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找一些关于陶渊明归园田居的资料,我要写论文,谢谢呀,急用要是有现成的论文也好,反正是急用,陶渊明(365—427),东晋浔阳...
帮我找一些关于陶渊明归园田居的资料,我要写论文,谢谢呀,急用
要是有现成的论文也好,反正是急用,陶渊明(365—427),东晋浔阳柴桑人,字元亮,名潜,世称靖节先生,自称五柳先生,著名诗人。我国第一位田园诗人。对他的评价还有隐逸诗人,靖节先生。后世称他为“百世田园之主,千古隐逸之宗”。
晋义熙二年,亦即渊明辞去彭泽令后的次年,诗人写下了《归园田居》五首著名诗篇.这是诗人辞旧我的别词,迎新我的颂歌.它所反映的深刻思想变化,它所表现的精湛圆熟的艺术技巧,不仅为历来研究陶渊明的学者所重视,也使广大陶诗爱好者为之倾倒.
《归园田居》五首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其所以是如此,不仅在于五首诗分别从辞官场,聚亲朋,乐农事,访故旧,欢夜饮几个侧面描绘了诗人丰富充实的隐居生活,更重要的是,就其所抒发的感情而言,是以质性自然,乐在其中的情趣来贯穿这一组诗篇的.诗中虽有感情的动荡,转折,但那种欢愉,达观的明朗色彩是辉映全篇的.
有的论者很乐于称道渊明胸中的"无一点黏着",其实,"黏着"还是有的.即以渊明辞官之际写下的《归去来兮辞》而论,不也还有"奚惆怅而独悲"之句吗 就是说,他心中总还难免有一丝惆怅之感的.真正纯净的灵魂不会是与生俱来的(尽管诗人一再宣称他"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而是在不断地滤除思想杂质的过程中逐渐变得澄澈的.
正如一个人不愿触及心中的隐痛那样,诗人在《归园田居》中也很不愿意提及刚刚从其中拔脱的污秽官场."误落尘网中",就很有点引咎自责的遗憾意味.而"一去三十年",是指自己从29岁"投耒去学仕",到41岁"我岂能为五十斗米向乡里小几折腰"而辞去彭泽县令这宦海沉浮的十三年.然而,今天毕竟如愿以偿了,此刻的心情也就豁然,释然了.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其中洋溢着一种故园依旧,"吾爱吾庐"的一往深情."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檐后榆柳树影婆娑,浓阴匝地,习习清风平息了诗人心中的焦虑.眼前桃李花荣实繁,弄姿堂前,唤起诗人心中多少欢欣.诗人在同无知的草木交流着感情.极目远眺,炊烟融入暮霭,侧耳谛听,依稀听得犬吠鸡鸣.眼前堆案盈几的文牍案卷不见了,代之以心爱的"清琴""异书".嵇康把"人间多事,堆案盈几","宾客盈坐,鸣声聒耳,嚣尘臭处,千变百伎"(《与山巨源绝交书》)视为不堪为官的理由.诗人在这里,也似在有意无意之间地用了"尘杂"这个字眼.他告诉我们,从前苦于应对"尘网"的一切,都没有,也不会再有了.从这个意义上说,确有点儿"虚室"之感;但虚中有实,他重新开始了完全由自己来安排,支配的生活.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久"与"三十年"相映,"樊笼"与"尘网"相映,"自然"与"性"相映,而以一"返"字点明了"魂兮归来"的乐趣.是的,官场消蚀了自己的半生,玷污了自己的"清节",而今天,苦尽甘来,诗人终于得到了欣慰的补偿.
"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我看这两句都应该倒过来理解:"为了罕见人事,我才来到野外,为着免于酬酢,我才住进了僻巷".须知,这不是客观的叙述,而是主观的选择啊.诗人从官场退居到"野外",从"野外"退处到"穷巷","白日掩荆扉",又冥坐室中,"对酒绝尘想".层层防范,躲避尘世唯恐不远,屏绝交游唯恐不及,屏弃俗虑唯恐不尽.诗人是不是太孤寂了,以至有些不近人情呢 不,诗人仿佛要有意消除人们这种错觉,而为我们展开了自己的生活和精神世界:
"时复墟曲人,披草共来往."他虽无"三径"之设,却自有同道频繁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他们共有一个心爱的话题.
乡间的生活是简朴甚至贫困的,清静甚至寂寞的.但是,也正是这样的环境,使人们获得了共同的语言,培育起一种朴质真挚的感情."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移居》)诗人不惜一身清苦,儿辈"幼而饥寒"(《与子俨等疏》),而孜孜以求的,正是这种天地间的真情.
新的生活要从以躬耕洗雪身陷宦海的耻辱开始.也许是官身束缚,体质有所下降的缘故,也许是久别田园,农艺有些荒疏了吧,"草盛豆苗稀",耕耘欠佳.这里流露出来的是一种自惭,自勉之情."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仅从时间上看,也可见诗人决心之大,用力之勤.他清除"荒秽",也是清除心中的杂念.除去了杂草,心中也就宽慰了一些,见出我还是那个"性本爱丘山"的我,还是那个乐于为农,也能够为农的我.荷锄夜归,心情傲然,举头仰望,皓月当空,诗人很像一个凯旋的士兵.辛苦是有的,但正是这辛苦的劳作使他获得了心灵的极大满足.
诗的第四首同第五首实际是一首诗的前后两个部分.诗人怀着意满志得,甚至是带点炫耀的心情造访故友.子侄与俱,笑语不断,披榛寻径,健步而前.他要同故友共忆时岁月,向他们倾诉心曲,同他们畅饮几杯……然而,展现在他眼前的,是"井灶有遗处,桑竹残朽株"的残破景象,听到的是故友"死没无复余"的噩耗.一向通达的诗人也不禁陷入了"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的深沉哀伤之中.
所以,第五首写归来,"怅恨独策还",虽仍有子侄跟随,诗人却不愿多言,形同孤雁,踽踽"独"行;"崎岖历榛曲",一任小径上的灌木丛牵掣他的衣衫.诗人"怅恨"什么呢 惆怅的是人生必然的幻化,恼恨的是自己的不悟.如果早离官场,多同故友相聚些时日,不就实际上最大限度地推迟了这一悲剧的降临
那么,诗人又是如何从这种怅恨的心情中解脱出来的呢
——"山涧清且浅,遇以濯吾足."
也许是因为访友不得的余哀,也许是因为旅途的困顿劳乏,诗人在溪涧边坐下来小憩片刻.这溪水清澈见底,直视无碍;濯足水中,顿时,一股凉意流遍全身,也使他从纷繁的思绪中清醒过来.他仿佛又从悲哀的幻梦中回到了现实中来.我不是到底归来了么 "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归去来兮辞》)人生固然短暂,我不是还有所余无多的宝贵时日 昔人固已凋零,我不是还有许多"披草共来往"的友人
从"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来看,诗人显然已经抹去了笼罩心头的不快的阴云.酒以陈为美,而"新熟酒"一词,一是说明家无余财,二也在点明诗人此刻"喝酒如狂"的迫切心情.这不禁使我想起诗人所著《晋故征西大将军孟府君传》一文中那段有趣的对答:
"(桓)温尝问君(孟嘉):'酒有何好,而卿嗜之 '君笑而答曰:'明公但不得酒中趣尔.'"
如果我们此刻问渊明:"酒有何好,而卿嗜之 "想来他也定会回答我们"但不得酒中趣尔".是啊,这"酒中趣"太丰富,太玄妙了:它消除了诗人一天的疲劳;它排解了访友不得的余哀;它使诗人感受到了生活的真趣;使诗人重又乐观起来,达观起来;它也加深了诗人同邻曲的理解和感情.主客俱欢,频频举觞;暮色降临,诗人胡乱燃起荆柴,学一个"秉烛夜游".满屋烟火之气不仅不使人感到穷酸,反而平添了热烈亲切的气氛.什么人生如寄之悲,什么故旧凋零之叹,一霎时都悄悄地消融在这人生真谛的通达领悟之中了.
"欢来苦夕短,已复至天旭."新的一天开始了,而刚刚开始的新生活不也正如这旭日一般灿烂 这两句是全诗传神的点睛,是乐章的主旋律,是生活的最强音.
通观五首,官场污秽,而终获补偿的欣慰;生活贫困,却有亲朋的挚情;农事辛苦,而得心灵的满足;人生短暂,乃有人生真谛的彻悟.真个是"何陋之有" 这样,诗人就把整个隐居生活,不,整个人生的乐趣,包容到他浑涵汪洋的诗情中去了.这是一种高度的概括,也是一种深刻的揭示.正是在这种同污秽现实截然对立的意义上,《归园田居》达到了完美和谐的艺术意境,开拓出一片"浩浩落落"的精神世界.
诗人的一生并非一帆风顺,他的心中也不是消弭了一切矛盾的静穆世界.诗人的可贵之处在于,在与世族社会相对立的理想田园世界中,他终于发现了自己人格的尊严,朋友的挚情,无地位尊卑,无贫富悬殊差别的人际关系,无尔虞我诈,相互倾轧的人生理想.这是陶诗思想意义的集中反映,也是陶诗平实,质朴,清新,自然风格的源泉.
他描绘的是常景.茅舍草屋,榆柳桃李,南山原野,犬吠鸡鸣,这些在高贵的世族文人看来,也许是难登大雅的,诗人却发现了蕴含其中的朴质,和谐,充满自然本色情趣的真美.
他抒发的是真情.他不是以鉴赏者那种搜奇猎异,见异思迁,短暂浮泛的感情去玩赏,而是以一种乡土之思去体察,去颂赞.所以,他的感情执着,浑厚,广阔,专注.周围的一切都是他生活中无言的伴侣,启动他心灵深处的共鸣.
他阐释的是至理.他理解到的,就是他付诸实施的.他耿直,不孤介;他随和,不趋俗.他从不炫耀,也无须掩饰.辞官场不慕清高,本"性"难易也;乐躬耕为的使心"愿无违";避交游只图弃"绝尘想";悲人生,因为他留恋这短暂,充实的生活."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五柳先生传》)我写我心,仅此足矣.
他拣选的是"易"字.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枯燥的数字一经他化入诗中,就被赋予无限活泼的生命力.一般地说,计数不确是乡里人的一种习惯;特殊地说,它不也正表现出诗人辞官以后那心境的散适澹泊
"远人村,依依墟里烟."远村隐约迷茫,而诗人久久地伫立凝望,不正见出那心理上的切近 炊烟袅袅,天宇苍茫,这同诗人大解脱之后那种宽敞的心境是多么和谐.王维也很企慕这种意境,《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诗云:"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惜乎刻意的观察终不及渊明无意中的感受,斟酌的字眼儿也有逊于渊明用字的浑朴天然.
"山涧清且浅,遇以濯吾足."词因景设,意随词转,暗暗传出心境的微妙变化,大匠运斤,不见斧凿之痕,足当"行云流水"之誉.
"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这一"招"多么传神!足不出户,隔墙一呼,而知邻曲必不见怪,招之即来.相形之下,反觉"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孟浩然《过故人庄》)之为繁缛了.
他如: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之喻,何等灵动贴切.
至若"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诸句,风韵天然,如谣似谚,几与口语无异.
刘勰《文心雕龙·练字》云:"自晋来用字,率从简易,时并习易,人谁取难."但真正练易字而臻于化境者,其唯渊明乎!
常景,真情,至理,易字,这就是渊明的艺术情趣,这就是渊明一生的艺术写照.
又:(其一)诗的开篇说,年轻时就没有适应世俗的性格,生来就喜爱大自然的风物。“误落尘网中”,很有些自责追悔的意味。以“尘网”比官场,见出诗人对污浊官场的鄙夷和厌恶。
“羁鸟”、“池鱼”都是失去自由的动物,陶渊明用来自喻,表明他正像鸟恋归林、鱼思故渊一样地思恋美好的大自然,回到自然,也即重获自由。那么生计如何维持呢?“开荒南野际”就可以弥补以前的过失,得以“守拙归园田”了。
接下来描述恬淡自然、清静安谧的田园风光。虽然陶渊明从小生活在庐山脚下,这里的丘山、村落原本十分熟悉,但这次是挣脱官场羁绊,从樊笼尘网中永远回到自由天地,所以有一种特殊的喜悦之情和清新之感。他后顾前瞻,远眺近观,方宅、草屋、榆柳、桃李、村落、炊烟,以至深巷狗吠、桑颠鸡鸣、无不是田园实景,又无一不构成诗人胸中的真趣。
“暖暖”,远景模糊;“依依”,轻烟袅袅。在这冲淡静谧之中,加几声鸡鸣狗吠,越发点染出乡居生活的宁静幽闲。
结尾四句由写景而写心,“虚室”与“户庭”对应,既指空闲寂静的居室,又指诗人悠然常闲的心境。结尾两句“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回应了诗的开头。这里显示的人格,即非别墅隐士,又非田野农夫。罢官归隐的士大夫有优越的物质生活,锄禾田间的农夫缺乏陶渊明的精神生活,所以陶渊明是真正能领略自然之趣人和哲人。
“返自然”是这首诗的中心题旨。它是诗人人生理想,也是这组田园诗的主旋律。
、真正能从躬耕劳作中获得心灵安适的诗 诗篇生动地描写了诗人归隐后的生活和感受,表现了他对田园生活的热爱。同时又隐含了对官场黑暗腐败的生活的厌恶之感。
晋义熙二年,亦即渊明辞去彭泽令后的次年,诗人写下了《归园田居》五首著名诗篇.这是诗人辞旧我的别词,迎新我的颂歌.它所反映的深刻思想变化,它所表现的精湛圆熟的艺术技巧,不仅为历来研究陶渊明的学者所重视,也使广大陶诗爱好者为之倾倒.
《归园田居》五首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其所以是如此,不仅在于五首诗分别从辞官场,聚亲朋,乐农事,访故旧,欢夜饮几个侧面描绘了诗人丰富充实的隐居生活,更重要的是,就其所抒发的感情而言,是以质性自然,乐在其中的情趣来贯穿这一组诗篇的.诗中虽有感情的动荡,转折,但那种欢愉,达观的明朗色彩是辉映全篇的.
有的论者很乐于称道渊明胸中的"无一点黏着",其实,"黏着"还是有的.即以渊明辞官之际写下的《归去来兮辞》而论,不也还有"奚惆怅而独悲"之句吗 就是说,他心中总还难免有一丝惆怅之感的.真正纯净的灵魂不会是与生俱来的(尽管诗人一再宣称他"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而是在不断地滤除思想杂质的过程中逐渐变得澄澈的.
正如一个人不愿触及心中的隐痛那样,诗人在《归园田居》中也很不愿意提及刚刚从其中拔脱的污秽官场."误落尘网中",就很有点引咎自责的遗憾意味.而"一去三十年",是指自己从29岁"投耒去学仕",到41岁"我岂能为五十斗米向乡里小几折腰"而辞去彭泽县令这宦海沉浮的十三年.然而,今天毕竟如愿以偿了,此刻的心情也就豁然,释然了.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其中洋溢着一种故园依旧,"吾爱吾庐"的一往深情."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檐后榆柳树影婆娑,浓阴匝地,习习清风平息了诗人心中的焦虑.眼前桃李花荣实繁,弄姿堂前,唤起诗人心中多少欢欣.诗人在同无知的草木交流着感情.极目远眺,炊烟融入暮霭,侧耳谛听,依稀听得犬吠鸡鸣.眼前堆案盈几的文牍案卷不见了,代之以心爱的"清琴""异书".嵇康把"人间多事,堆案盈几","宾客盈坐,鸣声聒耳,嚣尘臭处,千变百伎"(《与山巨源绝交书》)视为不堪为官的理由.诗人在这里,也似在有意无意之间地用了"尘杂"这个字眼.他告诉我们,从前苦于应对"尘网"的一切,都没有,也不会再有了.从这个意义上说,确有点儿"虚室"之感;但虚中有实,他重新开始了完全由自己来安排,支配的生活.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久"与"三十年"相映,"樊笼"与"尘网"相映,"自然"与"性"相映,而以一"返"字点明了"魂兮归来"的乐趣.是的,官场消蚀了自己的半生,玷污了自己的"清节",而今天,苦尽甘来,诗人终于得到了欣慰的补偿.
"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我看这两句都应该倒过来理解:"为了罕见人事,我才来到野外,为着免于酬酢,我才住进了僻巷".须知,这不是客观的叙述,而是主观的选择啊.诗人从官场退居到"野外",从"野外"退处到"穷巷","白日掩荆扉",又冥坐室中,"对酒绝尘想".层层防范,躲避尘世唯恐不远,屏绝交游唯恐不及,屏弃俗虑唯恐不尽.诗人是不是太孤寂了,以至有些不近人情呢 不,诗人仿佛要有意消除人们这种错觉,而为我们展开了自己的生活和精神世界:
"时复墟曲人,披草共来往."他虽无"三径"之设,却自有同道频繁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他们共有一个心爱的话题.
乡间的生活是简朴甚至贫困的,清静甚至寂寞的.但是,也正是这样的环境,使人们获得了共同的语言,培育起一种朴质真挚的感情."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移居》)诗人不惜一身清苦,儿辈"幼而饥寒"(《与子俨等疏》),而孜孜以求的,正是这种天地间的真情.
新的生活要从以躬耕洗雪身陷宦海的耻辱开始.也许是官身束缚,体质有所下降的缘故,也许是久别田园,农艺有些荒疏了吧,"草盛豆苗稀",耕耘欠佳.这里流露出来的是一种自惭,自勉之情."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仅从时间上看,也可见诗人决心之大,用力之勤.他清除"荒秽",也是清除心中的杂念.除去了杂草,心中也就宽慰了一些,见出我还是那个"性本爱丘山"的我,还是那个乐于为农,也能够为农的我.荷锄夜归,心情傲然,举头仰望,皓月当空,诗人很像一个凯旋的士兵.辛苦是有的,但正是这辛苦的劳作使他获得了心灵的极大满足.
诗的第四首同第五首实际是一首诗的前后两个部分.诗人怀着意满志得,甚至是带点炫耀的心情造访故友.子侄与俱,笑语不断,披榛寻径,健步而前.他要同故友共忆时岁月,向他们倾诉心曲,同他们畅饮几杯……然而,展现在他眼前的,是"井灶有遗处,桑竹残朽株"的残破景象,听到的是故友"死没无复余"的噩耗.一向通达的诗人也不禁陷入了"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的深沉哀伤之中.
所以,第五首写归来,"怅恨独策还",虽仍有子侄跟随,诗人却不愿多言,形同孤雁,踽踽"独"行;"崎岖历榛曲",一任小径上的灌木丛牵掣他的衣衫.诗人"怅恨"什么呢 惆怅的是人生必然的幻化,恼恨的是自己的不悟.如果早离官场,多同故友相聚些时日,不就实际上最大限度地推迟了这一悲剧的降临
那么,诗人又是如何从这种怅恨的心情中解脱出来的呢
——"山涧清且浅,遇以濯吾足."
也许是因为访友不得的余哀,也许是因为旅途的困顿劳乏,诗人在溪涧边坐下来小憩片刻.这溪水清澈见底,直视无碍;濯足水中,顿时,一股凉意流遍全身,也使他从纷繁的思绪中清醒过来.他仿佛又从悲哀的幻梦中回到了现实中来.我不是到底归来了么 "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归去来兮辞》)人生固然短暂,我不是还有所余无多的宝贵时日 昔人固已凋零,我不是还有许多"披草共来往"的友人
从"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来看,诗人显然已经抹去了笼罩心头的不快的阴云.酒以陈为美,而"新熟酒"一词,一是说明家无余财,二也在点明诗人此刻"喝酒如狂"的迫切心情.这不禁使我想起诗人所著《晋故征西大将军孟府君传》一文中那段有趣的对答:
"(桓)温尝问君(孟嘉):'酒有何好,而卿嗜之 '君笑而答曰:'明公但不得酒中趣尔.'"
如果我们此刻问渊明:"酒有何好,而卿嗜之 "想来他也定会回答我们"但不得酒中趣尔".是啊,这"酒中趣"太丰富,太玄妙了:它消除了诗人一天的疲劳;它排解了访友不得的余哀;它使诗人感受到了生活的真趣;使诗人重又乐观起来,达观起来;它也加深了诗人同邻曲的理解和感情.主客俱欢,频频举觞;暮色降临,诗人胡乱燃起荆柴,学一个"秉烛夜游".满屋烟火之气不仅不使人感到穷酸,反而平添了热烈亲切的气氛.什么人生如寄之悲,什么故旧凋零之叹,一霎时都悄悄地消融在这人生真谛的通达领悟之中了.
"欢来苦夕短,已复至天旭."新的一天开始了,而刚刚开始的新生活不也正如这旭日一般灿烂 这两句是全诗传神的点睛,是乐章的主旋律,是生活的最强音.
通观五首,官场污秽,而终获补偿的欣慰;生活贫困,却有亲朋的挚情;农事辛苦,而得心灵的满足;人生短暂,乃有人生真谛的彻悟.真个是"何陋之有" 这样,诗人就把整个隐居生活,不,整个人生的乐趣,包容到他浑涵汪洋的诗情中去了.这是一种高度的概括,也是一种深刻的揭示.正是在这种同污秽现实截然对立的意义上,《归园田居》达到了完美和谐的艺术意境,开拓出一片"浩浩落落"的精神世界.
诗人的一生并非一帆风顺,他的心中也不是消弭了一切矛盾的静穆世界.诗人的可贵之处在于,在与世族社会相对立的理想田园世界中,他终于发现了自己人格的尊严,朋友的挚情,无地位尊卑,无贫富悬殊差别的人际关系,无尔虞我诈,相互倾轧的人生理想.这是陶诗思想意义的集中反映,也是陶诗平实,质朴,清新,自然风格的源泉.
他描绘的是常景.茅舍草屋,榆柳桃李,南山原野,犬吠鸡鸣,这些在高贵的世族文人看来,也许是难登大雅的,诗人却发现了蕴含其中的朴质,和谐,充满自然本色情趣的真美.
他抒发的是真情.他不是以鉴赏者那种搜奇猎异,见异思迁,短暂浮泛的感情去玩赏,而是以一种乡土之思去体察,去颂赞.所以,他的感情执着,浑厚,广阔,专注.周围的一切都是他生活中无言的伴侣,启动他心灵深处的共鸣.
他阐释的是至理.他理解到的,就是他付诸实施的.他耿直,不孤介;他随和,不趋俗.他从不炫耀,也无须掩饰.辞官场不慕清高,本"性"难易也;乐躬耕为的使心"愿无违";避交游只图弃"绝尘想";悲人生,因为他留恋这短暂,充实的生活."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五柳先生传》)我写我心,仅此足矣.
他拣选的是"易"字.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枯燥的数字一经他化入诗中,就被赋予无限活泼的生命力.一般地说,计数不确是乡里人的一种习惯;特殊地说,它不也正表现出诗人辞官以后那心境的散适澹泊
"远人村,依依墟里烟."远村隐约迷茫,而诗人久久地伫立凝望,不正见出那心理上的切近 炊烟袅袅,天宇苍茫,这同诗人大解脱之后那种宽敞的心境是多么和谐.王维也很企慕这种意境,《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诗云:"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惜乎刻意的观察终不及渊明无意中的感受,斟酌的字眼儿也有逊于渊明用字的浑朴天然.
"山涧清且浅,遇以濯吾足."词因景设,意随词转,暗暗传出心境的微妙变化,大匠运斤,不见斧凿之痕,足当"行云流水"之誉.
"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这一"招"多么传神!足不出户,隔墙一呼,而知邻曲必不见怪,招之即来.相形之下,反觉"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孟浩然《过故人庄》)之为繁缛了.
他如: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之喻,何等灵动贴切.
至若"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诸句,风韵天然,如谣似谚,几与口语无异.
刘勰《文心雕龙·练字》云:"自晋来用字,率从简易,时并习易,人谁取难."但真正练易字而臻于化境者,其唯渊明乎!
常景,真情,至理,易字,这就是渊明的艺术情趣,这就是渊明一生的艺术写照.
又:(其一)诗的开篇说,年轻时就没有适应世俗的性格,生来就喜爱大自然的风物。“误落尘网中”,很有些自责追悔的意味。以“尘网”比官场,见出诗人对污浊官场的鄙夷和厌恶。
“羁鸟”、“池鱼”都是失去自由的动物,陶渊明用来自喻,表明他正像鸟恋归林、鱼思故渊一样地思恋美好的大自然,回到自然,也即重获自由。那么生计如何维持呢?“开荒南野际”就可以弥补以前的过失,得以“守拙归园田”了。
接下来描述恬淡自然、清静安谧的田园风光。虽然陶渊明从小生活在庐山脚下,这里的丘山、村落原本十分熟悉,但这次是挣脱官场羁绊,从樊笼尘网中永远回到自由天地,所以有一种特殊的喜悦之情和清新之感。他后顾前瞻,远眺近观,方宅、草屋、榆柳、桃李、村落、炊烟,以至深巷狗吠、桑颠鸡鸣、无不是田园实景,又无一不构成诗人胸中的真趣。
“暖暖”,远景模糊;“依依”,轻烟袅袅。在这冲淡静谧之中,加几声鸡鸣狗吠,越发点染出乡居生活的宁静幽闲。
结尾四句由写景而写心,“虚室”与“户庭”对应,既指空闲寂静的居室,又指诗人悠然常闲的心境。结尾两句“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回应了诗的开头。这里显示的人格,即非别墅隐士,又非田野农夫。罢官归隐的士大夫有优越的物质生活,锄禾田间的农夫缺乏陶渊明的精神生活,所以陶渊明是真正能领略自然之趣人和哲人。
“返自然”是这首诗的中心题旨。它是诗人人生理想,也是这组田园诗的主旋律。
、真正能从躬耕劳作中获得心灵安适的诗 诗篇生动地描写了诗人归隐后的生活和感受,表现了他对田园生活的热爱。同时又隐含了对官场黑暗腐败的生活的厌恶之感。
文学史及文化史上,有两类现象比较值得注意:一是归隐,一是流亡。它们常常被人同“精神”“自由”“抗争”一类的词联系在一起,同时又往往呈竹篱月箫、风沙渺茫的诗意世界。而这两者背后的许多“不得已”与痛苦辛酸多是被遮蔽了的。本文试就“隐逸诗人之宗”(1)陶渊明来浅谈一下“被诗化了的归隐”。
陶渊明的归隐之路不仅不是诗化的、浪漫的,而且是“不得已的”。这就要探究陶的政治理想与思想基础。陶是名将陶侃之后,深受着儒家思想的影响。逯钦立说,“从陶的诗文看,他是喜爱六经深受封建教养的”(2), “陶渊明少年时代的主导思想来自当时的儒家经学,者决定了他的从政理想和事业心,乃至决定了他的一生的伦理道德观点”(3)。
这里摘录陶的部分诗文,以为佐证:
“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
“先师遗训,余岂云坠。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不敢至”(《荣木》)
“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行行向不惑,淹留遂无成”(《饮酒二十首》)
从陶的时代及生活的环境来看,他所可能受的影响是庞杂的。但对于一生地位地下、生活艰难的陶渊明来说,他的体验是切身的、坚实的,所以佛家、道家等思想不大可能影响到他的骨子里去,甚至他的归隐也不是如其他一些士人那样主要来源于佛、道的影响,而是主要受儒家的“君子安贫乐道”的影响。
我之所以反感诗化归隐的行为,一部分是因为这种思维方式忽视或弱化了经济、政治等“物”的因素对人的影响。以陶渊明的出仕问题为例,陶在《归去来辞》的序中说“于时风波未静,心惮远役,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可见陶是为了生活而求官的。逯钦立在分析陶仕于恒玄的原因时也说他“企图以禄代耕”(4),但同时,逯更指出,陶是一个“深受封建教养怀有政治理想愿望在政治上有所成就的人”(5),他后来仕于刘裕,东下附“义”,也是出于“封建正统思想”的影响。这与前面提到的陶的思想基础显然是一个自然的逻辑过程,所以,陶在最后决定终身隐居的时候,他的心情实际上是复杂和矛盾的。“一方面,他摆脱了封建统治罗网,感到极大庆幸与愉快”,“另一方面,归隐就要终身放弃政治理想,就要遭受饥寒痛苦”(6)。
如此看来,归隐并不是陶的“心甘情愿”,而是“不得已”,“陶之所以成为一个隐士,决定于他的思想见解和道德品质,更是决定于他生活的历史时代和社会风气”(7)。也正是由于如此,鲁迅先生说,“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十一个人”,又说:“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8)。
那么,为什么在后世这个不得已而为之的归隐被渲染抬高,成为一种卓绝的姿态、士大夫的归宿乃至精神堡垒了呢?在分析之前,笔者欲先解决一个逻辑问题:即“陶的归隐,并不是使他成为伟大诗人的充分条件或因素”(9)。陶是在归隐生活中体现了他的伟大,而不是“因为归隐所以伟大”,并恰恰因为他并不是一上来就选择归隐,而是有过艰难的探索才显出伟大的。而且,“诗人本身并没有把隐居看的了不起,他说‘褴褛茅檐下,未足为高栖’,他说‘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10)。
笔者认为,后世抬高归隐是由于陶所经历的“时代与社会黑暗”的现象反复出现,而归隐显然是一条极佳的解脱之路。即它更具现实操作性,并且在入世/出世之间保留了后路。抬高、诗化归隐又可以抬高士人的面子与傲气。实际上后世许多人就依靠这种姿态被视为“高人”、“贤人”、“真人”,甚至又由此走上仕途。
与佛、道的与世隔绝相比,归隐生活仍然是现实的、不排斥许多俗世的幸福。与阮籍的“大人先生”式的“遗俗而独往”相比,归隐生活又是“一个穷苦到至于乞食的庶族士人面对现实所能寻求到的自我安慰”(11)。“它既没有玄学的‘大人先生’式的理想那样高不可攀,也没有佛学那样的神秘虚幻,而能在最平凡的日常生活实现一种审美的超越”(12)。自由、平静、安乐,受到后世赞赏也便是理所当然的了。
而要考察归隐后的陶渊明,便不能不提《桃花源记》。可以说,这是“一篇现实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作品”(13),“是同陶渊明的人生理想、审美理想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其主要意义不在提出一种社会或政治理想”(14),长期的农耕劳动和生活斗争,使陶渊明逐步接近农民、了解农民,并由此设想一个理想的社会:人人劳动、天下平等。熟悉历史唯物主义的人可以很轻巧地看出这里的问题,但陶的价值在于虽然他的政治理想是空无的、反历史的、倒退的,但他从劳动人民那里获得了坚实的基础,拥有对人生艰难的深刻体验以及在这种体验之后仍然不失去对人生的亲切爱恋的感情,这使得他在人性的建设上做出了不朽的贡献,甚至对政治也还奇妙地发生了一点良性作用。笔者在这里无意于对其局限做出另一种诗化掩蔽,而是感慨:只要一个人足够“真”,能够抓住生活的内在矛盾,能够不完全脱离现实,即使走错了一些路,也还是能获得好的价值的。列宁说过,聪明的唯心主义要比愚蠢的唯物主义强,便是这道理。
笔者认为,陶渊明的这种“真”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自然的热爱;一是对人生的哀伤
梁启超评价陶渊明时曾经说,“自然界是他爱恋的伴侣,常常对着他笑”(15)。确如其言,陶在自然与哲理之间打开了一条通道,在生活的困苦与自然的旨趣之间达到了一种和解。连最平凡的农村生活景象在他的笔下也显示出了一种无穷的意味深长的美。笔者试撷几例于下: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户庭无杂尘,虚室有余闲。”(《归田园居五首》)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同上》)
“日入室中暗,荆薪代明烛。欢来苦夕短,已复至天旭”(《同上》)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饮酒二十首》)
“清歌散新声,绿酒开芳颜;未知明日事,余襟良已殚”(《诸人共游周家墓柏下》)
而在对人生的哀伤上,陶渊明是深情的,毫无矫揉做作的,如“家为逆旅社,我如当去客;去去欲何之?南山有旧宅”(《杂诗八首》)又如“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挽歌诗三首》)这种大彻大悟的哀伤总让我想起德国伟大诗人里尔克,为避免偏题,此处略过不谈。
再回到鲁迅先生的话,“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我们不能不为先生的深刻而折服。我们应该认识到过分诗化归隐既是对陶的歪曲(忽视了他艰难的探索),也是对后学的误导(弱化了在现实中寻求进步的热情),尤其是如果不批判陶的及时行乐的思想(虽然这也是他“解除内心痛苦和全身避祸的方式”),那么,这极可能成为后人退缩消沉的一个借口,而没有比这更是对陶的侮辱了。要知道后来的“公安三袁”虽深信李贽的思想,却好之而不行之,放不下花天酒地的快乐。人的“惰性”(犹指思想意义上的)是客观的、顽固的,而任何一点借口都足以让这惰性抓住不放。
洋洋洒洒写下来,还是没有论清“归隐为什么被诗化了”,这可能还要朝文士的心理等诸方面去探寻,但我想关于“归隐为什么不该被诗化”还是做出了一些拙陋的解答。若是如此也算一点进步了,记为自勉!
注释:
(1)出自钟嵘《诗品》
(2)(3)(4)(5)(6)(7)(9)(10)(13)分别出自逯钦立《汉魏六朝文学论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P248、P252、P267、P267、P274、P272、P274、P275、P288。
(8)《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六---七,转引自李泽厚、刘纲纪主编《中国美学史》第二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7。
(11)(12)(14)出自《中国美学史》第二卷,P389、P389、P391。
(15)转引自逯钦立《汉魏六朝文学论集》
2003,4,26作
陶渊明,我国文学史上伟大诗人之一,他的创作开创了田园诗一体,为我国古典诗歌开创了一个新的境界。从古至今,有很多人喜欢陶渊明固守寒庐,寄意田园,超凡脱俗的人生哲学,以及他冲淡渺远,恬静自然,无与伦比的艺术风格。然而当我们陶醉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美妙氛围中时,不禁会发出疑问——陶渊明为何会归隐田园?他的隐居生活究竟怎样?对此,历来世说纷纭,本文结合陶渊明的诗歌试对此作出探讨。
一
陶渊明生于公元365年,一名潜,字元亮,世号靖节,寻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陶渊明少年时受家统和儒经的影响,怀有兼济天下大济苍生的壮志。但是,由于门阀制度的存在,庶族寒门出生的人不可能突破门阀士族对高官权位的垄断,在这样的情况下,陶渊明的理想是难以化为现实的,他理想的梦幻注定会破灭。陶渊明直到二十九岁的“高龄”才出仕为官,但终其一生,他所做的也不过是祭酒、参军、县丞一类的芝麻小官,不仅壮志无法施展,而且不得不在苟合取容中降志辱身和一些官场人物周旋委蛇。
到他三十九岁时,多年来的经历使他的思想发生了质的变化,他开始转向躬耕自己自足,追求心灵的宁静与澹泊。此后,他又为彭泽令,因不愿为五斗米折腰,上任八十余日就解印挂职而归。从此,他结束了他仕途的努力和曾经的彷徨,义无返顾地走上了归隐田园之路。
自四十一岁归隐田园之后,陶渊明确确实实享受了一段“遥遥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的田园乐趣。然而书香门第出来的陶渊明毕竟不是稼穑的好手,“开荒南野际”的辛勤也未必能使他过上衣食无忧的小康生活。义熙四年在陶渊明四十四岁时,一场灾祸更使得他全家一贫如洗。这年夏天,诗人笔下洋溢着生活气息的“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被一场无情的大火烧光了,全家只好寄居在船上,靠亲朋好友的接济过活。
永初三年(422年)陶渊明五十八岁时生活以近绝境,其情状反映在《有会而作》一诗中,“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长饥。菽麦实所羡,孰敢慕甘肥!”元嘉四年(427年),诗人贫病交加,在其《挽歌诗》中第二首自挽诗中,诗人对死后可以“鼓腹无所思”的幻想读来让人心酸:“在昔无酒饮,今但湛空觚。春醪生蜉蚁,何时更能尝。肴案盈我前,亲旧哭我傍”。元嘉四年(427年)十一月,六十三岁的陶渊明黯然瞑目。
二
关于陶渊明的出仕与隐退,人们习惯于从社会大环境崇尚隐逸之风和他内儒外道的思想去解释。其实,抓住陶渊明五次仕宦经历,历史地具体地去分析他为何隐退守拙的原因,可以得出一些新的认识。笔者认为可归结为两点:一是陶渊明本性使然,一是社会现实使然。
陶渊明性格的本质特征是追求心灵的最大自由和心态的闲适优雅,仕宦生活不符合他崇尚自然的本性。陶渊明处于一个崇尚自由、玄风扇炽的时代,政治上的篡夺和杀伐使一意寻求避祸全身的士人极易形成隐逸的品格。陶渊明隐逸性情的形成,应当说与东晋士族文人这种普遍企羡隐逸,追求精神自由的风尚不无关系。就是这种崇尚自然、悠然洒脱的天然禀赋,使他不堪“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而最终挂官归田。他写了《归去来辞》,在诗中他十分坦诚地讲,就任县令,是为生计所迫;之所以辞职,是因为“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超然的性格使他宁可饿肚子,也不愿违心地逢迎上司而混迹官场了。在《归田园居》中,诗人歌道:“少无适俗韵,性本爱山丘。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年。羁身恋归林,池鱼思故渊。”“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短短几句,对仕途的厌恶之情溢于言表。因“质性自然”“本爱山丘”,视仕宦之途为樊笼的陶渊明,终辞职归隐,抛离尘杂,返归自然。
陶渊明归隐田园不仅要与他率真的个性结合考虑,更要从广阔的政治背景以及他的仕宦生涯去体察,他的入世与出世可以说都与当时的社会现实有关。陶渊明虽最终解职归田,但他少壮时,却是有一番建功立业、兼济天下的思想的。在《饮酒》、《杂诗》等诗歌中,他曾道:“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表明了他并非一开始就有出世的想法。他出生于世代官宦的家庭,又是元勋之后,也曾期望在仕途中有所进取,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但他所处的东晋末年时局动荡:宗室内部的斗争,军阀对政权的野心,不断引起血腥的杀戮乃至激烈的火拼。这种社会动乱不仅给人民带来灾难,同时在社会上层也造成严重的不安感。这使陶渊明的政治雄心不得不有所消减。另外,在这种权力争夺之中,一切卑污血腥的阴谋,无不打着崇高道义的幌子,这使秉性真淳的陶渊明也难以忍受。从晋孝武帝太元十八年,二十九岁的陶渊明第一次出来做官,到四十二岁挂冠归田共十三年。这期间,陶渊明一直处于“出世”与“入世”的矛盾斗争中,这在他的诗中多有体现。在《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等诗中,他叹道:“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聘”,诗中蕴籍着诗人太多的失望和悲慨,可以看出诗人也曾为是否归田有过痛苦的徘徊和犹豫,但终究“爱丘山”的夙愿压倒了“逸四海”的猛志,他终于找到了他最终的路——归隐田园。所以说,他的归隐是社会现实使然,是他的思想与社会现实无法调和的结果。
三
从陶渊明归隐后的生活来看,陶渊明的归隐不同于东晋时借归隐买名邀誉的其他隐士,他是真隐,是一种人生的选择,是一种“举世皆浊”、“众人皆醉”的厌恶。且看陶渊明一生大致经历:始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后仕职于桓玄、刘裕、刘敬宣的幕下,最后任职彭泽令八十余日,因不肯为五斗米向乡里小人折腰,毅然辞职归耕田园。后有人劝他再度出仕为刘宋王朝服务,他宁愿贫病交加,穷困潦倒也不愿再涉官场。可以说,陶渊明归隐得真守拙得真。在《归园田居》、《饮酒》等诗中,诗人对自己归隐后的生活作了描写,“白日掩柴扉,对酒绝尘想。时复墟里人,披草共往来。相见天杂言,但道桑麻长。”“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些别人都瞧不上眼的乡村、平凡的事物、乡间生活,在诗人笔下却是那样的优美、宁静,显得格外亲切。归隐后的陶渊明还亲自参加生产劳动,接近劳动人民,歌颂劳动,这使得他的田园诗更具劳动生活气息。《癸卯岁始春怀左田舍》、《归园田居》、《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等,都描写了诗人参加劳动的情况:“在昔闻南苗,当年竟未践。屡空既有人,春兴岂自免。夙晨装吾驾,启涂情已缅。”癸“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晨出肆微勤,日人负来还。”“温原长如此,躬耕非所叹。”在早出晚归的辛勤耕作中,诗人与劳动人民的关系更为密切,对劳动人民的感情也更为真挚:“且入相与归,壶浆劳近邻”,“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清晨闻叩门,倒裳往自开。问于为谁欤,田父有好怀。壶觚远见候,疑我与时乘。”从这些诗中,我们可以看出,在这种闲适的田园生活中,诗人心情自然而宁静,达到了心灵发展的真正和谐的境地,这才是真正的归隐。
陶渊明的隐居生活并非完全的出世,他隐居的本身就是对于黑暗现实不同流合污的一种反抗,这和逃避现实不一样。诗人在农村长期参与田间劳作,感情上越来越贴近劳动人民,更了解人民疾苦,在他的诗中对劳动人民的贫寒生活以及仕途的黑暗虚伪多有反映。他在诗中写到:“夏日常抱饥,寒夜无被眠”,“旧谷既没,新谷未登,颇为老农,而值年灾,日月尚悠,为患未已”,“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重华去我久,贫上世相寻”。虽然归隐田园,但诗人心中并不平静,他不愿也不可能完全抛却社会现实,他将自己未尽的政治理想寄寓诗中。在《桃花园记》里,诗人描述了一个心中的理想社会:“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重孺纵行歌,斑白欢游诣”,人人都“怡然自乐”。这里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劳动,大家过着富庶和平的生活。这个“世外桃源”反映了诗人美好的愿望,它和当时黑暗的社会现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是诗人对现实社会的一种否定。它是诗人归田后对农村生活实践的结晶,是诗人思想进一步发展的结果。这也足以证明,归隐后的陶渊明并未完全脱离现实。
从陶渊明的归隐和他归隐后的生活可以看出,陶渊明向往的社会是和平与安宁、自耕自食、无竞逐、无虚伪、没有相互压迫和残害的社会;追求的人生是淳朴真诚,淡泊高远,无身外之求的人生;喜爱的人生环境,也是恬静而充满自然之趣的乡村。由于这些追求,使他大多数的田园诗呈现出冲淡平和、旷洁悠远的外貌,但其背后却充满了对现实社会的憎恶与不安,对人生短促、身感无所感的焦虑。所以正如鲁迅先生所说:“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
陶渊明的归隐之路不仅不是诗化的、浪漫的,而且是“不得已的”。这就要探究陶的政治理想与思想基础。陶是名将陶侃之后,深受着儒家思想的影响。逯钦立说,“从陶的诗文看,他是喜爱六经深受封建教养的”(2), “陶渊明少年时代的主导思想来自当时的儒家经学,者决定了他的从政理想和事业心,乃至决定了他的一生的伦理道德观点”(3)。
这里摘录陶的部分诗文,以为佐证:
“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
“先师遗训,余岂云坠。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不敢至”(《荣木》)
“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行行向不惑,淹留遂无成”(《饮酒二十首》)
从陶的时代及生活的环境来看,他所可能受的影响是庞杂的。但对于一生地位地下、生活艰难的陶渊明来说,他的体验是切身的、坚实的,所以佛家、道家等思想不大可能影响到他的骨子里去,甚至他的归隐也不是如其他一些士人那样主要来源于佛、道的影响,而是主要受儒家的“君子安贫乐道”的影响。
我之所以反感诗化归隐的行为,一部分是因为这种思维方式忽视或弱化了经济、政治等“物”的因素对人的影响。以陶渊明的出仕问题为例,陶在《归去来辞》的序中说“于时风波未静,心惮远役,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可见陶是为了生活而求官的。逯钦立在分析陶仕于恒玄的原因时也说他“企图以禄代耕”(4),但同时,逯更指出,陶是一个“深受封建教养怀有政治理想愿望在政治上有所成就的人”(5),他后来仕于刘裕,东下附“义”,也是出于“封建正统思想”的影响。这与前面提到的陶的思想基础显然是一个自然的逻辑过程,所以,陶在最后决定终身隐居的时候,他的心情实际上是复杂和矛盾的。“一方面,他摆脱了封建统治罗网,感到极大庆幸与愉快”,“另一方面,归隐就要终身放弃政治理想,就要遭受饥寒痛苦”(6)。
如此看来,归隐并不是陶的“心甘情愿”,而是“不得已”,“陶之所以成为一个隐士,决定于他的思想见解和道德品质,更是决定于他生活的历史时代和社会风气”(7)。也正是由于如此,鲁迅先生说,“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十一个人”,又说:“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8)。
那么,为什么在后世这个不得已而为之的归隐被渲染抬高,成为一种卓绝的姿态、士大夫的归宿乃至精神堡垒了呢?在分析之前,笔者欲先解决一个逻辑问题:即“陶的归隐,并不是使他成为伟大诗人的充分条件或因素”(9)。陶是在归隐生活中体现了他的伟大,而不是“因为归隐所以伟大”,并恰恰因为他并不是一上来就选择归隐,而是有过艰难的探索才显出伟大的。而且,“诗人本身并没有把隐居看的了不起,他说‘褴褛茅檐下,未足为高栖’,他说‘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10)。
笔者认为,后世抬高归隐是由于陶所经历的“时代与社会黑暗”的现象反复出现,而归隐显然是一条极佳的解脱之路。即它更具现实操作性,并且在入世/出世之间保留了后路。抬高、诗化归隐又可以抬高士人的面子与傲气。实际上后世许多人就依靠这种姿态被视为“高人”、“贤人”、“真人”,甚至又由此走上仕途。
与佛、道的与世隔绝相比,归隐生活仍然是现实的、不排斥许多俗世的幸福。与阮籍的“大人先生”式的“遗俗而独往”相比,归隐生活又是“一个穷苦到至于乞食的庶族士人面对现实所能寻求到的自我安慰”(11)。“它既没有玄学的‘大人先生’式的理想那样高不可攀,也没有佛学那样的神秘虚幻,而能在最平凡的日常生活实现一种审美的超越”(12)。自由、平静、安乐,受到后世赞赏也便是理所当然的了。
而要考察归隐后的陶渊明,便不能不提《桃花源记》。可以说,这是“一篇现实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作品”(13),“是同陶渊明的人生理想、审美理想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其主要意义不在提出一种社会或政治理想”(14),长期的农耕劳动和生活斗争,使陶渊明逐步接近农民、了解农民,并由此设想一个理想的社会:人人劳动、天下平等。熟悉历史唯物主义的人可以很轻巧地看出这里的问题,但陶的价值在于虽然他的政治理想是空无的、反历史的、倒退的,但他从劳动人民那里获得了坚实的基础,拥有对人生艰难的深刻体验以及在这种体验之后仍然不失去对人生的亲切爱恋的感情,这使得他在人性的建设上做出了不朽的贡献,甚至对政治也还奇妙地发生了一点良性作用。笔者在这里无意于对其局限做出另一种诗化掩蔽,而是感慨:只要一个人足够“真”,能够抓住生活的内在矛盾,能够不完全脱离现实,即使走错了一些路,也还是能获得好的价值的。列宁说过,聪明的唯心主义要比愚蠢的唯物主义强,便是这道理。
笔者认为,陶渊明的这种“真”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自然的热爱;一是对人生的哀伤
梁启超评价陶渊明时曾经说,“自然界是他爱恋的伴侣,常常对着他笑”(15)。确如其言,陶在自然与哲理之间打开了一条通道,在生活的困苦与自然的旨趣之间达到了一种和解。连最平凡的农村生活景象在他的笔下也显示出了一种无穷的意味深长的美。笔者试撷几例于下: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户庭无杂尘,虚室有余闲。”(《归田园居五首》)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同上》)
“日入室中暗,荆薪代明烛。欢来苦夕短,已复至天旭”(《同上》)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饮酒二十首》)
“清歌散新声,绿酒开芳颜;未知明日事,余襟良已殚”(《诸人共游周家墓柏下》)
而在对人生的哀伤上,陶渊明是深情的,毫无矫揉做作的,如“家为逆旅社,我如当去客;去去欲何之?南山有旧宅”(《杂诗八首》)又如“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挽歌诗三首》)这种大彻大悟的哀伤总让我想起德国伟大诗人里尔克,为避免偏题,此处略过不谈。
再回到鲁迅先生的话,“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我们不能不为先生的深刻而折服。我们应该认识到过分诗化归隐既是对陶的歪曲(忽视了他艰难的探索),也是对后学的误导(弱化了在现实中寻求进步的热情),尤其是如果不批判陶的及时行乐的思想(虽然这也是他“解除内心痛苦和全身避祸的方式”),那么,这极可能成为后人退缩消沉的一个借口,而没有比这更是对陶的侮辱了。要知道后来的“公安三袁”虽深信李贽的思想,却好之而不行之,放不下花天酒地的快乐。人的“惰性”(犹指思想意义上的)是客观的、顽固的,而任何一点借口都足以让这惰性抓住不放。
洋洋洒洒写下来,还是没有论清“归隐为什么被诗化了”,这可能还要朝文士的心理等诸方面去探寻,但我想关于“归隐为什么不该被诗化”还是做出了一些拙陋的解答。若是如此也算一点进步了,记为自勉!
注释:
(1)出自钟嵘《诗品》
(2)(3)(4)(5)(6)(7)(9)(10)(13)分别出自逯钦立《汉魏六朝文学论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P248、P252、P267、P267、P274、P272、P274、P275、P288。
(8)《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六---七,转引自李泽厚、刘纲纪主编《中国美学史》第二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7。
(11)(12)(14)出自《中国美学史》第二卷,P389、P389、P391。
(15)转引自逯钦立《汉魏六朝文学论集》
2003,4,26作
陶渊明,我国文学史上伟大诗人之一,他的创作开创了田园诗一体,为我国古典诗歌开创了一个新的境界。从古至今,有很多人喜欢陶渊明固守寒庐,寄意田园,超凡脱俗的人生哲学,以及他冲淡渺远,恬静自然,无与伦比的艺术风格。然而当我们陶醉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美妙氛围中时,不禁会发出疑问——陶渊明为何会归隐田园?他的隐居生活究竟怎样?对此,历来世说纷纭,本文结合陶渊明的诗歌试对此作出探讨。
一
陶渊明生于公元365年,一名潜,字元亮,世号靖节,寻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陶渊明少年时受家统和儒经的影响,怀有兼济天下大济苍生的壮志。但是,由于门阀制度的存在,庶族寒门出生的人不可能突破门阀士族对高官权位的垄断,在这样的情况下,陶渊明的理想是难以化为现实的,他理想的梦幻注定会破灭。陶渊明直到二十九岁的“高龄”才出仕为官,但终其一生,他所做的也不过是祭酒、参军、县丞一类的芝麻小官,不仅壮志无法施展,而且不得不在苟合取容中降志辱身和一些官场人物周旋委蛇。
到他三十九岁时,多年来的经历使他的思想发生了质的变化,他开始转向躬耕自己自足,追求心灵的宁静与澹泊。此后,他又为彭泽令,因不愿为五斗米折腰,上任八十余日就解印挂职而归。从此,他结束了他仕途的努力和曾经的彷徨,义无返顾地走上了归隐田园之路。
自四十一岁归隐田园之后,陶渊明确确实实享受了一段“遥遥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的田园乐趣。然而书香门第出来的陶渊明毕竟不是稼穑的好手,“开荒南野际”的辛勤也未必能使他过上衣食无忧的小康生活。义熙四年在陶渊明四十四岁时,一场灾祸更使得他全家一贫如洗。这年夏天,诗人笔下洋溢着生活气息的“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被一场无情的大火烧光了,全家只好寄居在船上,靠亲朋好友的接济过活。
永初三年(422年)陶渊明五十八岁时生活以近绝境,其情状反映在《有会而作》一诗中,“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长饥。菽麦实所羡,孰敢慕甘肥!”元嘉四年(427年),诗人贫病交加,在其《挽歌诗》中第二首自挽诗中,诗人对死后可以“鼓腹无所思”的幻想读来让人心酸:“在昔无酒饮,今但湛空觚。春醪生蜉蚁,何时更能尝。肴案盈我前,亲旧哭我傍”。元嘉四年(427年)十一月,六十三岁的陶渊明黯然瞑目。
二
关于陶渊明的出仕与隐退,人们习惯于从社会大环境崇尚隐逸之风和他内儒外道的思想去解释。其实,抓住陶渊明五次仕宦经历,历史地具体地去分析他为何隐退守拙的原因,可以得出一些新的认识。笔者认为可归结为两点:一是陶渊明本性使然,一是社会现实使然。
陶渊明性格的本质特征是追求心灵的最大自由和心态的闲适优雅,仕宦生活不符合他崇尚自然的本性。陶渊明处于一个崇尚自由、玄风扇炽的时代,政治上的篡夺和杀伐使一意寻求避祸全身的士人极易形成隐逸的品格。陶渊明隐逸性情的形成,应当说与东晋士族文人这种普遍企羡隐逸,追求精神自由的风尚不无关系。就是这种崇尚自然、悠然洒脱的天然禀赋,使他不堪“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而最终挂官归田。他写了《归去来辞》,在诗中他十分坦诚地讲,就任县令,是为生计所迫;之所以辞职,是因为“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超然的性格使他宁可饿肚子,也不愿违心地逢迎上司而混迹官场了。在《归田园居》中,诗人歌道:“少无适俗韵,性本爱山丘。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年。羁身恋归林,池鱼思故渊。”“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短短几句,对仕途的厌恶之情溢于言表。因“质性自然”“本爱山丘”,视仕宦之途为樊笼的陶渊明,终辞职归隐,抛离尘杂,返归自然。
陶渊明归隐田园不仅要与他率真的个性结合考虑,更要从广阔的政治背景以及他的仕宦生涯去体察,他的入世与出世可以说都与当时的社会现实有关。陶渊明虽最终解职归田,但他少壮时,却是有一番建功立业、兼济天下的思想的。在《饮酒》、《杂诗》等诗歌中,他曾道:“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表明了他并非一开始就有出世的想法。他出生于世代官宦的家庭,又是元勋之后,也曾期望在仕途中有所进取,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但他所处的东晋末年时局动荡:宗室内部的斗争,军阀对政权的野心,不断引起血腥的杀戮乃至激烈的火拼。这种社会动乱不仅给人民带来灾难,同时在社会上层也造成严重的不安感。这使陶渊明的政治雄心不得不有所消减。另外,在这种权力争夺之中,一切卑污血腥的阴谋,无不打着崇高道义的幌子,这使秉性真淳的陶渊明也难以忍受。从晋孝武帝太元十八年,二十九岁的陶渊明第一次出来做官,到四十二岁挂冠归田共十三年。这期间,陶渊明一直处于“出世”与“入世”的矛盾斗争中,这在他的诗中多有体现。在《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等诗中,他叹道:“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聘”,诗中蕴籍着诗人太多的失望和悲慨,可以看出诗人也曾为是否归田有过痛苦的徘徊和犹豫,但终究“爱丘山”的夙愿压倒了“逸四海”的猛志,他终于找到了他最终的路——归隐田园。所以说,他的归隐是社会现实使然,是他的思想与社会现实无法调和的结果。
三
从陶渊明归隐后的生活来看,陶渊明的归隐不同于东晋时借归隐买名邀誉的其他隐士,他是真隐,是一种人生的选择,是一种“举世皆浊”、“众人皆醉”的厌恶。且看陶渊明一生大致经历:始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后仕职于桓玄、刘裕、刘敬宣的幕下,最后任职彭泽令八十余日,因不肯为五斗米向乡里小人折腰,毅然辞职归耕田园。后有人劝他再度出仕为刘宋王朝服务,他宁愿贫病交加,穷困潦倒也不愿再涉官场。可以说,陶渊明归隐得真守拙得真。在《归园田居》、《饮酒》等诗中,诗人对自己归隐后的生活作了描写,“白日掩柴扉,对酒绝尘想。时复墟里人,披草共往来。相见天杂言,但道桑麻长。”“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些别人都瞧不上眼的乡村、平凡的事物、乡间生活,在诗人笔下却是那样的优美、宁静,显得格外亲切。归隐后的陶渊明还亲自参加生产劳动,接近劳动人民,歌颂劳动,这使得他的田园诗更具劳动生活气息。《癸卯岁始春怀左田舍》、《归园田居》、《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等,都描写了诗人参加劳动的情况:“在昔闻南苗,当年竟未践。屡空既有人,春兴岂自免。夙晨装吾驾,启涂情已缅。”癸“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晨出肆微勤,日人负来还。”“温原长如此,躬耕非所叹。”在早出晚归的辛勤耕作中,诗人与劳动人民的关系更为密切,对劳动人民的感情也更为真挚:“且入相与归,壶浆劳近邻”,“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清晨闻叩门,倒裳往自开。问于为谁欤,田父有好怀。壶觚远见候,疑我与时乘。”从这些诗中,我们可以看出,在这种闲适的田园生活中,诗人心情自然而宁静,达到了心灵发展的真正和谐的境地,这才是真正的归隐。
陶渊明的隐居生活并非完全的出世,他隐居的本身就是对于黑暗现实不同流合污的一种反抗,这和逃避现实不一样。诗人在农村长期参与田间劳作,感情上越来越贴近劳动人民,更了解人民疾苦,在他的诗中对劳动人民的贫寒生活以及仕途的黑暗虚伪多有反映。他在诗中写到:“夏日常抱饥,寒夜无被眠”,“旧谷既没,新谷未登,颇为老农,而值年灾,日月尚悠,为患未已”,“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重华去我久,贫上世相寻”。虽然归隐田园,但诗人心中并不平静,他不愿也不可能完全抛却社会现实,他将自己未尽的政治理想寄寓诗中。在《桃花园记》里,诗人描述了一个心中的理想社会:“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重孺纵行歌,斑白欢游诣”,人人都“怡然自乐”。这里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劳动,大家过着富庶和平的生活。这个“世外桃源”反映了诗人美好的愿望,它和当时黑暗的社会现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是诗人对现实社会的一种否定。它是诗人归田后对农村生活实践的结晶,是诗人思想进一步发展的结果。这也足以证明,归隐后的陶渊明并未完全脱离现实。
从陶渊明的归隐和他归隐后的生活可以看出,陶渊明向往的社会是和平与安宁、自耕自食、无竞逐、无虚伪、没有相互压迫和残害的社会;追求的人生是淳朴真诚,淡泊高远,无身外之求的人生;喜爱的人生环境,也是恬静而充满自然之趣的乡村。由于这些追求,使他大多数的田园诗呈现出冲淡平和、旷洁悠远的外貌,但其背后却充满了对现实社会的憎恶与不安,对人生短促、身感无所感的焦虑。所以正如鲁迅先生所说:“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
陶渊明的归园田居 急求“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这首诗的赏析
原文: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译文;
南山下我种的豆子地里,杂草丛生豆苗却很稀.一大早到了地里清除杂草,月亮出来扛着锄头往家里走.小路狭窄却长满了的杂草,夜晚的露水打湿了我的衣服;湿了衣服并不可惜,只希望不要违了我的心意.
赏析:
这首诗写了田园艰辛的劳作,从中反映了诗人安贫乐道淡泊名利的高尚情操.“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种豆希望得豆,无奈草盛豆苗稀少.人生在世总有不如意的事情,但诗人有一颗淡泊的心.即使豆苗稀少也无所谓,多付出一些辛苦罢了.一大早就上地除草,直到月亮出来了才扛着锄头往家走.“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在平淡的叙事中显现出隐士安贫乐道的守朴境界,在早晨清新的空气中,带露的青草和豆苗欣欣然一片绿意,弯腰锄草的劳作者,淹没在一片绿海中,多么和谐的意境.夜晚明媚的月亮静悄悄的跟在荷锄者身后,走过弯弯曲曲的小路送劳作者回家,多么的惬意和谐.这是人与自然美妙的情趣交融,是诗人挣脱尘网回归园田的理想境界.“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诗人走过杂草丛生的乡间小路,晶莹的露水打湿了他的衣服,衣服虽然湿了,但是并不可惜,因为诗人体验到了清静舒心的生活乐趣和自然和谐的人生真谛.“但使愿无违”道出了此诗的主旨,虽然从早到晚辛苦劳作,也难免有“草盛豆苗稀”的不如意,但折腰锄禾的辛苦远比“为五斗米折腰”的官场生涯轻松愉悦的多.同是折腰,意义却大相径庭.一是心甘情愿的生存行为,一是违心的人性扭曲.这里暗合了诗人对田园自由生活的向往,和不愿受世俗污流羁绊的意愿,表现了诗人热爱田园生活,憎恶黑暗官场的人生态度,反映了诗人高洁傲岸淡泊名利的精神品质.
本诗语言平淡,诗意醇美.情趣与意趣和谐统一.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译文;
南山下我种的豆子地里,杂草丛生豆苗却很稀.一大早到了地里清除杂草,月亮出来扛着锄头往家里走.小路狭窄却长满了的杂草,夜晚的露水打湿了我的衣服;湿了衣服并不可惜,只希望不要违了我的心意.
赏析:
这首诗写了田园艰辛的劳作,从中反映了诗人安贫乐道淡泊名利的高尚情操.“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种豆希望得豆,无奈草盛豆苗稀少.人生在世总有不如意的事情,但诗人有一颗淡泊的心.即使豆苗稀少也无所谓,多付出一些辛苦罢了.一大早就上地除草,直到月亮出来了才扛着锄头往家走.“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在平淡的叙事中显现出隐士安贫乐道的守朴境界,在早晨清新的空气中,带露的青草和豆苗欣欣然一片绿意,弯腰锄草的劳作者,淹没在一片绿海中,多么和谐的意境.夜晚明媚的月亮静悄悄的跟在荷锄者身后,走过弯弯曲曲的小路送劳作者回家,多么的惬意和谐.这是人与自然美妙的情趣交融,是诗人挣脱尘网回归园田的理想境界.“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诗人走过杂草丛生的乡间小路,晶莹的露水打湿了他的衣服,衣服虽然湿了,但是并不可惜,因为诗人体验到了清静舒心的生活乐趣和自然和谐的人生真谛.“但使愿无违”道出了此诗的主旨,虽然从早到晚辛苦劳作,也难免有“草盛豆苗稀”的不如意,但折腰锄禾的辛苦远比“为五斗米折腰”的官场生涯轻松愉悦的多.同是折腰,意义却大相径庭.一是心甘情愿的生存行为,一是违心的人性扭曲.这里暗合了诗人对田园自由生活的向往,和不愿受世俗污流羁绊的意愿,表现了诗人热爱田园生活,憎恶黑暗官场的人生态度,反映了诗人高洁傲岸淡泊名利的精神品质.
本诗语言平淡,诗意醇美.情趣与意趣和谐统一.
陶渊明《归园田居·其三》及赏析
【 #诗词鉴赏# 导语】陶渊明是中国文学第一个大量写饮酒诗的诗人。他的以“醉人”的语态或指责是非颠倒、毁誉雷同的上流社会;或反映仕途的险恶;或表现诗人退出*后怡然陶醉的心情;或表现诗人在困顿中的牢*不平。陶渊明的咏怀诗以《杂诗》十二首,《读山海经》十三首为代表。陶渊明的田园诗数量最多,成就。这类诗充分表现了诗人守志不阿的高尚节操;充分表现了诗人对淳朴的田园生活的热爱,对劳动的认识和对劳动人民的友好感情;充分表现了诗人对理想世界的追求和向往。陶渊明的田园隐逸诗,对唐宋诗人有很大的影响。下面是 考 网为大家带来的陶渊明《归园田居·其三》及赏析,欢迎大家阅读。
归园田居·其三
魏晋:陶渊明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兴理荒*,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译文
我在南山下种植豆子,地里野草茂盛豆苗豌稀。
清晨早起下地铲除杂草,夜幕降披月光扛锄归去。
狭窄的山径草木丛生,夜露沾湿了我的衣。
衣衫被沾湿并不可惜.只希望不违背我归耕田园的心意。
注释
南山:指庐山。
稀: 稀少。
兴: 起床。
荒*:形容词作名词,荒芜,指豆苗里的杂草。*:肮脏。这里指田中杂草
荷锄:扛着锄头。荷,扛着。
狭: 狭窄。
草木长:草木丛生。长,生长
夕露:傍晚的露水。
沾:(露水)打湿。
足: 值得。
但使愿无违: 只要不违背自己的意愿就行了。但:只。愿: 指向往田园生活,“不为五斗米折腰”,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的意愿。违: 违背。
创作背景
公元405年(东晋安帝义熙元年),陶渊明在江西彭泽做县令,不过八十多天,便声称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挂印回家。从此结束了时隐时仕、身不由己的生活,终老田园。归来后,作《归园田居》诗一组,共五首。
赏析
这首“种豆南山下”八句短章,在普普通通、平平常常四十个字的小空间里,表达出了深刻的思想内容,描写了诗人隐居之后躬耕劳动的情景。
本诗共分为两层,前四句为第一层。反映了作者躬耕劳动的生活。暗用杨恽诗作。
“种豆南山下,苗盛豆苗稀”。此二句引用了杨恽的“田彼南山,芜*不治”,是对其劳作情况做总体交待,先指明耕种的是“豆”,再说劳作的地点在“南山下”,五个寻常字,将事情叙说得非常清楚。诗人毕竟是“少学琴书”,士人出身,躬耕田亩缺乏经验,“草盛豆苗稀”的劳动后果,也就不足为怪了。
“晨兴理荒*,带月荷锄归。”可怜的劳动成果并没使诗人灰心丧气,牢*满腹。这两句写出了他勤勤恳恳,乐此不疲地从清早到夜晚,躬身垄亩铲锄荒草的状貌。它体现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精神。
后四句是本诗的第二层,抒写的则是作者经过生活的磨励和对社会与人生深刻思索之后,对真善美理想的执着追求和与现实社会污浊*的决裂。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通过道窄草深,夕露沾衣的具体细节描绘,显示出了从事农业劳动的艰苦。诗人身体力行终日劳作在田野,所以他深深地体验到了农业劳动的艰辛,它绝不像那些脱离劳动的文人墨客所描写的那般轻松潇洒。但是作者仍不辞劳苦,继续坚持下去,正像他在《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诗中所说:“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对于诗人来说,人生的道路只有两条任他选择:一条是出仕做官,有俸禄保证其生活,可是必须违心地与世俗同流合污;另一条是归隐田园,靠躬耕劳动维持生存,这样可以做到任性存真坚持操守。当他辞去彭泽县令解绶印归田之际,就已经做出了抉择,宁可*受苦,也要保持心灵的纯洁,他坚决走上了归隐之路。为了不违背躬耕隐居的理想愿望,农活再苦再累又有何惧?那么“夕露沾衣”就更不足为“惜”了。这种思想已经成了他心中牢不可破的坚定信念,本诗结尾两句’,可谓全篇的诗眼,一经它的点化,篇中醇厚的旨意便合盘现出。
在本诗中陶渊明却勇敢地反对了传统观念,冲破了陈旧的精神枷锁,毅然地告别*,辞去了彭泽县令,不做劳心治人的“君子”;决然地返回家园,心甘情愿地扛起了锄头,辛勤地躬耕垄亩,偏要做个劳力的“小人”。这等无畏的精神,美好的人格,高尚的境界,赢得了后世多少人的称赞、钦佩乃至效仿。
归园田居·其三
魏晋:陶渊明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兴理荒*,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译文
我在南山下种植豆子,地里野草茂盛豆苗豌稀。
清晨早起下地铲除杂草,夜幕降披月光扛锄归去。
狭窄的山径草木丛生,夜露沾湿了我的衣。
衣衫被沾湿并不可惜.只希望不违背我归耕田园的心意。
注释
南山:指庐山。
稀: 稀少。
兴: 起床。
荒*:形容词作名词,荒芜,指豆苗里的杂草。*:肮脏。这里指田中杂草
荷锄:扛着锄头。荷,扛着。
狭: 狭窄。
草木长:草木丛生。长,生长
夕露:傍晚的露水。
沾:(露水)打湿。
足: 值得。
但使愿无违: 只要不违背自己的意愿就行了。但:只。愿: 指向往田园生活,“不为五斗米折腰”,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的意愿。违: 违背。
创作背景
公元405年(东晋安帝义熙元年),陶渊明在江西彭泽做县令,不过八十多天,便声称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挂印回家。从此结束了时隐时仕、身不由己的生活,终老田园。归来后,作《归园田居》诗一组,共五首。
赏析
这首“种豆南山下”八句短章,在普普通通、平平常常四十个字的小空间里,表达出了深刻的思想内容,描写了诗人隐居之后躬耕劳动的情景。
本诗共分为两层,前四句为第一层。反映了作者躬耕劳动的生活。暗用杨恽诗作。
“种豆南山下,苗盛豆苗稀”。此二句引用了杨恽的“田彼南山,芜*不治”,是对其劳作情况做总体交待,先指明耕种的是“豆”,再说劳作的地点在“南山下”,五个寻常字,将事情叙说得非常清楚。诗人毕竟是“少学琴书”,士人出身,躬耕田亩缺乏经验,“草盛豆苗稀”的劳动后果,也就不足为怪了。
“晨兴理荒*,带月荷锄归。”可怜的劳动成果并没使诗人灰心丧气,牢*满腹。这两句写出了他勤勤恳恳,乐此不疲地从清早到夜晚,躬身垄亩铲锄荒草的状貌。它体现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精神。
后四句是本诗的第二层,抒写的则是作者经过生活的磨励和对社会与人生深刻思索之后,对真善美理想的执着追求和与现实社会污浊*的决裂。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通过道窄草深,夕露沾衣的具体细节描绘,显示出了从事农业劳动的艰苦。诗人身体力行终日劳作在田野,所以他深深地体验到了农业劳动的艰辛,它绝不像那些脱离劳动的文人墨客所描写的那般轻松潇洒。但是作者仍不辞劳苦,继续坚持下去,正像他在《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诗中所说:“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对于诗人来说,人生的道路只有两条任他选择:一条是出仕做官,有俸禄保证其生活,可是必须违心地与世俗同流合污;另一条是归隐田园,靠躬耕劳动维持生存,这样可以做到任性存真坚持操守。当他辞去彭泽县令解绶印归田之际,就已经做出了抉择,宁可*受苦,也要保持心灵的纯洁,他坚决走上了归隐之路。为了不违背躬耕隐居的理想愿望,农活再苦再累又有何惧?那么“夕露沾衣”就更不足为“惜”了。这种思想已经成了他心中牢不可破的坚定信念,本诗结尾两句’,可谓全篇的诗眼,一经它的点化,篇中醇厚的旨意便合盘现出。
在本诗中陶渊明却勇敢地反对了传统观念,冲破了陈旧的精神枷锁,毅然地告别*,辞去了彭泽县令,不做劳心治人的“君子”;决然地返回家园,心甘情愿地扛起了锄头,辛勤地躬耕垄亩,偏要做个劳力的“小人”。这等无畏的精神,美好的人格,高尚的境界,赢得了后世多少人的称赞、钦佩乃至效仿。
陶渊明《归园田居五首(其三)》原文与赏析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注〕 兴:起身。荒秽:指野草之类。 带:一作“戴”,披。
《归园田居》第一首的结尾二句,是“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所谓“自然”,不仅指乡村的自然环境,亦是指自然的生活方式。在陶渊明看来,为口腹所役,以社会的价值标准作为自己的行动准则,追逐富贵,追逐虚名,都是扭曲人性、失去自我的行为。而自耕自食,满足于俭朴的生活,舍弃人与人之间的竞逐与斗争,这才是自然的生活方式。不管这种认识在社会学中应作如何评价,终究是古今中外反复被提出的一种思想。当然,陶渊明作为一个贵族的后代,一个很少经历真正的苦难生活的磨砺的士大夫,要完全凭借自己的体力养活一家人,实际是难以做到的;而且事实上,他的家中仍然有僮仆和带有人身依附性质的“门生”为他种田。但他确实也在努力实践自己对人生、对社会的特殊认识,经常参加一些农业劳动,并在诗歌中歌颂这种劳动的愉悦和美感。我们应当注意到:不能把陶渊明的“躬耕”与普通农民的种地等量齐观,因为这并不是他维持家庭生活的主要经济手段;也不能把陶渊明对劳动的感受与普通农民的感受等同看待,因为这种感受中包含了相当深沉的对于人生与社会的思考,在古代,它只能出现在一小部分优秀的知识分子身上。如果要找相类的表述,我们可以在托尔斯泰的著名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中看到。小说中的列文,在某种程度上是作者的化身,也曾亲身参加农业劳动,而从中求取人生的真理,以此来批判贵族社会的虚伪、空洞、无聊。
所以,这首诗看起来极为平易浅显,好像只是一个日常生活的片断,其实却有不少需要深入体会的内涵。
首先,这诗中不易察觉地涵化了前人的作品,那就是汉代杨恽(司马迁外孙)的一首歌辞:
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萁。人生行乐耳,须富贵
何时!
此诗原是杨恽得罪免官后发泄牢骚之作。据《汉书》颜师古注引张晏说,南山为“人君之象”,芜秽不治“言朝廷之荒乱”,豆实零落在野,“喻己见放弃”。此说大体不错。
将陶诗与杨诗比照,相似之处是显而易见的。“种豆南山下”,便是“田彼南山”;“草盛豆苗稀”,便是“芜秽不治”;“晨起理荒秽”,也是针对“芜秽不治”这一句而写的。考虑到陶渊明对古代典籍的熟悉,这种明显的相似,可以断定不是偶然巧合。
那么,陶渊明暗用杨诗,用意又何在?首先,这种化用,已经把杨诗的一部分意涵移植到自己诗里了。对于熟悉《汉书》的人来说,马上会联想到“朝廷之荒乱”、贤者无所用这样的喻意。
但是,这诗又并不是单纯地脱化前人之作,诗中所写种豆锄草,都是作者实际生活中的事情。陶渊明既移植了杨诗的某种意涵,表达他对现实政治的看法,又用自己亲身种豆南山的举动,针对杨诗“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的喻意,表明自己的人生态度:在污浊混乱的社会中,洁身自好,躬耕田园,才是一种可取的选择。杨诗结尾说:“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在一定前提下,这也是陶渊明所赞成的。但他通过自己的诗又表明:劳作生活中包含着丰富的人生乐趣。忙时种植收获,闲来杯酒自娱,纵身大化,忘情世外,这就是真正的“人生行乐”。
解析了此诗运用典故的内涵,便可以对诗本身作进一步的分析。
种豆南山,草盛苗稀,有人说这是因为陶渊明初归田园,不熟悉农务。其实他的田主要不是自己耕种的,他只是参与部分劳动,这话说得没有意思。《归园田居》第一首有“开荒南野际”之句,可以证明南山下的土地是新开垦的。所以不适合种其它庄稼,只好种上容易生长的豆类。这道理种过田的人都懂得。如果不考虑运用典故的因素,这两句就像一个老农的闲谈,起得平淡,给人以亲切感。
草盛就得锄,所以一早就下地了。这是纪实。但“理荒秽”三字,用得比较重,似乎别有用心。杨恽诗中“芜秽不治”,是比喻朝廷之荒乱。那么,在陶渊明看来,社会的混乱,是由什么引起的呢?那是因为许多人脱离了自然的生活方式,玩弄智巧,争夺利益,不能自拔。于是天下战乱纷起,流血无尽。“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这诗表明陶渊明把自耕自食看作是每个人都应遵循的根本道理。所以,“理荒秽”,亦包含了以自耕自食的生活方式纠治整个社会的“芜秽”之深意。
“带(戴)月荷锄归”,说明整整干了一天。陶渊明毕竟不是真正的农民,既有僮仆和他一起下地,即使他干起活不那么紧张劳累,这一天也够受的。但他的心情却很愉快。何以见得?因为没有好心情,写不出这样美的诗句。月光洒遍田野,扛着锄头,沿着田间小路往家走,这是多么漂亮的画面!另一首诗中,陶渊明对田间劳动说过这样的话:“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身体虽然疲劳,却避免了许多患害。这不但包括兵凶战厄,也包括人群间的尔诈我虞。在劳作中生命显得切实、有力,所以是愉快的,美的。
因为是新开垦的土地,道路狭隘,草木却长得高。天时已晚,草叶上凝结了点点露珠,沾湿了衣裳。“衣沾不足惜”,把这么一件小事提出来,强调一句,好像没有什么必要。衣服湿了,确确实实是没有什么可惜的,陶渊明这么一个豁达的人,说它干什么?但“衣沾”并不只是说衣服被打湿而已,而是一个象征。从前做官,虽然不舒服,总有一份俸禄,可以养家活口,沽酒买醉。辞官隐居,生活自然艰难得多,田间劳动,又不是他这么一个读书人所能轻易胜任的,而且这种境况还将持续下去。高蹈避世,说起来容易,多少人能做到?陶渊明自己,不也是内心中“贫富长交战”吗?只是诗人不愿说得太远、太露,以致破坏整首诗的气氛,只就眼前小事,轻轻点上一笔。
“但使愿无违”是全诗的归结和主旨。“愿”,就是保持人格的完整,坚持人生的理想,以真诚的态度、自然的方式,完成这一短暂的生命。这不是太重要了吗?所以一切艰难,与此相比,都变得微不足道。而自己确做到了“愿无违”,也是颇值得自我欣赏的。
用浅易的文字,平缓的语调,表现深刻的思想,是陶渊明的特长。即使我们并不知道诗中运用了什么典故,单是诗中的情调、气氛,也能把作者所要表达的东西传送到我们的内心深处。
本文标题: 阅读陶渊明《归园田居》“种豆南山与《庚成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谈谈两诗在内容和情感表达上的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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