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长赊

　　菡萏

　　母亲进来时，我不知道。她提着给我买的东西，找至卧室的门口说：“这么专心，家搬走了都不知道。”我把她让至客厅，沏茶、切水果，问她为何不休息。她说：“睡不着，出来走走，闹心，你老姑又病了，这次是肝硬化。”这么多年，我不时听到她的消息，不是摘这个，就是拿那个，身上的零件已然不多。我说：“妈！没事的，只是硬化，不是癌，好好保养，还能活很多年。”母亲沉吟道：“看你说的，硬了就软不了，再也不是原来的样了，她还那么年轻。”说着竟滴下泪来。

　　我起身拉了拉窗纱，午后的阳光筛成米金色，一团团落在地板上，也洒在母亲的暗影里。帘后是影影绰绰的绿，春天真的来了，像蹑手蹑脚的猫。这个世界有过无数个春天，每个春天都不一样，何况是肚子里的肝。

　　一

　　我见到老姑那年她十八，我八岁。她带我去插班，找她的张老师，逢人便说我是她的大侄女，那个兴奋劲我一直记得。她和谁都熟，见谁都打招呼，她说我生在那所学校，她天天用悠车子悠我。

　　她没妈，从小就没妈，她母亲走时她才八岁。她趿拉着我爷的大头棉鞋，提着铝制饭盒坐火车去给我奶送饭。我奶在长春的铁路医院住院，一住就是五年，是肝腹水。

　　这样的场景，幼小时，我在心底一遍遍描摹过。想着同样幼小的她像童话里的小女孩，靸着鞋挤蒸汽式火车，孤单地坐在绿皮长椅上，听着铁轨叮叮当当地响，寂寞而勇敢。

　　那是个布局很美的小城，遗有俄罗斯风格。街道呈平行状，一道街、二道街、三道街，一直到八道街，就这么数过来。街道间除一条条岔道相通外，中间有条大马路，横贯东西，叫中央大街。那是我唯一不迷路的城市——我的故乡。一道街前还有条杨林路，杨林是个烈士，年年清明我们给他扫墓，参观他的故居，听他父亲在院子里作报告。她说她认识杨林，我们隔一条马路。

　　那时她待业，在街道帮忙，脸色红润漂亮，穿着也时尚。他们唱歌跳舞，拉二胡、手风琴，说快板、三句半，还有现代京剧、二人转之类的。我常常混迹其中，看他们排练，跟他们跑文化宫。我坐在那个小城最大的剧院的第一排，看他们演出。满天星辉从棚顶而落，“浏阳河弯过了九道弯”，“交城的山来交城的水”这样的旋律，与夜幕一起飘起。我怕她出丑，担心她演砸。跑到后台看他们上妆卸妆，刺眼的灯光，京剧样的脸谱，漆黑油亮的眼影，大红的腥唇，那是她的青春，浓墨重彩夸张的青春。

　　她谈恋爱，钢琴般雪花样漫长的恋爱。他们一起排练，他喜欢她，总找她，每晚七点在胡同口打口哨，哨音拐着弯划破清凉的夜色。她能听见，我也能听见，整个胡同都能听见。她借故跑出去，回来却要挨揍。我爷打她，用皮带，抽一下，她叫一声。多年后她不再承认，说我爷好，对她好，没太拦着。而我知道，爷爷心如磐石，死活不肯，家里不时洪水滔天。文革时两家有仇，大姑妈深受其连，他们讨厌那个老太太。可她喜欢她，一口一个“苓”地叫着，想让她做她家的儿媳妇。很多时，我和二姑半夜不得不从暖烘烘的被窝爬起，穿戴整齐，走过寂静无人的街道，高高的天桥，去敲响铁道南那所红色老毛子房子。站在高大的玻璃窗下，二姑敲一下，喊一声姐！直至屋里的灯光亮起，厚重的木门，在浓重的夜幕下，吱呀一声打开。然后三个人影急匆匆往回赶，哪怕是冬天，柏油路上的雪吱嘎嘎作响。

　　她没少挨打，为了她的爱情。我经常掩护她，为此在三道街的电影院，跟着她看了一场又一场的电影。《流浪者》、《冰山上的来客》，都是那时的节奏。我坐在他们的中间，当电灯泡，护着她，也顾忌着爷爷。没我她出不了门，我是她的挡箭牌。我不知道自己撒过谎没，基于爷爷对我的信任，她的恋爱一直可以在冰封的河流底下暗流。

　　那时人清淡，恋爱不像现在这般粘稠，只是看看电影，压压马路，或成群结队出去玩。至少我没看见他们拉过手，最浪漫的事，无非昏黄的路灯下，各自抄着手，矮倭瓜样并排慢吞吞往前移，天空的雪花一片片往下落。寒冷不是主题，我得不时站住，回头等他们。

　　有次爷爷打她，她深夜跑了出去，一直未回。二姑牵着我出去找，以为她投敌叛国，游入别人的水域。凌晨两点，我起夜，皎洁的月光下，她独自坐在院子中间，满身清辉，泪痕犹在。穿着一件藏青色后开衫短袖，纯白荷叶两瓣领，干净肃穆。那是我记忆里她最美的一个画面。

　　二

　　她对我好，我需要的东西，她总是变着法子弄回来。发卡、钱包、铜钱扎的鸡毛毽子，透明的羊嘎拉哈，橡皮筋、魔方、九连环，掐着红牙子的军帽，同学没有的小东西我都有，惊喜总在意外。发卡松了，她拿出去找人用橡胶水撸一撸，回来就紧了一圈。她认识很多人，朋友遍天下，到处都是同学，让我觉得无所不能。而我童年的蝴蝶，就像那个透明的发卡一直迎着太阳闪着红色的光晕，从没折翅。

　　她有个同学叫李晓宓，幼时母亲回了日本，七九年又找了回来，带回很多衣物。她们送她，她不穿，往我身上套。我身量高，那些尼龙弹性的东西正合适。那是一个时代，审美有别现在的桑蚕棉麻，但她的心是天然的。

　　每至星期六，我们要忆苦思甜，去校田地劳动。校田地很远，在郊外，走着去，需带饭。她给我炒土豆片，煎鸡蛋，用袖珍黄铜腰型饭盒，一盒盒装好，饭是饭，菜是菜，规规矩矩，干干净净。我吃不完，把菜拨给同学。有年土豆大丰收，我们连挖带抬，堆得像小山似的，拖拉机一车车往回拉，天黑还没干完。猛抬头，我看见她，从田垄头，喊着我的名字，就那么扑了过来，手里还拿着我的衣服。那个画面一直定格在我的脑海里。她帮我们干活，搂着我坐拖拉机回家，夜风吹着头发，很幸福。她是唯一找到校田地的家长。

　　有一次，路边挖水沟，几个男孩子用黄泥巴打仗，一个泥团飞过来，误打了我的眼睛。我惊叫着从同学家门前的秋千上跌落，眼前漆黑，泪流不止。她风风火火赶来，找不到凶手，背起我就跑，我趴在她的背上，能听见耳边的风声。我说没事的，好了。她不听，奔进医院的走廊，就喊同学的名字。她的同学给我做了细致的检查，肝胆脾都照了一遍，那是我第一次接触B超，凉腻腻的东西涂在肚子上，她帮我擦了又擦。

　　爷爷是个老派的人，板板的，每天提笼架鸟，悠闲地迈着八字步，火上房也不着急，这是母亲的原话。上馆子、听戏、搓澡、看书、读报、下棋、养花，捉虫子那是他的常态。以现在的话说，叫虚度光阴。他抽烟斗，盘腿坐在炕上，看参考消息，喝牛奶，管美国叫米国；做鸟食，鸡蛋加小米，又蒸又碾，再用牛皮纸袋封好；他给鸟配种，看鸟孵蛋，把蛋放在水盆里转，不转的就说死了；他把鸟笼子托于掌上，把鸟放出去，再举过头顶等鸟回来，鸟不回来，就发动一胡同的小朋友们帮他找；他唱京剧，打太极，摘茉莉花，做花茶，生活的烟尘一丝不染。他天真慈爱也暴躁，洗脸水温稍不对，会一脚把盆子踹飞，扬手也能将整桌饭菜扣在地上，领我扬长而去，坐在馆子重新点菜。四年间，爷爷给我的全是溺爱，一句重话都没有，没啥对错，对错对这个老人一文不值。他难伺候，伺候他的事，多半老姑做，那些糙事粗活也是她的。她弓着腰背米回家，抢紧俏物品，用架子车拉煤，在院子里做煤球；站在水池给我们洗衣服，衣服晾在绳子，很快冻成铁板，凝成冰柱。这样的场景，成年后我一遍遍想起。她用坛子腌朝鲜咸菜，烧得一手好菜，溜肉段、挂浆白果、爆炒小肚，啥啥都会。她能干，健康，浑身使不完的劲，稍有空闲还要忙她五光十色的爱情。

　　吃饭时，她常坐在桌前，讲她的哥，说她的哥是多么的智慧幽默，转业是多么大的官，天天盼着回来。她也说我的父亲，说我的父亲是多么聪明，算盘打得是如何的好，古今人物了如指掌，倒背如流。我却不以为然，觉其皆是春天枝丫风吹的一粒，而非她口里崇拜的哥。若干年后，我开始理解，她需要的仅仅只是一块遮风挡雨的天空。

　　每年叶子深时，要开运动会。有一次，附近县市代表团齐聚这个小城，同学们轮流去。我课间偷偷跑回去取白衬衣，借给没有的同学。院子里围了不少人，她半边脸是红的，有泪，手里握把剪刀。我闪进屋，开箱拿了衣服藏在背后跑开。我知道打了架，那家有三个儿子，最小的儿子打了她一巴掌，起因是爷爷家的海棠遮了人家的窗户。这件事，很多年我一直纠结在心，想着为何没能冲上去保护她，是不够高大，太小，还是没有勇气，如果她哥在，会不会一拳挥下。这成了我心底的伤疤，隐隐的，揭不得，揭了就流血。仿佛那一巴掌打的不是她，而是我。可我一生爱惜自己，讨厌这样的粗鲁和野蛮。

　　三

　　为了拆散他们，爷爷把她带到几千里外的部队雪藏起来，一住就是半年。家里只剩我和二姑，那是一段宁静的时光。二姑文雅，慢声细语，一笑两米窝，有地主家小姐的范，修养好。但也琐碎，一个盘子在天空下照半天，才能盛菜。她挑拣我，嫌我把衣服穿脏了、书包弄破了，没爱惜东西了。所以那时我和老姑肝胆些，她大咧，毫无城府计较。她走后，我和二姑进入蜜月期。每晚她陪我写作业，坐在桌旁修铅笔，一根根码进文具盒；低头一针针给我缝沙包，用小米装好锁上口，再放在手上掂一掂；用线给我订本子，订得整齐平整，和古装书籍没啥两样，后来我也这样给儿子订。我帮她相亲，那年她二十七岁，是个危险的年龄，得嫁出去，所以她相了一场又一场的亲。她胆子小不敢去，拉着我，把我自个搁家也不放心。我们相依为命，两个人常常走在满天星斗的大街上，一边走她一边问我：“菡！你说咋样？”我说：“好像不行，没长开，像个土豆似的。”她就作罢，她没人可商量。就这样她的婚姻一直无果，后来她找了一个儒雅白净，个子高大，鼻梁挺括，出身清寒的读书人，也就是我现在的二姑父。

　　二姑爱美，在百货公司上班，冬天常穿一件深灰色大衣，毛线钩的领子，口罩雪白。每次回家都要在屋子里转一圈，看看前面，再瞅瞅后面，方摘掉围巾、口罩、脱掉大衣。爷爷家四周都是镜子，淡青色墙壁，双层大玻璃，暖气冒着热气，是我们的水晶城堡，也是T台。

　　快春天时，他们回来了。爷爷依旧像尊瘦月，提着鸟笼子，风清朗目，皮袍垂地。老姑似头牛，背回来一堆东西和一件铁盒苹果汁，那是我第一次知道易拉罐，除了这些她还带回一糖果盒的情书。爷爷自以为千山万水，可以阻隔一桩姻缘，没想到她的宝贝女儿，依旧“抚竹风催笔，听梅雪映书。”暗通款曲，愈演愈烈。她的箱子不锁，那些情书便成了我们学习小组的学习资料。我们大声朗读，摘取精彩段落。“时间是奔腾的野马，轻松似盛开的鲜花。”这是一封信的开头，我们觉得好，便加入作文里。那时红旗招展，喜欢铿锵。现今哑然，一个人不会走时，往往喜欢捡拾别人的贝壳，装点自己的门面，而若干年后，更喜欢自己思想的沙砾。

　　在一切法子使尽，不见效果后，屋檐的水滴开始下落，春意从心底泛起。又是一年物华时分，大伯穿着草绿色的军装回来了。他坐在廊檐下打开我的书包，翻出作业，夸我的字好，要带回去留念。看到潦草，揉成腌菜的，也会幽我一默，说：“敢情是矬子里的大个。”她的恋爱也开始解冻，男方家来提亲，希望能订婚，并请下厨师。不知道大伯是怎样做通爷爷工作的，总之云开雾散，春暖花开。那是个郑重的日子，意味着肖常棣从此以后可以正大光明地走进这个院落，牵手我们家的女儿，那些暴风骤雨的日子一去不返，随之是一道宁静的彩虹。

　　放学后，我换了身新衣服，松绿色的良衬衣，彩条搭扣毛线背心，是母亲编织缝制，从很远寄来的。梳了头，端坐在朱红色照得见人影的写字台旁的木椅上，等肖常棣来接我。我管他叫肖常棣，一字不落。我们家住二道街，他们家三道街，很近的路，我去过，但今天我是贵客。我摆弄着手里的小钱包，发现彩色拉链的接面脱了扣，便找出针线准备缝两针。恰巧他进来，我连忙藏在背后，不好意思起来。这个钱包是他买的，他给我买过许许多多的小东西，包括绣花的衫裙，每次去长春都不会忘记我。他追了老姑四年，也溜须了我四年。

　　再后来，我带着很多礼物离开了那个小城。那是一九七九年，我小学五年级，十一岁。我的学习很棒，是三道杠，在最大的礼堂指挥过十几个小学一起的大合唱，是爷爷和姑姑们的骄傲，我的离开，让他们哭了又哭。

　　四

　　爷爷走的时候，是九十年代初，我已二十多岁。他躺在奶奶走的那家医院，风度一点没改。雪白的山羊胡子梳了又梳，纹丝不乱。洗脸水依旧端至床前，试好水温，挽好袖子，方能伸手。胡子要戴套子，洗完，再摘下。他一生如此，一点褶不打。父亲带的烟他放在贴身口袋里，想时就拿出来贴着鼻子闻一闻，或散给病友，炫耀是他儿子买回来的。而他的三个姑娘女婿们鞍前马后，衣不解带地伺候着，还要受他的气。我的那个老姑夫，一直陪着小意，即便是骂，也得听着，爷爷吐出的一口口鲜血，他用手捧着。爷爷走在严冬，等两个儿子从几千里之外赶回，出殡的队伍已白漫漫蜿成长龙。当两顶孝帽和两套孝衣端至眼前时，嚎啕的哭声飘荡在北国寒冷的风中。

　　几年后，我辗转拿到爷爷唯一的一件遗物，一个我幼时，经常看他坐在皮褥子摸索的葫芦。色呈暗红，光滑如缎。再后来，年幼的儿子出于好奇，竟偷偷把嘴锯掉。

　　上初中时，老姑曾给我邮来一块七十元钱的电子表，是她让别人从南方淘腾回来的。婚后，她给我带来一套化妆品，一件梦特娇的娇衫，大红色的，穿着不合身，塞锣打鼓的，衣服没穿，化妆品也搁置没用。再后来她说给我买了羊毛大衣，淡紫色的，捎信让我回去。实际我手边就有电话，拿起就能听到她们的声音，但我从来没这样做。她们是我心里的水井，照得见我童年的身影，我怕我匆忙的脚步溅落灰尘。她们是那么的不一样，有别于大街上来来往往庸尘俗世的任何一个人，她们是我的，我的姑妈，生活在遥远的精神之国。

　　我真正见到她是十二年前在北京，她头发枯黄，牙齿外撅，脸色晦暗，背微驼，穿着市面上大众的服饰。记忆中的老姑，那个扎着麻花辫，脸色红润，健康美丽的老姑，不复存在。她切了阑尾，摘了脾，拿了胆，极度贫血。我和她们住在一起，听着卫生间的水声哗哗流淌。她们老了，松懈干瘪，二十年该风干的都风干了。曾几何时，她们带我到道南的浴室洗澡，雾气腾腾中，洁白饱满的身体，美得让我昏眩。那样的青春，对于当年的我，得仰视。

　　大伯病逝在301医院，是心肌梗塞，还没正式退休。他们不让哭，怕诱发更多人的心梗，她们就嘤嘤地。也没有让她们去八宝山，怕她们受不了。所以当灵车开出医院后，她们在后面踉跄地追赶着，边追边声嘶力竭地喊着：“哥！哥！”直至车子的背影越来越小。她们蹲在北京的街头，无助地哭泣，上气不接下气，任初秋的冷风抽打在身上。她们没妈，父亲不管事，顶天立地的哥也轰然倒下，这个世界越发荒凉。

　　后来大姑也走了，很遭罪，浑身插满管子。剩下老姑二姑两姐妹在那片土地上相依为命。她不时去她家，她也去她家。老姑不会过，总有捉襟见肘之时，二姑偷偷往她的手里塞钱，自己把短裤补了又补。再后来日子宽了，可以换房换车，飞机火车轮渡到处旅游，二姑依旧给她买，但每次去她家，拉开她的柜门，都是空荡荡的。她急着问：“苓！苓！我给你买的那些衣服呢？”那些衣服都是大商场的品质，即便打折也价格不菲。她嘻嘻地笑，二姑知道她又送了人。她家没有多余的东西，光光溜溜，所以她人缘好，交际广。二姑就数落她败家，说再也不管她了，可下次还要管她。她对二姑也好，有一年二姑得了类风湿，浑身骨节肿痛，寸步难行。她背着二姑上医院，过马路，爬天桥，她像个孩子样趴在她的背上。后来老天眷顾，二姑闯过难关，彻底治愈，可以穿着真丝旗袍，在微信一端温柔地喊我。

　　如今老姑也两鬓落雪，快六十了，碰到喜欢的东西还会让她的二姐给她买。她不见外，撒个娇的不算什么。二姑常说，咋整，就这么一个妹妹，你爷临走时交代：“不放心的就是苓！从小没妈，苦！不会过，你们得管着。”有一次，只有一次，老姑到长春看二姑，二姑送她走。进站时，她说：“二姐！你看你每次都给我买衣服，就这次没给，我心里空落落的，咋办？”二姑说；“那咋办，这样吧，我给你五百块钱，你自己买。”她说；“我不要钱，我有，这样吧，还有两个小时的车，附近有菜场，你割十斤猪肉给我带着。”二姑说：“好！”就这样她提着十斤沉甸甸的猪肉回了家。

　　初次听说，我以为是笑话，觉其不可思议。多方证实后，我的眼泪开始一颗一颗往下落。一个没妈的孩子，人生的天空总有一角是漏雨的，需要别人缝补。娘家没了，姐姐成了唯一的通道。爷爷花光最后一分财产撒手人寰，他是个清高的老人，不是不懂人间苦乐，而是喜欢用自己的方式表达生命。我爱我的爷爷，他给了我另一重人生境界，极小时就知道什么是荣辱不惊。即便现在两个姑妈，时常在电话里对着我年迈的父亲呜呜滔滔地哭，说：“哥！你可要多保重呀！你要是没了，我们到哪再找亲人。”

　　所以亲人一词不仅仅是配偶和儿女的专利，还有最初的根系，连着扯着，挖心挖肝的疼。

　　前年我再次见到老姑，她穿着黑色小喇叭短裙，烫了头发，比我还时髦。依旧是北京，半夜她在我的头顶数钱，唰唰唰，新票子的声音。我迷迷糊糊地问：“老姑你带多少钱，咋还没花完！”她说这是儿媳妇给的，让她好好玩，还没动。我便夸她儿媳妇好！他们说你别信，她爱面，工资卡都在人家手里，还车贷呢！

　　她的旅行包是水货，在济南时，衣服就散在外面。她叉着腿坐在地板上闷着头缝，我说别要了，陪着她去买拉杆箱。东西太多，装不下，在北京的旅店，又裂开，她又坐在走廊里连捆带缝。外面是热闹的街市，望不断的人流。

　　凌晨五点，我们分手在黎明的街头，最后的拥抱，让我泪湿衣衫。我知道，物是人非，很多事再也回不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