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屋随时漂泊在我的记忆里，而今更是。回家的次数屈指可数，老屋的影像愈来愈模糊不清，再不写下一点文字，或许真的会湮没无迹了。彼时，我在豫，妹妹写信告诉我，家里盖房子了。那时的我寄宿在叔叔家，饱尝寄人篱下滋味的我对于房子的渴望甚于常人。作为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人，拥有一间自己的房子，不管是茅草还是瓦房，那都是盖一座宫殿般的浩大工程。当我在偌大的城市挣扎了数年还买不起一个卫生间时，愈加明白父母建房盖屋的不易。

　　一

　　老屋的前身是一片萝卜地。一片地，顺坡而下，又在繁忙的320国道下面，不时有呼啸而过的车子带动砂石飞往这块萝卜地。所以，母亲挖地时，总要弯腰捡拾那些石头。那些石头混在泥土里，不影响啥，但是赤脚的时候，总会硌脚；碰巧哪一株玉米扎根时，也会影响到根系生长。所以，挖地是一件耗神费力的差事。顺坡而下的地，种啥都不会有好收成。确切地说，一块地为什么叫萝卜地，我觉得有些奇怪。因为自始至终这地上种过很多作物，唯独不见萝卜。想来萝卜种在这样的地里也是无法实现丰产的。但在那样缺衣少食的年代，不管什么东西能多收些总是好的。虽然萝卜这东西吃太多了还会反胃，但是和别的草或者蔬菜剁在一起，拿来喂猪也算是物尽其用。

　　一片名不副实的地，长着似乎不属于这片土地的作物。春去秋来，物换星移。贫瘠的土地在农村来说，利用价值不太高的时候，就会考虑它别的用途。比如说把它作为宅基地，向村里申请。村里会根据这家人的人丁及实际情况做出决定，一般只要不是很特殊的用地，都会获批的。也有些“先斩后奏”的，房子盖起了，再去找村里。那时木已成舟，村委会大体也会应允，总不能盖起了再让他们扒掉吧。萝卜地和其他利用价值不太高的地块一样，迎来了命运转折的时机。

　　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那时的我顽劣异常，除了玩，才懒得关心一块地的用途。只是隐约记得大人们商量，那种地怎么适合盖房子？光平整出一块地得多长时间？可时间比较紧迫了，再不盖，他大姑妈来了住哪？我想，大姑妈不是在昆明吗？是不是负有什么重大使命才会来永平这块穷乡僻壤？昆明是一座迥异于我所在的永平的大城市。而大姑妈就要来了，甚至要常住下来，我听到这个消息，简直是有些兴奋了。因为大姑妈来，意味着大姑父也会由以前在永平作短暂停留变得更长一些。姑父供职于云南省供销社，开着五十铃货车不断往返于瑞丽和昆明之间。每次在永平，他都会要份木瓜鸡，鸡肉的鲜美和鸡汤回味悠长，每次都让我馋虫大动。我生怕大姑妈改变主意，或者家人们无法把那片地平整出来。然而，我的担忧是多余的，大人们早有计划，因为总不能把牛毛毡房子盖到种植水稻的田里去。在坝区水田是不准拿来盖房子的。

　　很快，舅舅和父亲他们就平整出了二十多平方的地。虽无愚公移山之艰难，但也耗掉了他们和请的帮工的不少力气。不久老屋旧址上有了一间牛毛毡房子，大姑妈随之而来，挺着大肚子。她已经怀胎接近十月，即将临盆。我似乎知道大姑妈此行的目的了，却又对大姑妈为何不在昆明生下孩子，反而舍近求远的来我们这抱有疑虑。因为我已经有四个表姐，以及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表妹，姑妈再生一个，我肯定多一个表妹或者表弟。孩子的心思总是简单，觉得只要有好吃的就行，管那么多干嘛！事实上，姑父因为儿子不幸被火车撞死，很希望再有一个儿子。在他看来，家里丫头片子实在太多了。谁知道，萝卜地上降生的又是一个丫头。那时我不知道姑父抱着怎样的希望，总之，他和姑妈的关系一直不好。作为姑妈的第七个孩子，我的这位表妹在出生几个月后，就被带回了河南商丘。我和表妹在她大学毕业后见面，说起这块她诞生的萝卜地，她仿佛在听一个传说。也许姑父夫妻二人，包括见证过那段历史的人都在刻意隐瞒掩盖。唯独我还在记忆中挖掘。谁清楚一个孩童曾经的心事呢？一个家庭在一个时代中，总逃不了时代洪流的裹挟。表妹无疑是超生的一员，在那个年代，她一直是个没户口的“黑人”，后来跟着小姑妈一家，才算成为有户口的人。

　　萝卜地自大姑妈养好身子返回昆明后，就陷入风雨侵蚀中。很快，牛毛毡房子中就长出了野草，甚至荆棘也钻了出来。缺乏人气的房子，很快就败给了时间。这房子倒了后，那些撑起房子的木头被周围办事人家拆了去，拿来烤火。牛毛毡则被家里人用来引火；地呢，又被种上了玉米和红薯之类的农作物。萝卜地还是萝卜地，好像这里不曾有过一间简陋的房子。完成一段使命后，萝卜地归于沉寂。或许只有植物们懂得喧嚣总是暂时的。320国道上的车依然会将砂石带进萝卜地。一家人对这块地出产什么没抱太多的希望，寄希望于一块贫瘠的地简直毫无意义。

　　然而那么一块地却引起了“边界争端”。那时姥姥在地边栽了不少洋丝瓜，那瓜繁殖力之强，超越我们的想象，由于植物是无法掌握地界的，洋丝瓜不但拼命在我们的地界疯长，还越界跨过沟渠，跑到邻居家地界结了不少。临近萝卜地的邻居家毫不客气地摘了那些洋丝瓜，然后割掉了那些洋丝瓜藤。甚至划三八线一样，深挖了沟渠，把沟渠边的荆棘也给割了，把本属于我们的地界也给占了。这就于理不合了嘛！青瓜梨枣在农村里摘了也就摘了，谁也不会说啥的，但占别人家的地界却有欺人太甚之嫌。几经协调无果，于是，两家人都找了家族的人，持着棍棒和农具，准备大战一场。这个场面，我曾在名为《填平院外那条沟》的文章里有过详细描述。械斗没有发生，只是重新厘定了双方的界限所在，表明一种态度而已。其实，农村里，地是命根子，除了地还争啥呢？农民自然不会像清代康熙年间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那样有“让它三尺又何妨”的豁达。

　　萝卜地很多时候似乎是一种无意义的存在，然而小小的沟渠却引发了越界之争，简直无法想象。此后两家人相安无事多年，居然不打不成交一样，见面还会礼节性的微笑或者打招呼，实在令我匪夷所思。因为两家人搬出家族的人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居然无声无息地停了，作为一个看热闹的孩童，确实挺没劲的。我总是敌视他们，总觉得他们占了我们家很大的便宜，虽然所谓被占去的地甚至不能种出一株玉米或者荚豆。反正我不会轻易原谅他们的，一片萝卜地让我感觉到地确乎是属于我们的，它仿佛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不相干的人绝对不能随意拿去。邻居自然感受到了我的敌意，但是那家男主人喊着我乳名的时候，还陪着笑脸。这时候，我会怒视他一眼，风一样跑开。一块地，种着没啥价值，每年不过收获些长相丑陋的玉米和地边的洋丝瓜，所以家里规划种啥的时候往往会忽略萝卜地，它甚至不如山里那块能拾到鸡枞的地。静默的萝卜地再次等待着改变命运的机会。

　　二

　　当姥姥家的老屋再也无法容纳父母和妹妹他们的时候，父母亲想拥有一栋房子的愿望愈来愈强烈。愿望也许是从下石角的每一块石头开始的。说起石头，我就会想起大妹讲起的一则往事——父亲为了捞山洪暴发时冲出的石头，在洪水泛滥的时节前往摇头河冒险的事。我曾经在摇头河上游的三官殿，看到一头牛被山洪冲走的情景，至今心有余悸。大妹说，那些天，天边随时黑云翻滚，雷声阵阵，暴雨一阵接一阵，永平大地上空仿佛是通了一个窟窿。父亲披着蓑衣，戴着草帽，站在河心往河岸上扔石头。别人家，自己有马车的，一般会在晴天到河床上用铁杆撬半大的石头，那些石头将根据形状和大小被安放在房子基础上。但父亲是北方人，不会赶马车，而且家里连马都没有，更别谈马车了。父亲这样做是为了节省和贪图快，更是为捡便宜走捷径。但是山洪即至，暴雨如注，大妹站在河岸边忧心如焚。水势汹涌，水奔腾着，轰鸣而来。可父亲还是满不在乎地说，我再捡几个，不用担心的！大妹带着哭腔差不多要去拖父亲了，仿佛已经失去了父亲一般焦虑。或许，父亲也听到轰鸣着的河水从上游呼啸而来，越来越近了，父亲这才跳上岸。旋即，红色的河水已裹挟着泥砂和石头滚滚而下，甚至能听到浑浊的河水里石头互相撞击的声音。再不上岸，即便是一头牛也会在瞬间被冲得无影无踪的，大妹讲述说，真是太惊险了！

　　后来，母亲知道这事，告诉父亲，盖房子固然是头等大事，但作为一家之主再也不能为盖房子的事去犯险。也许，所有的中国农民都会像父亲一样，拙朴地坚守着自己的理想并不懈努力着。不是有句谚语说“庄稼人有三忙，盖屋、娶妻和打粮”吗？“盖屋”那是给自己和儿女一个躲避风雨的窝，文雅一点叫营造一方港湾。不过，我想父母亲一生的词典里都没有这种文绉绉的词汇，只有最素朴的理想；“娶妻”和“打粮”自不必多言，繁衍后代后，每一张嗷嗷待哺的嘴都需要他们喂饱。人生三件大事能顺利完成，似乎庄稼人这一生才算圆满。在实现这素朴理想的过程中，如父亲式的冒险的例子可谓比比皆是：我的一位姨妈，年纪轻轻守了寡，就是因为她的男人在还未舂好的墙下走动时，墙倒了，人就被埋了。等把他挖出时，整个人已窒息而亡。房子没有盖起来，垮塌的墙却成了房主人的坟墓，姨妈伤心欲绝。拖着两个儿子一生未嫁。每每触景生情，再没有在原址上盖房子的念头。后来她靠着做生意攒了钱，拉扯大了两个儿子，才又另选址，盖了一栋房子。这也算是对亡夫的一点慰藉吧。还有一个文友在他的文章里写到：看到老屋，就会想起父亲差点为它半身不遂的事，因为父亲为了上瓦，从房顶上摔了下来。眼看着大功告成，即将竣工了，父亲却变成了一个瘫痪之人。比起我那被墙砸翻而逝的姨父，晚景更堪凄凉……谈起老屋，翻开的仿佛都是血泪史。

　　其实，即便没有血泪，老屋也是伴随着艰辛和困苦的。中国数以亿计的家庭，我想没有哪个农村家庭，除了赡养老人和养育儿女之外，还随时能拥有一大笔盖房的闲钱。几乎都是为喝深瓶里水的那只乌鸦一样，不断向瓶子里投石子，当半生甚至一生耗尽，总算喝到水了，人也老了。

　　父亲作为一个北方人，没啥手艺。在我记忆中，他炸过爆米花，当过修鞋匠，贩卖过草果……南来北往地折腾，但是折腾来折腾去，发现自己其实就是个本本分分的农民，只能安分守己做点自己能做的事。于是在舅舅介绍下，父亲在村西瓦厂上当了一名脱坯工。也许，他做脱坯工就是为盖房子做准备吧。

　　父亲作为一名脱坯工不知是不是和在河道里捡石头一样，有自己的打算。作为记者的我没有采访过他。反正在瓦厂，自己家盖房子买瓦总会比别人便宜一些吧。我们村西有一种黄白泥，非常适合做砖瓦，所以瓦厂和砖厂林立，找份脱坯工的活不难。说是负责脱坯，其实很多活都需要父亲去完成，比如吆喝着老水牛踩烂泥。这种对于南方人看来简单的活计，父亲刚开始做起来却是手忙脚乱：不是老水牛不听使唤，带着四蹄烂泥不断挣扎着跳出坑来，就是老水牛不紧不慢乱踩，该踩的地方没踩着，不该踩的地方反反复复被踩得烂糟糟的。如此这般，很多问题。后来，父亲才发现这是一项很慢的活计，需要人和老水牛一样耐心，得给牛戴上眼罩，像拉磨的驴一样，然后鞭子不能挥得太响。即便如此，父亲有时候甚至比那头老水牛还累，浑身糊满了烂泥巴，整个一个泥人。父亲一度想放弃说去脱坯，那种活计虽然劳动量大，到黄昏收工，甚至腰都直不起，但是伺候老水牛踩烂泥太折磨人了。

　　后来掌握了要领后，他才发现吆牛踩泥是个轻巧的活，于是一度申请包揽下这活计，省下的体力就是回到萝卜地干“私活”，父亲一直为自己那点小狡黠得逞而欣喜不已。我想瓦厂老板作为本村人，怎会不知道我们家里的情况。石头捡来后，舅舅就领着一帮平时做泥瓦匠的朋友开始下石角。下石角时，石头与石头之间有一些缝隙，作为经济条件好的人家，是会用水泥浆将石缝堵上的，但是家里哪有余钱做这事。于是就那样摆着，直到老鼠们从石缝中潜入到房中偷食、做窝、生崽，伴随着我们一起面对长长的岁月。

　　下石角父母亲没有操心太多，可后面需要操心的还有很多。接着就是舂墙，那是比下石角漫长得多的工程，请不到工或者说请不起工的时候，父母只有自己动手。墙越舂越高，母亲在下面负责装土，父亲在夹板里一个人舂，母亲身体瘦弱，本就不是做庄稼活的好手。她说每次抬完土，腰似乎要断了一般，差不多直不起来。四壁土墙，要一寸一寸垒上去，对于两个人虽无蚂蚁搬家愚公移山一样艰难，却也不轻松。

　　当我躺在老屋里时，曾经不止一次地想，这四壁的土里不知糅合着父母多少的汗水。岁月再流逝，汗水终究浸润在这房子的每一寸泥土里了。在那个年代，肚子刚能够填饱，加上这种高强度的劳动，等四堵墙立起时，父母亲简直是形销骨立了，舂进墙里的仿佛是父母的骨肉而非泥土。当我们今天大谈多吃红烧肉会发胖时，却不曾想到父母亲那时很渴望多吃点红烧肉或者肥肥的腊肉补补营养。人常说家徒四壁，然而这“四壁”作为房子的重要骨架确乎是耗人心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