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发型，可谓是各式各样，不论是长发、短发、平头还是卷发、脏辫、光头，都可以依据本人的喜好做出造型。可古代就不一样了，古人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身上的每一寸皮肤、每一根毛发，都是从娘胎里带出来的，如果有损伤，就是对父母的不敬与不孝。

那么自然，理发就成了一件几乎不可能的事，因此，不论是男子还是女子，都留着长长的头发，为了方便生活，百姓们会用布将头发盘起来，地位高一点的权贵会用发簪将头发固定。

图片：权贵用发簪固定头发剧照

据说，古代有种刑罚叫作髡刑，就是将人的头发全部剃光或是剃掉一部分，这对现代人来说就是家常便饭。可在古代，这却是天大的耻辱，比死都难受。由此可见头发对古人的重要性。

清军入关后，朝廷下达剃发令，要求所有汉人将头发剃掉，剩一点扎成辫子。对此，百姓们纷纷抗议，并表示宁愿死，也绝不剃头。

而朝廷的态度非常强硬，表示还想留一条小命，必须剃头留辫子，可问题来了，那些长头发的人倒是可以留辫子，可要是光头或是秃顶，哪有头发绑辫子，难道这些人必死无疑了吗?

图片：清朝入关剧照

一、金钱鼠尾辫

其实，对于秃顶的来说，留辫子还是一件好事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辫子的发展史。看清宫剧时，我们常常看到剧中的男子前半个头光着，而后脑勺却留着一条长辫，这叫阴阳头。

不过，清朝早期并不是留这种头型，而是“金钱鼠尾辫”，即整个头只留一个铜钱大小的区域留长辫，其余地方全部剃光。很显然，这种辫子对发量的要求并不高，只要够留条小细辫就行。因此，哪怕是秃顶的人，也能在后脑勺挤出个小辫子来。

后来，与辫子相关的制度开始放宽，而辫子的形态也在发生改变，男子的发型渐渐朝着阴阳头的方向发展。这下那些秃顶的人可没辙了，他们头上的发量根本不足以留个阴阳头呀。不过，好在民间的理发师有应对的妙招，直接拿假发代替真发，于是，在剃发令颁布的背景下，假发行业也诞生了。

图片：清朝的阴阳头剧照

鲁迅曾在日本留过学，受过先进教育的他早就觉得留辫子就是落后思想的表现，于是就将辫子剪去了。可在国内没有辫子会引来杀身之祸，因此鲁迅就花钱请人做了条假辫子戴在头上。

据说，如果一个人天生就是光头，一定要将自身的情况上报给官府，以此来证明自己并非不想剃发，而是头上真的不长头发，这是为了防止某些人因为不喜欢金钱鼠尾头而将头发剃光。

其实，古人一直都不怎么喜欢光头，即便留个小辫子，至少还留有一点汉人的样子，明朝有个叫作李贽的人，被世人叫作李秃翁，因为他私底下将头发全部剃光，还天天和有夫之妇混在一起。

不过，李贽并非放荡不羁之人，他主要是以剃光头的行为来反抗那些封建礼教和世俗压迫，历史上还有其他剃头的名人，如王夫之等人，他们死活都不留辫子，宁愿出家当和尚。

图片：剃发出家剧照

二、不用剃发的身份

其实，剃发令并不针对所有人，有些人并不需要剃头，例如女人、奴隶、道士、伶人、孩子等。既然女子、梨园子弟不用剃发，会不会有热爱故国的人士会特地选择这些身份或者职业来避免剃发呢？

其实，并没有这么容易，哪怕和尚也不是想当就能当的，和尚需要得到朝廷的认可才能得到度牒，即和尚的身份证明。因为和尚不需要从事生产劳动，可以被免除所有的赋税。

因此，历朝历代都在严格控制和尚的数量，站在朝廷的角度来说，出家人不仅不能增加税收，还要多出许多张嘴巴来吃饭，朝廷肯定不希望和尚的数量过多。每个和尚都有属于自己的度牒，如果有平民百姓敢剃光头、穿僧衣冒充和尚，一旦被朝廷查到，就是砍头的大罪。

图片：出家做和尚剧照

再说，有哪个男子会愿意抛弃自己的家庭和妻儿，毅然决然地剃发出家？毕竟成为和尚就意味着与世俗隔绝，饮食上也只能吃素、保持清淡口味。如果没有强烈的心愿和意志，极少人会选择出家。既然当不成和尚，还能做道士呀，不仅可以成亲，还能喝酒吃肉，最重要的是不用剃发。

事情可没这么简单，毕竟清朝刚入关时，道士也包含在剃发令的对象之中，无论是佛教还是道教，皇帝都不大喜欢，朝廷除了给和尚道士颁发度牒证明身份外，还下令定期搜查寺庙和道馆，以免有闲杂人等混入其中。因此，道士和其他人一样，都得接受剃发。

直到顺治六年，张洪任和王常月两位道士面见皇帝，双方交流融洽，当时年仅十八岁的顺治帝，在两位道士的恳求下决定不再让天下道士剃发了，可民间百姓也早已习惯了剃发，这时候应该不会再有人为了不剃发而去当道士了吧。

除了道士外，还有人为了不剃发选择去唱戏，当个伶人，这也未尝不可，毕竟戏曲是用来欣赏和娱乐生活的，戏曲里的人物不能是个光头。

然而，伶人在古代是处于下九等的职业，社会看待伶人的眼光一直不太好，绝大多数人都觉得伶人低人一等，他们看不起台上的梨园子弟。

不过，虽然朝廷允许伶人留头发，但也没说可以随便留，需要额外的附加条件，即戴枷示众。总之，在过去的那个年代，剃发令是官家强制推行的指令，想躲过是非常困难的事，而且如果被发现了，事情也会非常严重。

图片：唱戏的伶人剧照

因此，还不如安安分分地留金钱鼠尾辫，虽然精神上受点折磨，但至少能留住一条小命。

不过，辛亥革命胜利后，清政府倒台，那些留了数十年辫子的人终于可以摆脱封建思想的束缚，大部分中国人的意识开始觉醒，慢慢告别那个腐朽、落后的时代，中国也开始走向繁荣、富强的未来，那条禁锢人们的辫子也慢慢消失了。

18世纪中叶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大且最发达的国家，遥遥领先于其他各国。在强大的乾隆皇帝和稳定的家族统治下，中国刚刚走过它有史以来最长的半载盛世。领土面积越来越大，也越发富裕、文明开化，它的疆域拓展到了和如今差不多的水平。但中国也变得极其拥挤。政治稳定和自美洲引进的新作物使得人口总数翻了两倍，达到大约3亿。在顶峰期，人口增长率每年都会增加超过13%。

这意味着麻烦的到来，因为财富还远没有达到公平分配的水平。清朝是一个反差巨大的时期：统治阶级富有得下辈子都用不完他们的钱，农民却只能依靠土地勉强糊口。对那些生活在食物链底端的人来说——这里的底端既是比喻也是现实——被饿死的可能性始终存在。离长江沿线富有的农业冲积平原越远，事实更是如此。

在18世纪60年代后期，许多农民被迫以乞讨为生，离家万里，只能把自己寄托于陌生人的善意上。成千上万被迫流离的移民不可避免导致冲突发生。也正是他们，导致爆发了一场历史上最异常的恐慌和流言。

此次恐慌事件数以百计的受害者中，有一位来自山东的流浪乞丐，名叫张四。张四和他11岁的儿子一起流浪，靠着向流浪路途沿线的众多农民唱“莲花落”（一种浪漫的民歌）受施为生，生活来源并不稳定。1768年7月末，他们已经走到了徐州，这座城市距他们故乡以南200里。

根据张四后来供认，当时他们被一个高个子的陌生男人搭讪。这个人问他们以什么为生，听说他们以乞讨为生后，他给他们提供了工作机会——每剪掉一个农民的辫子就给他们500文（铜钱是清朝的通行货币，500文钱相当于半盎司银）。这位陌生人不愿意告诉张四父子他想要剪下来的辫子做什么，不过他也提供了一些帮助：一把剪刀和一小袋据他说是迷药的粉末。在人的头上撒一些粉末，此人就会不知不觉倒地，然后就可以轻松地剪掉他的辫子了。

张四说，这份工作听起来非常简单，所以他接受了这份委托。他和陌生人约定之后在相邻省份的边界再见面，然后张四父子就继续向苏州赶路。在途中经过姓赵的一家人时，他们在一位雇工身上试了试迷药，他果然倒地了；于是张四拿出他的剪刀，剪掉辫尾，和剪刀一起收进随身的包里。但是二人并没有走远，在村庄外一、两里的地方，一群官兵追上来逮捕了他们，还把他们投入了县牢里。父子二人被告知，他们是窃取他人灵魂这一重大罪行的嫌疑犯。

一位中国的理发师正在帮顾客剃前额的头发，修剪辫子。清朝皇帝强迫所有男性都要留这种发型，而这一发型正是人们恐惧灵魂窃取的源头。

张四本应想到他所做的事极度危险。在中国文化中，很多人都相信术士（sorcerer）能用方术把人的灵魂从身体里分离出来，对着受害人剪下来的头发施咒，必定能将灵魂和身体的联系切断。人们相信，一旦咒语开始，被分离出来的灵魂就会受到术士的控制，他们会用这灵魂做各种各样的坏事。

这种方术似乎可以用来让无生命的物体活起来——比如做成动物或者人类样子的小纸片。这些活过来的纸片人可以被当做保镖，或者被派出执行术士的命令，包括从别人房子里偷东西或者谋害他人性命。同时，整件事情的受害者则注定会死亡。一旦人的灵魂被偷走，他就会开始生病，直到最后死去。如果父亲或年龄较长的儿子去世，这对一个家族的好几代都是一场灾难。因此，盗取他人灵魂被视为更加严重的罪行。

在中国，叫魂是一个复杂的传说，与许多民间故事紧密相关。比如，人们认为最容易受害的是小孩，虽然很难说这是因为孩子拥有更多生命力还是孩子威胁较小的缘故。每一条被剪下来的辫子足以赋予三个纸片人生命，而纸片人作为术士的仆人拥有相当强大的力量。他们能飞，甚至能进入死后的世界，变出真正的人形，成为阴仆或者阴妾。

据称有些药物并不是让受害者失去知觉，而是能让使用者隐形。为了拯救不幸的受害人，人们对于如何破法也有一些奇特的想法。一种说法是纸片和女性尿液接触后就会被麻痹；还有一种说法是，解救灵魂的唯一做法是从受害人头发上再剪一缕，并浸在粪池里80天。至于纸片人本身，后来的说法是他们高约5英寸，大腿和脚上都有符咒，可以让他们飞行，隐匿，打雷，闪电；他们还配有迷你的纸质剪刀。

在张四被带至苏州审讯的前四五个月，1768年的恐慌事件就已经开始了。事情最初在位于长江入海口的陈江县爆发，那是中国工业化之前最富裕的地方。这里是中国丝绸工业——清朝最赚钱的制造业——的核心地区，正如孔飞力（Philip A. Kuhn，美国汉学家，编者注）所说，那是一片广袤而富饶的桑园，横跨一整片河漫滩，其间点缀着小溪、运河和低矮和缓的山丘。流言的苗头来自德清县，它位于杭州以北的南条河边。1767年秋，当地政府招募了几位本地石匠竞标一份大合同：更换城东墙上的水门。

有三位石匠竞争这份工作，最后竞标成功的人名叫吴东明。他的团队从一月开始作业，但直到三月，支撑新水门的桩子才打下去。当吴东明为了保证有新鲜大米供应给工人而出发返回故乡时，流言早已散播开来：石匠们需要借助超自然力量帮助他们完成这份工作。

清代的石匠经常和方术联系在一起。在一个还没有发明机械的时代，石匠的巨大劳动强度需要艰巨的努力，人们自然认为他们有时要借助方术才能完成工作。人们还普遍相信，石匠偶尔会使用招魂的方法帮助自己完成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这种情况下，石匠会先找出人们的姓名，把名字写在纸条上，再把纸条钉在桩子上。在石匠打桩时，叫魂可以用来增加额外的精神力量。当然，招魂同时也会损伤受害人的元气，最终使其死亡。

那时，石匠叫魂的故事似乎已经极为常见。在吴东明的家乡仁和县，这类故事因为一个人而为人熟知，这个人的名字叫沈士良。当时，43岁的沈士良生活条件大不如前，被迫搬去和他的侄子一起住在家宅大院里。一到大院里，沈士良发现自己成为了日常受欺负的对象：年轻的亲戚欺凌他，偷他的钱，甚至辱骂他的母亲。愤怒的沈士良于是去到当地的佛寺（译注：本文原文中用的Buddhist temple，但《叫魂》原著中说沈去的是土地庙），在祭坛面前烧了一张纸，上面全是他写给阎王爷的抱怨。然后他找到了吴东明，向他提供了他侄子的名字，让吴东明盗取他们的灵魂。

吴东明不屑一顾——或者也是太小心翼翼——他没有听从沈士良这个不寻常的提议。但他也意识到如果让事情自然而然发展的潜在后果，那会让关于这段对话的流言传开。因此，他向当地保正（译注：古代农村每五百户设都保，都保的领导叫都保正）报告了整件事情，保正逮捕了沈士良并把他押到德清去审讯。县长最终以打沈士良二十五大板解决了这件事。考虑到县长拥有的其他选择——比如拷问沈士明以获取更多信息，或者直接判死刑——这惩罚只不过是警告性的。很难想象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基层官员，会真的重视农民的迷信思想，或者相信人的灵魂可以被盗走。

当这些人知道他是哪里人后，事情很快变得一发不可收拾。计兆美被指控会叫魂，从德清被派出来诱捕不够警惕的省城人。为了保护自己不被私刑至死，他脱口承认了这一指控。他在惊恐中补充道，自己用一些纸符杀死了城里的两个孩子。在被押到衙门后，计兆美指认吴东明为他的同谋。

现在，我们可以停下来想想为什么对德清人割辫的恐惧为在当时当地爆发，以及此事为何最后严重到要皇帝本人亲自负责调查。这些问题的答案很复杂，必须要回到17世纪40年代才能找到回答。当时，汉族的王朝——明朝已经统治了这个国家将近三个世纪，行至末路。在北方，明朝面临着满族这个可怕的敌人。作为一个游牧民族，他们在长城的另一边建立了自己的帝国。1644年，由于农民造反，明朝末代皇帝在他宫殿后的一棵树上上吊自尽。满族人迅速袭击并屠杀了汉人军队，并在北京建立起自己的统治。

新的清朝花了一些时间稳固自身，然而汉人的数量仍远远超过满族人。继任的清朝皇帝——无论他们看上去多么成功——一直生活在对两件可能给当朝带来灾难的恐惧之中。第一件是汉人暴动，第二件则是南方懒惰、危险、腐化的文明会同化他们自认强壮、尚武的民族。

清朝官员正逮捕白莲教成员，白莲教是一个秘密的佛教团体。

满族人相信，暴乱很有可能通过民间宗教被点燃。中国的道教和佛教都已经是当时国家无法控制的教派；这些教派往往分裂成半政治的秘密社团，通过四布的僧侣网络传播他们的活动，这些僧侣随后会变成叫魂事件中的主要嫌疑人。另一方面，要防止被同化，最好的办法就是维持满人和汉人之间清晰的界限。为了实现这一点，清朝第一位皇帝颁布了法令，命令所有新的臣民都要留一种特别的发型，以表明他们低下的地位。这一发型要求把前额剃干净，同时把后脑勺的头发留长，并编成整齐的辫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