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要搞清楚问题，否则的话所有的回答都没有意义。

为什么李白的作品被称为“惊世奇作”？

那是因为他的文采天纵、又饱读诗书，特别是求仕之路艰难困顿，性格又好酒豪放，一直受道家思想和庄子文风的浸润，所以他的诗歌作品烂漫恣肆，上天入地，神鬼莫测。

这其中是有逻辑关系的。

为什么李白的诗有些出律呢？

第一就是李白的个性，他不是不懂格律。

因为从问题的“有些出律”就可以看出，他还是有很多不出律的嘛。而且“出律”二字宽泛得很，如果大家对格律的发展有研究的话，就会知道格律的规则也是一步一步成熟的。平仄格律是唐朝宫廷诗人从南北朝到初唐时期大量的作品所遵守的“四声”规则中提纯、总结出来的。并不是几个人凭空臆想，内部敲定的事情。

也就是说平仄格律在盛唐的产生是符合诗歌本身发展规律的。在当时是一种先进的、代表着诗坛新势力的文化潮流。而我们知道，一种文化新潮的兴起是如何覆盖的呢？必然是先从大城市流行，再往下一级城市蔓延。就好像今天的北上广，必然是走在时尚先锋，而内地、西北要跟上潮流，动作要慢很多。

李白的个性是倾向自由的，同时他在哈萨克斯坦出生（待定），在四川成长，相对于在长安已经普遍流行的格律诗文化，他所接受的教育实际上是保守的，老派的。这就是为什么他喜欢写乐府诗，并且成就极高的原因——他被地域文化局限了。当然，到了出川四处干谒名士的时候，到了和高适、杜甫交游的时候，李白才智水平极高，对新格式自然是一触即通，但是他并不是很喜欢。

他在写乐府和短小的七绝、五绝上得心应手，而在篇幅稍长的律诗是完全无法与其他格律诗人竞争的。比如杜甫，比如中晚唐小李杜，律诗的成就都在李白之上。

而李白到了四十岁在吴道士和玉真公主的联合推荐下，才进入帝国政权中心，却只是当了个文艺兵——翰林待诏。即便是名扬天下的《清平乐》，也是古体诗领域，后来发展成为词牌。只要稍微长一点格式，李白用古体、乐府就是酣畅凌厉、婉若游龙，不像杜甫的排律精巧细密，游刃有余。在漫长的干谒路上，李白就因为喜欢写古体碰过不少钉子。

就像我们传得最多的“谪仙人”的外号来历。贺知章如此看重他，为什么并没有推荐他？作为京城诗坛的领袖，他和另一个文坛大佬李邕，其实对李白的看法是一样的。性格豪放、激进，写文却风格陈旧、老派——至少前期是这样的。因为当时格律作为诗坛新风得到了这些文坛大佬的鼎力支持，而李白这个少年郎，志气高昂却文风古旧，是一个很另类的存在。

所以才有那首著名的《上李邕》，而贺知章称李白为“谪仙人”，未必不是暗中点破的意思——一是怀疑李白身世造假（千古之谜），二是指他诗风古旧，不像当世文人。后来在李白的自我炒作和各路文人追随之下，反而真的成为了抬高身份的外号。

而李白的文采，确实配得上“诗仙”的称号。

他在干谒路上，到底是吃了不喜欢格律的亏，还是个人性格不适合为官，很难说。可以肯定的是从没有被这些干谒的官员认真推荐过。

从小的教育和思想底色不喜欢局限、不熟悉格律（前期），这是李白诗作多有出律的原因。同时，因为格律本身要到杜甫时期才开始完善，所以即使是他最擅长的七绝和五律，也有“失粘”现象的发生——这个倒不是不喜欢，因为我们考察王维的作品就会发现，这两个同年生的伟大诗人，诗句的“相替”、“相对”原则都遵从得很好，唯独“相粘”，两人常常不守，这说明格律的发展中，“相粘”这一写法在李白、王维时代并不明确，一直到杜甫手上才完全成熟。

所以，李白为什么经常出律？一是个性使然，二是格律本身发展的原因。

那么我们现在再看题主这个问题。

“出律却有惊世奇作”，这是不是个问题？

格律在当时确实是诗歌的进步，但是只是格式上的进步，它只是一套帮助诗人们避开语病的音律工具。我们使用这套工具，能够快速入门写出不犯病的诗，但是不代表人人都必须使用啊。在科举将这个作为考试的时候，人人都要考，但是只要考完了，也没有谁强制使用格律来写诗。

这个就好像我们今天学会开车的规矩，在考试的时候程序是一点都不能乱的。但是你拿到驾照之后呢？起步的时候先打左拐灯，再回头看后面，和先看后面，再打左转向，甚至一边打左转向，一边看后面，一边起步，有什么不可以呢？高手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不一定会死板地按照书上的规则办事，一样可以开得飞起。

李白就是个赛车手，而且是越野的大神。人家拿到拉力赛冠军的时候，你问他起步为什么不先打左转向？

格律和诗意内容意境来比，就是个登堂入室的驾考规则而已。格律诗和古体诗是中国古诗的两种形式，以是否遵守平仄格律为区别。

使用哪种形式，和要表达的内容意境完全没有关系。

写格律诗，多的是垃圾，写古风，有很多精品。这两种格式领域不同，但是内容意境营造方法相同，靠的是意象表达和诗人的个人才华与风格。

李白的文采高，很多诗人的文采都高，都是横亘在规则之上的。

大家都知道杜甫是格律之王，可是我们学得最多的当是《丽人行》、《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三吏三别》这些古体诗吧？

所以，李白的诗歌水平高与是否出律，可以说完全没有关系。

诗写得好不好，只和诗人的文采、阅历、学识以及个人性格爱好有关。

思想伟大，作品即伟大。

唐代大诗人李白的诗句至今在中国诗歌的地位上是卓尔不凡的，虽然李白的诗歌中也曾出律，可并不影响其被称为旷世奇作，这背后的原因在于什么呢？李白的作品多呈现烂漫恣虐，上天入地之感，可其中的逻辑关系始终是存在的，他的作品展现的是其性格的特征体现，独此一份，故被后人称奇。

在唐代诗歌发展的高潮时期，对于诗歌中格律的掌握是每一位诗人的必修课。格律指的是诗歌的整体结构，是帮助人们避开诗词作曲中语病的辅助音律工具。在唐朝的科举考试中，是对是个的格律作严格要求的，其要求在考试中必须按照此结构去写诗，但是出了考场之后，人们并不对作诗有如此严苛的调律。格律与诗的内容相比是非常古板的，它注重的是诗句首尾要遵从平仄规律的，很多时候会破坏整首诗的意境，这是不利于诗人创造发挥的。

李白是浪漫主义诗人，一生创作的诗句并不多，可多出精品。李白的文采极高，对诗词创作方面是极为灵动的，他创作的很多诗句都是其个人性格的彰显面，尤其是他本人的求官之路颇为不顺，且天生豪放飘逸，好饮酒对歌，思想上多受道家和庄子的风格影响，体现在诗歌创作方面就十分天马行空，自成一派。李白的文采高，对韵律是熟悉的并能够凌驾于音律和格律之上，他写的诗更多我们读的是意境，而忽略其出律问题，诗歌的好坏并不是以格律和音律去决定的，而是依靠诗人的个人风格所影响大众的。

李白的作品虽有出律，但是不影响其受到世人地推崇。这与其个人文采，阅历和个人才学是无法分开的，在文学创造上，只有独树一帜才能彰显自己的特色，赢得他人的遵从。中心思想是——好作品，思想伟大即为伟大。

唐代诗歌中小李杜指的是：李商隐和杜牧。

李商隐(约813年唤孝一约858年)，字义山，号玉溪(溪)生，又号樊南生，原籍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祖辈迁荥阳(今河南郑州荥阳市)。晚唐著名诗人。唐文宗开成二年(837年)，李商隐登进士第，曾任秘书省校书郎、弘农尉等职。一生困顿不得志。唐宣宗大中末年(约858年)，李商隐在郑州病故，死后葬于祖籍怀州雍店(今沁阳山王庄镇)之东原的清化北山下。

李商隐是晚唐乃至整个唐代，为数稿唯不多的刻意追求诗美的诗人。他擅长诗歌写作，骈文文学价值也很高，和杜牧合称“小李杜”，与温庭筠合称为“温李”。其诗构思新奇，风格秘丽，尤其是一些爱情诗和无题诗写得缠绵悱恻，优美动人，广为传诵。但部分诗歌过于隐晦迷离，难于索解，至有“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数兆作郑笺”之说。

杜牧(803年约852年)，字牧之，号樊川居土，汉族，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杜牧是唐代杰出的诗人、散文家，是宰相杜佑之孙，杜从郁之子。唐文宗大和键毕培二年26岁中进士，授弘文馆校书郎。后赴江西观察使幕，转淮南节度使幕，又入观察使幕，理人国史馆修撰，膳部、比部、司勋员外郎，黄州、池州、睦咐清州刺史等职。

因晚年居长安南樊川别墅族猜，故后世称衡链前“杜樊川”，著有《樊川文集》。杜牧的诗歌以七言绝句著称，内容以咏史抒怀为主，其诗英发俊爽，多切经世之物，在晚唐成就颇高。杜牧人称“小杜“，以别于杜甫，“大杜“。与李商隐并称“小李杜“。

唐代诗歌的特点：

唐代诗歌的形式丰富多彩，分为古体诗和近体诗，古体诗有五言和七言两种，近体诗分为律诗和绝句。所以键毕培唐诗的基本形式数兆包括五言古体诗、七言古空正体诗、五言律诗、七言律诗五言绝句。七言绝句六种。

古体诗的风格是前代流传下来的，所以又称古风。在唐代以前，这种诗体没有特定名称。到唐代律诗兴起以后，人们将律诗称为“近体诗”，而把不台格律要求的诗体统称为古体诗。

因为近体诗有严整的格律要求，所以又称为格律诗。相对来说，古体诗在音韵格律方面的要求比较宽松，而近体诗在音韵格律方面的要求则比较严格，如一首诗的句数是固定的，即律诗八句，绝句是四句；每句诗中用字的平仄也遵循一定的规律，韵脚不能随意转换；律诗还要求额联、颈联(即中间四句)成为对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