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少时，家里读物不多，好看的连环画和大部头，被锁进了二楼那高高的书柜里，怕我和妹妹偷书，父亲还特意换了把更粗大的锁。望着那威风得意的铁将军，我暗地里不知道牙痒痒地恨了它多少回。

　　家里读物日渐稀少，我的阅读快“断炊”了。那段时间，《冷水江报》引起了我的注意。父亲下班时，带了它回来，有时和父亲的资料放在一块，有时又单独跑到了餐桌上，甚至出现在厕所角落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起，我盯了上这张报纸，缘由是上面有感兴趣、读着有味的文章。有时是散文，有时是精彩的摄影，偶尔也有一些生动的新闻通讯挺耐读。一些从未谋面的名字向我走来：段正明，段远明，刘国忠，邹辛蓝，赵燕飞，陈玲，谢卓勋，谭速成，陈代宋，谢龙飞……他们那或长或短的文章，让我觉得这张长相不怎么样的报纸其实很可爱。有时，我甚至感觉里面好些内容写得一点也不比《小溪流》上的那些作家们差。因为这张报纸，我也开始关心生我养我的这座城市，了解当时社会上发生的一些事情，并以此成为我和父亲讨论的素材。到后来，找不到报纸的身影时，我竟巴巴地期望，好几次心急火急地去翻父亲的资料袋，结果被他大骂着叱责起来，理由是，那些发票要翻丢了的话，小心你的脑袋！我当时很委屈，觉得父亲是个不通情理的人，到后来，自己也学会计时，才理解父亲当时的忧虑和担心。

　　有一次，我在报纸上读到段远明的一篇文章，写的是农村里的老头，文字质朴，但人物形象很生动。帮母亲做家务活时，我聊起这个作者和这篇文章主人公的名字，母亲说，哦？段远明？他是你姥姥那里的人。他就是诚意的？你还认识？我一听，感觉顿时和这位作者拉近了距离一样，变得亲切起来。我刨根究底地询问这位叫“段远明”的人的一些事情，母亲不耐烦了：他早就出去了（进城），我也不晓得！像一棵即将出土的苗子遭到风雨的袭击，我只好识趣地停止叨扰。但这样的事情仍时不时地发生着，有时，我猜想：段远明、段正明是不是两兄弟啊？那个叫段炼的人是不是段正明的儿子啊？还有那个“庸石”的文章写得几好，可惜不晓得是哪个的笔名，谢龙飞这个人写文章蛮直爽，真性情。诸如此类，联想丰富。这样的情形，现在想起来，就和一个段子描述的那样：某日吃到了一枚喷香的鸡蛋，直呼好吃过瘾，遂四处寻问，想认识那只下蛋的鸡，不知长得怎么样？

　　1999年，中专毕业。那一年，发生的很多的事情似乎都忘记了，独有一件事，不仅完整而且清晰。当时，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报社要举办通讯员培训班的消息，我兴奋极了，找父亲要钱。以为父亲会拒绝，因为当时家里新建房子不久，欠了一屁股债，全家人生活捉襟见肘。没想到父亲爽快答应，“找不了憨钱，进不得花园，去多学点东西回来。”父亲说。那一次，我认识了很多人，包括报社的一些领导，一些耳熟能详的知名写手，以及一些平时见报率高的通讯员。培训当时在中心小学楼上的会议室举行，内容很丰富，包括采访策略、新闻写作、摄影技巧等等，还请了谢龙飞同志来作专题授课，同时，在一歌厅内举办了晚会，当时的气氛可热烈了，作为培训班中年纪最小的通讯员，我当时还斗胆唱了一曲《祈祷》，赢得了满堂掌声。后来，报社组织这些通讯员去新宁崀山采风，而我因为没钱，只好遗憾地想想了。

　　之后的好些年，我开始与刘国忠老师联系。这位高产的作家，给我的印象是一点架子也没有，朴实到让我有些惊讶。他骑自行车上下班，穿的衣裤感觉是好多年了的，已经褪色。我曾追着他问了很多问题，刘老师都耐心回答，并不笑我幼稚或鲁莽。中间，我曾给刘老师写过一封信，倾诉关于在实现理想路上的所遇到的迷茫，没想到，没过几日，就收到了刘老师的来信。信纸是方格子绿线条，老师的字迹流畅大气，他在信中坦率地劝勉我，不要老想着文学梦，先要把工作脚踏实地地干好，解决了吃饭的问题再谈理想。文学可以爱好，但在没饭吃的前提下，不能当饭吃。

　　当年的这封信，也让我想起了文学史上的很多佳话，一些德高望重的文坛前辈，在提携后辈时，都是极富热情之心的，刘老师的身上就流淌着这样的一股子劲。老师当年并未给予我太多的肯定，但他那中肯的建议，却也成为我印象深刻的“前行方针”。后来，刘老师变成了“刘老”，在报社解散多年后，他加入了我们“小城之春”，在没有搬到长沙去住之前，我们只要有外出采风的活动，总喜欢叫上他，刘老非常守时，永远是朴实的穿着，斜挎包里，有相机，热心地帮我们这帮臭美的女子拍照，还带了画册，当我们四处疯玩高谈阔论的时候，他一个人安静地跑到某个好的位置，利用碎片时间绘就钢笔画。好几次，我们在兴高采烈的归程中，看到刘老师厚厚的绘画本上已密麻麻地画满了画。这种精进的态度，让我更加钦佩，这样的老师不愧是引领小城文学青年的榜样。

　　我曾写过一篇叫《温塘.女人》的文章，曾发表在《锡矿山报》上，得到了当时报纸副刊编辑肖进娥老师的肯定，这让我很兴奋，当即就联系了刘国忠老师，并发给他。可是文章过了很久才刊出，当我接到刘老师电话的时候，已是数月之后，他告诉我，文章发出来了，发在最后一期《冷水江报》上。最后一期？我心中一惊，连忙追问。原来，县级报纸遭遇改革强风，《冷水江报》因不符合有关条件和标准，被停办了。几经辗转，我找到了这张珍贵的报纸，看到了“李小菊”三个字端端正正地印在报纸上，这原本是实现了自己长久以来的一个梦想，应该高兴才对，可彼时，心中却充满了落莫遗憾与不舍之情。因为，这张喜爱的报纸，从此将消失在我的生活中，而《温塘.女人》则是我第一篇也是最后一篇发表在《冷水江报》上的文章。

　　如今，我也成了一名党刊编辑，从前不曾想象的生活成为日复一日的工作。当我回首与《冷水江报》相识相知的时光时，忽然发觉，当年那一批写手们，真的是开创了小城文学的一个繁荣时期，是一段难忘的激情岁月。赵燕飞是其中的佼佼者，她现在定居长沙，任《湖南文学》编辑，去年回乡时，有幸识得这位从小城走出去的美女作家真面目，娇小的身材，顾盼流转的目光，女人味十足，看不出七零后模样，她的小说在省内国内不时得奖，算是文学大军里成绩突出的一枝；刘国忠老师则是老一辈写手中的中坚，他散文杂文小说新闻乃至绘画全面开花，作为一位高产、勤奋、德才兼备的新闻文艺工作者，他曾经影响、培养了一大批写作者，与其它一些经验丰富的长者们，带动了当时小城浓厚的文学创作、文学研讨氛围。市委政研室的几位主任，像苏建桥主任、刘卫平主任，包括现在的潘锦华主任，据说当年都是《冷水江报》的热心读者和投稿积极分子。平时，我在和一些文朋艺友聊天时，谈起这张报纸时，他们也多有赞扬留恋之感。留恋当时的那不计稿酬、倾心写作的热情，感恩当年那批德艺双馨的老前辈的教导。

　　一张报纸，一截光阴，一种文化，一段历史，它联接起很多人追寻理想的回忆碎片。《冷水江报》的光辉岁月已渐行渐远了，但它的足音，是不会消失的，它像一块温润的美玉，当你把它拿出来观赏时，你会发现，它依旧散发着沁人的光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