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这本书确实是因为书名《回归故里》的字面意思：回到家乡，回到最原始的那个时代，面对不愿接受的生活环境、家庭关系、底层阶级以及自我，我坦然承认，这就是我的家乡，我的家人，我就是处在这样一个看不见光明未来的社会底层；我们与过去和解，与家人和解，与自己和解。

但也不能否认封面的一行小字：“一个跨越自己出身阶层、重新建立社会身份的知识分子，对自身人生归集的剖析与思考”。因为现实的家庭生活真的让我几度感受到绝望，即便我每天会表现得非常开心努力地成为一个开朗的女孩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的，现实中的娱乐消遣方式已经不能排解我心中的忧郁、烦躁、焦虑、恐惧，我只想通过这样阅读的方式，来寻找和我一样的人，和我有同样经历、想法、梦想的人。令人高兴的是，我找对了，虽然本书中谈到了很多我不了解的外国作家和他们的作品（甚至没听过名字的），但整体上，我阅读本书想要得到的东西获得了，精神上的慰藉对我来说确实是治疗心灵伤口的良药。

她总是问我：“什么时候回来？”我闪烁其词，以太忙为借口，并保证过一段时间就去探望。其实我无意履约。从家里逃出来之后，我没想再回去。是的，逃出来之后我就没想再回去！我内心的“叛逆”何尝不是这样，每次寒暑假都想要找各种借口不回家或者晚些日子回去，然而最后我得到的回答永远是“回去多陪陪爷爷奶奶。”直到前些日子我对这种回答的态度以然是“你没时间回家尽不了孝道，就打发我来替代你，然后所有的美言都是你的！你凭什么要求我来完成你应尽的义务！”

这个我曾极力逃离的地方：一片我曾极力疏离的社会空间、一片在我成长过程中充当反面教材的精神空间，也就是无论我如何反抗，依然构成我精神内核的家乡。我回到家，看望母亲。我开始与母亲和解。或更准确地说，与自己和解，与从前一直拒绝、抵制、否认的那部分自己和解。

那些我曾经试图逃离的东西，仍然作为我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延续着。

即使我们成年之后所处的生活环境相较同年时的环境发生了变化，即使我们极力排斥过去，童年的生活轨迹以及社会化是方式依然会持续地发挥作用，因此，回到过去的生活环境，从事一种指向内心的回归，一种重新找回自我的过程，包括我们主动保留的那部分自我以及我们否定的那部分自我。

我的父亲，代表了我想要抛弃、远离的一切，他充当着我心中典型的负面社会形象，在我努力重新塑造自己的过程中最为反面教材存在着：他的离世，也让我的过去浮出水面。我的父亲，可以用任何形容人品质的贬义词来形容他：自私、懦弱、胆小、窝囊、孬、贪生怕死、死要面子活受罪、以自我为中心、智商不高情商更低、比渣男更糟糕……这是我永远不想要找的男人，永远永远！唯一可敬的是，对子女和父母还算有责任。

面对彼此，我们可能会想：“他的变化真大呀……”并且拼命地在对方身上寻找昨天的影子，或者说许久以前的影子，也就是当我们还是少年，还是兄弟时的样子。这种情形深有体会，堂姐就是这样一种存在，她对于家人的热情永远不会改变，或者从另一种角度来讲，对于这方面的思想境界，从来就没有改变过。而我，总是装出我还是原来的那个我一样，做一些不想做的事情，不愿表达的表情，直到我与这个家和解，才能从内心产生激素，控制我的笑容，真诚的、炽热的。

相较于观看现实中活生生的他们，观看老照片似乎更能让我们立刻把眼前的人物看作社会体和阶级成员，这个过程总是令观者恍惚。

讲述性取向带来的羞耻比讲述社会阶级带来的羞耻要更容易。如今，似乎只要设计性向问题，人们高度重视对“歧视是如何产生的”以及与之相关的“否认还是昭示自己本来的身份”这些问题的研究，甚至连一些当代政治领导人都会时有提及，但若是设计社会底层阶级受到的不公待遇，类似的观点很难再公共讨论中获得哪怕一点点支持。

个体在融入社会的过程中，在社会规则的约束下习得某种阶级“习性”，那么在社会上同行的性规则的约束下，是否也会习得某种性“习性”？

即便我万分努力地想要通过改变自己与原来的阶级脱离关系，工人阶级的本能依旧存在。即便我使尽全力地想要逃离这个家庭，亲情的束缚总能将我从远方拉回。

他们说话行事的方式与我重新跻身的这个阶级差异巨大，他们会在每段谈话中肆无忌惮地表现出一种肤浅的种族主义，一直让人奇怪为什么所有话题都一定能和它扯上关系。

即当我们离开家庭和以前的世界（无论如何我们依然属于它们）许久之后“重回”父母身边时，我们会感受到一种抽离感，无论是在家还是在我们新融入的世界，这种抽离感都会伴随我们。我逃离，我学习，我成长，所见识的和他们所了解的不是同一个层次上的，中间产生的隔阂是深渊，他们站在深处静止不动，我们站在深渊边上不断地拔高这个深渊，越来越深，直到他们听不到我的话语也看不见我的影子。

我不想看到他衰弱的样子：这不是我憎恨的那个父亲。我的父亲在最近的日子病情加重了，这是以前就有的一些症状现在更加严重，之前我都不想花费一点点时间多关心一下，了解他去的哪家医院做的什么治疗，亲情的使然以及与他们的和解让我面对并接受现实，我是他的女儿我应该照顾他。

“人们如此地执着于自己对他人的憎恨，我猜原因之一便是，他们直到一旦憎恨消失，痛苦就会袭来。”在过度思想的那段时间，我曾连续数日彻夜难眠，以泪洗面，想着为什么要把握置身于这样一种境界，让我如何是好。我坦然，我面临，我承认，我接受。

“他去世了，我发现我从来没有和他交流过。他死后不久，我开始后悔。”

拒绝回归，便是拒绝自己，拒绝“生命”本身。

我父亲身上那种我所排斥和厌恶的东西，是社会强加于他的。但是社会从来不会对个人的性格买单。

决定他一生的因素就是：他生在何时、何地。

父亲的愚笨，以及由此造成的在人际关系上是无能，说到底与他个人的精神特质无关：它们是由他所处的具体的社会环境造成的。父亲年少时经历过的我不曾体会到，造就这样的无能总会有直接的原因。

阶级敌人通过国家法律无时无刻不在形式着他们的权力，平民阶级则用犯罪的方式顽固地抵抗着这种压迫。

谁在乎他们是谁，如何生活，想些什么，需要什么？这是一个极少被人思考是问题，因为社会的趋势已经让群众麻木。

他们说出了工人阶级真正面临的问题，而不仅仅是在政客的诱导下掩盖这些真正的问题。

他们知道，有另外一种可能性的存在，但那存在于一个无法靠近的、遥远的世界，所以即使他们知道自己无法获得某种被其他社会空间种的人视作理所应当的东西，他们也不会有被剥夺和被排斥的感受。

他们无非是在为社会秩序的延续作者贡献：一种致力于为现实（既有的秩序）辩护的意识形态。

他们从事的职业足以使她们名誉尽失，无论她们是否像人们猜测的那样过着自由的性生活。我和母亲这几天照顾父亲，总是能听到她说：睡没睡好，每天都过得灰头土脸的，还受你的（指父亲）气，想想都不好过。确实，她也只是想想。

他们并不比以前更相爱，只是找到了一种妥协的方式，两个人都习惯了对方，这种模式如此固定，以至于只有死亡才能将他们最终分开。相互妥协将就着过日子真的让我觉得很没有盼头。但如果这样的夫妻都具有《月亮与六便士》主人公一样的思想的话，这个社会呈现的样子不可想象。

我本来也可以和父亲学者干活不是吗？——是因为我竭尽所能地让自己变得不像他，让自己成为和父亲所拥有的社会形象完全不同的样子。同样的，世界的某个地方都有许多这样的身影，不断地改变，他们或者说我们，总是试图与自己的原生家庭隔离开来。

但我很快就觉得这一切太过无聊，我想要读书，而不是将大把大把的时间花在监视水面的软木塞振动与否。

为了重新塑造自己，我首先需要否定这些东西。为什么要选择外省去就读大学，就是因为想要离家远一些，逃离更远，才不会有深深的被束缚感，我抛弃过去的这一行为必将重塑新的自我，而我在重拾的过程中也在弥补这一抉择而产生的漏洞。

“揪着过去不放没用的。”

如果有人试图将他自己对于亲密关系和家庭的定义强加于他人，或者用一套社会道德及法律准则来判断一个人的行为正确与否，再或者，将那些与现实脱离的、只存在于他们头脑中的保守而专横的价值观视为真理，我一定会非常反感；我之所以会有如此强烈的感受，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我个人的历史：过去，我曾为这种价值观的束缚，将本真的自我视为脱离常规、不正常，以至劣等、可耻的。

用于判断正常与不正常的标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相对的、人为的、可变的、与所处背景相关的，且两者相互交叠，总是非绝对化的……

真正的家庭应该是人们著管选择的结果，而且应该是事实上的家庭。

“为什么我会排斥自己，为什么我不敢承认自己的身份？为什么我与资产阶级，或者说小资产阶级的来往让我对自己的家庭感到如此羞耻？在思想上、政治上，我宣称自己反对阶级分化，但为何社会阶级的概念如此深入我心？”

我们总是希望拥有一个光辉荣耀的家庭，无论哪方面荣耀。但我们不能改变过去，我们之多可以思考：如何处理自己与这段屈辱史的关系？

她明白自己天资聪慧，所以从来没有真正接受这份不平等。

他们的关系就像一出永无止境的家庭闹剧，除了用最恶毒、最伤人的话语功及对方，他们似乎没有能力用其他方式交流。我的家庭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想要他们两人真心地沟通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人物，一个滔滔不绝一个沉默寡言，如果说沉默的一方能够听进去哪怕一句话，我们家就不会是这个样子，一个天马行空一个果断专横，如果说他们能够在决定时折中一下，我的家庭也会比现在好过。

生活继续：争吵、大喊大叫、相互谩骂就像从前一样继续着。

但无论原因为何，无论谁对谁错，长期的暴力氛围总是沉重、令人痛苦的，甚至让人难以忍受。我之所以想要保妥我的阶级和家庭（很长时间内，我对家庭、伴侣、稳定关系、共同生活这样的概念唯恐避之不及），无疑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从小就见证了夫妻暴力——如复一日的言语冲突、大喊大叫、疯疯癫癫。这让我想起，在学校做活动宣传，给部长们开会，上课发言，和朋友们一起玩，所有的一切别人都会认为我是一个开朗自信的人，但是一旦谈到我的原生家庭，就可以让我自卑到尘埃里。不是说我的家庭不富有让我产生自卑心理，而是父母永不停息的争吵与如果我不努力改变这个家就没有未来的现状，以及他们的不信任！

当我看到她因为多年的高强度劳作而身体痛得动弹不得，便理解了社会不公最为具体的含义。甚至可以说“不公平”这个词本身也相当委婉，它掩盖了真正的现实：赤裸裸的、暴力的剥削。一个年迈工人的身体，可以体现阶级社会全部的真相。这段话震撼到我不知道用什么语言来表达！

拥有相同的社会位置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们经历了相同的社会现实并拥有相同的欲望。我所处的社会阶级，可以谈梦想，但前提是要想办法填饱肚子。

我通过这样的方式走出那个世界，走出我父母的世界。

历史难以被轻易抹去，曾经分道扬镳的两条人生轨迹难以再次相交。

在很多资产阶级家庭，人们会与远房的兄弟姐妹保持联系，而我，曾经试图远离我一母同胞的亲兄弟。

人们并不经常提及工人阶级，当我们提及时，多半是我们走出了那个阶级，但当我们说我们走出了那个阶级，并很高兴自己走了出来时，这本身就重新否定了他们存在的社会合法性。在学校我也不会对人提及我的家庭，即便是好朋友，我知道当我透露自己的“家底”时，我就真的承认了这种令人厌恶的家庭关系，所以现在的我算是接受了，但并不想继续。

我不认为现代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一定认为自己从属于社会之中某个既定的，被称为阶级的群体。社会阶层无疑客观存在，但阶级成员的阶级意识并不一定存在。阶层越低的人越是敏感地意识到自己所处的阶级，他们努力地想要改变什么，来逃离这个令人窒息的捆绑。

啊！那雇主的语气！——我对这世界——这个人们随随便便地羞辱母亲就像呼吸一样正常的世界——充满了厌恶，对于这种权利关系，阶级差异，我内心充满了憎恨。我憎恨，我痛恨，我不甘，我不示弱，可是现实总会给我当头一棒，我不应该在这种时候哭丧着脸，我想要突破这让我作呕的世界，所以我一直逃离，为了以后不让自己家人成为文中的母亲，所以我要一直努力改变。

当我们属于平民阶级时，我们很容易发现阶级的存在。

当我们看到他人的生活方式以及他们与我们是如此不同时，我们怎么会意识不到自己的身份呢？我相信只要看到这句话的人，都会引发深深的思考，努力争取得到的东西在别人眼里根本不值一提，历尽千辛万苦得到的工作被一句“他是关系户”代替，我开始伪装，伪装和其他人一样正常，然而当我有这种心理的时候我就是不正常的。

艺术爱好者的这种“高级”，指与其他人在自我构成上的差别，指人们对自己的眼光与对其他人（那些“没文化”的、“低等”阶级的人）眼光的迥异。这种优越感本身就来自阶级层次的不同。

所有这些都表达了一种对于自身社会身份的愉悦感，他们属于优越的阶级，他们可以通过欣赏“高雅”艺术来炫耀自己。这样的场景总是让我觉得惊恐，然而我依旧努力让自己变得和他们更加相像，让自己看起来出生于这样的阶级，努力像他们一样，在欣赏艺术的场合表现出轻松自如的神态。第一次看到这段话我笑了很久，现在再次阅读却让人心痛，因为我就是这样的。我上大学之前根本没看过展览，自从第一次去之后我便开始觉得欣赏画展真是一件让人愉快的事情（因为当别人问我去哪儿的时候我回答“去看画展”让我觉得自己和他们一样或者我的阶级更高一层，就像前文提到的艺术爱好者拥有迥异的眼光，让别人觉得他们很高级）是的，我真的是这样的一个人。

而我，很块就体会到一种强烈的疏离感，这种疏离感是我的学习经历和同性恋取向争取相安插在我身上的：我不会成长为工人，或是屠夫，我不会变成那个我应该变成的样子。我不想成为这个家庭应该培养出来的孩子的那种人，我一直不服。

那是你的世界，那是属于工人阶级的文化，那种“贫穷”的文化让我暴漏身体，我担心即便我疯狂乱跑，它们还是会残留在我身上。

自由的感觉让我飘飘然，逃离宿命的快乐充斥着我，这些美好的感觉让我无暇悔恨。在远离家乡的学校里，我一点也不想家，我可以一个人做很多事情，那种快乐是家庭没法带给我的。

我当时20岁，只想着解救自己，却丝毫没有顾忌我的离开会给家庭造成怎样的损失。

虽然有些人（可能数量很多）的道路脱离了“统计数据”，突破了那个可怕的逻辑，但这个无可置疑的事实也丝毫不能否定掉那个“统计数据”所揭示出的社会真相，就像“个人奋斗至上”的意识形态试图让人们相信的事情并不真实。

这些城市隔离区的状况不停展示着我们如何对待国民中的某些阶级，我们如何将他们置身于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边缘地带，我们如何让他们陷入贫困、不稳定、毫无未来的状态；而那些隔一段时间就会在这些区域发生的大型抗议活动只是暗潮涌动的、不间断的碎片式战役积累和压缩的结果。

拒绝平民阶级的孩子们，让阶级压迫变得合法化并持续进行，让不同阶级的职业选择和社会地位差异如此之大。

他们的变化是社会所容许的，他们变成了他们应该成为的样子，他们过去声称是那些人的先锋队，现在成了那些人的敌人，他们变成了自己过去批评为过分保守和过分“资产阶级化”的人。事实上就是，他们没能逃离宿命，随着那个阶层的大众，变成了一粒尘埃。

但是仅仅让“阶级”和阶级关系这样的表达方式在政治话语中小时，胡总和在理论范畴和认知范畴中将它们抹去，并不能阻止那些活在“下层阶级”所指的那种客观环境中的人们感觉到他们的群体被整个地抛弃了，那些抛弃他们的人便是向他们兜售“社会团结”和经济自由化的好处，并让他们相信福利国家必然败落的人。只是觉得这段话比较有深意所以摘抄。

尊严是一种脆弱的、不自信的情绪：它需要一些现实的证明和保证。

我们可以倾向于将这一群体看作一个以非自然方式集合的团体——它建立在本能的冲动之上，选民拥有相同的一件，但这种意见是外界强加的，它不是建立在共同思考出的立意诉求或者在实践知道下产生的意见之上的，它更多地设计一种充满敌意的世界观（反对外国人）而不是一种政治理念（对抗统治阶级）

他们通过支持一些人，从而感到自己也被支持了，他们通过投票，通过那一果断的投票行为，感到自己在政治生活中存在并拥有一席之地。或许那一票很关键，或许那一票只是沧海一粟。但后者的情况更加普遍。

因为人们无法轻易接触一段他们在精神上依附已久的政治归属（无论这种归属是稳定还是不确定的），而且人们不能再一天之内便建立其另一种归属，也就是另外一种与自己和他人的关系、另一种世界观、另一种生活主张。

我已经开始书写的这段“回归故里”之旅不会是一段轻松的旅程，它甚至可能是一段无法完成的精神、社会之旅。对我而言，现在回顾《回归故里》和作者的心情何尝不是一样的。

这是一种通过贬低他人，为自己建立一种有价值的形象的方式，这是一种让自己感到自己存在的方式。

理论赋予某一个时刻的经历以形式和意义，同一段经历依照他们所选择和依靠的不同的理论和主张，可以被赋予完全相反的意义。有话语权的人说什么就是什么，我没法反对。

这就是为什么满足于宣扬所有人先天“平等”并反复强调每个个体都具有同样的“权能”的“民主”思想从任何角度看都不是一种解放的思想，它从不反思这些理念的形式方式，也不反思这种“权能”引发的结果可以彻底颠覆这一价值理念本身，即便将它使用在同一人或同一政治全体身上。

让人觉得这本书的怒道对他来说是描绘他个人的（不良）性格，而非社会驱动力构成的逻辑。

反抗，意味着失败。屈从，意味着自救。我越抵制，越是背着命运的枷锁套得更牢，无法喘气，我只能面对这不争的现实，放下所有的幻想，脚踏实地地前往逃离的那条路，真诚地、热烈地向往。

在交流过程中通过行为和反应展现出来的阶级性，无非就是社会结构和阶层实化的结果。

就像异性恋人群总是在谈论同性恋，但他们没有想过这些他们谈论的人可能就是他们嘲笑和中伤的弱势群体，也如同资产阶级成员同别人谈话时会摆出一副自己有和他们同样的现实和文化经历的样子。

将地中海作为地平线，用温暖对抗寒冷，用轻盈对抗沉重，用活泼对抗严肃，用午间的愉悦对抗夜晚的忧伤。我认为我做出了选择，事实上，我是被选择了，或者说我被那些早已为我准备好的东西选择了。多少个夜晚我也想用强大的内心来抵抗来自深渊处的忧伤，无声的、恐怖的、悄然的、震慑的。我想要做出选择，远离这些负面情绪，然而却只是我假装做出了选择，我无路可走。

它通过自我移动的方式进行自我再生产。

我青年时对于哲学的热情与我外身的地域出身以及阶级出身相关联。我选择用哲学的方式来思考，事实上是由我的社会地位所决定的。

当时的我必须先赚钱谋生。如果我不想自己对于学术的渴望被经济条件（现实的基础）构成的铜墙铁壁彻底拦下，我就必须成为他们中的一员，我的家庭情况每天都在提醒着我这一点。在彻底放弃考研之前，我也从来没有羡慕过那些可以正常备考的同学，当时我认为自己就是千千万万备考人中的普通一员，我觉得就算家人没有条件（经济上的，实际上精神上得到的也不多）支持我，我自己也可以创造条件，可父亲病重让我不得不重新思考我未来的选择，我得尽快独立，承担起父亲的责任。我从一个困境掉入另外一个困境，让我更加难以面对的困境。我做出选择了吗？我只不过是被选择罢了。（很可笑的是，我在写这段文字的时候，高顿的老师打电话询问我考研复习情况，她巴拉巴拉地讲我只好打断她，“我不考了”她没有表现出惊讶“可以方笔爱你了解以下什么原因嘛”，如果我是大一的学生肯定会解释很多，现在我懒得多说一句话“不方便！”）当2021.1.4那天晚上打电话和我谈这件事的时候，谈到了父亲生病加重，让我好好考虑是否还要继续考研，后来我才意识到自己的固执真的让父亲压力很大，我感到深深地懊悔。我就此放弃了吗，并没有。会有归来的那一天，就像作者一样。

我可以获得一份工资，以此来继续我的学习之路。

我们讲某个知识分子作为对自己的想象，我们希望自己可以写书，可以在激情澎湃的讨论中与他人交换思想，我们希望自己涉身政治，既在实践层面也在理论层面……

我试图逃离自己的社会阶层，但这次它再次将我擒拿：我必须放弃自己的论文写作，放弃学术志向，放弃所有与这一志向相关的幻想。我所否认的、关于我身份的事实重新浮出水面，相应的社会规律再次作用于我：我应该寻找一份真正的工作了。

同样的文凭对于拥有不同社会资源和掌握不同（进行职业规划所必要的）信息的人来说具有不同的价值。

当我会以起少年时光，兰斯对我来说不尽的代表着家庭和社会身份的束缚，以至于我需要离开它寻求另外一种生活方式，同时，它对于我做出的选择又有决定性的影响，它就像我的耻辱之城。

侮辱是发自过去的传票，它们的含义之来自过去众多不断重复这些词汇的人们。

我需要学会与之共处。还有别的方法吗？但我从未真正习惯它的存在。那些反复被说起的对于我的侮辱性称呼都像一把刺痛我内心的尖刀，它还让我感到恐惧，因为这意味着即便我试图隐藏，人们仍然察觉到了我的身份，这还意味着我被赋予了这一命运，即永远地、随时随地处在被揭发、被诅咒的状态中。

的确，正因为我们感受到羞辱试图攻击的欲望，我们才成为羞辱的目标。最敏感的人最容易受伤。

如果一种欲望总是恐惧被嘲讽、被批判、被精神分析，而一旦跨越恐惧的阶级后，又不停地反复肯定和宣扬（有时是以戏剧化、夸张、带有攻击性、“过激”、“异教徒式”、“战斗性”的方式）自身存在的权利，这是一种无时无刻不在的、自身可以意识到自身的，永远被焦虑所笼罩的（在大街上、在办公室）脆弱性。

是性规则和它所规定的等级（这一等级日复一日地生产着心理机制和主体化方式）在起着狡猾而有效的作用。

纵使主流文化对他们进行不断的威胁、虐待、侮辱、压制、追捕、纠缠、打击、伤害、围困……这些同性恋者依然进行着日复一日的、倔强的、不可根除的对主流文化的反抗。所以即便命运这样的对我，和我的家人，我们以然做着反抗，即便这看起来太弱小太无力，总有一天，总会有那么一天，得以成功。

同性恋聚集点被这些暴力事件所笼罩：每条巷子、每张长椅、每个视线所不能及的空间都见证着这些攻击和肉体伤害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更不用说精神伤害了。但没什么改变：即便我们或他人经历过这些痛苦，或者我们见证、听说了这些地方一直存在，因为虽然面临危险，人们以然会继续让这些地方存在。

“为什么？”“但我们又做了什么呢？”社会决裁决的独断专行，和它的荒谬性。我们不可能找到宣布这一判决的法院。它没有具体的地址，它并不存在。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时，判决早已生效，在我们生命历程中的这一刻或是那一刻，我们会成为那个已经被交付社会裁决的人，我们被判处生活在控诉人的指控当中，我们能做的，只剩下勉强地保护自己免受伤害，尽量应付自己的“下流身份”。着一厄运，这一我们能必须与之共存的判决，在自我的最深处安插了一种不安与脆弱感，还有一种蔓延开来的焦虑。

我曾经经历过他所描写的东西，他的经历早于我，他找到一种方式将之变为文字。直至今日，我读到每一页内容都会激动不已，那种你情绪来自我过去经验的最深处，我会立刻觉得自己与他有着共同的体会。我知道跨越这些阻碍对他来说是多么困难。有好几次，他曾经试图自杀。很久以来，他在理性与疯狂的界限之上艰难前进着，勉强保持着平衡。作者带给我的感受就像他读福柯时所感觉到的，我们都是影子。

思考如何对抗由权力制定规则的主体，思考以何种方式重新创造自己的存在方式。

那是我决定接受自己身份的时期（当时，周遭的敌意不断地告诉我我是谁，在这一阶段，我开始重新解释这种声音）。

我们从来不曾自由，或被释放。我们可以或多或少地解除社会秩序及其压迫力量每时每刻施加在每个人头上的压力。如果羞耻是一种“使人变化的能量”，那么历史的痕迹从来不会在自我变形的过程中缺席：这种变形包含着过去，仅仅是因为这就是使我们进行社会化的世界，历史在很大程度上留存于我们体内，就如同它留存于包围我们的、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一样。我们的过去也是我们的现在。所以，一方面我们在重新创造、重新构建自己（它就像一个永远不能完成的任务），但另一方面我们什么也没有创造，什么也没有构建。

不应该幻想不可能实现的“解放”，我们之多可以跨越一些历史设置的，约束我们生存的变截。

“重要的不是我们将自己变成了什么，而是我们在改变自己时做出了什么。”

一场自己改变自己的劳作。不断改变不断重塑，不期待什么样的结果，行动会为我们说话。

当时我花了一些时间才得以用自身的方式思考问题。因为，如要感到自身的合法性，就必须被自己的过去、被社会、被组织机构承认。

写作对我来说不是早已存在于我的玩具和积木塔中的，一种来自未来的召唤，不是在大人们惊愕而慌张的目光中说出早熟的话语，它不是一种在多年之后定会浮出水面的召唤。相反！另一种宿命等待着我：我必须拉回自己的欲望以便它能与我的社会可能性相符。

对于一些优等阶级来说显而易见的人生坦途，我却需要独自在黑暗中探索。甚至，在很多时候，我需要自己开辟道路，因为许多已经存在的道路对像我一样的人并不开放。但我依旧相信上帝关了我一道门，就会为我开一扇窗。

我想反思我们利用当前社会中即有的理论与政治范畴来重建历史的方式。

因为集体运动为个体提供了将自身建构为政治主体的方式，所以集体运动同时也为个体提供可供理解自身的概念范畴。这种阅读自己的方式当然会被用来分析现在，但也会被用来分析过去。

也就是回顾所有她过去“认为是耻辱所以深藏起来”的一切，而这一切如今变得“值得被重新回忆”。

主人公明白，他不可能再“回归”，不可能消除那么多年建立起来的隔阂。我们至多可以通过将现在与过去连接起来，与自己和解，与自己曾离开的世界和解。和解这一过程是非常痛苦而漫长的。

事实上，我在遗憾自己任凭这个暴力世界击败自己，就像它曾击败父亲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