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巫鸿《武梁祠》随笔

著名艺术史家巫鸿先生所著的这本《武梁祠：中国古代图像艺术的思想性》是其早年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作者本身蜚声海内外，这本书也引发了海内外的极大关注，其阐发了对中国古代图像艺术思想性的思考促进了对图像和思想性的解读，令人耳目一新，读之获益匪浅。

随便看了看，这本书并不像他的正标题反应的那样会让人误解成一本考古报告，实际上其大部分篇章是在阐述图像的思想性而非对武梁祠图像的介绍。可以说，武梁祠是作者管窥汉代社会思想的一面窗户，透过它我们能够看到遥远的汉代人们的艺术、图像以及推动他们发生发展的动力——思想。

2021年5月7日

（一）絮语

快一年了，终于买了这本书，电子版虽然已经置顶桌面几个月，但是终于还是没有翻开。触摸着精美装帧和精细排版书籍的感觉难以言表，就像小孩看到新玩具一样开心，又如他乡遇故知那样足以让人泪水潸然。

巫鸿这个名字，第一次听说是在马老师的课上，应该是魏晋那北朝考古吧，最早知道他的著作当为这本《武梁祠》，但一直没有怎么读。去年在读书会的活动中，我读了他的《黄泉下的美术》，感觉以美术史的角度尤其是空间的思维来解读中国古代墓葬确实是一个新的视角，融合了中国传统思想和西方艺术史的方法论，令我开启了一扇新的大门，后在天艺兄的推荐下读了《全球景观下的中国古代艺术》，视觉效果和全球视野令人记忆深刻，也大概了解了《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和《重屏》，但始终没有细读，今日终于展开了这本书，下一本是他的新书《“空间”的美术史》。

本书由著名汉学家费慰梅女士作序，费慰梅及其丈夫费正清为近现代著名的汉学家，尤其是在中国古代艺术和建筑上造诣颇深（但是我没读过），他们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的友好关系也一直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在我的印象中他们一直是“民国人”，在书序中看到她也着实是一个小惊喜。总是有那么一些人，能够穿越空间和时间，见证很多历史瞬间，张学良、宋美龄、费慰梅都是这样的人，他们的故事在一个地方已经广为流传，见证了这里的繁荣和衰落，似乎已经静悄悄地消失在了历史当中，但是有一天我们却发现他在另一个时间、另一个空间里同样扮演者重要的角色，这种时空的顿挫感似乎“咯噔”一声将两个分开来，但对于一个人来说却都是他们的记忆。在这样的世界里，想必对整个世界的理解也别有一番新意。如果是一件器物呢？他可能有类似的经历，只不过他们自己讲不出来罢了，这令人想起《国家宝藏》中皿方罍、云纹铜禁的讲述，以器物的视角展现其自身的历史，或许更加有趣而生动一些。

本书最早1989年出版，今日所读为三联书店2021年出版，巫鸿著，柳扬、岑河译。

（二）内容

本书正文分为上下两卷，上卷为千年学术研究，分为武氏墓地遗存的发掘和初步研究、武氏祠研究的历史回顾两章，第一章主要介绍了武氏祠墓地的发现和中外学者对其研究，主要是对其位置的探讨，第二章为武氏祠研究简史，从榜题、艺术、性质、思想、社会学等多方面阐述武梁祠图像的内涵，这与一般的学术史研究类似，但却并非简单的信息罗列，而是对世界上研究者思想的广泛收集和梳理，从不多的学科、角度来审视武梁祠的内涵，其中历史特殊论、象征主义、礼俗中的作用、模式为重要的角度。

第二卷则为作者的观点，题目为：武梁祠，宇宙之图像，艺术史视野下的画像石观察。第三章：屋顶：上天征兆；东汉谶纬盛行，儒生借此来弥补自身话语权的不足，武梁祠中的征兆图像展现了退隐儒生武梁的政治思想，它不仅表达了韩诗学派儒生对历史和社会的一般性认识，更表现了桓、灵时期退隐儒生对当时政治的批评。第四章：山墙：神仙世界，东西侧山墙锐顶部分为东王公和西王母形象，西王母的形象在上古到中古的典籍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作为“阴”的代名词出现在各种场合，而东王公则更像是晚期出现的一个西王母的“镜像”，西王母之座位蘑菇云式与三叉式两种，或代表两种不同的传统，而前者发展成为后来的造像主体样式，而北朝隋唐之佛教雕像皆为如此；西王母的角色经历了神话形象到宗教形象的变迁，结点在东汉中期其与昆仑形象的结合，成为一种富有神通和神温情的神；对于其视觉效果，作者将其分为偶像型（表现西王母形象）和情节型（一般故事），情节型可以追溯到东周时期，而偶像型则产生于一世纪，来自于印度的佛教艺术，受到犍陀罗艺术的影响，在二世纪出现了西王母和佛陀共同出现的情景，但佛像的形象却也受到中原的影响，与东王公形象相似。那么，我就想到在东汉时期佛教传入，同时东王公思想和形象产生，其与佛陀形象接近，是否东王公的人物因素受到佛教影响而产生呢？不够，阴阳产生的观念似乎更加传统和具有说服力。西王母形象居于对称的中间部位和正面刻画，也表现出中国雕刻偶像型艺术的流传，在其后的时代以偶像型为石刻主体的形象很快占据了主流。

第五章：墙壁：人类历史，武梁祠的三面墙壁形成了一个内容丰富的空间单元。墙壁上有君王、先贤、烈女、名臣、刺客等的图像，这些图像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历史事件有榜题，而神话故事则没有，整个图画具有内在的逻辑顺序和时间顺序，延续和发展了司马迁的基本历史叙事结构。对于帝王，将古代的帝王形象画在国雕刻在宫室之中，可因以为榜样和反面教材，在孔子到周室宗庙时候就看到此种方式，在汉代的画像砖和石壁画中亦是主要题材。通过图像为帝王提供借鉴的方式一直是一种上层的教育方式，但到了魏晋之后苏子和佛教的兴盛开龛造像则成为重要的宣传佛教的形式，而经变画也是应时应地而生的教育方式，其对象更加广大，但有相似之处，即都通过形象的图像和简单的文字表达深刻的内涵。列女的故事展现了武梁对延续家族血脉的期盼，这一思想通过各种列女故事得以表现，反应出其根深蒂固的思想。节妇和孝子的被认为是武梁后代楷模，可能是武梁设计的，预设的观者为自己的儿子，让他们以此为楷模孝敬母亲，也令自己的妻子善待儿子；忠臣和刺客的形象则是忠于君主的体现；拜谒场景为君权之表现；作为处士儒生的武梁虽然身在乡野但仍然关注者国家政治，这是儒生的使命，因此武梁拥有和司马迁共同的使命、雄心和对历史的理解。

（三）随笔

与西方中世纪类似，中国的艺术传统也试图将一个礼仪建筑转化为宇宙的缩影，这座礼仪建筑可以是一座庙，也可以是像武梁祠这样的祠堂。武梁祠中刻画的天界是当时人心中的天界，宇宙的真容，也是人们永恒追求的体现。

汉代山东发现的祠堂较多，其费用也很大，很多祠堂都在铭文中记录所花费的金钱并说明耗尽家财建造此祠堂，家境窘迫，用以说明孝心，这与汉代重“孝”和以孝廉为道德标准、以孝廉取仕的观念密切先关。因而，建造祠堂这样的礼仪建筑，一方面能够履行对死者的道德义务，也能够成为帮助劝解后世成为道德君子的教科书；另一方面也为生者提供了“孝廉”的名声，为家族成员带来声誉和现实的好处。这在侧面也反映出这种“孝心”的虚伪，这是当时社会背景下产生的必然结果。

此外，还有一些没弄明白的地方：

①33页，第一段曰“武氏家族五代十一位成员”，但是文字描述和图都是四代十一位；

②同页，第一段曰：“第五，武开明的二子武荣卒于公元168年”，不知何出？又，图中标为167年去世，不知真假？读墓碑，云“遭孝桓大忧……”，似乎汉桓帝崩则其即去，则167年帝崩，而武荣何时去世？

③131页，图注文字中曰目中出土清单称之为“飞衣”，当为“非衣”，或为翻译之误；

④163页，最后一段中提到“蔺相如和范睢”，这位秦国著名宰相的名字的名字很早就有争议了，若是在别处则可以看成争议，两种皆可。但在此处，榜题中明文写着“范且”，故读范雎，武梁祠的材料作为ju音的证据在清学者中已经得到认可，钱大昕在《通鉴注辩正》中就已经将武梁祠的材料作为ju音之证据。也就是说，此自虽有争议，但此处必须为“范雎”（本书皆作范睢，显然非失误）；

⑤164页，最后一段中有一句“右壁著名的刺客俶轲将匕首掷在左上方”，“俶轲”无疑为荆轲，但在古籍库中并未找到这个名字，不知何出？

⑥221页，第二段中“张禹”当为“贡禹”；

由以上几点可见，本书虽然于2021年重新出版，但内容并没调整，其中的一些问题也并未意识到。

（四）随想：拓片——移动的生命

拓片，是对文字、图像的复制，在早期其具有极强的记录功能，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保存金石器物的信息，也是中国金石学家必熟知的内容，古今皆然。至于今日，拓片记录信息的职能在现代科技的映照下已相形见绌，不过这门古老的工艺仍旧展现出极强的生命力，碑刻、墓志、画像石都因为他而变得熠熠生辉。这不仅是一块艺术的复制，也是行走的生命。

拓片，本身就是艺术。求真与求雅的辩论自然是历史与艺术家不息的话题，在这里的复制，也是一种具有生命的艺术，纸、墨、力的融合，尽量求客观的思想下，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作品，纸的薄厚、墨的多少、力的大小都能够展现出强大的张力，这都注定了他并非简单的机械的复制，而是带有思想的艺术。乌金拓，墨多一些令自己更加分明，少一点又可见后世风雨刻画的痕迹，蝉翼拓，以更多的次数追求细密而严谨的真和美，无疑也是一种拥有生命的技艺。

具有艺术思想的拓片无疑是移动的生命，能够将器物的真和本身的雅传送到另一个时空中。前一段时间听到故宫博物院金石组的郭玉海老师讲述传拓工艺，今日读到费慰梅为《武梁祠》做的序，黄易的武氏祠石刻拓片被携带到世界的各个地方，随之而去的不仅是图像和文字信息，也是艺术和思想的汇聚，能够将另一个时空里的世界展现在人们面前，将中国古代艺术的思想带到每个观者的眼中，视觉的冲击和思想的洗礼将要在不同层次上开展，分明就是一个带有思想的活物。他分明就是移动的生命力了。

2021年5月7日

于陆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