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向世人展现了一幅最崇高而远大的关于人类美好社会超越性的理想和愿景。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出自儒家经典文献《礼记·礼运》篇，是孔子在阐述自己的社会政治理想时明确提出的，为人们刻画和描绘了最理想而崇高的政治目标，最远大而美好的社会愿景，这就是中国人所熟知的“大同”理想。

社会的事物是人们共有的，并不是个人的。

从孔子回答言偃的话来看，“大道之行”先于“三代之英”，则“大同”社会当指夏以前的社会形态，过去因而有“孔子以五帝之世为大同”的说法。这个说法貌似有理，其实又不然，因为五帝（即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之世正是我国原始社会末期，如果在“五帝之世”和“大同”社会之间划上等号，则孔子的“大同”说就成了一种历史倒退的主张。这恐怕不合孔子原意，孔子的原意只在建立一个合理的社会以消除现实社会中的黑暗现象和不合理的地方这一点上，决无倒退到“五帝之世”的意思。何以见得呢？ 我们细读论“大同”这一段文字，便不难看出，孔子所看重的不是传闻中五帝之世的社会实况，而是包含在实况之中的“大道”——确切地说，他是将五帝之世的某些重大事件都提到理论的高度来加以认识，并利用它们来揭示人类社会所应普遍遵守的法则。例如，他从尧禅位于舜、舜禅位于禹这两件事实中提炼出“天下为公”的观念，指出了社会权力的归宿（属于社会的全体成员）；从舜举“八元”“八恺”一事中提炼出“选贤与能”的观念，指出了社会管理者产生的途径。由此可见，“大同”社会是以“五帝之世”的传闻为依据，经过加工提炼而后构想出来的一个理想社会的模式；它源于“五帝之世”，又高于“五帝之世”，二者决不可同日而语。此外，还要看到孔子将这个理想社会定名为“大同”也是有深意的。郑玄注云：“同，犹和也，平也。”既“和”且“平”，用现代话来说，就是没有阶级剥削和压迫，人人平等。 尽管这个理想社会在小生产的基础上不可能成为现实，但两千多年以来它一直是许多进步思想家和社会改革家所向往的目标，例如洪秀全、康有为、谭嗣同、孙中山等都曾受过它的启发。它是我国社会思想史上的一份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