋炀帝只是昏君的一个普通典型。
　　
　　其次是“武川镇军阀势力的崛起”这一章揭示了唐代府兵制度的渊源，甚至可以说是整个隋朝之所以能建立的基础，都在于此。这一点和陈寅恪对关陇集团的解释不谋而合。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篇“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中提到：“有唐一代三百年间其统治阶级之变迁升降，即是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所鸠合集团之兴衰及其分化。盖宇文泰当日融冶关陇集团胡汉民族之有武力才智者，以创霸业；而隋唐继其遗产，又扩充之。其皇室及佐命大臣大都西魏以来此关陇集团中人物，所谓八大柱国即其代表也。当李唐初期此集团之力量犹未衰损，皇室与其将相大臣几全出于同一系统之阶级，故李氏据帝位，主其轴心，其他诸族入则为相，出则为将，自无文武分途之事，而将相大臣与皇室亦为同类之人，其间更不容别一统治阶级之存在。至于武空明，其氏族本不在西魏以来关陇集团之内，因欲消灭唐室之势力，遂开始施行破坏此集团之工作，如崇尚进士文辞之科破格用人及渐毁之制度等皆是也。(www.eduche.com)此关陇集团自西魏迄武空明历时即经一百五十年之久，自身本以逐渐衰腐，武氏更加以破坏，遂致分崩堕落不可救止。其后皇位虽复归李氏，至玄宗尤称盛世，然其祖母开始破坏关陇集团之工事竟及其身而告完成矣。”
　　
　　宫崎市定将关中宇文泰政权追溯到北魏时期的武川军阀，在陈寅恪的隋唐制度三大历史渊源的基础上，进一步阐释了关陇集团何以有那么强大的凝聚力。武川军阀北魏王朝在长城沿线设立的“军事基地”之一，“由于环境困苦，驻守基地的将士之间必须互相扶持、互相帮助，共同维护大家的利益，确保全镇的安全；并且，他们之间借助通婚，建立起一种超越利害、坚不可摧的家族式凝聚力。”
　　
　　此外，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朝代更迭频繁的时代，从中可以看出，君权神授的观念在逐渐淡化，一时登上帝位的统治者，往往都是靠掌握了军权，名不正言不顺，大都假借民意，窃取帝位，所以也可以大胆地猜测，隋炀帝及唐太宗的行为也是有历史渊源的。
　　
　　总之，历史是延续发展的，研究历史就要把每个阶段放入整个历史之中，才能廓清历史真相，否则也只是盲人摸象，窥见冰山一角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