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卓吾堪称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位著名人物，其著述之丰、流传之广、影响之大在中国古代可与之比肩者不多。尤其到清末民初和“五四”运动时期，作为中国近代思想先驱的李卓吾再次引起人们重视，研究他的文字连篇累牍……李卓吾的知名度不断提高，这种状况直到现代。但无论如何，李卓吾身后的名望都无法超越其当世时，当时的李卓吾名满天下，被称为“法外教主”，上至万历皇帝，下至满朝文武，罕有不知李贽（李卓吾）者，甚至很多平民百姓、贩夫走卒都知道有这么个人，更别说当时学术界了。

　　那个时代信息传播手段并不发达，很多学术思想都难以流传，李卓吾一个中下级致仕官员，一个一般身份的学者，何以竟整出这么大动静？李卓吾的出名与成名，在他自身原因之外就是他周围的人际关系。李卓吾一生人际关系错综复杂，这里有他的亲人，有他的朋友，也有他的敌对者，但机缘巧合，这些人要么成就了他，要么传播了他，这才导致李卓吾并没有像当时很多学者那样：生时默默无闻，死后慢慢出名。李卓吾是预演了身后名望，当世时就已大名远扬，不管这名声是好是坏，也不论人们是褒是贬。

　　正是捋着李卓吾生平重要人际关系脉络，笔者在前地已单篇论述了一些重要人物，比如耿定向兄弟、张居正、焦竑、马经纶、黄宜人、梅澹然等，在他们之外，还有一些人物关系对李卓吾也很重要，但或者资料有限，或者对李卓吾影响比较单一，故这里将他们做短篇合集。这样做不代表他们对李卓吾影响小，也不代表他们分量轻，他们与李卓吾的关系可能更重要，对李卓吾的影响也可能更现实。

　　邓石阳

　　李卓吾一生交友无数，邓石阳在其中关系特别，两人学术思想和层次相去甚远，不属知己却又接触较多，这一切肇因于河南辉县。邓石阳河南卫辉府推官任上到辉县赈灾，正遇李卓吾妻女在那里挨饿，时李卓吾两个小女儿已相继饿死，尚有长女和其妻在，邓石阳知之，主动“拨己俸禄二星”（《卓吾论略》），并写信到任署卫辉府向同僚募捐银两救之，李卓吾妻子和长女因此得以活命……

　　这是多么大的恩德！活妻女性命之恩，李卓吾何以为报？从这一刻起，李卓吾便与邓石阳结下了一生的“不解之缘”。

　　辉县其时旱灾严重，多少人都在生死边缘，邓石阳来此赈灾，何以独对李卓吾妻女这般恩顾？当然有特别原因：原来李卓吾与邓石阳“有旧”。如此他该是李卓吾生平结交的第一个堪称“朋友”的人。

　　然而这二人何时何地开始交往？遍查史料都说不清楚。邓石阳（1521—1601）本名邓林材，号石阳，又号鼎石，四川内江人，师从赵大洲。赵大洲乃是当时名臣，后累官至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赵大洲学术观点属心学泰州学派，邓石阳据称还是其“弟子班首”，但在学术观点和学术成就上，这二人关联不大，邓石阳不仅学术层次不高，且学术倾向竟是程朱理学。这种状况很多人觉得蹊跷，其实明以程朱理学取士，学子们不管学宗何人，只要经历科考，程朱理学都是其学业基础，包括李卓吾也不例外。学术方向终归何处，属于个人选择，与师从何人没有必然联系，邓石阳就是这种情况。

　　史载邓石阳嘉靖四十年（1561）中举，曾任青阳教谕，嘉靖四十三年（1564）迁河南卫辉府推官。

　　关于李卓吾与邓石阳辉县之前交往，许建平《李卓吾传》推称：“邓石阳黄氏（李卓吾妻黄宜人）认得，李贽（李卓吾）为辉县教谕时，他是‘安乐窝’的常客，常与丈夫一起赋诗论学……”这一说法笔者以为值得商榷：一者李卓吾任职辉县教谕，时间约为嘉靖三十四年到嘉靖三十九年，邓石阳此时尚未中举，他一个四川学子跑到河南来做什么？二者李卓吾任职辉县教谕时未携妻子，邓石阳便是常来“安乐窝”，黄氏又如何认得？三者邓石阳嘉靖四十三年才来河南卫辉府，李卓吾嘉靖三十九年（1560）即已离开，他与李卓吾在辉县交往几无可能。那他们之前的交情究竟从何而来？

　　惟一可能就是邓石阳中举之后，来河南之前，也就是其出任青阳教谕时，时间应在嘉靖四十年到嘉靖四十三年之间。

　　此时李卓吾又在哪里呢？嘉靖三十九年李卓吾回乡丁父忧守制，直到嘉靖四十一年（1562）夏离开泉州到北京吏部候职，嘉靖四十三年李卓吾再一次回乡丁忧。

　　邓石阳嘉靖四十年中举后即补青阳教谕，这青阳绝不在北京，是以二人没可能在北京结交。李卓吾第二次回泉州守制，途径河南辉县时只做短暂停留用以安置妻女，其时邓石阳刚到河南为官，一个丧事在身火急火燎，一个初来乍到且只到卫辉没来辉县，这么短时日二人也没有结交的可能。如此二人之前若有交往，时间上只能是嘉靖四十年到嘉靖四十一年夏，地点因李卓吾在泉州守制也只能是泉州。查阅史料，明代泉州府领晋江县，晋江有一重镇称永福里，这永福里即古称“青阳”。

　　青阳以青阳山得名，明万历戊子（1588）科乡试举人李伯元曾撰《青阳志》，该志完稿于天启四年（1624），明证青阳历史悠久，且其称在民间一直沿用。现青阳亦为晋江市一区建制，与李卓吾故居离得不远……邓石阳这“青阳”教谕，很可能即任属此地。

　　若此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李卓吾前在泉州丁父忧时，因遇倭患，泉州所属官民都避难城中，新任“青阳教谕”（或俗称，或低职褒称）邓石阳未到职所，先到泉州城上御倭；李卓吾丁忧父丧守制泉州，其时也以朝廷命官身份在城头组织抵抗，一个旧任教谕，一个新任教谕，因此在城头相识并有来往。二人当时或只是一般朋友，但囿于一城又累月经年，于是这个叫邓石阳的人，连李卓吾之妻黄宜人也“认得”了。

　　无考可据不妨暂以此论，李卓吾与邓石阳在辉县以前的交情大抵如此。不过或李卓吾以为这只是泛泛之交，或双方都以为是泛泛之交，但邓石阳为人敦厚，泛泛之交的朋友眷属遇到危难，也能全力救助。人命关天时，邓石阳这么做也自在情理之中，但这么做了以后，这二人之间关系也就再不是泛泛之交了。救妻女活命，一同救李卓吾之命，救命之恩李卓吾自当感恩戴德。

　　邓石阳救助自己妻女，李卓吾当时并不知情，他自泉州丁祖父忧期满再回辉县时，才从妻子那里获知其事。感恩戴德的同时，他对邓石阳更必须以挚友相待了，如此邓石阳成为他生平结交的第一个好友。

　　在此之前李卓吾没有真正认可的朋友，更不用说好友，但诸如当初和邓石阳一样有泛泛之交的人一定不少，只有邓石阳“机缘巧合”地发展成好友。大恩不言谢，感戴邓石阳活命妻女之恩，李卓吾与之关系迅速升温，滞留辉县时，两人已开始密切往来。

　　受二女夭折之殇，李卓吾大病一场，搬进了县城不远的白云山中避暑养病，在这里他又结识了赵永亨、陈荩、张士允、张士乐、傅坤等文人，时号“白云六友”，这是李卓吾明确地开始交友，但也只是一般“文友”。邓石阳不在“白云六友”之中，当时与李卓吾的关系却已在这些人之上。

　　其间邓石阳到访白云山中，也曾与李卓吾有过诗歌唱酬，其《早秋乘公务便访李卓吾》七律为证：“出城载酒访函关，十里肩舆度远山。谈道石床风韵寂，论心泉阁鸟声闲。桃源花绕迷归路，谷口烟浓拥去纶。我欲寻幽作新隐，禅堂深锁白云间。”李卓吾和其意，也作五律一首相答：“相访过山寺，题诗欲满山。野人惊瘦病，仙客喜开颜。落笔天将暮，举头叶可攀。行吟出树下，云在意俱闲。”这两首诗以及“白云六友”等人诗作，后来都被刻碑留念，现立于辉县市西25公里白云寺中。

　　李卓吾与邓石阳这段交往时间短暂，但关系轻松亲切，然不过舞文弄墨，较之与“白云六友”的交往相差不多。一班志趣相投的“文青”凑在一起，交往不深也没有矛盾，这还在李卓吾“悟道”之前，自谈不上“志同道合”，这关系属“文友”加“朋友”，这朋友只属于世俗层面。

　　这段时日二人交往时间不久，交流也还不够深入，关系却很是和谐。但这种关系一开始就有点错位，一个以报恩为主题，一个却以“情谊”为宗旨。尽管如此，若交往不长不深入，这种关系也可能一直很好地维持，怕就怕交往太过密切，那错位就会暴露出来。恩人难作夫妻，恩人也难作朋友。错位暴露也不可怕，若其后彼此观点靠近，一样可能越走越近，但若观点相左呢？那就很难说了。好在这个风险当时不大，两人都是举人出身，一般官大不到哪里，全国那么多地方，官场又不由自主，李卓吾守制已满即将出任新职，这两人再撞到一起的概率微乎其微。

　　事实也正是这样，两人交往不过数月就分道扬镳了，他们各走各的仕途，很多年都没有再见。按照一般状况，这两人应该一直彼此挂怀，李卓吾更感念邓石阳恩德，两个人一辈子都可以做好朋友……然问题是这两人“机缘”远未结束，二十年后他们都已辞官致仕，竟非常巧合地又碰到了一起！

　　嘉靖四十五年（1566），李卓吾在白云山中接吏部通知，出任北京礼部司务一职，他告别了邓石阳，自此二人各奔东西。李卓吾在北京礼部司务任上开始接触心学，之后北京、南京、姚安，一路成为了一个思想大家；邓石阳则恪守官场规矩，克勤克俭地奉行“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理念，官也做得有声有色。论官职两人相差不多，李卓吾做到知府，邓石阳做到知州；论学术两人就不一样了，邓石阳恪守程朱理学，学术建树有限，再相遇时，二人已差距巨大，无论方向还是水平。

　　万历十三年（1585），李卓吾因与黄安耿定向交恶迁居麻城，第二年（1586）邓石阳之子邓应祈出任麻城县令，已辞官致仕的邓石阳也随儿子来到麻城，李卓吾与邓石阳这对二十多年前就因机缘巧合结成的好友，竟又一次“机缘巧合”！

　　这一次，他们一个是当地父母官的“父母”，一个是当地父母官的“子民”。这种关系倒没什么，李卓吾既是当地父母官父亲的好友，自不再是一般“子民”，从邓石阳论，他也是父母官的长辈，岂不正好有个照应？但李卓吾却反而计较起来。

　　麻城县令知乃父邓石阳与李卓吾的关系，又按对流寓地方致仕官员的礼数，主动致函李卓吾问候，李卓吾在回函自称上就犯起了算计：“侍生”倨傲，“治生”委屈，终以“流寓客子”复之。李卓吾研究者多以此举是其欲摆脱地方官“约束”，这个说法没错，但笔者觉得或还有更深一层含义，他在这里可能更针对邓石阳，意在提醒他不要管他理论是非，不要搅入他与耿定向的争论之中。

　　李卓吾与邓石阳尽管二十年没见面了，但作为老友，彼此学术观点多少有所了解，这种了解甚至早到同在泉州城头抗倭，以及在河南辉县短暂相处时，尽管李卓吾那时还没有接触心学，但他可能了解邓石阳学术取向，甚或当时他们的某些观点就不一致，否则他们之间的关系可能更好。有说邓石阳此时又拜了耿定向做老师的，这二人观念上的差异就更大了。李卓吾自知与邓石阳关系“特殊”，他希望与之维持好友关系，不想在观点上与他争论，那样自己无疑会很棘手。

　　邓石阳肯定没明白李卓吾这层意思，因为不久他就趟进了耿李论战的浑水。

　　一对多年老友异地重逢，一开始的亲切往来必不可少，但在李卓吾眼中，地方官的父亲一同于地方官，这个交往一定要把握分寸。然而不久就来事了，周柳塘有意办个书院成立个讲学会，但其弟周友山与他办学观点相左，会长人选就成了问题。兄弟俩都不适合了，耿定向或李卓吾选一也不适合，周柳塘想来想去就想到了邓石阳，不论邓石阳学术如何，地方官父亲的地位非常合适。

　　李卓吾闻听，却坚决反对，学会的事因此黄了，周柳塘不乐，邓石阳也心中怏怏，二人都不明白，李卓吾这是不想邓石阳介入纷争。不过这种事自己不明白别人是拦不住的，没过多久还是整出事端来。

　　耿李论战中，耿定向抛出邓豁渠。

　　邓豁渠邓石阳太熟悉了，他与邓豁渠本就是同族，邓豁渠隆庆元年（1567）流寓河南卫辉府时，曾住过邓石阳府衙，邓石阳生活上对他帮助很多，但对他思想言行多有不满。这事李卓吾可能早就了解，这或者也是他不想邓石阳搅入耿李论战的原因，邓石阳观念上显然不是自己这头的，与之争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自己与他这“特殊”关系，弄不好自己更会被人骂作“忘恩负义”。可是这事由不得李卓吾，邓石阳一见争论起邓豁渠，谁都拦不住地搅入了战团！

　　此事耿定向故意可能性极大，但邓石阳却是个敦实君子，是非对错不容私情，对李卓吾的劝伐就此开端。面对恩人、好友责难，李卓吾苦不堪言！也只有耐下心来解释分辨，奈何邓石阳学术上也欠火候，连佛家“真空”十六字真言都不清楚，李卓吾不得不一边讲解一边辩解，还要态度委婉，生怕伤到对方。

　　这邓石阳却不知进退，“请教”不断。李卓吾不胜其烦，不得不赌咒发誓：“吁吁！二十余年倾盖之友，六七十岁皓皤之夫，万里相逢，聚首他县，誓吐肝胆，尽脱皮肤。苟一蔓衷赤不尽，尚有纤芥为名作诳之语，青霄白日，照耀我心，便当永堕无间，万劫为驴，与兄骑乘。此今日所以报答百泉上知己之感也。纵兄有憾，我终不敢有怨。”（李卓吾《焚书?复邓石阳》）这意思说白了就是：您是我的恩人，求您放过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