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岁月像滔滔江水，一路奔腾向前，永不停息，看似无痕迹的时光，却镌刻了深浅不一的印记。

　　人生过往的印章，殷红一片，清晰可辨，从阳光年少到满脸皱纹，那是生命的年轮。

　　记得小时候，用木头做玩具，一不小心就在足背上留下刀伤；有上山吃野果跌落到山石下，手上碰出的伤疤；还有因阑尾炎手术留下的刀痕。但一路走来，苦涩中锻打坚韧，伤痛中感悟着幸运、快乐。

　　在我的记忆中，爷爷有一枚印章，放在小木盒里，平时总是放在柜子锁着，只是每到年终结算时才用一下。爷爷没什么文化，队里那周会计就起了坏心，将没有领取的财物账单也盖上爷爷的印章，后来爷爷知道了也无可奈何。爷爷经常对我们说，要多学文化知识，长大后才有出息，爷爷的心思只有我明白。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周会计就出了事，被查出贪污了一千多块钱，在那困难的年月，对一个农村人来说一千多块钱可是一个天文数字。周会计因没钱还，就将他三间大瓦房押给队里还账。一家大小六口搬进了几间破草屋里。后来才听说是他妻子病了才贪钱的。可自从周会计搬到那草屋里，他妻子就再也没病过，邻居说他原来那屋场不好。周家后人可能是从那事吸取了教训，几个儿女生活都很阳光、美满。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我正读小学，那时在男孩子中雕刻印章流行，经常要拿出来比一比，看一看，看谁的精美，就像现在的人们玩手机一样，想起来很有趣儿。那时我年纪小，就向大哥哥学习，在家里找了一节粗铁丝打磨成一个小雕刀，在一截梨木上，细细雕琢。先要在那雕刻面上写上反字，再在沿字迹雕琢，虽然只有自己的姓名三个字，可用了大约一星期时间才雕成。那是平生亲手所刻的唯一的一枚印章。我视它为珍宝，整天藏在裤兜里，有时也向好友展示。我用那枚印章，大多是蘸着红墨水，偶尔用点爷爷的艳红印泥，盖在我的作业本上、教课书上或娃娃书上，如今，那枚印章早已不知去向，只是我在后来搬家时才从幸存下来的娃娃书上见到我那枚印章留下的印记，那字体真还有点宋体的味道，记录着我童年的快乐时光。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普通人已不再需要用印章了，可因工作关系我还是请小店的师傅刻制了一枚印章，只是自己从来没用过。

　　二十年前，我外出游玩，顺便看了看藏印展，那些刻在玉石上神秘如卦的文字，印在轻轻薄薄的纸张上，纸黄印红，恍惚间，让人有种前世今生的感觉。那些或篆或隶的印章，从古殷墟走来，抵达繁华的今世，那些印章饱含着多少传说和故事，不得而知。

　　二十一世纪初，我珍藏着一方普通印章，实非出自名家之手，那是一个春天，我和几个好友外出到景点游玩，见路边有一个雕刻印章小店，大家兴趣一来，就每人雕了一枚。那师傅是一位老者，鹤发童颜，身着对襟青衣，方口布履。案头堆满了各种章料、印稿，满室清气，我说明来意，老人随即取出一块石料。奏刀嘎然有声，光滑的石面在以刀代笔的切削中显露出几条柔美的或直、或曲的阳线，很是神奇。金属刻刀划破石料的清脆声，铿锵充实，缠绵柔和，好像正在演奏一曲让人享受的音乐。

　　那一枚印章老师傅开价不高，但做工却是一丝不苟，看起来非常精制，拿回来后竟成了我家的一件艺术品摆件，我想那老人不单纯是为了追求金钱的享受，更多的是对艺术执着追求，对生命的表达。

　　几千年来，历代文人墨客都对印章情有独钟，许多印人同时也兼工诗书画，他们常常取用一些典故成语、诗词佳句或者俚俗语言作为闲章，往往能出奇制胜，饶有情趣和意味。当我们鉴赏到这类语句时，也会觉得分外的有滋有味、兴趣盎然。印章之所以被历代知识阶层推崇、喜爱，印章除了材质美，还有艺术美，有其它东西不具备的挑战性、诱惑力。

　　印章虽然小，但不是穷人玩的，像白毛女中的杨白劳先生就只能用手印，说来也有点吃怪，近三十年来，现在社会发展了，人们大多都衣食无忧，印章在普通人视野消失了，却又用起了手印，说这原生态的好，防伪。可生活宽裕的人们不甘寂寞，开始追求更高的精神生活，像我县的老年大学开设了书画班，县里成立了书画协会，就连我们单位也有书画分会，会员就达五十多人，平时在网上晒一晒，每年还举办展览、比赛，几年下来大有成效，不少同事还在上级协会举办的活动中获得小奖，真是验证了毛爷爷那句名词：“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有作书画者，必有金石名号相伴，让作品增色，更显儒雅，因此这些喜欢书画的同事至少有两枚以上的印章。我虽然不会书画，但还是喜欢它，偶尔在当地见到熟悉的名家，也会讨几幅书画，挂在大堂之上，给家中带点文气。那黑白之间显出一点艳红，看上去格外精神。黑色、白色、红色，深沉中显现灵气，有着特有的美感。中华五千年文化，这基因似乎可以遗传，当人们休闲时总会想起它，学学先人的风雅，特别是喜欢那黑，那白，那红呈现的生命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