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的《贾生》咏汉文帝与贾谊，但与李商隐诗的着眼点不同，议论更大相径庭。李诗以小事而见大节，王诗则因大事而忽小节。王安石认为贾谊的政略，文帝基本都有采用，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官职的高低与否不重要；李商隐抱负难申，乃为贾谊悲，王安石得宋神宗宠遇，乃为贾谊喜，正是不同的遭际，才产生出不同的议论来。不像李商隐的《贾生》那般讽文帝悼贾生，反而赞文帝褒贾生。这是因为王安石受到宋神宗的殊遇，依托他推行新法，他也就有了新的体验，认为贾谊只是遭到周勃灌婴等人的谗毁而未能如愿以偿而已。
贾生
李商隐 〔唐代〕
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
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译文
汉文帝求贤在未央宫前殿召见被贬的臣子，贾谊才气纵横无与伦比。
可惜文帝半夜移膝靠近贾谊听讲，不问百姓生机只问起鬼神之事。
贾生
王安石 〔宋代〕
一时谋议略施行，谁道君王薄贾生。
爵位自高言尽废，古来何啻万公卿。
译文
贾谊所献的“谋议”，大体上都能获得施行，谁能说文帝轻视贾谊呢？
自古以来，不知有多少达官贵人，尽管他们的官爵职位很高，但其言论都被君王废弃了。

王安石在历史上的评价褒贬不一，主要还是由于他搞了一个变法，最终没有进行下去半途而废，这也使得他的历史评价很低，有人认为他就是一个“小人”和“伪君子”，其实这样的评价我个人认为是不妥当，太过于偏激。近年来随着人们视野更加开阔，也慢慢地了解到了王安石的价值，所以当下王安石的评价又回归到了他生前的高度。
当年宋哲宗在王安石逝世后，给予了他很高的评价，认为他是千古以来一人，受到了人们的顶礼膜拜，但是后来由于北宋灭亡，偏安一隅的南宋，为了找一个替罪羊，于是把王安石重新推向了历史的舞台，认为他是北宋灭亡的罪魁祸首。其实说到底无非是为自己开脱，要知道王安石所做的一切，那都无非是为了整个国家，并没有半点的私心。
王安石还是一位比较敢言，也敢写的人，这在他很多的诗歌中就有体现，譬如这首《贾生》，那就充满了讽刺意味。可能提起这首诗，人们会立马想到晚唐诗人李商隐的《贾生》，这首诗也是充满了讽刺。两首诗其实是不同的风格，但是那种讽刺意味是一样，写得也是很深刻，读来令人感慨万千，对于任何一个有才华的人来说，他们有的时候其实是没有任何的用武之地。
一时谋议略施行，谁道君王薄贾生。

爵位自高言尽废，古来何啻万公卿。
尽管这首诗不如李商隐那首出名，但是也写得很有趣，整首诗以一种极为悲情的口吻表达了对于现实的不满，表面看似在为贾谊打抱不平，更多的还是表达了自己内心的悲痛之苦。由于他的变法之路走得很艰辛，人们并不能够理解，这也使得他悲痛万分，即使是连他的好朋友苏轼都出来反对，认为祖宗之法是不可变，但是王安石排除万难，还是要将变法进行下去。
第一二句那就是写了贾谊很有才华，可是帝王却又看不起他，使得他失去了用武之地，没有平台供他去发挥，“一时谋议略施行，谁道君王薄贾生。”，贾谊只要稍稍使用一些谋略，便是能够成就一番大事，可是对于当时的帝王来说，却是看不起贾谊，认为他只会吹牛，完全不把他放在眼里，对于他的建议也不听从。
第三四句写得就更为有趣，也更具有讽刺意味，“爵位自高言尽废，古来何啻万公卿。”，一个人站在高处，却是听不进任何的建议，这是很不可取，毕竟有的时候还是要听一听有用的建议，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做好一件事，古来的圣贤那都是礼贤下士，为了人才可以尊重对方。这两句与前面的两句，也是形成了对应关系，从而让这整首诗更具有讽刺意味。
王安石大部分的作品都别具一格，而且文风也是极为独特，往往写一件事情，或者是写普通的事物，那都是能够写出了新意，在这首《贾生》一诗中，他没有做过多的铺垫，完全是直入题，这样的写作手法，如果写得不够好的话，很容易落入俗套，但是王安石又是一位才子，在这首诗中，他把握的恰到好处，从而让这首诗显得很有趣，也充满了讽刺。
那么对于我们这些普通的读者来说，从这么一首小诗中，也是能够学会很多的东西，一个人一定是要听从别人的建议，一定要敬重别人，只有这样才能够发现自己的缺点，从而去改正过来，这也正是此诗最为有趣的一个地方，所以如此清新脱俗的一首诗，也是值得我们反复品读。

【名称】观书有感 【年代】南宋 【作者】朱熹 【体裁】七言绝句 观书有感（其一） 朱熹 半亩方塘①一鉴开， 天光云影共徘徊②。 问渠③哪得清如许? 为有源头活水④来。 观书有感（其二） 朱熹 昨夜江边春水生， 艨艟巨舰一毛轻。 向来枉费推移力， 此日中流自在行。
编辑本段注释译文
【译文】 （其一） 半亩大的方形池塘像一面镜子一样展现在眼前，天空的光彩和浮云的影子都在镜子中一起移动。要问为何那方塘的水会这样清澈呢？是因为有那源头为它源源不断的输送活水. （其二） 昨天夜里江边涨起了阵阵春潮，巨舰大船轻盈得如同一片羽毛。向来行驶要白费很多推拉力气，今天却能在江水中央自在顺漂。 【注释】 其一：①方塘：又称半亩塘，在福建尤溪城南郑义斋馆舍（后为南溪书院）内。朱熹父亲松与郑交好，故尝有《蝶恋花·醉宿郑氏别墅》词云：“清晓方塘开一境。 落絮如飞，肯向春风定。”鉴：镜。古人以铜为镜，包以镜袱，用时打开。 ②这句是说天的光和云的影子反映在塘水之中，不停地变动，犹如人在徘徊。 ③渠：他，指方塘。哪（nǎ）得：怎么会。清如许：这样清澈。 ④源头活水"：源头活水比喻知识是不断更新和发展的，从而不断积累，只有在人生的学习中不断学习运用探索，才能使自己永葆先进和活力，就像水源头一样。 其二： 1.艨艟：也作蒙冲，古代战舰，这里指大船。 2.向来：从前、往昔。 3.中流：河流的中心。
编辑本段作品赏析
（其一） 这是一首借景喻理的名诗。全诗以方塘作比喻，形象地表达了一种微妙难言的读书感受。池塘并不是一泓死水，而是常有活水注入，因此像明镜一样，清澈见底，映照着天光云影。这种情景，同一个人在读书中搞通问题、获得新知而大有收益、提高认识时的情形颇为相似。这首诗所表现的读书有悟、有得时的那种灵气流动、思路明畅、精神清新活泼而自得自在的境界，正是作者作为一位大学问家的切身的读书感受。诗中所表达的这种感受虽然仅就读书而言，却寓意深刻，内涵丰富，可以做广泛的理解。特别是“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两句，借水之清澈，是因为有源头活水不断注入，暗喻人要心灵澄明，就得认真读书，时时补充新知识。因此人们常常用来比喻不断学习新知识，才能达到新境界。人们也用这两句诗来赞美一个人的学问或艺术的成就，自有其深厚的渊源。读者也可以从这首诗中得到启发，只有思想永远活跃，以开明宽阔的胸襟，接受种种不同的思想、鲜活的知识，广泛包容，方能才思不断，新水长流。这两句诗已凝缩为常用成语“源头活水”，用以比喻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 这是一首极其有艺术哲理性的小诗。人们在品味书法作品时，时常有一种神采飞扬的艺术感觉，诗中就是以象征的手法，将这种内心感觉化作可以感触的具体形象加以描绘，让读者自己去领略其中的奥妙。所谓“源头活水”，当指书写者内心的不竭艺术灵感。 诗的寓意很深，以源头活水形象地比喻丰富的书法艺术灵感才是书法艺术作品真正的不竭源泉，阐明了作者独特的读书感受，很符合书法艺术创作的特色，也反映了一般艺术创作的本质。 （其二） 这也是一首借助形象说理的诗。它以泛舟为例，让读者去体会与学习有关的道理。诗中说往日舟大水浅，众人使劲推船，也是白费力气，而当春水猛涨，即使艨艟巨舰也如羽毛般轻，自由自在地飘行在水流中。诗中突出春水的重要，意在强调艺术灵感的勃发，足以使得艺术创作流畅自如。也可以理解为创作艺术要基本功夫到家，则熟能生巧，驾驭自如。这首诗很可能是作者苦思某个问题，经过学习忽然有了心得后写下来的。 从以‘巨舰大船’作比喻，可能是朱熹所品评的是榜书大字的创作。此诗的寓意也很深，以水涨船高则能够行驶自在，形象地比喻书法艺术创作一旦灵感勃发，则能够使书写一下子变得流畅自如，这不仅仅是书法艺术的一个本质过程，也是一般艺术创作的重要本质。当然，该诗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理解，即朱熹看见书法作品的技艺精炼且生动流畅，品味出熟能生巧的艺术道理。 有人以为诗是形象思维的产物，所以只宜于写景抒情而不宜于说理。这有几分道理，但不能绝对化。因为理可以用形象化的手段表现出来，从而使得它 与景和情同样富于吸引力。同时，理本身所具有的思辨性往往就是非常引人入胜的。（枚乘《七发》正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古今诗作中并不缺乏成功的哲理诗。朱熹是刘子翚学生，他父亲朱松文才也很好。也许由于父、师的影响，他 在道学中对文学的评价是比较公正的，也写出过一些富于生活气息的好诗。如 这两首当然是说理之作，前一首以池塘要不断地有活水注入才能清澈，比喻思 想要不断有所发展提高才能活跃，免得停滞和僵化。后一首写人的修养往往有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阶段。一旦水到渠成，自然表里澄澈，无拘无束，自由自在。这两首诗以鲜明的形象表达自己在学习中悟出的道理，即具有启发性，也 并不缺乏诗味，所以陈衍评为“寓物说理而不腐”。 《观书有感》二诗所蕴含的道理属于美学原理范畴，其一首的说理角度是欣赏美，其二首的说理角度是创作美，这种美学原理是带有一定普适性的。例如：如果读者抛开诗歌本身的描述对象，完全可以把这种道理引申开来。比如，如果将“书”理解为“书本”，而且书本的内容不是泛泛的包括诸如医书、哲学书、史书、科技书等等，而是仅仅就文学内容诸如诗词曲赋散文等等体现文学艺术美的方面，那么，也可以认为“源头活水”表达了“不竭的文思”，而“一夜春潮”则表达了“文思勃发”等等。[1]
编辑本段作者简介
朱熹像
朱熹 （1130～1200）南宋著名思想家、哲学家和教育家，闽学派的代表人物，世称朱子。字元晦，号晦庵。祖籍婺源，生于尤溪，长于建州，从师五夫，讲学武夷，结庐云谷，授徒孝亭，葬于唐石。他广注典籍，对经学、史学、文学、乐律乃至自然科学等都有不同程度的贡献，给后人留下浩如烟海的著述。他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融汇儒、释、道诸家而建构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对中国文化和人类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学术成果，“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深得历代文人推崇和历朝皇帝褒奖封号。后人尊他为“朱文公”，评价他为“理学正宗”，是继孔孟之后的第三圣人。他一生致力倡兴教育，先后创办了考亭、岳麓、武夷、紫阳等多所著名书院，培养了数以千计的门生，对创建中国古代文明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个人履历 朱熹出生于南宋时期南剑州尤溪（今属福建三明市尤溪县），后随母迁居建阳崇安县。晚年曾在抚州定居，游历甚广。南宋诗人、哲学家。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继承了北宋程颢、程颐的理学，完成了客观唯心主义的体系。 绍兴十八年（1148）进士，初任泉州同安县主簿。任满后，请求为辞官，潜心理学研究，四处讲学，宣扬他的“太极”即“天理”和“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思想体系，成为程（指程颢、程颐）朱学派的创始人。淳熙二年（1175），与陆九渊为首的另一学派在信州（今上饶）鹅湖寺相聚，就两学派之间的哲学分歧展开辩论。 淳熙五年（1178），经宰相史浩推荐，朱熹出任南康（今江西星子县）知军。八年三月至八月，朱熹任江南西路茶盐常平提举，来到抚州常平司官邸。在任期间，他募集钱粮赈济灾民，百姓得以安生。拟调直秘阁，他以捐赈者未得奖赏不就职。宰相王淮以浙东大荒，改荐朱熹为浙东常平提举。待捐赈者得到奖励，他才赴绍兴就职。后官至秘阁修撰、焕章阁待制兼侍讲。庆元六年卒。嘉定二年（1209）诏赐遗表恩泽，谥曰文，寻赠中大夫，特赠宝谟阁直学士。理宗宝庆三年（1227），赠太师，追封信国公，改徽国公。 淳熙九年，冯去疾提举江南西路，特建南湖书院（今富奇汽车厂址），以纪念朱熹。 庆元二年（1196），为避权臣韩侂胄之祸，朱熹与门人黄干、蔡沈、黄钟来到新城福山（今黎川县社苹乡竹山村）双林寺侧的武夷堂讲学，并写下《福山》一诗。在此期间，他往来于南城、南丰。在南城应利元吉、邓约礼之邀作《建昌军进士题名记》一文，文中对建昌人才辈出发出由衷赞美。又应南城县上塘蛤蟆窝村吴伦、吴常兄弟之邀，到该村讲学，为吴氏厅堂书写“荣木轩”，为读书亭书写“书楼”，并为吴氏兄弟创办的社仓撰写了《社仓记》。还在该村写下了“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观书有感》）的著名诗句。朱熹离村后，村民便将蛤蟆窝村改为源头村，民国时曾设活水乡（今属上塘镇）以纪念朱熹。在南丰曾巩读书岩石壁上刻有朱熹手书“书岩”二字，在岩穴下小池壁上刻有朱熹手书“墨池”二字。 朱熹还先后到过乐安、金溪、东乡等地。在乐安流坑为村口“状元楼”题写了匾额。应陆氏兄弟之邀，到金溪崇正书院讲学，并书“一家兄弟学，千古圣贤心”相赠。在东乡路过润溪（水名）时，留有《过润溪》诗。 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中国封建时代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学术思想，在中国元明清三代，一直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标志着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更趋完备。元朝皇庆二年（1313）复科举，诏定以朱熹《四书集注》试士子，朱学定为科场程式。朱元璋洪武二年（1369）科举以朱熹等“传注为宗”。朱学遂成为巩固封建社会统治秩序的强有力精神支柱。它强化了“三纲五常”，对后期封建社会的变革，起了一定的阻碍作用。朱熹的学术思想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有重要影响。朱熹的主要哲学著作有《四书集注》、《四书或问》、《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西铭解》、《周易本义》、《易学启蒙》等。此外有《朱子语类》，是他与弟子们的问答录。 朱熹作为一代理学名家，著述甚多，主要有《四书章句集注》、《楚辞集注》及门人所辑《朱子大全》、《朱子语录》等。其词意境稍觉理性有余，感性不足，盖因其注重理学的哲学思想故也。代表作有《菩萨蛮》（一）、《水调歌头》（一）、《南乡子》、《忆秦娥》（二）等。其中以《菩萨蛮》（一）最有特色，该词运用回文，每两句互为颠倒，八句共四对，十分自然和谐，毫不牵强，而且颇有意境，构思之精巧极矣，足见晦庵对语言的驾驭能力。除词外，还善长作诗，《春日》和《观书有感》是他最脍炙人口的诗作。其词结有《晦庵词》。 朱熹曾有“神笔”之称：又一次他将茅笔投入江内，波涛汹涌的江面立刻一时间平静，此事流传千古。还有一次，朱熹因一颗高大挺拔的松树挡住了实现，气愤地说：“你这颗树长到这么高已经很不错了！”第二天，怪事发生了，那片松树林变得整整齐齐，和原来一样高，人们去观赏时，把这片松树林叫做“齐齐松”。
编辑本段史料记载
朱熹祖籍徽州婺源（今属江西），生于尤溪（原属南剑州今属三明），求学侨寓于延平、建州(今福建省建瓯市)、建阳、崇安一带（今南平市到武夷山市建溪一脉），安葬于建阳黄坑大林谷。其父朱松，宋宣和年间为福建政和县尉，侨寓建阳（今属福建）崇安，后徙考亭。进士出身，历任著作郎、吏部郎等职，因反对秦桧妥协而出知饶州，未至而卒。 朱熹出生地--南溪书院 此时朱熹14岁，遵父遗命，师事刘子□等人，随母定居崇安（今福建武夷山市）五里夫。19岁[绍兴十八年（1148）]时，以建阳籍参加乡试、贡试。荣登进士榜。历仕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曾任知南康，提典江西刑狱公事、秘阁修撰等职。后由赵汝愚推荐升任焕章阁侍制、侍讲。 庆元三年（1197），韩侂胄擅权，排斥赵汝愚，朱熹也被革职回家，庆元六年病逝。嘉定二年（1209）诏赐遗表恩泽，谥曰文，寻赠中大夫，特赠宝谟阁直学士。理宗宝庆三年（1227年），赠太师，追封信国公，改徽国公。是程朱学派的主要代表，诗作有《观书有感》《春日》《泛舟》等著名诗作. 朱熹是宋朝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继承了北宋时期程颢、程颐的理学，完成了客观唯心主义的体系。认为理是世界的本质，“理在先，气在后”，提出“存天理，灭人欲”。朱熹学识渊博，对经学 、史学、文学、乐律乃至自然科学都有研究。其词作语言秀正，风格俊朗，无浓艳或典故堆砌之病。不少作品的用语看得出都经过斟酌推敲，比较讲究。但其词意境稍觉理性有余，感性不足，盖因其注重理学的哲学思想故也。 朱熹自幼勤奋好学,立志要做圣人。李侗曾赞扬他：“颖悟绝人，力行可畏，其所诧难，体人切至，自是从游累年，精思实体，而学之所造亦深矣”。并说朱熹“进学甚力，乐善畏义，吾党罕有。”（《年谱》卷1）。其仕途生涯多艰，做官清正有为 。朱熹一生从事理学研究，又竭力主张以理学治国，但却不被当道者所理解。朱熹既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又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他一生热心于教育事业，孜孜不倦地授徒讲学，无论在教育思想或教育实践上，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编辑本段生平事迹
朱熹墓 建阳黄坑 朱熹早年出入佛、道。31岁正式拜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为师，专心儒学，成为程颢、程颐之后儒学的重要人物。淳熙二年（1175年），朱熹与吕祖谦、陆九渊等会于江西上饶铅山鹅湖寺，是为著名的鹅湖之会，朱陆分歧由此更加明确。朱熹在“白鹿国学”的基础上，建立白鹿洞书院，订立《学规》，讲学授徒，宣扬道学。在潭州（今湖南长沙）修复岳麓书院，讲学以穷理致知、反躬践实以及居敬为主旨。他继承二程，又独立发挥，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后人称为程朱理学。朱熹在任地方官期间，力主抗金 ，恤民省赋，节用轻役，限制土地兼并和高利盘剥，并实行某些改革措施，也参加了镇压农民起义的活动。朱熹在从事教育期间，对于经学、史学、文学、佛学、道教以及自然科学，都有所涉猎或有著述，著作广博宏富。 相传朱松曾求人算命。卜者说：“富也只如此，贵也只如此，生个小孩儿，便是孔夫子。”恐是后人附会，朱熹学成大儒则是事实。建阳近邻有个南剑州（后延平府今南平市），是道学最初在南方的传播中心，朱熹十分热衷道学，与当地道学家交往甚密。这种环境对朱熹的一生有着深刻的影响。 他师承当时的洛学一脉“南剑三先生”李侗的教诲，开创闽学，集理学之大成，与“南剑三先生”并称为“延平四贤”。 朱熹晚年定居建阳考亭讲学，四方学子不远千里前来求学，研究理学，著书立说，与蔡元定等创建学术史上令人瞩目的“考亭学派”，考亭也因此喻为“南闽阙里”，建阳称为“理学之乡”，也因朱熹、蔡元定、刘爚、黄干、熊禾、游九言、叶味道史称“七贤过化”之乡。如今每年清明节前后，远在美日韩及港澳台等海外朱子后裔都会前来祭祀拜谒，他所创立的南宋理学迄今仍被美国、日本、韩国、马来西来等国推崇。 朱熹受教于父，聪明过人。四岁时其父指天说：“这是天。”朱熹则问：“天上有何物？”其父大惊。他勤于思考，学习长进，八岁便能读懂《孝经》，在书题字自勉曰：“苦不如此，便不成人。”朱熹十岁时父亲去世，其父好友刘子、刘勉子、胡宪三人皆是道学家。当时的道学家一部分排佛，一部分醉心学佛，他们皆属后者。因此朱熹既热衷于道学，同时于佛学也有浓厚兴趣。绍兴十七年（1147年），十八的朱熹参加乡贡，据说就是以佛学禅宗的学说被录取的。主考官蔡兹还对人说：“吾取一后生，三策皆欲为朝廷措置大事，他日必非常人。” 绍兴十八年（1148年），朱熹考中进士，三年被派任泉州同安县主簿，从此开始仕途生涯。赴任途中拜见了著名的“南剑三先生”道学家程颐的再传弟子李侗。绍兴三十年（1160年），三十岁的朱熹决心向李侗求学，为表诚意，他步行几百里从崇安走到延平。李侗非常欣赏这个学生，替他取一字曰元晦。从此，朱熹开始建立自己的一套客观唯心主义思想——理学。 朱熹认为在超现实、超社会之上存在一种标准，它是人们一切行为的标准，即“天理”。只有去发现（格物穷理）和遵循天理，才是真、善、美。而破坏这种真、善、美的是“人欲”。因此，他提出“存天理，灭人欲”。这就是朱熹客观唯心主义思想的核心。淳熙三年（1176年），朱熹与当时著名学者陆九渊相会于江西上饶鹅湖寺，交流思想。但陆属主观唯心论，他认为人们心中先天存在着真、善、美，主张“发明本心”，即要求人们自己在心中去发现真、善、美，达到自我完善。这与朱的客观唯心说的主张不同。因此，二人辩论争持，以至互相嘲讽，不欢而散。这就是中国思想史上有名的“鹅湖会”。从此有了“理学”与“心学”两大派别。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秋，宋金关系紧张，金统治者完颜亮分兵四路南进，马踏长江北岸。宋高宗准备出海南逃，由于右相陈康伯竭力劝阻而作罢。不久宋军击溃金兵，消息传至当时朱熹求学的延平，朱熹为民族的胜利欣喜若狂，写下了庆贺的诗篇，表达他不可抑制的喜悦心情。同时，他又给负责军事的大臣写信，指出必须乘胜出击，坐视中原而不进取是不明智的。不久高宗退位，孝宗继立，在广大军民要求的压力下，起用了抗战派张浚，平反了岳飞的冤案，贬退了秦桧党人，朱熹这时上奏孝宗，提了三项建议： （一）讲求格物致知之学； （二）罢黜和议； （三）任用贤能。在奏章中鲜明表达了他的反和主张。 白鹿洞书院 这一奏章使朱熹得幸被召。他赶至临安，正值宋军失利，朝廷派人议和，朱熹仍强烈反对，在孝宗接见时连上几道奏章，慷慨陈词。孝宗有感朱熹的忠心，命其为开学博士侍次，此职非其所长，未免有点讽刺。朱熹乘机面见张浚，提出北伐中原的具体想法。但不久张浚罢相，出任外地，病死途中。朱熹专程赶至豫章（今南昌）哭灵，痛惜抗金受挫。此时朝廷内主和派势力猖獗，金兵渡过淮水。朱熹对此忧心如焚，但难有所为。隆兴元年（1163年），朱熹回福建崇安，临行前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夫沮（阻）国家恢复之大计者，讲和之说也；坏边陲备御之常规者，讲和之说也；内（拂）吾民忠义之心，而外绝故国来苏之望者，讲和之说也……尖锐地抨击了那些议和投降派。 1164年，金朝打压宋朝，隆兴协议之后，宋金结为侄叔，关系暂时缓和下来，朱熹便一头钻进理学中去了。他在故里修起“寒泉精舍”，住此十余年，编写了大量的道学书籍，并从事讲学活动，生徒盈门。这一期间他对朝廷屡诏不应。 1178年朱熹东山再起，出任“知南康军”，尽管他重新入仕，却未忘自己的学者身份。在庐山唐代李渤隐居旧址，建立“白鹿洞书院”进行讲学，并制定一整套学规。即：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教之目”。 武夷书院 “博学之，审问之，谨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为学之序”。 “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的“修身之要”。 “政权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处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接物之要”。 这个“白鹿洞书院”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而其“学规”则成为各书院的楷模，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 1181年朱熹解职回乡，在武夷山修建“武夷精舍”，广召门徒，传播理学。为了帮助人们学习儒家经典，他又于儒家经典中精心节选出“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并刻印发行。这是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四书影响深远，后来成为封建教育的教科书，使儒家思想成为全面控制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 1193年朱熹任职于湖南，不顾政务缠身，又主持修复了四大书院之一的另一著名书院——岳麓书院。使之与白鹿洞书院一样，成为朱熹讲学授徒、传播理学的场所。书院在南宋盛行，几乎取代官学，这种盛况是与朱熹的提倡直接有关 岳麓书院 的。 朱熹一生虽然为官时间不长，但总是努力设法缓和社会矛盾，或多或少地为下层人民办好事。他退居崇安时期，崇安因水灾发生饥荒，爆发农民起义。有鉴于此，朱熹主张设“社仓”，以官粟为本，“俾愿贷者出息什二，……岁或不幸小饥，则驰半息，大俊则尽”。设立社仓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地主豪绅在灾荒时期用高利贷剥削农民，无疑是有惠于民的。此后，朱熹并在多处推行。1178年朱熹任“知南康军”（今江西星子一带），上任不久发生灾荒，朱熹上疏要求减免租税。同时，请求政府兴修长江石堤，一方面解决石堤失修问题，另一方面可以雇用饥民，解决他们缺食问题，饥民称善。 1190年朱熹知福建漳州，时值土地兼并盛行，官僚地主倚势吞并农民耕地，而税额没有随地划归地主，至使“田税不均”，失地农民受到更为沉重的剥削，阶级矛盾激化。为此，朱熹提出“经界”，即核实田亩，随地纳税。这一建议势必减轻农民负担，损害大地主的利益，所以遭到后者的强烈反对。“经界”终于未能推行，朱熹愤怒不已，辞职离去，以示抗议。 朱熹的一生志在树立理学，使之成为统治思想。但因理学初出，影响不深。同时，朱熹在官场上因品性耿直而得罪权臣，致使朱熹晚年落得一个悲剧的结局。 1181年8月浙东饥荒，朱熹由宰相王淮推荐任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途经杭州，入对七札，陈述时弊。到职后，微服下访，调查时弊和贪官污吏的劣迹，弹劾了一批贪官以及大户豪右。他不徇私情，牵连攻击了王淮等人。于是，王淮指使人上书抨击理学，斥其为“伪学”，朱熹被解职还乡。 考亭书院 1187的朱熹出任江南西路提点刑狱公事，管理赣州（赣县）江州（九江）一带地方的司法、刑狱、监察、农事等方面事务。不久王淮罢去，理学一时得势，朱熹更是仕途顺利。几年后受当时南宋宰相赵汝愚推荐，当上焕章阁侍制兼侍讲，即皇帝的顾问和教师。刚即位不久的南宋宁宗全面肯定了理学，称朱为“儒宗”，这反映了偏安江南的南宋企图以理学加强内部团结的希望。朱熹为宁宗进讲《大学》，每逢双日早晚进讲，但他借此机会对朝政多有批评，终于使宁宗不满，加以干预朝政的罪名，被逐出朝廷。 庆元元年（1195年）朱熹在朝廷的支持者赵汝愚ghf受韩侂胄排挤被罢相位，韩势盛极一时。韩因朱熹曾参与赵汝愚攻击自己的活动，于是发动了tr jfg 一场抨击“理学”的运动。庆元二年叶翥上书，要求把道学家的书“除毁”，科举取士，凡涉程朱义理不取。监察御史沈继祖乘机 观书有感(13张)指控朱熹十罪，请斩。朱熹的得意门生蔡元定被逮捕，解送道州。一时理学威风扫地，被斥为“伪学”，朱熹被斥为“伪师”，学生被斥为“伪徒”。宁宗一改旧态，下诏命凡荐举为 官，一律不取“伪学”之士。 庆元六年（1200年）三月初九，朱熹终于在建阳家里忧愤而死，享年七十一岁。临死还在修改《大学诚意章》，可见他是如何矢志于树立自己的理学，然而生前终未如愿。 朱熹的主要哲学著作有《四书章句集注》、《四书或问》、《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西铭解》、《周易本义》、《易学启蒙》等。此外有《朱子语类》，是他与弟子们的问答录。词条图册更多图册观书有感(13张)

观书有感
半亩方塘一鉴开，
天光云影共徘徊。
问渠那得清如许？
为有源头活水来。
顺便说一下，应该有悬赏分，否则没人回答你的问题了。

观书有感
宋·朱熹
半亩方塘一鉴开，
天光云影共徘徊。
问渠那得清如许？
为有源头活水来。

半亩方塘一鉴开，
天光云影共徘徊。
问渠那得清如许，
为有源头活水来。

相同点：主题相同，《冬夜读书示子聿》、《观书有感》是用读书生发的感想，前一首告诉我们要有孜孜不倦，持之以恒的的精神以及一个既有学问又有读书经验的人，才是一个真正有学问的人。后一首则告诉我们要不断进步，不断积累新的知识以及借半亩方塘清澈明净的形象来抒发读书体会。都是南宋诗人。
不同点：一个是直接说出读书体会，一个则是用比喻的手法引出。
希望采纳

你是六二的吗？这是我的答案：

相同点：这两首诗都是写读书的道理，都用了借喻的手法，教育人们多读书。
不同点：《冬夜读书示子聿》是用冬夜读书生发的感想来教育儿子的，而《观书有感》是借半亩方塘清澈明净的形象来抒发读书体会的。

希望采纳

相同点是要多读书，不同点是《冬夜读书示子聿》中说了不仅要多读书，还要多实践，才能从中获得真知；而《观书有感》中提到要多读书，读好书，这样，就可汲取更多的知识，自己的知识便像那半亩方塘一样，清澈见底、清澈隽永。

冬夜读书示子聿》与《观书有感》 请结合你对两首古诗内容、情感等的理解，概括整理两首古诗的异同之处。
相同点：都是在读书时写的，都是教育人们多读书的。
不同点：冬：要孜孜不倦，持之以恒的读书。观：向书本学习的同时也要在生活中学习。 一个是叫人既要读书又要亲自实践，另一个是向书本学习的同时也要在生活中学习。

相同点：（都是读书有感，用来教育人们多读书。）
不同点：（《观书有感》：要孜孜不倦，持之以恒的读书。《冬夜读书示子聿》向书本学习的同时也要在生活中学习，要边行边知。
一个是叫人既要向书本学习，又要亲自实践，另一个是要源源不断的向书本学习。）

赏析一

杜甫《蜀相》赏析
【作者】 肖旭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映阶碧草自春色， 隔叶黄鹂空好音。三顾频烦天下计， 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 长使英雄泪满襟。”

首联“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两句，前一句“丞相祠堂何处寻”是自问。蜀相：三国时蜀国丞相，指诸葛亮。诸葛亮的祠堂，就是四川的“诸葛武侯祠”。这里不称“蜀相”，而用“丞相”二字，使人感到非常亲切。开头用设问句点题，一个“寻”字，表示诗人急切寻找祠堂的心情。诗人此行是有目的的专程来访，而不是漫不经心地信步由之；又因杜甫初到成都，地理不熟，环境生疏，所以才下了这样一个“寻”字。这个寻字有着丰富的含义，它还有力地表现出杜甫对诸葛亮的强烈景仰和缅怀之情，并因人而及物，同时也表明丞相祠堂是诗人渴望已久、很想瞻仰的地方。后一句“锦官城外柏森森”是自答。这是诗人望中所得的景象，写的是丞相祠堂的外景，点明祠堂的所在地，用来呼应前一句。锦官城，指成都(汉代，成都织锦发达，曾设锦官在此，后称锦官城)。柏，武侯祠前有棵柏树，相传是诸葛亮亲手栽的。森森，既写柏树的繁茂，又写它的高峻。这两句是写丞相祠堂的远景。答句点出了丞相祠堂的所在地。“柏森森”三个字渲染了一种安谧、肃穆的气氛；抓住了武侯祠外景的主要特点，又象征了诸葛亮的高风亮节，还表达了诗人对诸葛亮的敬仰之情。这两句直承“蜀相”的诗题，起得很得势，用的是记叙兼描述的笔墨。
颔联“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两句，有如特写镜头，由远写到近，从祠堂的外部说到祠堂的内部，写的是丞相祠堂的内景。“映阶碧草自春色”，是承接第一句的丞相祠堂。“映”是遮掩，阶是台阶。碧草映阶，足见草深，草长得很高，把台阶都遮掩住了。“自”是独自，徒自的意思。碧草自生自绿，春色自美自尝，言外之意，诸葛亮祠堂已无人问津，祠堂缺人管理和修葺，游人也很少来到这里。“隔叶黄鹂空好音”，是承接第二句的古柏森森。黄鹂隔叶，足见树茂；黄鹂在树林间飞来穿去，宛转呜叫，但鸟却被繁茂的树叶遮住看不到，而只听到从树叶间传出它的宛转叫声。这两句是对句，写武侯祠的近景。仿佛诗人已踏上碧草掩映的台阶，穿过了树叶繁茂、黄鹂鸣叫的林荫夹道。同时还含有碧草与黄鹂并不理解人事的变迁和朝代的更替这一层意思。这两句，情景交融，“自”“空”二字自然巧妙，熔进了悲伤之情，美景、好音与无人问津成鲜明对照。对于这两句诗，杜诗的评注者们有的认为是写景，有的认为是“真正抒情，而非实在写景”，这两种说法当然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更确切些说，应当把这两句看成是“景语含情，情语寓景”。这正如宋代范晞文在《对床夜语》一书中所说的“情景相融而莫分也”。这样的例子在杜诗中是屡见不鲜的。如杜甫在夔州时所写的《武侯庙》一诗，开篇两句：“遗庙丹青落，空山草木长。”写出了庙外景色的荒芜，寄托着诗人对诸葛武侯身后凄凉的哀惋，就是生动的一例。清代王夫之在《姜斋诗话》中说“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分。神于诗者，妙合无限。巧者则有情中景，景中情。”杜甫的写景抒情诗句，可以说是真正达到了这种境地。
腹联“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三顾”，三次访问，“频烦”，多次烦劳。“天下计”指的是治国打天下的战略计谋。“三顾频烦天下计”指的是刘备三顾茅庐，向诸葛亮请教打天下的战略计谋和请他出山辅佐蜀汉之事。这一句突出诸葛亮的雄才大略。“两朝”指蜀汉刘备、刘禅两代。“开”开创大业，“济”匡济危难之意。“开济”与“两朝”相应。“老臣心”指两代辅佐，始终忠心耿耿，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两句也是对句，写诸葛亮一生业绩。诸葛亮辅佐蜀汉毕生文治武功，业绩辉煌，诗人用两句十四字予以总结，突出诸葛亮的雄才大略和忠耿之心，是抓住了诸葛亮一生业绩的重心。

这腹联两句写得格外厚重，含义十分丰富，既生动地表达出诸葛武侯的雄才大略、报国苦衷和生平业绩，也生动地表现出他忠贞不渝、坚毅不拔的精神品格。同时还郑重地道出诗人所以景仰诸葛武侯的缘由。因为这一联是全首诗的重点和核心，所以诗人从开篇起便暗运斧斤，不断蓄势，一路盘旋，到此才着力点明，并用了浓重的笔墨。这也正合乎律诗中间二联“宜乎一浓一淡”的写作法则。这一联同时还是杜甫以议论入诗的范例。本来，以抒情为主是诗歌的显著特征，一般并不夹有议论。但是杜甫在这方面却打破了常规，而常以议论入诗，这不仅使他的诗歌内容有了特色，还体现了杜诗的一种技巧。清代沈德潜曾经说过：“人谓诗主性情，不主议论。似也，而亦不尽然。 ……但议论须带情韵以行。”杜诗的议论正由于有情韵，不仅没有冲淡诗的气氛和完整形象，反而使诗的抒情气氛更为浓重，形象更为丰满。仇兆鳌说这两句诗写得“沉挚悲壮”；浦起龙认为这个联语“句法如兼金铸成，其贴切开侯；亦如镕金浑化。”都是很有见地的。

尾联“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出师”，军队出征，“未捷”，指当获奏凯而尚未获胜奏凯，“身先死”，业未就而人先死。这一联承接着五、六句，表现出诗人对诸葛亮献身精神的崇高景仰和对他事业未竟的痛惜心情。前一句写诸葛亮六出祁山，以图统一天下。当他最后一次出师，病逝军中。“英雄”是泛指。千百年来，多少英雄人物，往往未达目标而含恨死去。这两句写诸葛亮的结局和深远影响，突出出师未捷，千古遗恨，强化了打动人心的力量。这两句诗是叙事兼抒情，叙事简练，情感真挚，具有感人的力量；再加上前面六句有力铺垫，使读者感到收束得既有精神，又有余味。清代王渔洋曾经说：“为诗结处总要健举。”沈德潜也认为“宕出远神”是诗歌结尾的一种好方法。所有这些妙处，都在本诗的结句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在我国古典诗歌中，凭吊古迹的作品非常多，有的人到一处名胜古迹，照例做一首诗，里面有没有感情呢？多少有一点，但谈不上深厚。我们说杜甫是抒情的对手，在凭吊古迹的诗中，虽然说的是古代的事，但也抒发了他内心的情感。《蜀相》就是很典型的例子。前四句主要写景，借景抒情，后四句主要是论事，是借事抒情。前后两个部分以一个“自”字，一个 “空”字为纽带。前四句表达的主要是对诸葛的敬仰和对诸葛精神被人遗忘的忧伤之情。后四句表达的主要是对诸葛亮业绩的歌颂和对诸葛精神无限追怀的感情。全诗通过对武侯祠的景物描写和对诸葛亮一生业绩的概括，不仅表现了诗人对诸葛亮的敬仰和惋惜，而且寄托了诗人对社会现实和自身遭遇的感慨。该诗看似抒的吊古之情，实际上也是作者抒发自己内心的感慨。

赏析二

这首诗是杜甫在漂泊西南时，为追怀诸葛亮所作。这首诗在艺术上颇具特色：一是抓住祠堂典型环境的特征，来渲染寂静、肃穆的气氛，把诗人对诸葛亮的怀念表现得十分真切。二是对诸葛亮的政治活动作概括的描述，勾画出了一个有为的政治家的形象。结尾两句，更从诸葛亮功业未遂留给后人无限怀念，表达了对诸葛亮的赞美和惋惜之情。这两句苍凉悲壮，是千古传诵的名句。

三国时蜀汉丞相诸葛亮力扶王室，志清宇内，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伟大形象，成为后世忠君爱国的士大夫们崇拜学习的榜样。每逢国家动荡之秋或偏安之时，总有一些诗人们将诸葛亮形诸笔墨，通过热切地呼唤英灵来寄寓自己希望当代英豪站出来平定天下的理想。杜甫此诗作于上元元年(760)初到成都之时。这时持续了五年之久的安史之乱尚未平定，国家命运仍在风雨飘摇之中，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杜甫到成都郊外的武侯祠去凭吊，写作此诗，自然不单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含有忧时忧国的深心的。读着这首诗，我们脑际浮现的，决不只是往古英雄诸葛亮的形象。还有抒情主人公伤时感事、叹息哭泣的荧荧泪光。这是一首感情极为浓烈的政治抒情诗，它的悼惜英雄、感伤时事的悲痛情绪渗透在每一句每一字之间，但表现手法却颇有奇特之处。它既不直言抒情，也不婉转托意，而是采取前半描写景物，后半纯乎用事与议论的办法，以写景时的心理活动线索开启出对于凭吊对象的精当评论，从中自然透发出诗人满腔的激情。诗的前四句，描写祠堂之景，在描写中隐然流露出同样是忠君爱国者的杜甫对于诸葛亮的迫切仰慕之情。首联二句，自为问答，记祠堂之所在，但目的不是为了交代地理位置，而是为了寄寓感情，故用“何处寻”以显访庙吊古心思的急切。次联二句，写祠庙荒凉之景，“自”、“空”两个虚字是此联之眼，其作用有二：一是感叹碧草娇莺无人赏玩，显出英雄长逝，遗迹荒落；二是惋惜连与英灵作伴的草木禽鸟不解人事代谢，不会凭吊那位伟大的古人。“白春色”“空好音”的叹息，流露出对诸葛亮的深沉悲痛。以此景中含情的描写，过渡到后半篇作者自己站出来对诸葛亮进行评论与哀悼，便显得前后紧密呼应，感情十分真挚强烈。宋代以后，有不少诗话家不主张诗中发议论。认为诗以不犯本位为高，议论便落言筌，不是诗的本色。明清有些论者，甚且以为老杜的包括《蜀相》在内的许多名篇是“纯乎议论”之作。我认为，诗既然要表达作者喜怒哀乐之情，就免不了有时要议论，问题不在于能不能议论，而在于议论得好不好，有没有分寸，是否有助于深化作者的感情和篇中的意境。此诗后半的四句议论，就是可为后世诗人效法的成功范例。首先，这段议论从生动的写景中自然地引发出来，丝毫也不生硬枯燥，而是饱含情韵。既切合吟咏对象的形象内涵，又带着抒情主人公自己的强烈感情，它精辟而凝炼，将全篇的主题思想升华了。其次，议论中用的就是诸葛亮本人的故事，它们具有极高的概括性，本身便含有形象思维，能够唤起读者对于渚葛亮一生的联想。“三顾”句令人想起三顾茅庐和隆中决策，“两朝”句与“出师”句更令人怀念诸葛亮辅佐先主刘备、后主刘禅两朝，取两川、建蜀汉， 白帝托孤、六出祁山和病死五丈原等等感人事迹。这与一般抽象议论绝然不同，是既能寄托作者感情、又能启发读者激情的诗化的议论。从全诗抒情层次来讲。“天下计”推崇其匡时雄略，“老臣心”赞扬其报国忠忱。老杜本人的忧国之心也隐隐然寄托其中。有这两句的沉挚悲壮，末联再作痛心酸鼻的哀哭之语，才显得全篇精神振起，有震撼人心的巨大力量。末联二句，道出千古失意英雄的同感。唐代永贞革新的首领王叔文、宋代民族英雄宗泽等人在事业失败时都愤然诵此二语，可见这首诗思想内容与艺术技巧所铸成的悲剧美是如何历久不衰了。

赏析三
题曰“蜀相”，而不曰“诸葛祠”，可知老杜此诗意在人而不在祠。然而诗又分明自祠写起。何也？盖人物千古，莫可亲承；庙貌数楹，临风结想。因武侯祠庙而思蜀相，亦理之必然。但在学诗者，虚实宾主之间，诗笔文情之妙，人则祠乎？祠岂人耶？看他如何着墨，于此玩索，宜有会心。
开头一句，以问引起。祠堂何处？锦官城外，数里之遥，远远望去，早见翠柏成林，好一片葱葱郁郁，气象不凡——那就是诸葛武侯祠所在了。这首一联，开门见山，洒洒落落，而两句又一问一答，自开自合。
接下去，老杜便写到映阶草碧，隔叶禽鸣。
有人说，那首联是起，此颔联是承，章法井然。不错。又有人说，从城外森森，到阶前碧色，迤迤逦逦，自远望而及近观，由寻途遂至入庙，笔路最清。也不错。不过，倘若仅仅如此，谁个不能？老杜又在何处呢？有人说，既然说诗人意在人而不在祠，那他为何八句中为碧草黄鹂，映阶隔叶就费去了两句？此岂不是正写祠堂之景？可知意不在祠的说法不确。又有人说，杜意在人在祠，无须多论，只是律诗幅短，最要精整，他在此题下，竟然设此二句，既无必要，也不精彩；至少是写走了，岂不是老杜的一处败笔？
著名学者周汝昌认为上述的质疑完全错了。他说：莫拿八股时文的眼光去衡量杜子美。要是句句切题，或是写成不啻一篇孔明传。谅他又有何难。如今他并不如彼。道理定然有在。须看他，上句一个“自”字，下句一个“空”字。此二字适为拗格，即自字本应平声，今故作仄；空本应仄声，今故作平。彼此互易，声调上有一种变换美。吾辈学诗之人，断不能于此等处失去心眼。
且说老杜风尘澒洞，流落西南，在锦城定居之后，大约头一件事就是走谒武侯祠庙。“丞相祠堂何处寻？”从写法上说，是开门见山，更不迂曲；从心情说，祠堂何处，向往久矣！当日这位老诗人，怀着一腔崇仰钦慕之情，问路寻途，奔到了祠堂之地，他既到之后，一不观赏殿宇巍巍，二不瞻仰塑像凛凛，他“首先”注意的却是阶前的碧草，叶外的黄鹂！这是什么情理？
要知道，老杜此行，不是旅游，入祠以后，殿宇之巍巍，塑像之凛凛，他和普通人一样，自然也是看过了的。不过到他写诗之时，他感情上要写的绝不是这些形迹的外观。他要写的是内心的感受。写景云云，已是活句死参；更何况他本来真写祠堂之景？换言之，他正是看完了殿宇之巍巍，塑像之凛凛，使得他百感中来，万端交集，然后才越发觉察到满院萋萋碧草，寂寞之心难言；才越发感受到数声呖呖黄鹂，荒凉之境无限。在这里，你才看到一位老诗人，独自一个，满怀心事，徘徊瞻眺于武侯祠庙之间。没有这一联两句，诗人何往？诗心安在？只因又了这一联两句，才读得出下面的腹联所说的三顾频烦，两朝开济，一方面是知人善任，终始不渝；一方面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方面付托之重，一方面图报之诚：这一切，老杜不知想过了几千百回，只是到面对着古庙荒庭，这才写出了诸葛亮的心境，字字千钧之重。莫说古人只讲一个“士为知己者死”，难道诗人所理解的天下之计，果真是指刘氏子孙万世皇基不成？老臣之心，岂不也怀着华夏河山，苍生水火？一生志业，六出祁山，五丈原头，秋风瑟瑟，大星遽陨，百姓失声------想到此间，那阶前林下徘徊的诗人老杜，不禁丸澜被面，老泪纵横了。
庭草自春，何关人事；新莺空啭，秪意伤情。老杜一片诗心，全在此处凝结，如何却说他是败笔？就是过渡云云，周汝昌先生认为也还是只知正笔是文的错觉。
有人问：长使英雄泪满襟袖的英雄，所指何人？答曰：是指千古的仁人志士，为国为民，大智大勇者是，莫作跃马横枪，拿刀动斧之类的简单解释。老杜一生，许身稷契，志在匡国，亦英雄之人也。说此句实包诗人自身而言，方得其实。然而，老杜又绝不是单指个人。心念武侯，高山仰止，也正是寄希望于当世的良相之材。他之所怀者大，所感者深，以是之故，天下后世，凡读他此篇的，无不流涕，岂偶然哉！

赏析四

《蜀相》是我国唐代伟大诗人杜甫七律中的名作。
公元221年，刘备在成都称帝，国号汉，任命诸葛亮为丞相，蜀相的意思是蜀汉国的丞相，诗题“蜀相”，写的就是诸葛亮。
诸葛亮是三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曾经为刘备制定了一系列统一天下的方针、策略，辅佐刘备振兴汉室，建立了蜀汉政权，形成了与曹魏、孙吴三足鼎立的局面。刘备去世后，诸葛亮又辅佐他的儿子刘禅，多次出师北伐中原，因身心交瘁，积劳成疾，最后死于军中，实现了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铿锵誓言，赢得了后世人们的景仰和推崇。
杜甫虽然怀有“致君尧舜”的政治理想，但他仕途坎坷，抱负无法施展。他写《蜀相》这首诗时，安史之乱还没有平息。目睹国势艰危，生民涂炭，而自身又请缨无路，报国无门，因此对开创基业、挽救时局的诸葛亮，无限仰慕，备加敬重。
唐肃宗乾元二年（759年）十二月，杜甫结束了为时四年的寓居秦州、同谷（今甘肃省成县）的颠沛流离的生活，到了成都，在朋友的资助下，定居在浣花溪畔。第二年（唐肃宗上元元年，760年）的春天，他探访了诸葛武侯祠，写下了这首感人肺腑的千古绝唱。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
“丞相祠堂”，今称武侯祠，在成都市南郊。成都是三国时期汉国的都城，诸葛亮在这里主持国政二十余年，立下了勋业。晋代李雄在成都称王时为他建立了祠堂。后来桓温平蜀，成都遭到了很大的破坏，只有武侯祠完整无损。“锦官城”，是古代成都的别称。成都产蜀锦，古代曾经设有专门的官员管理，他们住在成都的少城（成都旧有大城、少城），所以又称成都为锦官城、锦城或锦里。另一种说法是因为成都地近锦江，这里山川明丽，美如绣锦，因而得名。“森森”，是形容柏树长得高大而茂密。据《儒林公议》、《太平寰宇记》等书记载，武侯祠前有大柏树，相传是诸葛亮亲手栽种。
这首联两句，前一句“丞相祠堂何处寻”是自问。这里不称“蜀相”，而用“丞相”二字，使人感到非常亲切。特别是其中的“寻”字，表明此行是有目的的专程来访，而不是漫不经心地信步由之；又因杜甫初到成都，地理不熟，环境生疏，所以才下了这样一个“寻”字。这个寻字有着丰富的含义，它还有力地表现出杜甫对诸葛亮的强烈景仰和缅怀之情，并因人而及物，同时也表明丞相祠堂是诗人渴望已久、很想瞻仰的地方。后一句“锦官城外柏森森”自答。这是诗人望中所得的景象，写的是丞相祠堂的外景，点明祠堂的所在地，用来呼应前一句。“柏森森”三个字还渲染了一种安谧、肃穆的气氛。这两句直承“蜀相”的诗题，起得很得势，用的是记叙兼描述的笔墨。
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
“映阶”，映照着台阶。古代的祠庙都有庭院和殿堂。人们要进入殿堂，要拾级而上。“好音”，悦耳的声音，形容鸟的叫声好听，这里指鸟鸣。
这颔联两句，有如特写镜头，由远写到近，从祠堂的外部说到祠堂的内部，写的是丞相祠堂的内景。“映阶碧草自春色”，是承接第一句的丞相祠堂。碧草映阶，足见草深，表明祠堂缺人管理和修葺，游人也很少来到这里。“隔叶黄鹂空好音”，是承接第二句的古柏森森。黄鹂隔叶，足见树茂；黄鹂空作好音，表明武侯呕心沥血所缔造的一团糟，已被后人遗忘。这两句诗衬托出了祠堂的荒凉冷落，并含有诗人感物思人、追怀先哲的情味。它同时还含有碧草与黄鹂并不理解人事的变迁和朝代的更替这一层意思。特别是诗句中的“空”和“自”两个字的巧妙运用，使这一联的含义更加丰富。对于这两句，杜诗的评注者们有的认为是写景，有的认为是“真正抒情，而非实在写景”，这两种说法当然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更确切些说，应当把这两句看成是“景语含情，情语寓景”。这正如宋代范晞文在《对床夜语》一书中所说的“情景相融而莫分也”。这样的例子在杜诗中是屡见不鲜的。如杜甫在夔州时所写的《武侯庙》一诗，开篇两句：“遗庙丹青落，空山草木长。”写出了庙外景色的荒芜，寄托着诗人对诸葛武侯身后凄凉的哀惋，就是生动的一例。清代王夫之在《姜斋诗话》中说“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分。神于诗者，妙合无限。巧者则有情中景，景中情。”杜甫的写景抒情诗句，可以说是真正达到了这种境地。
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三顾”，这里指诸葛亮在南阳隐居是，刘备三次登门拜访的事。诸葛亮《出师表》上说：“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频烦”，多次地烦劳。另一说见清代汪师韩的《诗学纂闻》，汪师韩认为“频烦”是唐代俗语，意思与“郑重”差不多。“天下计”，是指统一天下的谋略。具体地说，这里指诸葛亮所制定的以荆州、益州为基地，整饬内政，东联孙权，北搞曹操，而后统一天下的策略。“两朝”，指蜀先主刘备和后主刘禅两代。“开济”，“开”指帮助刘备开创基业；“济”是指辅佐刘禅匡济艰危。“济”，有完成的意思，也可以解释为守成、成了事业。“老臣心”，指诸葛亮尽忠蜀汉，不遗余力，死而后已的精神。
这颈联两句写得格外厚重，含义十分丰富，既生动地表达出诸葛武侯的雄才大略、报国苦衷和生平业绩，也生动地表现出他忠贞不渝、坚毅不拔的精神品格。同时还郑重地道出诗人所以景仰诸葛武侯的缘由。因为这一联是全首诗的重点和核心，所以诗人从开篇起便暗运斧斤，不断蓄势，一路盘旋，到此才着力点明，并用了浓重的笔墨。这也正合乎律诗中间二联“宜乎一浓一淡”的写作法则。这一联同时还是杜甫以议论入诗的范例。本来，以抒情为主是诗歌的显著特征，一般并不夹有议论。但是杜甫在这方面却打破了常规，而常以议论入诗，这不仅使他的诗歌内容有了特色，还体现了杜诗的一种技巧。清代沈德潜曾经说过：“人谓诗主性情，不主议论。似也，而亦不尽然。 ……但议论须带情韵以行。”杜诗的议论正由于有情韵，不仅没有冲淡诗的气氛和完整形象，反而使诗的抒情气氛更为浓重，形象更为丰满。仇兆鳌说这两句诗写得“沉挚悲壮”；浦起龙认为这个联语“句法如兼金铸成，其贴切开侯；亦如镕金浑化。”都是很有见地的。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澿。
“出师”句指的是诸葛亮为了伐魏，曾经六出祁山的事。蜀汉后主建兴十二年（234年），他统率大军，后出斜谷，占据了五丈原，与司马懿隔着渭水相持了一百多天。八月，病死在军中。“英雄”，这里泛指，包括诗人自己在内的追怀诸葛亮的有志之士。
这尾联两句承接着五、六句，表现出诗人对诸葛亮献身精神的崇高景仰和对他事业未竟的痛惜心情。这两句诗是叙事兼抒情；再加上前面六句有力铺垫，使读者感到收束得既有精神，又有余味。清代王渔洋曾经说：“为诗结处总要健举。”沈德潜也认为“宕出远神”是诗歌结尾的一种好方法。所有这些妙处，都在本诗的结句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在我国古典诗歌中，凭吊古迹的作品非常多，有的人到一处名胜古迹，照例做一首诗，里面有没有感情呢？多少有一点，但谈不上深厚。人们说杜甫是抒情的好手，在凭吊古迹的诗中，虽然说的是古代的事，但也抒发了他内心的情感。《蜀相》就是很典型的例子。这首诗前半首写景，后半首抒情。前后两个部分以一个“自”字，一个 “空”字为纽带。诗人看到这样一个值得纪念的伟人的祠庙竟变得如此破落，荒凉，从而引起种种感慨。此诗看似抒发吊古之情，实际上也是作者抒发自己内心的感慨。

【赏析一】

题曰“蜀相”，而不曰“诸葛祠”，可知老杜此诗意在人而不在祠。然而诗又分明自祠写起。何也？盖人物千古，莫可亲承；庙貌数楹，临风结想。因武侯祠庙而思蜀相，亦理之必然。但在学诗者，虚实宾主之间，诗笔文情之妙，人则祠乎？祠岂人耶？看他如何着墨，于此玩索，宜有会心。
开头一句，以问引起。祠堂何处？锦官城外，数里之遥，远远望去，早见翠柏成林，好一片葱葱郁郁，气象不凡——那就是诸葛武侯祠所在了。这首一联，开门见山，洒洒落落，而两句又一问一答，自开自合。
接下去，老杜便写到映阶草碧，隔叶禽鸣。
有人说，那首联是起，此颔联是承，章法井然。不错。又有人说，从城外森森，到阶前碧色，迤迤逦逦，自远望而及近观，由寻途遂至入庙，笔路最清。也不错。不过，倘若仅仅如此，谁个不能？老杜又在何处呢？有人说，既然说诗人意在人而不在祠，那他为何八句中为碧草黄鹂，映阶隔叶就费去了两句？此岂不是正写祠堂之景？可知意不在祠的说法不确。又有人说，杜意在人在祠，无须多论，只是律诗幅短，最要精整，他在此题下，竟然设此二句，既无必要，也不精彩；至少是写走了，岂不是老杜的一处败笔？
著名学者周汝昌认为上述的质疑完全错了。他说：莫拿八股时文的眼光去衡量杜子美。要是句句切题，或是写成不啻一篇孔明传。谅他又有何难。如今他并不如彼。道理定然有在。须看他，上句一个“自”字，下句一个“空”字。此二字适为拗格，即自字本应平声，今故作仄；空本应仄声，今故作平。彼此互易，声调上有一种变换美。吾辈学诗之人，断不能于此等处失去心眼。
且说老杜风尘澒洞，流落西南，在锦城定居之后，大约头一件事就是走谒武侯祠庙。“丞相祠堂何处寻？”从写法上说，是开门见山，更不迂曲；从心情说，祠堂何处，向往久矣！当日这位老诗人，怀着一腔崇仰钦慕之情，问路寻途，奔到了祠堂之地，他既到之后，一不观赏殿宇巍巍，二不瞻仰塑像凛凛，他“首先”注意的却是阶前的碧草，叶外的黄鹂！这是什么情理？
要知道，老杜此行，不是旅游，入祠以后，殿宇之巍巍，塑像之凛凛，他和普通人一样，自然也是看过了的。不过到他写诗之时，他感情上要写的绝不是这些形迹的外观。他要写的是内心的感受。写景云云，已是活句死参；更何况他本来真写祠堂之景？换言之，他正是看完了殿宇之巍巍，塑像之凛凛，使得他百感中来，万端交集，然后才越发觉察到满院萋萋碧草，寂寞之心难言；才越发感受到数声呖呖黄鹂，荒凉之境无限。在这里，你才看到一位老诗人，独自一个，满怀心事，徘徊瞻眺于武侯祠庙之间。没有这一联两句，诗人何往？诗心安在？只因又了这一联两句，才读得出下面的腹联所说的三顾频烦，两朝开济，一方面是知人善任，终始不渝；一方面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方面付托之重，一方面图报之诚：这一切，老杜不知想过了几千百回，只是到面对着古庙荒庭，这才写出了诸葛亮的心境，字字千钧之重。莫说古人只讲一个“士为知己者死”，难道诗人所理解的天下之计，果真是指刘氏子孙万世皇基不成？老臣之心，岂不也怀着华夏河山，苍生水火？一生志业，六出祁山，五丈原头，秋风瑟瑟，大星遽陨，百姓失声------想到此间，那阶前林下徘徊的诗人老杜，不禁丸澜被面，老泪纵横了。
庭草自春，何关人事；新莺空啭，秪意伤情。老杜一片诗心，全在此处凝结，如何却说他是败笔？就是过渡云云，周汝昌先生认为也还是只知正笔是文的错觉。
有人问：长使英雄泪满襟袖的英雄，所指何人？答曰：是指千古的仁人志士，为国为民，大智大勇者是，莫作跃马横枪，拿刀动斧之类的简单解释。老杜一生，许身稷契，志在匡国，亦英雄之人也。说此句实包诗人自身而言，方得其实。然而，老杜又绝不是单指个人。心念武侯，高山仰止，也正是寄希望于当世的良相之材。他之所怀者大，所感者深，以是之故，天下后世，凡读他此篇的，无不流涕，岂偶然哉！[1]

【赏析二】

《蜀相》是我国唐代伟大诗人杜甫七律中的名作。
公元221年，刘备在成都称帝，国号汉，任命诸葛亮为丞相，蜀相的意思是蜀汉国的丞相，诗题“蜀相”，写的就是诸葛亮。
诸葛亮是三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曾经为刘备制定了一系列统一天下的方针、策略，辅佐刘备振兴汉室，建立了蜀汉政权，形成了与曹魏、孙吴三足鼎立的局面。刘备去世后，诸葛亮又辅佐他的儿子刘禅，多次出师北伐中原，因身心交瘁，积劳成疾，最后死于军中，实现了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铿锵誓言，赢得了后世人们的景仰和推崇。
杜甫虽然怀有“致君尧舜”的政治理想，但他仕途坎坷，抱负无法施展。他写《蜀相》这首诗时，安史之乱还没有平息。目睹国势艰危，生民涂炭，而自身又请缨无路，报国无门，因此对开创基业、挽救时局的诸葛亮，无限仰慕，备加敬重。
唐肃宗乾元二年（759年）十二月，杜甫结束了为时四年的寓居秦州、同谷（今甘肃省成县）的颠沛流离的生活，到了成都，在朋友的资助下，定居在浣花溪畔。第二年（唐肃宗上元元年，760年）的春天，他探访了诸葛武侯祠，写下了这首感人肺腑的千古绝唱。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
“丞相祠堂”，今称武侯祠，在成都市南郊。成都是三国时期汉国的都城，诸葛亮在这里主持国政二十余年，立下了勋业。晋代李雄在成都称王时为他建立了祠堂。后来桓温平蜀，成都遭到了很大的破坏，只有武侯祠完整无损。“锦官城”，是古代成都的别称。成都产蜀锦，古代曾经设有专门的官员管理，他们住在成都的少城（成都旧有大城、少城），所以又称成都为锦官城、锦城或锦里。另一种说法是因为成都地近锦江，这里山川明丽，美如绣锦，因而得名。“森森”，是形容柏树长得高大而茂密。据《儒林公议》、《太平寰宇记》等书记载，武侯祠前有大柏树，相传是诸葛亮亲手栽种。
这首联两句，前一句“丞相祠堂何处寻”是自问。这里不称“蜀相”，而用“丞相”二字，使人感到非常亲切。特别是其中的“寻”字，表明此行是有目的的专程来访，而不是漫不经心地信步由之；又因杜甫初到成都，地理不熟，环境生疏，所以才下了这样一个“寻”字。这个寻字有着丰富的含义，它还有力地表现出杜甫对诸葛亮的强烈景仰和缅怀之情，并因人而及物，同时也表明丞相祠堂是诗人渴望已久、很想瞻仰的地方。后一句“锦官城外柏森森”自答。这是诗人望中所得的景象，写的是丞相祠堂的外景，点明祠堂的所在地，用来呼应前一句。“柏森森”三个字还渲染了一种安谧、肃穆的气氛。这两句直承“蜀相”的诗题，起得很得势，用的是记叙兼描述的笔墨。
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
“映阶”，映照着台阶。古代的祠庙都有庭院和殿堂。人们要进入殿堂，要拾级而上。“好音”，悦耳的声音，形容鸟的叫声好听，这里指鸟鸣。
这颔联两句，有如特写镜头，由远写到近，从祠堂的外部说到祠堂的内部，写的是丞相祠堂的内景。“映阶碧草自春色”，是承接第一句的丞相祠堂。碧草映阶，足见草深，表明祠堂缺人管理和修葺，游人也很少来到这里。“隔叶黄鹂空好音”，是承接第二句的古柏森森。黄鹂隔叶，足见树茂；黄鹂空作好音，表明武侯呕心沥血所缔造的一团糟，已被后人遗忘。这两句诗衬托出了祠堂的荒凉冷落，并含有诗人感物思人、追怀先哲的情味。它同时还含有碧草与黄鹂并不理解人事的变迁和朝代的更替这一层意思。特别是诗句中的“空”和“自”两个字的巧妙运用，使这一联的含义更加丰富。对于这两句，杜诗的评注者们有的认为是写景，有的认为是“真正抒情，而非实在写景”，这两种说法当然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更确切些说，应当把这两句看成是“景语含情，情语寓景”。这正如宋代范晞文在《对床夜语》一书中所说的“情景相融而莫分也”。这样的例子在杜诗中是屡见不鲜的。如杜甫在夔州时所写的《武侯庙》一诗，开篇两句：“遗庙丹青落，空山草木长。”写出了庙外景色的荒芜，寄托着诗人对诸葛武侯身后凄凉的哀惋，就是生动的一例。清代王夫之在《姜斋诗话》中说“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分。神于诗者，妙合无限。巧者则有情中景，景中情。”杜甫的写景抒情诗句，可以说是真正达到了这种境地。
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三顾”，这里指诸葛亮在南阳隐居是，刘备三次登门拜访的事。诸葛亮《出师表》上说：“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频烦”，多次地烦劳。另一说见清代汪师韩的《诗学纂闻》，汪师韩认为“频烦”是唐代俗语，意思与“郑重”差不多。“天下计”，是指统一天下的谋略。具体地说，这里指诸葛亮所制定的以荆州、益州为基地，整饬内政，东联孙权，北搞曹操，而后统一天下的策略。“两朝”，指蜀先主刘备和后主刘禅两代。“开济”，“开”指帮助刘备开创基业；“济”是指辅佐刘禅匡济艰危。“济”，有完成的意思，也可以解释为守成、成了事业。“老臣心”，指诸葛亮尽忠蜀汉，不遗余力，死而后已的精神。
这颈联两句写得格外厚重，含义十分丰富，既生动地表达出诸葛武侯的雄才大略、报国苦衷和生平业绩，也生动地表现出他忠贞不渝、坚毅不拔的精神品格。同时还郑重地道出诗人所以景仰诸葛武侯的缘由。因为这一联是全首诗的重点和核心，所以诗人从开篇起便暗运斧斤，不断蓄势，一路盘旋，到此才着力点明，并用了浓重的笔墨。这也正合乎律诗中间二联“宜乎一浓一淡”的写作法则。这一联同时还是杜甫以议论入诗的范例。本来，以抒情为主是诗歌的显著特征，一般并不夹有议论。但是杜甫在这方面却打破了常规，而常以议论入诗，这不仅使他的诗歌内容有了特色，还体现了杜诗的一种技巧。清代沈德潜曾经说过：“人谓诗主性情，不主议论。似也，而亦不尽然。 ……但议论须带情韵以行。”杜诗的议论正由于有情韵，不仅没有冲淡诗的气氛和完整形象，反而使诗的抒情气氛更为浓重，形象更为丰满。仇兆鳌说这两句诗写得“沉挚悲壮”；浦起龙认为这个联语“句法如兼金铸成，其贴切开侯；亦如镕金浑化。”都是很有见地的。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澿。
“出师”句指的是诸葛亮为了伐魏，曾经六出祁山的事。蜀汉后主建兴十二年（234年），他统率大军，后出斜谷，占据了五丈原，与司马懿隔着渭水相持了一百多天。八月，病死在军中。“英雄”，这里泛指，包括诗人自己在内的追怀诸葛亮的有志之士。
这尾联两句承接着五、六句，表现出诗人对诸葛亮献身精神的崇高景仰和对他事业未竟的痛惜心情。这两句诗是叙事兼抒情；再加上前面六句有力铺垫，使读者感到收束得既有精神，又有余味。清代王渔洋曾经说：“为诗结处总要健举。”沈德潜也认为“宕出远神”是诗歌结尾的一种好方法。所有这些妙处，都在本诗的结句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在我国古典诗歌中，凭吊古迹的作品非常多，有的人到一处名胜古迹，照例做一首诗，里面有没有感情呢？多少有一点，但谈不上深厚。人们说杜甫是抒情的好手，在凭吊古迹的诗中，虽然说的是古代的事，但也抒发了他内心的情感。《蜀相》就是很典型的例子。这首诗前半首写景，后半首抒情。前后两个部分以一个“自”字，一个 “空”字为纽带。诗人看到这样一个值得纪念的伟人的祠庙竟变得如此破落，荒凉，从而引起种种感慨。此诗看似抒发吊古之情，实际上也是作者抒发自己内心的感慨。

【赏析三】

古代诗歌跟古代散文一样，很讲究起承转合的章法。所谓“起承转收，一法也”。《蜀相》这首诗的第一、二句，紧扣诗题，写专程寻访丞相祠堂，这是“起”；第三、四两句，直承上文，写祠堂内的春色，这是“承”；第五、六句，推开一层，写对诸葛武侯评价，这是“转”；第七、八句，收束全诗，写对诸葛武侯的悼念，这是“ 合”。在短短的八句当中，有叙事，有写景，有议论，有抒情，笔墨淋漓，感情深挚，统体浑成，充分体现了杜诗“沉郁顿挫”的风格。
这首诗的另一个写作特点是：成功地写出了丞相祠堂的特定情境，准确地摄取了森森的古柏、映阶的春草和隔叶的黄鹂这些最能表现典型环境特征的景物，用来烘托一种寂静、肃穆的氛围，借以表达在这种氛围中诗人所产生的凭吊古人的特定心境。此外，诗句还具有非凡的概括力，这突出地表现在第五、六句对诸葛亮的为人和一生功业的表述上。
“李杜文章万丈高，就中诗律杜陵豪。”杜甫的律诗的确取得了他人难以企及的成就，尤其是夔州以后的诗作，更加成熟。他的律诗对仗工妥，用字精当，声音和谐。正如他自己所表白的那样，“晚节渐于诗律细”、“语不惊人死不休”。杜甫律诗的这些长处，读者在细读《蜀相》这首诗时，是能够领悟得出的。
这首诗是杜甫在漂泊西南时，为追怀诸葛亮所作。这首诗在艺术上颇具特色：一是抓住祠堂典型环境的特征，来渲染寂静、肃穆的气氛，把诗人对诸葛亮的怀念表现得十分真切。二是对诸葛亮的政治活动作概括的描述，勾画出了一个有为的政治家的形象。结尾两句，更从诸葛亮功业未遂留给后人无限怀念，表达了对诸葛亮的赞美和惋惜之情。这两句苍凉悲壮，是千古传诵的名句。
三国时蜀汉丞相诸葛亮力扶王室，志清宇内，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伟大形象，成为后世忠君爱国的士大夫们崇拜学习的榜样。每逢国家动荡之秋或偏安之时，总有一些诗人们将诸葛亮形诸笔墨，通过热切地呼唤英灵来寄寓自己希望当代英豪站出来平定天下的理想。杜甫此诗作于上元元年(760)初到成都之时。这时持续了五年之久的安史之乱尚未平定，国家命运仍在风雨飘摇之中，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杜甫到成都郊外的武侯祠去凭吊，写作此诗，自然不单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含有忧时忧国的深心的。读着这首诗，读者脑际浮现的，决不只是往古英雄诸葛亮的形象，还有抒情主人公伤时感事、叹息哭泣的荧荧泪光。这是一首感情极为浓烈的政治抒情诗，它的悼惜英雄、感伤时事的悲痛情绪渗透在每一句每一字之间，但表现手法却颇有奇特之处。它既不直言直抒，也不婉转托意，而是采取前半描写景物，后半纯乎用事与议论的办法，以写景时的心理活动线索开启出对于凭吊对象的精当评论，从中自然透发出诗人满腔的激情。
诗的前四句，描写祠堂之景，在描写中隐然流露出同样是忠君爱国者的杜甫对于诸葛亮的迫切仰慕之情。首联二句，自为问答，记祠堂之所在，但目的不是为了交代地理位置，而是为了寄寓感情，故用“何处寻”以显访庙吊古心思的急切。次联二句，写祠庙荒凉之景，“自”“空”两个虚字是此联之眼，其作用有二：一是感叹碧草娇莺无人赏玩，显出英雄长逝，遗迹荒落；二是惋惜连与英灵作伴的草木禽鸟不解人事代谢，不会凭吊那位伟大的古人。“自春色”“空好音”的叹息，流露出对诸葛亮的深沉悲痛。以此景中含情的描写，过渡到后半篇作者自己站出来对诸葛亮进行评论与哀悼，便显得前后紧密呼应，感情十分真挚强烈。宋代以后，有不少诗话家不主张诗中发议论，认为诗以不犯本位为高，议论便落言筌，不是诗的本色。明清有些论者，甚且以为老杜的包括《蜀相》在内的许多名篇是“纯乎议论”之作。这些评论并不恰当。诗既然要表达作者喜怒哀乐之情，就免不了有时要议论，问题不在于能不能议论，而在于议论得好不好，有没有分寸，是否有助于深化作者的感情和篇中的意境。
此诗后半的四句议论，就是可为后世诗人效法的成功范例。首先，这段议论从生动的写景中自然地引发出来，丝毫也不生硬枯燥，而是饱含情韵。既切合吟咏对象的形象内涵，又带着抒情主人公自己的强烈感情，它精辟而凝炼，将全篇的主题思想升华了。其次，议论中用的就是诸葛亮本人的故事，它们具有极高的概括性，本身便含有形象思维，能够唤起读者对于渚葛亮一生的联想。“三顾”句令人想起三顾茅庐和隆中决策，“两朝”句与“出师”句更令人怀念诸葛亮辅佐先主刘备、后主刘禅两朝，取两川、建蜀汉， 白帝托孤、六出祁山和病死五丈原等等感人事迹。这与一般抽象议论绝然不同，是既能寄托作者感情、又能启发读者激情的诗化的议论。从全诗抒情层次来讲。“天下计”推崇其匡时雄略，“老臣心”赞扬其报国忠忱。老杜本人的忧国之心也隐隐然寄托其中。有这两句的沉挚悲壮，末联再作痛心酸鼻的哀哭之语，才显得全篇精神振起，有震撼人心的巨大力量。末联二句，道出千古失意英雄的同感。唐代永贞革新的首领王叔文、宋代民族英雄宗泽等人在事业失败时都愤然诵此二语，可见这首诗思想内容与艺术技巧所铸成的悲剧美是如何历久不衰了。[2]

【赏析四】

律诗由“起”、“颔”、“颈”、“结”四联组成。这首诗的“起联”两句一问一答，貌似平常，实则不然。这里，诗人以近乎口语化的诗句点出了武侯祠堂的地理位置和古柏森森的自然环境，其间一个“寻”字妙笔天成，使得一问一答两相连属，恰如其分地道出了诗人急欲瞻仰武侯祠堂的情不可耐的心绪，这一方面暗示出杜甫与诸葛亮虽不同世却思想相通，另一方面也替后面的赞颂、痛惜之辞预为伏笔，使得全诗和谐统一，首尾相衔。李重华《贞一斋诗话》说：“作诗善用赋笔，惟杜老为然。其间微婉顿挫，总非平直。”杜甫的这首《蜀相》的开头，可以说是比较典型地体现了诗人善用赋笔而又切忌平直的特点。
如果说，“起联”两句还是从总领通篇的角度由全貌着笔作概括叙写的话，那么，“颔联”两句则进而把“镜头”转向武侯祠庙周围景物的细部。“映阶碧草”、“隔叶黄鹏”仿佛是两个特写镜头，一在渲染“春色”之怡目，一在强调“好音”之悦耳。然而，诗人用了一个“自”字，一个“空”字，含蓄地表达了他对这些景物的与众不同的特殊感受——盎然春意固然是美好诱人的，可是，丞相祠庙却是如此寂寥冷清，悄然而无人迹，只有诗人形只影单而来，孤寂伤怀而返。难道说，武侯已经被世人遗忘了吗？不难看出，在“颔联”两句里，诗人句句写景，却字字含情，诗行中寓静于动，寄情于景，婉转地流露出因国家分裂而悲怆伤怀以及亟盼早日平叛实现统一的情绪。真可谓“情融乎内而深且长，景耀于外而远且大”（谢榛《四溟诗话》）。
“颈联”两句，诗人笔锋一转，胸臆直泄，以高度凝炼、警策的语言概括了诸葛亮一生的生活际遇、政治理想和辅国功业。诸葛亮隐居隆中（今湖北襄樊城西）时，刘备三顾茅庐，于公元207年，同他商讨天下大计。出山后，诸葛亮先是辅佐刘备开创基业；刘备死后，他又匡济危难，扶佐后主刘禅。这就是所谓“两朝开济”。诸葛亮可以说是殚精竭虑，忠贞不渝，尽了“老臣”之心。当然，艺术的概括是不能同科学的、历史的评价相提并论的。但是，透过诗人的饱含深情的诗句，读者不仅可以了解诸葛亮这位“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的丞相的一生的事业，以及他对后人的感召力量，而且能够感知诗人对他的钦羡仰慕之情。这一联与前一联一样，属对工致，沉郁顿挫。遣辞虽不藻丽，却行文壮阔，潇洒飘逸，可与诗人另一首写诸葛亮的诗《八阵图》中的“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二句联璧生辉。
假若诗意仅此而已，或许还难以收到激动人心的艺术效果和取得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前人说，“诗贵有眼”。“结联”两句是全诗的点睛之笔，可谓《蜀相》的“诗眼”。“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这已经超出一般的凭吊和拜谒之辞。据《三国志·诸葛亮传》载：诸葛亮于建兴十二年（234年）春，出兵伐魏，在渭水南五丈原（今陕西郿县西南）与魏军相持百余日后，于当年八月在军中抱憾病逝。武侯壮志未酬而身先亡，诗人饱经丧乱而屡失意，经历虽各有不同，可是就未能实现自己的抱负这一点来说，他们个人的命运是颇有相似之处的。正因为如此。诗人落笔沉挚，力透纸背，写得苍凉悲壮，催人下泪。可见，千百年来，人们习惯于用这警句一般的诗行对赍志而殁的仁人志士寄予痛惜与同情是不无道理的。《蜀相》是杜甫的名篇之一，对于壮志未酬者，它既是颂辞，又是挽歌。唐代诗人刘禹锡说：“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驰可以役万里，工于诗者能之。”《蜀相》一诗囊括历史，融汇古今，语言凝炼而内涵丰富。如果把刘禹锡的话用来评《蜀相》，杜甫是当之无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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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相
杜甫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
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
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1]
【赏析一】

题曰“蜀相”，而不曰“诸葛祠”，可知老杜此诗意在人而不在祠。然而诗又分明自祠写起。何也？盖人物千古，莫可亲承；庙貌数楹，临风结想。因武侯祠庙而思蜀相，亦理之必然。但在学诗者，虚实宾主之间，诗笔文情之妙，人则祠乎？祠岂人耶？看他如何着墨，于此玩索，宜有会心。
开头一句，以问引起。祠堂何处？锦官城外，数里之遥，远远望去，早见翠柏成林，好一片葱葱郁郁，气象不凡——那就是诸葛武侯祠所在了。这首一联，开门见山，洒洒落落，而两句又一问一答，自开自合。
接下去，老杜便写到映阶草碧，隔叶禽鸣。
有人说，那首联是起，此颔联是承，章法井然。不错。又有人说，从城外森森，到阶前碧色，迤迤逦逦，自远望而及近观，由寻途遂至入庙，笔路最清。也不错。不过，倘若仅仅如此，谁个不能？老杜又在何处呢？有人说，既然说诗人意在人而不在祠，那他为何八句中为碧草黄鹂，映阶隔叶就费去了两句？此岂不是正写祠堂之景？可知意不在祠的说法不确。又有人说，杜意在人在祠，无须多论，只是律诗幅短，最要精整，他在此题下，竟然设此二句，既无必要，也不精彩；至少是写走了，岂不是老杜的一处败笔？
著名学者周汝昌认为上述的质疑完全错了。他说：莫拿八股时文的眼光去衡量杜子美。要是句句切题，或是写成不啻一篇孔明传。谅他又有何难。如今他并不如彼。道理定然有在。须看他，上句一个“自”字，下句一个“空”字。此二字适为拗格，即自字本应平声，今故作仄；空本应仄声，今故作平。彼此互易，声调上有一种变换美。吾辈学诗之人，断不能于此等处失去心眼。
且说老杜风尘澒洞，流落西南，在锦城定居之后，大约头一件事就是走谒武侯祠庙。“丞相祠堂何处寻？”从写法上说，是开门见山，更不迂曲；从心情说，祠堂何处，向往久矣！当日这位老诗人，怀着一腔崇仰钦慕之情，问路寻途，奔到了祠堂之地，他既到之后，一不观赏殿宇巍巍，二不瞻仰塑像凛凛，他“首先”注意的却是阶前的碧草，叶外的黄鹂！这是什么情理？
要知道，老杜此行，不是旅游，入祠以后，殿宇之巍巍，塑像之凛凛，他和普通人一样，自然也是看过了的。不过到他写诗之时，他感情上要写的绝不是这些形迹的外观。他要写的是内心的感受。写景云云，已是活句死参；更何况他本来真写祠堂之景？换言之，他正是看完了殿宇之巍巍，塑像之凛凛，使得他百感中来，万端交集，然后才越发觉察到满院萋萋碧草，寂寞之心难言；才越发感受到数声呖呖黄鹂，荒凉之境无限。在这里，你才看到一位老诗人，独自一个，满怀心事，徘徊瞻眺于武侯祠庙之间。没有这一联两句，诗人何往？诗心安在？只因又了这一联两句，才读得出下面的腹联所说的三顾频烦，两朝开济，一方面是知人善任，终始不渝；一方面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方面付托之重，一方面图报之诚：这一切，老杜不知想过了几千百回，只是到面对着古庙荒庭，这才写出了诸葛亮的心境，字字千钧之重。莫说古人只讲一个“士为知己者死”，难道诗人所理解的天下之计，果真是指刘氏子孙万世皇基不成？老臣之心，岂不也怀着华夏河山，苍生水火？一生志业，六出祁山，五丈原头，秋风瑟瑟，大星遽陨，百姓失声------想到此间，那阶前林下徘徊的诗人老杜，不禁丸澜被面，老泪纵横了。
庭草自春，何关人事；新莺空啭，秪意伤情。老杜一片诗心，全在此处凝结，如何却说他是败笔？就是过渡云云，周汝昌先生认为也还是只知正笔是文的错觉。
有人问：长使英雄泪满襟袖的英雄，所指何人？答曰：是指千古的仁人志士，为国为民，大智大勇者是，莫作跃马横枪，拿刀动斧之类的简单解释。老杜一生，许身稷契，志在匡国，亦英雄之人也。说此句实包诗人自身而言，方得其实。然而，老杜又绝不是单指个人。心念武侯，高山仰止，也正是寄希望于当世的良相之材。他之所怀者大，所感者深，以是之故，天下后世，凡读他此篇的，无不流涕，岂偶然哉！[1]

【赏析二】

《蜀相》是我国唐代伟大诗人杜甫七律中的名作。
公元221年，刘备在成都称帝，国号汉，任命诸葛亮为丞相，蜀相的意思是蜀汉国的丞相，诗题“蜀相”，写的就是诸葛亮。
诸葛亮是三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曾经为刘备制定了一系列统一天下的方针、策略，辅佐刘备振兴汉室，建立了蜀汉政权，形成了与曹魏、孙吴三足鼎立的局面。刘备去世后，诸葛亮又辅佐他的儿子刘禅，多次出师北伐中原，因身心交瘁，积劳成疾，最后死于军中，实现了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铿锵誓言，赢得了后世人们的景仰和推崇。
杜甫虽然怀有“致君尧舜”的政治理想，但他仕途坎坷，抱负无法施展。他写《蜀相》这首诗时，安史之乱还没有平息。目睹国势艰危，生民涂炭，而自身又请缨无路，报国无门，因此对开创基业、挽救时局的诸葛亮，无限仰慕，备加敬重。
唐肃宗乾元二年（759年）十二月，杜甫结束了为时四年的寓居秦州、同谷（今甘肃省成县）的颠沛流离的生活，到了成都，在朋友的资助下，定居在浣花溪畔。第二年（唐肃宗上元元年，760年）的春天，他探访了诸葛武侯祠，写下了这首感人肺腑的千古绝唱。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
“丞相祠堂”，今称武侯祠，在成都市南郊。成都是三国时期汉国的都城，诸葛亮在这里主持国政二十余年，立下了勋业。晋代李雄在成都称王时为他建立了祠堂。后来桓温平蜀，成都遭到了很大的破坏，只有武侯祠完整无损。“锦官城”，是古代成都的别称。成都产蜀锦，古代曾经设有专门的官员管理，他们住在成都的少城（成都旧有大城、少城），所以又称成都为锦官城、锦城或锦里。另一种说法是因为成都地近锦江，这里山川明丽，美如绣锦，因而得名。“森森”，是形容柏树长得高大而茂密。据《儒林公议》、《太平寰宇记》等书记载，武侯祠前有大柏树，相传是诸葛亮亲手栽种。
这首联两句，前一句“丞相祠堂何处寻”是自问。这里不称“蜀相”，而用“丞相”二字，使人感到非常亲切。特别是其中的“寻”字，表明此行是有目的的专程来访，而不是漫不经心地信步由之；又因杜甫初到成都，地理不熟，环境生疏，所以才下了这样一个“寻”字。这个寻字有着丰富的含义，它还有力地表现出杜甫对诸葛亮的强烈景仰和缅怀之情，并因人而及物，同时也表明丞相祠堂是诗人渴望已久、很想瞻仰的地方。后一句“锦官城外柏森森”自答。这是诗人望中所得的景象，写的是丞相祠堂的外景，点明祠堂的所在地，用来呼应前一句。“柏森森”三个字还渲染了一种安谧、肃穆的气氛。这两句直承“蜀相”的诗题，起得很得势，用的是记叙兼描述的笔墨。
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
“映阶”，映照着台阶。古代的祠庙都有庭院和殿堂。人们要进入殿堂，要拾级而上。“好音”，悦耳的声音，形容鸟的叫声好听，这里指鸟鸣。
这颔联两句，有如特写镜头，由远写到近，从祠堂的外部说到祠堂的内部，写的是丞相祠堂的内景。“映阶碧草自春色”，是承接第一句的丞相祠堂。碧草映阶，足见草深，表明祠堂缺人管理和修葺，游人也很少来到这里。“隔叶黄鹂空好音”，是承接第二句的古柏森森。黄鹂隔叶，足见树茂；黄鹂空作好音，表明武侯呕心沥血所缔造的一团糟，已被后人遗忘。这两句诗衬托出了祠堂的荒凉冷落，并含有诗人感物思人、追怀先哲的情味。它同时还含有碧草与黄鹂并不理解人事的变迁和朝代的更替这一层意思。特别是诗句中的“空”和“自”两个字的巧妙运用，使这一联的含义更加丰富。对于这两句，杜诗的评注者们有的认为是写景，有的认为是“真正抒情，而非实在写景”，这两种说法当然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更确切些说，应当把这两句看成是“景语含情，情语寓景”。这正如宋代范晞文在《对床夜语》一书中所说的“情景相融而莫分也”。这样的例子在杜诗中是屡见不鲜的。如杜甫在夔州时所写的《武侯庙》一诗，开篇两句：“遗庙丹青落，空山草木长。”写出了庙外景色的荒芜，寄托着诗人对诸葛武侯身后凄凉的哀惋，就是生动的一例。清代王夫之在《姜斋诗话》中说“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分。神于诗者，妙合无限。巧者则有情中景，景中情。”杜甫的写景抒情诗句，可以说是真正达到了这种境地。
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三顾”，这里指诸葛亮在南阳隐居是，刘备三次登门拜访的事。诸葛亮《出师表》上说：“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频烦”，多次地烦劳。另一说见清代汪师韩的《诗学纂闻》，汪师韩认为“频烦”是唐代俗语，意思与“郑重”差不多。“天下计”，是指统一天下的谋略。具体地说，这里指诸葛亮所制定的以荆州、益州为基地，整饬内政，东联孙权，北搞曹操，而后统一天下的策略。“两朝”，指蜀先主刘备和后主刘禅两代。“开济”，“开”指帮助刘备开创基业；“济”是指辅佐刘禅匡济艰危。“济”，有完成的意思，也可以解释为守成、成了事业。“老臣心”，指诸葛亮尽忠蜀汉，不遗余力，死而后已的精神。
这颈联两句写得格外厚重，含义十分丰富，既生动地表达出诸葛武侯的雄才大略、报国苦衷和生平业绩，也生动地表现出他忠贞不渝、坚毅不拔的精神品格。同时还郑重地道出诗人所以景仰诸葛武侯的缘由。因为这一联是全首诗的重点和核心，所以诗人从开篇起便暗运斧斤，不断蓄势，一路盘旋，到此才着力点明，并用了浓重的笔墨。这也正合乎律诗中间二联“宜乎一浓一淡”的写作法则。这一联同时还是杜甫以议论入诗的范例。本来，以抒情为主是诗歌的显著特征，一般并不夹有议论。但是杜甫在这方面却打破了常规，而常以议论入诗，这不仅使他的诗歌内容有了特色，还体现了杜诗的一种技巧。清代沈德潜曾经说过：“人谓诗主性情，不主议论。似也，而亦不尽然。 ……但议论须带情韵以行。”杜诗的议论正由于有情韵，不仅没有冲淡诗的气氛和完整形象，反而使诗的抒情气氛更为浓重，形象更为丰满。仇兆鳌说这两句诗写得“沉挚悲壮”；浦起龙认为这个联语“句法如兼金铸成，其贴切开侯；亦如镕金浑化。”都是很有见地的。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澿。
“出师”句指的是诸葛亮为了伐魏，曾经六出祁山的事。蜀汉后主建兴十二年（234年），他统率大军，后出斜谷，占据了五丈原，与司马懿隔着渭水相持了一百多天。八月，病死在军中。“英雄”，这里泛指，包括诗人自己在内的追怀诸葛亮的有志之士。
这尾联两句承接着五、六句，表现出诗人对诸葛亮献身精神的崇高景仰和对他事业未竟的痛惜心情。这两句诗是叙事兼抒情；再加上前面六句有力铺垫，使读者感到收束得既有精神，又有余味。清代王渔洋曾经说：“为诗结处总要健举。”沈德潜也认为“宕出远神”是诗歌结尾的一种好方法。所有这些妙处，都在本诗的结句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在我国古典诗歌中，凭吊古迹的作品非常多，有的人到一处名胜古迹，照例做一首诗，里面有没有感情呢？多少有一点，但谈不上深厚。人们说杜甫是抒情的好手，在凭吊古迹的诗中，虽然说的是古代的事，但也抒发了他内心的情感。《蜀相》就是很典型的例子。这首诗前半首写景，后半首抒情。前后两个部分以一个“自”字，一个 “空”字为纽带。诗人看到这样一个值得纪念的伟人的祠庙竟变得如此破落，荒凉，从而引起种种感慨。此诗看似抒发吊古之情，实际上也是作者抒发自己内心的感慨。

【赏析三】

古代诗歌跟古代散文一样，很讲究起承转合的章法。所谓“起承转收，一法也”。《蜀相》这首诗的第一、二句，紧扣诗题，写专程寻访丞相祠堂，这是“起”；第三、四两句，直承上文，写祠堂内的春色，这是“承”；第五、六句，推开一层，写对诸葛武侯评价，这是“转”；第七、八句，收束全诗，写对诸葛武侯的悼念，这是“ 合”。在短短的八句当中，有叙事，有写景，有议论，有抒情，笔墨淋漓，感情深挚，统体浑成，充分体现了杜诗“沉郁顿挫”的风格。
这首诗的另一个写作特点是：成功地写出了丞相祠堂的特定情境，准确地摄取了森森的古柏、映阶的春草和隔叶的黄鹂这些最能表现典型环境特征的景物，用来烘托一种寂静、肃穆的氛围，借以表达在这种氛围中诗人所产生的凭吊古人的特定心境。此外，诗句还具有非凡的概括力，这突出地表现在第五、六句对诸葛亮的为人和一生功业的表述上。
“李杜文章万丈高，就中诗律杜陵豪。”杜甫的律诗的确取得了他人难以企及的成就，尤其是夔州以后的诗作，更加成熟。他的律诗对仗工妥，用字精当，声音和谐。正如他自己所表白的那样，“晚节渐于诗律细”、“语不惊人死不休”。杜甫律诗的这些长处，读者在细读《蜀相》这首诗时，是能够领悟得出的。
这首诗是杜甫在漂泊西南时，为追怀诸葛亮所作。这首诗在艺术上颇具特色：一是抓住祠堂典型环境的特征，来渲染寂静、肃穆的气氛，把诗人对诸葛亮的怀念表现得十分真切。二是对诸葛亮的政治活动作概括的描述，勾画出了一个有为的政治家的形象。结尾两句，更从诸葛亮功业未遂留给后人无限怀念，表达了对诸葛亮的赞美和惋惜之情。这两句苍凉悲壮，是千古传诵的名句。
三国时蜀汉丞相诸葛亮力扶王室，志清宇内，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伟大形象，成为后世忠君爱国的士大夫们崇拜学习的榜样。每逢国家动荡之秋或偏安之时，总有一些诗人们将诸葛亮形诸笔墨，通过热切地呼唤英灵来寄寓自己希望当代英豪站出来平定天下的理想。杜甫此诗作于上元元年(760)初到成都之时。这时持续了五年之久的安史之乱尚未平定，国家命运仍在风雨飘摇之中，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杜甫到成都郊外的武侯祠去凭吊，写作此诗，自然不单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含有忧时忧国的深心的。读着这首诗，读者脑际浮现的，决不只是往古英雄诸葛亮的形象，还有抒情主人公伤时感事、叹息哭泣的荧荧泪光。这是一首感情极为浓烈的政治抒情诗，它的悼惜英雄、感伤时事的悲痛情绪渗透在每一句每一字之间，但表现手法却颇有奇特之处。它既不直言直抒，也不婉转托意，而是采取前半描写景物，后半纯乎用事与议论的办法，以写景时的心理活动线索开启出对于凭吊对象的精当评论，从中自然透发出诗人满腔的激情。
诗的前四句，描写祠堂之景，在描写中隐然流露出同样是忠君爱国者的杜甫对于诸葛亮的迫切仰慕之情。首联二句，自为问答，记祠堂之所在，但目的不是为了交代地理位置，而是为了寄寓感情，故用“何处寻”以显访庙吊古心思的急切。次联二句，写祠庙荒凉之景，“自”“空”两个虚字是此联之眼，其作用有二：一是感叹碧草娇莺无人赏玩，显出英雄长逝，遗迹荒落；二是惋惜连与英灵作伴的草木禽鸟不解人事代谢，不会凭吊那位伟大的古人。“自春色”“空好音”的叹息，流露出对诸葛亮的深沉悲痛。以此景中含情的描写，过渡到后半篇作者自己站出来对诸葛亮进行评论与哀悼，便显得前后紧密呼应，感情十分真挚强烈。宋代以后，有不少诗话家不主张诗中发议论，认为诗以不犯本位为高，议论便落言筌，不是诗的本色。明清有些论者，甚且以为老杜的包括《蜀相》在内的许多名篇是“纯乎议论”之作。这些评论并不恰当。诗既然要表达作者喜怒哀乐之情，就免不了有时要议论，问题不在于能不能议论，而在于议论得好不好，有没有分寸，是否有助于深化作者的感情和篇中的意境。
此诗后半的四句议论，就是可为后世诗人效法的成功范例。首先，这段议论从生动的写景中自然地引发出来，丝毫也不生硬枯燥，而是饱含情韵。既切合吟咏对象的形象内涵，又带着抒情主人公自己的强烈感情，它精辟而凝炼，将全篇的主题思想升华了。其次，议论中用的就是诸葛亮本人的故事，它们具有极高的概括性，本身便含有形象思维，能够唤起读者对于渚葛亮一生的联想。“三顾”句令人想起三顾茅庐和隆中决策，“两朝”句与“出师”句更令人怀念诸葛亮辅佐先主刘备、后主刘禅两朝，取两川、建蜀汉， 白帝托孤、六出祁山和病死五丈原等等感人事迹。这与一般抽象议论绝然不同，是既能寄托作者感情、又能启发读者激情的诗化的议论。从全诗抒情层次来讲。“天下计”推崇其匡时雄略，“老臣心”赞扬其报国忠忱。老杜本人的忧国之心也隐隐然寄托其中。有这两句的沉挚悲壮，末联再作痛心酸鼻的哀哭之语，才显得全篇精神振起，有震撼人心的巨大力量。末联二句，道出千古失意英雄的同感。唐代永贞革新的首领王叔文、宋代民族英雄宗泽等人在事业失败时都愤然诵此二语，可见这首诗思想内容与艺术技巧所铸成的悲剧美是如何历久不衰了。[2]

【赏析四】

律诗由“起”、“颔”、“颈”、“结”四联组成。这首诗的“起联”两句一问一答，貌似平常，实则不然。这里，诗人以近乎口语化的诗句点出了武侯祠堂的地理位置和古柏森森的自然环境，其间一个“寻”字妙笔天成，使得一问一答两相连属，恰如其分地道出了诗人急欲瞻仰武侯祠堂的情不可耐的心绪，这一方面暗示出杜甫与诸葛亮虽不同世却思想相通，另一方面也替后面的赞颂、痛惜之辞预为伏笔，使得全诗和谐统一，首尾相衔。李重华《贞一斋诗话》说：“作诗善用赋笔，惟杜老为然。其间微婉顿挫，总非平直。”杜甫的这首《蜀相》的开头，可以说是比较典型地体现了诗人善用赋笔而又切忌平直的特点。
如果说，“起联”两句还是从总领通篇的角度由全貌着笔作概括叙写的话，那么，“颔联”两句则进而把“镜头”转向武侯祠庙周围景物的细部。“映阶碧草”、“隔叶黄鹏”仿佛是两个特写镜头，一在渲染“春色”之怡目，一在强调“好音”之悦耳。然而，诗人用了一个“自”字，一个“空”字，含蓄地表达了他对这些景物的与众不同的特殊感受——盎然春意固然是美好诱人的，可是，丞相祠庙却是如此寂寥冷清，悄然而无人迹，只有诗人形只影单而来，孤寂伤怀而返。难道说，武侯已经被世人遗忘了吗？不难看出，在“颔联”两句里，诗人句句写景，却字字含情，诗行中寓静于动，寄情于景，婉转地流露出因国家分裂而悲怆伤怀以及亟盼早日平叛实现统一的情绪。真可谓“情融乎内而深且长，景耀于外而远且大”（谢榛《四溟诗话》）。
“颈联”两句，诗人笔锋一转，胸臆直泄，以高度凝炼、警策的语言概括了诸葛亮一生的生活际遇、政治理想和辅国功业。诸葛亮隐居隆中（今湖北襄樊城西）时，刘备三顾茅庐，于公元207年，同他商讨天下大计。出山后，诸葛亮先是辅佐刘备开创基业；刘备死后，他又匡济危难，扶佐后主刘禅。这就是所谓“两朝开济”。诸葛亮可以说是殚精竭虑，忠贞不渝，尽了“老臣”之心。当然，艺术的概括是不能同科学的、历史的评价相提并论的。但是，透过诗人的饱含深情的诗句，读者不仅可以了解诸葛亮这位“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的丞相的一生的事业，以及他对后人的感召力量，而且能够感知诗人对他的钦羡仰慕之情。这一联与前一联一样，属对工致，沉郁顿挫。遣辞虽不藻丽，却行文壮阔，潇洒飘逸，可与诗人另一首写诸葛亮的诗《八阵图》中的“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二句联璧生辉。
假若诗意仅此而已，或许还难以收到激动人心的艺术效果和取得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前人说，“诗贵有眼”。“结联”两句是全诗的点睛之笔，可谓《蜀相》的“诗眼”。“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这已经超出一般的凭吊和拜谒之辞。据《三国志·诸葛亮传》载：诸葛亮于建兴十二年（234年）春，出兵伐魏，在渭水南五丈原（今陕西郿县西南）与魏军相持百余日后，于当年八月在军中抱憾病逝。武侯壮志未酬而身先亡，诗人饱经丧乱而屡失意，经历虽各有不同，可是就未能实现自己的抱负这一点来说，他们个人的命运是颇有相似之处的。正因为如此。诗人落笔沉挚，力透纸背，写得苍凉悲壮，催人下泪。可见，千百年来，人们习惯于用这警句一般的诗行对赍志而殁的仁人志士寄予痛惜与同情是不无道理的。《蜀相》是杜甫的名篇之一，对于壮志未酬者，它既是颂辞，又是挽歌。唐代诗人刘禹锡说：“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驰可以役万里，工于诗者能之。”《蜀相》一诗囊括历史，融汇古今，语言凝炼而内涵丰富。如果把刘禹锡的话用来评《蜀相》，杜甫是当之无愧的。[3]

【赏析一】
题曰“蜀相”，而不曰“诸葛祠”，可知老杜此诗意在人而不在祠。然而诗又分明自祠写起。何也？盖人物千古，莫可亲承；庙貌数楹，临风结想。因武侯祠庙而思蜀相，亦理之必然。但在学诗者，虚实宾主之间，诗笔文情之妙，人则祠乎？祠岂人耶？看他如何着墨，于此玩索，宜有会心。
开头一句，以问引起。祠堂何处？锦官城外，数里之遥，远远望去，早见翠柏成林，好一片葱葱郁郁，气象不凡——那就是诸葛武侯祠所在了。这首一联，开门见山，洒洒落落，而两句又一问一答，自开自合。
接下去，老杜便写到映阶草碧，隔叶禽鸣。
有人说，那首联是起，此颔联是承，章法井然。不错。又有人说，从城外森森，到阶前碧色，迤迤逦逦，自远望而及近观，由寻途遂至入庙，笔路最清。也不错。不过，倘若仅仅如此，谁个不能？老杜又在何处呢？有人说，既然说诗人意在人而不在祠，那他为何八句中为碧草黄鹂，映阶隔叶就费去了两句？此岂不是正写祠堂之景？可知意不在祠的说法不确。又有人说，杜意在人在祠，无须多论，只是律诗幅短，最要精整，他在此题下，竟然设此二句，既无必要，也不精彩；至少是写走了，岂不是老杜的一处败笔？
著名学者周汝昌认为上述的质疑完全错了。他说：莫拿八股时文的眼光去衡量杜子美。要是句句切题，或是写成不啻一篇孔明传。谅他又有何难。如今他并不如彼。道理定然有在。须看他，上句一个“自”字，下句一个“空”字。此二字适为拗格，即自字本应平声，今故作仄；空本应仄声，今故作平。彼此互易，声调上有一种变换美。吾辈学诗之人，断不能于此等处失去心眼。
且说老杜风尘澒洞，流落西南，在锦城定居之后，大约头一件事就是走谒武侯祠庙。“丞相祠堂何处寻？”从写法上说，是开门见山，更不迂曲；从心情说，祠堂何处，向往久矣！当日这位老诗人，怀着一腔崇仰钦慕之情，问路寻途，奔到了祠堂之地，他既到之后，一不观赏殿宇巍巍，二不瞻仰塑像凛凛，他“首先”注意的却是阶前的碧草，叶外的黄鹂！这是什么情理？
要知道，老杜此行，不是旅游，入祠以后，殿宇之巍巍，塑像之凛凛，他和普通人一样，自然也是看过了的。不过到他写诗之时，他感情上要写的绝不是这些形迹的外观。他要写的是内心的感受。写景云云，已是活句死参；更何况他本来真写祠堂之景？换言之，他正是看完了殿宇之巍巍，塑像之凛凛，使得他百感中来，万端交集，然后才越发觉察到满院萋萋碧草，寂寞之心难言；才越发感受到数声呖呖黄鹂，荒凉之境无限。在这里，你才看到一位老诗人，独自一个，满怀心事，徘徊瞻眺于武侯祠庙之间。没有这一联两句，诗人何往？诗心安在？只因又了这一联两句，才读得出下面的腹联所说的三顾频烦，两朝开济，一方面是知人善任，终始不渝；一方面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方面付托之重，一方面图报之诚：这一切，老杜不知想过了几千百回，只是到面对着古庙荒庭，这才写出了诸葛亮的心境，字字千钧之重。莫说古人只讲一个“士为知己者死”，难道诗人所理解的天下之计，果真是指刘氏子孙万世皇基不成？老臣之心，岂不也怀着华夏河山，苍生水火？一生志业，六出祁山，五丈原头，秋风瑟瑟，大星遽陨，百姓失声------想到此间，那阶前林下徘徊的诗人老杜，不禁丸澜被面，老泪纵横了。
庭草自春，何关人事；新莺空啭，秪意伤情。老杜一片诗心，全在此处凝结，如何却说他是败笔？就是过渡云云，周汝昌先生认为也还是只知正笔是文的错觉。
有人问：长使英雄泪满襟袖的英雄，所指何人？答曰：是指千古的仁人志士，为国为民，大智大勇者是，莫作跃马横枪，拿刀动斧之类的简单解释。老杜一生，许身稷契，志在匡国，亦英雄之人也。说此句实包诗人自身而言，方得其实。然而，老杜又绝不是单指个人。心念武侯，高山仰止，也正是寄希望于当世的良相之材。他之所怀者大，所感者深，以是之故，天下后世，凡读他此篇的，无不流涕，岂偶然哉！[1]

【赏析二】

《蜀相》是我国唐代伟大诗人杜甫七律中的名作。
公元221年，刘备在成都称帝，国号汉，任命诸葛亮为丞相，蜀相的意思是蜀汉国的丞相，诗题“蜀相”，写的就是诸葛亮。
诸葛亮是三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曾经为刘备制定了一系列统一天下的方针、策略，辅佐刘备振兴汉室，建立了蜀汉政权，形成了与曹魏、孙吴三足鼎立的局面。刘备去世后，诸葛亮又辅佐他的儿子刘禅，多次出师北伐中原，因身心交瘁，积劳成疾，最后死于军中，实现了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铿锵誓言，赢得了后世人们的景仰和推崇。
杜甫虽然怀有“致君尧舜”的政治理想，但他仕途坎坷，抱负无法施展。他写《蜀相》这首诗时，安史之乱还没有平息。目睹国势艰危，生民涂炭，而自身又请缨无路，报国无门，因此对开创基业、挽救时局的诸葛亮，无限仰慕，备加敬重。
唐肃宗乾元二年（759年）十二月，杜甫结束了为时四年的寓居秦州、同谷（今甘肃省成县）的颠沛流离的生活，到了成都，在朋友的资助下，定居在浣花溪畔。第二年（唐肃宗上元元年，760年）的春天，他探访了诸葛武侯祠，写下了这首感人肺腑的千古绝唱。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
“丞相祠堂”，今称武侯祠，在成都市南郊。成都是三国时期汉国的都城，诸葛亮在这里主持国政二十余年，立下了勋业。晋代李雄在成都称王时为他建立了祠堂。后来桓温平蜀，成都遭到了很大的破坏，只有武侯祠完整无损。“锦官城”，是古代成都的别称。成都产蜀锦，古代曾经设有专门的官员管理，他们住在成都的少城（成都旧有大城、少城），所以又称成都为锦官城、锦城或锦里。另一种说法是因为成都地近锦江，这里山川明丽，美如绣锦，因而得名。“森森”，是形容柏树长得高大而茂密。据《儒林公议》、《太平寰宇记》等书记载，武侯祠前有大柏树，相传是诸葛亮亲手栽种。
这首联两句，前一句“丞相祠堂何处寻”是自问。这里不称“蜀相”，而用“丞相”二字，使人感到非常亲切。特别是其中的“寻”字，表明此行是有目的的专程来访，而不是漫不经心地信步由之；又因杜甫初到成都，地理不熟，环境生疏，所以才下了这样一个“寻”字。这个寻字有着丰富的含义，它还有力地表现出杜甫对诸葛亮的强烈景仰和缅怀之情，并因人而及物，同时也表明丞相祠堂是诗人渴望已久、很想瞻仰的地方。后一句“锦官城外柏森森”自答。这是诗人望中所得的景象，写的是丞相祠堂的外景，点明祠堂的所在地，用来呼应前一句。“柏森森”三个字还渲染了一种安谧、肃穆的气氛。这两句直承“蜀相”的诗题，起得很得势，用的是记叙兼描述的笔墨。
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
“映阶”，映照着台阶。古代的祠庙都有庭院和殿堂。人们要进入殿堂，要拾级而上。“好音”，悦耳的声音，形容鸟的叫声好听，这里指鸟鸣。
这颔联两句，有如特写镜头，由远写到近，从祠堂的外部说到祠堂的内部，写的是丞相祠堂的内景。“映阶碧草自春色”，是承接第一句的丞相祠堂。碧草映阶，足见草深，表明祠堂缺人管理和修葺，游人也很少来到这里。“隔叶黄鹂空好音”，是承接第二句的古柏森森。黄鹂隔叶，足见树茂；黄鹂空作好音，表明武侯呕心沥血所缔造的一团糟，已被后人遗忘。这两句诗衬托出了祠堂的荒凉冷落，并含有诗人感物思人、追怀先哲的情味。它同时还含有碧草与黄鹂并不理解人事的变迁和朝代的更替这一层意思。特别是诗句中的“空”和“自”两个字的巧妙运用，使这一联的含义更加丰富。对于这两句，杜诗的评注者们有的认为是写景，有的认为是“真正抒情，而非实在写景”，这两种说法当然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更确切些说，应当把这两句看成是“景语含情，情语寓景”。这正如宋代范晞文在《对床夜语》一书中所说的“情景相融而莫分也”。这样的例子在杜诗中是屡见不鲜的。如杜甫在夔州时所写的《武侯庙》一诗，开篇两句：“遗庙丹青落，空山草木长。”写出了庙外景色的荒芜，寄托着诗人对诸葛武侯身后凄凉的哀惋，就是生动的一例。清代王夫之在《姜斋诗话》中说“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分。神于诗者，妙合无限。巧者则有情中景，景中情。”杜甫的写景抒情诗句，可以说是真正达到了这种境地。
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三顾”，这里指诸葛亮在南阳隐居是，刘备三次登门拜访的事。诸葛亮《出师表》上说：“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频烦”，多次地烦劳。另一说见清代汪师韩的《诗学纂闻》，汪师韩认为“频烦”是唐代俗语，意思与“郑重”差不多。“天下计”，是指统一天下的谋略。具体地说，这里指诸葛亮所制定的以荆州、益州为基地，整饬内政，东联孙权，北搞曹操，而后统一天下的策略。“两朝”，指蜀先主刘备和后主刘禅两代。“开济”，“开”指帮助刘备开创基业；“济”是指辅佐刘禅匡济艰危。“济”，有完成的意思，也可以解释为守成、成了事业。“老臣心”，指诸葛亮尽忠蜀汉，不遗余力，死而后已的精神。
这颈联两句写得格外厚重，含义十分丰富，既生动地表达出诸葛武侯的雄才大略、报国苦衷和生平业绩，也生动地表现出他忠贞不渝、坚毅不拔的精神品格。同时还郑重地道出诗人所以景仰诸葛武侯的缘由。因为这一联是全首诗的重点和核心，所以诗人从开篇起便暗运斧斤，不断蓄势，一路盘旋，到此才着力点明，并用了浓重的笔墨。这也正合乎律诗中间二联“宜乎一浓一淡”的写作法则。这一联同时还是杜甫以议论入诗的范例。本来，以抒情为主是诗歌的显著特征，一般并不夹有议论。但是杜甫在这方面却打破了常规，而常以议论入诗，这不仅使他的诗歌内容有了特色，还体现了杜诗的一种技巧。清代沈德潜曾经说过：“人谓诗主性情，不主议论。似也，而亦不尽然。 ……但议论须带情韵以行。”杜诗的议论正由于有情韵，不仅没有冲淡诗的气氛和完整形象，反而使诗的抒情气氛更为浓重，形象更为丰满。仇兆鳌说这两句诗写得“沉挚悲壮”；浦起龙认为这个联语“句法如兼金铸成，其贴切开侯；亦如镕金浑化。”都是很有见地的。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澿。
“出师”句指的是诸葛亮为了伐魏，曾经六出祁山的事。蜀汉后主建兴十二年（234年），他统率大军，后出斜谷，占据了五丈原，与司马懿隔着渭水相持了一百多天。八月，病死在军中。“英雄”，这里泛指，包括诗人自己在内的追怀诸葛亮的有志之士。
这尾联两句承接着五、六句，表现出诗人对诸葛亮献身精神的崇高景仰和对他事业未竟的痛惜心情。这两句诗是叙事兼抒情；再加上前面六句有力铺垫，使读者感到收束得既有精神，又有余味。清代王渔洋曾经说：“为诗结处总要健举。”沈德潜也认为“宕出远神”是诗歌结尾的一种好方法。所有这些妙处，都在本诗的结句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在我国古典诗歌中，凭吊古迹的作品非常多，有的人到一处名胜古迹，照例做一首诗，里面有没有感情呢？多少有一点，但谈不上深厚。人们说杜甫是抒情的好手，在凭吊古迹的诗中，虽然说的是古代的事，但也抒发了他内心的情感。《蜀相》就是很典型的例子。这首诗前半首写景，后半首抒情。前后两个部分以一个“自”字，一个 “空”字为纽带。诗人看到这样一个值得纪念的伟人的祠庙竟变得如此破落，荒凉，从而引起种种感慨。此诗看似抒发吊古之情，实际上也是作者抒发自己内心的感慨。

【赏析三】

古代诗歌跟古代散文一样，很讲究起承转合的章法。所谓“起承转收，一法也”。《蜀相》这首诗的第一、二句，紧扣诗题，写专程寻访丞相祠堂，这是“起”；第三、四两句，直承上文，写祠堂内的春色，这是“承”；第五、六句，推开一层，写对诸葛武侯评价，这是“转”；第七、八句，收束全诗，写对诸葛武侯的悼念，这是“ 合”。在短短的八句当中，有叙事，有写景，有议论，有抒情，笔墨淋漓，感情深挚，统体浑成，充分体现了杜诗“沉郁顿挫”的风格。
这首诗的另一个写作特点是：成功地写出了丞相祠堂的特定情境，准确地摄取了森森的古柏、映阶的春草和隔叶的黄鹂这些最能表现典型环境特征的景物，用来烘托一种寂静、肃穆的氛围，借以表达在这种氛围中诗人所产生的凭吊古人的特定心境。此外，诗句还具有非凡的概括力，这突出地表现在第五、六句对诸葛亮的为人和一生功业的表述上。
“李杜文章万丈高，就中诗律杜陵豪。”杜甫的律诗的确取得了他人难以企及的成就，尤其是夔州以后的诗作，更加成熟。他的律诗对仗工妥，用字精当，声音和谐。正如他自己所表白的那样，“晚节渐于诗律细”、“语不惊人死不休”。杜甫律诗的这些长处，读者在细读《蜀相》这首诗时，是能够领悟得出的。
这首诗是杜甫在漂泊西南时，为追怀诸葛亮所作。这首诗在艺术上颇具特色：一是抓住祠堂典型环境的特征，来渲染寂静、肃穆的气氛，把诗人对诸葛亮的怀念表现得十分真切。二是对诸葛亮的政治活动作概括的描述，勾画出了一个有为的政治家的形象。结尾两句，更从诸葛亮功业未遂留给后人无限怀念，表达了对诸葛亮的赞美和惋惜之情。这两句苍凉悲壮，是千古传诵的名句。
三国时蜀汉丞相诸葛亮力扶王室，志清宇内，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伟大形象，成为后世忠君爱国的士大夫们崇拜学习的榜样。每逢国家动荡之秋或偏安之时，总有一些诗人们将诸葛亮形诸笔墨，通过热切地呼唤英灵来寄寓自己希望当代英豪站出来平定天下的理想。杜甫此诗作于上元元年(760)初到成都之时。这时持续了五年之久的安史之乱尚未平定，国家命运仍在风雨飘摇之中，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杜甫到成都郊外的武侯祠去凭吊，写作此诗，自然不单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含有忧时忧国的深心的。读着这首诗，读者脑际浮现的，决不只是往古英雄诸葛亮的形象，还有抒情主人公伤时感事、叹息哭泣的荧荧泪光。这是一首感情极为浓烈的政治抒情诗，它的悼惜英雄、感伤时事的悲痛情绪渗透在每一句每一字之间，但表现手法却颇有奇特之处。它既不直言直抒，也不婉转托意，而是采取前半描写景物，后半纯乎用事与议论的办法，以写景时的心理活动线索开启出对于凭吊对象的精当评论，从中自然透发出诗人满腔的激情。
诗的前四句，描写祠堂之景，在描写中隐然流露出同样是忠君爱国者的杜甫对于诸葛亮的迫切仰慕之情。首联二句，自为问答，记祠堂之所在，但目的不是为了交代地理位置，而是为了寄寓感情，故用“何处寻”以显访庙吊古心思的急切。次联二句，写祠庙荒凉之景，“自”“空”两个虚字是此联之眼，其作用有二：一是感叹碧草娇莺无人赏玩，显出英雄长逝，遗迹荒落；二是惋惜连与英灵作伴的草木禽鸟不解人事代谢，不会凭吊那位伟大的古人。“自春色”“空好音”的叹息，流露出对诸葛亮的深沉悲痛。以此景中含情的描写，过渡到后半篇作者自己站出来对诸葛亮进行评论与哀悼，便显得前后紧密呼应，感情十分真挚强烈。宋代以后，有不少诗话家不主张诗中发议论，认为诗以不犯本位为高，议论便落言筌，不是诗的本色。明清有些论者，甚且以为老杜的包括《蜀相》在内的许多名篇是“纯乎议论”之作。这些评论并不恰当。诗既然要表达作者喜怒哀乐之情，就免不了有时要议论，问题不在于能不能议论，而在于议论得好不好，有没有分寸，是否有助于深化作者的感情和篇中的意境。
此诗后半的四句议论，就是可为后世诗人效法的成功范例。首先，这段议论从生动的写景中自然地引发出来，丝毫也不生硬枯燥，而是饱含情韵。既切合吟咏对象的形象内涵，又带着抒情主人公自己的强烈感情，它精辟而凝炼，将全篇的主题思想升华了。其次，议论中用的就是诸葛亮本人的故事，它们具有极高的概括性，本身便含有形象思维，能够唤起读者对于渚葛亮一生的联想。“三顾”句令人想起三顾茅庐和隆中决策，“两朝”句与“出师”句更令人怀念诸葛亮辅佐先主刘备、后主刘禅两朝，取两川、建蜀汉， 白帝托孤、六出祁山和病死五丈原等等感人事迹。这与一般抽象议论绝然不同，是既能寄托作者感情、又能启发读者激情的诗化的议论。从全诗抒情层次来讲。“天下计”推崇其匡时雄略，“老臣心”赞扬其报国忠忱。老杜本人的忧国之心也隐隐然寄托其中。有这两句的沉挚悲壮，末联再作痛心酸鼻的哀哭之语，才显得全篇精神振起，有震撼人心的巨大力量。末联二句，道出千古失意英雄的同感。唐代永贞革新的首领王叔文、宋代民族英雄宗泽等人在事业失败时都愤然诵此二语，可见这首诗思想内容与艺术技巧所铸成的悲剧美是如何历久不衰了。[2]

【赏析四】

律诗由“起”、“颔”、“颈”、“结”四联组成。这首诗的“起联”两句一问一答，貌似平常，实则不然。这里，诗人以近乎口语化的诗句点出了武侯祠堂的地理位置和古柏森森的自然环境，其间一个“寻”字妙笔天成，使得一问一答两相连属，恰如其分地道出了诗人急欲瞻仰武侯祠堂的情不可耐的心绪，这一方面暗示出杜甫与诸葛亮虽不同世却思想相通，另一方面也替后面的赞颂、痛惜之辞预为伏笔，使得全诗和谐统一，首尾相衔。李重华《贞一斋诗话》说：“作诗善用赋笔，惟杜老为然。其间微婉顿挫，总非平直。”杜甫的这首《蜀相》的开头，可以说是比较典型地体现了诗人善用赋笔而又切忌平直的特点。
如果说，“起联”两句还是从总领通篇的角度由全貌着笔作概括叙写的话，那么，“颔联”两句则进而把“镜头”转向武侯祠庙周围景物的细部。“映阶碧草”、“隔叶黄鹏”仿佛是两个特写镜头，一在渲染“春色”之怡目，一在强调“好音”之悦耳。然而，诗人用了一个“自”字，一个“空”字，含蓄地表达了他对这些景物的与众不同的特殊感受——盎然春意固然是美好诱人的，可是，丞相祠庙却是如此寂寥冷清，悄然而无人迹，只有诗人形只影单而来，孤寂伤怀而返。难道说，武侯已经被世人遗忘了吗？不难看出，在“颔联”两句里，诗人句句写景，却字字含情，诗行中寓静于动，寄情于景，婉转地流露出因国家分裂而悲怆伤怀以及亟盼早日平叛实现统一的情绪。真可谓“情融乎内而深且长，景耀于外而远且大”（谢榛《四溟诗话》）。
“颈联”两句，诗人笔锋一转，胸臆直泄，以高度凝炼、警策的语言概括了诸葛亮一生的生活际遇、政治理想和辅国功业。诸葛亮隐居隆中（今湖北襄樊城西）时，刘备三顾茅庐，于公元207年，同他商讨天下大计。出山后，诸葛亮先是辅佐刘备开创基业；刘备死后，他又匡济危难，扶佐后主刘禅。这就是所谓“两朝开济”。诸葛亮可以说是殚精竭虑，忠贞不渝，尽了“老臣”之心。当然，艺术的概括是不能同科学的、历史的评价相提并论的。但是，透过诗人的饱含深情的诗句，读者不仅可以了解诸葛亮这位“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的丞相的一生的事业，以及他对后人的感召力量，而且能够感知诗人对他的钦羡仰慕之情。这一联与前一联一样，属对工致，沉郁顿挫。遣辞虽不藻丽，却行文壮阔，潇洒飘逸，可与诗人另一首写诸葛亮的诗《八阵图》中的“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二句联璧生辉。
假若诗意仅此而已，或许还难以收到激动人心的艺术效果和取得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前人说，“诗贵有眼”。“结联”两句是全诗的点睛之笔，可谓《蜀相》的“诗眼”。“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这已经超出一般的凭吊和拜谒之辞。据《三国志·诸葛亮传》载：诸葛亮于建兴十二年（234年）春，出兵伐魏，在渭水南五丈原（今陕西郿县西南）与魏军相持百余日后，于当年八月在军中抱憾病逝。武侯壮志未酬而身先亡，诗人饱经丧乱而屡失意，经历虽各有不同，可是就未能实现自己的抱负这一点来说，他们个人的命运是颇有相似之处的。正因为如此。诗人落笔沉挚，力透纸背，写得苍凉悲壮，催人下泪。可见，千百年来，人们习惯于用这警句一般的诗行对赍志而殁的仁人志士寄予痛惜与同情是不无道理的。《蜀相》是杜甫的名篇之一，对于壮志未酬者，它既是颂辞，又是挽歌。唐代诗人刘禹锡说：“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驰可以役万里，工于诗者能之。”《蜀相》一诗囊括历史，融汇古今，语言凝炼而内涵丰富。如果把刘禹锡的话用来评《蜀相》，杜甫是当之无愧的。