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国库925万两白银被偷,库兵一丝不挂,是如何做到的?道光23年,一封检举揭发户部银库库丁偷漏国库银两的奏折,摆在了道光的案头...
大清国库925万两白银被偷,库兵一丝不挂,是如何做到的?
道光23年,一封检举揭发户部银库库丁偷漏国库银两的奏折,摆在了道光的案头。道光虽然治国能力平庸,在皇帝位上鲜有政绩,不过,他天生对银两感兴趣,以节俭闻名。经常穿着妃子们打过补丁的黄袍上朝,被称为“补丁皇帝”。接到这道奏折后,道光敏锐地感到这应该不是一个个例,便下令彻查。这一查,居然查出了大清历史上最大的国库被盗案。
那么,这起案件是如何被发现的呢?在戒备森严的大清国库里,银两又是如何神不知鬼不觉地被偷出来的呢?清朝银两的存放地主要有三处。一处是宫里的内库,主要存放皇帝的私房钱,相当于皇帝的小金库。这里常年存放的银两不算太多,主要供皇帝在紧急事态下使用,一般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是不会轻易动用的。第二处是内务府银库,这里存放的银两就更少了,主要是用于支付皇帝的各种赏赐,所以还包括各种珍宝古董、玉器字画等。
第三处是户部银库,是全国财税收入的总库,包括各地缴纳的盐课、关税、杂赋等。因此,这里实际上就是清廷的国库。照理说,国库是金融重地,肯定是戒备森严,有重兵把守的,各种防范制度也十分成熟有效。清廷首先在库丁的选拔上就十分小心,他们对汉人不放心,凡是户部银库库丁,都是从满人中选拔的。一旦被选为库丁,都会享受丰厚的待遇,而且任期只有三年。
即便是满人库丁,清廷也对他们心存忌惮,生怕这些库丁经受不住白花花银两的诱惑,铤而走险监守自盗。于是,朝廷又想出了一些绝招,不管是严寒酷暑,还是风霜雨雪,凡是进入国库中的库银郎中、司库、库丁等,都必须脱得赤条条的,浑身上下一丝不挂。在完成银两入库工作后,还必须赤裸裸地上蹿下跳,张嘴大喊数声“出库”,再接受严密的全身检查,方获准穿衣回家。
但即便这样,仍然发生了骇人听闻的国库失窃案,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事儿要从一个名叫张诚保的库丁说起。张诚保是道光年间一位户部银库里的库丁,负责每天全国各地税赋银两的称重和入库工作。他有一个哥哥名叫张亨智,想要花钱为其儿子捐个一官半职,结果张诚保利用职务之便,谎报银两袋数,瞒下了四袋银两准备偷运回家。不料此举被库丁们发现,大伙一拥而上,抢夺了其中的一部分。
张亨智将剩余银两带回家后,又被自家银号里的管事发现,吵嚷着向东家讨要好处。也许是张亨智太过抠门,也许是他刚被库丁们抢劫,心情郁闷。于是,张亨智一怒之下,拒绝了几位管事的要求。几位管事恼羞成怒,一纸诉状将张亨智串通其弟偷漏国库银两之事,上告了官府。《清宣宗实录》记载:“道光二十三年,库吏分银不均,内自攻讦,其事不能复蔽,达于天庭……”几位管事没有想到,正是他们赌气似的告发,竟然揭开了清朝最大规模的亏空案。
道光随即派出刑部尚书惟勤对国库进行盘查,这是自嘉庆以来,第一次对国库账目进行彻查。这一查不打紧,竟将道光惊得目瞪口呆。当惟勤带着官员查看银库每千两一袋的银袋时,有位官员无意间触碰了一下这些银袋,发觉有异,随即打开来看。发现所谓的千两银袋,竟然是用白布包裹的木头。细查开来后,官员们有了更惊人的发现,国库中的这些千两银袋绝大多数装的都是木头。
经过仔细盘查,惟勤发现,户部国库应该存有白银1200万两,实际只找到了290万两,亏空高达925万两。也就是说,道光的国库中,有925万两白银不翼而飞,相当于当时朝廷收入的四分之一。这让道光极为震怒,下令定郡王载铨负责查办。经过缜密调查,载铨发现,900多万两白银的亏空并非一人所为,也并非是短时间内造成的,而是银库的库丁经年累月盗取所致。
那么,问题就来了,这些库丁是如何瞒天过海,在浑身赤裸的情况下,将900多万银两像蚂蚁搬家似的悉数盗取的呢?原来,这些库丁们练就了一项绝技,那就是“肛门纳银”。顾名思义,就是将银锭藏在肛门里偷盗出去。对于这门绝技,鲜见于正史,《清代野记》中有过形象详尽的描述:“闻之此中高手,每次能夹江西圆锭十枚,则百金矣。
库门前一矢地有小屋一间,乃库兵脱衣卸赃之地,四围以木栅护之,防人近窗窥伺。”当然了,要练就此绝技也并非易事,需从小训练。想要成为库丁的满人,先将抹了油的鸡蛋塞入肛门,待进出自如后,再将鸡蛋换成鸭蛋或鹅蛋,最后变成银锭大小的铁蛋,并且逐步累加塞入的数目,直到最后能塞进入十两重的铁蛋十颗,就算大功告成了。
如果如愿成为库丁,依靠着这项绝技,库丁们就能在三年的任期内,尽量多地盗取银两。有的高手甚至可以盗取银两几十万,再差的也能偷个几万两,足够一辈子吃喝无忧。此外,库丁们还会利用茶壶、洒水桶等器物,夹带库银出来。最绝的是“猕猴盗银”。银库里曾豢养了几只猕猴,帮助库丁们看守银库,没想到,这些猕猴竟成了库丁盗银的帮凶。他们用鸦片喂食猕猴,直到猕猴们上瘾,然后教唆猕猴偷取银两来换取鸦片,后来银库不再养猴,这个方法也被迫停止了。
当然了,库丁们的这些伎俩,肯定是瞒不过银库司员、查库御史等人的,他们往往就会和库丁们沆瀣一气,狼狈为奸,将国库偷盗一空。道光听取了载铨对案件的调查后,雷霆震怒,将盗取国库银两的库丁全部斩杀,将他们的妻子儿女发配新疆,给官兵为奴。同时将历任管库司员、查库御史等逐一筛查,逐一治罪。至此,清道光年间的巨大国库失窃案水落石出,尘埃落定。(参考资料:《清史稿》《清宣宗实录》等)
清朝第一大盗,如何偷走国库白银,价值上千万,气坏嘉庆帝?
如何偷走国库白银,价值上千万,气坏嘉庆帝?清朝有这么一位大盗,他偷的不是一些简单的民间财宝,他盯上了国库的金银财宝,甚至在三年内偷走价值上千万的白银。他是与几位官员勾结,让人伪造出文书,之后再伪造出工部大印,再由这位大盗去领取。
这位清朝第一大盗的名字叫蔡永受,让人吃惊的是他不是一个官员,也不是一个地方的豪强,只是一个普通的百姓,而这件偷皇帝“钱包”的事情他就是主谋,那么这件事起因是什么呢?究竟哪来的想法呢?
事情缘起于嘉兴十一年,这天,在工部担任贴写职务的宋允吉,来到蔡永受家里喝酒吃饭,一同而来的还有各位铺户,这酒喝多了之后,蔡永受就说自己现在经济情况实在太差,家里都揭不开锅了。这几位铺户也开始吐槽说朝廷给的俸禄太少,自己都养不起家里老小了。这时蔡永受就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就是从国库中拿钱,这让这几位铺户蠢蠢欲动,蔡永受就开始安排,让宋允吉去伪造文书,之后发给虞衡司,以工部的名义。之后勾结虞衡司的官员,让他们伪造出印章来。最后让主角蔡永受去领取。
几年下来,这几位大盗倒是成功盗到了不少钱,当然最后的结果还是被抓到了,嘉庆帝非常生气,将他们处以死刑,并且在市井之中。
白银是清朝的流通货币,有学者认为一两白银的购买力,大致相当于今天300-400元人民币。也就是说6.9万两白银放到现在,相当于两千多万元。这位从清朝的国库中偷走6.9万两白银的人,绝对是清朝的第一大盗!此人名叫蔡永受,他既不是朝廷命官,也无任何背景,那么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事情还得从嘉庆十一年说起,在工部担任贴写职务的宋允吉,以及工部铺户张清泰、商曾琪等人来到同样是工部铺户的蔡永受家。几个人在闲聊的时候,都说到了自家的生活比较拮据,日子过的有些清苦。这时候蔡永受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何不从国库中弄些钱!
这几个人虽然不是官员,但都办过官差,对各个衙门的办事程序非常了解。比如某个衙门要领取物品,文书往往是由贴写操作完成,然后盖上各种印章,就可以领取了。于是几个人合伙,由工部贴写宋允吉伪造文书,以工部的名义发给虞衡司,然后勾结虞衡司的官员,伪造工部大印,最后由蔡永受出面领取。
最初的时候,他们还不敢直接领取银两,只是领些缎匹、颜料之类的,然后到市场上变卖。到嘉庆十三年,蔡永受等人觉得领取物品,还要变换银两,过程实在太麻烦了,于是直接冒领内务府的苦银。从嘉庆十三年到嘉庆十四年,蔡永受等人先后在广储司冒领7次,在颜料库、缎匹库冒领两次。
三年间,蔡永受等人总共冒领14次,冒领白银50000多两,冒领缎匹、颜料价值19000余两,总计达69000多两,折合人民币达两千多万元。在此期间,各部官员不仅没有发现,不少官员还和蔡永受串通一气,共同作案。到嘉庆十四年十二月,这些人再次到广储司冒领银两,被官员发现印章存在问题,才揭开这场盗案!
嘉庆帝得到刑部的奏报后,十分生气,下诏严厉斥责户部、工部、内务府的各级官员。到嘉庆十五年,案情彻底审清时,嘉庆帝做出了最后裁决,蔡永受等人被判处斩立决。行刑那天,嘉庆帝下令六部内务府的所有书吏全部前往菜市口,现场观看死刑的执行情况,为的就是杀鸡儆猴。
事后嘉庆帝作出了一些补救措施,但是没有根本解决国库里存在的问题,这个问题要到他的儿子道光帝在位时才爆发出来。原来清朝的国库实际存银与账面严重不符,亏空竟然高达900多万两!
你没看乌克兰军火库炸了多少个了,我们粮仓失火多少次
一案未平一案起,清朝总督为何在眼皮底下贪国库的银子?
清朝乾隆皇帝执政时,虽然政治、经济空前繁荣,但朝廷中的贪官却也不少。比如乾隆四十六年的“甘肃冒赈案”,严重程度甚至让乾隆为它两次修改律法,一度震惊全国。
通过这个案子,乾隆才认识到朝廷的贪污腐败有多么严重,随即展开治理。但即使这样还是不能把这种风气彻底铲除。
根据记载,就在甘肃冒赈案平息后不久,又发生了一起和它有着直接关联的大案子,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甘肃冒赈案审理结束后,当事人王禀望的家产被全部抄送上报了。但是乾隆在检查这些赃物的时候,发现大多都是一些不值钱的小玩意,和王禀望贪污的三百万两数目完全对不上号,便起了疑心。
乾隆四十七年二月,接替王禀望位置的新任布政使国栋进京觐见,乾隆着重问了这件事情,国栋却并未第一时间呈上抄家物品的具体名目。
后来,乾隆又在热河召见了三名参与过查抄王禀望家产的官员,询问个中细节,谁料这三人也是含糊其辞说不清楚。乾隆觉得当中必有蹊跷,立刻便下令让新上任的浙江布政使盛柱暗中察访。
同年九月,盛柱上奏说查抄过程中的确有隐瞒现象。乾隆当即把原浙江粮道王站柱撤职审问,又命令闽浙总督陈辉祖彻底查清此案。
陈辉祖当初就是负责查抄王禀望的,但乾隆却对其很是信任,他派陈辉祖协助阿桂调查此案时,还曾说过“陈辉祖深受朕恩,必不肯同流合污”。
幸亏乾隆撤职王站柱时,是派户部侍郎福长安和刑部尚书喀尔阿前去传旨的,才没让这个案子成为悬案。福长安抵达浙江后也做了一番调查,发现抄家时丢失的财物和陈辉祖本人脱不开关系。
消息传回京城后,乾隆连下四道谕旨。一是将陈辉祖革职提审;二是让福长安暂时担当总督巡抚;三命阿桂往办案;四是革职国栋,一并送到浙江审问。
这四道谕旨刚刚下达,陈辉祖知道大难临头,连忙上奏。他称自己在查抄王禀望家产时,国栋怂恿自己把那些宝贝折换成银两。这一来就是把责任都推给国栋,企图以受人指使的形象蒙混过关。
不过乾隆一下就看穿了他的伎俩,并且下达一道长谕驳斥陈辉祖。其实查出陈辉祖有贪污行为,对于乾隆自己来说也是很心痛的,说了这样一段话“世受国恩,最为深重,何至丧良无耻至于此极。王亶望所为,系明火执仗,而陈辉祖竟是小人之所为。”
因为陈辉祖是个官二代,他的父亲陈大受当年做过吏部尚书、兵部尚书和户部尚书,个个都是肥差,而且一辈子为官清廉,政绩出色。所以陈辉祖一当官就被招进了户部,起步的官职就不低。
背负着那么大的期望却做出这样的事,就等于在打乾隆的脸。
至于被派往浙江办案的福长安和阿桂被,乾隆批评以后办事效率立马就提高了,很快就把财物转移的各种记录全部上奏给了乾隆。乾隆起初念在陈辉祖犯下的罪比王禀望轻些,只判了秋后问斩。
次年二月又发现陈辉祖导致地方粮仓也有亏空,罪无可恕,改判自尽以警示其余官员。至此,这件前后审了一年的案子才算了结。
库兵都是光身子进去光身子出来,国库九百万两是怎样丢的?
道光在位时因循守旧,绝少建树,重臣曹振镛奉行“多磕头,少说话”哲学。大臣所上奏章也“语多吉祥,凶灾不敢入告”。
一次,道光帝见军机大臣曹振镛裤子膝盖处有补缀痕迹,便问:“你的套裤也打掌?”曹振镛回答:“裤子易做,但花钱多,所以也打补丁。”道光又问:“你裤子打掌要多少钱?”曹说:“要三钱。”道光说:“你们在宫外做东西便宜,我在宫内还要五两。”
话说,1843年的时候,清朝国库丢失了九百万两白银,道光帝听到之后,非常惶恐,立刻就命令刑部的官员前去调查。这一查不得了,国库账面上的数字竟与实际库存相差九百多万两。原本,道光皇帝以为国库中,还有几千万两白银,但是,经过这次一查,一切都化为了泡影。
道光二十三年的时候,已经六十二岁的他,接近古稀之年。由于多年操心政务,道光皇帝老的非常快。国库丢失白银,让他寝食难安,可谓疲惫之极,可能他也知道清王朝已到了穷途末路之时。虽然,鸦片战争已经结束,各地也恢复了平静,但目光所到之处,无不是一片狼藉。
此时,清朝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财政,严峻的经济环境如同寒冬,根本不给清廷喘息的机会。耗时两年的鸦片战争,花掉了清政府三千万两白银,再加上,后来巨额的战争赔款,让清廷的财政雪上加霜,真是祸不单行。
并且,在鸦片战争之后,黄河又连续几年出现了决口,清朝为了堵决口,赈济灾民,又花掉了两千多万两白银。简而言之,在这三年内,清政府在战争、水患及赔款等方面的支出,达到了近七千万两白银。然而,清朝当时一年的总财政收入才有四千多万两。
道光皇帝向来节俭,他看到国库的银子像流水一样消逝,不免心疼。
面对清朝国库仅剩的一千万两白银,这是清朝建国以来的最低值,所以,不管怎样这个钱都不能动。如果再用,道光皇帝恐怕就要崩溃了。毕竟,像清朝这样庞大的国家,不管到什么时候,都要留下点备用金。
但是,让道光皇帝想不到的是,清朝的国库居然是空的,连所谓的一千万两白银都没有。不知在这个真相昭告天下的时候,身为一国之君的道光皇帝,又会怎么样面对呢?
道光二十三年,银库库兵张诚保的侄子捐了一个官,名为捐官,实际上,就是买官。这笔钱交到了户部后,由张诚保来过秤收钱。但是,他当时却没有将钱收入国库,只是开了一个收据。因为,这件事情瞒上不瞒下,牵扯到一些人事关系和利益分配,一来二去就被人捅了出去。
于是,这个事情越查越大,最后揭开了银库背后巨大的黑幕。众所周知,道光皇帝非常的节俭。曾经有大臣来北京述职,刚好赶上饭点,他都舍不得请大臣一顿饭,这次国库丢失了九百多万两白银,不知如此节俭的道光皇帝,又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呢?
三月,道光皇帝曾痛斥群臣说:
“竟亏空银至九百二十五万二千余两之多,实属从来未有之事,览奏曷胜忿恨。以国家正项钱粮,胆敢通同作弊,任意攫取,似此丧心昧良,行同偝国盗贼··· ···历次管库及历次派出查库王大臣,皆系亲信大员,亦复相率因循,毫无觉察,并无一人能发其奸,甚负委任,不知诸王大臣有愧于心否!朕自咎无知人之明!”
后来,道光就命刑部,步军都统衙门等,马上展开调查,而且,要一查到底。随着案件的进展,大量库兵被捕入狱,更有许多官员被停职调查,刑部的官员为了破案更是不分昼夜。经过初步的调查,刑部官员得出了统一的意见,即:九百多万两白银并非为一人所偷窃,更不是短期作案,案犯基本上都是银库的库兵。
那么,这么多白银,究竟被储存到了哪里?又是怎么被偷出去的呢?
那个时候,北京一共有十个大库,有装钱的、装布匹的,还有装粮食的,其中,用来装钱的就有三个大库。
第一个大库是位于紫禁城的内库,这个大库存有白银一百二十万两,主要用来存放皇帝的“过河钱”,即:皇室被迫流亡时,使用的银两,但目前还没使用过。因为,库里存放的都是五十两一个的大银锭,不太容易被盗,所以,在封上封条之后,就不会再有官员查库了。
第二个大库是位于内务府的银库,名为银库,但是,却并不储藏银两,而是存放一些珠宝玉器,这个库房不大,所以,管理也较为便利。
第三个大库是位于户部的银库,也就是国库。这个库里存放着大量的银子,因为,每日都有收支,所以,需要库兵频繁的搬进搬出。
为了确保国家的资金安全,清朝制定了极为繁杂的大库管理制度。
这其中,只设一位管库大臣,通常由户部侍郎来兼管,下边在设郎中等职位,再下则设库书数人。但是,这些人却并没有进入银库的权限,库兵则是个例外。根据规定,库兵在进入银库之前,必须要脱掉衣裤一丝不挂,就算是寒冬也是如此。
他们在进库之后,需要穿上库内的衣裳,干完活儿需要出库时,则再次脱光衣服。银库门前往往会放置一个板凳,每当库兵赤裸着跨过板凳时,都需要两手上前一拍,并大喊“出来”,然后,这些库兵就可以穿上自己的衣服,回家吃饭了。
跨板凳、拍手、喊叫,都是为了证明库兵的体内,腋下及嘴里没有塞银子。如此看来,清朝的银库监管十分严格,这些库兵好像也没有机会盗窃。
但是,受利益驱使的库兵们,就算是花再多的心思,也会想办法弄一点的。
据说,库兵们主要有两个盗窃银两的方法:
第一个方法是“以谷道藏银”,这些库兵会通过肛门将银子塞入体内,在塞入的时候,还会用猪脂肪包裹银子,同时,还要使用一些松骨药。一般一次能塞八十两左右,库兵需忍受三十分钟。
不过,这招也有局限性:
首先,年龄太大的人,往往难以夹带;
再个,只适用于夏天,冬天不可行。
第二个方法是用茶壶带银子。壶中往往有水,库兵们会将银子放置在茶壶之中。即使出库的时候需要打开茶壶倒置也不要紧,因为,银子早已经冻在了茶壶之中,根本倒不出来。但是,这种方法只适合于滴水成冰的三九冬天,夏天可不行。
最终,国库中的银子,就这样一点一点的流逝了,在不知不觉中积少成多,最后,就成了一个天文数字。刑部虽然已经查出了缘由,可是,问题又出现了,如果,这件事情不是一日所为,又不是一人偷窃,为什么直到今天才被发现呢?
此时,距离上次彻底清查银库已经有四十多年了,在嘉庆五年之后,虽然,每年都会清查国库,但是,官员们都是例行公事,随便看看,翻翻账目就结束了。如果说,这些官员对于库兵们的偷盗行为没有察觉,那么,谁也不会相信的。
在事情败露之后,许多库兵都逃跑了。但震怒的道光皇帝,一定要把这些人缉拿归案。他马上下诏,命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务必将库兵抓捕归案。最终,大多数库兵都被控制,还有一些被拘捕了。然而,此案涉及人数之多,取证有十分困难,如何处置这些人成了一个大问题。
而且,这个长达几十年的群体作案,负责的官员也是难辞其咎。如果,他们当初可以负责一点,今天怎么可能会发生如此惊人的事呢?
看到如此复杂的案件,道光皇帝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最终,在大臣们的开导下,道光皇帝算是平静了下来,但是,他依旧生气地说道:“本应立置重典,以肃法纪,惟事阅多年,官非一任,即书吏丁役等亦人数众多”。
目前看来,想要查出此案的真相,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了。除了一些证据确凿的库兵被处以死刑之外,清廷并没有继续追究那些官员的责任。其实,此举也并不是对官员格外开恩,而是道光考虑到眼下国家急需银两,所以,就想让那些涉事的官员分责赔付银库的损失。
四月初七,道光皇帝决定追究,在嘉庆五年之后负责银库管理人员的责任。
这个责令就是:根据这些官员的任期长短分摊赔偿责任。其中,银库库管及查库御史需要每月赔付1200两白银;管库官员每月赔付500两;查库大臣查库一次赔付6000两。而对于已故的大臣,赔偿标准则进行减半处理,由其子孙代为赔偿。
不久之后,道光皇帝又制定了一份更加具体的缴纳赔款时间表。这一时期,虽然,有一些官员表示拒绝赔偿,但是,道光却回应道:如果拒绝缴纳赔款,这些官员将被关进监狱,不赔款就不放人;并且,如果超过了缴纳期限,则将进一步追究其责任。
那么,道光皇帝追缴的结果怎么样呢?
因为,涉及的款项数额过于巨大,而此时国家机器的运转效能也比较低下,所以,追缴的结果并不理想。在实际追讨的过程中,一些官员或子孙没有能力偿还,即使“监追”也没有办法,因此,道光皇帝只好再次调整赔付标准。
例如:延长赔付年限或降低赔付标准等;同时,他还免除了一些特殊官员的赔付责任,例如:官员故去而子孙未成年的情况,就无需再赔偿。
可以说,银库偷窃一案,使道光帝颇受打击,毕竟,丢失的是九百多万两白银。但是,更让他难受的是,如此重大的偷窃案,居然最后什么都查不出来。
尤其是库兵中的一些人,即使常年作案,却依旧逍遥法外。
道光帝生气的斥责道:“奉旨饬拿,乃经年累月,置若罔闻,迄未就获。该衙门等所司何事,玩泄已极!仍著步军统领、顺天府五城各衙门一体严拿务获,归案究办,毋许再有延宕!”不管皇帝多么震怒,那些外逃的库兵,都是毫无音信了。
常言道,哀莫大于心死。道光皇帝统治清朝的二十多年,虽然,他励精图治,但是,却鲜有功绩;他多番努力,却依旧难以力挽狂澜。从鸦片战争重创清朝,银库偷窃案架空国家的财政,接二连三的波折,使得原本摇摇欲坠的清朝政权雪上加霜。
除此之外,已经年过六旬的道光皇帝,精力也有限。所以,此时的他,充满了更多的无奈与心酸,他开始逃避现实,万念俱灰,只能无奈地接受清朝衰败的事实。
晚清第一报销大案,十八万两银子如何将户部官员一网打尽?
十八万两银子如何将户部官员一网打尽?属于谎报军情的军费报销,最后被御史们知道,于是陈启泰率先奏报朝廷,朝廷经过调查后最后将户部的官员一网打尽。
在晚晴的制度规章中规定:军费报销的主管部门是户部。就是说户部将对每一笔费用进行审核,如果户部发现有“以少作多、以贱作贵、数目不符、核估不实”等情况,有权“批驳”,打回去重新造册。等一切报销项目都符合要求了,才由户部呈报给君王报销。等到君王同意报销后,户部再给申报部门下批,这就是军费的报销整个流程。
晚清的第一报销大案,是发生在光绪年间。当时在云南发生重大叛乱,经过了很多年的努力,叛乱才被平息下去。在叛乱的这几年所有的军费全部都是由云南财政部先行垫付,数额达到百万两银子。
就在这一次战争后的报销上发生了一个案件。云南由崔尊彝和潘英章一道赴京去去申报,他们一切都将“以钱开道”,便将18.5万两银子,汇到了京城顺天祥等银号中,作为他们的“活动经费”。这笔活动经费就是当时为了能够更快的办事在背后做的一种贿赂。
而当他们两个人见到了军机大臣章京、云南司主事孙家穆。这两个军机大臣狮子大开口直接要13万两银子来办事,当时崔尊彝和潘英章觉得太多了,与他们进行了一番讨价还价。
而这个时候,朝廷把户部尚书这个职位任命阎敬铭来做,这个人是一个清廉的官员,而孙家穆想要这笔活动经费,便以8万两白银,把云南军费报销了结。
就这样原来的18.5万两银子只用了8万两银子,那么剩下的10.5万到那里去了?原来这笔剩下的活动经费崔尊彝私自贪污了2.76万两银子。潘英章向崔尊彝借了1700两银子,而剩下的则全部由户部的官员瓜分掉了。
没有不透风的墙,最后这件事情传到了朝廷御史的耳朵里,御史陈启泰率先奏报朝廷,弹劾周瑞清受贿。最后朝廷将这件事情彻查出来,最后将贪污的所有人员全都查办。
(1)潘英章不做的也得做
潘英章听崔尊彝这么推心置腹地跟他说了报销案件的来龙去脉,潘英章立刻站起身,“好的,请大人放心,我一定为云南同侪做好这件事情。”
潘英章本来就有些害怕,但看到崔大人如此信任自己,潘英章也觉得非常感动。但长期在官场厮混的他,也知道不做也是祸,做呢也是祸。
崔大人跟他这么说了,他如果不干那肯定得让他丢官,这机密的事情都跟你说了,你不同意,能让你去北京做官吗?不做的话,自己眼前前程也就没了。
从那时起,潘英章可能就定好了:我咋这么倒霉!赶上了这件事儿,既然无论死活都要倒霉,那就玩儿把大的!
本来这件事儿可以不被告发的,问题其实就是出在潘英章身上!
云南布政使崔尊彝为了几年的报销公务费的事情,去找要去吏部工作的知府潘英章给户部的书吏们行贿。
崔尊彝把自己的难处向潘全盘托出,潘英章一听知道自己帮忙了未来可能会丢官、没命;自己不帮忙,现在闹不好就得丢官,别看你要去吏部工作,就算你去了吏部,想让你丢官也容易呀。好办呀,查查你在云南做官时有无没做好的事情、有无贪腐事情?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2)18.5万行贿书吏款来京
潘英章立刻答应帮忙,并满口大包大揽。
崔尊彝一听,也站起身,握住潘英章的手,满眼热泪,抖动着手很激动,“我代表云南各级官员拜托兄台了,兄台一定要帮我们做好这件事情。到京城后,你也人生地不熟,如果有什么需要商量、出谋的话,你尽可以去找太常寺卿周瑞清。他也是我的好朋友。”
“崔大人,我一定把这件事情办妥,你放心,咱们该怎么办,您说吧!”。
崔尊彝见人也安排好,便将18万5千两的银子,汇到了京城顺天祥等银号中,其中10万7600两专门用于行贿。
潘英章到京(光绪七年1881年)后,立刻与已经接到书信的周瑞清接触,商量了具体方法。
潘英章和周瑞清商议:户部云南司办理报销这件事儿的是孙家穆,可他们并不熟悉。但孙家穆的之前的同事龙继栋与周瑞清较为熟悉,而且现在都在同一个地方工作。于是,通过贿赂龙继栋,由其向孙家穆说和。只要户、工、兵三部将云南报销的事情办妥,就给他纹银8万两,先付5万两,等全案奏结后再给3万两,由孙分给相关人员。
其后,5万两银子的银票在周瑞清家交接给了孙家穆,周瑞清得银5000两,其余4.5万两在办事过程中,由孙家穆分给了有关人员。
(3)行贿过程
光绪八年(1882)五月,崔尊彝到达北京时,云南报销文件已经经户部复核,并已奏报朝廷;工部也已经议准,就等户、工部会奏和朝廷批准了。潘英章便将3万两的银票交给崔尊彝收存,又把云南汇来的私人银3万2千两也交崔尊彝收存。除报销用8万两外,崔尊彝私自贪污了2.76万两。
崔尊彝认为办理报销的事情已经不成问题,就等朝廷给云南批令,然后云南再给朝廷一个批令的奏结(报告),全案就圆满完结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崔尊彝向吏部请假回家探亲,委托潘英章把余下的工作做完,而潘英章不久也回到了云南永昌府。
可令他们万万想不到事发生了,一些受贿官员真是嘴巴没毛办事不牢!
他们在与自我感觉不错的人吃饭喝酒的时候、同事胡侃的时候、跟家人朋友吹牛的时候,或者在不自觉地露富中,把这件事情竟给捅出去了。
两个月没到,到了七月份就被御史言官们“风闻”了。御史陈启泰上奏,揭发了崔尊彝等人贿通舞弊报销、太常寺卿周瑞清包揽云南报销案。
(4)最终结果
最终,这件案子是这么处理的,详见以下:
《光绪实录·五月二十九》中的涉案人员有:
此案崔尊彝承办云南报销,潘英章辄为代托周瑞清,转属龙继栋,向孙家穆说明津贴公费银八万两。司员书吏,得受银数多寡不等。虽经该部覆核,所报均系应销之款。惟辗转贿托,数至盈千累万。官吏通同,朋分入己,情节较重。自应从严惩办。
已革户部主事孙家穆。以主稿司员得银七千两之多。实属贪婪不职。
已革太常寺卿周瑞清。虽无包揽报销及分赃情事。惟以三品大员辄商同说合,过付银两,实属荒谬。
孙家穆、周瑞清均著发往黑龙江效力赎罪。周瑞清据供母老丁单,著不准留养。
已革户部员外郎福趾。于贿办报销,先不知情,事后分用银四千两。
已革知府潘英章。听从贿托。明知崔尊彝侵用公款,辄向借银一千七百余两。
已革户部主事龙继栋。听从周瑞清说合过付,事后并得受酬谢银二百两。
已革御史李郁华。虽未同办报销,惟身任风宪官。辄向各处探问报销诸事致人疑畏。又甘为潘英章代买物件。因得余賸银四百两。
福趾、潘英章、龙继栋、李郁华均著发往军台效力赎罪。
降调户部主事崔澄寰、周颂向孙家穆借用银两,现已归还。惟究系报销之款。崔澄寰、周颂均著即行革职。
得赃之书吏褚世亨、张瀛、吴庆林、张兆鸿均著杖一百、流三千里。
已革云南粮道崔尊彝侵用公款二万三千二百余两。虽已病故,仍著革职。该故员家属完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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