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曾是书中梦里人

　　用今天学者们负责任的话讲，父亲算不上是一名读书人。父亲只念过三个月的私塾就告别了书包。我一直没有弄清，父亲的私塾在哪？教父亲的私塾先生又是谁？早霜的奶奶是如何背着家里仅剩的几斗米，硬是咬着牙将年幼的父亲与大伯相继送进学堂的？而穿着草鞋麻布衫的父亲又是如何在秋季学堂度过让他骄傲一生的100天？

　　我很难想象，父亲的最后一课是在怎样的情景下开始与结束的。我想在那秋风瑟瑟的傍晚，在秋雨潺潺的屋檐下，刚满十岁的父亲应该听到了奶奶与先生的一番对话吧。

　　那时的奶奶应该二十出头，盘着头，裹着小脚，当秋收的意味弥漫整个村庄与田野的时刻，在那弯弯的乡道上，在窄窄的田梗边，在回家的途中，一名一辈子连乡镇都未走出去过的旧时女子，不知对渴望读书识字的父亲是如何劝慰与叮咛的。总之，无论后来因缺少文化而遭受多少的挫折与失意，父亲始终都没有责怪过奶奶，连年少辍学的往事更是绝口不题。

　　像所有旧时农村渴望上学读书的孩子一样，父亲对学堂与书本有着一种敬畏与渴求，有着一种弥爱与专诚。每次茶余饭后，几杯烧酒下肚，父亲总会无一例外地提起他读书的往事——习《弟子规》，背《千字文》，默《三字经》；一日一篇，一周一册，一月包全本：字、词、句，读、解、诵。

　　父亲在讲述时，一脸得色，一脸满足与憧憬。这或许是那一年许多亲友不理解，何以一生“一把铁算盘”的父亲，能将家中五口人辛苦一年的所挣的600元钱毫无犹豫地给我交了中学的第一笔学费。我想，个中必有父亲当年辍学的情结——他是不忍让子女重复他年失学的遗憾吧。

　　父亲爱书。他的枕边总会有几本带着戏文的残缺不全的线装书。几乎都是他在乡办的戏班子跑龙套时顺回来的。他还不时拿出来擦试、端详、品赏，给书装上新封面，还将翻皱转角的页面一一抚平，用铁板压实，再用布巾包裹仔细，放在被单下压平。

　　父亲从私塾先生那里学来的对书的态度影响我们一家人。他也因此养成了特别爱整洁的素养。他所有的生活用品都有固定的存放处，可谓事有来处，物有归处。穿衣叠被、一丝不苟，一尘不染。以至于，儿时我与哥哥偷窥父亲的东西即便放回了原处，也总能被父亲一眼识破。

　　父亲爱读书。据说他有过一本完整的书，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首版的《林海雪原》。那是作者曲波根据1946年亲身参与东北民主联军深入东北林海与雪山执行剿匪任务的一段经历创作的长篇小说，根据这部小说中“智取威虎山”为主要情节改编的电影《林海雪原》，可以说是家喻户晓。而改编成的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一搬上舞台，便迅速登上了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样板戏”榜单，影响很大。其中的唱段唱词，直到今天很多人耳熟悉能详，会演会唱。

　　这本书是父亲在哪买的，还是从哪顺来的，我不知道，我没有见过。我想那本书应该是繁体字版，我后来在网上搜索过相关的版本资料，那本书是具有一定的收藏价值的，如果留到现在应该十分的珍贵。后来听说被三堂哥借去，再后来，不知去向。

　　那本书应该是父亲所珍爱的。家兄在八十年代多次提及过这本书，说父亲对遗失的《林海雪原》念念不忘，每每听到旁人讲到革命样片戏，讲到抗日英雄，剿匪故事，父亲便会叹息好半天。那本书父亲应该忙里偷闲读了很多遍，少剑波、杨子荣的英雄形象应该早已植入于父亲的脑海，影响了他的一生。

　　父亲爱习字。尽管我们家户口薄上父亲的学历一栏里写着初小，但从他后来能担任村里的出纳，能打得一手好算盘，能做密密麻麻的账本，能开会做记录，以及他能写秀美的毛笔行书，可见父亲着实下过一番苦功夫。

　　一生泥里水里，与牛为伍以猪为伴以草为邻以酒为友的父亲，一生牢记“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等圣贤教化的父亲，渴望成为一名堂堂正正的读书人，成为一名风风光光的城里人，那种以书为缘以笔为生的荣耀，应是他一辈的未了的遗憾。或许在他无数的梦境里，那份失学的痛，辍学的悔，也会时时澎湃而生，翻转而来，凝成了他一生的心结吧。

　　二、神秘的禁区

　　老家有两件柜子，上好的楠木，据说是乡里有名的已故老木匠师傅的手工制品，革命的一品红，只是久经岁月的磨砺，褪尽了大红的底色，一片淡淡灰，如同生命老去的颜色。

　　其中一件二米多高，宽不足一米。有上中下三层。每层都有木板隔着，上层与中层间夹着一个抽屉，底层之下是四十多公分高的裙边。两扇对开的门，门上端触手可及处挂着两枚铜片，作为开门的把手。另有两枚立起来的小铜扣，是用来上锁的。两扇门间严密无缝。在左边的那扇门右角缺了一块，形成一个两指粗的洞。那洞是老鼠所为，还是受潮破损，还是人为，不得而知。柜子长年用铜锁锁着，这小洞便成了阿里巴巴的山洞，让人生发众多的联想。

　　老家的两件柜子是父母的结婚家具，或许是母亲带来的陪嫁品。两件柜子原本应该都在当时母亲住的北厢房。后来有了儿女，父亲搬去南厢房后，其中一件便跟着搬进了父亲房里。柜子最初大抵是用来装衣物的，但后来不知为何其中一件用来盛放家用五金配件，再后来又搬到了堂屋对面的墙角，用来作碗柜。碗柜自然是开放式的，没有秘密而言，且很快陈旧破损。

　　唯一没有挪动过且上了铜锁的是那件保存得相对较好神密的柜子。铜锁的钥匙只有一把，在父亲的手上。自然柜子的主人就是父亲。我是在七岁那年问母亲，才知道，那柜子居然是父亲的书柜。

　　我想这衣柜改装的书柜，应该是父亲当上了村官以后。可这件书柜一锁就是二三十年，直到父亲解职归田成了地地道道的泥腿子，依旧没有开放过。母亲也从未提起，姐姐们也讳莫如深。

　　书柜除了它的神秘，还因为它是拥挤不堪的土房子里唯一的禁区，唯一一块属于当家人的领地。在某种意义上，书柜象征着一家之主的权力，象征着当家人的威严。这是我们这些孩子，甚至是善良的母亲也不敢轻易去挑战的。

　　所以，尽管书柜摆放在母亲与我住的屋子里，我们早晚都能看到它，但从不敢越雷池一步。至于书柜里具体有些什么，对我与哥哥姐姐们而言一直是个谜。

　　在父亲去世的十多年间，我见过父亲开启过两次门。

　　第一次大约是我六岁那年的春天，那是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文革结束后解任的村支书白书记首次来家拜访一同下来的父亲，两人在堂屋的饭桌前谈着话，纯净而温暖的阳光从屋顶上透亮的玻尿瓦中倾泻下来，像一层面膜敷在白书记的古铜色的脸上。父亲打开书柜，从里面拿出过几册账本给白书记查阅。母亲烧了一桌农村菜，两人喝着一壶烧酒，聊着村里人事变动后各自的打算。

　　白书记是个文文静静体型较肥胖的老人，我只见过一次，后来才知道它是我小学永远坐第一排的矮个子男同学的父亲。

　　第二次看到父亲打开书柜，是我念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父亲从书柜里拿出一张五元的纸币，让我拿出去交学费。我立在父亲的身后。从父亲高大背影后偷窥，除了书柜里淡淡的黑，什么也看不见。

　　于是，我知道了父亲的书柜里装着一些账本，还有一点用来支付全家人生活所需的钱。至于书柜里还有什么，依旧是个谜。于是，面对家里唯一的一片禁区，一颗属于男性的与生俱来的叛逆的心在伴随着年龄疯狂滋长，总想一探究竟。

　　三、触不可及

　　一九八八年的冬天，已经是高二年级的我，在镇上的寄宿学校上学。父亲与三姐是家里主要的劳动力，哥哥在镇上的修理店生意一直惨淡，生活常常难以维继。而家里也不断有不好的消息传来。劳动时，三姐不小心，推动木板车把手时，冲撞到了父亲的胸，父亲因此发了很大的脾气，疼痛不止，因此歇了好一段时间。哥哥去了省城武汉进修，又缺粮少钱了。母亲的眼疾越来越严重，从夏至到秋收，常常间歇性失明（至到后来，我进了医疗行业后才知道，那是患了严重的糖尿病），家里唯一一头耕牛老了口，怕是挨不过冬……

　　学业的加重，家境随时可能引发的辍学危机，随之而来的未知的前途，一下子包围了我，我的注意力开始转向对生存环境的担忧，至于父亲的书柜渐渐被淡忘。

　　一段时间过后，父亲的胸痛不但没有减弱的迹象，反而渐渐加重起来。终于在二爷去世的送行宴上，心情沉重的父亲几杯酒下肚后，病灶被引爆。

　　二姐夫、表叔陪着去父亲省城看病那段时间，我一直是被隐瞒的对象。对父亲患上重疾的事一无所知。而书柜的钥匙自然一直在父亲的手上。准确地说，仍由父亲保管着。直到父亲放弃治疗，从省城归来。我不知道，从未去过省城的父亲，三百多里路，在来回的公车上，想了些什么，是否想过母亲，想过未成年的儿女，想过自己……一辈子立在黄土地上，一身硬气，一生只向泥土低头的父亲，或许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将要走到尽头。

　　从省城回来后不久，父亲便卧床不起。

　　我周末回家向母亲索取生活费时，母亲第一次打开了父亲的书柜，第一次拿出十元钱给我。那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拿到的金额最高的生活费。

　　我看着母亲手里的那把铜钥匙，被岁月打磨得有些锈色斑斑，而锁头仍旧镗亮。母亲将钱递到我手上时叮嘱着我细点用，那刻我的脑中想着父亲与母亲就当家人的身份做了一次怎样的交接。做了一辈子当家人的父亲是不甘、不忍、不放心？还是疼惜、遗憾，或是彻悟——世间种种终必成空！

　　那一年，母亲58岁。一辈子逆来顺受，不跟父亲争当家人位置，不跟人争斗的母亲，我不知道当她拿到书柜钥匙时，心里有着怎样的一翻感叹。我想在她应该是极不情愿的，极不忍心，却又是坚定地接过那把象征责任权杖的吧。

　　父亲去世后，父亲的书柜的铜锁不见了。或许母亲以为，锁了一辈子的父亲的领地，关于那些村里的账本副本，早已超过了保密时效；关于所剩无几的存款，母亲以为已经长大的孩子值得信任，那还有什么不能让孩子们知道的呢？

　　然而，在很长时间内，我们都没有去关注未上锁的书柜。一是仍处于失去亲人悲痛中，二是出于对父亲的尊重，三是早已习惯书柜上着锁的状态。就如同触却不可及一样，父亲的书柜在母亲近乎放羊式的管理中，延续了大半年。除母亲外，谁都没有打开父亲书柜的门。

　　四、做人的密语

　　一九九一年春天（父亲去世一年后），我打开了父亲的书柜。

　　书柜的上层左侧放着一个较厚的木箱，木箱里放着厚厚的一叠账册，那是父亲任村出纳时往来账本副件；另一侧有一个小木箱子，箱子里放着一本书——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书里夹着几张十元钞票；书下放着建新砖瓦房时材料款的欠条，以及父亲记着的每一年的家庭开支往来账。包括几位姐姐出嫁亲友送人的人情与开销；我与哥哥上学所花的学费，借出去的几十元欠条，以及母亲借钱给父亲看病的借条（这些单据绝大部分都早已兑现，且过了期）……箱子下面压一本书，那是父亲母亲在我满十二岁时，请算命先生撰写的“流年薄”。

　　中层与上层之间的抽屉拉开，里面放着刻有父亲名讳的印章。此外，是父亲在任村官时，在那个激情年代，佩戴过的毛主席像章、绣标，用过的铜烟杆、烟袋、几支蘸墨的旧式钢笔，以及奶奶辈留下来的几枚铜钱，还有我丢弃的小学与初中的校徽……

　　而柜子的中层一侧放着以及印阴钞的铜版。另一侧放着几条新毛巾与手帕。毛巾存放的时间不长，手帕显然有些年头了，用纸袋装着，因长期的封存，早已发黄。这两样东西中毛巾应该是父亲去哪位亲友家凭吊所得的答谢之物；手帕应该寄托着父亲早年的一段情感。

　　书柜的下层是空的。怎么会是空的呢？

　　父亲的偌大的书柜原来只装了一本书——这封锁了几十年，吊足了我童年少年时代好象心的禁地，谜底揭开，竟然是这样。

　　我立在书柜账然若失——只有这些吗？父亲宝贝似的封尖到死，就只是为这地堆或许算不上如何珍贵的东西吗？

　　可是当我把书柜存放的所有东西，进行整理排序后，我的泪水忍不住夺眶而出……

　　第一层左侧，存放的是账本——高度不是一般孩子能接近的。近一米七的父亲得掂起脚根，伸长了手去取，取的姿式是仰望着的。账本锁在大箱子里，像征着——公家的东西是最重要的，公为大；右边放着毛选与钱钞，像征着对伟人对新社会的感恩，有毛主席与新中国，才有幸福的生活。书下放的借条与欠条，意味着做人坚守的诚信；箱子下面压着的“流年薄”是父亲这一辈子对后辈寄予的家族希望：中间放着生活用品——毛巾，代表着对亲情的重视，是一种孝道，一种对家庭的责任；右边放着的手帕，显然是父亲对母亲的一份无须言说的感情。

　　中间的抽屉装的物品，表达是则是父亲认真生活的态度，以及关注儿女成长的每一步，把美好的或不美好的都坦然的接纳保存。

　　至于，空空如也的下层，不正代表着父亲做人的品德与个性吗！

　　永远把集体利益放在首位，对公权力心怀敬畏与忠诚；永远对来之不易的安定生活，以及对他人的帮助心存感激；永远对家庭对儿女成长充满责任充满爱心；永远对婚姻情感不忘初心；永远堂堂正正做人，“清风出袖，明月入怀”，在诱惑面前，绝不轻易伸手，轻易低下高贵的头……

　　父亲的书柜——他耗尽一生精心守护着的一偶，装着的竟然是父亲如何做人的密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