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秋天，一个耋耄老人找我，说是我父亲的老战友，让我领他见父亲一面。

　　我的父亲常文化已86岁的高龄了，虽无大病，但已多年不能外出了。我领着老人转过几个窄狭的胡同进了父家。老人环顾屋里屋外喃喃自语：“还是老农民作风，三间旧屋、旧电视、土炕……”父亲见来了客人，起身迎接。我正要介绍，忽见父亲眼睛一亮，用少见的激动声调说：“是老张，你还来看我？”那老张抢到父前一步，两眼盯着父亲看了一会，拖着长长的伤感声音说：“老常，总算还能见你一面，乡亲们向你问好！”说完，两个老人抱在一起，也不知是哭还是笑，相互捶打着……

　　两个老人互相叨念起旧事，我听到了不少鲜为我知的父亲故事。

　　父亲是榆社县南河底村人，1937年秘密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邻近山区农村的第一批党员。1940年，日军入侵榆社，他在上级党的领导下，与邻近周村、大寨、马村（当时称大编村）合建一个党支部，他任支部书记，组织群众进行抗日斗争。张叔就是父亲在他村发展的第一批党员，也是他村抗日政权村长和民兵队长，解放后又多年担任村支书。抗战时他们在一起打击日本侵略者，保护乡亲们的安全。解放后父亲到他村下乡工作，又在一起搞生产建设，结下了深厚的战友同志友谊。

　　今天通过张叔的叙说，我才较全面的知道了父亲在抗战中的事迹和在反右斗争中的遭遇。解放初我懂事时，见当地家家张贴的政府印制的宣传年画上，画着父亲和他的战友们爬在山头上打日军，对面倒着死亡的敌人，画上文字介绍说父亲是“太行杀故英雄”。到我长大后，在一本县委党史研究室出版的《榆社党史人物忆事论丛》书中见到了简略的介绍：“榆北民兵顽强抗日”，南河底周边村民兵粉碎了汉奸维持日军的阴谋，组织战斗队打鬼子，两次伏击日军，一次打死8人，又一次打死2人。他们还组织邻村民兵配合八路军主动骚扰据点敌人，到太谷、祁县破坏敌人的交通和电话线，成为八路军的得力助手，受到太行军分区的表彰。

　　张叔的叙说使我对父亲的往事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张叔说：“我们在抗战时生活可艰苦了，说不定哪天就牺牲了。你爹领着我们打鬼子，打仗在前撤退在后，有他在我们胆子就大，打的鬼子不敢来我们村扫荡。”我说：“我爹从来不和我们说他的事，知道的一些还都是听别人说的。”张叔转对父亲说：“老常，有些事要给孩子们说清，要让后人记住经验教训。”张叔又叙说起父亲“犯错误”的往事。

　　父亲在解放战争时已任本县二区分委委员，1946年调他到榆次四区敌占区任分委副书记兼救联会主席，建立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在榆次解放时党又派他接收榆次大众医院任院长，解放初先后在孝义县卫生科、榆社县卫生科任科长（后来转为局），他离休时是县工商局普通干部，这不升反降的原因就是他曾犯过“错误”。那是在1958年大跃进时，当地农村搞“深翻土地”和“密行密植”。就是将土地挖三尺深，将玉茭种的和麻一样稠。当时号召向党提意见，农民出生的父亲实话实说，他说：“我对党没意见，就是深翻土地翻起生土来不长庄稼，玉茭种太稠了不抽穗，反而减产”。尽管他说的符合实情，也有科学道理，但当时主持反右工作的县长认为他与党唱“对台戏”，是反党，还认识不上去，要定为右派。据知情干部后来说，主要原因是他不听县长的话，有一次县长要报销超额的、又违反规定的营养品药单据让他签字，他拒绝了，惹恼了县长。当时县里干部农村出来的多，认为他对党忠心，是思想跟不上形势，在工农干部的坚持直言下，对他从宽处理，虽不戴右派帽子，却降职下乡工作。此后，他有近20年时间在乡下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

　　父亲到了他曾经领导打过鬼子的张叔的农村，他对村支书张叔说：“老张，我是犯错误来的”。张叔说：“你是什么人，我了解，群众了解，安心住吧”。同志战友和群众的理解，温暖了他的心，与农民积极搞生产，粮食产量连年上升。到了1960年，三年自然灾害，加之极“左”路线盛行，刮起了“浮夸风”和“瞎指挥风”，让所有的地都种高产作物玉茭，让虚报粮食产量。不少好大喜功的干部盲目跟风走，把干旱薄地也都种上玉茭，加之连年大旱，岗地基本无收成，粮食产量大减。而虚报了产量多交了公粮，社员只能人均年分百余斤粗粮。因不让种豆类作物，“革了豆类命，得到浮肿病”，饿死人畜现象时有发生。他和张叔两个农村出生的干部，明知不对，可是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明显冒着政治生命危险，怎么办？

　　张叔说：“你爹性格憨厚耿直，说话实在，办事更实在。他主张岗地还种上豆子，还能有些收成，种玉茭白费工。我更懂的这道理，只是风险太大。可是有你爹在，象抗战打鬼子一样，我胆子就大了，就是担心你爹，他还背着处分。可是你爹说：‘打日军死都不怕，现在还怕丢官？只要让群众吃饱肚子，只要对党的工作有利，有什么责任我承担！’于是照旧按实际农情种庄稼，还算有些收成。我们两人意见一致，不说假话，如实上报产量。社员分到了一定的口粮，豆荚皮喂了牛羊，人畜平安度过了灾年。后来有人上报了村里不听指挥种豆类的事，上级追查，我们两人争着承担责任，结果我的村官丢了，你爹去了更偏僻的山村下乡。你爹是好人哪，乡亲们至今还在叨念……”

　　父亲在经历这段政治风险时，我刚上初中也懂事了，和懂事的姐弟们问他此事，我至今记的他深沉而严肃地说：“这事你们不懂，要记住：不论以后你们干什么，都要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工作，不要活脱溜皮（方言，意为见风使舵，阿谀奉承）！”他当时做了最坏的打算，我们听起来象是遗嘱，心里沉甸甸的。他的问题在后来的纠偏甄别中平反了，但我们一直牢记他的话，我们兄妹7人，先后通过上学、参军自己的努力参加了工作，不论在哪个单位干什么工作，虽无大的“出息”，但都反映工作踏实人缘好，也不知是遗传基因作怪，还是教育影响起了作用。当我们也即将退休时，我们读懂了父亲和张叔，他们在战争年代不怕牺牲，在和平年代不计个人名利，踏踏实实，实事求是的精神，是留给后人的宝贵精神财富，任何时候都要求真务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