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自由的感知始于从一种生存方式向另一种生存方式的过渡，止于这种生存方式被证实为一种强迫模式。因此，随自由而来的便是一种新的屈从。”

17，18世纪所建立的统计学使当时的人们受到极大的鼓舞，卢梭宣称：“统计学家们，现在是你们的时代了，计算吧，测量吧，比较吧。”其认为统计学揭示了公共意志的方向，人们自发结成社会契约以追求社会进步，这个意志不为个人所左右，而是坚定不移地前进。

然而随后，在统计学中被赞美的群体意志则被反驳了，尼采以个人英雄主义批判那些“庸俗的平均”，统计学可以统计出所有人的结婚年龄，但却无法预知一个艺术家在何时结婚，而历史则因为这些英雄们所闪耀。

统计学精神的没落，正顺应了哲学自黑格尔形而上学巅峰后崇高价值的倒塌。

而如今，大数据的崛起正如旧时的统计学一样，被各大公司所吹捧，而大数据所带来的弊病，也逐渐显露出来。

算力的飞速提升意味着人类将进入一个绝对有知的时代，在这里，相关关系取代了因果关系，我们不需要知道它为什么发生，我们只需要知道A和B会同时发生。

然而在黑格尔那里，这种绝对的有知却正是绝对的无知的体现，大数据将所有因果关系退化为相关关系的同时，意味着人类知识的生产从“叙事”退化成了“记录”，理论是一种叙事性的认知形式，因果关系正讲述了一种由A到B的事实。而记录型知识，只是如同电脑将信息刻在了硬盘之中，是一种无灵魂的行为。绝对的数据化认知等同于回到精神原点的绝对无知。

大数据所带来的数据主义则彰显了这种无灵魂的状态，数据主义倡导所有人都生命都可以被数字量化以优化：绩点排名，体重体脂，甚至颜值都要用AI来打分的现在，正是将人由灵魂形态压缩为一个个数据，在这个过程中，人向外界展示的数据代替了自己，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交换成了数据的交换。追逐完美的数据并不能带给我们完美的生活状态，它只会不断驱动自我参与消费，这些数据代替且革新了旧资本主义时期资本家手中的鞭子，成为了新的自我剥削工具，一种全自动、剥削程度越来越重的工具。

大数据的本质反应了如今政治的新风向，这是一个对精神以政治的时代，一个充满肯定与赞美的功绩社会，而非以镣铐锁链来恐吓的规训社会。大数据算出来的需求将走在人自由意志之前替他们做决定。

如今，情绪资本主义代替了旧资本主义成为了新的驱动力，情绪价值越来越被重视起来。广告宣传越来越趋向于说服人们享乐化，资本家们需要成为卡里斯马式的魅力领袖来为公司代言，许诺给消费者梦想与幸福。

在福柯的规训社会中，人需要被抹去情绪，以追求像机器一样精准无误地劳动生产。而在今天的功绩社会，人则被鼓励去充满情绪，参加一个个游戏化的消费活动。

情绪是非理性的，它同样缺乏了叙事性，一句“用花呗给女儿过生日”的广告词，目的就在于让人以亲情来驱动消费，而忽略其他一切时间，空间与因果关系。

如今，对精神的政治学早已改头换面，它不再是那个《1984》中充满否定感的老大哥，而是一个不断鼓励你去享乐、分享生活的慈眉善目的老大哥。在分享生活的过程中，我们主动交出了私人信息，而不需受到审讯，我们主动紧盯着自己和他人的数据，而不需要思想警察来监视自己，我们主动的去剥削自己，而不问我们的自由意志是否需要这些“多余的消费垃圾”。这个充满美好的功绩社会被证实为一种确凿的控制，由内而外的控制，我们对自由的感知也随之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次次的游戏，一次次的狂欢。我们信仰着现代社会，用手机来当信物，用点赞来做祷告。

我们用生物来形容人类社会时总是会默认它是一个健康的生物，然而，随着人们对自由感知的消失，这个生物以因为停止运动而变得臃肿，身上也出现了病变组织。批判理论无法给出一个新的社会图景，它只能作为病变组织中的癌症，否定的否定，来逼迫这个生物去革除掉病变组织，重新恢复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